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莹颖失踪3年，她的爸妈还在等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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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三年过去，凶手已被擒获，法院结束审判，对旁观者而言，章莹颖案已经结束了。
但一个重要的事实是，章莹颖始终没有被找到，她的家人也没有收到过任何道歉和赔偿。
一个曾经充满希望的家庭承担了无理的剥夺、纯粹的失去，却没有一个“解决”可供他们消化这个巨大的创伤，他们的生活陷入了困顿之中。
撰文丨姚璐
编辑 | 王天挺
来源 | 谷雨实验室-腾讯新闻
莹颖是有在还是没有在？
家里的四楼生了跳蚤。细细的、黑黑的虫子像雾一样，跳上挽起裤脚的腿时不知不觉。等到发现，腿上已经是痛痒、红肿的包。章荣高在四楼的房间里坐下，一边说，是一只野猫在屋顶上生了小猫，又带着小猫走了。
因为糖尿病和长年累月的失眠，他的脸浮肿着。房间里的杀虫药味刺鼻，跳蚤却禁而不绝，他还是在这里坐着，脸上是木然的神情，烟一根接一根地点起来。
在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这栋破旧的小楼里，四楼是晾晒衣服、养鸡养兔的地方，一间小阁楼只容得下单人床、衣柜和书桌，但这里安静。
过去，章家的女儿莹颖，就是在这个简陋的阁楼里埋头苦读，从一个出身农村的底层家庭，进入中山大学、北京大学，然后是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直到2017年6月9日，她失踪了。
去美国找女儿又回来后，章荣高就住在这里。三年过去了，他被永久地剥夺了安睡的权利。强烈的煎熬下，他只能在极度疲惫时——通常是凌晨两三点——睡一两个小时，然后就会醒来。
我联系他是一个晚上，快十一点，小城已经渐渐熄灭灯火，我客气地问他，忙不忙？他的回答是，忙什么呢，每天都在发呆啊。
白天，他在一家电力公司做司机兼门卫。妻子叶丽凤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她也会上到四楼这个房间里来。这是唯一留有女儿痕迹的地方，里面是章莹颖从小到大的书籍、照片、纪念册、从美国带回来的吉他。等章荣高下班回来，会看到房间里那些擦过眼泪的纸巾。这些纸巾又留着，用来擦地上的灰尘。
“你很像我莹颖。”这是叶丽凤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她慢慢地走过来，因为常年腰痛，走路时重心有轻微的偏移。她抬起头，眼睛里有一种极哀伤的神色。章荣高说，她总是跟相似年龄的女孩子这样说，“头脑受到很大的刺激”。
夫妻俩都用“我莹颖”来称呼自己的女儿。叶丽凤不识字，但她的叙述细密而动人。“孩子啊”，她这样称呼我。她一个人在路上走时，会抬头看天空，会想，莹颖会不会在天上看着，知不知道我在走路呢？
她想到莹颖出事的时候——因为不识字，没有人告诉她莹颖受害的真实情境——但她会想，莹颖会不会叫着“救命啊，救命啊”，想到这她就心碎了，“我的莹颖，真不能想象”。
三年过去，章莹颖始终没有被找到，甚至没有托梦来。直到今年夏天的一个下午，叶丽凤第一次梦见了女儿。她梦见女儿回家，在楼下喊，“老爸——老爸”。
过去女儿就是这样的，她是个开朗的孩子，放学回家了，有时候会没大没小地喊“章荣高开门”，爸爸佯装生气不理，她又喊，“老爸——老爸”。
一模一样的情境重现在梦中，女儿“小小声、唱歌很好听”的声音在喊，叶丽凤一下惊醒过来，立刻打电话给章荣高。
这个梦搅乱了夫妇俩的心绪。
内心深处，叶丽凤仍然固执地相信，女儿还在这个世界上。她总是想，凶手和莹颖没有仇恨，是不是只是把莹颖绑架了？卖掉了？他是不是缺钱？是不是有一天，她会想到办法挣脱，能够再回来？
她看着我，用非常认真的语气描述了这个梦，然后问，“这样的情况（莹颖）是有在还是没有在？”
而章荣高在听了这个梦之后，“半个月我都一句话不讲”。找不到女儿，凶手没有道歉，学校不愿赔偿，还没有讨得公道，但却已经无路可走，“我女儿又在那里叫”。
坏消息仍在传来
章荣高的手机屏保是女儿的照片。章莹颖穿着白衬衫、戴着眼镜，像她每一张照片一样，露出灿烂的笑容。很多时候，章荣高都会把手机举到眼前，定定地看着。叶丽凤看了难受，劝他换掉。他拒绝了，“不会换的，背景（即使）换了，她的长相也不会忘记”。
“莹颖就是我的生命，莹颖走了我肯定也跟着她一起走。因为我没有保护好她。第一个接触的记者我就许下这个愿。”章荣高说，支撑自己走到今天的，是为了找到女儿、讨回公道。
从章莹颖失踪，宣告死亡，逮捕犯罪嫌疑人，将其判处终身监禁且不得假释，这个牵动人心的案件在2019年7月18日的宣判后逐渐归于沉寂，但坏消息仍在一个接一个地传来。
一家人的头等大事是找到莹颖，但从案发到现在，“连头发丝都没有见到”。凶手克里斯滕森被逮捕后，始终不愿意交代章莹颖的下落。直到2019年8月，其律师透露信息，克里斯滕森称将章莹颖的尸体置入三个垃圾袋，倒入公寓外垃圾桶。
调查显示，2017 年6月12日，凶手公寓外的垃圾在案发后被转运至一处私人垃圾填埋场，期间垃圾箱内物品被压缩至少2次，章莹颖的遗骸体积可能被压缩得小于一部手机。而当时垃圾填埋场使用区域的面积约为半个足球场，又有约 9 米的垃圾覆盖在包含遗骸的垃圾上。
章家找人接洽了检察官，希望检方牵头FBI、州警、校警继续搜寻。到去年11月份的时候，检察官给的答复是，搜寻很难继续，一方面是经费的问题，一方面是人手的问题。
章莹颖的男友侯霄霖判断，这并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觉得这个事情，可能性是非常小的，找到的可能性是困难的。
而且找到的这个事情对于他们本身的工作并没有直观的帮助，因为他们是检察官和警察，警察的任务是抓住犯人，检察官任务是指控犯人，找不找到人，其实对于他们来说无所谓，他们找到人只是为了满足家人的情感上需要。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找人是排在所有事情的前面的。”
章家人除了过年的时候在桌上多摆上一只碗，没有任何纪念女儿的方法。江歌妈妈曾经给章荣高打过电话，他们在电话里互相鼓励了一番。但在内心来讲，他觉得对方“人找到了”，虽然“心痛”，但有个交代。
家人也提告了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UIUC）的两名心理顾问，因为凶手克里斯滕森曾在案发前向UIUC心理咨询室的两名员工心理咨询，透露了其杀人的倾向和准备。但这一民事诉讼先在2019年末被联邦法院驳回，论点是罪犯的犯罪行为和学校雇员的失误没有直接联系。
重新提诉后，又在今年6月被伊利诺伊州地方法院驳回。最后一次民事诉讼事实上是徒劳的挣扎，律师转告章荣高，“从一开始我们就知道希望比较小，但总是要把能够尝试的途径都做到位”。
学校的冷酷让章荣高觉得不可接受，“这个社会，人类都不存在”。这之后，章荣高的情绪落入了谷底。
“打晕过去，就把她带到公寓，将她强奸了，卡她脖子……”夜深人静的时候，女儿的遇害过程在他脑子里嗡嗡乱转，“你说会不会气，多少痛苦”，“你叫我怎么放下来？”
戛然而止的希望
接到侯霄霖说莹颖失踪的电话时，章荣高正在浙江开长途货车。那时候他在电力公司做门卫，一家人已经见过侯霄霖，妻子叶丽凤问莹颖，打算什么时候结婚？莹颖做什么事情都很有把握，她告诉母亲，自己会先安排两家人在北京见面。
章荣高做门卫一个月工资只得2000多块，叶丽凤于是跟章荣高说，不如周末再出去跑车，每周可多挣几百，攒一点钱好准备去北京。坏消息传来时，车还没跑几趟。“这是命运吧？”叶丽凤回忆起这一切时这样说。
这个家庭一直被贫穷的阴影笼罩。
章荣高念过初中，从上世纪80年代起一直开货车维生，连日疲劳驾驶，常常一个月都回不了家。叶丽凤不识字，只能打打零工，扎纸花、或者帮人带孩子。
一家人唯一的资产是那栋占地75平米的四层小楼，这是上世纪90年代由岳父借款3.5万元给章荣高盖起来的，这笔钱之后一直没有偿还。
1990年后，章莹颖和弟弟章新阳接连出生，他们是农村户口，在城里念书要交择校费，章家一直捉襟见肘地生活。章荣高常年不在家，叶丽凤没有念过书，没有人可以辅导孩子，但章莹颖非常好学。
她从小就知道，上学要“读高价”，是不容易的。她从来不需要叫起床，不需要催着做作业，章荣高说，有次学校开家长会，有家长说老师不好，所以孩子的英语成绩不好。然后校长说，那怎么章莹颖次次考第一？章荣高说他听到这话时感到激动，眼泪都要出来了。
章莹颖是家里耀眼的存在。有一年学校让家长去发言，章荣高和叶丽凤都不愿意去，怕自己不会说话丢脸，让章莹颖去找念过高中的小姨。可是章莹颖说，一定要爸爸妈妈。叶丽凤记得，为了决定谁去，女儿让夫妻俩猜拳，“这么开心的女儿”。
在家里念书时，叶丽凤煮好鸡蛋送过去，她嘴上答应了，可是常常忘记吃，鸡蛋放在桌肚里，都馊了。到了上大学，还是这样，打电话要提前跟她预约，因为她要去图书馆。有一年回来，章莹颖告诉妈妈，自己因为顾不上吃饭，胃下垂了。
夫妻俩都是沉默寡言的人，儿子章新阳在青春期后变得叛逆，家庭的弥合剂是章莹颖。她和弟弟感情很好，姐弟俩经常聊天，她总是想着让弟弟再学门技术。寒暑假回来的时候，如果有空，她就召集一家人一起打牌，一家四口难得其乐融融。
大学时期，章莹颖曾经去贵州支教。回到家以后，她告诉母亲，自己的家庭相比之下已经很幸福了，山区的孩子常常吃干菜。叶丽凤说，那怎么办呢，我们也帮不了。莹颖告诉她，慢慢来，还有我在。
章荣高抱怨压力大，她劝慰父亲，“不要急，等我们长大”。开始在中科院客座学习、有了一点工资后，她给家里买了空调、微波炉，给弟弟买了鞋子。
叶丽凤觉得女儿读书太苦了，总是劝她不要再读了，当个老师，放假出去玩一玩，“喜欢她放松点，女孩子不要太累了”。但莹颖想在学术上做出一番成绩，放假在家时，她连散步都舍不得去，而是要去四楼的小房间里学习。
叶丽凤想和莹颖多相处，让莹颖晚上一定要和自己睡。莹颖总是学到很晚，那时叶丽凤都睡着了，但她会知道莹颖过来，她偷偷地掖开被子，钻到母亲身边。她一次又一次回想这个场景，女儿睡在身边，她最安心的时刻。
当女儿告诉自己要去美国时，像许多没有出过远门的母亲一样，叶丽凤感到的不是兴奋而是担忧。她去找人算了命，算命先生告诉她，去上学是可以的。她这才放下心。
小时候的莹颖黑黑瘦瘦，上了大学慢慢白了一些，也胖了一些，在叶丽凤的心里，女儿好看起来了。她嘱咐女儿说，衣服不要买太多，把脸涂黑一点。她本能地感到恐惧，认为女孩子出门在外要尽量不引人注目。
“当一个母亲，是不是从头这样子想过来”，叶丽凤躺在二楼的沙发上，反反复复地想女儿的一生，“你越善良的人就越命不长。但是我女儿的命太短了，对不对？”
这栋房子采光不好，昏暗的房间里，只有她的哭声。她和丈夫失去了生活的意志，有时候打起精神做饭，总忘记有没有放盐。章荣高在单位帮忙开车，但总是神思恍惚，看到红灯，却差点踩了油门。
单位组织了体检，章荣高肺部发炎、肾囊肿，甘油三酯和胆固醇也超标了。最严重的是糖尿病，但他不愿意吃药，“吃药也没意义，要吃一辈子”。
夫妻俩常常在夜晚走到附近公园的山上，“叫一叫，又不会打扰到别人”。走在路上的时候，看到流浪乞讨的人窝在角落里，叶丽凤会立刻把身上的钱掏出来给他。他们觉得，这有一天会是自己的命运。
从天空坠落的鸟
侯霄霖从没有在人前流过眼泪。章荣高说，只是在刚到美国寻找莹颖时，他们会听到他在房间里“打墙”。侯霄霖说，回想整个过程，“其实在每一个结点上，我都在努力地去争取一个好的结果”，“包括最开始的时候我始终觉得莹颖还活着，包括后来即使知道莹颖已经离开了，但是我始终觉得我们能找到她。
但实际上我们在一步一步地坠入那个最差的结果，你会发现莹颖离开了，而且是以非常痛苦的方式离开；而且还找不到她；而且凶手拒绝道歉，而且得不到任何经济上的赔偿，而且现在警方和检方也放弃寻找；学校对于民事诉讼也不负责。”
从美国回来后，每个人都需要消化这巨大的创伤。6月的梅州，水稻快要成熟，空气中有大米上浆的甜香味。
博士毕业后，侯霄霖来到这里开始了自己两年的支教生涯，一部分原因是要延续章莹颖生前成为教师的愿望。他戴着一副银色的半框眼镜——这是莹颖的备用眼镜，从美国带回来后，他重新去配了镜片，然后一直戴着。
他负责给初中生上语文课，在班级里做了一个“感恩提问箱”，每天上课前花一点时间回答学生的提问。有一个学生问他，人死了会到哪里去？有没有灵魂？
在那堂课上，他提到耶鲁大学的死亡公开课。失去莹颖之后，他看完了这个26讲的课程。作为一个经受了严密科学训练的人，他很难彻底转向灵性的答案，但他仍然倾向于相信，灵魂是存在的。
他和章莹颖在大一时认识。他是个有点距离感的人，但莹颖是亲和的，他很快注意到这个女孩，“所有和她接触的人都会愿意和她交朋友”。他“向往成为她的样子”。
他们很快就在一起了。他们是班上的第一名和第二名，都喜欢音乐，侯霄霖会教章莹颖弹吉他。这段校园恋情一开始并没有告诉父母。叶丽凤讲起，大学时期，莹颖曾经拿着班级的合照给她看，半开玩笑地问她，哪个男生比较好？
叶丽凤指中了侯霄霖，她觉得这个男孩的嘴宽宽的，“嘴宽宽吃四方”。恋情成熟后，莹颖带侯霄霖回家，叶丽凤和侯霄霖在楼顶谈话，告诉他自己唯一的担心，侯霄霖是河北人，“阿姨就是嫌弃你远一点”。
章莹颖性格柔顺，对他有一点点崇拜，但直到后来他才意识到，是莹颖在引导着他。念博士期间，因为学业进展不顺，他一度萌生退意，章莹颖在背后联系了他的导师、同学，“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办到的”。
他自制力不好，章莹颖送了他一个本子，上面写着，“control yourself，control everything”，提醒他只要管住自己，其他事情都会迎刃而解。这成了他的朋友圈签名的前半句，后半句则是他和莹颖共同喜欢的，“stay hungry，stay foolish”。
在美国的时候，章家得到了很多华人教会朋友的帮助。侯霄霖看了《圣经》，对约伯的故事印象很深。上帝同意撒旦夺去约伯的亲人、财产，但约伯此心不改。他试图通过这个故事理解，苦难的意义是什么。
2019年8月9日的章莹颖追思会上，他请莹颖的弟弟读了一封短信，“无论是我们相恋的八年里还是在这两年里，莹颖一直在成就我。在过去我们相互启发、鼓励、照顾、帮助。在这两年里她又把我带到美国，学历、经历、历炼、成熟。毫无疑问，没有莹颖就没有现在的我。”
他说，冥冥之中仍感觉莹颖在帮助自己成长。但是另一方面，这些答案仍然无法抵消苦难本身带来的伤害。他始终无法理解，约伯向上帝证明了自己的忠诚。但仅仅是为了考验约伯，他的家人就应该遭受厄运吗？他想，这些苦难对于莹颖的意义是什么呢？他没有答案，这成为他人生一道重要的题。
他曾经带着纪录片《寻找莹颖》的导演去章莹颖在北京生活时的宿舍楼拍摄，他指出来那个二楼的小窗口，“东西还是原来的样子，但是人都已经变了”。当他离开时，一件非常奇特的事情发生了，一只鸟突然从天空中摔了下来，它开始痛苦地挣扎，扑簌到了侯霄霖的脚下。
侯霄霖有些吃惊，他蹲下来，抚摸它的羽毛，慢慢鸟的气息越来越弱。又过了一会儿，它死掉了。侯霄霖徒手在旁边的花圃里刨了一个坑，把这只鸟埋了进去。
镜头记录下了这一幕。侯霄霖说，他从来没有和莹颖讨论过分离、生死，在出事前的一天，他们打电话，聊着聊着，莹颖不小心睡了过去，第二天的事情，是骤然的失去。这只突然坠地的小鸟，他愿意把它理解成，“也许是莹颖用某种方式想要告知我一些什么，或者是她希望我可以和她告别，我可以亲手把她埋葬这样的感觉。”
他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有能力的人，“只要有一天还没有找到她，（这件事情）在我的生命里面其实都没有结束。”
像阿信一样的女孩
在章莹颖未来的规划里，自己要去留学念博士，做出学术成果，“成为学术牛和好老师”，回到国内的大学任教。她对未来充满了信心，会和侯霄霖讨论未来要几个孩子，想象未来的房子，要有一间书房，要请朋友们来书房喝咖啡。
研究生毕业后，她先拿到了多伦多大学的offer，但专业并不满意，更重要的是，没有全额奖学金。她告诉章荣高，自己不打算去念。章荣高说，家里可以把房子卖了。莹颖说不要，她宽慰父亲，“卖了我压力比较重”。
她选择去中科院客座学习，侯霄霖见证了她整个学习的过程。“其实她学的东西是非常困难的，很多都是电脑和编程相关的东西。”
但是莹颖学得很用心，她从来不害怕提问，身边的人都会被她对于知识的热情打动，“她是一个在很多状况下非常积极和勇敢的人，别看她小小的，但是她什么都敢做，而且她什么都不怕，都愿意去尝试。”
有一次章莹颖和中科院的郭老师一起出差，回来后她跟侯霄霖讲起了郭老师对自己的评价。郭老师说，她很像阿信。这是上世纪80年代日本电视剧《阿信》的主角，一个出身贫穷但非常坚毅的女性形象。
侯霄霖和章莹颖都没有看过这部电视，但侯霄霖意识到，章莹颖的特别之处在于，“我认识的很多人都会觉得，一个人的家庭背景会限制他将来的生活，就是包括父母能给予她的条件，经济条件、教育条件、家庭条件，肯定会决定她能够到哪个高度。但是这个准则在莹颖心里完全都没有。”
侯霄霖想过很多次，为什么章莹颖案会引起这么大的关注？后来在法院的庭审中，检察官讲到章莹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侯霄霖听着，觉得那个描述是“那么的光彩夺目”，因为“莹颖她是一个完全靠着自己的努力，从一个最最普通不过的家庭，一步一步为了她的梦想而努力实现出国，这样的一个女孩。”
他后来才知道，大学时期，莹颖就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压力，甚至有一年交学费都是困难的，而她从未在人前吐露过。章莹颖出国前，把自己的日记放在了侯霄霖这里。等到出事一两年后，侯霄霖去翻看那些日记。
在那些日记里，他才意识到莹颖亲和开朗的背后承受的压力。大多数时候，他都显得很冷静，只有在谈到莹颖的日记时，他沉默了过久的时间，然后说，他实在无法谈论这部分。他发了几页日记给我，章莹颖的字迹小小的、工整的——
“跟妈妈打了电话，话题依旧，深感生活的压力。有时候想没这么辛苦就好了，压力在所以胖不了吧！心里觉得无奈又委屈，后来想想妈妈可能会胡思乱想更伤心，所以还是忍着，说顺其自然吧！让她能放宽心！
“想想，这就是自己。这样的环境有了这样的我，如果爱我，爱自己，爱这样平凡而普通的爸爸妈妈，他们努力，却不知道世界残酷而现实，找理想的一席之地竟是如此的不容易。丰富自己，不只为自己，也是要势均力敌，相信自己，未来的我可以靠双手创造。
这就是我的父母，我的家。爱我，就也要爱他们。”
没有好好告别
离开南平的那天，章荣高送我去坐车。当我坐上出租车的时候，他用手机拍下了车牌号。
一共30分钟的车程里，他在第15分钟时打来电话，问我是否一切正常。他反复提醒我，不要上陌生人的车。因为他的女儿，在3年前的一次搭车后，再无音讯。
叶丽凤有时候会上教会，但章荣高没法用信仰说服自己，“本本分分做一辈子人……从来没去害过人，从来没做坏事，为什么事情会出在我们身上？所以我就想不通，如果有上帝的话，肯定会保佑她的。”
更内心深处，他还被一种强烈的愧疚感折磨——莹颖出事那天，是为了去租一间更便宜的公寓，他认为这是因为自己的无能，“我对不起我女儿”。
他始终没有办法真正地理解和接受这失去。有的人说，凶手都判刑了你们还想怎样？有的人说，你们还有儿子，还有孙子，要振作精神。还有的人以为，章荣高想要捐款，劝他公开他的账号。
章荣高不知道怎么解释，但这些都不是他的诉求。刚去美国的时候，章家曾被攻击“重男轻女”“现在来吃血馒头”。当时章荣高还没有智能手机，侯霄霖瞒住了他。等他后来知道这些传言后，他被严重地刺激了，“要不然我真的是在那边会崩溃掉”，“会杀人”。
章莹颖出事后，章荣高家里的房子登记在了房屋中介处，想要卖掉来偿还一些债务、回农村生活、给莹颖建一个衣冠冢。有买家上门看房，却没有出手。我问他是否考虑儿子未来的生活？他说，“不考虑这些东西，活着的人不怕没有饭吃，不会饿死掉的”。
他对自己的人生已经失去了指望，当我联系他的时候，他反复提到的是，“谢谢你关心我莹颖”——他不是想为自己、而是为女儿讨一个公道。他觉得女儿读书读得这么苦，为什么会白白地逝去？为什么没有一个机构对此负责？拿什么告慰女儿短暂的一生？
疫情爆发之后，他们彻底和美国方面失去了联系，他觉得无力极了，不知道谁能帮助他继续寻找莹颖，敦促UIUC对莹颖负责。
对这个家庭而言，事情没有解决，创口就永远裸露着，没有办法愈合。从美国回来后，章新阳开始在餐厅帮厨，一个月只有一千来元工资，为的是学会一门手艺。他很快和女友领了证，生了孩子。
叶丽凤知道，这么快要孩子，很重要的原因是希望让父母更快从悲痛中走出来。但与此同时，夫妻俩和儿子间却更疏远了。少了莹颖从中调和，彼此之间几乎无话可说。
姐姐的失去成为拥有无法消解、融化的东西，横亘在这个家庭中间。侯霄霖和章新阳有时候会聊天，他理解弟弟的难处，“在弟弟心里，他可能也觉得他比不上姐姐，所以他也没有办法填补这个空缺的。”
章新阳的孩子是一个男孩，胖胖的，很爱笑。因为腰椎间盘突出，叶丽凤只能抱一会儿孩子。抱着孩子时是她神态稍显柔和的时候，她会给章莹颖的微信打视频电话，“还能打通，只是没有人接”，会给她发语音，会把阳阳孩子的照片发过去给她看。抱着这个孩子，她会说，“长大以后像姑姑哦，像姑姑会念书。”
但更多时候，她想，多么希望这是一个女孩。如果这是女孩，一定会像阳阳，也就会像莹颖，“抱来跟我一起睡，就好像我的女儿在我面前。”
我们谈起母女间的亲密，她突然问我，你妈妈叫你的时候，你的耳朵会不会烫？妈妈叫女儿的时候，女儿的耳朵会烫的。在很多个想念女儿的时刻，她会叫莹颖的名字。太多遗憾了，叶丽凤总是想起那些没说出口的话。
她很少夸莹颖，因为听老辈人讲，孩子太懂事不能夸，夸了会出事。莹颖说过想要把四楼装修一下，她没答应。心里的理由是，四楼修好了，你回家就不愿意跟我睡了，等你结婚再来装。
她再也没有去喝过喜酒，看到穿着婚纱的女孩，眼泪止不住的。她早就想过，如果莹颖办婚礼，如果自己能够在台上说一句话，她打算说：“女儿，你这么厉害，你真的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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