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薪20万的老师：我活得像个保姆

在人们的想象中，老师这个职业天然地与安稳、轻松、体面画上等号，对女孩们来说，当老师在婚恋市场甚至意味着更受欢迎。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把“当老师”视为求职的第二选择，一种与激烈竞争、996的高强度没有关系的平稳生活。

据统计，今年刚刚结束的2020年教师资格证考试，全国有超过1000万人报考，连续第三年再创新高。

然而，年轻人入行后迅速发现，这个职业远非他们期待的那样。当老师也需要996，教育变成了服务业，许多恶性事件发生后，教师更面临着社会的流言。

一些选择当老师的年轻人，正经历对老师这个职业的重新思考。

作者 | 灯灯十点人物志原创

996的教师生活

成为老师的第四个月，24岁的芮琪决定辞职。

今年夏天，她从国内顶尖的外国语院校硕士毕业，进入深圳一所普通公立小学当英语老师，教二年级。

芮琪的想法很直接，“听说钱多，而且教小学英语还不简单？”

近两年，深圳大幅提高教师薪资水平，掀起了一阵“教师热”。以龙华区为例，其2019年公布的秋季教师招聘中，薪资福利一栏明码标价“本科生年薪26万起，研究生28万起”。

诱人的高薪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年轻人。最终，3.5万人报考，400人被录用，报录比约71：1，甚至略高于当年的公务员国考。

芮琪从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她的同事大多和她一样，本科就读于985、211或六大师范，不少人还出国读了一年研。

然而，预想中的游刃有余并没有发生。早7晚12的日子持续了几个月，她崩溃了，“没想到会这么累。”

每天早晨7点10分，芮琪起床，7点50左右，她到达教室。作为班主任，她要带领学生早读，做早操，一整天繁忙琐碎的工作由此开始。

她教2个班，一周至少有10节课。没有课她也不能松懈，因为“杂七杂八的活儿根本做不完”，比如改作业、给家长发通知、听其他老师的公开课、写学校活动的宣传推文。

中途被打断是常有的事。

有时是科任老师告诉她“你们班某某上课一直讲小话”；有时是学生跑来告状，“老师，他打我”；家长也会给她发微信，“我家孩子视力不好，能不能给她换个座位？”

“但这些还算好”，芮琪说，“最可怕的是有人跟你说，你班里哪个孩子受伤了，流血了。”

中午有3小时的午休时间，班主任需要全程看管，组织学生吃饭、午睡、午读。

直到下午2点半，第一节课开始，芮琪才能回到办公室，在椅子上瘫一会儿。10分钟后，她要继续处理上午没做完的工作。

下午4点半，学生放学了，芮琪终于能开始备课。白天忙杂务，教学任务只能晚上加班完成。如果隔天要上公开课，备课时间和精神压力都会翻倍。

深夜，当她结束一天的工作回到宿舍，嗓子已经哑到说不出话。她身心俱疲，“不是说老师是个安稳的职业吗？”

23岁的小柠同样感到不堪重负。去年，她从师范学院毕业，进入广东省江门市某私立初中当语文老师，教初二。

因为大学期间没有发展其他的特长和爱好，毕业时她觉得自己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于是随大流当了老师。

小柠一周只需要上5节课，但她90%的工作都来源于其他杂务。

私立学校活动多，她常常需要负责准备主持稿、培训主持人、写新闻稿，遇上有来宾的活动，还要负责迎宾。

入行前，她以为做老师就是备好课，上好课。

但后来她发现，教学竟成了老师的“副业”，需要抽空完成。

芮琪和小柠的经历并非个例。

2017年一份《关于“减少教师非教学工作”的调查报告》显示：“教师真正用于教学及相关准备的时间在整个工作时间中占比不足1/4，剩下的3/4是更为耗时耗力的非教学任务。”

而这些非教学任务，往往会落到刚入行的年轻老师头上。

工作时间大幅延长，相应地，是个人时间被急剧压缩。

小柠已经习惯了加班。她有一个在异地的男朋友，但她“压根儿没有时间谈恋爱”。

一整天的高强度工作结束后，她不想和任何人交流，“回家都是喘着气的”。

芮琪也有同感。周末除了备课，她和同事还需要参加五花八门的培训和讲座，入职至今，她还没有体验过完整的双休日。

一年3个月的寒暑假，是许多人选择当老师的重要因素。然而，这也只是理想状态。

在湖南岳阳一所私立小学当语文老师的桃子说，假期开始前，学校会给老师们布置打卡任务，练字、阅读、普通话，每天都需要打卡，开学第一天，老师还需要参加考试。

因为被派去外地参加培训，小柠上个寒假只休息了10天。腊月里，当学生们还在享受假期，她已提前一周返校，着手新学期的准备工作。

况且，大部分老师的工资按照“基础工资+课时费+各类津贴”来计算。

学期中，桃子每个月工资到手6000元，寒假就只有一半。小柠平时有5000元，寒假最少时仅有几百块。

当教育变成服务业

成为小学老师后，芮琪时常觉得自己和保姆没有区别。

中午，学生们在学校吃饭，她负责带他们去洗餐具，领便当，饭后发放面包和牛奶，给他们的课桌消毒。

午餐后，她会领班里的孩子集体去厕所，然后回教室午睡。

二年级的小学生，生活习惯尚在养成阶段，讲话、哭闹、推搡，各种状况层出不穷，全靠芮琪一人解决。

她平均每天要在家长群里发布三条以上的通知，包括讲座时间、疫情动向、流感疫苗的接种信息，以及第二天的课表和值日生名单。

家长也常主动联系她。除了请假和了解孩子的学习情况，更多时候是让她提醒孩子添衣、喝水，还有人在晚上10点打电话给她，说孩子的作业本不见了，让她去教室找找。

教初中的小柠认为，比起“虽然麻烦但相对单纯”的小学生，刚刚进入叛逆期的初中生，更加难以管理。

前阵子，在她任教的学校，部分初三女生间竟悄悄兴起了吃安眠药的风潮。

她们声称自己得了抑郁症，不知从哪里弄来大量安眠药，第二天以“吃了药睡不醒”为由，逃避上课。

发现异常后，小柠和同事们第一时间联系了学生的家长。然而，这些学生的家庭本就存在各种问题，比如父母离异，或者父母忙生意，对孩子疏于关心。

家长竟对小柠说：“如果她（学生）需要，就让她吃吧。”

少了家长的配合，“问题学生”成了年轻老师工作中绕不开的难题。小柠毫无办法，只能苦笑：“她们还没抑郁，我先要抑郁了。”

她非常认同豆瓣“教师小组”里广泛流传的一句话——小学老师管纪律，初中老师管情绪，高中老师管学业。

但在福建漳州教高中语文的木木发现，如今的高中生，不光要求老师上课有趣，还对年轻老师的颜值和穿着有要求。

学生会和她讨论她当天的穿搭，告诉她怎么穿好看，怎么穿不好看。

因为皮肤不够好，有天她素颜上课，还被班里的男生嫌弃了：“老师你能不能画个眉毛、涂个口红再来上班？”

还有一次她上公开课，年级里有几个高颜值的女老师坐在后排。下课后，有男生意味深长地对她笑：“老师，你看看人家多漂亮。”

木木的朋友在培训机构当老师，而培训机构对年轻老师外貌的要求更加赤裸裸。

为了提高续课率，主管甚至告诉手下的老师：“我给你们出钱，你们去做下头发，行吗？”

比学生更挑剔的，是部分学生家长。

入职第二周，芮琪就被校领导喊去谈话，理由是“你被家长投诉了，说你作业布置得太少。”

芮琪很委屈，“教育局不是规定小学一二年级不能有书写作业吗？”学校里年长些的老师告诉她，“你太天真了，规定是规定，素质教育和成绩要两手抓。”

而作业布置多了，也会有麻烦。

桃子任教的小学有自费晚托，8点下课，班里80%的家长会选择让孩子参加。

桃子在布置作业时会格外注意数量，尽量保证学生能在校内完成。如果学生回家还在写作业，家长会向学校投诉。

但总有一些情况是不可控的。

桃子说：“有的孩子做作业就是很拖拉，写一下玩一下，一个班三十多个学生，老师也不可能每分每秒都盯着他。等他把作业带回家，个别无理取闹的家长就会觉得，是老师有问题。”

小柠透露，一旦老师和家长发生争执，学校通常会站在家长那方。

这种偏袒在私立学校中格外明显，“学生为大，家长为大，我们就是做服务业的。”

芮琪也听说，为了更好地服务家长，深圳所有小学和初中的放学时间，即将再延长2小时。

困在流言里

教师的服务性质愈加明显，年轻老师们却普遍感受到，舆论对老师越来越不友善了。

小柠有天刷抖音，看到一个家长夸赞老师，说孩子生病请假，老师主动来家里为孩子补课。

本来是一个感人的故事，最高赞评论却写着“一定是你家有钱有势，给老师塞了红包她才来，不然哪有这么好的老师？”

小柠觉得很心寒。她身边很多老师都非常敬业，经常利用自己的休息时间给学生无偿补课。

“一些极个别的事件曝出后，外界会因为一小部分老师不好的做法，影射到所有老师身上，对教师群体产生反感。”小柠分析道。

芮琪也有同感。前两个月，家长群事件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时，她和同事都觉得不可思议：

“怎么会有这种事儿？还敢让家长批作业？这老师不想‘活’了吗？”

教小学三年级语文的桃子认为，听写、背诵、检查作业是否完成等任务，都在家长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班里成绩好的孩子，家长确实更用心。

“老师的精力有限，家长愿意配合，效果当然更好，但我们肯定不会让家长替老师干活。”桃子说。

绝大部分学校对于老师的师风师德都抓得很严。

校内老师严禁私自在外授课，一旦被发现，就有被开除的风险。

但老师们通常不会有这种担忧，“光上班就累得不行，哪儿有空去赚外快？”

而收礼更是明令禁止的。教师节时，如果有家长来送购物卡和花，桃子都要原封不动地退回去。

贺卡也不能收，除非是孩子自愿做的手工卡片，“但严格意义上也是不允许的。”

除此之外，一些让教师群体备受争议的事件，从老师的角度看，也很难简单地下定论。

谈到小学生缪可馨跳楼事件，小柠的第一反应是后怕。

她曾经在课上喊一个有情绪问题的女孩起来回答问题。女孩不会，也不站起来，反而崩溃大哭。

课后，小柠马上安慰了她，告诉她不会也没关系。结果，当晚女孩就跑去厕所，爬上窗户想跳楼，幸好被及时拦下。

这件事给小柠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阴影。她自认为只是正常地提问，看到女孩哭了还哄了她很久。

但是如果女孩真的跳下去了，小柠不敢细想，“我可能会被大众骂死，甚至无法正常生活。”

今年几起学生跳楼事件引发热议后，小柠所在的学校要求老师更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还会定期组织老师培训，一个学期至少三四次。

但她时常觉得，老师也很需要心理疏导。

而这个社会对老师这个职业依然抱有理想主义的色彩。

在一篇讨论某地区教师工资的文章下，小柠看到有老师抱怨自己工资微薄，不少评论怼老师：“你们做老师不是为了理想吗？不是为了教书育人吗？难道是为了钱？”

“老师也是人，也需要生存啊。”但小柠和她的同事们已经不会再发声解释什么，“一天上班就够累了，不想再看那些糟心的评论，还不如看点高兴的。”

进退两难

初入行的热情被磨灭后，年轻老师们进退两难。

芮琪坦陈，深圳教师的高薪让她对这份工作仍有留恋——虽然要通过一年试用期，才能完全达到招聘时所说的工资水平。

但是具体到每一天，这份比预想中琐碎、繁重、卑微得多的工作，让她无法掩饰自己的失望。

更重要的是，她不知道这样的生活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教师想要晋升，教龄很重要。

从初级教师到中级教师，要熬五六年。从中级到高级更加不可控。高级教师的数量有限，有岗位空出来，才能有人升上去。

况且，短短几个月，她已经出现咽炎、腰痛、神经衰弱的毛病，这也是老师最容易患上的职业病。

小柠也不否认当老师存在的优势。比如，教师编制在父母眼中是铁饭碗，当老师的女孩在相亲市场上也更抢手。

身边不少结婚生子的同事，因为考虑到做老师可以跟孩子的作息保持统一，放寒暑假也可以陪孩子，所以还在坚持。

学生表现好，上课顺利的时候，小柠也高兴。但是这种瞬间往往很短暂。

大多数时候，她还是不擅长面对学生、家长和其他教师。大量杂务和复杂的人际关系，消耗了她对生活的期待，她觉得自己“快要抑郁了”。 

不止她们，还有很多老师正准备或已经离开校园。

2018年的教育蓝皮书显示，教师辞职比例正逐年增加。

即使许多大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的教师报考人数稍有上涨，但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教师离职数量与日俱增。

转行并非易事。

小柠认为，“做老师做久了，连思维都没有其他行业的人活跃，而且接触的人比较单一，社会生存能力其实更差。”

她的不少前同事就算离开了学校，也是去了其他机构当老师。

彻底转行的人，都是利用课余时间学会了其他技能。但她对自己没有太多信心。

编制代表着稳定，对于想离开的人来说，却也是牢笼。

芮琪听说，在深圳，有编制的老师解约会有违约金，如果考公或升学则可以在双方同意下解约。

她已经开始着手准备公务员考试，希望能够“成功上岸”。

而与此同时，教育部数据表明，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师数量依然逐年稳步增长。从2006年的1329万增至2019年的1732万，近两年，增长率更是持续超过3%。

仍有源源不断的年轻人，正在走上教师的岗位。

（应受访者要求，芮琪、小柠、桃子、木木系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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