方方的日记，为什么能引起这么大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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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录下这些细碎，是要告诉那些有罪的人们：不是只有死者和病人承受了灾难，我们所有的普通人，都在为这场人祸付出代价。”
——方方《封城日记·正月十二》
敢怒敢言
原本，方方打算在春节期间完成中篇小说，记录封城日记纯属意外。
1月23日，武汉正式封城，和留汉的900万人一样，她每天困于家里。百无聊赖下，曾合作过的编辑程永新给她打电话，建议可以写写“封城记”。
对于作家而言，写作是沉默的宣泄。
于是，自农历新年的第一天开始，方方每天都会更新一篇封城日记，早上刚睁眼，她会第一时间拿起手机，查看各界人士发来的消息，夹杂主观感受，完成当天日记。
不同于官方发布的疫情消息，方方的日记中，时而语调灰暗，谈民生问题与死去的人们；时而态度明朗，调侃被困在家的武汉人，锄禾日当午，睡觉好辛苦；时而情绪激烈，火药味十足。
谁也没想到，这些琐碎的日记会被近千万人关注，方方自己也很意外，向来读者小众的她非但没有沾沾自喜，反倒有种恐惧感。
最终支撑她写下去的是当地人的支持，有人留言：封城后，每天看了你的日记才能安心。
另一部分人则充满质疑，日记的信息来源不明，且调性负面，岂不是在传播焦虑？
方方的脾性不好惹，只要稍加了解便会知道。这次亦然，针对那些负面评论，年过花甲的方方姿态强硬。
愤怒时，她会以笔为剑地怼回去：武汉，今夜我不关心脑残，我只关心你。
冷静时，她又会苦口婆心地解释：一个人的记录，哪能成为标准化的产品？
方方的日记，仅仅是众多疫情声音中的一种，也正是这些不同的声音汇聚，才共同构成此次疫情里的种种侧面。
不论日记风波是非如何，最需要理清的是，私人日记本就夹杂大量主观感受，无法代替公共声音，更不可能有宏大叙事。
这段日子里，全国人民都认识到了方方的敢怒敢言。然而在疫情前，湖北人就早已知晓。
任职湖北作协主席期间，方方曾怒批鲁迅文学奖“重人情而轻文学”，引发激烈争论。事件发酵后，她反思自己行为不妥的同时，还加上一句“虽然这是事实。”
她又指名道姓点出诗人柳忠秧诗写得不好，为了得奖，还四处拉关系跑活动。柳忠秧一气之下将她告上法庭，成了文学官司史上著名的“方柳之争”。
期间，柳忠秧因突发心肌梗塞去世，方方也未曾停手。对柳忠秧的早逝表示惋惜后，她强调：
“这不是我跟柳忠秧的问题，是我跟法院的问题。我是争取我的批评权利。我要做给后面的人看，遇到这样的事情就是不能放弃。”
职称评选期间，她又举报诗人田禾正的职称评选不公，揭露文坛黑幕，导致此人刚到手的职称就被撤下。为此她还收过恐吓信，对方恶狠狠地称，想要割去她的鼻子，为自己出一口恶气。
方方非但不惧，反倒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在《我的质疑书》里写得明明白白。
说话坦率直白，路遇不平必定发声，这些举动会让方方被部分人推崇，也容易得罪另一部分人。
方方曾在文章中自我剖析：
我也认真思考过，是改变自己性格的难度大呢，还是扛住别人、尤其是上级的厌烦难度大？后来想，就算全世界的人都烦我，又怎么样？谁想烦就让他烦好了。
她坚持按照喜欢的方式去生活和说话。
非典型知识分子
方方的文坛成就斐然：前湖北省作协主席，多次获得国内文学大奖，与莫言、余华、苏童等知名作家并肩。
然而，在这些封城日记面世前，很多人甚至未曾听过她的名字。
2012年，崔永元曾去采访方方。
期间，她穿着棉布的格纹衬衫和黑裤子，姿态放松地倚在沙发上，看上去与人们刻板认知中的知识分子不太一样，没有张口闭口的阳春白雪，反倒亲切得像个邻家阿姨。
她说话时夹杂鄂中方言，引用比喻也平易近人。单看衣着语态，很难看出方方在当代文坛的地位——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也曾红遍大江南北，是汉派文学的代表人物。
崔永元问她，你写书时考虑哪些人会看吗？
或许每位作家都被问过这个问题，方方摇头否认，“观众趣味大体相同，文学的东西太个人化，无数的个人表达汇集在一起才有它的丰富。”
对于文学的追求与家庭有关，她出生在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原名汪芳。
曾外祖撰写过讨袁檄文，伯祖父是国学大师汪辟疆，父亲亦懂五国语言。年幼时，方方一家借住在美学家宗白华住处，真正地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可惜一切在动荡岁月化作泡影。
父亲在一夜之间变为被批斗的分子，他将头发剪得极短，避免批斗过程中被人揪住，又常常在家练习“坐飞机”，被架起双臂，弯着腰，又被揪着头发使目光向上。
方方年幼，坐在椅子上看父亲练习。那时还不知个中滋味。直到三十岁后，童年记忆浮出心头，她才懂了几分父亲的悲凉。
亲眼见证父辈的命运，让方方骨子里刻下悲观因素，“我看到个人的渺小和在命运面前的无望。”
十年动荡期间父亲离世，母亲身体孱弱，三个哥哥又在外地下乡，家中经济条件不好。方方此时刚满19，小姑娘有股狠劲儿，要自己扛起家庭的重担。
她瞒着家人，偷偷跑出去拉板车、扛大包，一扛就是四年。
原因很简单，普通人工资只有十八块，而做搬运工能拿到四十二块钱，那时这四十二块钱可以养活一家三口。
突然从纯粹知识分子的环境被拉到市井之中，方方的生理与心理均受极大冲击，每一秒都想逃离这种生活。
我们已经无法看到那个不到一米六的小姑娘，是如何扛起比自己还重的货物，却能从方方的诗中窥得其中艰辛：
我把浅黑的一寸宽的车胎皮拉绳，
勒在我宽阔的深褐色的肩膀上。
在手心里吐一口唾沫，
默默地拉起板车，
车上装着我沉甸甸的生活。
也是等到了一定年纪，方方才发现这四年的搬运工经历对人生有多重要。让她在后期写作中，对底层人物的心理刻画得格外透彻。
方方说，自己上过两轮大学，高中毕业后的四年搬运工经历是社会大学，武汉大学是专业大学，一个让她学到人生，一个让她学会思考。
考上武大之前，方方曾与几位旧日同窗回到高中母校，其他几位同学的职业是那时的热门工作，她只是一位搬运工。老师的差异对待让她清楚地认识到社会地位的分别：
“你的工作是搬运工，是拉板车、扛大包的人，老师作为知识分子，对这种人不会重看。”
这样的经历让方方比普通的知识分子更能理解劳苦大众，江湖气重，活得有韧性。那些历史上被遗忘与被忽略的小人物，是她书写时最常用的描摹对象。
同时，她也热心于社会公共事务的批判，怒斥如今官本位的学校里失去学术自由的空气，伪知识分子以对自己是否有利为标准行事。
在方方看来，文人必须背负着责任与义务——记录。她曾拿古代史官举例，哪怕史官被杀，下一个史官仍然得继续记：
“把这些不成熟的东西记下来，哪怕是经验、教训，也应该记录下来。无视是不行的。”
刚柔并济
迟子建见过三十岁的方方。
那是1985年时的匆匆一瞥，在迟子建的印象里，天气泛灰，分明是多年前的旧事，她却印象深刻。
昏暗的楼道里，方方穿了件艳色毛衣，手拿精致的黑皮包，头发微卷，在昏黑环境中显得格外明媚。
真正成为朋友却是十年后，方方说话幽默，笑起来时大大方方地露着牙齿。迟子建说，她脸上的红晕好似晚霞艳丽。
她的性格也如外貌一般，行事干练，风风火火，与生活在武汉的多数女性相似。
从地籍来看，方方算不上地道的武汉人，她的祖籍是江西，出生于南京，来到武汉只是因为父亲的工作调任。
南方生活惯了，最开始，一家人很难习惯武汉多变的天气与脾气火爆的当地人。
当她真正意识到自己融入武汉已是大学毕业，某次春节时离家北上，北方寒风凛冽，方方独自呆在旅馆，听着寒风呜呜地刮着窗，从未有过的乡愁涌上心头。
本世纪初，陈晓卿做纪录片《一个人和一座城市》，曾邀方方为武汉这座城市写撰稿词，在撰稿词里，方方坦言跟世界上很多城市相比，武汉并非宜人之地：
我喜欢它的理由只源于我自己的熟悉。把全世界的城市都放到我的面前，我却只熟悉它。就仿佛许多的人向你走来，在无数陌生的面孔中，只有一张脸笑盈盈地对着你，向你露出你熟悉的笑意。
这张脸是方方心中的武汉，也是世人心里的故乡。
武汉是九省通衢，盛行码头文化，当地人性格刚烈，往往心直口快。
武汉女人尤为如此。前阵子，武汉嫂子的灵魂汉骂上了热搜。视频中，一位武汉嫂子在微信群里大骂社区：
“你们在我们这里做了莫子撒？你把表列出来看，差火……”、“你就在那忽悠我们，我们买一袋米，还要买草纸，酱油买一堆，畜生！”
经过了解，原来该社区确实存在物资配送的管理问题，留言区里，外地网友惊呼，武汉话骂人真是痛快。
方方笔下书写过不少这样的女性角色，臂如《万箭穿心》里的李宝莉，性子泼辣，嘴不饶人，朝地上啐一口唾沫便骂“个xx养的”，但当丈夫离世后，她凭借瘦弱臂膀去当“扁担”（意为挑夫），才撑起整个门户。
李宝莉平时刻薄小气，每一分钱都算得清清楚楚，但当身边人真正遇上难事的时候，纵使处境再难，也会二话不说地慷慨解囊。
在方方眼里，武汉女人正是如此，刀子嘴豆腐心。刚到武汉可能觉得武汉人很凶，可当认识久了，便能在刚烈外表下发现柔情的一面。
公众视野里，著名的武汉女人还有李娜。有人说李娜的脾气太直率，意志坚强却极易燥怒。
方方是李娜的头号粉丝，当李娜赢球时，她会与有荣焉：瞧瞧我们的李娜，配上点赞的手势。哪怕李娜输球，方方依然力挺：赢了固然好，输了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方方对武汉女人的书写和对李娜的喜爱中，或许暗含几分惺惺相惜之意。
往日她引起的争议不必赘述，方方的直率，有时在外人看来不近人情。
某次诗会上，在场的老诗人非要让她发言，众人的目光投向她，方方说，“很多老诗人已经写不出诗来了，可他们还在使劲写，这是很悲哀的事；更悲哀的是，他们不知道他们的诗已经没人读了。”
那一次，她被人批了很久，此后的几年里，每当开会方方都不敢再发声。哪怕在她看来，她只是说了实话。
细究方方有些复杂，见过她的人都说她开朗豁达，可身为作家，方方的小说字里行间里又有遮掩不住的灰调与悲观。
写作本是孤独，处在一间屋子里，漫长地时间里与内心的声音对话，有时深思事物背后的复杂，会让她生出虚无之感。
但同时，每当与人交际，方方又愿意展露活跃兴奋的一面，不想给别人带来麻烦。
当年，迟子建描绘方方的明媚之外，曾联想到，或许她也有惆怅与忧伤的一面，而后，迟子建叹：
“好在她有一支笔确切地说是电脑，有开朗的性格，这一切会像遮住月亮的云彩，转瞬而逝。”
END
大学期间，方方常与武大同窗讨论文学问题，那时正值文学界在探讨文学的“缺德与歌德”，歌德意为歌颂，缺德则是指昧着良心，一味揭露社会黑暗面。
学生们的思考延伸得更长：
文学究竟能不能写黑暗面？能不能写爱情？能不能写悲剧？
在如今看来，答案毫无疑问，而在80年代初，这些问题却能让学子们争论得面红耳赤。
方方的答案是：有些问题你放在那里，时间会给你结果。
或许，这也是一系列争议的最佳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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