挤破脑袋进体制，我成了领导的“枪手”
在人们的传统观念里，体制内的工作等同于稳定、清闲和体面。疫情以来，急剧变化的大环境，个体生活的不确定性，都让体制内的工作愈发炙手可热。
据统计，2022年，我国公务员考试的总报名人数首次突破200万，仅西藏阿里地区邮政管理局的一个基层岗位，竞争比就高达20000:1。许多年轻人怀揣着对朝九晚五的“铁饭碗”、“一杯茶一张报纸”的生活的向往，加入考公的行列，只有极少数人能突围“上岸”。
29岁的平林新月也曾是考公大军中的一员。四年前，他从南京一所211大学研究生毕业，回到位于江苏南部的家乡，考入区委办公室，成为了一名文字秘书，给一把手领导写文稿，俗称“笔杆子”或者“写材料的”。
真实的公务员生活由此展开。然而，平林新月逐渐发现，这个岗位和他想象中的不太一样：熬夜加班是家常便饭，光鲜和瞩目并不存在，孤独、枯燥和接受质疑，才是工作的常态。而这些，也引发了他对于公务员职业的新思考。
以下，是他的讲述。
像熬鹰一样熬人
2018年，我研究生毕业，和大多数应届生一样，为了求得一个安稳的工作，参加了江苏省省考。在我从小接受的教育中，当公务员稳定轻松，社会地位高，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钱多、事少、离家近”的高性价比工作。
当时，我对公务员内部细分的岗位还没有太多概念，只想着能考回家乡，专业对口就行，于是报考了区委办公室“文字秘书”的岗位。相比其他公职岗位，我报名的岗位报录比接近80：1，竞争不算特别激烈。经过了三个多月的精心准备，我幸运“上岸”，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公务员。
去部门报到那天，师傅引着我来到工位，说：“这是之前一个写材料的‘老法师’的位置，在这儿写了十年，终于出头了。你要加油！”
初出茅庐的我并不理解这句话的深意，但那张工位着实让我震惊——富有年代感的合成木地板上，办公桌下那一块已经变色，那是双脚来回剐蹭后留下的痕迹；黑色的键盘上，字母键、数字键已经被磨到程光瓦亮，显然用了很久，兴许这十年都没换过；鼠标旁的烟灰缸尽管已经洗净，但无法褪去的烟渍和键盘里残留的烟灰，依然展现着上一任同事边抽烟边工作的情景。
办公桌下的地板，是岁月的痕迹/作者供图
和我同一间办公室的两个年轻人，一个姓程，一个姓章。程科（体制内初次见面时对所有同事的尊称）是一个90年的年轻人，一米八的大个子，身材微胖，“M”型的发际线给人一种成熟稳重的感觉。章科是92年的，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看上去知识很渊博。
师傅向我介绍他俩，最后说了一句，“程科写了4年，章科写了2年了”。那时，我还不明白为什么师傅要强调写了多少年，后来才逐渐明白，年限不仅代表着资历水平，更说明了这个岗位没有多年历练是无法熬出头的。
新的职业生涯就这么开始了。和所有新人一样，我的工作也从校对、打印等“杂活”开始。大概三个月后，区里将和某个大学成立“产学研”合作平台，一把手领导将在活动上致辞，我有了第一次写作的机会——为领导起草这份活动致辞。
按理说，一般不到1000字的致辞是比较简单的：介绍自身的情况、介绍这所大学情况、强调两者合作的好处。但我把初稿交给师傅后，却很快被打了回来，理由是“味道不对”。
什么叫“味道不对”？这真是个完全让人摸不到头脑的说法。致辞第二天下午就要用到，我只能熬夜加班修改。虽然早已听说“材料都是改出来的”，但完善材料的过程比我想象中更痛苦。写作初稿时，我对文章的第一印象已经刻骨铭心，师傅的反馈意味着，我要把自己的第一印象全部清零，推翻重来。
晚上十点，十一点，十二点……我在已经确定的活动方案中寻找场景感觉，在浩如烟海的素材中寻找文字灵感，反复推敲致辞中的每句话，试图表现双方的这次合作是多么天造地设、千载难逢。
整栋楼的灯一盏盏熄灭，停车场的车一辆辆开走，巡楼的保安大叔走到我门口，推门进来看了我一眼，叹了一口气后，安静地带上门走了。或许，这种为了写稿挑灯夜战的场景，他也见过无数次了吧。
准确、准确，再准确！
对于公文写作来说，无论报告发言的主题是什么，“准确”都是最重要且最基本的要求。随着起草各类稿件的次数越来越多，我对于“准确”也有了更深的理解。
每年到了年终，全区会召开大会，总结过去一年的工作。会上，一把手领导的报告永远是重头戏。为了起草这份报告，我们前前后后得花掉一个月时间，其中包括一把手领导确定写作方向、整个团队分工起草、反复修改、最终定稿等数个环节。
最近几年的年终报告，我分到的都是“总结成绩”的部分。这部分不要求语言有多优美，但要求提到的数据绝对准确。
由于从开始起草到最后定稿的时间跨度较大，过程中，经常会出现数字变化、排名起伏、荣誉新增等情况。每改动一句话，我都要与对应部门一而再再而三地确认，哪怕是小数点后第二位的数字，都必须精确无误。
有一年梳理成绩时，我需要写明整个区全年进出口总额的数据，为了确认这个数据，我与部门的电话从三天一次，逐渐增加到一天一次，最后甚至半天一次，终于在定稿前一天，得到了这个数据的准确答复。
其实，数字的绝对准确，对于体制内的任何岗位都有要求，但对文字秘书的要求更高。
这两年，新冠肺炎疫情反复不定，所有人都时刻关注和疫情有关的数字，而疫情本身变化很快，无论是核酸检测，疫苗接种，还是隔离转运，就算只间隔一个小时，数据都会有很大变化。我经常听说，负责这些数字的同事每次都会特别小心谨慎，发布前半小时仍一遍遍地确认，避免因为数据不准而误导大众。
对于我们这个岗位来说，除了数字准确之外，用词精准也是十分重要的。中文博大精深，同一个含义有多种表达方式。我们起草的文稿，既不能曲高和寡，也不能过于随意，每一个词语和句子，不仅要贴合场景，还要让人能听懂。
记得有一次起草一份专题会议的讲话，里面涉及到对“女性”的称呼，我一开始想呼应综艺热点，写的是“乘风破浪的姐妹”，但回看时，总觉得在一个严肃的场合用这样的词略显轻浮，思来想去，最后还是改成了“广大女性同胞”这种更稳妥的、让人一听就明白的表达。
学无止境
很多人都觉得，体制内的工作是“一考定终身”，只要考上编制，就是幸福生活的起点，甚至是“躺平”的开始。
我也是进入这行后才发现，考上只代表着你站在了这份工作的“门口”，甚至离“入门”还差得很远，想要从小白变成熟练工，除了笔耕不辍以外，还要十年如一日地学习。
刚来时，师傅就告诉我，现在大众获取信息的途径很丰富，整个社会的知识水平都在飞速提升，我们作为材料起草者，也必须跟上时代的潮流，保持学习，在文稿中融入专业知识，至少不能说“外行话”。
所谓学习，按照体制内的说法，就是学习上级、学习平级、学习下级。
上级的学习，指的是学习上级的文件和讲话。我的办公桌上永远摞着满满当当的书，其中有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和著作，各领域名家专著，历史书籍，以及各类期刊杂志，我没事就翻翻，保证自己的知识结构能够紧跟时代，避免脱节。
听说，老一辈的写作大师在没有电脑和互联网的年代，都有剪报的习惯——把报纸上的重要信息剪下并收集起来，打造一本适合自己的“口袋书”，以便随时随地拿来翻阅。
平级的学习，指的是学习各种专业知识，并将它们有效整合。
有一回，我接到任务，要写作一篇农业方面的发言稿，我先花了几天大量阅读有关文件，又向区农业农村局的同事们请教了很多问题，等到自己觉得学的差不多了再动笔。
没想到，当我拿着精心写成的近5000字初稿“交作业”时，师傅的评价却是“像是部门写的，而不是一把手领导说的”。意思是内容还算专业，但太单一，而一把手领导需要的是整体性思维，因此文章必须从农业出发，把土地规划、农技人才等方方面面的内容纳入进来，形成更加丰满的层次，才算过关。
下级的学习，则是向生活本身取经。写过很多文章后，我发现如果一直伏在案头、皓首穷经，写出来的东西就会不接地气。
有一次出去下馆子，听到隔壁桌的顾客感慨自己前几日去办理营业执照，手续简化了很多，时间也缩短了。当时我只是听了一句，也没有特别留心。后来写行政审批方面的稿子时，想起这件小事，突然意识到要用“用户思维”思考，通过流程再造、节点控制、材料简化等手段，让大众在日常生活里感到方便和省心。从生活中获取的灵感，最终又反馈到了工作中。
写再多的稿子，也不能写自己
学生时代，我们常常听到“枪手”“代考”等词语，这些行走在“灰色地带”的职业似乎很难得到认同，而我的工作内容，恰恰是为他人而写。
记得刚入行时，有一次，我需要写一篇经济类讲话，因为我是经济学硕士出身，自认为在这个领域研究了很久，有一定的心得体会，写作时也加入了很多以前在学校学到的知识，写完对文章信心满满，没想到却被师傅狠狠泼了一盆冷水。
师傅给我发了一堆领导曾经在类似会议上的讲话稿，并对我说，“我们的工作是写领导的发言或者汇报，所以材料必须体现领导的思想和想法。我们自己想什么不重要，写出领导想什么才重要”。
“关起门来当领导”，是我们这份工作最大的难点。要想写出领导的想法，首先就得了解领导的观点。
每每有写作任务下达，一把手领导并不一定会专门告诉我们需要写什么，需要突出哪些重点。而且领导的信息渠道很多，他的想法会随着信息的丰富出现变化。我们只能通过旁听会议、记录笔记、整理录音，从领导的只言片语中寻找观点，作为写作的基础。
找到观点后，也不能只是简单地罗列，毕竟重复之前的观点并没有任何意义，还是要进行适当引申和进一步思考。虽然我并没有领导那样丰富的工作经历和生活经历，但既然这个岗位有要求，那我只能让自己加速老成起来了。
或许是因为天天站在领导的角度思考问题，习惯了当领导思想的“搬运工”，身边的朋友总调侃我有点“厅里厅气”。
有一次我去参加同学聚会，一改往日上班的正式穿着，自认为穿得非常随便，结束时，一个跟我关系比较好的同学对我说，虽然今天我的衣着比较休闲，但无论是说话还是动作，都像一个领导，给人一种城府深、不好亲近的感觉。
每次和体制外的朋友们聊起工作，我也常常能收获一些吐槽，“你们写出来的‘官话文章’看着都让人犯困，经常说很多‘正确的废话’，就这样你们还一直加班到那么晚”，我也只好苦笑。
在我看来，公文写作确实需要遵循一定的章法，尤其是一把手领导的发言，必须用精炼的语言把事情说完整，因此在用词上会极尽凝练，给人一种“正确的废话”的感觉。但实际上，每句话背后都有大量的支撑材料，稿子上短短一行字，背后可能查了两小时资料。
至于加班，除去写作本身耗时以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领导白天大多时候很忙，大家在各种社交媒体或新闻上也能看到他的身影，只有晚上他才有空审阅即将使用的文章，并提出修改意见。有时觉得文章写得不尽人意，必须大量修改，我们也只能挑灯夜战。
不知不觉中，这份“幕后”的工作已经进行到第四年。
在这四年的时间里，我结识了很多从事相同工作的同事和朋友。有人说，我们是一群“隐形守护者”。我觉得这个名字很好，我们藏在阴影中，很少有关注，更少有掌声，对于体制之外的大众，虽然能看到我们的文字，但几乎不知道我们的存在。
但我们同样很重要，特别是在信息化的时代，我们的文字已经成了沟通上下、展示内外的重要途径，也成为了守护整个体制高效运转不可或缺的一环。
我们常调侃“材料永无止境”，有写不完的文章和“愁秃头”的工作压力，很多人都十年如一日地伏在案头，像我的工位的上一任“老法师”一样，把地磨平，把键盘敲烂，但可能自己离生活却越来越远。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几年中，我还将在这个工作岗位上继续耕耘。我并不排斥这种“坐枯禅”的工作，甚至想把它作为一种“技术”学好学精，如果我写的文字能给会场台上的领导、台下的听众，以及场外的大众带来一丝丝启发，给我的家乡建设带来一点点灵感，即使永远在幕后，那也就实现了我的意义。
部分配图来自《重版出来》
9月15日晚上8:00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董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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