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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我们读到的是:萧红与端木蕻良在武汉结婚,为躲避战火去往重庆,在那里生下一个死婴。好不容易,在重庆获得安宁的写作环境,可惜一年多后,他俩再次为躲避战火决定去往香港。
在香港,萧红走完人生中最后的岁月。那又是怎样一番境地呢?让我们开始的共读吧。
1940年的春天,为躲避日本人的飞机和炸弹,萧红与端木由重庆前往香港。“香港是香的。从一月到十二月,花瓣是香的。各种叶子是香的,树皮树枝也是香的。”环境虽好,人却寂寞。偌大个香港,他俩只认识几个东北同乡。端木找到了工作,主编《时代文学》。萧红在家除了写作、做家务,常常给重庆的朋友写信。这里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她想回去,于是委托重庆的朋友帮忙找房子。她找出多年来随身携带的中国行政区图,用红笔将走过的城市钩连起来,竟是大半个中国。每一座城市,都有痛苦的记忆。十八岁离家,整整十年,时代的灾难,个人的不幸,催逼萧红走上一条弯弯曲曲的逃亡之路。这份际遇带来的强烈刺激,让她想写一个女人,在逃难路上过着胆战心惊、得过且过的生活。端木对此不太赞成,他认为写抗战才符合主流,写过《生死场》的抗日女作家,又写四处逃难的女人,不会获得同情,说不定还会引起批评。在此提醒下,萧红将逃难者改为男人,以他为主人公写出一生中最长的小说《马伯乐》。萧红自己觉得,这部小说,是她所有作品中写得最差的。除此之外,萧红还在抓紧修改一部自传体小说,也是她的代表作:《呼兰河传》。面对不同类型的爱人,女人会呈现不同的状态。跟萧军在一起时,萧红会轻易流泪,是永远的雨季;在端木面前,她从不流泪,雨季自动转化为晴天。到了夏天,他俩讨论回内地的事宜,端木主张去云南。后来遇到茅盾,萧红说出自己想法,如果内地战乱不断,她决定去新加坡。茅盾劝解不必担心,日本人不会打到想过来。可萧红依然有所顾虑,她梦见鬼魂、去世的人们,甚至是日本人狰狞的面孔。萧红再次取出中国行政区图,标出香港,在旁边太平洋上画了一个小人儿,拎着箱子,箱子上写着“马伯乐”、“呼兰河传”字样。在香港,她要完成这两部作品。有一天,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找来萧红住所,她惊讶于在上海显赫一时的抗日作家,竟然住在潮湿低矮的房子里,生活这么艰苦,身体状况又这么差——失眠、头疼、胃疼,各种毛病缠身。为了帮萧红改善生活,史沫特莱邀请她吃饭、住旅馆,还介绍了香港的主教,帮忙谈妥在香港玛丽医院治病的折扣。史沫特莱告诉萧红,回到美国后,她会为萧红筹款治病。在病床上一躺就是几个月,萧红有时把床铺移到阳台,以便接收阳光和新鲜空气。在阳台上,可以看到大海和天空。她想起和萧军在一起时,因为情感问题独自去北平,萧军写信给她,让她多看看天空,说一个女人经常看天空会美丽起来。萧红跟一位年轻的女病人成为好朋友,两人互相鼓励。她还给女孩讲家乡出产的的各种水果,山梨、海棠、香瓜,又将每一种水果画出来。和陌生人可以轻松笑谈,相爱的人却相距甚远。人与人的关系,有时就这样奇怪。她跟端木说过好几次,想回家养病。他劝她继续住院,毕竟,住院费是朋友凑出来的,住院也许还能好得快些。端木要做事,很少来医院。萧红已经知道他是怎样的人,所以不再抱很多希望。她在人情冷暖中明白,到了自顾不暇的时候,就不要再强求别人。白天,萧红就在本子上写作,天黑后就停下来,用漫漫长夜反复思考一件事——她还要写很多小说,心中庞大的计划,够自己写十年了。那段时间,《时代批评》这份刊物正在连载《马伯乐》,编辑来看望萧红,告诉她,稿子快发完了。病情加重的萧红感觉自己没精力写下了,没法让笔下忧伤的马伯乐有一个光明的交代,让编辑在刊物上直接说她生病了。加重的咳嗽让萧红焦躁不安,为了踏实睡上一觉,她请求医生给自己打止咳针,却被拒绝。萧红渴望回家,至少,在家可以自由地活着,不再受束缚。对于这一请求,端木并不答应,医院也不放人。她不再指望任何人,准备夜里偷偷溜出去,却被护士阻拦下来。昏沉中,她想起了萧军。她相信,自己打个电话给他,说自己想出去,他一定会来接她的!这是萧军跟端木的不同之处。逃离医院未果的第二天,萧红的电话没有打给端木,而是打给香港东北救亡协会的负责人于先生。在于先生帮忙下,萧红如愿离开医院。他还答应帮她出版《马伯乐》。书上写道:“望着在香港的秋天里开放的花,萧红想,等那些花败了,我肯定能养好,肯定能再写。”端木还是很在乎萧红的,为了给她增加信心,他带来柳亚子老先生。第一次见面,谈话不多,两人相差二十几年,却很快成为朋友。对这位独立特性的女性作家,柳亚子称赞道:掀天之意气,盖世之才华。1941年12月8日,飞机开始轰炸九龙。香港最终也还未能逃过日本人的魔爪。在这之前,萧红病情已经加重,她意识到写作计划不能完成了,北方的故乡也回不去了,从枕头下摸出小本子,写下七个字:一虚弱的她已经不能下床,逃难更是困难。时悲从中来,蒙住脸放声大哭。1941年12月9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的第二天,在柳亚子等人的帮助下,端木用担架将萧红转移到了香港岛的思豪酒店,住进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明长期包租的房间。从这时期开始,新近认识的文学青年骆宾基陪伴在萧红身边,直到她去世。他是吉林人,萧红弟弟的同学。战乱、炮火、疾病,让萧红变得极度神经质,总是担心身边的人会抛下自己。有时候,骆宾基握住她的手才能入睡。她叮嘱他,睡着了也别松开手。她告诉骆宾基,她想回呼兰河。等状态好一点,请他负责把她送去上海许广平那里,许广平一定会设法把她送去东北。与父亲斗争多年,她准备投降了。没多久,香港东北救亡协会的于毅夫为萧红制定撤离计划,留下车船费用,安排专人守候,一旦她能走路,立马撤回内地。天不遂人愿,她的病情非但没有好转,反而越发恶化,最终被送进跑马地养和医院。一位叫李树培的医生做出诊断:萧红得了喉瘤,需要手术。医生只得将渗着血珠和气泡的刀口重新缝上,然而伤口一直无法愈合。原本就没有安全感的萧红变得更加敏感,她觉得自己快要死了,带着三十年的内伤与最新的刀伤。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到了这种时候,她对端木说出这样一番话:“如果你今后……在街上看见了一个孤苦无靠的要饭人,你的口袋里要是还有多余的铜板……就扔给他两个。不要想,给他又有什么用,想那个干什么。他也是一个人,也是父母所生,爹妈所养。他向你伸手了……你就给他,有用没用,不是你管的。凡事对自己没多大的损失,对别人还有点好处……就应该去做。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没什么获得,我们不想得到这个世界上的好处。我们,只做一个给予者就够了……”随后,萧红又被诊断为肺结核。她只能躺着,像等待死亡的到来那样。神情略有好转时,她从枕下摸出纸,向骆宾基要了笔,又写下一行字:1942年1月22日中午,萧红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年仅三十一岁。令人悲愤的是,化验结果却是:肺已结疤,验痰无菌。她的骨灰,临时埋葬在香港浅水湾,未能如愿回到呼兰河。多年后,由作家朋友帮忙迁入广州银河公墓。《萧红:人鸟低飞》中有一句:“22日,死于疾病与惊恐中。”今天,我们读到的是萧红的最后一段岁月。她为逃离战乱来到香港,却没料到香港很快也沦陷。一代才女,死于疾病,死于误诊,死于战乱引起的惊恐。萧红的人生故事,读之令人唏嘘,也让人领悟到人生无常。每本传记我们都会从留言中选出3-5个人赠出精美书籍哦!听书拿好礼,大家踊跃留言点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