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医事件691天后，陶勇医生怎么样了？
采访 | 谢方、丁丁、耿凌波撰文 | 耿凌波十点人物志原创
在那场震惊舆论的伤医事件之后，陶勇仅休养了114天就又重新投入了门诊工作，这几乎令所有人都感到惊讶。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恢复，更难得的是，他也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完成了灾祸后的心灵重建。
新书《自造》目录的编排上，投射着陶勇治愈自己的思路。“想给读者一剂精神疫苗，有几章可以看作是‘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案’，也有几章是疫苗注入体内，‘带瘤生存、带毒生存、带病生存’的愈后保养。” 新书就像医生看病一样，层层深入。
如果说，最开始做大夫就是练习手艺和操作，那这还只停留在技术的“技”这一阶段；而针对一些疑难眼病，进行攻坚发明，则属于进入了艺术的“艺”这一阶段。至于把自己原来经历过的所有事、接触过的所有人、看到过的所有书，融汇到一起发酵，输出一些哲理性的东西，则是“理”的阶段。
陶勇当前，就正是进入了这样一个阶段。
德国社会家韦伯提出的“除魅”的概念，对他很有影响。只不过，与其说将超自然现象和神秘力量作为“魅”来祛除，陶勇更想做的可能是祛除一个人对“无知”的魅。在他看来，理性思考不足以成为个人的内心信仰，它更多的只是一种方法论，人们需要更确切的东西。
但陶勇也并不想给出一套万能的方法论，而只是想提供一个思路：将职业当成窥镜。通过职业本身，看到另外一个世界，形成属于自己的职业化信念。
以下是陶勇医生的自述：
很多人会惊讶，为什么我能从小到大学习都很好。
其实每一个孩子天生都有求知欲和探索欲，我们刚刚生下来那会儿，就喜欢追着父母问：为什么天上有星星？为什么兔子会吃草？这是每一个人本性中的一部分，只不过很多时候，现实生活中“为了考满分而考满分”的教育方式，在不知不觉中磨灭了这种天真的欲望。
相比之下，我是幸运的，能够一直对学习保有热情。
父亲是对我影响很大的一个人。他是个遗腹子，从小生活在单亲家庭，年纪很小就要上山砍柴、跟着奶奶去卖红薯，吃了很多苦。因为从小也没有和他自己的父亲相处过，所以在面对我的时候，他也没有一个现成的模式，一切都是在摸索。
也正是他“不会做父亲”这一点，让他没有一个很大的功利心，非得把我培养成这个家、那个家。所以我小的时候，是真正的自由生长。
一般小孩爱玩的，我都喜欢。大家一块儿扔沙包、拍画片、滚珠子……我们那边有一种很特别的树，当地人叫它鸡爪子树。它的果实像一个鸡爪子的形状，据说吃完之后写字会很潦草。我们也上树去摘过。味道很涩，并不好吃。
自由生长也不意味着就完全失去管教。父亲虽然没有刻意教育我一定要出人头地，但也有朴素的愿望，就是希望我过得好一些，别像他受那么多苦。
所以小时候，他也会经常给我订各种各样的报刊，有儿童故事画报、童画报……每个礼拜，邮局邮递员都会送到家里来。在别人看来这些可能就是没用的小人书，但我觉得恰恰是这样天马行空的阅读，帮我未来的发展方向埋下了种子。
母亲对于我读书的态度也很开放，她是新华书店的店员，我跟着她读完了四大名著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七龙珠》《圣斗士星矢》这样的漫画书也看，武侠小说金庸、古龙、温瑞安、梁羽生更是如数家珍。直到现在，我在阅读这件事儿上都没什么谱系，各种奇奇怪怪的书都读。
像许知远送我的《青年变革者》，写梁启超的一本书，还有杨天真的《把自己当回事儿》她的随笔，鲁豫送我的她自己的书……也包括一些文学经典《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鲁迅全集》，还有流行文学《我们与恶的距离》等等，这些有的是出版社送的，有的是作家本人给的，也有自己买的。
阅读已经成为我的一个生活方式。我家里有一个椭圆仪，人就趴在架子上，一边踩椭圆仪一边翻书。我没有固定特别大段的时间，都是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去读。阅读这个动作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在其中收获的乐趣，而非一定要读出点什么名堂。
这让我联想到上世纪著名指挥家伯恩斯坦办过的一个活动，叫做《年轻人的音乐会》。把一些从来不认识五线谱、也不知道怎么去唱歌的孩子聚到一起，让他们随意发挥，不按照章法去演奏，享受音乐旋律本身带来的快乐。
在那之前，大家总觉得音乐要有一个固定形式，比如必须是钢琴几级、在什么大赛上得过奖，或者是编排了什么高难度的曲子。
但伯恩斯坦的活动，让人们重新意识到音乐的本质——给人以愉悦或者分享表达情感。大家从中发现，原来音乐 is nothing，音乐什么都不是。那些小孩子就和我一样，恰恰在还不认识世界、还不认识音乐的时候，最能感受这种纯粹的快乐。
后来我在专业上选择了医学，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这种快乐的感召。
在我读过的武侠小说里，别管是什么大侠、哪派宗师，比武受了伤总得去求见一类人，那就是隐世神医，所以从那时候起，我就一直觉得神医很了不起。
有一次母亲得了沙眼，我陪她去南昌大医院看病，眼见着医生拿针从眼睛里挑出石头，更是印证了我这个想法。“呀，人的眼睛里怎么还能长石头！”既好奇又吃惊。
现在再和学生们聊起自己最初对医学产生热情的萌芽，总是很感慨。我出生的年代，房子还不贵、生活压力也不大，那个时候大家都觉得，大学毕业之后包分配，都有工作，所以也没人想着选专业就是选就业，选就业就是选生存……
现在不一样了，总有很多学生家长会来问，学医到底好不好？轻松不轻松？风险大不大？挣钱多不多？一份职业背后，多了很多附加的含义。
今年年初，我陆陆续续去了一些高校，包括清华、北医、首医、农业大学……，就发现，现在的年轻人普遍有一些焦虑和迷茫，看不清未来的方向，也对未来有一些担忧，他们很惊讶于我遭受到了一些打击，还是能够保持乐观；我也惊讶于他们人生已经很顺利，但还是很焦虑。
陶勇新书《自造》
所以我就写了一本书，叫《自造》。想在这样一个信仰普遍缺失的年代，给年轻人提供一些坚定内心的参考。
希望他们知道，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人生轨迹，有自己的性格、爱好，有自己的家庭背景，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个体。你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不必和别人保持一致。你可以活在自己现下的生活中、工作中，自由地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天空。
相反，刻意去找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标准，本身可能就是有问题的。
现在我女儿也长大了，过了特别依赖大人陪伴的年纪，开始有自己的朋友圈、交际圈，逐渐在建立自己的世界，我很少干涉她。
我知道她喜欢写作，也经常看到她会自己编童话故事，甚至是连续剧，但从没想一定要把她培养成一个作家。我不想由我来告诉她，你该干什么，而是希望她有自己的想法。
加缪曾经说过一句话“我们在40岁的时候死于我们20岁的时候射向自己心脏的那颗子弹”，当一个人习惯了尊崇别人，再面对自己的想法时，总会第一时间告诉自己“这种想法是不对的”，自己把自己抹杀掉了。而自由地去生长、去接触，让我们的想象力打开了，反而更不容易受到束缚。
我去年因为伤医事件回家休养，父亲看到我，既没有哭天抢地，也没有怨天尤人，只是平静地坐在我身边，给我讲他自己的事儿，说他小时候上山砍柴，不小心砍在了右边小腿上，骨头头快断了、鲜血直流，他就用身上的衣服紧紧捆住自己的腿，一瘸一拐地走回家。
之前我常常觉得，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比如教育我11岁的女儿，就产生了挫败感。因为我们不是一代人，没有什么共同的经历，在语言上难有交集。我小时候看过的电视剧、动画片，她不知道是什么，也完全不感兴趣；她现在关注的东西，比如卡通人物拥有的能量值，放在我眼里也特别幼稚。
不只是和孩子相处，面对学生和下属也常常如此。情绪一上来，就会“直来直去”，总觉得“怎么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只是在抱怨问题和提出问题。
我31岁时，就被评上了副主任医师，出专家门诊，经常是一号难求，总有病人求着要加号。很快我就做了主任医师，经验已经很丰富。当时在很多人眼里，我算是“熬出头”了，到了周末，就可以拎着包出去“飞刀走穴”了。
彼时，一个取舍的问题摆在我眼前：究竟是继续呆在这个舒适区里，对疑难杂症选择回避？还是投入时间、精力继续往下挑战？
我曾和一个好朋友进行过一次讨论，主题是“选择重要还是努力更重要”。他坚持认为选择更重要，如果选错了方向，进入了夕阳产业，再怎么努力都高度有限。而我觉得努力更重要，因为在我看来，努力更像是一个“无限游戏”。
所谓“无限游戏”，就是说你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一点一点扩充自己的半径，而非觉得做对了一个选择，就一劳永逸，走到头了。想到这里，我明白了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决定在传统医疗做手术的半径之外，加一层科研的半径。于是用了10年时间坐在冷板凳上，进行眼内液检测体系的开发。
如今，这项技术已经通过朝阳医院进行科技成果转化，帮助了300多家医院的6万多名患者。
但在当时我很清楚，做出这个决定，就意味着舍掉了每周赚不少钱的“飞刀走穴”和舒适区里的稳定。不过我也坦然，在“做选择”这件事上，我通常只做“一元一次方程”，而不会去做“多元多次方程”，因为我知道没有人能够什么都要，考虑得太多只能让人痛苦。
当然，选择了理想，也不意味着就要天天喝西北风。我们需要在人生中“想要的”和“舍弃的”之间找到平衡。
比如把围绕着医学出发的半径，扩大、再扩大一点。医疗半径前移，我可以做科普，推行“治未病”的概念，减少患者因为不了解医学常识，而染上的眼疾；医疗半径后移，我可以做公益，对于那些暂时失去视力的人，也不让他们失去光明，通过心理重建、生活关爱、职业培训和再就业指导，让他们继续心怀希望。
在这个基础上，还可以将半只脚踏进一个大众认知的圈子里——参加综艺。
《令人心动的offer》是我今年参加录制的一档长综艺，这一季聚焦医学生成长，是很打动我的话题。在这个过程中，我既重温了自己的医学生涯，也透过这个节目更了解了现在年轻人的一些想法。节目中，严主任、张主任，面对年轻学生时的沟通、处事方式，也让我很有启发。
当然，可能也有年纪渐长的原因，我会觉得自己比原来更愿意去理解别人。
我们科有一个护士，离异单身，经常长吁短叹，她自己压力大，上高二的儿子也抑郁了，家里父母的身体也开始不好，父亲是脑血栓、母亲高血压，家里住的房子还不是电梯房，老人上下楼非常不方便。我就经常找到她，安抚她的情绪。
我想让她知道，这个事情不是她自己一个人在扛。平时换班、请假，同事之间也都比较灵活，大家都把她当成一个朋友，甚至是家庭当中的一个成员，真正帮她解决实际困难，从根本上消灭她的情绪问题，而非只是用一些冠冕堂皇的话术。
面对患者也是一样，伴随治疗的过程，他的故事也会显现在面前。选择去看他们的故事，自己也能从中获得一些领悟，有时候我会感到惊讶，为什么家境这么贫寒的人，他还是满怀希望；也有一些眼肿瘤患者，生命不一定会维持很久，但是他父母没有放弃。
他们的人生故事，也会无形之中成为我的能量来源。
再去面对孩子的时候，就不会因为她吵着要买艾莎的画片，而觉得不耐烦。从她的角度上去思考，可能只有有了这个画片，她才能和小伙伴之间有共同语言。恰恰是在这个扩大的半径里面，我越来越理解每个人的选择。
很多人会问我，未来的职业规划是什么？我只能回答说，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划。
日本有个马拉松选手，虽然作为亚洲人在体质上不占优势，但是多次在马拉松比赛中跑赢黑人和白人。很多记者问他诀窍，他说自己把马拉松的整个赛程研究一遍，漫长的赛程会让人觉得是个恐怖的目标，但是把全程分解成很多个阶段性的小目标，跑起来就容易得多。
这种制定计划、分解目标的方式，确实适合完成一个规范化、制式化的动作。但面向一个开拓性的事情，却并不合适。因为我要做的很多事，并没有一个成功的流程可以复制。
就像我想通过“光盲计划”实现“天下无盲”这个目标，这背后需要科技和公益链条的同步发展。
比如智能眼镜、电子助盲器、脑机接口，这些科技创新是属于过去没有，未来也不知道啥时候能有；而让全国48000名眼科医生与视觉的康复、心理关爱、生活重建、职业培训、再就业指导等事业形成无缝连接，又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
这两方面的发展能不能给一个具体的时间表呢？我觉得很难。
不过每个人内心的支撑点不一样。有些人，就必须有一些阶段性的获得感，来作为他继续前行的动力，比如今天赚了100万，那下个目标就是200万，再下个目标300万；但也有一部分人，是被“对未来不可知”的一种好奇作为继续前进的动力。
我就属于这后一类人，对于可以想象得到、可预知的结果，往往没有太大兴趣。
但我会随着自己进步感的不断积累，来获得支撑幸福感的持续动力。就像是正在做一个拼图，随着遇到的事情越来越多得在头脑里发酵，自己对于世界的认识、人性的认识、社会的认识，都在不断丰富，这张拼图拼出的图案也就越来越完整。
我在《自造》这本书里这么描述这种状态：人一旦通过沉思，通过关注一草一木、一事一物，让自己内心自洽的逻辑建立起来，就会有一种充盈感。尽管我们仍会像漂在河面上的一片树叶，也不知道下一秒会往东西南北哪个方向，但因为能感知到浮力和重力，就能对自己有一个定位。
当自己真的去思考了、琢磨了、领悟了，一套自洽的逻辑开始建立起来，你不会再觉得自己是完全无法把握的，而是能感觉得到，尽管自己依然渺小，但是有存在感。所以我在《令人心动的offer》中分享过一句话，“在比较中失去的从存在中要回来”。
包括之前我在《读者》上读到的一个故事，也非常令人动容。一个刚刚离异的年轻妈妈，带着女儿离开中国在美国定居，生活捉襟见肘。有一天，她看到女儿在跟一个白人小男孩聊天，男孩在炫耀自己的名牌夹克，可女儿并没有因此而自卑，她抬头挺胸，把自己的书包摆到白人男孩面前，告诉他说：“这个书包是我妈妈亲手给我做的，全世界只有一个，多少钱都买不到。”
而这就是比较和存在的意义，也是我想分享给大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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