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狗屁工作，我去澳洲做快乐的日结工
赶在南半球的樱桃季结束之前，谢阿金在流水线上跟工友一起挑了1485吨樱桃。
伴随着车间里的动感音乐，户外工人摘下的樱桃随着水管里的冰水一起流过来，谢阿金要把有伤口的、没樱桃梗的、有擦伤的、屁股开花的果子挑出，然后等着下游工友装箱、贴标、出口。冻樱桃的水很冷，就算是带着手套还是会感受到那股寒意。
最近，应届生探索各类“轻体力活工作”的讨论越来越多，好像突然大家都开始尝试换一种活法，主动或被动地逃离那些被社会定义的“好工作”。
“孔乙己”则成了另一个热议的话题，失意的年轻人感叹“学历是我下不来的高台、脱不下的长衫”。随着做“孔乙己”是对是错的讨论越来越多，年轻人真实的迷茫却淹没其中。
00年出生的谢阿金不穿长衫，她的改变来得更加彻底和果断。
疫情解封后，谢阿金从上海一家咨询公司离职，背起自己的行囊，带着买完机票只剩八千块的存款去了澳洲。
浦东机场的国际出发等候区空空荡荡。候机时，她遇到了一个从水电局辞职的男生，拿着和她一样的WHV签证（Work and Holiday Visa 打工度假签证），跟阿金吐槽了很多工作上的不如意。飞机上的电影资源很全，她看完了杨紫琼主演的《瞬息全宇宙》，丝毫不知这部电影第二年就会横扫奥斯卡，创造历史。
这是一趟直飞奥克兰（新西兰第一大城市）的班机，飞机上许多留学生之后会从奥克兰转机去澳大利亚，度过一段令人心动的求学之旅。而阿金和那个男生从北半球飞到南半球，是要去摘樱桃、端盘子、砍猪肉、割生菜……有趣吗？不知道。
之前的工作如此不可忍受吗？做出这样的选择困难吗？这是不是被包装精致的一种逃避呢？在对话中，她远比我想的更加坦然——“这当然是一种逃避啦，可我逃出来了，不是吗？”
第一次见到阿金，她刚砍完花椰菜，瘫坐在青年旅舍的沙发上，穿着一件花衬衫，头发乱乱的，指甲上还残留着之前美甲过的痕迹，跟我自嘲现在过得就像个野人，周遭充斥着乱哄哄听不明白的各种外语。
年轻意味着很多选择，但阿金说她很难感受到选择权，“大家的选择太多了，所以才会纠结，而我来这边打工，是因为我本来就没什么选择”。
封控、出国、打工、度假、暴食、继续重装骑行和徒步。这是一个普通00年女生的生活，连彷徨都自由，以下内容根据她的讲述整理：
奥克兰，我的新手村
我是9月份到的，刚好是奥克兰的春天。天气非常冷，刮风又下雨，过会儿可能又出太阳，是多变的海岛天气。我在一个孟加拉人的沙发上睡了十几天，接着就感冒了。
当沙发客最好的地方就是可以节省住宿费，碰上好的人还会带着你到处去玩，是一个交友性质很强的行为。
奥克兰的街道看着就很乱，因为银行卡和税号迟迟没有办下来，我在皇后街上来来回回走了很多遍，很像我们打游戏刚进去的新手村，总是围着一个任务反复做。
我的经济状况很窘迫，人民币在新西兰太不经花了。市中心的青旅60刀一晚，吃饭可能花50刀，相当于一天六百多人民币就没了。我在上海工作半年也没存下多少钱，除了八千块的存款，爸妈又给了我两万应急，但我还是不敢随便花，只期待手续快点办好，我就可以开始工作了。
我一直有个厨师梦。朋友告诉我商业街上很多咖啡店、餐厅都有招工需求，我去图书馆打印了50份简历，最后发出去十几份，却从来没有收到任何电话或邮件。直到沙发主告诉我，在新西兰找工作，有熟人介绍或者有车会更方便一些。前者，我很快就感受到了。
听说东海岸的城市陶朗加有更多机会，我便决定去那边看看。在市中心的青旅里，我遇到一位大叔，他在当地一家建筑公司工作，却不知道为什么孤身住在青旅。听说我遇上困难，便主动提出要带我去找工作。
他带我去他朋友开的餐厅，热心地向店长推荐我，说我口语很好，很努力。虽然认识不足两小时，但他成功帮我找到了第一份工作，我如愿以偿成为了餐厅帮厨。
这家餐厅员工只有三个人。主要是做半成品，通过线上销售，运到相邻的城镇。我负责切菜、备菜和打包：从大锅菜里舀一勺，倒在包装盒里，再放进冷库。虽然基础，但我挺喜欢的。餐厅定位是环球料理，我不但可以吃到各国美食新鲜出炉的第一口，还可以边看边学。
缺点是老板有点抠，按照新西兰最低工作标准发工资，每小时21.2nzd（人民币91.4元），有时食材没送来，老板就告诉我今天不用上班了。听上去很美好，但工时不稳定意味着工资也不稳定，我只做了一周就离职了。
回想起在上海工作时的高薪，来到新西兰后，我的收入的确降级了很多。
离开上海是一种自救
去上海工作是一个偶然。我是学俄语的，谈不上多热爱这门专业，自然没有做学术的想法。快毕业时，同学们有的考研考编、有的在大公司实习，环境迫使我跟着着急。
当时身边有很多声音说，“不要浪费你应届生的身份”。虽然不理解这个身份为什么重要，但我还是参加了许多就业宣讲会。我的母校算是一所末等211，我还会去参加其他大学办的宣讲会。前前后后面试了两个多月，一直在被选择、被评价，有时候闲下来一整天坐在咖啡馆里，不知道是对谁，但非常内疚。
幸好最后还是收到了上海咨询公司的offer。
这家公司在南京西路附近，最繁华的地方，办公楼从外面看上去就非常高级、整洁。可一进办公区就把我吓到了，像是在考研自习室的朗读区，每个人都在打电话，忙得不可开交。
我们的工作需要联系不同行业的大牛，他们往往都在相关领域深耕多年，我会帮我的客户和这些人约时间进行几个小时的访谈。访谈时长与我的绩效挂钩，聊的时间越长，我赚到的也就越多。这份工作没有上下班的概念，工作群里消息不断，即使是周六晚上十点有需求，我也必须马上回复。
我在近郊租了一个大概10平米的次卧，跟房东老夫妻住在一起。每个月2700元的房租，通勤45分钟，幸好不用换乘。房东夫妻都是非常精致的上海人，冰箱里从不会有隔夜菜。听说之前拆迁被分了三套房，现在就靠收租金和养老金过日子。
疫情隔离在家的日子，我每天装作热情洋溢地给客户打电话，打完电话再出去教房东线上买菜、拼团、做核酸，他们常常挑完把自己不吃的菜留给我，我们再因为这件事争执一番。
单调的生活、越来越低的分享欲、自由度为零的工作，这些让我感觉越来越痛苦。
我是个热爱游荡的人，心里一直有着去异国他乡体验生活的梦想，而眼前不堪忍受的苟且生活加速了我做下决定——去打工度假。
因为WHV签证名额有限，需要抽签，抽到之后我才跟父母说要去南半球打工的事情，隔着视频，我妈眼睛唰地一下红了，我从来没看过她那种表情。
在澳洲，我遇到很多人甚至是跟父母断绝关系出来的。我妈妈虽然不愿意，但也没有强硬地阻止我，但我知道她是不理解的。
也许有人说大家工作、结婚、生子都是这么过来的，你怎么就不可以呢？可我为什么不能是逃离规则的人呢？如果人生是一场游戏，我不想选困难模式，我挺菜的，不得不切换到简单模式。
现在我有的是时间，可以随时在海滩上发呆一天，慢慢地我也发现，在澳洲的海边，像我一样不上班的闲人数不胜数。
驾驶我的车
我得有辆车。这个想法不是突然出现的。
有很多攻略会告诉你，“在新西兰，没车就是没腿”。为了能去工资更高更自由的果园工作，我决定回奥克兰买台车。
买车的4600刀一部分是我打工的存款，还有一部分是之前父母给我应急的钱。逛了好几个车行，最后在私人卖家那带回灰色的Toyota Wish时，我兴奋地跟它拍了好几张合照，毕竟是我人生的第一台车。
我在一个页面古早的背包客网站上知道了猕猴桃水果小镇正在招人，立马开车去了。新西兰的春天还不是猕猴桃的季节，好在猕猴桃全年都是需要护理的，我赶上的是花季。
我的工作是摘下烂掉的、并蒂的花苞，确保一个长枝上只留3-4个最好的花苞，最后结出的果实个儿大、养分足。
只要天气好，果园一周七天都可以上班。果园的工作时间是从早上九点到下午四五点，上午下午各有15分钟的带薪休息时间。工资是24.5nzd/h（约105元人民币），如果加上其余工时福利，每周税后基本可以破千（约4400元人民币）。只要是流水线上的工作，为了缓解工人的困意和焦虑情绪，广播里就会循环播放动感音乐，
在果园，我第一次知道猕猴桃树是分公母的，只有公树的粉授到母树上才能结出好果子。所以每到花季，工厂会空运蜜蜂过来授粉。每个猕猴桃棚的起点放着两个蜂箱，蜜蜂就从你耳边飞过，摘花苞的时候手指还会碰到它们。
猕猴桃小镇上所有的果园被三家包装厂承包了，出口的果子会被贴上一个果标，标签的费用会被计入成本，亲身体验过生产过程，我也理解了国内进口水果昂贵的原因。工作结束后，我给家里也买上一箱，希望他们能感受到我的劳动成果。
有了车，住宿的问题也解决了。在果园打工睡车里能省下很大一笔费用。睡觉前，我把车后面两排座位全都放倒，做出一个平面，接着把充气床垫放上面就可以直接睡了。虽说有几个晚上被冷醒，但新西兰的夏天也很快就来了。
这边房车文化很流行。后来去樱桃厂工作，遇到一位车间经理，他在世界各地专门干樱桃工作，有一台自己改造的房车，我们常常能听见他在房车厨房里炒菜的声音。
等一天工作结束，我们就去附近的河里游泳，河水是玻璃的颜色。跨年的时候，工友们一起做拉面，开着车去追彩虹。新西兰公路风景很好，道路两旁的草是一片苍茫茫的黄，远处是雪山，一路上看到四五道彩虹，每一道都是新的。
后来我从猕猴桃果园离职了，没什么特别的原因。在这里，你离职、入职都只要跟老板说一声，留下一周的缓冲期就好，下一家公司不会问你稳定性、职业规划、性格是内向外向这种问题。
可惜我人生中的第一辆车没能陪我多久。
一次我开车去果园干活，急匆匆通过路口时撞上了一辆SUV。下车只见零碎部件掉了一地，车也开始漏油，几乎没法开了。这边修车厂周日都不上班，我等了一个多小时才来了一辆拖车。
我抱着装下我所有行李大箱子，也不知道接下来要去哪里，感觉一辆那么大的车就此离我而去了。又等了大半个月，只等来车彻底报废的消息。
想象另一种可能
后来我又去了肉厂和樱桃园工作。肉厂车间里面一派工业风，架子桌子都是钢的，质量很好，流水线上每天都有人擦洗，看着比我家碗碟还要干净。
流水线上游有两台电动切割机，把整羊分成大块，中游的刀手会嗖嗖两下把肉沿着骨头削下来，丢到流水线上给下游的我们打包，包好的肉丢到另一条流水线传送到真空机，装箱打包之后运到冷冻部门，成为可以流通的货物。一块肉在车间不会呆超过三十分钟。
在樱桃果园工作的好处是吃樱桃吃到饱。我负责挑樱桃，总之要保证装到盒子里的樱桃饱满圆润、没有任何瑕疵。下游的经理会检查我们的工作，如果发现不合格品太多，就会来提醒我们需要更认真一些。
樱桃季结束前一周，HR发邮件说我们已经包了1485吨，这种没日、没夜、没周末的工时恰好是想攒钱的背包客需要的。但工作结束我立刻给自己放了一个半月的假，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想再上流水线了。
假期里我去了著名的米尔福德步道徒步，一共53公里的旅程，预计要走上五天四夜。为了减少对环境的破坏，步道开放名额有限，我费了不少力气才抢到这个机会。这几天，我穿越了纯净湖泊、高耸山峰、氤氲瀑布和辽阔山谷。
休整的日子，都在揉面做披萨，做太多吃太饱就抬着浆板去湖里，盯着波光粼粼的湖面，晃悠悠就过了一天。
听人说起多日铁道骑行，也很想尝试一下。我把行李存在朋友车上，租了一辆单车，只带很少的行李出发了。那几天我每天骑行5-6个小时，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人，好像跟干流水线没有什么区别。身边是群山和农场，曾经的故事好像过眼云烟，相比存在了几万年的山，无人的旷野，人太渺小了。
自由感，像从深水区浮上来
其实我一直有些暴食，在国内工作时尤其严重，每一次症状都伴随对自己失控的自责和厌恶。来新西兰之后很久没有发作过了，那天却来势汹汹。
当时我还在休假，本来计划去南边无人岛上进行一次11天的徒步，因为感冒无法成行。我只能留在港口城市，拿着汉堡外卖去公园里闲逛。
可能是计划被打乱带来的压力，我疯狂吃了好多东西。之前因为便宜，我在亚洲超市的过期货架上买了一大包椰子饼干，准备当成徒步的零食。这时候也拿出来吃。味道有点苦，发现已经过期一个月了。
那一刻我会怀疑自己，为什么要在这里做底层劳动力，买过期的食物，丝毫不在意自己的形象，好像抛弃了所有的社会性。这是对的吗？
一边吃，我一边试图在网上看小说打发时间，偶然看到了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看到他写自己一个人推着轮椅在公园里看树，什么事都没干只是坐了一天；我当时也坐在公园的草坪上，还吃了那么多，看着身边那些人来来往往，突然就开始痛哭。
十五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摇着轮椅进入园中，它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那时，太阳循着亘古不变的路途正越来越大，也越红。在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一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并看见自己的身影。（《我与地坛》）
我一下想起自己为什么会租上海那间出租屋。它的窗外有一大片梧桐，我期待过它们从光秃秃的树干变成绿油油一大片的样子。现实却是，工作十多个小时回到家，我再没有更多精力观赏那些梧桐。
在这边我同样工作十多个小时，下班会发现路边的苹果树挂果子了，想到晚餐可以做个苹果塔。每天的海都是不一样的，今天是晴朗的蓝绿色，昨天是阴沉的灰蓝色，我开始感受到时令天气的变化。
这样讲很抽象，但你每天看云都是不一样的，生活就不是复制粘贴。云不一样，好像我在里面也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会痛哭呢？我想这就像你去潜水，一下子从深水区上来，能听到整个世界的哄闹，第一反应居然是有点难过，那是自由带来的眩晕感。
很多人会问起我之后的打算，我也几乎会问碰到的每一个人，你结束打工之后要做什么？有人回答得很细节，有人会说没有计划。
我之前读到国内工人写的诗，描述的工作都很痛苦，但如果没有工作，好像家庭和自己的人生都会出问题。我不一样，我抱着一种玩乐的态度在对待自己的工作，好像多重宇宙里的三和大神。去年我的爷爷去世了，想到也许明天我又会出什么意外，那为什么不享受当下的每一天呢。
在国内为工作痛苦的日子里，我常去找人算命，结果答案各不相同。我想，我是不是可以突破大家算出的所有可能，不跟随统一的大纲，等到人生电影大结局的时候，站出来说：你们算的都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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