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50岁的当口回头望，李小萌觉得，她的人生上半场大致可以划为两个阶段。2015年以前，她是家喻户晓的央视记者、主持人，报道汶川大地震时掩面而泣的背影，打动了数亿观众，成为国人对那场灾难最柔软的记忆之一；2015年年末，她离开央视，在一个新闻节目主持人的黄金年龄，辞职回家带孩子，由此引发的议论、揣测和好奇，到今天仍在持续。三八妇女节之后，我在北京东二环的一座写字楼见到了李小萌。相比过往在新闻节目中呈现的知性、端庄形象，如今的李小萌多了一份明快的生动。她一身运动服，化了淡妆，笑起来会露出可爱的小虎牙，为干练的气质添了几分柔和。我带给她一束郁金香作为节日礼物，她喜出望外，“很久没有收到女生送的鲜花了。”距离从央视辞职已经过去了八年，李小萌早已有了新身份。她创业做自媒体，有一个20人的小团队，演讲、拍短视频、直播、写书都在她的工作范畴内，用她的话来说，“李小萌是一个IP，我就是这个IP的生化载体。”离开大机构出来单干，她每天忙得“脚后跟打后脑勺”，声带因为用嗓过度长了小息肉，从前干净的嗓音变成了有些浑浊的“直播嗓”，但她不想自怜，“都是自己的选择，这点嗓音的损失算什么呢？”前些日子，她出版了新书《你好，我们》。书中，她写自己从央视离职的来龙去脉，写44岁重新求职的艰难和残酷，过往人生中那些羞怯、笨拙和难堪的时刻，被她毫无保留地摊开在读者面前——如此程度的自我袒露，对于一个公众人物来说，是罕见的。连她的朋友，都反对她如此向外界自我剖析。李小萌说，敢于向别人袒露自己，对她来讲是一个特别大的成长的标志。身边的人也见证了她这些年的变化。合伙人卢俊是李小萌的多年好友，他觉得李小萌如今的生命状态都不一样了，“松弛了、舒展了、自如了，从一个自我封闭的小萌，变成了一个更开放、不设限的小萌。”我和李小萌聊了聊她的这八年。在两个多小时的对话中，我愈发感受到，这不单单是一个全职妈妈如何重返职场的故事，更是一个女性经历了漫长的束缚、挣扎和自我怀疑后，在50岁的年纪，重塑自我、自由绽放的历程。
2015年年底，我从央视辞职后，几乎所有人都在猜测我为什么辞职。这个问题直到去年都有人在问，在好奇，甚至在编造谣言。以前，我做的大多是访谈节目和现场报道，虽然压力大，过程中充满不确定性，但那种身为记者、身处现场、跟人面对面交流给予我的正向反馈，让我始终有身为新闻工作者的荣耀感。
2008年李小萌深入北川灾区报道，路遇善良的灾民朱大爷，留下令人动容的一幕 | 图源网络
后来，新闻频道改版，我做的访谈节目《新闻会客厅》关了，《东方时空》也从一个专题类节目变成了整点新闻播报，于是我陷入了一种机械化的工作节奏中——每天穿过长安街，走进办公室，简单化个妆，然后熟悉一下稿子。稿子的内容大部分是定好的，而且不许脱稿，必须念提词器，这让我感到以己之短搏人之长。那两年有一大批新闻人辞职。如今来看，似乎是一个时代的终结。我的同事张泉灵、赵普、郎永淳也和我在同一年离开了央视，不过他们接下来都有明确的事业方向，我完全没有，是唯一一个回家当全职妈妈的。“裸辞”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我小孩的爸爸跟我说，你就踏踏实实回家吧，我不会让你因为我而后悔的。还有一个原因是，那时，我认为自己是没有一技之长的人，没什么其他的选择。有些人会错把平台当成自己的能力，而我是另一个极端，把自己的能力全部看成是平台的资源。我总觉得，如果没有电视台和这些新闻事件做支撑，我是没办法做成什么事的。
李小萌主持《新闻1+1》| 图源网络
回家后，一开始我给自己安排得特别满，除了弄孩子，还给自己报了一堆烘焙课、英语课和油画课，整天拼命健身，拼命节食。结果三个月后，身体吃不消了。有天在家吃饭，吃着吃着，我突然失去意识，身子往一边歪过去。我去医院检查，报告单显示，总蛋白低，血压低，各种指标都低。家里人问大夫，她这是什么病啊？大夫说，通俗一点来讲，就是营养不良。大家都笑了，说21世纪的中产家庭居然会营养不良，你这是干嘛呢？后来我才知道，这其实类似“退休综合征”，是一种心理问题。具体表现为辞职、赋闲或者退休后，因为没办法自洽，又害怕自己停下来，只能把自己搞得特别忙活。辞职前，我以为自己的心态会很稳，毕竟路是自己选的，况且我又不是以一事无成的状态回归家庭的，我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和知名度，主持人这一行最高的奖项我也拿遍了。但是渐渐地，我能感觉到家里的氛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以前当主持人的时候，一回家，家人都说，哎哟，宝贝女儿回家了。现在回家了，谁还管你，回来就回来了呗（笑），我好像没那么重要了。还有一部分压力是我自己给自己的。我不是那种全职以后依旧该花钱就花钱，该臭美就臭美的人。我觉得，既然我不挣钱了，那我就应该少花钱。其实这个想法非常糟糕，因为婚姻意味着收益和义务共担，夫妻双方如果有一方在家全职了，另一方的收入也不是个人收入，而是家庭的共同收入。但我“温良恭俭让”惯了，我会不自觉地约束自己，总有一种不配得感。有一天，我去幼儿园接女儿，在教室门口无所事事地等孩子下课。正东张西望呢，突然看到一个妈妈，穿着职业装，风风火火地赶来，到了教室门口，找把椅子一坐，掏出电脑就开始投入地工作。那个画面在我脑海中停留了很久很久，久到让我意识到，我是想念工作的。女性并不是只有工作才有价值，只是对于我这样一个身处职场多年、有工作惯性的人来说，回归家庭后，照看孩子只占用了我小一半的精力，我还有一多半的精力无处安放。我迫切地想回到那种有事可做，被团队和客户需要，能为社会创造价值的状态里去。
从小到大，我一直过得顺风顺水。小学六年三好学生，保送初中，初中三年三好学生，保送高中，高考以北京地区文化课、专业课双第一的成绩考上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毕业后又直接进入中央电视台工作，一干就是20年。这种顺风顺水也意味着，我的人生是相对被动的。大部分时候，我都在被环境和周围的人推着走，而且结果还不错。听从安排、相信权威、努力打工、少操闲心，是我过去的生存哲学。三年全职妈妈的生活结束，一切都变了。我不再是央视著名主持人，而是一个44岁的、离开职场3年的大龄女性求职者。失去了庞大系统的帮助和庇护，我只能像小马过河一样，一点点蹚着水往前走。如今想来，我特别庆幸的一点是，在家的那段时间，我没有断掉和外界的联系。既没有消失在朋友圈，也没有停止学习。这可能是我们始终要做的人生日课吧。当时的身材和样子，虽然没有现在精神，但也不至于走形得太厉害。所以当我想要动身做一些事情的时候，还有朋友愿意伸出橄榄枝。一开始，我做独立制片人，和东南卫视合作访谈节目《你好，爸爸》。做制片人和做主持人太不一样了，我不仅要做好采访和内容，还要负责背后一系列的统筹、商务工作。起初真的什么都不懂。东南卫视把合同发过来，我“啪”地在最后一页把章一盖，立马寄了回去。对方打电话来问，小萌，骑缝章呢？我说，什么骑缝章？对方沉默了。这件事被我的朋友们笑了好久，大家都说，小萌哪像在社会上闯荡了20多年的人啊，完全是个生意上的小白，连最基本的商业规则都不懂。邀请嘉宾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障碍。以前在电视台做主持人，我只需要把内容准备好，联络、邀请嘉宾的工作基本都由编导和策划完成。那时的我，就是一个老老实实上班的乖孩子，不懂得积累人脉，也不懂得规划事业。每次做完采访，我从不主动和嘉宾合影，也不主动交换联络方式。看似清高，实际上就是不自信，总觉得工作都做完了，也没有必要再联系了吧？又担心万一被拒绝了怎么办？总之就是张不开嘴。和摄制团队的磨合更令我头疼。《你好，爸爸》筹备时，团队上上下下，除了我，全都是男性。去机房审片，半地下室的房子，站了一屋子名字都叫不全的男人，空气里混合着烟味和体味。导演对我态度很好，可不管是拍摄计划、场地、光线、机位，任何问题只要我有疑问，永远得不到进一步讨论，只有一句“您放心”，说白了就是“你别管”。李小萌担任独立制片人的节目《你好，爸爸》| 图源网络这些困难都是我之前没有预料到的。但事已至此，我只能硬着头皮上。邀请嘉宾，对方拒绝了，那就一次次地磨，飞去他参加节目的现场，当面发出邀请；摄制团队的布景有问题，就算还有半小时就要录制了，也要让他们拆掉重来；片子质量不过关，即使项目不做了，钱退回给电视台，也不能就这么糊弄过去。从惯性地打一份工，到别无选择开始创业，我的人生也从被动的状态，转向了被迫主动。卢俊说，他觉得我之前在央视的生活是高度滤镜化的，从始至终都被服务、承接、保护得很好，而创业是一个强迫我进入真实世界，并拥抱真实世界的过程。重返职场后，我的第二次生命才真正觉醒。
我原先是个特别温顺的乖女孩。一部分是天性使然，我妈说，她当年生完我，把我从医院接回家，别人都不知道家里来了个婴儿，因为我根本不哭。我生长在北京的一个小康之家。我爸是个老电视人，我妈是工厂医务室的医生。我爸对我很严厉，从来不会当着别人的面夸我，情绪来了还会打我，会发大脾气。我妈属于传统的母亲，虽然她跟我很亲近，但她不可能帮我对抗我爸。小时候经常出现的场景是，我爸把我打一顿，然后躺在床上，假装气得吃不下饭。我甭管多委屈，就算哭得话都说不出来了，都得站在我爸床前，极其耻辱地说，爸爸，我错了，你别生气。现在想想，可能是我爸自己内心比较自卑，所以他对于和他有密切关联的人也没那么满意。我到30多岁了，我爸才对我说过一句“宝贝女儿回来了”，因为那时候我在事业上做出点成绩了。从小到大，我从来不提过分的要求，给吃什么吃什么，给穿什么穿什么。这种习惯延续到了工作后。在央视，我的口头禅是“随便，都行”，被评为“最好伺候的主持人”。那时的我，既觉察不到自己的欲望，也不会提要求，更不曾为自己争取过什么。在同事们看来，我乖得堪称奇葩。在央视工作20年，我没有当过一天正式事业编制职工，直到2015年离开，还是企聘合同工。唯一一次跟领导提要求，是在2011年怀孕后，我问领导，能不能给我办个电视台的车辆出入证，不然走路进来很吃力。领导都懵了，说，你进台里十几年了，连个车证都没有？那些年，我在央视做了很多节目，拿了很多荣誉，但都是领导指派的。我只是做到了机会到手，就一定拼尽全力做到最好，因为我特别害怕让别人失望。李小萌获得金话筒奖，并将奖杯送给朱大爷 | 图源网络创业相当于强行改变了我的状态。没有人再替我安排，没有一个大机构再给我庇佑和掩护，我想工作就要自己去跟电视台提案，当一屋子的人都在说这儿不好，那儿不好的时候，怎么答辩，怎么争取，都要自己想。我以前特别怕麻烦别人，主要是怕被拒绝。但自己创业以后，我唤醒了沉睡的朋友圈，发现求人居然是建立关系的非常有效的方法，甚至比被人求还有用。只要不怕被拒绝，愿意伸出援手的朋友很多。前两年，我们开始做抖音。我老说，能把抖音做起来的人，都是别无选择的人。热点来了，就算是晚上十一二点，我已经躺下了，蓬头垢面的，也要迅速起来收拾收拾录视频。去年年底，我们整个团队都阳了，等到烧一退，说话还喘呢，又开始直播上链接了。做自媒体就像农民伯伯种粮食，下一天的地，就有一天的收成，不下地就荒了。摸爬滚打了两年，我渐渐意识到，在内容传播这件事上，我是有热情的，也有天赋。所有正向反馈都会慢慢沉淀为我的勇气，一开始是壮着胆子做，后来变成“我可以这么做”，再后来，我能判断出接下来的走向和结果，对自己的笃定就又多一分。
50岁的重塑与绽放
我现在非常愿意讲我的年龄，因为它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心理支柱。二十几岁的时候我反倒不愿意讲，那时候年轻，不自信，容易自我攻击，总是怯生生的。现在我一想到，我都50岁了，团队里的小孩们才二三十岁，我吃过的盐比他们吃过的饭都要多，做决策时我就多了很多信心。白岩松很多年前和我说过，他渴望变老。那时我还不理解，现在明白了，岁月会带给我们智慧和力量感。我女儿今年11岁，她们班的同学有时候也会讨论彼此的爸爸妈妈。有一天，她回家告诉我，她的同学们说，本本，你妈妈都50岁了吗？太不像了，她像我们所有妈妈中最年轻的那个。你知道，因为我生孩子晚，我女儿同学的爸爸妈妈都是80后或者85后，她有个同学的姥姥只比我大10岁。但我觉得小孩子们看大人，看的应该不是一个人脸上的色斑和皱纹，而是一个人的状态。我女儿过生日，请了十七八个小朋友来家里，我会和孩子们聊天，尤其是那些落单的。孩子们参加活动，大人一般都是服务者或者秩序维护者，但我更喜欢作为参与者，和他们混在一起玩。我跟我女儿说，你开生日party，妈妈就负责捡起那些没有被你们注意到的小朋友。养育孩子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治愈的过程。我常说，只有当了妈妈，我才体会到爱别人有多幸福。目睹她一天天长大，也给了我重新审视自己生命的机会。我女儿的性格和我反差可大了。她从两岁就学会了说“不要”，干嘛都是“不要”，我那天还在跟她说，你这一天里说的“不不不”，比你妈十年说的都多（笑）。我以前特别害怕冲突，偶尔的情绪失控都会让我内疚几天。但作为妈妈，有时候我需要表达愤怒，让我女儿知道我在支持她，保护她，为了她我敢于向外界展现攻势。慢慢地，这种习惯也会平移到我自己的工作、生活和社交中。我玩微博好多年了，最开始从来不管理负评。我想说，我尊重所有的评论。但这两年我开始刻意训练自己回复负评，因为我发现，如果你自己都不敢站出来为自己说话，别人凭什么支持你呢？女性很多时候习惯于展现温和的那面，但我觉得，应该让别人识别出你不好惹的那一面。如果你从来没有炸出过你的逆鳞，别人就会不断地越界，越到你的底线之下。我有个微信群，平常都好好的，有天，一个人突然发了一个针对女性的非常过分的黄段子。要是过去，我肯定划过去当没看见。但那天，我第一时间说，这个段子对女性很不友好，希望你能撤回。那个人马上回复，抱歉抱歉，手抖发错了，我发个红包，下回注意。之后群里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信息。我是个很晚熟的人。敢于袒露自己的真实情绪，对我来讲是一个特别大的成长的标志，是我建立起了足够多的安全感的表现。我以前是正相反的，把自己包裹得特别紧，永远礼貌有余而率真不足，总是做该做的事，做该做的反应。我希望别人给我的评价都是好的，比如她特别谦虚，特别低调，特别不张扬，没有攻击性。都是这种很窄的评价。但是现在，我愿意向这个世界敞开。我不想再陷入无止境的自我批判中，也不会让自己躲在根本不存在的保护伞之下。当我把真实的自己袒露出来，经历着日常的风晴雨露，我发现，我就是自己的保护伞和承重墙。这是即将知天命的我才完成的成人礼，虽然迟到多年，但我甘之如饴。今日推荐，点击下文即可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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