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择优录取”还是“贫富悬殊”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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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制（Meritocracy）是根据才能、努力和成就来选拔人才的制度，即我们中国人说的择优录取或择优录用。

但最近精英制有些灰头土脸。媒体上常看到关于精英制的文章，文章标题无一例外，把精英制和“撕裂”、“迷思”、“危害”、“悲惨”等贬义词放在一起；大学、中学、政府部门则不仅是纸上谈兵，而是直接拿择优录取开刀，来势汹汹，磨刀霍霍。有些大学开始不要求申请人提供标准考试的分数，很多中学扬言要取消荣誉班，精英高中被建议放弃凭分数入学的做法，连标准考试机构也一度考虑在分数中加入与学术无关的因素。

择优录用的制度自古有之，中国的科举制度就是一个例子，毕竟不管何时何处，事情还是要能干的人才能做好。但择优录用在美国社会成为占绝对优势的主流，却是近几十年的事。

比如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美国精英大学并不要求申请人抒写才情横溢的文章，吹嘘自己课内课外的成就，而是主要考察他们的所谓“性格”和人脉，其实就是一种改良的aristocracy或世袭制。后来耶鲁进行招生改革，取消犹太人配额，在录取过程中完全不考虑学生经济状况（need blindadmission），并停止自动接受东海岸某些精英学校学生的做法，才带来录取制从贵族制到精英制的转变。

择优录用的原则听起来很有道理。与拼爹相比，凭才能、努力和成就为自己在精英学校和公司谋得一席之地，显然是一种进步。为什么这样一种制度会遭到诟病呢？主要原因是贫富差距的悬殊及其导致的社会阶层的固化。

主张摒弃或削弱择优原则的人指出，因为精英阶层在教育上投入巨额资源，他们的孩子在看似公平的择优录用原则面前拥有巨大优势。研究表明，考生的SAT分数跟父母财富直接相关。当学校凭SAT分数录取学生时，等于是奖励了富人，惩罚了穷人。很多用纳税人的钱支持的精英高中全是白人和亚裔，见不到在社区占相当比例的非裔和墨裔的身影，也因为非裔和墨裔普遍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

精英阶层的孩子接受精英教育后，顺理成章地成为社会精英，而中下层人民的孩子则因无法获得精英教育而失去了上升潜力，每一代人都被束缚在父母的社会阶层中，子子孙孙无穷尽也，形成阶级固化。如果推翻择优原则，让处于弱势地位的学生也享受更多更好的教育资源，则有可能打破这种僵化的局面。

这种想法出发点是好的，也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将机会延伸给需要的人，却不一定是正确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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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富悬殊是美国目前面临的大问题。根据人口普查局的最新报导，2018年美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从2017年的0.482上升至0.485，创下五十年新高。2015年美国最富的1%的人的收入占全社会收入的18%，最富的0.1%的人的收入占全社会收入的8%；这两个数字在1980年分别是8%和2%。

贫富不均本身不是罪恶。它既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也是鼓励人们奋发向上的催化剂。对激进的平均主义的虚伪和危害，我们都有亲身体会。当一个社会经济开始发展，收入从极低上升至中等水平时，社会的贫富不均一般会上升。但随着经济发展，贫富不均又会有所下降。这个描述贫富不均跟个人收入之间关系的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形曲线，叫库兹涅兹曲线。

但美国的问题是，在多年基本遵循库兹涅兹曲线后，近几十年贫富不均突然有了上升。这种趋势跟技术的发展和全球化有关。以前一个店老板再精明能干，顶多能挤垮同村的几家小店，把全村人的钱都赚过来；现在的店老板可以把全世界的商店都挤垮，把全世界人的钱都赚进自己口袋。

以前的资本家顶多能剥削几十个、几百个在自己的血汗工厂做工的人；现在的资本家可以在全世界寻找既便宜又有手艺的工人，把他们全部变成自己赚钱的机器。

更不用说人工智能和自动化将取代很多工作，导致一方面是拥有这些技术的公司和股东赚得盆满钵满，一方面是被取代的工人的失业。

伴随着这些发展，本应有适应时代需要的政策来缓和贫富悬殊，杨安泽倡导的全民基本收入政策有点这个意思。但大部分政客都老眼昏花，对技术一窍不通，跟不上时代需要。

右派因为意识形态，或受利益集团绑架，本不指望他们有所作为；左派这些年把注意力集中在边缘群体的利益，也忽略了对经济不平等问题的思考。毕竟，对文化高谈阔论远比制定合理的经济政策容易。

这种反常的贫富悬殊加剧的现象，让我们有了一个让很多人难堪的总统。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贫富悬殊的受害者们选出来的总统，热衷的事大都是加剧贫富悬殊的，比如推翻可负担健保，给富人减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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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人家庭因为资源丰富，肯定会在孩子身上投资更多。不管精英学校录取学生时采用什么标准，精英家庭的孩子总体而言一定会交出更漂亮的成绩单。大学录取要求高分，精英家庭的孩子便有高分；大学要求丰富的课外活动，精英家庭的孩子便会魔术般地变出精彩纷呈的课外活动。如果哪天学校要求申请人倒立十分钟，肯定也是精英家庭的孩子动作做得干净利索。

这公平吗？不公平。但社会从来不是绝对公平的。追求机会的绝对平等，就像追求财富的绝对平均一样，只会导致虚伪和灾难。

但现在以择优录用为核心的精英制之所以遭到猛烈攻击，是因为富人在教育上花费了更多力气，人才进阶之路越来越像硝烟滚滚、剑拔弩张的军备竞赛，穷人在这场竞赛中劣势也越来越明显。这一方面是因为富人的资源实在比穷人多太多，另一方面也更重要的，是富人精明地看到了社会贫富悬殊的现实，知道跃过某个门槛后，是天文数字的回报。

其实那些跃过门槛的精英也有难言之隐，有些人比如新书《精英制的陷阱》（The Meritocracy Trap）的作者口诛笔伐地声讨择精英制，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们从幼儿园开始就努力上进，上中学时就每天只睡五小时，进入名牌大学和精英公司后也一直要头悬梁、锥刺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还是贫富悬殊：正是不同工作、不同阶层回报差别过大这个事实，把他们逼上了绝路。

但这些畸形现象，是贫富悬殊而不是择优录用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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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精英制的文章经常强调成功不仅是由于才华和努力，其中有很多运气的成分，这是毋庸置疑的。精英们尤其应该认识到这一点，这可以让他们多一些谦卑和同情心，少一些自私和傲慢。

我也赞成在分配教育资源时对弱势群体给予一定程度的照顾，以提高每个群体成功的几率；在择优录用时，也应该多考虑学生的潜能，减少对已经取得的成就的依赖。

但教育有它自身的规律。即使进行教育改革，也不宜操之过急，简单粗暴。社会的发展取决于人的质量，除了择优录用，我还想不出更好的保证人才质量的方法。而在对学生进行择优录用时，分数虽不是唯一考量，但绝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衡量学生成就的因素。虽然学生的分数和家庭经济状况呈正相关，两者并不是一回事。同样家庭背景的孩子的分数也可以差别很大。

有些反对择优录用的提议其实并不能帮弱势群体的忙。把能力迥异的孩子绑在一起，能力强的孩子得不到挑战，能力弱的孩子也痛苦。还有那些倡导取消某些标准考试的做法，效果也很可疑。之所以有这些提议，据说是标准考试惩罚了弱势群体的孩子。但没有这些测试，精英家庭的孩子自有补救之法，弱势群体的孩子却失去了唯一让他们了解自己学习进展的客观标准，总有一天要付出代价。

而且研究表明，学生的表现只有三分之一归因于学校，其他三分之二归因于家庭。家庭环境不给力，学校的作用其实很有限。

大家抱怨的公立学校资源的缺乏和质量的下降，也是近几十年财富分配向富人倾斜的直接后果。比如很多人认为，加州公立学校系统之所以衰落，1978年通过的限制房产税增额的第13号提案是罪魁祸首。通过第13号提案前，加州公立学校有90亿美元的预算；第13号提案后，学校预算一夜之间损失了三分之一。而第13号提案就是一条造福富人远超过穷人的法案。

现在以择优录用为核心的精英制之所以有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之势，起因是贫富悬殊和阶级固化，这个问题主要还是应该用经济手段来解决。正如克林顿说的，it’s the economy, stupid。择优录用有它的道理，是经过时间检验、符合常识的保证人才质量的做法。把火力对准择优录用，并不能解决旧问题，却会造成新问题，既有侵蚀平权运动得来不易的成果的风险，也分散了解决贫富悬殊这个根本问题的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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