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拉古之惑：给今日叔孙通者——汪晖教授来幅素描
叙拉古之惑：作为苏格拉底后世最为出名的两大弟子，色诺芬和柏拉图都传世了有关苏格拉底的形象，虽然二者对于苏格拉底的描述有差异：色诺芬笔下的老师更为平实，柏拉图笔下的老师则更为狡黠。但是二者无疑都为老师向后人编织了一个伟大哲人的形象。但是作为苏格拉底的同代人，戏剧家阿里斯托芬却向用一种朋友的平视立场，在喜剧《云》中讽刺性的刻画了一个古板滑稽的苏格拉底。本文的立意某种程度上也是汲取了阿里斯托芬作品的灵感，试图通过对汪晖学术思想以外的形象的勾勒，呈现汪晖作为公共视野中大学者以外的另类面向。
导论
若论冷战以降，中国学术思想界逼格执牛耳者，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九十年代，依凭西方左翼思想的生产的存量优势，无疑是无人能出汪晖左右。（注1）而到了二十一世纪初，借助西方“政治哲学的兴起”，通过对“二施”的引介，使得刘小枫独领风骚。让人遗憾的是，二者都是以自由主义敌人的面目出现。直到2014年，作为“新右翼”的刘仲敬横空出世，（注2）凭借着百科全书式的知识体系，超凡的叙述美学，以及理论驾驭能力，在知识论舆中横扫千军，无可匹敌。套用施特劳斯对于哲学史的评价：“如果19世纪，相对于黑格尔，其他哲学家还显得不是那么明显的话，那么在20世纪，海德格尔则使得哲学同道显得非常愚蠢。”（原话已经忘记出处，未核对，字句或略有出入），这句话中对于海德格尔的评价，基本上符合刘仲敬对于前二者的超越意义。在《远东的线索》的导论中（冬川豆曾经截取了部分，单独发表《施派与中华田园施派 | 冬川豆》，可点击打开），刘仲敬看似轻描淡写，实则雷霆万钧的寥寥数语，一出手就将刘小枫砍的大出血。无疑，过往整个中国学术自由派对于刘小枫拉“二施”作虎皮的诘问，叠加在一起，都不如这几句话力透纸背。正应了那句杜撰的段子：“我梁某（启超）算是著作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寅恪）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可以说，刘小枫在那时不时用“天父天兄”上身的跳大神把戏，在刘仲敬这篇文字出来后，彻底破产了。（注3）
虽说，中国学术界左右两边的朋友圈早就已经相互拉黑，但是总的来说，大家在一个学术共同体内，还不愿意将脸皮全部撕破。过往的学术争论，自由派因为话语限制，有所顾忌，而左翼则有“政治正确”保护，更加从容不迫，甚至掐住自由派的七寸，让自由派吃上“哑巴亏”。不过，现在自由派里诞生了一个不世出的刘仲敬，在思想市场上一举扭转了自由派弱势的局面。（注4）不客气的说，今年自由派里又出了一个我，对于我在野不在庙堂的处境来说，完全可以根据施米特的“游击队理论”：“非正规性、高度灵活性、强烈的政治责任感、提托大地（现实）品格”，游刃有余的做一个学术恐怖分子，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学术游击队战争，（注5）无须顾忌“学术冷战”的平衡默契。既然现在自由派思想市场的声势更大，以我睚眦必报的个性，又岂会错过这样反攻倒算的机会？今天是我拿左翼开刀的第一个：汪晖。
汪晖的左翼面向
整个二十世纪的政治，主要是围绕着产权正义VS分配正义，帝国殖民VS民族自觉这两大主题的双重变奏所展开。在这两组矛盾结构之中，左翼学术思想作为一种反抗理论被大量的生产。公允的说，应该承认左翼坐而论道的批判，尤其是文化批判，有着相当的视野深刻。在这一全球学术思想的大气候的之外，中国学术思想生态的小气候，则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得以重建。如果说八十年代的中国思想界是在一个“启蒙”的主题下展开求索，那么邓希贤在政治生涯的最后时刻以无上的创制之力扭转乾坤，确立了中国的市场经济道路，中国学术思想的生产也开始围绕着这一道路命题展开。应该说，作为嗷嗷待哺时期的中国思想论域，亟需西方思想资源的注入，无可避免的会在争鸣中，存在挟洋自重的心态。但是忽略西方左翼思想生产有其特殊的社会进程阶段，不加以甄别，将其“问题殖民”于中国，则多少存在时空错置的违和感。但是汪晖却借助西方批判理论大盛，摆出一副“德国的蛤贝马斯比你们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的架势，在中国思想界狐假虎威，貌似深刻状的质疑这一事后看来是正确路线的进程。老吴亮在《像恩格斯对杜林那样，为汪晖勾勒形象》中对于汪晖的学术面向有过极其刻薄的挖苦：
“不能对汪晖要求为我们提供清晰的思想，哪怕他总是信誓旦旦地自诩他站在最大多数被压迫被损害的人们一边，而那些人又多么需要倾听汪晖用他们能听懂并为之觉醒的明白语言，为他们讲说这二十年来汪晖为了这一崇高事业呕心沥血地从事新的世界性社会主义复兴运动，进而将所有被全球化所蒙蔽的全世界物产者，尤其是中国的无产者从新帝国主义话语压迫于权力宰制下解放出来。因为他的书必须在牛津出版，在哈佛出版，在香港出版，在东京出版，因为汪晖的读者不是任何国家任何地区一个真实存在的无产者，而是那些在牛津关心作为学术问题中的无产者命运的牛津教授，在哈佛关心作为学术问题的无产者命运的哈佛教授，在香港关心作为学术问题的无产者命运的香港教授，以及在东京关心作为学术问题的无产者命运的东京教授，这些教授享受这自由世界的一切荒谬的自由之便利，痛快淋漓地批判自由的一切欺骗诡诈虚假伪善谎言，他们从来不曾为了任何一个无产者的悲惨命运进行道德声援，更不要说伸出物质帮助之手。却毫不犹豫的地会为一个按照马克思的阶级划分毫无疑问应属于资产阶级的的大学教授殷涉嫌偷盗，进行全球性的名誉担保，而他们在他们所研究的领域中，不断被提到的那个词'无产阶级',不过就是一个语词而已，毫无疑问，要求汪晖能为你们，为你们无产者用你们了解的明白语言，那是缘木求鱼，因为，汪晖的读者是一群西方的教授，而你们的存在，恰恰是，也仅仅因为他们的学术课题得以存在的前提，至于你们究竟命运如何，于他们真是一点点关系都没有！”（注6）
虽然，我不尽同意吴亮对于汪晖问题面向的刻画，但我们也确实有必要追问，如果不是一个国际大气候的学术背景使然，汪晖还能成为今天的“国际汪”吗？这显然是极为可疑的。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如果这三十年来的国际学术界，不是一个非左翼理论霸权的时代，汪晖很可能仅仅混迹于一所大学里，对着屈指可数的几个文学博士发表着愤世嫉俗的批判：“所以农是种植的工；商是转运的工；学校职员、著述家、发明家，是教育的工；我们都是劳工！我们要自己认识劳工的价值！劳工神圣！”而全然不是现在这样衣着光鲜，像个商务精英一样，频繁的穿梭于各种国际学术会议。（注7）
无论以何种立场，以一个理性的视野来看，我们都应该承认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但是汪晖早前的学术生产无一不是以一种充满质疑的立场针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市场化路线，李泽厚先生在几年前在接受采访时曾得意的回忆起当年他和汪晖的辩论，当时汪晖反对中国加入WTO，时过境迁，主张的对错，已经不言自明。所以，汪晖的批判，其实很大程度上和阿里斯托芬笔下的苏格拉底一样，不食人间烟火。但是，吊诡的地方在于，到了08年之后，汪晖竟然摇身一变，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模式的诠释者和背书者，这种“蒋介石下山摘桃”的立场投机，实在叫人齿冷，或许我们不能完全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因素归结为新自由主义的主张方案，但是除了新自由主义之外，还有什么因素更能解释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呢？
有人认为汪晖是“当年被吓破了胆”，托庇于中国“政治正确”的话语体系内，进行自我保护。虽然说权力的驯服因素不可否认，但是又过于简化，遮蔽了汪晖变色龙的变色技巧。如果说孔子死后，“儒分为八”，那马克思死后，在学术上主要划分为两个领域，一个是文化批评，主要是卢卡奇、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在中国被称之为“西马”。另一个领域则坚持马克思的政治经济批判。这一脉在视野上继承了马克思、列宁的宏大叙事传统，围绕着国际间的结构不平等展开批判，比如霍布斯鲍姆的“长短世纪论”、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奈格里和哈特的“帝国论”，这一派人被人称为“新马”。（注8）
汪晖一直声称自己是八十年代“启蒙”的继承人，而原先的同道都背离了“启蒙”，“启蒙”再启蒙那就是“后现代”了，这是左翼对于“现代”批评和解构，最为常见的方法路径。但是，我们又可以发现，汪晖的“后现代”进路又不能完全做到一以贯之，针对西方的政治问题都能批判的头头是道，什么“后政党政治”啦，什么“代表性危机”啦，但一说到中国，他就不好意思再用后现代来“解构”了，最终的结论，总归是党的政策“亚克西”。这种观点，怕是佩里·安德森、齐泽克、大卫·哈维这些西方大牌左翼知识分子都不能接受。但是汪晖却能巧妙的寄生于“新马”的“国际不平等”的学术话语体系之中，心安理得以海德格尔式的站队装扮出一副左翼的嘴脸。
汪晖的小无相功（注9）
讨论汪晖的学术面向，是困难的。因为汪晖涉猎的学术话题十分广博，在写作本文之前，我曾经就汪晖的学术面向向多人进行过调查，几乎众口一词的向我表示，汪晖的学术相当驳杂。这一形象几乎成为汪晖学术神话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人人都在惊叹汪晖的学术才华竟能泛滥无涯至斯。没错，汪晖的治学范围确实泛及思想史、社会学、经济学、政治理论、民族区域问题，但是任何一个具备相当学养的人都清楚的明白，一个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根本不可能完全涉及那么多领域。除非这个人具有一种把《精神分析学》当做《明朝那些事》来读的上帝大脑。所以，我们必须追问，汪晖的学术生产是怎么来的。前段时期，我在散步，突然想起了金庸先生的《天龙八部》：
“虚竹听鸠摩智自称精通本派七十二绝技，然而施展之时，明明不过是以一门小无相功，使动般若掌、摩诃指、大金刚拳等招数，只因小无相功威力强劲，一使出便镇慑当场，在不会这门内功之人眼中，便以为他真的精通少林派各门绝技。实则七十二门绝技中，般若掌有般若掌的内功，摩诃指有摩诃指的内功，大金刚拳有大金刚拳的内容，泾渭分明，截不相同......这虽非鱼目混珠，小无相功的威力也决不在任何少林绝技之下，但终究是指鹿为马，混淆是非。虚竹心觉奇怪的是，此事明显已极，少林寺自方丈以下，千余僧众竟无一人直斥其非......小无相功以“无相”两字为要旨，不着形相，无迹可寻，若非本人也是此道高手，决计看不出来。”
相信这一段场景，大家都不会陌生，鸠摩智原本并未苦练任何一门“少林七十二绝技”，但是凭借着偷学来的“小无相功”，能够轻易的催化出“少林七十二绝技”。汪晖也是如此，凭借极强的问题意识，及已相伴的知识汲取能力，用一种超强的归纳和概括能力，能够将相关知识思想进行串联。（注10）但这终究如同鸠摩智的“小无相功”，形似而神非。汪晖本身并没有深入到相关的学术脉络中进行吃透，所以他所凭借的仅仅是博闻强记，而不能深入的进行阐述，吴稼祥在《新左派：僵尸还魂》中有过描述，可以说是就汪晖食学不化的表现：
“他们的论证方式也让我痛苦。主张一种观点，论证方式就是某外国学术权威早就主张过；反对一种观点，只要说出哪位外国权威早就否定过，就可得胜回朝。为了打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不是拿伯林打柏克来旁敲，就是拿卢梭打洛克来侧击。满篇不是马克思就是马克斯，不是柏克就是伯林，不是哈耶克就是托克维尔，不是哈贝马斯就是罗尔斯，烦死你。”
这就充分暴露汪晖早年的学风其实是非常粗暴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又是非常讨巧的，其实大部分人不能理解汪晖治学的广博很大程度在于，他们更多的是“学术中人”，而非“问题中人”，所以不能理解汪晖学术面向的狡猾。
其实早在伯林爵士这里，就根据古希腊的谚语：“狐狸多机巧、刺猬仅一招”，对于人类认知做了狐狸与刺猬的两种划分。狐狸型为百科全书型，无所不知无所不包，观察入微机巧四迸，然思想散漫缺乏深度，属于艺术型；刺猬型则有一中心主轴，建有一整套思想体系，有自己的理论框架，绵厚精深，属于思想型。这样的划分，当然有其道理，但是如果变通理解，我们同样可以发现，在中国学术界也存在着这两种类型：汪晖虽然涉猎了很多思想知识，但都谈不上精通，他只是精于通过二手研究，将各种思想知识进行串联，让人以为他对此非常精通，这显然是狐狸型。（注11）另一种是刺猬型的代表人物就是治德国古典哲学的邓晓芒，我估计邓晓芒都能随口背诵《三批》、《精神现象学》这些哲学“圣经”中的段落，但是如果让邓晓芒就其他专业以外的问题谈谈， 42 41785 42 17894 0 0 5233 0 0:00:07 0:00:03 0:00:04 5233的知识积累可能力有未逮。（注12）
所以说到底，汪晖的学术路径仅仅是一种多数人并不擅长的类型，很难说他的学术钻通到多少层次。无论是刺猬还是狐狸，只不过是学术进路上的分野，就好比我们不能说川菜和鲁菜哪个对于我们更有价值。
学术江湖中的汪晖
之前提到，中国左右两边，早就已经相互拉黑朋友圈。虽然左右水火不容，这在国外亦如此。但是探究中国知识圈里的第一次撕逼大混战，那还是发生在汪晖主编《读书》时期。
《读书》杂志创办于1979年，在一个思想解放时期，《读书》倡导读书无禁区，以思想启蒙为主旨。随着影响力的增加，《读书》杂志成为了右翼知识人的思想标杆和精神归宿。但是，《读书》杂志在沈昌文先生退休之后，轻率的选择了汪晖做主编，使得这份杂志的评价趋于争议化，而汪晖也凭借这这份杂志，积累了学术资源上第一桶金。毕竟，作为主编，有权选择给谁的文章发上去，如果通晓一点世故，都可以明白，这都是人情。但另一方面也使得自由派知识人对此耿耿于怀，践踏了他们的精神伊甸园，争议也就随之产生。
首先是“长江读书奖”，这是资本家李嘉诚先生赞助，由《读书》杂志承办的一个奖项。原本呢，这也算是一件大好事，比如说葛兆光老师的《中国思想史》就拿了这个奖，这是实至名归的结果。但是偏偏出了一档子乌龙事件，没错，就是汪晖。当时评选结果出来，作为主办方的主编，汪晖的《汪晖自选集》竟然被评选得奖，这就好比NBA总决赛结束后，NBA的总裁被评选为MVP，这就令人大跌眼镜了。这不是违背程序正义吗？虽然这可能符合实质正义，毕竟汪晖的学问还是需要承认的。但之前，早就憋了一口气的自由派知识群体，众口一词，指责《读书》杂志的评选存在舞弊。可此时的汪晖早就不是初出茅庐的小将了，当了几年主编大哥，当年也让尔等发了不少论文，现在大哥有难，还没有几个应声的得力小弟出来火并一场？崔之元、黄平，给我上！于是，原本左右表面上还能维持的面和心不和，也就被撕成苍井空了。
虽然汪晖以及《读书》事后声明在评选过程，汪晖并没有介入评选。因此不存在评选机制问题。但以我行走江湖多年的人生经验来说句公道话，《读书》杂志确实在程序上存在重大的错漏，无论汪晖是否是评选委员会的人员，但是作为利益密切的关系人，理当应该回避。那几个评选人又不是傻逼，今天让汪晖拿奖，明天汪晖就应该投桃报李刊发他们的文章。这里存在显见的利益输送，汪晖当然应该回避。用一种共和主义对于柏林爵士“两种自由”的批评的方法来说，就是我们必须意识到“权力场”对于人的影响和支配作用。说的通俗一点，虽然没有任何强制性的前提，但是任何一个有正常心智的人都能意识到在老板面前和在儿子面前能否翘起二郎腿。汪晖作为有着相当曝光率的《读书》的主编，当然对于学者存在权力的影响力。任何以消极自由的进路为之辩解为符合“不干涉”的程序正义，简直就是装作不通社会人情世故的卖萌。
不过，我猜测汪晖拿这个奖，可能多少也是有赌气的成分在里头，毕竟汪晖在主编《读书》时，打着“学术无禁区”的政治正确，暗中掺了很多左翼的沙子，备受指责，于是你们越是指责我，我偏要拿这个奖，你能奈我何？被这种心态冲昏了头脑。
之后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读书》请来了欧洲最顶尖的知识分子，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掌门人哈贝马斯。其实呢，这就跟民国时期，胡适和梁启超分别请了杜威和罗素这两尊“洋菩萨”访华是一个性质，属于学术稚嫩时期的仰视心态，所以大家都争先恐后一睹宗师的圣颜，结果，又惹出一段风波。雷颐在与秦晖、徐友渔等人和哈贝马斯的一次晚宴交谈之后，写了一篇文章《哈贝马斯谈中国新左派》，文章中提到哈贝马斯对于汪晖的观感：
当谈到当前中国思想界状况时，哈贝马斯突然说：我一直有两个印像，但不知道对不对，因为我对中国的了解实在太少，所以不敢判定这两个印像对不对，请你们谈谈对我的感觉的看法。第一个感觉是，我看过《读书》主编汪晖的一些翻译成英文的文章，和一些英文的访谈，我本人也与他交谈过，我也读过《读书》另一个主编黄平的一些英文的东西。读了他们的东西，我感觉到他们的观点有为极权、专制服务，为文化革命辩护的倾向。我不知道这个感觉对不对。
因为哈贝马斯是汪晖等新左派时常念兹在兹的理论资源和学术权威，如果哈贝马斯对于汪晖的立场有所批判，那这脸打得可就留下手指印了。为此汪晖在其主编的《读书》杂志2002年第五期的编辑手记中，做了一点辩解：
我们整整谈了一下午，远远超出了原先约好的时间。我们整整谈了一下午，远远超出了原先约好的时间......临分手时，他问及中国知识分子对他访问的反应，我开玩笑的说：反应很多，其中之一是用您来批评我。他略惊讶地说：我对中国知之甚少，怎么能够随意发表批评意见呢？
这就成了罗生门了，哈贝马斯到底说还是没说？以往的争议都集中在汪晖和雷颐之间是否存在有一个人撒谎，而慑于哈贝马斯的学术声望，不敢往哈贝马斯说谎这个方向想。其实，这事极有可能是哈贝马斯在那里撒谎。首先，我们来看雷颐，当时聚会人数不少，至少是5个人以上，都是在场见证者，撒谎成本较高，容易被揭穿，因此，从动机上来讲，雷颐不太会主动造假，徐友渔就出来为雷颐的复述做过真实性背书。而汪晖这边，似乎也不可能撒谎，因为这已经成为一起公共事件，影响力较大，如果汪晖撒谎，难保事后没有人不向哈贝马斯求证，因此汪晖也不太会撒谎。那么哈贝马斯会不会撒谎？从汪晖的叙述来看，极有可能，因为汪晖和哈贝马斯相谈甚欢，“远远超出了原先约好的时间”，临分手时，汪晖突然向哈贝马斯道出这起舆论事件，哈贝马斯触不及防，想起刚才和汪晖的“谈笑风生”，出于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反应，哈贝马斯下意识的否认，这属于人之常情。毕竟哈贝马斯是思想家，不是耶稣基督，有普通人的本能反映也没什么奇怪的。如果我做得推测没错，那么哈贝马斯当年对于汪晖的批评也就属实了。
这里倒也不是要拿哈贝马斯来压汪晖，十几年过去了，中国学术界已经没有必要在仰视哈翁了。汪晖也早非当年的吴下阿蒙，2013年汪晖和哈贝马斯共同得了一个“卢卡•帕西奥利奖”，据说是是社科领域内的“菲尔兹奖”，也算算是和国际学术大咖平起平坐了。同济大学哲学系有一个陆兴华老师，虽然陆老师是个左派，不过是一个纯粹的理论左派，看不上汪晖的“叔孙通之学”，他就一天到晚在那里骂汪晖。以至于有一次他请法国大左派阿兰·巴迪欧来中国讲课，结果汪晖给巴迪欧发了一个邮件，说如果受陆兴华之请来中国，将会对两人的关系造成很深的伤害，然后巴迪欧就对陆兴华说取消了。可见，汪晖已经在国际学术界混得风生水起了，连法国人也要给面子。
2010年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彬彬在《文艺研究》发表文章《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指出汪晖的博士论文兼成名作《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多处存在抄袭——抄袭自李泽厚、勒文森、林毓生等中外学者的专著。自由派舆论《南方周末》、《京华时报》一看如获至宝，于同一天刊发在自己的版面上。通过那期的《南方周末》，也是我第一此次听说汪晖的大名。这就是后来纷纷扰扰的“汪晖博士论文事件”。又一次引发了中国学术界的大混战。虽然舆论上已久发酵，但是汪晖所在的相关单位居然对此无动于衷，于是一波自由派学者，63人联名致信社科院和清华大学一封公开信，要求成立独立的调查委员会，对于汪晖博士论文的疑似抄袭做出答复，这虽说其中不乏私人恩怨纠葛，但至少也是冠冕堂皇的要求。
按说舆论已经群穷汹涌，可汪晖已经是一派宗师，在江湖上也已经广结善缘，俨然是带头大哥了。这等黑社会阵势又有何足惧哉？给自己的“常在答应”——哥伦比亚大学的刘禾教授使了一个眼色：叫人！于是，刘禾这个常年给汪晖抬轿子的跟班，立即在国际学术界张罗了一批人：80位国际学者发公开信支持汪晖否认剽窃。但看了一下这份名单，有点搞笑的是，这其中有些人，根本非汉学界，连中人中文都不通，凭什么出来给汪晖的博士论文做担保？这不是跟一般的黑社会站队一样么？学术圈何尝没有江湖？最终汪晖选择“闷声大发财”，博士论文抄袭事件，也就不了了之了。
但是汪晖的博士论文到底是抄没抄？应该是存在“移花接木”，注释也有不规范之处，这都是毋庸讳言，但这发生在中国学术刚起步阶段，存在时代局限性，过于苛求，就是一种后设视角的傲慢了。过了不久又发生一起疑似抄袭事件，其实也存在这类情况，我们应该用一种同情的理解去看待这类现象。
结论
关于汪晖的种种争议，其实都是因为汪晖的“叔孙通之学”取向：夫叔孙通者，汉家儒宗，采古礼与秦仪杂就，面谀汉高祖以得亲贵。以经术缘饰政治，虽难与进取，然可与守成。司马温公评曰：“徒窃礼之糠枇，以依世、谐俗、取宠而已。”今观汪晖之论实与叔孙通合。
另一方面，学术是爱智之学，不是政治，不需要神话，只有打破神话，才可能进步，这也是本文的一个目的。对于任何的学术权威都没有必要盲信，应该勇敢的跨越过去。在此通过对汪晖的价值立场，学术方法以及学术形象三个面向做出刻画，来一次精准的祛魅。
当然，我并非是说汪晖的学术成就一无是处，汪晖当然有他有益的问题贡献。但这不是本文所要阐述的，我也不会跟左翼的后起之秀抢饭碗，汪晖一代学术大佬，有的是人去给他阿谀奉承，总有些拎得清的年轻学者会去写一篇《汪晖学记》。北大法学院的不是有一个年轻学者为汪晖的《现代思想的兴起》写了篇书评，发在国际左派学术重镇《新左翼评论》上了嘛，着实让汪晖又露了一把脸。当然，汪晖大佬也没有亏待人家，给人家第一本专著写了篇序。这就是学术生态，大佬需要年轻人捧，年轻人需要有大佬提携，有来有往，投桃报李。
好了，就到这吧。
附记：本文其实并没有对汪晖下笔太狠，因为我多少从汪晖思考上有所受益，因此留有余地。下一篇《“奶爸”甘阳》从目前完成的腹来说，我只想到了一个形容词：残暴。大概元旦前后放出来。
注释
注1：这到不是我个人的观感，就是王彬彬也在“抄袭门”之后，在接受采访时也做过这个评价（如果我没记错）。邓正来也认为当时汪晖在左右的辩论中技高一筹。
注2：大概刘小枫从未想过，他将“二施”的引介，导致了“新右派”的产生。关于“新右派”，这属于我个人的一个新的观察。虽然，我反对用“左右”来做政治光谱的划分，毕竟政治光谱的划分，不同于科学的精准定义，存在大量的价值叠出。但是，我们又可以根据一般语境对于显著的差异，做出概括性的界定。
其实，“新右派”的产生应该属于情理之中，施米特、施特劳斯天然的右派底色，自然而然会催生一个“新右派”群体。“新右派”虽然一边体认一个常规状态下奥地利学派的价值诉求，但是另一边，又承认施米特关于“例外状态”的本体性描述。所以，“新右派”不同于过往信奉哈耶克的“老右派”，不会在一个“权利”的原则窠臼中打转，而强调“决断”的正当性，正如“新右派”的名言：“XX先于正义”。
注3：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刘仲敬早年曾混迹于一个有着很浓厚“刘小枫”印记的读书小组“海国图志”。在海国图志自留地刊物上，有过多篇文章发表。也正是刘仲敬这种“出入佛老，返本孔孟”的学术进路，才能使得刘仲敬能这般从容揭破刘小枫学术上的装神弄鬼。
注4：如果觉得这一结论过于武断，那么请各位找出微信中的“小程序”功能，使用其中的“微信指数”功能，输入“刘小枫”、“甘阳”、“汪晖”、“刘仲敬”四个人名对比，微信指数会证明我所言非虚。这里还没有将刘仲敬的别号“刘阿姨”、“阿姨”、“数卷残编”叠加进“刘仲敬”这个指数之内。也不要跟我说什么刘仲敬是大众阅读型，其他三人是学术小众型。现在有几个搞学术的不在微信上看论文？刘小枫的文章在不在他旗下的“六点图书”的公众号上发？顺便说一下，就是我“叙拉古”和其他三人放在一起对比，也占上风。
同是言论娇子，刘仲敬的处境多少有点类似于清末流亡日本的梁启超，斯言既出，一时洛阳纸贵，传阅天下。
注5：施米特《政治的概念·游击队理论——“政治的概念”附识》;事实上，今年我已经多次采用学术恐怖主义精确打击了近现代儒家诸子，效果还不错，显然儒家拿我束手无策。因为这是一场对称性的游击战。
注6：老顽童吴亮明显是用汪晖惯用的长句来挤兑汪晖，这段文字的摘录，我已经在不改变风格的前提下，为了方便阅读，对有些喘不过气的长句做了断句处理。
应该说，时至今日，对于汪晖的批判，这篇文章最有杀伤力，据吴亮自述，他的文字引起了汪晖极大的愤怒。但很可惜，这篇文章最终烂尾。
注7：应该说汪晖老师的穿着打扮还是很有品味的，而不像是为民请命，有着阶级自觉的左翼学者。我倒是觉得于建嵘、秦晖二师的穿着到是很“左翼”。
注8：因为左翼从创始之初，就是号召“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反之，自由主义以个人为中心，根本无心去关注整个世界政治经济的结构问题，甚至在国家论述上都非常的薄弱，但这仅仅是左右在价值取向和方法的上的分歧。所以汪晖的所谓宏大叙事，放在左翼的学术脉络下，也就不难理解了，应该说，宏大叙事可能给人一种强烈的视野美感，在这一点上，让汪晖在和自由派的知识竞争中，在观感上占了优势。
注9：如果用中文的叙述能力去质疑汪晖的学术能力，这对于一个思想者而言，无疑是小儿科的方式，虽然，在此之前，周炽成、杨奎松、王彬彬等人在对汪晖的批判中，都涉及到汪晖语法问题，但吾不为也。
注10：之所以我能总结汪晖的学术特点，很大程度上，因为我也精于此道。很多人认为我记忆非常好，其实我自己最清楚，如果让我背诵一首十六字七言八句诗我一下子根本背不出来。但是我问题极多，所以每每读书时，能够利用问题意识高效的汲取知识，犹如打麻将时，六筒和八筒之间，突然来了一个七筒。迅速的填充进自己的知识框架之中。反之，如果没有足够的问题意识，则知识汲取能力很低。
注11:前几个月，我有一个朋友手上有一个国家项目，虽然他本行不是搞历史的，但是在相应的章节安排中，需要设置一个有关于明清易代的历史背景介绍，这令他颇为苦恼。我一听就乐了，这有何难，随便去找三四本相关时期的历史著作。东拼西凑，用自己的语言组织归纳概括，这不就完事了嘛。能有自己的新见，自然最好，如果不能，也可以中规中矩，立于不败之地。那朋友听后，恍然大悟。
注12：有一次，邓晓芒讲座中提到了王国维，在互动环节中，有人就王国维
向邓晓芒请假了了一个问题，邓晓芒连说：“你的问题问的太专业了。”这就是典型的刺猬面向。精于专业，疏于杂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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