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上最会讲故事的男人，只是被神选中了

采访、撰文｜耿凌波

十点人物志原创

对电影感兴趣的人，但凡聊起国内艺术电影近几年的发展，万玛才旦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

他个人编导的长片处女作《静静的嘛呢石》就获得第2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处女作奖；之后的剧情长片《塔洛》更是获得第52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奖 ；到了《撞死了一只羊》时期，直接问鼎第75届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最佳剧本奖。

他还是外界的认知里为藏地电影人“蹚出一条路”的人。在万玛才旦鼓动下，松太加（导演《阿拉姜色》）坐上了与他同行的绿皮火车前往北京电影学院学习摄影；因为万玛才旦想要培养一个录音师，德格才让（演唱《故乡》）被从家乡叫来念了录音系；万玛才旦要拍电影《塔洛》，拉华加（导演《旺扎的雨靴》）成了他的执行导演……

这些人都先后有了自己电影事业上的代表作，影史上第一批藏地电影人闯了出来，外界称其为“藏地电影新浪潮”。在此之前，去往北京学习、从事电影工作，在松太加一行人看来是不可想象的：“电影门槛太高，北京都是精英人士，北电更是听说过但门都没见过。”

在成为电影人之前，万玛才旦还是个会用藏汉语写作的藏地作家。自1991年就读于西北民族大学开始，万玛才旦的小说便开始频繁见诸于杂志、报刊及领奖台上。2020年，他创作的中文短篇小说集《乌金的牙齿》，一举摘得南方文学盛典“年度小说家”桂冠。

《乌金的牙齿》 万玛才旦 著

中信出版·大方 出版

电影《一代宗师》中有一个经典的“掰饼斗武”桥段，讲北方武术界不满“南拳要北传”，怀揣宫家六十四手的宫羽田是当时中华武术会会长，宫老爷子爱惜人才，更心系中华武学的发展和延续，在“掰饼”一战中，用一块饼试出了叶问对武林发展的想法，并有意将肩上的责任传递，当时他对叶问说：“今日我把名声送给你……希望你像我一样，凭一口气点一盏灯，要知道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有灯就有人。”

作为藏族作家当中用汉语写作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西藏文联主席扎西达娃也曾把名声送给过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万玛才旦，扎西达娃称他“创造了藏民族的电影和小说双子座的高峰”。

而从藏区进入内地，万玛才旦的电影和文学作品也带来了新鲜空气。

拍出《益西卓玛》的谢飞，是中国“第四代导演”的代表人物，也是万玛才旦在北京电影学院的老师，谈及万玛才旦，他不吝赞美，“要拍好藏族电影，一定要有藏族的编导。万玛才旦是很不容易才出现的电影作家。他是藏族出身，有独立作家的能力，作品基本都是自己写自己拍。”更提到，伯格曼、费里尼、杨德昌等世界电影大师也是这样创作的。此前《益西卓玛》一直是内地电影解读藏区人文生活的标杆作品。

以《西藏组画》创下划时代意义的艺术家陈丹青，更是自看过电影《撞死了一只羊》之后，就对导演万玛才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看完了万玛才旦所有作品，被其中的每一部所打动，坦言透过电影看到了万玛才旦身上的慈悲和善良。

这种种盛名之下，万玛才旦自己作何感想？他又是如何认识自己的？

自2002年导演个人第一部短片作品《静静的嘛呢石》（处女长片前身），万玛才旦至今进入电影行业已有20年，如今再谈及电影创作，他更愿意将其形容为做一项工程、写一篇论文，当中的压力和责任自不必言说。相比之下，短篇小说的创作轻便、灵活，为一个作者安放个人化的表达、思考甚至是对创作的欲望，提供了更开阔的空间。

如今，万玛才旦推出《乌金的牙齿》之后的最新小说集《故事只讲了一半》，我们也有机会与他聊聊他的感受和态度。

“创作”正在变得复杂

万玛才旦不喜欢反复修补的创作体验，他觉得那样的过程就不太像创作。

“创作应该是灵感迸发的一刻，就像做梦一样，可能当时记得清楚，醒来就会忘记。”用说唱艺人表演《格萨尔王传》时的状态类比就是：“他们一旦进入了那样一种状态，就什么都有了。”

《格萨尔王传》是世界上最长的英雄史诗，相当于西方《荷马史诗》数十倍。它还有另一个名字，叫“活史诗”，流传千年并不靠纸笔，而是靠一代代民间说唱艺人口口相传。这些人行走在高原河谷，《格萨尔王传》伴随着他们的高歌吟唱在藏区家喻户晓。

然而奇妙的是，说唱艺人大都不识字，但对《格萨尔王传》的表演却能切及肤理，有研究者将这样一种难以解释的现象称为“神授”。万玛才旦常觉得，创作这件事带有一点神秘性。

相比之下，“写了改、改了写”的操作，则像是在完善论文，不断查漏补缺，找找东西佐证，进度才能被一点一点完成。尤其可怕的是，创作本身产生的愉悦感也会在这样一场漫长的拉锯战中消耗殆尽，写作者仿佛不是在写作，而是在处理一项工程。

在他的小说创作经验中，倘若故事讲到一半被迫中断，隔了一段时间重新进入，出现衔接不畅或者感觉不对的情况，他都会很干脆地放弃。

像短篇小说《水果硬糖》的创作经历那样，中断之后还愿意重新捡起来，捡起来之后还能重新讲完，这样的情况是极少数。作为《故事只讲了一半》中万玛才旦自己最喜欢的作品之一，《水果硬糖》讲述了一位藏族母亲养育了两个儿子，一个成为医生，一个成为活佛。

从事文学工作以来，万玛才旦以创作短篇小说为主，还未涉足过长篇小说写作。他认同写作是个“体力活”的观点，而长篇小说则是更艰辛的体力活，尽管他自己偶尔也会有想法冒出来：“或许该写个长篇了”，外界也常催促：“你什么时候写个长篇”，但真正能让他将长篇落实的机会始终难找。

他并不能像一个职业作家那样，能完全静下心来，将整个的大段时间投注在写作上。文学创作之外，他还会被很多事情牵扯精力。一些颇有名气的作家也有过那样的经历，可能很早就有一个写作计划，但因为各种创作之外的事情拖延，以致于过了两三年才真正写出来。

万玛才旦的身份更多，时间也被裁得更碎。

尤其开始拍电影之后，他经常要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闯入，甚至连自己都常处在“无法明确第二天会发生什么”的状态里。他要不断地去平衡创作和上映之间的事情：电影拍之前，要和投资商见面洽谈投资、和主创见面平衡想法；电影拍完之后，还要配合路演、接受采访……

世界电影史上有很多电影大师，作品列表里硕果累累，一生能拍四十部甚至五十部电影。但万玛才旦很清楚，这可能不会是自己的速度。拍电影讲究天时地利人和，尤其与外部环境息息相关，他需要时刻做好根据环境去调整创作的准备。

也因此，他通常会准备两三个成熟的电影计划在手上，看准时机，适时推进当中的某一个。

最新电影《雪豹》就是在疫情期间创作的剧本，真正拍完，用了两三个月的时间。拍摄的部分，去年就已经完成了，今年主要制作雪豹部分的特效。在电影市场萧条，投资环境艰难的情况下，万玛才旦对这部电影的进度已经很满意。

某一刻感受的放大

万玛才旦的创作似乎一直处在一种“两难”的境地之中。

他之前的电影《塔洛》，讲述久居深山的牧羊人塔洛，爱上了新兴藏族女孩杨措，为了想象中的爱情，他不顾一切卖掉羊群、剪去小辫子，最终失去所有。最后他想要回家，摩托车打不着火，旷野中，塔洛将点燃的炮仗投入油箱，用一种自毁的方式接受了惩罚。

不少看过电影的人，都会被镜头下藏民被动遭受冲击的处境触动，而给予了这个群体登上大银幕机会的导演——万玛才旦，则被外界铺天盖地的解读赋予了“慈悲”的形象。

到了电影《气球》，人们更试图借着电影主人公的遭遇，去触碰导演更深层次的创作冲动。藏族母亲卓嘎养育着三个孩子生活艰难，面对第四个孩子降生可能会带来的巨额罚款，她想要引产，但丈夫达杰却认为第四个孩子是自己父亲转世，坚持要妻子生下来。

一时间，到底是顺应现实，还是遵循信仰，成了笼罩在这位母亲身上进退两难的困境。

万玛才旦出生在青海藏区。宗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那片高原上出生的每个人，在这种价值体系里成长起来的万玛才旦，从家乡去县城、藏区到内地，遭遇到所谓更“先进”、更现代的生活和观念，难免会产生对比，甚至对自己的文化产生反思情绪。

也正因为，万玛才旦自己就处在类似的两难困境当中，所以才会将遭遇变化、身处变化的藏区群体作为自己电影的主角，只是他对这个世界的观察，常常被解读为一种凝视、一种俯瞰。

面对这些声音对他的塑造，万玛才旦会想要解释两句。但更多时候，他不知道该如何回应。

如今《故事只讲了一半》出版，外界认为万玛才旦有了新变化——外延更广，更加复杂。画家陈丹青在序言中提到“这批新小说…扩大了故事的跨度人物、情节、主题，更显复杂，不再框限于乡村素材，小说人物开始进入城市，进入摄制组，进入咖啡馆……”

《故事只讲了一半》 万玛才旦 著

中信出版·大方 出版

这次，万玛才旦却十分笃定，这种种变化在他看来或许只是读者层面的观感，对于他自己来说，谈变化，更多的是一种假象。

正如他自己所说“一个人写作上的特点，包括叙事的基调，情绪上的伤感，甚至是贯穿其中的孤独感，早在处女作中就已经显现。”故事中，那种把人夹在中间的状态，万玛才旦在10年前就经历完了。小说只不过是在讲，故乡还有其他人正在经历同样的状态。

《塔洛》里面有一首歌叫《走出大山》，歌词中写道，“我要走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描绘了藏区年轻人对于走出故乡的向往。他们抱着传统观念离开故乡，进入城市又会遭遇新的价值判断，两种价值观在一起碰撞，人则会产生一种撕裂感。

与其将自己放在一个对万物施以慈悲的位置上，万玛才旦更愿意将自己的创作看成是一种“神授”：“很多时候，灵感会猝不及防地拜访你，而且会附在你身上，一刻也不肯离开你。”而自己的书写，只是为降临在身上的灵感，进行一个妥帖的安放。

万玛才旦的一位编辑形容，每一篇短篇小说，都像是对他自己某一刻感受的放大，而每个读者，都能从中看到自己想要看到的东西。“有点像镜头，镜头背后是创作者那一刻的感受，但观众却透过这一幕一幕看到了更全景式的东西。”

“放纵的快感”

时间会带走很多东西。

人们离开故乡，进入城市，开始可能会处在一个割裂的状态中。但经过几代人的融合，最开始那批人的后代，可能逐渐融入另一种环境，适应另一种价值判断，最终就成了城市人，完成了农业文明向城市文明的过渡。

到了那时，就像出生在美国的小孩普遍说英语一样，出生在中国的小孩可能普遍都在说普通话。至于自身族群的语言，以及语言背后的价值体系，逐渐在他们身上消失了。就像《气球》中，卓嘎所面临的生育困境，随着政策的变化，也已经不复存在。

但也仍然还会有一些困境，无法化解，会一直存在。就像面对一个男人提出“老婆和母亲掉进河里先救哪个”一样，这种困境没有终极答案。在万玛才旦看来，人处在其中，就好像走钢丝，会一直痛苦、一直纠结，类似于佛教中讲的“执念”。

这个时候就只能依靠自身，人有的时候，想清楚了自然就进入了另一个境界。万玛才旦承认，这种淡然正是自己的态度。透过阅读他的短篇小说，能够体会到这种坚定感。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短篇小说的形式带来的。他形容自己创作时候的心境，“往往有了一个题目之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写完了，比如《乌金的牙齿》的创作只用了一天加两个晚上。”

“写的过程中，它有一个很顺的气，写完之后你能感觉到它是一个好小说，你自己也会很有成就感，这种感觉我觉得挺好的。”这个过程会产生一种快感，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之为“放纵的快感。”

不用考虑任何创作之外的事情，能不能发表，稿费多少，能不能评奖之类，享受那种纯粹的创作带来的愉悦感。让他在两难中，有机会“透口气”。

但两难境地不会被完全消除。所谓的看淡，在某种程度上，也只是另一种形式的无奈。

正如他在短篇《尸语新说：枪》中描述的那样，枪的出现，让儿子得以跳出父辈好逸恶劳的惯性，杀死神的香獐子，摇身一变，成了孝子；可对应着小说里另一条线，在听这个故事的德觉桑布，却依然在陷入“西西弗斯”式无望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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