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霸府述论
内容提要：汉末建安年间，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建立起霸府统治，并由这种统治逐步孕育催生出新的皇权。曹操霸府的组织系统通常由两三个部分构成，其分支机构亦不局限于一个处所；霸府的机构设置和职能发挥，则采取了一套军政合一、灵活处理的办法。曹操对霸府统治所进行的一系列目的明确的运作，同他对待皇权的态度是表里一致的；他未能废汉自立的根本原因，是受制于现实的政治条件或政治实力，而不是司马光所说“畏名义而自抑”。曹操开创的霸府政治模式，有着自身的政治内涵和行政特点，并对后世产生了影响。
一 曹操霸府的建立和演变过程
东汉末年的政治危机表现为外戚与宦官交替把持朝政，而其根源则在于皇室的腐败衰落。以董卓奉召进京，随即采取废少立献、迫何太后归政等非常之举为契机，东汉皇权运作的旧机制开始被打破，皇权更替的过程由此而发轫［1］。接下来又发生了一系列政治事变：先是董卓迫于关东联军的军事压力，挟持献帝迁都长安；不久李傕、郭汜取得了对朝廷的控制权，两人还分别劫质了献帝和公卿百官；稍后献帝脱离凉州军阀的掌握投奔“白波帅”杨奉等，在弘农曹阳被李傕、郭汜打败，公卿百官多被杀戮。这一连串的打击对东汉皇室来说是极其沉重的，一方面皇帝沦落为军阀手中的傀儡，皇权固有的神圣性荡然无存；另一方面公卿百官死丧殆尽，中央朝廷已名存实亡。
当东汉皇室苟延残喘，皇权存续系于一线之际，各地的军阀割据势力却迅速发展起来，成为左右政局的主要力量。然而，只要东汉皇室继续存在，皇帝的天下共主名分未被废止，就必然要对现实政治的运行产生影响力。对于那些新起的军阀割据集团来说，问题的症结在于：衰而不亡的东汉皇室究竟意味着什么？它们应该如何处理与皇权的关系？这是现实政治提出的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而对此的不同认识，将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各军阀集团的命运。
对于上述问题，汝南袁绍、袁术兄弟给出了他们的答案。袁绍拒绝谋士沮授要他奉迎献帝、“挟天子而令诸侯”的建议，决意弃置汉朝皇帝，兼并天下而称王称帝；在他看来，东汉皇室已经不是一个能够左右政局的因素。袁术更是断然僭位称帝。汝南袁氏四世居三公位，作为由专制皇权自身孕育发展起来的世家大族势力代表，它以汉朝的当然继承者自居，图谋篡汉自代，是有典型意义的［2］。然而， 历史已经告诉我们，在汉末的时代，东汉皇权虽则衰微，但却拥有异常深厚的社会政治土壤，任何贸然更改或替代皇权的行径，都要冒极大的风险，袁术、袁绍先后失败，不过是提供了这方面的例证。袁氏兄弟之外，其他比较大的军阀集团如刘表、刘璋、张鲁等，虽然不敢背弃汉室，但囿于自身的政治抱负等条件，大都对汉献帝的潜在政治影响力认识不足。其中只有曹操独树一帜，不仅充分认识到汉献帝的巨大政治价值，而且积极进行争夺和利用汉献帝的活动。
曹操出身于宦官家庭，其家族发迹史是与皇帝、宫廷联系在一起的，这使得他对于东汉皇权认识深切，“平生常喟然有匡佐之志”［3］（卷十九注）。初平三年（192）曹操领兖州牧之后，治中从事毛玠向他建议“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以此作为成就“霸王之业”的基本条件之一［3］（卷十二）。曹操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 为此他特意派遣从事王必前往长安上书，借机窥探朝廷虚实。建安元年（196），汉献帝在“白波帅”杨奉、韩暹等挟持下由河东回到洛阳，曹操遂正式提出奉迎献帝都许的议案，并在谋士董昭的策划下，成功地将献帝迁徙到许，控制在自己手中［4］。
曹操取得对汉献帝的控制权，也就掌握了当时政局的枢纽和关键，自此揭开了他利用汉室名号、确立霸府统治的新篇章。
首先，恢复了汉朝的宗庙社稷制度。此举树立了曹操保全汉室、延续皇统的功臣形象，从而他在“匡佐”的名义下，进行一系列强化集权统治的措施，就显得名正言顺。
其次，确立了自己的辅政大臣地位，建立起以相权为中心的集权统治秩序。还在建安元年八月曹操至洛阳迎接汉献帝时，献帝以曹操领司隶校尉、录尚书事，赋予他处分朝政的权力。九月，献帝又以曹操为大将军。至十一月，由于袁绍反对，曹操辞去大将军职位，转任司空，领车骑将军。东汉中央决策行政体制采取三公制度，太尉、司徒、司空分别领导九卿而又共同参预决策，至中叶以后，大将军职位复居三公之上，拥有更大的决策行政权力。曹操始而谋求居大将军职位，遇到阻挠后被迫退任司空，但无论如何，他以司空录尚书事，在制度上已经取得了执政大臣的地位，故史称“百官总己以听”［5］（卷九）。
曹操要重建集权统治秩序，恰当地处理与汉献帝的关系是一个重要前提。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里，君权与相权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相权一般是由君权派生而又受君权制约。曹操在汉献帝的名义下，以汉朝宰相的身份号令天下，当然要受到这一权力结构关系的约束。但是，曹操利用汉献帝，决不是要恢复旧的皇权统治秩序，因而突破上述权力结构关系，凸显相权，又是必然的选择。据《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世语》记载：
旧制，三公领兵入见，皆交戟叉颈而前。初，公（曹操）将讨张绣，入觐天子，时始复此制。公自此不复朝见。这是有关曹操与汉献帝之间关系的一则重要记述，其中值得注意的有三点：一、三公领兵朝见天子，通常发生在君相关系紧张的非常时期，制度规定三公须“交戟叉颈而前”，反映了天子对三公的防范；二、上述旧制在建安初恢复，它所针对的对象只能是当时手握重兵的权臣曹操；三、这项制度严重损害了曹操的威严，因而曹操自此不再朝见天子。这些情况表明，曹操实施“挟天子而令诸侯”的政治战略，从一开始就遇到了来自汉献帝及其追随者方面的阻力。曹操不再朝见天子，那么他借献帝的名义发号施令，只是通过间接地上表奏来进行，其中“请示”的成分已所剩无几，而他基本上是独立地裁决军政大事。这样，曹操就从形式到内容方面解决了“挟天子而令诸侯”的战略问题，相权的中心地位得以确定，代替皇权发挥作用。
第三，大量征辟名士，一方面用以充实汉献帝朝廷，更主要的则是把他们罗置在自己的司空府中，把司空府建设为规模庞大、无事不统的霸府。这里所说的“霸府”，包括两方面的涵义，一是相对于皇帝和朝廷而言，宰相和相府实际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相权取代皇权，相府是权侔朝廷的“霸府”；二是相府的规模和组织系统相当庞大，有别于通常建制下的相府规模和组织系统，在外观上更像是与朝廷并立的“小朝廷”，从而形成一种稳定的二元权力架构，而实权则归于相府。
自建安元年曹操任大将军、司空以后，通过上述一系列活动，霸府统治逐渐确立下来。从那时起至建安二十五年（220）曹操去世， 霸府统治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大的发展阶段，其间充满着各种复杂的矛盾斗争，而霸府统治则一步步地发展深化，最终孕育催生出新的皇权。
第一阶段，自建安元年至建安十三年（208）。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中枢体制在形式上仍然沿用东汉三公之制，除司空曹操外，尚有司徒赵温，太尉一职则长期空缺。其间值得注意的现象，首先是汉献帝及其追随者反对曹操建立霸府统治的图谋，以及曹操为确立霸府统治而采取的强制措施。建安五年（200）正月， 汉室外戚车骑将军董承（献帝祖母董太后之侄）联络一部分官员，密谋诛杀曹操。曹操挫败了这起阴谋，董承等人被夷灭三族。董承的谋反之举据说是受了献帝“密诏”。此后的建安八年（203）十月，曹操“初置司直官，督中都官”［5］（卷九）。司直官最初由汉武帝设置，为丞相属官，其职责是“佐丞相举不法”，哀帝时改丞相为大司徒，司直一职仍旧，至光武帝时罢废。曹操在此时恢复司直官，自然是把它作为自己的司空属官，这是对旧制的突破和改造，而司直代表曹操本人督察朝廷百官，反映出曹操力图强化对许都朝廷的控制。
这一时期曹操霸府也有了新的发展。建安九年（204）九月， 曹操攻破袁氏老巢邺城，自领冀州牧（同时让还兖州），对冀州实行直接治理。其后曹操采纳郭嘉的建议，“多辟召青、冀、幽、并知名之士，渐臣使之，以为省事掾属”［3］（卷十四注）。曹操辟召的四州名士， 除少数直接进入司空府外，大部分都在冀州府任职，冀州府成为曹操霸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曹操自此长期居留邺城，其司空府亦由许迁移到邺，而另置留府处理许都事务。这样，曹操就把汉献帝朝廷搁置在许都一隅，在邺城放手发展自己的势力，使邺城成为新的政治中心。
第二阶段，自建安十三年至建安十八年（213）。这一阶段以曹操恢复丞相制度并自任丞相为标志，霸府统治得到进一步强化；与此同时，由霸府统治孕育催生出新皇权的倾向也逐渐明朗。建安十三年正月，曹操借故将司徒赵温免官。六月，汉中央朝廷正式罢废三公官，重新设置丞相、御史大夫，并以曹操为丞相。八月，又以光禄勋郗虑为御史大夫。这一番中枢体制的变更，在形式上是由东汉的三公制度恢复到西汉的丞相制度（注：西汉前期有所谓“三公”官，即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但是，由于太尉不常置，御史大夫的地位又不及丞相和太尉，因而丞相几乎无所不统，权力也最重。参看陈仲安等《汉唐职官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93年，第1—4页。），而相应地在内容方面，则是把分散的三公权力重新集中于丞相一人。很明显，恢复丞相制度为曹操强化霸府统治提供了一条便捷的途径，使其独一无二的宰辅地位更为稳固。
曹操就任丞相后，进一步采取措施加强专制集权统治，在当年八月诛杀了太中大夫孔融。孔融很早就认为曹操“终图汉室”，因而对曹操的所作所为多有讥议，他建议“宜准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内不以封建诸侯”，便是敏锐地意识到曹氏势力的膨胀，必然朝着封藩建国、进而取代汉室的方向发展，所以预先加以防范（注：《资治通鉴》卷65“汉献帝建安十三年八月”条，胡注云：“千里寰内不以封建，则（曹）操不可以居邺矣。”中华书局标点本，1956年，第2081页。）。以诛杀孔融为契机，曹操加紧实施封藩建国的步骤。建安十六年（211）正月， 汉献帝以曹操世子曹丕为五官中郎将，置官属，为丞相副，同时封其三子曹植、曹据、曹豹为侯。十八年正月，曹操又以献帝的名义“并十四州，复为九州”，目的是通过恢复古时的大冀州，扩大自己直接控制的区域（注：《资治通鉴》卷66“汉献帝建安十八年正月”条，胡注云：“复为九州者，割司州之河东、河内、冯翊、扶风及幽、并二州皆入冀州……此曹操自领冀州牧，欲广其所统以制天下耳。”同上，第2118页。），并为建立魏国预作准备（此前曹操已特意增加了魏郡所辖县数）。同年五月，汉献帝被迫以冀州十郡策封曹操为魏公，加九锡殊礼。至此，曹操完成了把集权统治转化为封藩建国的关键步骤，旧的皇权体制进一步被突破，新的皇权已经显露端倪。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曹操在建立魏国的过程中，克服了来自其政权内部的巨大阻力，而造成这种阻力的不是别人，正是曹操最重要的谋臣荀彧。荀彧出自著名的颍川荀氏家族，怀有深厚的大族情感和浓重的正统观念，他以“匡佐汉室”为己任，反对曹操晋爵国公，受赐九锡。荀彧为此遭到曹操冷落，被迫自杀。
第三阶段，自建安十八年至建安二十五年（220）。这一阶段以曹操有计划地实施“以魏代汉”的政治步骤为基本特征，同时篡汉建魏与反魏兴汉的斗争也最为尖锐。曹操称魏公以后，在当年十一月设置尚书、侍中、六卿等魏国职官，由其属下的重要臣僚充任。此后魏国的职官系列逐渐完备起来，本为汉官的文臣武将大都接受了魏国官号。与此同时，曹操的威望也日益隆重。他在建安二十一年（216 ）四月晋爵为魏王，随后在各种重要礼仪方面享有与皇帝同样的规格，并选定曹丕为魏太子，确立了继嗣。所有这些都表明，东汉皇权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曹氏代汉成为定局。
二 曹操霸府的组织系统和运作机制
曹操在长达二十余年的建安年间实行霸府统治，在此期间，随着其职位的变迁和权势的扩张，他所直接掌握的僚属机构不断发展膨胀。规模庞大、组织完备的各类僚属机构，是曹操遂行霸府统治的重要基础。
在曹操任司空、丞相及魏公、魏王的不同时期，司空府、丞相府、魏公或魏王府分别是其霸府的基本部分。据《续汉书·百官一》记载，东汉司空属官有长史1人，掾属29人；而太尉属官有长史1人，掾属24人，共有西曹、东曹等12曹（每曹掾、属各一人）［6］。对照以上情况，曹操的司空府机构因较旧制有所增加，所以应设有比12曹更多的曹，属官人数也应多于制度规定的人数。曹操的丞相府由司空府演变而来，其规模和组织系统自然更为庞大。至于他的魏公或魏王府，更是依照东汉朝廷的规模加以建置，已不是通常的公府所能比拟。
我们在对曹操霸府的组织系统作细致考察时，可以发现它的一个突出特征：曹操的司空府、丞相府机构并不像通常情况那样局限于一个处所，而是根据实际需要，在本府以外的其他重要地点设有分支机构。据《三国志》卷一五《梁习传》记载，建安十一年（206 ）曹操占领并州以后，以梁习为司空府别部司马领并州刺史。其时并州刚刚经历高干之乱，胡狄猖獗，豪强拥兵，社会秩序混乱。曹操让梁习以别部司马的身份领并州刺史，目的是要强化对并州的治理，而梁习的特殊身份就意味着并州府是司空府的一部分。关中地区幅员辽阔，但长期被军阀割据，至建安十六年才由曹操率大军征服。为了加强对这一新归附地区的统治，曹操在回师之前，留徐奕为丞相长史，镇守长安。建安二十年（215），曹操率大军征讨割据汉中的张鲁，在由长安东返之前，又亲自选任杜袭为留府长史，镇守长安。由此看来，长安作为关中的政治中心，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要由丞相府的留府长史直接驻守。至于汉献帝朝廷所在的许都，在曹操的政治中心迁移到邺城以后，当然设有司空府或丞相府的分支机构。例如在建安二十三年正月许都发生谋反事件时，即由丞相长史王必“典兵督许中事”［3］（卷一注）。
如前所述，曹操在任司空和丞相时，还先后兼领兖州牧、冀州牧，以后晋爵魏公和魏王，也仍兼任丞相和冀州牧，因此，其霸府组织通常是由两三个部分构成的。在曹操霸府的鼎盛时期，包括有邺城的魏公或魏王府、丞相府、冀州府，以及许都和长安由留府长史负责的两个丞相府分支机构，其规模和组织系统自然十分庞大。
上述霸府机构和组织系统，曹操是如何加以操纵和利用的呢？《三国志》卷二一《傅嘏传》记载傅嘏的议论说：
自建安以来，至于青龙，神武拨乱，肇基皇祚，扫除凶逆，芟夷遗寇，旌旗卷舒，日不暇给。及经邦治戎，权法并用，百官群司，军国通任，随时之宜，以应政机。这段话首先概述自建安以至曹魏前期的政治形势，并在此基础上，着重阐明当时政治的特征。它提示我们，建安时期在官府机构的设置和职能的发挥方面，采取的是一套军政合一、灵活处理的办法。我们认为，这样的一套办法，主要是由曹操霸府实施的。
首先，曹操霸府所属的主要机构，采取因时制宜的原则加以设置，并赋予其相应的职能。当我们具体地考究这些机构及其职能时，可以按照职官的性质分作四类：一是主簿、秘书、侍中等谋议和出令官员；二是长史、诸曹掾属、尚书等行政事务官员；三是司马、军师、军谋掾、参军等参议军事的官员；四是司直、校事、刺奸掾等专司督察的官员。从这几类官员的具体任职情况看来，他们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其一，一部分官员的设置虽属因循旧制，但其职能范围有相当大的扩展；其二，另一部分官员的设置，则是由曹操根据实际需要而创设。以下我们分别加以讨论。
在上述四类官员中，第一类的谋议和出令官员，第二类的行政事务官员，以及第三、四类中的司马、参军、司直等，大体上都是因循旧制而设。我们同时注意到，这些官员有的职能较以往扩大。例如秘书一职，本来是掌图书秘记，而曹操任魏王时置秘书监，除继承原有职掌外，还“典尚书奏事”，由刘放、孙资任秘书郎，撰拟机要命令。有的应用范围比先前广泛。长史由于是公府的行政事务总管，往往在特定形势下被赋予独当一面的职责，当曹操率大军出征时，邺城有留府长史管理后方事务，随行有行军长史处理军中事务，若考虑到许都、长安也有常设的留府长史，那么曹操的丞相府长史最多时超过了四人，这种情况是前所未有的。诸曹在公府中分管各类事务，其中“西曹主府吏署用。东曹主二千石长吏迁除及军吏”，“东西曹掾比四百石，余掾比三百石”［6］（百官一）；西曹、东曹分别掌管对内、对外人事处置权， 在诸曹中地位突出。在曹操称魏公以前，毛玠一直担任司空府、丞相府的东曹掾，崔琰则先后任丞相府的西曹掾、东曹掾，两人掌典选举的时间最长，影响也最大。他们任职期间，实际上总揽了中央和地方的选举用人权［7］。由此可见，西曹、 东曹的职能范围较旧制的规定有显著扩展。
上述第三类参议军事的官员中，军师、军谋掾为曹操所创设；而第四类专司督察的官员中，校事、刺奸掾也是新设。这是由于建安时期分裂割据局面严重，各军阀集团之间战争频繁。同时，由于外部敌对势力的存在，增加了各割据政权内部矛盾斗争的复杂性，而对曹操政权而言，这方面的情况就更为突出。为了加强对外的军事斗争和对内的专制统治，所以曹操从霸府机构的设置上，大大强化了这两方面的职能。
其次，霸府机构中僚属的任用迁转和职能发挥，也是因时制宜、灵活处理的。曹操霸府的僚属群体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兖州是曹操起兵后最早占据的地区，他早期接触的人士也以兖州为主。由于兴平元年（194）的“兖州事变”，许多兖州士人背叛了曹操， 继续留在曹操政权中的兖州人士多是一些“文俗之吏”，包括毛玠、程昱、满宠、薛悌、万潜、王必等，后来都成为霸府的骨干成员。建安元年曹操迎汉献帝都许以后，陆续征辟了一大批名士；后来平定河北，又大量辟用青、冀、幽、并等四州名士；建安十三年得到荆州，也辟用了不少荆州和寓居当地的名士。此后，以名士为主的僚属群体基本稳定下来。对于这些僚属，曹操采取因材授职和因时制宜的原则加以任用，具体情况有所不同。第一，一部分僚属自辟用之日起，一直在霸府中任职，例如毛玠、崔琰掌典选举，郭嘉、荀攸谋划军事，刘晔、王粲参预机密，都是长期侍从曹操左右，未曾迁授外任。第二，大部分僚属被辟用后，往往因政务需要又迁授外任，例如杜畿被辟用为司空司直，不久迁任护羌校尉，领西平太守，后因河东郡地理位置重要，情况复杂，被曹操特意选用为河东太守，除在建安十八年一度任魏国尚书外，前后居河东太守职位长达16年。不少僚属或在霸府任职，或出为外任，前后有多次反复，比如何夔、邢颙、陈群、陈矫、徐宣等人，其任职情况就是如此。总的看来，霸府机构既保持着僚属成分的相对稳定，又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僚属进出霸府的开放性。由于不断有僚属征入霸府，霸府得以保持旺盛的活力；又由于僚属出为外任，霸府进一步扩展了对地方的影响；同时，僚属的更换，也使得较多的人有机会进入霸府。
在此还需强调，由于东汉实行辟召制度，君臣关系可以在汉室以外自行在府主与僚属之间建立，僚属需对府主履行尽忠的义务。因此，曹操大量辟署僚属，在当时便具有非同寻常的政治意义。史籍中留下不少曹操给僚属的教令和书信，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可见他极为看重与僚属的关系。
三 曹操对待皇权的态度与汉魏易代问题
由前面的论述不难看出，曹操的霸府统治与汉献帝的皇权从一开始就处在某种矛盾对立状态，而霸府统治有着自身发展的绝对方向，即不断突破旧皇权的体制和藩篱，最终缔造出新的皇权。在一般人看来，曹操操纵霸府统治达二十余年之久，权势盛极一时，统治基础稳固，按情理足以从容地迁移汉鼎，完成改朝换代的事业。但如所周知，曹操终其一生，竟然满足于“将皇袍当做衬衣”（翦伯赞先生语），在离皇位仅一步之遥时裹足不前。千百年来，人们对这一历史现象困惑不解，试图探寻其奥秘的兴趣始终未减。迄今为止，北宋司马光的一段议论仍然最具代表性。《资治通鉴》卷六八“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十一月”条载其议论说：
以魏武之暴戾强伉，加有大功于天下，其蓄无君之心久矣，乃至没身不敢废汉而自立，岂其志之不欲哉？犹畏名义而自抑也。司马光着眼于“教化”、“风俗”的社会政治功效，首先叙述东汉光武、明、章诸帝倡导经术、尊崇礼教，其风化所及，使士大夫深受熏染，东汉末世衰而不亡，正是仰赖士大夫仗义匡救；接下来分析曹操不敢废汉自立的原因，便有“畏名义而自抑”的结论。
司马光史识超拔，持论公允；他关于东汉名教之治对当时社会风俗和政治影响深巨的论断，前后不乏应和之声，范晔的《后汉书》儒林传论，顾炎武的《日知录》两汉风俗条，均有类似的表述。东汉时期，作为政治主体的士大夫思想受名教影响之深，其政治行为受名教束缚之大，在我国封建时代是绝无仅有的，这就构成了当时政治运行的特殊环境。基于对这种特殊政治环境的认识，我们再具体考察曹操不敢废汉自立的原因，是否就是司马光所说“畏名义而自抑”呢？
从史籍反映的情况看，曹操的思想受名教影响很深是毫无疑问的。这种影响首先表现为名教的束缚，曹操作于建安十五年（210 ）十二月的《让县自明本志令》［3］（卷一注），在这方面有集中的表露。在该令中，曹操谈到年轻时“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恐为海内人士之所见凡愚”，所以居官兢兢业业，力图博取一个好名声，赢得士大夫的青睐；即便后来起兵参加讨伐董卓的战争，也由于“本志有限”，不敢多领兵众。从上述曹操思想和举动中隐寓的自卑和自抑，我们不难看到名教的阴影。之所以造成这种状况，根源自然还是曹操的“浊流”身世。正因如此，曹操对名教表现出的叛逆思想也特别突出，他所作的“唯才是举”三令，即被视作反叛名教的政治宣言。恰如陈寅格先生所说：“盖孟德（曹操）出身阉宦家庭，而阉宦之人，在儒家经典教义中不能取有政治上之地位。若不对此不两立之教义，摧陷廓清之，则本身无以立足，更无从与士大夫阶级之袁氏等相竞争也。然则此三令者，可视为曹魏皇室大政方针之宣言。”［8］受名教的束缚和对名教的叛逆， 就这样矛盾地集中于曹操一身。
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的是：曹操是如何看待东汉皇室和汉献帝的？他对皇权有何深层次的考虑？因为名教最为要紧的核心问题就是君臣名分问题，而曹操对待皇权的态度，则直接关系到霸府统治的前景和汉魏易代的进程。
就曹操对待皇权的态度而言，他早年所表达的思想无疑是最基本的。因此，下面的两则材料值得关注。其一，中平五年（188）， 冀州刺史王芬等图谋废黜汉灵帝，改立合肥侯，并召诱曹操同谋；曹操拒绝了王芬，其理由是：“夫废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权成败、计轻重而后行之者，伊尹、霍光是也……今诸君徒见曩者之易，而未睹当今之难……而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亦危乎！”［3 ］（卷一注）其二，董卓挟持汉献帝迁都长安以后，袁绍等图谋立幽州牧刘虞为帝，藉以与凉州军阀分庭抗礼；曹操拒绝与袁绍同谋，宣称：“董卓之罪，暴于四海，吾等合大众、兴义兵，而远近莫不响应，此以义动故也。今幼主微弱，制于奸臣，未有昌邑亡国之衅，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诸君北面，我自西向。”［3］（卷一注）这两则材料反映的事实， 显现了曹操的皇权观：皇帝和皇权是天下安危所系，必须十分谨慎地加以对待，绝不可轻易行“废立”或“改易”之事。在此我们还须看到，曹操的皇权观透露着十足的理性成分，即他重视皇帝和皇权，并非如一般士大夫那样强调坚守“臣节”，而是着眼于现实政治的运行。因为在曹操看来，汉灵帝之类的昏君，并非不可以废黜，而是现实中很难具备那样的条件；汉献帝虽是由“奸臣”董卓废少帝而改立，但他作为灵帝的嫡子，其法统却无可置疑，而维护献帝的法统，正是大义所在和天下安危所系。
以上皇权思想主导了曹操早期的政治活动。当各路军阀轻忽皇权，冷落汉献帝，甚或有“改易”图谋之时，曹操却打着“匡佐”汉献帝的旗号，实实在在地实施“挟天子而令诸侯”的战略，俨然成为东汉皇权的捍卫者。所以在《明志令》中，曹操不无自豪地说：“设使国家无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可是，当昔日的竞争对手一个个被铲除，曹操自己的势力不断壮大，其专制集权统治日趋稳固之后，他还能满足于“匡佐”的名义，对皇位无动于衷吗？我们注意到，建安十五年前后，是曹操对待皇权的态度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期，他对霸府统治所进行的一系列目的明确的运作，同他对待皇权的态度是表里一致的。
正是作于建安十五年的《明志令》，为我们了解曹操的思想变化提供了重要线索。曹操在该令中谈到：“或者人见孤强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评，言有不逊之志，妄相忖度，每用耿耿。”所以反复申说，否认自己觊觎皇位。但接下来他又表示，不能“委捐所典兵众以还执事”，并且希望封三子为侯，作为“外援”。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既然曹操紧抓权力不放，不仅他自身的权势有增无减，还要封建子嗣，树立藩屏，那么他究竟要把霸府统治导向何方呢？显然不可能是回归到旧的皇权统治秩序，而只能是对此进一步予以突破，直至缔造出新的皇权。这样看来，无论曹操如何表白和辩解，都无法掩盖他窥伺皇位的事实。
这一时期董昭替曹操谋划有关事宜的细节，进一步为我们提供了曹操思想转变的实情。必须承认，曹操实施霸府统治，其政权内部存在对此持不同立场的两种势力，一方面是荀彧一类的大族名士，他们在思想上正统观念浓重，在情感上同东汉皇室瓜葛很深，对霸府统治存有异见；另一方面是那些非大族出身的名士和其他官员，如郭嘉、毛玠之类，他们正统观念淡薄，同东汉皇室也无甚瓜葛，是霸府统治的支持者。就董昭的行事而言，他显然属于后一类。据《三国志》卷一四本传记载，董昭建议曹操依古制“建封五等”，他认为：“自古以来，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久处人臣之势者也。今明公耻有惭德而未尽善，乐保名节而无大责，德美过于伊（尹）、周（公），此至德之所极也……明公虽迈威德，明法术，而不定其基，为万世计，犹未至也。定基之本，在地与人，宜稍建立，以自藩卫。”董昭的主旨是要曹操仗恃功绩，采取封建藩国的步骤，奠定传世基业，其中的一些意见，道出了曹操心中思虑但不便明言的想法。据本传及注引《献帝春秋》记载，董昭为曹操晋爵国公做了不少工作，“后太祖（曹操）遂受魏公、魏王之号，皆昭所创”。由董昭谋划的内容均被曹操采纳的事实，我们可以作出如下判断：董昭的有关意见反映了曹操的真实思想，尽管曹操不免“耻有惭德”，也顾忌“名节”，但他执意封藩建国、突破旧的皇权统治秩序的立场，却是坚定不移的。
综括以上论述，我们认为，曹操思想上受名教的束缚和对名教的叛逆并存，他对待皇帝和皇权十分谨慎，但又充满理性。因此，在处理同东汉皇室和汉献帝的关系方面，曹操始终存在“畏名义而自抑”的成分，而他总是尽力地对此予以突破。由此我们相信，司马光的“畏名义而自抑”说，自有其合理的成分，但同时我们也怀疑：仅有“畏名义而自抑”的羁绊，就真的能决定曹操终生不敢废汉自立吗？
首先，曹操建立霸府统治，乃至封藩建国，实施“以魏代汉”的步骤，是与他削平群雄、开境拓土的过程相伴而推进的；由积累功业造成凌驾汉室的形势，是其惯用手法。曹操在平定关中之后晋爵魏公，又在征服汉中之后进封魏王，都是由群臣宣扬其功德，经劝进、策封，再“三让”而接受封拜。只要曹操决意代汉称帝，而现实中又不乏可以凭藉的“功业”，那么再重演一次上述过程，也未尝不可。事实上，曹操晚年不肯“坐行西伯之德”［3］（卷二十一），仍然汲汲于西征南伐， 虽明知吴蜀难平而必为之，难道不就是为了寻求这样的“功业”吗？
其次，自王莽篡汉以来，谶纬、符瑞畅行天下，加之流传已久的“五德终始说”，它们在改朝换代之际的舆论作用十分突出。尽管曹操有“名义”之累，也无论他自称“性不信天命之事”，只要他决意篡汉称帝，都不妨碍他利用上述工具达到目的。由《三国志》卷二《文帝纪》注引《献帝传》所载汉魏禅代众事，我们就不难明白这一点。当时正是谶纬、符瑞迭出，“德运”之说甚嚣尘上，仅著名的就有：“‘许昌气见于当途高，当途高者当昌于许。’当途高者，魏也……魏当代汉”；“魏之氏族，出自颛顼，与舜同祖，见于《春秋》世家。舜以土德承尧之火，今魏亦以土德承汉之火，于行运会于尧舜授受之次”。事实说明，在改朝换代方面，谶纬、符瑞和“德运”说教足以充当“名义”的遮羞布，对曹丕来说是如此，对曹操来说也不例外。
再次，曹操在建安二十一年四月进封魏王，其权位达到人臣极限，但就在此后不久，他又采取了一些不同寻常的举动：次年四月，“设天子旌旗，出入称警跸”；十月，“冕十有二旒，乘金银车，驾六马，设五时副车”。［3］（卷一）我们认为， 若非曹操有即位称帝的下一步计划，那么这样一些僭拟天子的举动，只能徒然增添其“惭德”，而无任何实际意义。换言之，曹操僭拟天子，可以视作其正式取代汉帝的前奏，是其整个篡汉计划中的重要环节，而这个事实本身就与“畏名义而自抑”说发生矛盾。
通过以上分析和举证，我们认为，所谓“畏名义而自抑”，在情理和事实上都不可能是曹操不敢废汉自立的终极决定因素。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曹操最终放弃篡汉的企图，未能登基称帝呢？通过发生在建安二十三、二十四年的两次谋反事件，以及曹操采取的相关应对措施，我们可以找到解答这一问题的线索。
在另一篇文章里，笔者对建安二十三年的“金祎谋反案”，尤其是建安二十四年的“魏讽谋反案”，作了较为详细的考察［9］。考察的结果表明，两案都是发生在“汉祚将移”的紧要关头，目的都是要阻止曹操篡汉，进而复兴汉室。金祎等人把谋反的时机选择在关羽兵逼樊城、伺机北伐之际，企图以军事、政治手段联络外部敌对势力，一举击垮曹操；魏讽则把谋反的时机选择在曹操西拒刘备、屯兵长安之时，两案也有共通之处。然而，魏讽案主要发生在邺城，与金祎案发生在许都不同；许都是汉献帝朝廷所在地，那里存在着大批的亲汉势力是很自然的，而邺城则是曹操的政治中心，是亲曹势力的集中地。尤其是从谋反案的参加者来看，许都反曹的主谋或与汉室渊源极深，或是献帝的亲信侍臣，还有的是存在着浓厚正统观念的汉官；邺城反曹的主谋魏讽则是曹操倚仗的“谯沛人”，其他参与者也都与曹操政权关系密切，两案的差异更为明显。因此，通过对比两案，我们认为：建安末年，围绕如何对待汉献帝，要不要“以魏代汉”，曹操政权内部的矛盾已日趋激化；建安二十四年发生的针对曹操的谋反案，许多与曹操政权关系密切的人物都卷了进去，这不能不引起曹操警觉。再从曹操的相关应对措施来看，金祎案发生之后，曹操将主谋数人夷灭三族，并且借题发挥，将汉中央朝廷的百官驱赶到魏都邺城，以“莫须有”的罪名把这些人全部诛杀。而在魏讽案发生之后，曹操采取了相当宽大的处理措施，并未彻底诛连参与者的亲属。这就表明，同样是针对曹操的谋反案，发生在许都，与汉献帝朝廷关系密切，曹操就可以无情地镇压和打击；而发生在邺城，与曹操政权关系密切，曹操就谨慎对待，淡化处理，尽力弥合其政权内部的矛盾和对抗。
以上情况显示，建安末年由曹操推进“以魏代汉”步骤而引发的矛盾和冲突，已发展到触及其政权根本的地步，使得曹操有必要重新审视其篡汉计划。接下来我们便看到了如下事实。建安二十四年十月，孙权上书称臣，称说“天命”。面对这样一个称帝篡汉的极好机会，刚刚平息魏讽事件的曹操却不免心有余悸，他将孙权的上书向外宣示说：“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3］（卷一注）陈群、桓阶、夏侯惇、司马懿等重臣极力劝曹操“正位”，也被他拒绝；曹操回答夏侯惇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3］（卷一注）曹操的顾虑在于：在建安二十四年的谋反事件前后，刘备集团对曹操集团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势；在外部不宁、内部不稳的情况下，假如他遽然称帝篡汉，就很有可能在政治、军事两方面陷入被动，造成内外受敌的局面，从而危及自己的统治。然而，自称“性不信天命之事”的曹操，到底还是搬出“天命”说教，为后嗣篡汉建魏定下了基调。
综上所论，如果我们对建安末年这一特殊时间段落予以足够的关注，对曹操及其敌对势力双方的动向作细致的考察，就可发现，曹操晚年，在经过长期的苦心经营之后，实际上已经酝酿着称帝篡汉的计划，只是受制于当时的内外政治、军事形势，这一计划才终究未付诸实施；曹操未能废汉自立，归根结底是取决于现实的政治条件或政治实力，而非观念性的“畏名义而自抑”。
四 后论：霸府与霸府政治
透过以上论述，我们看到，整个建安时期的政治，实际上是以霸府为枢纽，以霸府政治为基本形态。对于这一点，前人很早就有认识。东晋时袁宏作《三国名臣序赞》，一则称荀彧 “委面霸朝”，再则称崔琰“执笏霸朝”［10］（卷四十七），就是把建安时期的曹操政权视作王朝政治的特殊形态；而“霸朝”一词，为以往所未见，显示出这种特殊政治形态为曹操所创建。那么，此种特殊政治形态，究竟有哪些不同寻常的地方呢？
所谓霸府政治，其要害首先在于一个“霸”字。“霸”字一词，由来已久。《左传》成公二年记载：“五伯之霸也，勤而抚之，以役王命。”郑玄注云：“天子衰，诸侯兴，故曰霸。霸，把也，言把持王者之政教，故其字或作伯或作霸也。”［11］（p293）此处以春秋“五伯之霸”的历史背景为立论依据，一是说明霸代表着“天子衰，诸侯兴”的权势消长；二是指出霸的内容为“把持王者之政教”。这个注解准确地把握住了霸的基本政治内涵，后世所谓的霸，在本质上是与此相通的。当然，汉末的时代与春秋时代毕竟有很大差别，最根本的在于秦汉以后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已经确立，以前裂土分封的诸侯已经被皇权体制下的大臣所代替。因此，相对于春秋时代而言，汉末称霸的主体和形式均已发生变化，以前是诸侯之长（侯伯或侯霸）以盟约的方式号令诸侯，此时则是权臣通过霸府宰制天下。同春秋时诸侯与周天子的松散关系相比，汉末大臣与皇帝的关系无疑要紧密得多，由此看来，曹操通过建立霸府实现对国家的长久统治，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因为此举需要解决的技术环节相应地更为棘手。袁绍的例子足以说明这一点，他放弃掌握汉献帝的图谋，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处理同汉献帝的关系感到棘手，所谓“今迎天子，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非计之善者也”［5］（卷六十四），反映了他的困惑。
再就相同的时代来说，霸府政治同宦官外戚擅权亦有区别。宦官外戚擅权，实际上是皇权政治的衍生形态，正如田余庆先生所指出：“甚至东汉宦官外戚擅权，也只能视为专制皇权发展到空前强大水平而出现的皇权旁落现象。掌握了皇帝（通常是婴幼的或弱智的皇帝），等于掌握了一切权力，因而弄权者得以假皇帝之名行事。这只是对皇权的窃取，而不是对皇权的否定。”［12］（p336）霸府政治则不然，它是在皇权极度衰弱的情况下出现的，基本内容是以相权代替皇权行事，它的运作固然要借用皇帝的名义，但主要还是依靠权臣实际掌握的军事政治权力。因此，霸府政治较多地表现为与皇权的对立关系，而非依存关系，其发展趋向则是旧皇权的终结和新皇权的诞生。说到底，霸府政治是皇权政治的一种过渡形态，是新旧皇权处在嬗替过程之中而出现的特殊政治模式。
如果要进一步探究霸府政治的具体内容，则可用“霸道”一词加以概括。霸道作为与“王道”相对应的统治方式，历来为统治阶级所重视，自孟子、荀子以来的儒家学者，对王、霸二道多有辩论。在此要强调的是，曹操以宰相的身份担当皇权的角色，特定的角色地位决定了他采取霸道是适宜的；曹操所奉行的霸道，基本内容有两点：一是以权术手段处理统治集团内部的各种关系，包括对待汉献帝；二是以法治国，而这两方面的内容，大抵符合历来对霸道所作的阐释［13］（p364－366）。因此，人们习称的曹操实行法治及其行为举止的猜忌，实际上可由霸府政治获得贯通的理解。
一般认为，建安年间曹操的统治较多地继承了董卓的政治遗产。陈勇先生在其论文中对此多有阐述［14］，其中的一些意见，我是赞同的。董卓缺乏学术素养和习染羌胡风俗等个人因素，使他能够不受名教的束缚，以粗暴的方式摧折东汉皇权，做成包括曹操在内的一般士人难以做成的非常之举，从而开启皇权嬗替的过程。从后来历史演变的进程看，正是董卓担当了替曹操“驱除”的角色。曹操在政治上继承董卓之处是明显的，包括“挟天子而令诸侯”的政治战略，以宰相的身份担当皇权的角色等。不过，如若把曹操看作是董卓的简单继承者，却是不够的。个人认为，曹操与董卓的区别，不仅在于曹操很早就出入名士之间，是一个受到不少名士赏识的人物，因而其政治基础远比董卓广泛而坚实。更重要的则是，曹操承董卓动摇汉室根基之后，以“匡佐”汉室的形象出现，在处理同汉献帝皇权的关系和实现对朝政的掌握等方面，均采取了与董卓不同的策略。首先是在对待汉献帝的皇权方面，董卓一味张扬自我，凌驾汉帝，采取了种种露骨地僭越皇权的举动。诸如自尊为太师，号曰尚父，位在诸侯王上；乘青盖金华车，服饰逼近天子；“召呼三台尚书以下自诣卓府启事”［14］，等等。曹操在这方面的做法则要温和得多，他在很长时间里只是满足于不再朝见天子，即便有所僭越，那也是很久以后的事。其次是在实现对朝政的掌握方面，董卓的做法主要是拔擢党人名士，用以充实朝廷及布列州郡，而“卓所亲爱，并不处显职，但将校而已”［5］（卷七十二）。然而， 党人名士并不拥戴董卓，反而密谋将他除掉。如此看来，董卓对朝政的掌握，只是依靠武力威慑达成的，缺乏直接有效的操作机制，自然不可能长久。曹操则不然，他通过建立霸府，实现了对朝政牢固而长久的掌握。由董曹差异的比较，我们进而看到，曹操建立霸府和采取霸府政治的模式，是在旧皇权体制的框架内，着眼于对旧制度的改造利用，即便有所突破，一般也有章可循，其优点是在切实掌握朝政的同时，又不易造成政治上的负面影响。总之，建立霸府和采取霸府政治的模式，对于曹操政权的生存和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
汉魏之际新旧皇权嬗替的过程中，需要经历一个霸府政治的阶段，是由当时特定的政治环境决定的。一方面东汉皇权虽已衰微，但其残余影响依然存在，尚无其他势力可以替代。另一方面，掌握汉献帝的曹操出身“浊流”，除了借助皇权的影响，并无遽然篡夺皇权的实力。由此造成了霸府政治存在的必要性。霸府政治能够成功地实施，则是因为具备以下有利条件。
第一，东汉自和帝以下，皇权渐趋腐朽，外戚宦官擅权，侵夺了三公作为宰相的权力，由此造成朝纲不举，政治衰败。因此汉末有一种议论，主张加强宰相的权力，借以整顿朝政。仲长统在所撰《昌言·法诫篇》中，明确提出“任一人”的主张，要求恢复秦及西汉时期的丞相制度，“置丞相自总之”［5］（卷四十九）。仲长统主要是一个思想家，而非政治人物，虽然他曾一度入曹操丞相府参军事，但在此前后，都是在汉献帝朝廷任尚书郎（注：仲长统的仕宦经历，见《后汉书》卷49《仲长统传》、《三国志》卷21《刘劭传》注。），足见并非曹氏亲信。因此，他的政论主要是代表了当时的舆论倾向，可以视为有识之士针对时弊开出的一剂药方，而不一定是专为曹操擅权而作。这样看来，曹操建立霸府和采取霸府政治的模式，确实有其相应的社会基础，他的一些具体做法与仲长统所主张的相吻合，绝不是偶然的。
第二，在汉末复杂的政治局面下，霸府政治所具有的权力结构特点，使得政治倾向互有分歧的各种人物，都能从中找到可以接受的因素。还在桓、灵之际，面对“主荒政缪”的局势，已有士人提出变革皇权的主张，迨至后来军阀纷起，天下分崩，人们更加强烈地呼唤一个强权人物来拯救危局，当时诸如“命世之才”、“拨乱之主”、“霸王”之类的说法，即是这种意愿的表达。霸府政治强调突出相权，对旧的皇权统治秩序予以突破和否定的成分甚浓，顺应了一部分人主张革新皇权的要求。另一方面，霸府政治毕竟保留了名义上的东汉皇帝，存续了皇统，对于那些同东汉皇室瓜葛很深而主张复兴汉室的人物，未尝没有一些慰藉和安抚。杨彪、孔融能够与曹操共存于一个政权之中，荀彧甚至是曹操谋士群体里最突出的人物，原因就在于此。可以这样认为，霸府政治所具有的内涵多样性和不确定性，在一个时期里适应了不同政治主张的要求。当然，待到霸府政治最终导致新旧皇权嬗替之时，不同政治主张的人物终究分道扬镳，也就不可避免了。
最后，我们看到，建安年间曹操对霸府政治的成功实践，至少在两方面显示了它的重大意义。一是在重建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秩序，促成北部中国的局部统一方面，霸府政治发挥了特有的作用；二是在革新皇权，完成新旧皇权嬗替的过程方面，霸府政治的独特作用更为显著。正因如此，在以后的两晋南北朝时期，每当王朝易代之际，我们都会看到霸府和霸府政治在其间发挥作用；“霸府”、“霸朝”一类的记载，也屡见于史籍。两晋南北朝王朝更迭频繁，自然有其特定的社会政治原因，但曹操开创霸府政治的模式，为权臣篡夺政权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也是不能忽视的一个因素。当然，就历史上出现的霸府政治而言，仍以建安年间曹操的实践最为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