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踪“小镇做题家”10年：名校毕业后，他们很难找到好工作
采访、撰文 | 灯灯
2020年，“小镇做题家”一词走红网络，让大众将目光投向了那些出身农村或小镇的名校学子。
“小镇做题家”这个概念，最早出现于豆瓣上一个名为“985废物引进计划”的小组。一些年轻人发帖感叹，自己曾凭借刷题和超强的应试能力，成为高考中的佼佼者，从小城镇考入一流高校，以为从此人生逆袭，平步青云。
但进入大学后，他们却发现，自己曾因成绩优异而拥有的光环在逐步瓦解，特别是与大城市的同学比起来，无论是思维、眼界、家境还是社交能力，都存在一定差距，在升学和求职的过程中屡屡受挫，从而深陷自我怀疑。
在人们的固有印象中，“小镇做题家”普遍家境贫寒，内心自卑，擅长做题，却缺乏相应的视野和资源，未来发展不受人看好。
80后学者谢爱磊是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的教授。早在2013年，他就开始研究精英高校中的农村学子。通过对4所高校约2000名学生的十年追踪，谢爱磊目睹了农村学子与精英文化的隔阂，深入了解了他们的迷茫和挣扎，并将他的观察与思考完整地记录在了新书《小镇做题家：出身、心态与象牙塔》中。
本月，十点人物志采访到了谢爱磊。我们试图从“小镇做题家”的故事中总结：出身会如何影响一个孩子的人生轨迹？读书、考试在当下还能够改变命运吗？个体和社会分别能做些什么来破局？
以下根据谢爱磊的讲述及书稿内容整理。
我对农村学生的关注，和我自身的经历分不开。
我是80后，老家在安徽的一个农村，父母都是农民。记得小时候在村里读小学，学校条件很艰苦，开学第一天，老师把教室的门打开，喊“预备——跑”， 同学们就蜂拥而入抢课桌。厉害的同学能抢到有四条腿的课桌，慢一点的同学只能抢到三条腿的，最后用砖头垫着当桌腿。
回看当年的农村教育，基本可以说是“望天收”。对一个孩子来讲，学习上能不能成功，有很多偶然性的因素在起作用。
我从小成绩比较好，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父母很爱护我，为了让我有更多时间学习，不怎么让我干农活。但我有很多小伙伴是留守儿童，父母常年在外打工，他们只能自己照顾自己，光是做饭、洗衣服就占据了很多时间。
除此之外，我也遇到了几位好老师。农村师资有限，上小学时，我们那届的老师恰巧教学经验丰富；到了初中，赶上国家大力培养中等师范生，不少老师刚从中师毕业回来，教学功底比较扎实。
按照现在流行的优绩主义思想，那些没有像我一样读书读出来的农村孩子，是“智商不够，努力不够”，但我近距离观察过他们的生活，就知道真相是我比他们幸运。
后来我去了市里一所省重点读高中，第一次直观地感受到我和城市孩子的差别——大家都讲普通话，只有我不会。起初因为听不懂老师的普通话，我一度怀疑自己的听力有问题，上课时不停地搓耳朵，把耳朵都抠破了。老师喊我回答问题，我不敢开口，有同学误以为我是“小哑巴”。
文理分科时，我选了文科。其实我的物理成绩优势很大，可惜化学不行。化学课得做实验，但我们上初中时，什么实验器材都没有，连烧杯都没见过，颜色、配比、操作全凭死记硬背。
农村孩子经常会感觉到，课本上的东西离我们的生活有点远。我常想起中学英语考试的窘境——有大量阅读理解题所描述的故事都发生在城市，而我因为缺少相关的生活经历，难以理解文章的意思。
高考那年，我考了我们学校的文科第一名。按照当年的分数线，应该可以上最好的大学。但因为不懂得如何填志愿，最后我稀里糊涂地去了华东师范大学，读英语专业。现在看来，这误打误撞也是我人生中的一大幸运，母校给了我从其他学校应该学不到的东西，例如，所有老师刻在骨子里的谦卑，以及对普通人命运的关注。
大学头两年，我很迷茫，学习成绩一般，穿着打扮有点“土”，时常觉得与上海这座城市格格不入。我的朋友很少，社交圈很小，经常一个人深夜在校园里散步。朋友拉着我去参加万圣节派对，我中途跑了出来，觉得自己不属于那里。
假期我回到老家，给村子里的孩子们免费辅导学习，鼓励他们好好念书。孩子们很听话，也很想学好，但暑假我给他们补完课，寒假回去一看，成绩还是不理想，陆续有人辍学、打工、上职校，这让我非常沮丧。
也是在那个时期，我开始对自身的处境，以及众多农村学子的处境，有了深入探究的渴望。农村教育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为什么有的学生能学好，有的学生不能？考上大学的农村学子，该如何融入大学生活和城市生活？农村孩子怎样才能跳出命运的循环，不再复制父辈的命运？
在主流话语体系中，这些来自农村和小镇的学生考入名校，离开家乡，最终在城市找到一席之地，已然实现了社会阶层的流动，属于成就自我的励志故事。
但通过近十年的采访和调查，见证了他们真实的迷茫、困境和思考后，我想讲述的是这个故事的另一个版本——社会流动背后的情感代价。
谈到初入大学的感受，很多受访对象的共同感受是“手忙脚乱”、“不适应”、“学习上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一个叫吕程的男孩告诉我，他高中时就读的县一中是当地最好的中学，学校实行半封闭式管理，每天的日程都极为紧凑，中午吃饭只有20分钟，“即使只晚了五分钟，回来时就会发现教室里轻悄悄的，大家都在做作业，班主任在前面看着你”。
然而到了大学，这种统一的学习节奏消失了，吕程感觉自己一下子失去了生活的秩序。高中时看到别人在做题，他即使在玩，也会马上想，不如自己也来做题好了，但上了大学，他看不到别人在干什么，室友也经常不在寝室，只有晚上睡觉时才能见到，这令他感到失落和不安。
一些高中时“很会做题”的学生，到了大学，会感到自己失去了优势。与欣来自高考大省河南，她回忆，高中自己有一半的时间都在做题，学习只剩下各种做题技巧。等到上了大学，与欣发现，自己真实的英语水平和其他城市生源的同学比起来，有很大的差距。
反复做题的本质是机械训练。高中学习的内容是有边界的，内容局限于老师讲授的知识点，但大学的内容是没有边界的，老师讲授的知识点仅仅是进一步学习的基础，题海战术显然不再适用。我的另一位受访者志安说，靠一些“划重点”、“钻空子”的方法也能应付考试，但他感到自己并没有真正学到什么东西，反倒虚度了时间。
许多采访对象都曾谈起，进入大学后，他们发现学习成绩只是一个方面，体现人生价值的方面并不是一张成绩单，还有更多成绩以外的东西，但他们却不知道怎么把时间花在学习之外的地方。
我在书中写到了一个叫刘心的女孩，她提到，大一时，学校里的校级学生组织开始招新，周围人都在踊跃报名，只有她连报名表在哪里都不知道，后来才发现，报名表夹在录取通知书里，此前她压根没有注意到。
后来刘心报名了院学生会的生活部，这是她使用排除法做出的决定——“文艺部需要才艺，宣传部也需要才艺，组织部需要口才，这些我都没有，只有生活部的工作也许可以胜任。”
早期艺能训练和中小学学生活动经验的匮乏，让“刘心们”倾向于负面地评价自己的能力。我们的调查数据显示，相比城市籍学生，农村籍学生更少担任班级干部、参加学生会或者团委等组织，也更少在学生组织中担任管理岗位。此外，他们花在校园活动、聚会以及其他社交活动上的时间也更少。
采访中，有不少人坦言，自己是大学里的边缘人，没有特别的兴趣爱好，和其他同学聊不到一块儿去，所以只能学会孤独，适应孤独，在有限的交际圈里，维持一下关系。他们之中的一些人会退回到学业里，“做一个安静的学霸”，学业上的成功能为他们创造一处避风港，让他们规避来自不熟悉领域的挑战。
而到了毕业的节点，许多受访学生会责怪自己太过于“后知后觉”、“没有明确的规划”，以至于在找工作时处于劣势。有一个女孩说，大四上学期，同学们纷纷拿到了offer，只有她一头雾水，“怎么我还没有投简历，大家就找到工作了？”后来她才搞明白，互联网行业的校园招聘在七八月就开始了，而她那时浑然不知，正在老家过暑假。
迈克尔·汤姆林森曾于2008年在《英国教育社会学杂志》上刊文，提出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劳动力市场，想要获得更好的工作，需要懂得“经历经济学”。也就是说，在大学期间要围绕就业目标，主动地安排好学习、校园活动和实习经历，在毕业时，才能把丰富的经历变成好看的简历，在面试时能够清晰地告诉雇主一个相对成熟的生涯叙事。
但对于部分农村学子来说，关于大学的学习和生活到底可以与将来的工作有多少联系，他们缺乏充分的想象。我们的调查显示，在就业的初始薪金上，城市籍学生比农村籍学生平均高出20%，总的来说，农村籍学生获得社会意义上“好工作”的机会更少。
客观地说，这部分来自农村和小镇的学生是幸运的，相对于他们的父辈，他们已经初步实现了社会流动。
但他们无法融入精英文化的情感困扰，对自我能力的习惯性低估，以及在家乡和城市间进退维谷的处境，也不应该被社会忽视。
我一直不主张将“小镇做题家”看作一种客观的能力叙述（只会做题），或是一种绝对的生活状态（没有物质资源和社会网络）。我认为，“小镇做题家”更多是一种主观心态，是一群人对一段成长经历的反身性思考。
我在访谈中最大的感受是，这些学生靠着做题和考试走出旧的生活，但又充满苦恼，在结束了他们戏称为培养“做题机器人”的应试教育阶段之后，没有人能告诉他们，该如何适应接下来的新生活。
我作为一个传达者，将年轻人的这些困扰呈现出来，不是为了抱怨和自怜，而是为了让更多人看到我们思考的产物，同时希望能给同样处境的年轻人一点点启发。
《小镇做题家：出身、心态和象牙塔》这本书中，我完整地记录了我们的思考：情感困扰背后，结构性的因素是什么？农村和小镇学子的出路到底在哪里？个体层面可以付出哪些努力？受访的学生们已经给出了初步的答案。
从大一开始，我就会告诉学生，要对大学教育抱有一个更加理性、清晰、甚至批判性的态度，不能太依赖学校的结构性安排。老师课上给你的那些东西是远远不够的。每个人都需要想清楚将来要干什么，围绕你的职业目标，有针对性地去自学，将大学当成一个巨大的资源库，才有可能把大学教育变得充实。
从更加宏观的层面，我也时常在想，社会是否能做一些事情，帮助来自农村和小镇的年轻人改善境遇、渡过难关？
比如持续扩容，让更多农村籍学生进入高等教育机构；通过有针对性的入学教育，帮助学生了解高校的文化内核，让他们克服参与学生组织、学校活动的文化障碍；在农村学校，除了文化课的教学，也可以考虑开设兴趣班，为农村孩子培养个人才艺创造机会，等等。
我始终认为，关注农村籍学生在高等教育系统中的主观体验，以及背后的社会结构成因，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深入推进高等教育公平。
经常有人问我，在今天，读书、考试、进入高等学府，还能改变一个农村孩子的命运吗？
假如我们完全掉入优绩主义的思路，仅用单一的标准来衡量一个孩子是成功还是失败，教育的意义就太狭隘了。在我看来，当他们开始探索和反思，那一刻，他们已经迎来了下一阶段人生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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