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作家刘子超：当一个孤独的中国人，来到被世界遗忘的角落
作者 | 笋思
十点人物志原创
一切同三十年前一样。
蓝色铁门，杨树林荫道，花园里的军官雕像。
一座苏联时期留下的军事疗养院，遗落在宛若马尔克斯笔下“礼拜二午后小镇”的边缘地带。
只需100元人民币，你可以在这栋四层公寓里拥有一间房，两张单人床，一张写字台，椅子倒扣在写字台上，就像暑假的教室。每层的公共卫生间在幽长走廊的尽头，而淋浴还需移步楼下。
餐厅，精确地说是食堂，提供一日三餐，就餐时间固定，每次一个小时。土豆酸黄瓜汤，加了芝士的意面，和两块小圆面包，没有菜单，没有酒水，所有人吃着一样的食物。
不出所料，房间的灯是坏的。但如果耐心等待，就能等到一位身穿工装背带裤、留着两撇小胡子的电工，他会很快换上新灯泡，并与你亲切握手，仿佛勃列日涅夫时代的电影中走出来的人物。
嘿，在这里还没见过中国人。“勃列日涅夫式”电工兴奋地对刘子超说。
时代的琥珀
刘子超。
36岁，北京人，北大中文系毕业，当过记者，现在是旅行文学作家——一项几乎“灭绝”的职业。作为罕见的东亚面孔，他闯入这个无精打采的“礼拜二午后小镇”，然后写下上述对小镇的描述。
塔姆加镇。
位于世界第二大高山湖泊——伊塞克湖的南岸，前苏联时期，人类第一位宇航员加加林从太空返回地球后，在此休养数月。如今它属于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吸引一些不那么富有的俄罗斯人前来度假。
吉尔吉斯斯坦。
与新疆接壤的中亚国家，中吉边境线延绵1000多公里，但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仅仅是把这个名字念对，就已经是一项难度颇高的挑战。
广袤的中亚。
除了吉尔吉斯斯坦，还有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世界上里海洋最远的地方。过去几年里，刘子超6次深入这片中亚腹地，穿越人迹罕至的高原山谷，追寻咸海快速萎缩的湖岸线，探险前苏联秘密核试验场……
一位孤独的旅人，替我们拜访陌生的邻居。
在不便出门的2020年，刘子超把他的旅途见闻汇总成册，写出一本22万字的《失落的卫星：深入中亚大陆的旅程》，很快收获学界的一片赞叹。
许知远称他是“这一代人中最杰出的游记作家”，自己也写游记的历史学家罗新则评价这本书，“为今后的旅行写作树立起标杆”。
倒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天才。
2010年夏天，还在当记者的刘子超来到新疆霍尔果斯。中国通往哈萨克斯坦的口岸城市，国门附近等待通关的卡车排起长龙，他循着队伍的方向眺望远方，天空终止于白雪覆盖的天山之巅。
他问司机师傅将前往何方——阿拉木图，又名苹果城。刘子超忽然着迷。
第二年，他在北京结识一位乌兹别克大使馆的朋友，对方突发奇想，安排刘子超和其他两家媒体记者去乌兹别克斯坦考察采风，机票、住宿、行程全部由官方包下。
这就是他的第一次中亚之行。游览名胜古迹，导游贴身讲解，三个中国记者在他乡高谈阔论国内新闻，交流业务。半个月后回国，坐到写字桌前，怎么也写不出来。
中亚的故事太过厚重，作为世界的十字路口，它在历史上被不同的文明征服和塑造，刘子超不知该把这个复杂而陌生的异域，置于何种语境之下书写。好在那位大使馆的官员也突然消失了踪影，让他免于被催稿的困扰。
就这样又过了几年，2016年，刘子超辞职成为自由职业者，他重新拾起这段经历，带着想写点东西的念头，再次前往中亚大陆。
他终于来到阿拉木图，没有满街的苹果树，只有整齐划一的苏式建筑和一排排白杨。老式公交车缓缓驶过，上面坐着哈萨克人、鞑靼人、俄罗斯人，还有被斯大林迁徙至此的朝鲜人，他们都说俄语，面无表情。
他明白了，要书写现代的中亚，终究要放在苏联的历史框架里去谈。
书名叫“失落的卫星”，寓意着曾经超级大国的一部分、世界的中心，如何迅速分崩离析，并在此后30年的全球化进程里，被抛弃和遗忘，如同一颗迷失方向的卫星。
“我迷恋这种挣扎、寻觅的失重状态，而这种迷恋最终又转化为理解历史潮流的渴望——不管愿意与否，我们一直被这种潮流裹挟着前进。”刘子超说。
他笔下的中亚，大部分时候如同“礼拜二午后小镇”上的军事疗养院，时钟指针停止在30年的某一刻。
刘子超用了一个浪漫的词来形容：时代的琥珀。
而隔壁高速运转的我们，浑然不知。
被困住的
陌生与好奇是双向的。对中亚的当地人来说，刘子超的出现是一种独特的异域景观。
还是在伊塞克湖畔，败落的旅游小镇乔尔蓬阿塔，两个比基尼女人冲他大喊：
“你，中国人？过来！过来！”
红发女郎和黑发女郎，正在沙滩上喝酒，看上去百无聊赖。刘子超真的走了过去，发现周身已有两个喝空的啤酒瓶和一个白兰地酒瓶。
“呲”的一声，红发女郎拧开刘子超带来的一瓶两升装啤酒，用一次性塑料杯为他倒上，然后也为自己倒上。一杯一杯下肚，她们讲起自己的故事：
无非是两个失落者的故事。她们是出生于此的俄罗斯人，小学时遇上苏联解体，同胞们大批大批回国，整个伊塞克湖区只剩不到2000个俄罗斯人，她们是这不走运的两千分之二。
也不是没见过外面的世界，年轻时去俄罗斯的大城市打工，当服务员，但不管怎样，总归还是回来了，在镇上找到份工作。
红发女郎离了婚，儿子长到十几岁，“他是特别棒的男子汉”，她把这句话重复了三遍。看得出来，儿子是她为数不多的希望。
更多的故事被湖区常见的阵雨打断，两位女郎力邀刘子超共进晚餐。载着三人去镇上高档餐厅的黑车在女郎家楼下短暂停留，那是两栋破败的筒子楼，趁二人上楼换衣化妆的间隙，吉尔吉斯司机突然对刘子超说：
“你带她们吃点好吃的，她们什么都肯干。”然后比出一个下流手势。
刘子超以一声干笑作为回应。而这场“艳遇”的结尾，两位女郎与餐厅里的招待串通，让刘子超付了一大笔钱。
她们不知道，刘子超其实看得懂账单。他没有生气，反而感到一种水落石出的轻松。走出餐厅，两位女郎又请求刘子超买了两瓶啤酒，终于感到不虚此行。
“我们喜欢中国人！”她们半醉着坐进刘子超拦下的黑车，继续补充，“我们不为了钱。”
刘子超没有上车，看着她们和汽车的光影，一齐消失于小镇的夜色中。
读《失落的卫星》，里面还有许多诸如此类的异域见闻。
“外国人”身份带有天然的魅惑，自称社交笨拙的刘子超，比起早年间在国内做记者时常遭遇对方的戒心，反而能在中亚获得更多进入陌生人世界的机会。
被困在这里的人太多了，他们需要刘子超这样域外的过客，充当安全的倾诉对象。
留着小胡子的青年作家阿拜出生于苏联解体后，他只写西方人爱看的吉尔吉斯故事，因为觉得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被“国际文坛”看见。
他的理想是夺得诺贝尔文学奖，并已经总结出一套得奖方法论。他不无得意地告诫同为作家的刘子超：
“你一定要记住，如果你想得诺奖，那你千万不能抨击绿色和平，更不能抨击LGBT。”
有些困惑是年轻人的特权。
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的街头，一个塔吉克小伙拦住刘子超，开始大倒苦水。
他说自己刚和女朋友分手，因为女朋友即将去美国投奔叔叔。为了赌气，他开始学中文，给自己取中文名叫“幸运”，想去中国留学，赚钱，出人头地。
他的口头禅是：“我被困在这里了，哥！”
一些虚无的情绪在城市年轻人群体中蔓延，但好在中亚幅员辽阔，尚未传染至偏僻之地。
最后一次去哈萨克斯坦，刘子超来到边境之城塞米伊，1949年，苏联在城西160公里的大草原上开辟秘密核试验场。
他花重金钱前来参观核爆点，由一位军人和一位讲解员引路。曾经拥有四万多名科学家和军事人才的小镇库尔恰托夫濒临荒芜，在参观完回程的路上，刘子超随口问起讲解员：
“这里过去拥有那么多科学家，那么多知性活力，可现在人口锐减，日渐衰落。你怎么看待这种情况？”
没料想遭到讲解员激动的反驳：
“谁告诉你库尔恰托夫日渐衰落了？政府会确保这里一直繁荣下去。”
这之后，他们没有再说一句话。
回国之后，刘子超跟进过这些故事中人的近况：
文学青年阿拜结了婚，生了儿子，社交平台上的头像换成了他的大胖小子。他在等着疫情过去，可能去俄罗斯做点生意。再也没提写作的事。
“幸运”幸运地通过了汉语考试，拿到了中国一所大学的奖学金。他有了新的烦恼，想着如何才能留在中国。
伊塞克湖畔的女郎无从再觅。但她们的未来乏善到谁都能猜到——或许如她所愿，儿子带她搬去了俄罗斯定居，也或许，她们还日复一日地坐在湖边，伺机着下一个愿意喝酒的外国人。
陆上的海明威
那么，一个中国人写的中亚见闻，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去年9月，刘子超先于这本书完成的《乌兹别克斯坦：寻找中亚的失落之心》一文，获得第一届“全球真实故事奖”特别关注奖。
总结获奖的意义，刘子超觉得，这代表着非西方作家写的异域经验，终于能够进入全球的视野中。在过去，书写“他者”的权力，向来属于西方作家。
“这说明了世界潮流的某种转向，我们中国作家提供的世界经验，可能会变得越来越重要。我觉得这是好事，应该把视野放大，做世界的观察者。”
抛开宏观层面的意义，旅行文学是刘子超自我实现的方式。
他高中时就想当作家了。学生时代，他大量阅读名家著作，一篇模仿乔伊斯写的作品投稿新概念大赛，最终入选二等奖，惜败于郭敬明和郝景芳。
母校北师大二附中文科班的文学氛围浓厚，同学们自费出版作品集，取名《离海不远》，可以算得上刘子超的第一部作品。
仿佛某种命运的暗号，他那时想不到，多年以后，他写了一本“离海最远”的书。
文学梦没有随着少年时代的过去而有过一丝消退。后来他考入北大中文系，加入文学社，在学校BBS上写诗歌写小说。他听从偶像海明威的建议，每天写1500字就停笔，以便在第二天可以立刻接下去写。
海明威对年轻人还有一个建议——如果你想当作家的话，先当几年记者是很好的选择。毕业之后，刘子超进入南方报业当记者，第一篇报道就拿了报社里的好稿奖。
写作之路似乎一路顺风顺水，但每当采访完一个文化名人，他总忍不住反问自己，我自己的作品在哪里？
2012年，迷茫的刘子超辞职离开媒体行业，申请到一个交流项目，得以在欧洲待三个月。这期间他独自在中欧十几个城市里穿行，回国之后按每天1500字的速度，两个月写成6万字的游记，成为他第一本旅行作品《午夜降临前抵达》的前半部分。
第一本书卖了近4万册，好评很多，没赚到多少钱。但旅行文学的方向自己感兴趣，也能写得好，他多年来的困惑终于得到解答，“我就姑且把自己当成作家了吧。”
刘子超满世界跑的这几年，国内媒体行业剧烈变化。传统媒体肉眼可见地一年比一年不景气，他以前的同事有的转行做赚钱更多的公关，有的跑去创业，几轮融资下来已经财务自由。
说内心没有波澜是假的，有段时间，刘子超会故意躲避一些同龄人聚会的场合，以免谈及一些话题时，止不住地引发焦虑。
后来又是自己想通了：
“我就问自己，假如你已经财务自由了，那你想干嘛？我还是想去写一些东西。既然自由之后还是想做这件事，既然现在也没饿死，那干嘛不现在就去做？”
人们总把人生比作逆旅，无非都是修行悟道的过程。如此看来，以旅行为事业的刘子超，也是一个善于同自我和解的人。
他说起中亚旅途中最愉悦的一个瞬间，是在瓦罕山谷看到了玄奘取经途中写过的佛塔。
当他抵达时，佛塔早已坍塌，玄奘见过的佛像、华盖、珍宝，都不复存在——这里也不再是佛教的世界。
沧海桑田变换，惟有站在佛塔边上俯瞰山谷，对面兴都库什雪山的风景依旧。
一切同1300多年前一样。
文中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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