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成龙》④ | 最严重的受伤，我和死神一步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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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我们读的是著名演员成龙的自传《我是成龙》，这是成龙从影60周年官方认证版传记，披露了他从童年至今的成长经历，这本书既是成龙个人的奋斗故事，也是电影人创作生涯的记录。让我们一起阅读这本书，见证这位平民偶像的奋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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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既是一种陪伴，也是为了更好的成长。
领读 | 储杨
今天我们继续阅读成龙自传——《我是成龙》。
昨天，我们读到成龙两次去往澳大利亚，最终，还是不愿放弃苦练十年的功夫，选择重振旗鼓，回香港努力闯荡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这一路虽然坎坷，但他在不断磨砺之后，也终于从票房毒药变成了票房灵药，接下来，成龙还会有哪些精彩的人生经历呢？
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阅读吧！
打破传统
加盟嘉禾之后，我导演的第一部电影是《师弟出马》。
我倾尽全力希望把这部电影做好，以对得起老板对我的信任，也让电影届知道我的成功不是一时运气。
记得当时有个镜头拍了120次，只是为了表现我把扇子踢向空中并且漂亮地单手接住。
在这样的想法和毅力的驱动下，1980年上映的《师弟出马》获得了票房成功，这部电影也成为我向过去告别的一部里程碑之作。
我终于开始拍摄自己想拍的电影，录音的时候还是那帮配音演员，他们对我已经非常尊重。
我那时候也已经学到一个词叫“以德服人”，不仅要尊重人家的专业能力，也要用自己的专业能力和工作态度去服众。
从那时开始，属于成龙的时代正式到来了。
《师弟出马》获得成功后，我想拍摄的下一部电影是《龙少爷》。
1981年，我带着团队到了台湾，电影的主题很简单，就是保护国宝，清末民初中国的古玩珍宝大量流失，我希望通过电影去表达珍惜国家文物的理念。
这部戏需要很多武行参与才能完成，我基本上把全台湾的武行都找来了，不管是高阶还是新人，全都来。
我的成家班第一代成员王耀、彭刚、谢见文就是在那个时期“积攒”下来的。
那个年代拍动作戏，所有人还都保持着拼命的劲头，我自己就是从最基层的武行做起的，知道大家的不易，所以，在我的剧组，颠覆了很多传统的规矩，制定了全新的规矩。
以前如果有武行受伤，那是你自己倒霉，惯例就是“受伤了，别来了”，自己去住院，有时甚至还要被扣掉薪水。
但在我剧组所有受伤的武行，工钱每天照样拿，四个人住院，我会再派一个人去照顾这四个人，他的工钱也照例。
在现场，如果我看到谁表现真的很好，即使今天还是小武行，我也马上给他升大武行，地位瞬间提升，工钱也立刻翻倍。
如果有人离开剧组，我会给遣散费，所有这些做法都属于破例，以往从未有过。
那时候，我还不是多么有钱的人，但我会拿出自己的钱来贴补大家，绝不会拿公家的钱去做人情。
《龙少爷》之后，我与合作至今的编剧、老搭档邓景生想做一部充满枪战动作和特技打斗的电影。
最终我们一起创作出了《海上剿匪记》，在发行的时候改名《A计划》。
也是在那个时候，我开始尝试在编剧方面进行团队创作。
这部电影在当时获得了巨大成功，它动感十足的街头打斗，以及我和洪金宝、元彪的勇敢尝试和完美配合，为功夫片打开了新的创作方向。
对于我来说，1983年的这部电影最特殊的地方在于，它打造了我电影生涯最重要的标签——亲自表演极度危险的特技动作，不用替身。
这也成为我至今不同于别人的安身立命之本。
在那之后的几十年间，我的电影不断带给观众轻松有趣的观影体验，同时也带给他们绝对值回票价的高危刺激动作。
观众来看我的电影，除了希望看到正面的故事、有趣的桥段、精彩的打斗之外，也会期待看到我在新片里又做了怎样不要命的尝试。
在《龙少爷》之后，就已经没有哪家保险公司会为“成龙电影”承保了，我上了全世界保险公司的黑名单。
最严重的受伤
1986年，我发生了一次严重的意外，那是我拍了这么多年戏，受伤最严重的一次，电影的片名叫《龙兄虎弟》。
出事那天，我拍的那个镜头其实并不复杂，大概就是后面有两个人追我，我需要跳到一棵树上去，这在我演过的那么多动作戏中，也就是个过场戏而已。
拍了两遍之后，前期导演曾志伟说，不错，可以了。
可我回想了一下，不对，自己跳完之后落地时不够灵活，我希望再拍一遍，通常我说再拍一遍的时候，没人能阻止我，结果这一次就出事了。
其实那棵树对我来说真的不高，结果一跳过去，树枝断了，我一瞬间就掉了下来，尽管落地时我习惯性地用手挡了一下，但头还是砸在了一块石头上。
落在地上的第一反应是腰很疼，当时我爸爸在片场，他过去几乎不来我工作现场的，也不知怎么就这次我出事被他当场看到。
剧组的同事们赶紧先把我爸爸推走，免得他受到太大的刺激。
我的外表看不出伤，但很多血从耳朵里喷了出来，那是上午9点多，剧组要把我从山上搬到山下，再坐吉普车送去医院。
打了很多针之后，我又被送到一家大点的医院，医生看过我的情况之后说，一定要马上脑开刀，不然很危险，我们这没有这么高的医疗水准，最好能找到全世界最好的那个脑科医生来开刀，他是瑞士人。
当时曾志伟在现场，他看到那种情况，觉得我可能快要死了，就赶紧打电话回香港给嘉禾的老板邹文怀。
那时打电话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国际电话没办法一下子就打通。
邹文怀老板第一次把电话打回来，说正在联系瑞士脑科医生，然后就挂断了，电话第二次打来，说这个医生正在世界各地周游讲学，找不到人在哪里，电话又断了。
这个时候，医院的医生就有点急了，大家都僵在那里，没人能拿主意，害怕一旦上了手术台，我没办法活着出来。
最后，医生进来征求我本人的意见，我记得当时他说了一大堆话，大部分我也听不太懂，等他说完，我只说了两句话：
现在我能相信谁？我只能相信你。好，我做手术。
接下来就是剪衣服，推进手术室，当时我迷迷糊糊地看着房顶上的灯，才知道原来手术室里的灯泡有9个，后来感觉有个老头子在问我，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声音越飘越远。
第一次醒了之后，听到床头有铃声，睁眼，好像有4个护士在看着我，我想要起来，她们就把我的头往下按，我又睡着了。
再醒来的时候，耳边响起的是口哨声，那是谭咏麟在旁边吹口哨，吹的是他那首《朋友》。
第三次醒来的时候，已经换了病房，谭咏麟和曾志伟在旁边，看我清醒了，他们跟我说：
“王八蛋，你知道自己的运气有多好吗？给你做手术的，就是那个瑞士医生！他刚好就在南斯拉夫讲学，是他帮你做的手术！”
不知道在我决定进入手术室前后的那段时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个医生又如何神奇地出现在我的手术室里，这一切就像是个奇迹。
这一跳，献给师父
1997年9月，我在戏剧学院的师父，几乎朝夕相处10年的于占元先生去世。
听到这个消息时，我在荷兰拍摄《我是谁》，那一刻脑子里浮现出小时候被带到师父身边的情景。
那时，我并不知道自己会在那里度过漫长而痛苦的10年，当然也不会知道，如果没有那10年就没有今天的成龙。
身在世界各地的元家班成员，包括当时已经声名鹊起的“七小福”，都在尽一切力量赶到洛杉矶，参加我们师父的葬礼。
从荷兰赶到美国，我的制作公司嘉禾因此损失了几百万港币，但是他们也支持我去送师父最后一程。
我曾经说过，陈志平是陈港生的父亲，于占元是成龙的父亲。
在戏剧学院的10年，每天都在经历魔鬼训练，被体罚到流血流泪是常事，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大家都会在心里默默地咒骂师父，但是渐渐长大，才明白这一切经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痛苦，还有很多很多珍贵的的东西。
除了一副足以闯荡电影圈的好身体、大量可以自如表演的动作特技，更多的是一件渗入我们血液中的坚韧、胆量、气魄和纪律。
所有这一切，都在之后的人生里帮助我们渡过一道道难关。
师父的离去，让《我是谁》的拍摄有了更多的意义，我比过去更希望在这一部电影中拿出最好的表现，而其中一种方式，就是去挑战更高难度的特技动作。
这一年，我已经43岁，理论上已经过了强拼危险动作的年纪，我面对高度是70米，不像《警察故事》里有东西可以抓住向下滑落，这次几乎什么都没有。
我心里清楚，这一跳，我要献给师父。
"Camera!""Rolling!""Action!"
我纵身跃入风中。
后来我也曾问过自己，这一跳真的有必要吗？答案是，有。
不仅是为了师父，为了我们的荣誉，也是为了我全世界的观众们。
他们渴望进入影院，在两个小时的黑暗里，看到大银幕上有一位真正的英雄。
到底什么是“成龙电影”呢？我认为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我从来不是无所不能的，反而每部电影里都被打得很惨，我没有形象包袱，不会顾忌自己在镜头里是否好看，我演的都是小人物，有很多弱点和毛病，他们一般不会主动介入纷争，常常是被迫出手，最后绝处逢生。
第二，我的电影剧本从来不对动作场景进行细致描述，因为我永远更喜欢临场发挥，跟成家班的伙伴们在现场进行创作。
第三，搏命动作，在成龙的电影里，只要这个动作够精彩、够危险，我一定亲身上阵，并且用一个完整镜头把它记录下来。
第四，别人的剧本创作都是从故事剧情出发，我的剧本创作则是从动作场面出发。
第五，我的电影会在全世界取景，我希望跑遍世界每一个有意思的角落，把它们放进我的镜头里。
第六，我的电影价值观永远正面，我从不在自己的片子里表现低俗、下流、残忍、负面的东西。
我跟成家班的人讲过，这辈子，我们不要做第一，要做唯一。
结语
今天，我们读到成龙的事业渐入佳境，他不断挑战自我、成就自我，但在拍摄动作片的路上，不乏危险与挑战，他也为此时常遭受意外。
成龙的路还会一帆风顺吗？让我们期待明天的阅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