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赵与时《宾退录》卷九云：白乐天《长恨歌》书太真本末详矣，殊不为鲁讳。然太真本寿王妃，顾云杨家有女云云。盖燕昵之私，犹可以书，而大恶不容不隐。陈鸿传则略言之矣。又史绳祖《学斋占毕》卷一云：唐明皇纳寿王妃杨氏，本陷新台之恶，而白乐天所赋《长恨歌》，则深没寿邸一段，盖得孔子答陈司败遗意矣。春秋为尊者讳，此歌深得之。寅恪按：关于太真入宫始末为唐史中一重公案，自来考证之作亦已多矣。清代论兹事之文，如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五五《书〈杨太真外传〉后》，杭世骏《订讹类编》卷二“杨氏入宫并窃笛”条，章学诚《章氏遗书外编》卷三《丙辰札记》等，似俱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以朱氏之文为最有根据。盖竹垞得见当时不甚习见之材料，如《开元礼》及《唐大诏令集》诸书，大宗实斋不过承用竹垞之说，而推衍之耳。今止就朱氏所论辨证其误，虽于白氏之文学无大关涉，然可借以了却此一重考据公案也。二《曝书亭集》卷五五《书〈杨太真外传〉后》略云：《杨太真外传》，宋乐史所撰。称妃以开元二十二年十一月归于寿邸。二十八年十月玄宗幸温泉宫，使高力士取于寿邸，度为女道士，住内太真宫。此传闻之谬也。按《唐大诏令》载开元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遣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李林甫，副以黄门侍郎陈希烈，册河南府士曹参军杨玄璬长女为寿王妃。考之《开元礼》，皇太子纳妃，将行纳采，皇帝临轩命使。降而亲王，礼仪有杀，命使则同。由纳采而问名，而纳吉，而纳征，而请期，然后亲迎，同牢。备礼动需卜日，无纳采受册即归寿邸之礼也。越明年，武惠妃薨，后宫无当帝意者。或奏妃姿色冠代，乃度为女道士。敕曰：“寿王瑁妃杨氏，素以端毅（寅恪按：“毅章”氏引作“悫”），作嫔藩国。虽居荣贵，每在清修。属太后忌辰，永怀追福，以兹求度。雅志难违，用敦弘道之风，特遂由衷之请，宜度为女道士。”盖帝先注意于妃，顾难夺之朱邸，思纳诸禁中，乃言出自妃意。所云作嫔藩国者，据妃曾受册云然。其日太后忌辰者，昭成窦后以长寿二年正月二日受害，则天后以建子月为岁首，中宗虽复旧用夏正，即正月行香废务，直至顺宗永贞元年，方改正以十一月二日为忌辰。开元中犹循中宗行香之旧，是妃入道之期当在开元二十五年正月二日也。妃既入道，衣道士服入见，号曰太真。史称不期岁礼遇如惠妃。然则妃由道院入宫，不由寿邸。陈鸿《长恨传》谓高力士潜搜外宫，得妃于寿邸，与《外传》同其谬。张俞《骊山记》谓妃以处子入宫，似得其实。而李商隐《碧城》三首，一咏妃入道，一咏妃未归寿邸，一咏帝与妃定情系七月十六日，证以“《武皇内传》分明在，莫道人间总不知”，是足当诗史矣。寅恪按：朱氏考证之文，似极可信赖。然一取其他有关史料核之，其误即见。其致误之由，在不加详考，遽信《旧唐书》卷五一《后妃传·玄宗杨贵妃传》所云：二十四年惠妃薨。一语，但同书同卷与《玄宗杨贵妃传》连接之《玄宗贞顺皇后武氏传》云：惠妃以开元二十五年十二月薨。而竹垞所以未及注意此二传纪载之冲突者，殆由《新唐书》卷七六《后妃传·玄宗杨贵妃》亦承用旧传“开元二十四年武惠妃薨”之文。朱氏当日仅参取《新唐书·杨贵妃传》，而未别考他传及他书。不知《新唐书》卷七六《后妃传》于《玄宗贞顺皇后武氏传》，特删去旧传“开元二十五年薨”之语。岂宋子京亦觉其矛盾耶？夫武惠妃薨年为开元二十五年，非二十四年，可以两点证明。第一，《旧唐书·武惠妃传》薨于开元二十四年之纪载与其他史料俱不合。第二，武惠妃薨于开元二十四年于当时情事为不可能。三先就第一点言之，如：《旧唐书》卷九《玄宗纪·下》云：十二月丙午，惠妃武氏薨，追谥为贞顺皇后。《新唐书》卷五《玄宗纪》云：十二月丙午，惠妃薨，丁巳追册为皇后。《唐会要》卷三“皇后”门略云：玄宗皇后武氏。后幼入宫，赐号惠妃。开元二十五年十二月七日薨（年四十），赠皇后，谥曰贞顺。《通鉴》卷二一四《唐纪》卷三〇《玄宗纪》云：十二月丙午，惠妃武氏薨，赠谥贞顺皇后。《大唐新语》卷一一《惩戒》篇云：三庶以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三日死。武妃以十二月毙。（薨？）可知武惠妃开元二十五年薨说，几为全部史料之所同，而《旧唐书·杨贵妃传》武惠妃开元二十四年薨说，虽为《新唐书·杨贵妃传》所沿袭误用，实仍是孤文单纪也（今本乐史《杨太真外传·上》云：“开元二十一年十一月惠妃即世。”乃数字传写讹误，可不置辨。又可参刘文典先生《群书校补》）。再就第二点言之，《旧唐书》卷一〇七《废太子瑛传》叙玄宗之杀三庶人，即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事略云：及武惠妃宠幸，丽妃恩乃渐弛。时鄂王瑶母皇甫德仪，光王琚母刘才人亦渐疏薄。瑛于内第与鄂光王等自谓母氏失职，尝有怨望。惠妃女咸宜公主出降于杨洄。二十五年四月，杨洄又构于惠妃。言瑛兄弟三人，常构异谋。玄宗使中官宣诏于宫中，并废为庶人，俄赐死于城东驿。其年，武惠妃数见三庶人为祟，怖而成疾，巫者祈请弥月，不痊而殒。传文之神话附会姑不论，但若武惠妃早薨于开元二十四年，则三庶人将不致死于二十五年四月矣。此武惠妃薨于开元二十四年，所以于当时情事，为不可能。而依朱氏所考，杨妃于开元二十五年正月二日即已入宫，实则其时武惠妃尚在人间。岂不成为尹邢觌面？是朱氏所谓：武惠妃薨，后宫无当帝意者。或奏妃姿色冠代，乃度为女道士。即谓杨贵妃为武惠妃之替身者，亦绝对不可能矣。四又朱氏所根据之材料，今见《适园丛书》本《唐大诏令集》卷四〇，其《册寿王杨妃文》年月为开元二十三年岁次乙亥十二月壬子朔二十四日乙亥。《册寿王韦妃文》为天宝四载岁次乙酉七月丁卯朔二十六日壬辰。至度寿王妃（杨氏）为女道士敕文，则不载年月。《全唐文》卷三五及三八均同。《通鉴》卷二一四《唐纪》亦著开元二十三年十二月乙亥“册故蜀州司户杨玄琰女为寿王妃”。此条《资治通鉴·考异》云：“《实录》载册文云杨玄璬长女。”盖《唐大诏令集》之所载，乃宋次道采自《唐实录》也。又《通鉴》卷二一五《唐纪》天宝四载秋七月壬午“册韦昭训女为寿王妃。八月壬寅册杨太真为贵妃”。其《资治通鉴·考异》云：统纪八月册女道士杨氏为贵妃。本纪甲辰。唐历甲寅。今据《实录》，壬寅，赠太真妃父玄琰等官。甲辰甲寅皆在后，恐册妃在赠官前。新《本纪》亦云，八月壬寅，立太真为贵妃。今从之。寅恪按：杨氏之度为女道士入宫与册为贵妃本为先后两事。其度为女道士，实无详确年月可寻。而章实斋考此事文中“天宝四载乙酉有度寿王妃杨氏入道册文”云云，岂司马君实、朱锡鬯所不能见之史料，而章氏尚能知之耶？实误会臆断所致，转以“朱竹垞所考入宫亦未确”为言，恐不足以服朱氏之心。至杭大宗之文，亦不过得见钱会《读书敏求记》卷四“集”部《唐大诏令集》提要，及《曝书亭集》敷衍而为之说，未必真见第一等材料而详考之也。五复次，朱氏唐代典礼制度之说，似极有根据，且依第一等材料《开元礼》为说。在当时，《开元礼》尚非甚习见之书，或者使人不易辨别其言之当否。独不思世人最习见之《通典》，其第一百零六卷至第一百四十卷为《开元礼纂类》，其五《礼》篇目下注云：谨按斯礼，开元二十年撰毕。自后仪法续有变改，并具沿革篇。为是国家修纂，今则悉依旧文，敢辄有删改。本百五十卷，类例成三十五卷，冀寻阅易周，览之者幸察焉。足征杜氏悉依《开元礼》旧文，节目并无更改。其书卷一二九《礼典》、卷八九《开元礼纂类》、卷二四《嘉礼》、卷八“亲王纳妃”条所列典礼先后次第，为（一）纳采。（二）问名。（三）纳吉。（四）纳征。（五）请期。（六）册妃。（七）亲迎。（八）同牢。（九）妃朝见。（一〇）婚会。（一一）妇人礼会。（一二）飨丈夫送者。（一三）飨妇人送者。其册妃之前为请期，其后即接亲迎，同牢。是此三种典礼之间，虽或有短期间之距离，然必不致太久。即如朱氏所考杨氏之受册为寿王妃在开元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度为女道士在开元二十五年正月二日，则其间相隔已逾一岁，颇已有举行亲迎，同牢之危险矣。何况开元二十五年正月二日武惠妃尚在人间，其薨年实在开元二十五年十二月七日（朱氏所考窦氏忌辰为正月二日，乃依据《唐会要》卷二三“忌日”门永贞元年十二月中书门下之奏，及册寿王妃杨氏为开元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乃依《唐大诏令集》。皆甚精确）。是杨氏入宫，至早亦必在开元二十六年正月二日。其间相隔至少已越两岁，岂有距离如是长久，既已请期而不亲迎，同牢者乎？由此观之，朱氏“妃以处子入宫似得其实”之论，殊不可信从也。至杨氏究以何时入宫，则《度寿王妃杨氏为女道士敕文》虽无年月，然必在开元二十五年十二月七日武惠妃薨以后，天宝四载八月壬寅日即十七日册杨太真为贵妃以前。《新唐书》卷五《玄宗纪》云：开元二十八年十月甲子，幸温泉宫。以寿王妃杨氏为道士，号太真。《南部新书》辛卷云：杨妃本寿王妃，二十八年，度为道士入内。《杨太真外传·上》云：二十八年十月，玄宗幸温泉宫。使高力士取杨氏女于寿邸。度为女道士，号太真，住内太真宫。正史小说中诸纪载何所依据，今不可知。以事理察之，所记似最为可信。姑假定杨氏以开元二十八年十月为玄宗所选取，其度为女道士敕文中之太后忌辰，乃指开元二十九年正月二日睿宗昭成窦后之忌日。虽不中，不远矣。又《资治通鉴》记“度寿王妃杨氏为女道士入宫事”于天宝三载之末，亦有说焉。《通鉴》纪事之例，无确定时间可稽者，则依约推测，置于某月，或某年，或某帝纪之末，或与某事有关者之后。司马君实盖以次年即天宝四载有“册寿王妃韦氏及立太真妃杨氏为贵妃事”，因追书杨氏入道于前一岁，即天宝三载“裴敦复赂杨太真姊致裴宽贬官事”之后耳，其实非有确定年月可据也。但读者若以杨氏入宫即在天宝三载，则其时上距武惠妃之薨已逾六岁，于事理不合。至“册韦昭训女为寿王妃事”，竟迟至天宝四载者，则以其与“册杨太真为贵妃事”，互为关联。喜剧之一幕，至此始公开揭露耳。宫闱隐秘，史家固难深悉，而《通鉴》编撰时，此《度寿王妃杨氏为女道士敕文》已无年月日可考，亦可因而推知也。本文摘自《元白诗笺证稿》

人口问题不简单清朝定鼎中原后不久，曾发生过一件啼笑皆非的事情。官员在处理前朝遗产时，于南京后湖意外的发现了重达四千吨、数量多达170万本的“黄册”。所谓黄册，原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出于摊派赋役的需要，在全社会推行户籍调查的产物。

一崇祯十七年（1644）六月二十一日，重庆通远门外的广场上，三万七千名明军聚集。他们被编成百十个长队，鱼贯前进，到队伍前的木案处，伸出右手，放在案上。站在木案前的士兵手起刀落，那只手应声而断。这是明末农民起义军张献忠部在处理被俘明军。六月二十日，张献忠攻破重庆城。这是他入川之后的第一个大胜仗，全军上下，兴高采烈。张献忠特别指示，虽然明军曾经顽抗，但“八大王”（张献忠自号）此次宽大为怀，俘虏一个不杀，仅剁手为戒。这些俘虏没有理由不庆幸。但还有人希图进一步的侥幸。农民军明令伸右手，有人却伸出了左手。一刀下去，左手掉了，然而又被拦住：“右手！”于是两只手都废掉了。这些断手的士兵被放出城，逃奔各自老家。他们把恐怖像瘟疫一样传播到了四川省的各个角落。二张献忠、李自成出现在史书上时，前面总是被冠以“流贼”两个字。时人总结说：“献忠等发难于陕西延安府，而蔓衍于各省。望屋而食，奔走不停，未尝据城邑为巢穴，故曰流贼。”从崇祯三年到十七年，张献忠度过了整整十四年名副其实的“流寇”生涯。十四年间，张部在陕西、山西、河南、安徽、四川、湖广几省间来回大幅度高速流动，纵横上万里，不断地进攻、逃跑、转移，从来没有固守一地。长期和张献忠并肩作战的罗汝才有句名言：“吾等横行天下为快耳，何（必）专土为？”崇祯十六年（1643）十一月，张献忠占领了湖南全省和江西一部。这是他到那时为止起义生涯中占地最广的一次，按理他可以以此为根据地，以图霸业。然而此时李自成已横扫北中国，北京也指日可下，一统帝国的大势已显。张献忠既然不甘心向李自成俯首称臣，那只有及早放弃这块与李军接壤的地方，远离李自成的卧榻，以待将来。天下易守难攻之地，无过于蜀。张献忠是个勇于决断的人。崇祯十七年春，他率全军溯江而上，准备“暂取巴蜀为根，然后兴师平定天下”。因此有了六月二十日重庆城破的一幕。经过十多年的流动宣传，张献忠部的威名已经传遍半个中国。可惜，“八大王”这三个字是作为恐怖的代名词被广为传播的。在巨大的恐怖高压下，张献忠于八月初九日干脆利落地攻破了成都城。三成都城破之后，局部的杀戮当然在所难免。按照惯例，成都城内的王公贵族们大都难逃一死，大小官员被杀的也很多，史书忠实地记载下了他们的名字。但是却找不到普通百姓们被集体屠杀的记载。据说，城破之后的第三天，张献忠曾经“尽驱城内军民男女于（城外的）中园，将尽屠之。俄尔天上出现一片云彩，如同龙尾下垂之状，张献忠以为祥瑞，遂免死”。（《蜀难叙略》）这个记载听起来有点离奇。不过，张献忠当初并没有大量屠杀成都居民，是可以确定的。在四川各地，也没有出现人们传说的张献忠据有一地后必然出现的大抢大掠大屠杀现象。四原来，“流贼”张献忠改弦易辙，打算由“流贼”变为“建国者”了。进入四川之后，张献忠深深感觉到选择入川是对了。川兵柔脆，这一路破重庆，据成都，派兵横扫各府、州、县和土司，大都望风而下，“州县争封府库应伪命”。短短一年之内，除了遵义（当时属四川省）和几个边远土司以外，全川已归张献忠所有。一六四四年十一月十六日，张献忠正式建国于成都，国号大西，改元大顺，献忠称“大西王”。成都城开始大兴土木，蜀王府里进行大规模装修改建，作为新朝的王宫。府中正殿为承天殿，府门外廊作为朝房，雕龙绘凤，整饰一新。任命了左右丞相、六部尚书，又将义子四人加将军衔。献忠新衣新帽，端坐殿中，文武百官，叩拜如仪。献忠掀髯大笑：“起来吧，龟孙们，弄得还挺像个样哩！”与大兴土木相配合，张献忠从抢来的女人中挑了三百个，作为妃子，养在后宫。又阉了一批孩子当太监。接着，又学历代皇帝，命人们“恭避御讳”，不准人们使用“献”“忠”二字，犯者杀头。五仪式举行完了，后妃、太监、名讳这些他们所知道的做皇帝必须有的把戏都弄完了，接下来做些什么呢？毕竟开国了，如何治理呢？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张献忠喜欢自称武夫，举止粗豪，称王之后，发布诏书仍然用白话文。但是，张献忠对读书人却非常重视，甚至一年举行两次科举。张献忠命令，所有的读书人都得参考，如果逃避，本人正法，邻里也连坐。他取中了状元张大受。此人仪表堂堂，张献忠“一见大悦”，赏赐非常，又赐宴，欢聚一日。大臣们也在旁边交口称赞张献忠取中了人才，将来必然会“辅佐圣明，此国运昌明，万年丕休之象”。献忠十分高兴，“复赐美女十人，甲第一区，家丁二十人”。第二天，张大受入朝谢恩，通报人报上名来，张献忠听了，忽然皱眉道：“这驴养的，老子爱得他紧，但一见他，心上就爱得过不的。老子有些怕看见他，你们快些与我收拾了，不可叫他再来见老子。”大臣领命，到宫门口把张大受捆起杀了。六建国之初，大西政权面临的最严重问题是治安问题。张献忠当然明白他的统治基础十分薄弱。可是他所能想到的办法，偏偏只是历代专制统治者用过的无数统治术中最恶劣的三个办法，一个是警察管制，一个是暴力镇压，一个是特务统治。为了保证首都成都城内的安全，张献忠做了更为严苛的规定：首都成都的四个城门，不许擅自出入。凡城里人要出城的，先得到兵马司递申请，申请里得写明某人到某处，左右邻居是谁，由某人担保，某日回城。如果到期未回，先拘左右邻居及保人斩杀，再不回，则取这家人口，不拘老幼，尽行斩杀。城外入城办事者，要在左脸部盖上一个印章。出城时，如果印章被汗水冲掉或者不小心擦掉，看不清楚，则立刻斩首。与此同时，张献忠还大行特务统治。他派出大量士兵，装成老百姓，游串大街小巷，侦听人们的思想动态。发现在“讪讽新朝”的言论，立刻绑走治罪。以至“虽至亲遇于道，不敢相问慰，遥望即各低头去”（《蜀警录》）。一天夜里，一个男人在家里和老婆絮絮叨叨讲邻里的琐事，女人说他：“天这么晚了早点睡吧，净说些张家长李家短有什么用！”第二天，这个男子就被捕了。张献忠听了汇报之后，掀髯大笑，说：“这是说我（张）家长，李自成家短。没事，是良民，放了吧！”七张献忠面临的第二个严重问题是吃饭问题。最初他依靠没收官府和贵族的财产来支持财政，然而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不久这些钱就花光了。于是他的经济措施就剩下了“打粮”，所谓打粮，一言以蔽之，就是“抢”，放纵士兵在“国家”之内强抢。“献贼每五日十日发人采粮，如一人不回营，领人管队小剥皮（又自创为小剥皮法，将人两肩膊皮自背沟分剥，揭至两肩，反披于肩头上，不与亲戚人等与饭食，赶出郊外，严禁民间藏留。多有栖古墓月余而后气绝者），同伴俱斩。”张献忠的兵马见粮就抢，见猪就杀，见人就绑，绑起来用火烧烤，逼他供出所知的藏粮地点。见到路上行人端着一碗米，也“杀而夺之”。在这样的统治之下，“最好的老百姓”们不拥护这个“自己的政权”也是情有可原。八大西王朝建立的第二年，军事上就出现了败势。一六四五年春，明将曾英突破川东防线，进入四川，攻占了重庆。不久，明朝将领先后占领了四川东部和南部的綦江、宜宾等重镇，逐步开始向川西平原蚕食。张献忠面对的不仅仅是明朝正规军的进攻，更可怕的是他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看到张献忠出现败势，四川各地在富家大户和原地方官的领导下，纷纷起来，“拥众据城邑，保村落，驻山谷，拒险寨者不可胜数”。越来越多的人踊跃参加官军。《蜀警录》载：“曾英至重庆，驻兵江上。招集难民入伍，舳舻百里，旌旗蔽江。”明军的势力迅速壮大起来。九张献忠始而有条不紊，继而手忙脚乱，终于惊恐绝望。最初的新鲜劲过去了，现在他越来越懒得上朝，脾气也越来越大。有一天上朝，忽然把自己头上戴的那顶镶满了宝石的金冠摘下来，扔到地上，用脚上去一顿乱踏，踩得稀烂。旁人看得面面相觑，谁也不敢上去劝。踩完了，把旁边侍卫的大檐布帽夺过来，戴在头上，大笑道：“他娘的，老子还是戴这个舒服。”他越来越怀疑挥兵入川是个错误。初以为蜀人柔脆，容易征服。不想他们是柔而不脆，一时望风而倒，终久却不屈服。这个时候，张献忠军中掳获了两名在四川传教的西方传教士，分别是意大利的利类思（Ludovi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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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弹之父的传记电影上映，恰逢福岛倾倒核废料。一切的源头和当下的后果，像两个原子核冲撞在一起，引爆了人们对核安全问题的巨大担忧。对于核能的开发和利用，就像奥本海默的传记副书名《美国“原子弹之父”的胜利与悲剧》所暗示的，是人类的伟大胜利，也可能造成巨大的悲剧。奥本海默的胜利源于原子弹的成功，其悲剧始于对氢弹研发的反对。1949年，苏联成功研制出原子弹。作为回应，总统杜鲁门希望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加紧研制新型超级炸弹（即氢弹）。此举遭到了核物理学家的反对，反对阵营里就站着这位原子弹之父，他认为政客们根本没有能力控制氢弹的恐怖破坏力。“天真的”科学家认为，已经有了毁天灭地的原子弹，已经释放了一个威胁全人类的魔鬼，研发威力更大的武器毫无必要。然而在政治家眼中，核武器就像是罗辑手中三体母星的坐标，尽管核威慑不过是把人类的安全建立在同归于尽的疯狂之上，然而齿轮一旦转动，便没有了停止的可能。国家间的黑暗森林已然高耸。

生活方式。这些特点，决定了古代中国大地上很难生长出那种以解决商品生产交换中的纷争作为最初主要目标的“私法”“市民法”或“海商法”；除了纳税服役之外，也很难生长出与民事合同有关的民事权利义务观念。整

1古今中外的帝王们中间，大明王朝开国皇帝的出生大概是最草率的了。元帝国的糟糕统治使贫农朱五四对生育已经不感兴趣。四十七岁的他已经被生活折磨得完全像个老头了。他和四十二岁的陈二娘此时已经有了三男二女，在这个年岁，再怀孩子，会被人笑话，然而一不小心，还是怀上了。朱五四夫妇已经习惯了听天由命。既然怀上了，那就揣着，就好比兜里揣个南瓜。问题是朱家的房子对这个即将问世的新生儿来说太局促了点。一家七口，挤在濠州钟离东乡三间低矮的茅草房里。一家人一年辛苦到头，粮食还总是不够吃，每年总有一两个月靠野菜度日，吃得全家大小面孔发青。蒙古人征服中国后的第四十九年，元文宗天历元年九月十八日，阳历1328年10月21日的中午，朱元璋降临人世。没有任何人注意到这个新出生的生命。这孩子在世上就像野地里的一棵草，多他一根不多，少他一颗也不少。连名字都不用费心，这孩子属“重”字辈，排行第四。不过传统社会习惯大排行，亲兄弟加堂兄弟按顺序排下来，正好第八，就叫“重八”。二十五岁以前，朱元璋对生活最深刻的感受就是：饥饿。朱元璋一生中经常做的一个梦是一桌大鱼大肉摆在面前，可是当他伸手去抓时，却被各种各样的意外打断：饭桌突然消失，大鱼大肉忽然变成一堆土坷垃，或者是，他突然被一只大人的手拎起来扔到屋外。从梦中惊醒，他会听到自己肚子里不断的肠鸣，饥饿感像一把刀子一遍遍地刮着他的肠胃。未来的太祖皇帝早年最大的人生理想是能痛痛快快地吃一顿饱饭。一年到头，朱五四一家都是以世界上最粗糙的粮食来填充胃肠。而且，即使是这最粗糙的粮食也总是不够。那口破铁锅，只在过年过节时才能见点腥。这不是贫农朱五四一家一户的状况。这是大元帝国里多数农民的景况。不止大元如此，几千年的王朝时期，这片土地一直是一只巨大的空荡荡的胃。公元前三百年，孟轲奔走各国，大声呼吁他的政治主张。而他自视为完美的政治目标不过是“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也就是说，风调雨顺的年景，大家都能吃饱；饥荒年份，也不至于饿死人。他用形象化的语言来夸饰他的政治理想：“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这沾沾自喜的夸饰带给我们的却是一种酸楚的感觉，然而，这个可怜的理想很少在这片土地上实现过。饥饿和赤贫始终追随着我们的祖先，连同战乱和灾祸，从孟子的时代穿越汉、唐、宋、明。两千年间，丰衣足食的盛世远少于爨骨为炊的悲惨岁月。2战国后期，中国人就已经懂得精耕细作，汉代的亩产量，据学者宁可计算，就已达到一百四十至一百五十斤左右。这个在现在看来不起眼的产量却让世界上其他地区追了一千多年也没追上，以英国为例，直到十二三世纪时，他们的亩产才达到九十七斤。按理说，我们的祖先在这片土地上应该能生活得很舒适。但是，有三个因素剥夺了他们舒适生活的权利。第一个因素是人口压力。前工业时代中国人口的增长速度快于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西欧在从公元２年到工业革命前的一千七百年间平均年人口增长率为百分之零点零六五，而中国在公元２年至鸦片战争爆发的1840年期间平均年人口增长率约为百分之零点一一，高出西欧近一倍。中国古代人口增减循环周期之频，增长梯级之多之高，在前工业时代的世界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因此中国土地虽然辽阔，但人口密度一直远远大于欧洲。根据赵冈和陈钟毅的研究，中国封建社会中人均占有耕地面积，在北宋以前大体上维持在十亩左右。北宋后，人均耕地面积下降到十亩以下，到十九世纪下半叶，人均耕地面积更剧减到不足三亩。而到十三世纪，英国农民平均耕地较少的时期，一个农民的可耕地还有十八亩以上。几千年来，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只要有了一亩闲田，马上会生出一个孩子来占据。填满这张嘴，同时再生出尽可能多的嘴，这个简单的目标吸引了中国人的过多注意力，使他们无力顾及到人的其他需求。所以，虽然农业技术在不断地进步，虽然中国农民一直是那样坚忍勤劳，可是最广大的中国底层社会一直在半饥半饱中挣扎。朱元璋一家就是典型代表。朱家世代平民，祖上没出过一个半个有点身份地位的人。元至正十六年（1356），二十九岁的朱元璋攻下集庆（也就是今天的南京），身名已显，霸业初定，第一次有了追根溯源的念头。他隐约记得父亲说过，自己祖上住在南京附近的朱家巷。派人找了几天，才发现朱家巷是离南京城四十里的一个小村。此时村中还生活着几家穷困潦倒的朱姓后代，听说攻占此地的红巾军大元帅居然是他们的远支本家，大喜过望，一起来到南京城内拜见。朱元璋十分兴奋，与他们亲亲热热地“叙长幼之礼，行亲睦之道”，大家坐在一处，一起回忆老朱家的历史。据老人们说，朱家最早好像是江苏沛县人，算来还是汉高祖刘邦的老乡。不知何时，流落到了南京附近。正是人口压力，导致朱元璋的祖先世代逃难，不停搬家。朱元璋小时候听父亲讲过，他们这一支离开南京城外朱家巷，是在祖父那一代。因为南京附近的几亩薄田养不活日渐长大的几个儿女，祖父朱初一逃亡到江苏盱眙，其时元灭宋战争过去不久，盱眙人口稀少，荒田颇多。祖父在此“开垦兵后荒田”，艰苦成家，一家人起早贪黑拼命干活，逐渐有了点家产，一个铜板一个铜板地积攒，给两个儿子都娶上了媳妇。就像祖父所希望的那样，家族人丁兴旺，两个儿子加在一起，很快给他生了五个孙子孙女。辛苦置下的几亩地养不活迅速繁衍的人口，俟祖父一去世，两个儿子就不得不变卖家业，各自寻找地多人少的所在谋生。朱五四八岁就随父亲从南京逃到江苏盱眙，娶妻生子后又搬到安徽五河，随即搬到灵壁，不几年迁到安徽虹县，五十岁上又搬到钟离东乡。这一次他住的时候最长，在那整整生活了十年，并在这里生下了朱元璋。朱元璋十一岁那年，再迁到西乡，过了一年，又迁至太平乡孤庄村（今安徽凤阳县治西南约十里处的二十营）。总计他六十四岁的一生，凡七次迁移。在每一地，最长不过十年。并不是这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喜欢浪荡，实在是以江淮大地之辽阔，却难以找到能养活他这至卑至贱一户草民的几亩田地。当然，汗水绝对不是白流的。朱五四一辈子当牛做马，换来的是六个儿女一个个长大成人，成家立业。元璋的大哥娶上了媳妇，给五四生了两个孙子。二哥、三哥虽然倒插门，好歹也算成了家。两个女儿也都出嫁了。虽然儿女们个个都是文盲，注定一生都要在半饥饿中度过，但朱氏一门的血脉，在中国大地上，终于又进一步发展壮大，在这片绝大多数人都艰难求食的土地上，顽强地挤出了自己的一块生存空间。这不能不说是生物学意义上生存竞争的重大胜利。可惜朱家列祖列宗不及亲见他们的孝子贤孙朱元璋在生育竞赛中后来又取得了何等惊人的成就。朱元璋称帝后，把朱氏家族所有潜在的生育能力发挥到了极限。他本人生了二十六个儿子，十六个女儿。他又鼓励自己的后代多生子女，不必承担任何工作，只需按人头领俸禄。于是，明弘治五年（1492），我们在史书中见到山西巡抚杨澄筹上报的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晋府的庆城王朱钟镒又一次刷新了老朱家的生育记录，到这一年的八月即生有子女九十四人，孙一百六十三人。庆成王一府的人口增长，仅仅是明代皇族人口爆炸的一个缩影。据王世贞估算，每十几年，明宗室人数增加百分之五十。另据徐光启推算，明宗室人数三十年左右即增加一倍。朱元璋建国之初，分封子孙于各地，“初封亲郡王、将军才四十九位”。宗室人数总共五十八人，永乐年间增至一百二十七人，嘉靖三十二年（1553）增至一万九千六百一十一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又增至八万多人（陈梧桐《洪武皇帝大传》）。而据安介生等人口史专家推算，到明朝末年，朱元璋的子孙已经繁衍到近一百万人之多。如果大明王朝能“再活五百年”，那么朱姓子孙迟早会压塌半个地球。3为什么传统时代的中国农民有这么强烈的生育冲动？旧时代的人生活离不开家族。人多势大的家族往往恃强为胜，占尽上风，人丁孤单的弱族则往往处于受凌虐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人口自然多多益善。生存竞争的需要使旧家族产生一种无限扩张人口的内在冲动。传统时代的中国人，是被锁定为传宗接代链条上的一个环节，篆刻为祠堂牌位上的几个汉字。传统家庭中，家长是绝对的权威。因此，多生养子孙，是实现和扩张这一权威的最重要方式。至于孩子生下来，能不能受到教育，未来的生活能不能幸福，似乎不是他们认真思考过的问题。所以，尽管一生都是颠沛流离当中，朱五四还是不遗余力地像倭瓜甩蔓一样，东一个西一个地生。在世界上其他国家，很少发现中国这样的生育激情。在欧洲几千年历史中，堕胎和弑婴一直是常用的控制人口手段。欧洲人老了之后不依靠儿女赡养自己，也根本不知道原来人死后在阴间得靠纸钱作为经济来源，他们死后或者魂飞烟灭，或者直接升了天堂花天酒地吃喝不愁。因此从文明源头开始，欧洲人对生育就抱着一种警惕的态度。古希腊思想家一直强调控制生育。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口增殖与城邦的经济政治状况有密切的联系：“繁殖如无限制，势必导致贫穷……跟着贫穷，又导致内乱和盗贼。”他说：“凡以政治修明著称于世的城邦，无不对人口有所限制。”他主张，国家应该根据诸如地产多少等经济条件控制人口。在一个财富资源相对固定的城邦中，人口也应该保持相对稳定。“各家繁殖的子嗣应有一定的限数，倘使新娠的胎儿已经超过这个限数，正当的解决方法应在胚胎尚无感觉和生命之前，施行人工流产（堕胎）”。古希腊的年轻人比几千年后的中国人观念更为新潮，他们注重个人成就，不愿过早地为婚姻所困而影响其追求。希腊社会流行晚婚，一般男子结婚都在三十岁左右。古罗马帝国政府虽然大力提倡生育，但收效甚微。那时上流社会的人为了不受婚姻的束缚，逃避家庭责任，许多人选择终生独身。据古代罗马史学家斯维托纽斯记载，奥古斯都发现很多男子为逃避禁止独身法令的惩治，想方设法制造欺诈性婚姻。有不少男子特意与远小于最低婚龄的女子订婚（订婚视同结婚，可不受禁止独身法令的制裁）。等未婚妻达到成婚年龄后再放弃婚约，转而追求与年龄更小的少女订婚，以此坚持独身。虽然蛮族入侵冲击了希腊－罗马文明，但节制生育却被文明化的蛮族继承下来。中世纪时的英国贵族同样自觉地进行生育控制。由于英国实行长子继承制，等待继承的长子一般在继承家产之后才结婚，而那些没有财产的幼子们要么去追求女继承人，要么干脆独身。那时候英国上层社会男子结婚的平均年龄接近四十岁。这就是为什么英国古典小说里恋爱的双方通常是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和十多岁的花季少女。只有这样，在上一代人去世或者年迈失去劳动能力时，下代人刚好建立家庭，继承地产，接替前代。所以，在经济腾飞前，西方的人口密度一直低于中国。这使得欧洲人均占有的自然资源大大高于中国，为欧洲人的思想启蒙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4除了生育冲动外，导致传统时代中国人生活痛苦的另一大原因是自然灾害。众所周知的是，朱元璋之所以出家为僧，是因为大元至正四年（1344）的一场大旱灾。其实，即使逃过此次灾荒，朱家也注定会在另一次灾荒中家破人亡。因为朱元璋的老家凤阳是一个灾害频发之地。淮河是一条有名的害河。竺可祯教授曾根据大量史料，整理出上自成汤，下迄光绪，各朝代、各地区的水旱灾害年数，发现淮河流域是我国旱涝灾害发生最多的地区之一。据河南省历代旱涝等水文气候史料统计，自公元620年至1949年的一千三百三十年间，豫东一地发生旱灾的年数为四百五十三次，涝灾年数为四百四十八次。俗话说的“十年倒有九年荒”的凤阳县，平均每四年就要发生一次较为严重的旱涝灾害。朱五四搬来搬去，最终搬到一个“十年倒有九年荒”的地方。这当然不能怪他没有眼光。原因很简单，灾害较少的地方，人口密度往往较大，无法容纳新来人口。只有在灾害频繁的地方，人口周期性减少，才让朱五四有了见缝插针的机会。朱五四搬到孤庄村时，这里还没有完全从战争中恢复过来，村落间甚至有老虎横行。《凤阳新书》载当时“虎聚为患，村落震恐，行旅戒严于其途。后元命将军应宜儿赤捕杀殆尽，其患始熄”。可见当地人烟之稀少。由此，我们看到了造成中国贫困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灾荒。中国的季风性气候是一种极不稳定的气候。正像我们今天在新闻里总是不断听到各地的水旱灾害消息一样，在历史上，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很少有大部风调雨顺的时候，局部灾害无年不有。翻开中国灾荒史，从公元前206年到公元1949年共二千一百五十五年间，就有一千零五十六次旱灾和一千零二十九次水灾的记载，水旱灾害加起来几乎平均每年一次。其他的自然灾害，如蝗灾、雹灾、风灾、疫灾、地震等，则举不胜举。如此频繁的天灾，在某种程度上其实也是人祸：三千年前的黄河流域，到处是森林与沼泽，水草肥美，风调雨顺。然而，由于几千年的过度开发，森林被砍光了，沼泽被排干了，黄河成了悬河，土壤蓄水能力严重下降，小旱每每变成大旱。几千年来，北方农民的生活越来越艰辛，与自然环境的恶化不无关系。据《元史》记载，有元一代近百年间，全国遭遇大水灾九十四次，大旱灾六十二次，大蝗灾四十九次，大饥馑七十二次。也就是说，平均每年都有两三次大灾。最严重的时候，人相食的记录达十余次之多。这就是环境恶化的直接恶果。即以朱元璋家乡的淮河为例，它之所以频频为害，主要是因为人类活动改变了它的自然生态和流向。而欧洲的气候比较稳定，由于海洋性气候的调节，西欧的气候要比同纬度的中国北方暖和得多，它的降水虽然不及中国南方，但远胜北方，足够农业灌溉使用。因此欧洲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中国北方那种赤地千里的现象。两相对比，诚如邓拓所说：“我国灾荒之多，世罕其匹。”有的西方学者甚至直呼中国为“饥荒的中国”。5中国贫困化的第三个因素是中国庞大的官僚体系。专制制度的发达使中国官僚体系的早熟和完整举世无匹。官僚体系的庞大，使它在一定程度上脱离皇权，成为一个独立的利益集团，具有无法抑制的疯狂扩张的冲动。每个王朝建立后，官僚队伍的人数都直线上升，与此同时，农民的负担也自然直线上升。生之者寡，食之者众。在每代王朝建立之初的三五十年“清明之治”时，农民的负担会暂时减轻，会积累一些财力来改善生活状况。而过了头一两代皇帝，则负担就迅速加重，普通百姓生活难以为继。在历代大一统王朝中，蒙古人建立的大元属于统治技术较为粗糙的一类。蒙古人本不懂农业，当初南下之际，曾想将汉地“悉空其人以为牧地”，也就是说，把农民消灭干净，把良田改造成牧场，还是在耶律楚材的劝说下才改变了主意。耶律楚材打动蒙古统治者的主要理由是改为牧场，收益不如剥削汉地农民大。基于这种思维方式，蒙古人的剥削比史上其他任何大一统王朝要更赤祼祼。元朝将全国人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公开实行民族歧视政策。为了防止汉人反抗，蒙古人规定，不许汉人学习武艺，不许汉人上山打猎，甚至夜间禁止汉人通行。《元史·刑法志》载：“诸夜禁，一更三点，钟声绝，禁人行。五更三点，钟声动，听人行。违者笞二十七，有官者听赎。其公务急速，及疾病死丧产育之类不禁。”也就是说，每天晚上八点到第二天早上六点，老百姓不许上街行走。和这一条相配合的是在以上时段，不许百姓点灯。汉人百姓，生活如同奴隶。经济上的剥削比政治上的歧视更令底层百姓难以承受。蒙古皇室手笔粗豪，挥霍阔大，日常生活奢侈无比，宫廷的花销大得惊人，据天历二年（1329）中政院的报告，“皇后日用所需，钞十万锭，币帛五万匹，绵五千斤”。他们做起佛事来更是漫无节制，最多时一年做佛事五百多次。据延禧四年（1317）统计，每年内廷做佛事，要用面四十三万九千五百斤、油七万九千斤、酥油二万一千八百七十斤、蜜二万七千三百斤。这些费用最终是由底层社会来承担。还是以朱元璋家为例：元朝实行职业世袭制，将一部分人户另立户籍，承担某种专业性的徭役，如站户（承担驿站的徭役）、矿冶户（开采铁、银等矿）、猎户（从事打捕）、水手户（充当河运与海运的水手）、灶户（煮盐）、窑户（烧造瓷器）等。朱家巷的朱家先祖们本来是淘金户，按规定，每年需向官府交纳金子。但南京附近并不产金，于是只好靠卖粮换钱，再到远处买金子充数。这样折腾几年，把仅有的一点家产赔光，才不得不北渡长江。然而到哪里都逃不脱官府的搜括。朱五四逃到淮北之后，还没有过上几天安稳日子，官府就开始来收税。按照元朝规定，淮河南北的农民要缴纳人头税、农业税和科差。人头税每人二石谷，约合今天的三百六十斤。朱五四家三个成丁，就要缴一千零八十斤谷。税粮要由税户自己输纳进仓，按国家规定，每石税再纳鼠耗三升，分例四升，而实际征收的要远远大于这个规定。元代前期官员胡祗遹说：“鼠耗、分例之外，计石二三可纳一石谷。”如此算来，一千零八十乘以百分之一百二十五，就变成了一千三百五十斤。科差主要包括丝料、包银、官吏俸钞三项，是按户缴纳，规定每户纳丝一点四斤，包银钞四两（银钞二两合银一两），官吏俸钞五钱至一两。按购买力计算，元代一两银值四石谷，则三两多银值二千一百六十斤谷。所以三丁之家，一年要负担三千五百一十斤谷的负担。我们估算朱家那时每个劳动力可生产粮食二千斤，则总产量六千斤中的一多半要交给国家。这尚是国家正式规定的税收，各地政府的层层加税还不在此例。从战国到明清，两千多年间，中国的农民，只有在农民大起义后建立的新王朝初期能够温饱有余。而其余大多数时期里，都处在仅能勉强维持生存的处境之下。据庞卓恒在《人的发展与历史发展》中介绍，在正常年景下，中国农民一般状况下每年产品的剩余率不会大于百分之五。而中世纪一个占有全份地的普通英国农奴户净余率为百分之二十六。他们一年生产的粮食约为四千六百四十一公斤，除去租税、种子、口粮后约可净余粮食一千二百二十四公斤。从这个数字看，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和欧洲农奴比起来要低很多。由此可见，中国官僚阶层对广大农民的剥夺，远远严酷于欧洲的庄园主。中国农民被迫在简单再生产中耗尽全部潜能，使他们无法像西欧的农奴一样，有剩余财力来发展自己的智力，拓展自己的活动空间，由此推动起一个又一个的促成封建制度解体的重大历史变迁。6贫穷从来不是好事。贫穷遮蔽了人的眼睛，让他看不到食物以外的东西；贫穷禁锢了人的身体，让他像动物一样不停地被原始欲望折磨。贫穷剥夺了人的力量、尊严和权利，让他在自然、神灵和权力面前自觉软弱，卑躬屈膝。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学者刘易斯提出了“贫困文化”的概念。他总结的贫困文化的特征包括较高的死亡率，较低的估计寿命，较低的教育水平，为生存而进行长期奋斗，典当，过着受束缚的生活，终生忙碌而无闲暇，向往权力，大男子主义，只顾眼前，不信任政府，软弱无能，对地位差异敏感而缺乏阶级觉悟等等。这种贫困文化使人们有一种强烈的宿命感、无助感和自卑感。他们目光短浅没有远见卓识，他们视野狭窄，不能在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去认识他们的困难。我们得重新定义文明与财富的关系。财富让人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来关心自己的内心，关心视野以外的大千世界，思索那些与胃无关的奢侈问题。财富是文明生长的土壤。古希腊文明就是建立在滚滚而来的金币之上的。因为贫瘠的土地无法养活自己，希腊人不得不尝试外出冒险。庞大的希腊船队源源不断地输出葡萄酒、橄榄油、陶器，运回粮食和金钱。有位经济史家断言：“公元前六至四世纪之间，希腊经济正飞速上升……若充分估计不同时代的具体情况，雅典经济给人的印象与十九世纪的欧洲有点相似。”富裕起来的平民要求政治权利，最终导致了民主政治的生成。而中世纪之后，欧洲之所以能冲破黑暗，迎来文艺复兴，根本原因也在于随着生产技术的改进，欧洲的农奴能够越来越富裕，并且可以和封建主讨价还价，获得市民身份。他们的教育水平不断提高，精神力量不断增长，最终推动了商品货币化的浪潮，迎来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如前所述，中国农民的平均耕地在宋朝以后，再也没有回到人均十亩的水平以上。因此，宋代在中国文明史上成了最后一个辉煌的朝代。在那之后，元、明、清三代，贫困化的加剧日益消耗着中国的精神，使中国文化进入了长期的停顿和倒退。贫困对人的尊严和人性的堕落所造成的后果是无法衡量的。一个家族衰落贫困之后，其家族成员往往会由往日的意气风发而变得精神萎靡，气质鄙俗，而其家长的作风则也会日益目光短浅，专制、粗暴。中国的变化正与此类似。自宋朝灭亡之后，高贵气质和人文气息在中国文化中越来越淡薄，盛唐时的自信和宋代的优雅再也难以复现。赤贫出身的朱元璋，则是中国文明劣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推手。7朱元璋符合苦大仇深的赤贫阶层的一切条件。十多岁开始，就去给地主放牛。穷人的孩子好养活，虽然吃的是世界上最恶劣的饭食，也没有耽误他长成一副魁梧的身材，只不过容貌丑了点：脑袋很长，下巴宽大，整个一张驴脸。《明史》含蓄地称他“姿貌雄杰，奇骨贯顶”。这个未来的皇帝最爱玩的游戏是“做皇帝”。“你看，虽然光着脚，一身蓝布短衣全是窟窿补丁，破烂不堪，他却会把棕树叶子撕成丝丝，扎在嘴上作胡须，找一块车辐板顶在头上算是平天冠，土堆上一坐，让孩子一行行，一排排，毕恭毕敬，整整齐齐三跪九叩头，同声喊万岁”（吴晗《朱元璋传》）。唯一的文化活动就是听四邻八乡游串的说书先生来讲书了。什么《隋唐》、《三国》、《杨家将》、《大宋宣和遗事》。在这些评书里，他知道了“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知道了朝廷之上有“忠臣”、“奸臣”，知道了“宋太祖一条哨棒打下四百八十座军州”。对于到今天为止的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些评书演义，也就是传统文化中粗糙的底层文化产品，才是他们真正的精神基石，奠定了他们一生的思维模式。在乡村社会里，不仅仅有淳朴的人情和田园风光，也有愚昧、野蛮和对权力的盲目顺从。就在社会最底层的摸爬滚打中，底层文化精神全方位地渗透进朱元璋的身心。而随着命运神奇的改变，登上皇位的朱元璋不可避免地把他性格中的贫困文化因子更为广泛深刻地传播到整个国家和民族精神里面。终其一生，大明王朝的开国皇帝的一举一动都受着农民思维方式的牢牢制约，我们在他的治国大政方针里，可以清晰地分辨出淮河南岸那个小村庄的贫困文化的精神印记。基于乡村生活经验，洪武皇帝的治国理念中表现出强烈的静态取向。他治理国家的基本倾向就是把国家的运转方式固定化，使整社会倒退到“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原始状态。当了皇帝的朱元璋保持着朴素的农民道德，对天下老年人施以特别的尊重。他颁布《存恤高年诏》，规定“所在有司精审耆民……年八十、九十，邻里称善者，备其年甲、行实，具状来闻。贫无产业，八十以上，月给米五斗、肉五斤、酒三斗；九十以上，岁加赐帛一匹、絮十斤；其田业仅足自赡者，所给酒、肉、絮、帛如之。”取消宰相后，朱元璋一个人忙不过来。他异想天开，认为民间老儒起自田间，淳朴老实，富于经验，于是从社会底层直接提拔辅政人员。他在洪武十三年九月设立四辅官制度，以“协赞政事”，从民间找了几个普通老儒王本、杜占、龚斅等分任春官、夏官、秋官和冬官，辅佐自己施政，“眷注特隆”。不过实行了一段时间，朱元璋发现自己的想法太天真。“诸人皆老儒，起田家，惇朴无他长”，这些老人除了看孙子，别的贡献确实难以做出，于是洪武十五年他不得不又废除了四辅官。对于外部世界，农民们的基本反应是排斥、恐惧和不信任。封闭的生活状态让他们感觉安全、轻松。他们不爱冒险，只想守着前辈传下来的生活方式，一成不变地安安稳稳地生存下去。虽然取天下依靠的是武力、进取和冒险精神，然而一旦天下安定，朱元璋立刻恢复了农民的保守本性。大元帝国是一个世界性帝国，继承者朱元璋却对外面的世界丝毫不感兴趣。他满足于把蒙古人赶回沙漠，并没有深入沙漠彻底殄灭之。日本人不断制造事端，对他进行挑衅，他也是发几道诏书，申斥一顿了事，没动过兴兵远伐的念头。他对曾给中国带来巨大财富的海外贸易不感兴趣，不但禁绝了海外贸易，甚至禁止渔民下海捕鱼，把海岛上的居民悉数内迁，“以三日为限，后者死”。在《皇明祖训》里，他把二十多个邻国列为不征之国，以这些国家“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告诫后代，“切记不可”对它们动心思。虽然没有多少财产需要保护，中国农民世代对护家院墙一直有着不衰的热情。而继秦始皇之后，朱元璋的明代又一次花费巨大人力物力来重修长城，以致我们今天所见到的长城，基本都是明代遗物。短视的实惠观是孤庄村生活在朱元璋身上打下另一个深刻的印记。底层文化是饥饿的产物，实用主义是它的核心，占有和保存那点为数不多的生存资源吸引了农民们的全部注意力。为了一点粮食，几间草屋，人们可以毫不顾惜地运用体力脑力，把算盘打到最精，让每一粒米都发挥最大效益。农民较少有机会锻炼归类、抽象、推理这些较高层次的思维能力。在他们的头脑里，世界是以实实在在的实物方式存在的，是山、河、土地、树木、庄稼、猪、牛、羊、鸡这些事物的总和。他们计算数字时，眼前总是要闪着这些事物的形象，或者想象着手指头、脚指头的样子，才能算得过来。他们不能理解超出实物层面的道理。朱元璋和任何一个孤庄村乡亲一样，是坚定的重农轻商主义者。在他们眼里，商人都是不劳而获者。他们在土地上辛辛苦苦地用汗水换来实实在在的粮食，而商人们只是把货物在各地交换一下罢了，货物总量并没有增加，但却像变魔术一样地变出了许多额外的利润。这无论如何让他们想不通。因此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轻商的皇帝。为了贬抑商人，他特意规定，农民可以穿绸、纱、绢、布四种衣料。而商人却只能穿绢、布两种料子的衣服。商人考学、当官，都会受到种种刁难和限制。本来在宋代中国就实行了税收全面货币化，而朱元璋却使税收制度退化到实物制阶段。“衙门内的传令、狱丁，都由各乡村轮派，即使文具纸张，甚至桌椅板凳公廨之修理也是同样零星杂碎地向村民征取”。黄仁宇说，朱元璋的设计“等于向中外宣布：中国为世界上最大的农村集团，它大可以不需要商业而得意称心”。第三个影响是强烈的亲族观念。“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农村社会里，血缘关系比任何关系都可靠。成为皇帝的朱元璋对任何人都抱着强烈的猜忌之心，独独对予自己的血亲却无条件地倚重信任。他对任何人都刻薄寡恩，唯对自己的亲人奉之唯恐不厚。虽然有历代藩王之乱的前车之鉴，朱元璋还是视而不见，固执地让他的孩子们分享皇帝的权力。他的孩子都被封为亲王，拥有雄厚的兵力，“带甲八万，革车六千”，以此防止帝国大权落入外姓之手。大臣们指出他封建诸王之策的严重弊端，他却认为这是离间他的骨肉，把进言者抓来囚死狱中，这一安排身后终于酿成了靖难之乱。他规定了历代以来最薄的官俸，同时又规定了历代最厚的皇族俸禄。他规定他的亲属和后代们都要世世代代安享富贵，不必从事任何职业，以致皇族的供应成了明中期之后国家最沉重的财政负担。中国农民是世界上最能吃苦耐劳的人种。他们在计算生产成本时，从来不把自己的劳动算进去。好像体力和精力是一种最不值钱的东西，可以任意耗用。有农村生活的艰苦打底，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最勤政的皇帝之一，他从来不惮给自己增加工作量。从登基到去世，他几乎没有休息过一天。在遗诏中他说：“三十有一年，忧危积心，日勤不怠。”据史书的记载，从洪武十八年（1385）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八天之内，朱元璋审批阅内外诸司奏札共一千六百六十件，处理国事计三千三百九十一件，平均每天要批阅奏札二百多件，处理国事四百多件。仅此一端，即可想象他是多么勤奋。在对自己的享受上，农民是最严厉的克己主义者。几千年的贫困生活积累下来，他们的节俭欲甚至已经成了一种盲目的本能，而不是一种手段。朱元璋的节俭，在历代皇帝中也堪称登峰造极。当了皇帝后，他每天早饭，“只用蔬菜，外加一道豆腐”（陈梧桐《朱元璋大传》）。他所用的床，并无金龙在上，“与中人之家卧榻无异”。他命工人给他造车子造轿子时，按规定应该用金子的地方，都用铜代替。朱元璋还在宫中命人开了一片荒来种菜吃。洪武三年（1370）正月的一天，朱元璋拿出一块被单给大臣们传示。大家一看，都是用小片丝绸拼接缝成的百纳单。朱元璋说：“此制衣服所遗，用缉为被，犹胜遗弃也。”像每个农民一样，朱元璋有着强烈乡土观念。他手下的功臣，绝大部分都是自己的老乡。登基之后，他觉得哪个地方也没有老家好，越来越想念淮河南岸的那个小村。“圣心思念帝乡，欲久居凤阳”。凤阳本是贫瘠之地，立国之初，他却坚持把国都定在这里。虽然大臣们多次劝谏，也不动摇。农民们生活中一再节省，盖房子时却会倾其所有。同样，为了经营中都凤阳，一贯坚持轻徭薄赋的朱元璋也劳民伤财，不惜人力物力，先后征用了几十万军人和工匠，花钱唯恐不多，用料唯恐不精，为求坚固，石缝里都灌上铁汁。不料工匠们不胜劳役，用“厌胜法”表示愤怒。气急败坏的朱元璋把大批工匠杀掉，衣锦还乡的计划也因此而落空。要不然，淮河南岸那个“十年倒有九年荒”的贫瘠小村，就真的成了大明王朝的首都。

GPS、中国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欧洲的伽利略系统和俄罗斯的格洛纳斯系统。互联网、手机、传感器等最早的技术发明和应用都源于军事需求。今日的全球技术中心硅谷，之前被称为“国防谷”（Defense

作为一个军迷，从小就有个疑问：希特勒，在1943年沙恩霍斯特号战列巡洋舰、北极-北角，与英军战列舰惨烈战斗到底、光荣沉默后，为什么会下令“德国海军所有的大型舰只都要被封存、大炮拆下来给陆军使用”？而且还从此免掉了雷德尔元帅的一切职务？仅仅是因为希特勒冲动？只是个“陆军小下士”？“屁都不懂海军”？长大后，学会观察与思考，我开始慢慢懂得，这并非是小胡子孟浪，相反，海权战略上，他是清明的，骨子里具备“跳出局外、穿透式看懂战略在复杂博弈过程后的最终走向”，所以“裁弯取直，在手头资源的基本框架内直接跳到最优解”。一、理论海洋、海军，和陆地、陆军，真是不同的。陆地是有地形阻隔遮蔽的。而海样，是彻底平的、通的、透明的（目力所及范围内）；所以，在战术、战斗层面：人类所有的陆战，自猿到人、到21世纪当下，最基本的基调，就是“基于利用地形而展开的”——最大程度地用好地形，隐蔽和保护自己、限制和消灭敌人。包括：（1）隐蔽：阻碍你发现我；（2）机动：在有限的、本质上是“面、线各半；线多于面”的框架下，尽可能“隐蔽”地机动到对方附近，而且最好还能同时限制对方的机动；还可以利用地形，放大我的机动力、阻碍你发挥你的机动力（3）利用地形发扬火力，消灭对方、保存自己（所谓居高临下、甚至挖壕沟等都是广义的制造地形、利用地形）。如果用一个词来归纳上述的那些“艺术”，那就是——谋略。所以，之于陆战，“地形-谋略（也是由地形所派生的）”，是好比是“软件”，与“火力”、“人数”、“机动力”、“防护力”、“战前的训练水平”等“硬件”，其实是前后乘数的关系，很难说“谁大谁小”；但，在海上，海平面就是同一维度、一望无余。几乎所有陆战中至关重要的“地形”要素，在海上，一双好眼睛、或者一个望远镜，“软件”，就都被解决了、被跳过了。唯一剩下的一些，只有洋流、风向等次要因素了。进入近代，告别帆船之后，这些因素基本更可以忽略不计了。还有一个很关键的要素不同：陆战，天然的，战斗单元比较小，“自持力”较差。一只骑兵步兵军队、一辆坦克，乃至一个现代的空军部队，甚至军事基地，“靠自己的物资”自持，耐久力是以“天”计算的。而且，陆战的补给，再怎么说也是依赖于“陆路”的（空运只是“高端补充”）。然后，既然有“陆路”，就必须依赖地理特征制约形成的“交通线”。所以，陆战的谋略、战术、指挥艺术，很大程度都是“迂回、切断对方的补给线”。而海战，则完全不同。“舰船”的“自持力”是以月为单位的。舰船的自持力，要高出陆军大概2个数量级吧。而海战的后勤补给，完全是“走面”的（不存在“交通线”）。所以，海战当中，陆军的“切断敌方交通线、断绝对方后勤”那些战争艺术，自然都是meaningless了。因此，海战自古以来，就是讲究数量、火力、速度、防护等“硬件直接PK”。李鸿章当年引用的、明朝俞大猷说的：“海上之战无他术，大船胜小船，大铳胜小铳，多船胜寡船，多铳胜寡铳而已。”（他还漏了“厚船胜薄船”，哈哈）。所以，陆军，谋略、战术的因素多一些；海军的较量，更主要是技术、武器的比较。如果两大国之间海军（如果不存在代差的话）殊死PK，本质上是互比数量和文化（文化，后面详述）。与这些“战前已锁定、固化的因素”相比，战争期间双方军队“战时人的因素、临场的因素”——统帅谋略、战术、士气、训练、素质，乃至战场上的偶然性等，虽然还会起一定的作用。但与陆战相比，这些因素的作用，绝对是第二位的。这和陆战中“事前已经锁定的物的因素”至多占到50%弱、而“战时人的因素、临场的因素”要占50%强，是完全“彻底颠倒”的。所以，综观人类历史，陆军可能很少能评第一、尤其是“公认的第一、真正的第一”很少，陆军，从来都是一切都是要打完了，才能“以结果定英雄；而海军，却总是“战前就第一、第二泾渭分明”、打起来翻盘的机会极少，而且战前就人所共知。从这个视角看，以往历史上几场海战。直接看结果（忽略过程来简单考察），推演其决策逻辑的话，就会显示出其“经过深思熟虑、合理”的内在本质了：v1941年开战前，日本米内光政：因为实力不及英美，日本海军不是用来在东亚太平洋上和英美打仗的。灭了这里德国、意大利太平洋海军，还行；v1905年，尼古拉二世老婆：波罗的海舰队不要了，再老的船，只要是艘船、能开到远东、能开炮的，都编成第三太平洋舰队，和波罗的海舰队主力改的第二太平舰队会合，一起去打日本；v1941-1945年的苏联，基本上舰队都不出门，甚至自己拆掉一些，把大炮拿出来给陆军，做陆战用。（二战时，德国PK苏联，虽然海军优势不太大；但德国已经有海空协同作战的体系了，苏联则还没有）更有趣的是战略层面：陆战，自古以来，就有“有生力量第一”论和“占地决定论”。前者虚、后者“实惠”。最典型的可能就是国共决战中，一边是“存人失地、人地两得；存地失人，人地两失”；另一边则是“2年来，国军想占领哪里就能占领哪里，说明我们才是强者”（国军1947年底占领烟台后的新闻发言）。当然，虽然结果不用说了。但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猥琐”的“占地决定论”、“战略死守论”，被常凯申、后期希特勒等这么多人所坚守？撇开后勤、经济等物质层面考虑外，本质上还是陆战的“可局部固化性”所决定的。陆地并不平，而且陆战在本质上，是以“单位面积分摊资源”的方式来进行的。一般不会出现国共内战那样一方完全输光的情况，最大概率还可能是“大家各占一块后，在彼此资源限制-平衡下停战”。但大海，完全不一样！大海是“强者通吃”的。和平时期，大海没有国界，谁都可以利用。战争时期，一般而言，在全球或者某个冲突区域，谁强、谁有制海权，谁就有接近100%的航行权。对弱的、居于守方的那侧来说，那就是全部的大海都几乎失去支撑经济的、支撑陆战的意义了！（参见一二战时德国、二战时的日本）——所以，海战的意义、制海权，全局层面上，就是“赢者通吃”。战时，全世界只有一个人能够拥有海洋，那就是海军老大；若以“洋”为单元，则是：该洋上最强那一家，通吃！所以，战略上，海战很独特。那就是：有生力量决定论，是个伪命题；只有“占领决定论”，才是唯一的底层逻辑。这和陆战是截然相反的！回顾历史，凡是“保船战略”、马汉所谓的“存在舰队战略”、李鸿章所谓“守住渤海口，做猛虎在山之势”的战略；一战时候德国永远云集基尔港的公海舰队，日本二战时候当宝贝不舍得“梭哈”的大和、武藏、长门、陆奥4艘国宝级战列舰，无一例外的，“保全有生力量、存人失地”的，都是海上最终的失败者。这里已经开始触及“海军文化”了。再触及一下：英国皇家海军为什么牛？因为他们是永远的“遇敌即进攻”，哪怕敌众我寡，从德雷克、到纳尔逊，到二战时候很多案例（包括有点傻逼的1941年Z舰队、威尔士亲王号+反击号的菲利普斯上将），英国人永远都是“愣头青向前冲”。但这只是过程，结果则是：因为永远是压上去打的文化，也每次都把对手战略上压在了防御侧，所以，350年来，全世界的大海，一直都是英国人一家通吃！马汉制海权理论，其实也是说的这样的道理。马汉，往往都被简单化地曲解为“主力舰队PK论”，但本质上，马汉所呼吁的，不是主力舰队PK、消灭敌人的过程；而是PK前的“压迫性威慑”、PK后的“独占自由航行权”的结果！当然，为了达成结果，他肯定要聚焦“怎么达到结果”的过程。所以就才会被“选择性简化”到“马汉喜欢战前搞大舰队、战争中对轰”——这也是威廉二世崇拜马汉，但又对马汉完全误读的悲剧本质。再援引下前述的“1905年，尼古拉二世老婆”的话：波罗的海舰队不要了，再老的船，……都派去打日本”，从战略角度上推演下：俄国波罗的海舰队，和平时候，在欧洲，压住当时的海军老三德国，还是感觉蛮好的；但一旦远东开战，马上就会切身体会到“双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的尴尬：如果不能在太平洋战胜日本，那对俄国而言是“东西两头一场空”，一点意义都没有。不如索性放掉西边，东边梭哈赌一下吧——说句笑话，据说尼古拉二世那次就是力排众议，听了他老婆的话。理由是“她是英国人，肯定懂海军”。很多人都以此作为“肉食者鄙”的证据。但真的战术、战略剥开来细细分析，就会看到，人家英国女人，真的还不是假货，至少在理论上，是深谙海军的战术、战略规律的（当然，人家王室女子，没上舰训练过，不懂在战法层面上，这些战术、战略能否落地。但那又是另一个层次的问题了）二、历史人类近代，进入“火力战”时代后（大致以勒班陀海战为界），全球海军历史上，“第一”的海军，550年（不到）以来只有三家：西班牙、英国、美国；挑战者，则也是三家：法国、德国、日本。从大西洋角度看，v老大，600年就只有三家：西班牙、英国、美国；v而挑战者，就是四大家：法国、1870年-1905年则是俄国的波罗的海舰队、1910年后的德国；以及1945年-1990年，没有经过战争考验的苏联；从太平洋（远东角度看），v在1894年前，大清北洋和日本，谁是第一，很难说（因为都没有经历过战争的真实考验；而且当时是技术日新月异、突飞猛进，但实践检验还是零的万花筒期。所以到底谁的战前实力更强，“开牌”之前，只有上帝知道）；v1895年之后，“太平洋第一”则很清晰的只有3家：1895-1930年代前的日本、1930年代后的美国；而“第二”的挑战者，则有3家：1905年前的俄国太平洋舰队、1930年代-1945年的日本。海战的战略、战术特征，决定了海军的“第二”，内心注定是苦逼的、翻身路径也很单一：“永远的第二”，想掀翻“永远的第一”，从0变100%地拥有这片大海，除了一场“梭哈”式的、“赢了会所嫩模-输了下海干活”式的彻底赌博的决定性会战，其实没有其他的可以“走捷径、用谋略”的办法。再来看看历史——其实，老二们并不傻、更不懒。在如此艰巨的战略硬制约下，他们其实在不断地想办法尝试其他“费效比更高”、“更能够有独创性道理（或者不对称打击路径）”的“直道、弯道，不管哪种道的超车战略”。“火力海战”550年的历史上。“三个”老二，对“两个、但是是一家”的老大，有过四次挑战：法国算一次——法国人是输在战斗精神上：英国是遇敌即战，通过消灭、压住敌人舰队，占有全海洋。所以，不管风帆时代还是多铆蒸钢时代，英国都崇尚战列舰；法国，则喜欢避实就虚，希望避开主力舰队正面对轰，打敌人的运输船队、袭击港口等“迂回作战”。所以，法国，一开始崇尚巡洋舰，后来则是走鱼雷艇、驱逐舰的“偏门”。真正PK，只有一次：特拉尔法加。不得不说是英国“正面硬扛”的海军文化，完胜了“总想着偷鸡摸狗”的法国海军文化。第二个挑战者是德国。德国则分了前后两个半场，“摸着石头过河”，采取了两种战略。一次大战，德国是看清了法国的教训，用正规决战理论，走“正道”，寻求打败英国，抢占海权。提尔皮茨战略上的“三分之二理论”，就是“正规路径”下“老二被逼出来的自我安慰理论”；造舰上的“防护力第一”原则，也是“正规路径”下”老二“先为不可胜，然后胜之”的合理逻辑。但结果呢？20年深思熟虑、埋头苦干、积累实力后，实际表现呢？除了日德兰之外的整整4年中，德国人从不主动出击（哪怕在1914年夏英国公海大舰队尚未完成从全球的集结、又要保护陆军运往法国的最佳战机里，也没有主动出击），坐视海运从一开战就断绝；日德兰海战，德国在战略上没打过英国（本质上，是德国的单舰质量+战术素养路线，输给了英国老大的数量优势+豁得出去、战斗到底的海军文化），还是只能呆在港口内（“囚犯痛扁狱卒，但最终仍然越狱失败”），海洋、胜利，还是英国的。“积攒到老大的三分之二力量、然后正规和老大PK”的提尔皮茨理论体系，最终被实践证明，只是“自慰”、“纸上谈兵”、“战略上的分散资源走歧路”。从此德国人自己，也抛弃它了；第三次（其实只能算半次），还是德国、二战。二战前，德国的海军历史积累全废，而且海军建设基本中断15年。和平追赶窗口期，其实只有1935年突破凡尔赛条约后的3、4年，根本不可能再攒到英国三分之二的力量和数量。所以马汉的“正规路子”没法走，希特勒逼急了，就试图“走歪门邪道、偷鸡”——或许“歪打正着，每次都赌赢了一小把，N次积累起来就是大赢了”。所以，前期雷德尔主导期，其实是用海上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配合资源上“只能有了一艘就投入一艘，等不起”导致的无奈逐次添油法）的思路，来挑战英国。但事实证明，这也是不可行的，甚至比提尔皮茨更“空想”：1939，海军上将斯佩号在巴拉圭,；1941，俾斯麦号在大西洋；1943年，沙恩霍斯特号在北冰洋，每次都上演同样的两部曲模式：（1）“首次游击战，都能靠素养、战法赢”（沙恩霍斯特号也曾用大炮击沉英国勇敢号航母）；（2）然后“第二把”，就是海军的“战前必然性，强于战时偶然性”规律发挥作用。每次投入，基本上两把，就“连老本都赔进去”了。这，实际上也是再次宣告了“海军的老二要打败老大，想积小胜为大胜，靠游击战、走捷径，也不可能！”一路不通，德国人再试第二方案：邓尼茨的潜艇战。这一招在一战时期试过，不行。这次，试图用战术的革新（狼群战术）、武器的进步（新U艇）等，用“开辟新赛道、弯道超车”的办法来试试——本质上，这符合希特勒骨子里对出奇制胜的偏好。这一招，曾经打得英国人很痛。但两个问题还是“避不开”的：v战争是矛盾间相互促进、方法上相互学习和克制最快的人类行为。你“不对称新战术”、“新赛道”一招鲜，但最多一年，对手也会上来，也会找到克制你的办法。一招鲜的出奇制胜，无法持久（除非像法国这样的小国，一招鲜直接灭掉，倒也OK）v潜艇、第3维度（深度上）作战，本质上无法解决海军的本质战略目标：利用大海——我可以限制你在短期内对海洋的利用。但长期意义上，靠第三维度的潜艇，我也是无法利用“二维”的海洋的（船运，本质上只是对海洋的二维利用）。这个本质问题，邓尼茨、希特勒是回避的。所以，最终德国的潜艇部队虽然“遇敌即进攻”，尸山血海、顽强奋斗到1945年，但战略角度看，这个“非对称、新赛道”竞争模式，本质上是没有胜出希望的。结论，也是“不行”。第四次是日本，二战、太平洋。日本的思路，本质上没有什么创新。其实是综合了德国的一战模式和二战模式：v1920年代起铆着劲、完善再完善、训练再训练，甚至围绕之开发长矛鱼雷、进攻型轻重巡洋舰-驱逐舰全套兵器的“渐减邀击九段战”，本质就是要和美国人在西太平洋的预设战场上、预设战役进程上来一次“日德兰”舰队决战——当然，这个超长期计划，最终被证明又只能是一个“纸上谈兵”的笑话；v临时起意、获得巨大成功的航母偷袭珍珠港，其实是德国“潜艇战”的不同形式的战略翻版，本质上还是“新维度、新赛道”上寻求“战略超车”——但是，历史实践证明，大国间的海战，不可能通过一次性的、新维度的打击而解决问题。战术上长期的（时间空间上是系列性的）、战略上决战性的海军PK，仍然无法用一次性的“降维打击”来替代——从中途岛、到瓜岛铁底湾、到马里亚纳、直到莱特湾；v进入中途岛后的持久战阶段，日本人“金刚级四艘最老的战列舰到处跑、打”；指导思想上则又很像德国二战雷德尔的海上游击战；v同时：把其他新的、昂贵的，大和、武藏、长门、陆奥战列舰全攒着“观战”的思路，又是提尔比茨的2/3舰队、存在舰队等决战的思路——1942-1944年都舍不得上，最终在莱特湾又试图上演了一次“梭哈”式的特拉法加舰队决战，但最终哪怕以剩余航母舰队为牺牲，其压箱底的战列舰队，表现还远不如德国的日德兰。该说结论了：回看历史，好像海军、海战上，“老二”要掀翻“老大”，把海洋从“你手里夺回来，我来用”，方法，无数先人已经穷尽了。也就是“存在舰队、保船待战的日德兰模式”、“海上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德国潜艇战-日本珍珠港式的不对称打击”这三大类（法国的思路，是海上游击战和德日不对称打击的混合体）。但历史证明了，在海战还是“火力战时代”的大框架下，所有的这三种思路，实践中都走不通，战略上也缺少逻辑的必然自洽性。这里，还不得不说，海军“老大”、“老二”之间的海军文化、战斗精神，对于“老二难以战胜老大”，也是有关键作用的！老大（英国-美国），一般在战斗精神、海军文化上，就是坦荡！敢打敢拼。遇敌即进攻——因为，我有总实力优势。和你一拼一，剩下的还是我。原来海洋就是我在用，哪怕拼光了，我只剩最后一艘，只要你没有了，海洋还是我的；老二（德国、日本），则总是想赢怕输、怕沉船折了老本、被老大再拉开数量的距离（哪怕数对等沉船，从力量比例上而言，也是老大的优势在扩大！这很影响临战心态！）所以，在历史上，无论日本海军、德国海军、还有1905年的俄国第一太平洋舰队（原驻旅顺）、第二第三太平洋舰队（原波罗的海舰队），虽然“最上面”的当局，在战略决策时，逼不得已的时候，还是会有勇气“梭哈”一把、来一把日德兰的——但舰队指挥员骨子里、在全体舰队成员的实操中，仍然是处处表现出“捞一把就跑、捞不到也要跑”的猥琐。随便举几例：v特拉尔法加海战，英国就赢在纳尔逊的战斗意志上。这是地球人都知道的。v1905年俄国太平洋舰队从旅顺出击，本质上打不是目的，逃出旅顺，奔海参崴才是目标。所以，打了几下，怂了；v1905年俄国第二太平洋大舰队到了。对马海战，日本人是彻底“皇国兴废、在此一战”，俄国人的战役目标，却是“打两下，打退敌人，尽快开去海参崴”；v1916年，日德兰，真正两大舰队打起来了，到了战列舰对轰的第二阶段，德国人的目标就是“想方设法脱离战斗，回基尔”。因为，“我们是2/3，全军对决的话，比英国人弱一大块”（顺便说一句，德国人当时的重防御力战舰设计思想，在大家单舰对决、战列巡洋舰小舰队对决时候，很占优势；但真到了日德兰的全军对决高潮，英国人不惜牺牲装甲，也要保证火炮、航速优势的思路，就一下子扩大了他们的必胜优势。设计，其实也是海军文化的价值观决定要素排位-取舍、设计结果高下的）v日本，珍珠港，南云忠一炸了一、二轮，第三轮就是不敢再炸油库和港口了。还不是本质上“捞一把就走，零损失就好”的偷鸡心态？（山本五十六也是这样骂南云“做贼的本性改不了”的）；中途岛，山本不肯把战列舰编入航母中，宁可在遥远后面“做示威”，除了作战理论上守旧之外，本质心态上还是“怕老本折大”的想赢怕输；瓜岛，萨沃岛第一次海战，日本三川军一夜袭，全胜美澳联军的舰队，但是“战场已经全控制”情况下，三川军一就不敢再为了“打运输船”而耗费时间，就是要开溜，把作战过程当做了作战目标，还不是“怕天亮了美国人飞机来，损失军舰”？；还有最后的那次，栗田健男明明已经战列舰舰队突入空虚的莱特湾了，但在美国人护航航母驱逐舰的“猎犬护主斗老虎”之下，也不是草草撤退，留下千古笑柄了吗？两相对比，英国、美国，精神上好比乔峰；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最多连天龙八部里的游坦之都算不上。这样的所谓“老二单挑老大”，怎么可能赢！三、战略文化养海军啥用？这堪称一个哲学问题！（海军可是吞金兽、人才和技术设备投入的“黑洞”、没有成长捷径的“天然林”哦；难道像威廉二世那样，因为你有、我有钱，所以我也要有，哪怕就是为了平时阅兵、战时放在港口，我就要有吗？）首先，海军就是为了海权而生的。海权，本质上是武力保护下的航运权，是“后勤权”。如果撇除后勤权的因素，海军在直接战斗上，其实作用相当低微——要么用以保证、防止登陆作战（这是战术意义，没有战略意义）；要么用来炮击沿岸？这只能涉及滨海20km以内的范围，对于国家级的陆战而言，这是是“瘙痒痒”的意义。当然，到了当前航母时代，确实海军的作战作用大增。但海军要发挥其作战效能，还是得回到海权上。没有海权，你的航母开过去轰炸人家，能安全？若首先抢占海权，那就又回到了原点——哪怕航母，海军还是首先用于保证和获得海权的。v和平时期，海军做啥用？此时，海权open。大家都有、没人会跳出来独吞。这时候，其实，老二海军、老三海军、老10海军，大家都一样，都是≈没用——于是，和平时期，海军老二，是用来威胁老大，逼老大搞军备竞赛、分散老大资源，形成“陪我耗”的“战略掩护品”。然后，还有一个“副产品”：可以在气势上，顺便压住老三、老四。v打起来了，海军啥用？那时候，海权是老大的——因为大海是赢者通吃的。老二不打掉老大，海权就自己一点都没有了。此时，你在局部，压住老三、老四，或许OK。但老三、老四，多半会找老大结盟、自己做小弟，买个安全、买个顺风车的航运权。这时，老二海军，在局部还有用么？准备冒着和老大火拼的危险，去先灭老三、老四吗？（脑补一下，若是1914英法大战，法国海军一定能在南面压住意大利海军；但意大利，一定又会去和英国结盟。于是，不打败英国，不管南面还是英吉利海峡，海权、航运，还是照样和法国没毛线关系）v问题是，老二怎么打灭了老大、赢得海权？从上面这么多啰啰嗦嗦分析已经看到了：根本没机会！没先例！数量上，哪怕攒到了三分之二也没用，打不赢；所以，最终结论三句话：1.马汉的海权论，其实是为老大而写的。对老二没意义。（提尔皮茨的三分之二理论虽然不成功，但也有20%的正确性——后面1920年代华盛顿条约、海军假日阶段，英-美-日-法-意的海军吨位5:5:3:1.75:1.75的约定，对日本、法国、意大利而言，其实都是“局部海域三分之二原则”的再次生效。）2.作为老二，除非海军技术出现“把以往都彻底撸进垃圾桶”的技术革命，否则，你玩命搞海军，其实除了和平时期“军备竞赛”和“炫耀自己威风”之外，战时毛用没有；3.作为老二，海军在战时啥用？其实应该说，唯一有效的战略方向，是比1943年的希特勒还要极端点——自沉！因为，船是很贵的，船还要耗费大量高素质的军人和尖端设备。这些船在那里，正向作用是0，负面作用，则是分散国家的宝贵战争资源。这样只吃不干，不如索性痛快自宫。还符合“选择与集中”的根本原则。顺便，如果你自沉了、自宫了，而老大不知道，还在那里养着他更大、更耗资源的“摆设”，那就是真的“你集中了、他分散了”，战略上一来一去，得利大了、真正赚到了！！！后记正文内容，大抵说的是1588年无敌舰队到1945年二战结束的历史，“至多”有效到1990年苏联覆灭。但最近30年来，似乎海战又在向着新一轮的“技术升维”发展，例如“弹道导弹打航母”。面对海权争霸的的升维的挑战，我并没有把握去研判，正文只是对过去有限的确定性去总结规律。

丝绸之路的价值在学术界存在巨大争议，荣新江教授通过大量出土史料，追寻粟特商人的足迹，还原一条有血有肉的丝绸之路。他认为，丝绸之路不止于一条商业之路，也是求法之路，书籍传播之路，思想传播之路。“丝绸之路”由德国地理学家命名荣新江：这个题目比较专业，字典上查不到粟特，仅专业人士知道。但网络发达，一查便知安禄山、史思明都是粟特人。不过粟特人不光是这样的叛贼，更多的是好人。我今天把历史上粟特人的面貌展现出来。粟特人基本上活跃于中古汉唐时期，也是丝绸之路最发达的时期。丝绸之路本来是中国通向外面的路，这条路从中国汉代的首都长安到罗马世界，到地中海世界，我们没有一个词作为所有路的统称，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到中国来考察时给出了一个定义，他认为丝绸之路是汉代中国和中亚南部、西部及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主的交通路线。后来他的弟子斯文赫定，特别是斯坦因等人考察丝绸之路，把内涵大大丰富起来。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西部从地理发现时代进入考古发现时代，一系列以挖掘宝藏来的探险家印证了李希霍芬讲的丝绸之路。斯坦因沿着整个丝绸之路从甘肃一直挖到伊朗。到1910年，德国另一位历史学家赫尔曼写了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标题上打出了“丝绸之路”的名字，而且他把丝绸之路的概念扩大到了地中海和小亚细亚，就是中国古代经由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交往之路，以丝绸和丝织品为中心，所以称为“丝绸之路”。这条路上有很多遗址，现在还保留着汉长城，敦煌西北的长城，西北建了玉门关，南边建了阳关，所有商人都必须通过“两关”，是中国通向西方的古代丝绸之路。强大的王朝不需要长城我们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强调南北对抗，称长城的功用是挡住胡马铁蹄踏进农耕的土地，这只是一个方面。像唐朝这样有实力的朝代是不修长城挡胡马的，长城有另一个功能必须强调，就是东西交通，用长城保护沿线商旅商道通畅的。唐代的馆驿都跟烽燧连用，在那些地区，有一个泉眼就会立一个烽，有一个烽就会立一个驿，馆驿是交通往来的，烽是防御的，互相都是组合在一起的建筑，实际上有保护丝绸之路的意义。以上是丝绸之路的大致背景，中古时期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担当者就是粟特人，姜伯勤教授和伦敦大学的Nicholas

库页岛，又称作苦叶岛、苦兀岛，俄国人叫它萨哈林岛，日本人则称之为桦太。它坐落于亚欧大陆的东北部，西隔间宫海峡与亚洲大陆相望，东面是鄂霍次克海，南边又与日本的北海道相邻。库页岛扼中国东北黑龙江的入海口，是俄国东向太平洋的前哨港，又是日本北进入俄的捷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将之称作东北亚的“马六甲海峡”也不足为过。清朝之前，中原王朝和库页岛的关系比较松散，基本实行“羁縻政策”，直到后金的崛起。满族人入关以前，一直在东北东部和黑龙江下游生活，这里部族众多，各民族之间交流频繁，关系密切，在库页岛上，除了阿伊努族和费雅喀赞，也有不少女真人。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各部，同时将周边的地区都置于后金政权的管辖之下，其中就包括库页岛。因此，在满洲统治者心目中，库页岛和长白山、大兴安岭一样，都是祖宗的龙兴之地。其中，康熙皇帝尤其重视对黑龙江地区的经营，在位期间，大大加强了对库页岛的管理。但是，随着近代以来，空间政治的剧变，库页岛被打破了宁静生存秩序，陷入了入命运多舛的时代。1856年，英国和法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沙俄看到清朝政府一蹶不振，便趁火打劫，派兵入主库页岛。清朝战败给英、法之后，沙俄通过《瑷晖条约》、《北京条约》名正言顺地就将库页岛据为己有。而在稍后的二十世纪初日俄战争中，日本又大败沙俄，全面占领库页岛。直到二战结束以前，库页岛一直处于日本的统治之下。不过说起来，对于日本人，库页岛原住民倒也并不陌生。在地理上，库页岛与日本北海道隔海相望，早在十三世纪，日本人就曾跨过宗古海峡，来到库页岛传教。丰田秀吉统一日本本土的同时，也控制了库页岛的南部，并在岛上设立了管理卫所，并且开拓渔场。只是，已经成为“现代人”的邻居，再次到来，却已经是陌生人。当然，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库页岛又落入苏联人版图中。对于岛上的原住民而言，他们都是现代的陌生人。【原生态时期】乾隆四十年清政府发往库页岛上的文书，上面有清政府的印章，还有满汉文字，证明清政府曾管辖过库页岛。库页岛上的住民，衣着似乎是满族的旗袍。四位女子是生活在库页岛上的原住民，库页岛上的早期居民有费雅喀族（尼夫赫族）、赫哲族、阿伊努族等。这几个人似是阿伊努族，其服饰与日本人的相似。阿伊努族是从日本靠近库页岛的北方各岛屿迁徙而来。这四位女子也是库页岛南部的阿伊努族，右边女子还是穿的日本人喜欢穿的那种凉鞋。自1295年开始，日本佛教日莲宗的第二代祖师日持上人就曾到库页岛上建立了传据点。两位小女孩虽然她们穿的是中原服饰，但是她们身后的建筑物已经不是中式的了，这张照片应该是1860年之后在库页岛拍摄的。这两个老头是库页岛上面的土著，他们的长相和打扮都是库页岛本土风格，可能是费雅喀族，或者是赫哲族的人。库页岛上的原住民，看上去这些原住民的毛发长而浓密，而且历史上也有记载“毛民之国，为人身生毛”。由此可见，库页岛的天气的比较寒冷的。原住民还留着辫子。库页岛的阿伊努人。阿伊努人。阿伊努人。鄂罗克人。鄂罗克人。鄂罗克人。尼夫赫人。尼夫赫人。正在进行熊灵祭的阿伊努人，阿伊努人认为杀死熊是为了让它们能更好地接近神明，所以他们会将熊杀死后，再将熊的头砍下来祭拜，熊的身体会被阿伊努人吃掉，皮毛会被拿去售卖。库页岛上的居民正在悬挂捕获的猎物，因为岛上的居民都是以捕鱼和打猎为生，所以他们的食物来源主要是各种野生动物。【俄占期】俄国人统治库页岛后，修建定居点。俄国人开发岛上资源，修建码头。一座矿区产。另一座矿区。大批森林被砍伐。矿区和伐木场主要的劳动力，是从本土押送过来的囚犯。一群推着手推车的囚犯，他们的双手和手推车锁在一起。戴着脚链的囚犯。一群正在工作中的囚犯，当时岛上遍布这样的苦力囚犯，人数多达上万人。库页岛的原住民，还保留着清朝传统的辫子和服装。为了确保统治权，俄国在岛上驻扎了大量的军队。图上是一群俄国士兵在岛上操练。在兵营门口站岗的俄国士兵。这是兵营里的三名俄军军官。由于库页岛属于大陆性气候，气候寒冷，夏季短暂，冬季长达六个月，冬天的平均气温都在-19°C

商朝的战争与兵器洛阳铲下的商王朝04：商朝人的种系和族源洛阳铲下的商王朝05：商朝的社会组织结构洛阳铲下的商王朝06青铜器

在春天阅读郁达夫SPRING“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相信很多人都对鲁迅这句诗非常熟悉。当时鲁迅正遭到国民党统治者的威胁和迫害，身处险境、生活困苦，与好友相见，不免要抒发心中愁绪。鲜为人知的是，此诗是在郁达夫做东的饭局上写成的。作为工作与生活中的密友，郁达夫和鲁迅二人不仅合作主编杂志，还频繁地写诗互赠，结下了一段深厚的友谊。而在文坛上，两人更是被并成为“双峰并峙的大家”，尽管他们留给后人的印象截然不同。提及鲁迅，大众总是被他一腔热烈的爱国之魂和发人深思的灵魂问题而受到精神上的鼓舞，但当谈起郁达夫时，他略显丰富的情史与一直所表露出内心挣扎与矛盾，让人们很容易就给他贴上“渣男”“天生的悲观主义者”之类的标签。

当年在英国放映时，拥有彩色电视机的家庭还不多，矜持的英国人结伴涌到有彩色电视的人家集体观看。这部纪录片在美国华盛顿首次上映时，观众热情的欢呼使得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独自跑到洗手间痛哭足足十五分钟……

一个地方最使人印象深刻的除了美景就是美味美景是天地造化的恩赐美味是地域文化的集中如果说川湘的味道是麻辣豫鲁的味道是清鲜粤闽的味道是细嫩徽浙的味道是浓郁那么新疆的味道则是西域品类多样份量豪爽吃起来酣畅淋漓都说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其实，不到新疆也不知西域味美................................................窝窝馕片片馕图五摄影

每一个时代，对于生活其中的个体而言，都是不寻常的。2022，是需要“扛过去”的一年，不确定性充斥于生活之中，人性的善与恶都被最大程度地暴露在阳光之下。人的底线被一次次挑战，当我们面对着一轮轮狂风骤雨的洗礼时，我们不禁疑问：这个世界还会变好吗？我们生活在这里，我们观察，我们记录，我们表达，思考和书写着我们眼中看到的世界。揭开习以为常的社会表象，深入地反思，是什么塑造了我们的生活？而我们又能做什么来改变它？这便是社会学的责任和意义所在，也是“不一样的社会观察”恳谈会举办的初心。两年的“不一样的社会观察”为我们带来了全新的议题和视角，通过学者和非虚构写作者们的书写、反思和批判，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中国社会：那是平台经济下，被一个个APP支配的劳动者；是沈阳西塔区三个半世纪的时空交错变迁；是Z世代年轻人在赛博空间中的虚拟恋爱；是“下海经商”和“上学求教”的两位义乌儒商……第二季“不一样的社会观察”活动现场2023年春，“不一样的社会观察”恳谈会将开启第三季征稿。本次恳谈会由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景军、中国社会科学院田丰

承赐《圣心》季刊，至佩。其第一册犹可求得否？岑君(按：指岑仲勉)僻处海南，而如此好学精进，先生何不招其来北平耶？日内当走谒侍教，专此，敬叩著安。(13)而1934年11月24日，岑仲勉致陈垣函云：

内容提要：泰山石刻自得到法国汉学家沙畹关注与介绍以来，海外研究已历百年。2008年美国汉学家韩文彬《文字的风景：早期与中古中国摩崖石刻》是西方第一部以中国石刻为专题的研究性著作，其立足于欧美20世纪90年代以来颇为盛行的空间理论，从空间政治方面对历代帝王封禅泰山与岱顶摩崖做了新的解读。原文出处：泰山学院学报2022年02期一、韩文彬及其石刻空间理论

在他埋头研究了二十多年后，我们中读团队请到了他，请他提炼出20多年来的课堂经验和学术研究成果，来为我们讲一讲包罗万象的西方政治。如今，不用去复旦校园，我们就能踏上这一条始于古希腊的西方政治之旅。

Needham和中国人心目中的李约瑟，虽然两个名字都属于同一个人，但宛如两个不同的人物。他告诫想要为李约瑟作传的后来者，如果仅看英文资料，写出来的传记谈到的是一个叫Joseph

内容提要：“汉学主义”是21世纪以来在中西研究中出现的一种学术观点。它基于“中国从未被西方完全殖民过”的中西特殊性，通过将“汉学”范围扩大为中西研究的“中国知识及其生产”，强调其与“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差异及对后者缺陷的克服，提出以“文化无意识”和“知识的异化”为核心的“汉学主义”理论。但是，顾明栋的“汉学主义”只是将范围从“汉学”扩展到“中国知识”、从“政治”延伸到“文化”、从“意识”扩散到“无意识”，采取的是“泛政治化”的策略，因而只是“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一种“延展理论”。原文出处：中国比较文学2019年02期

内容提要：殖民主义虽已成为历史，但殖民化时期产生的精神殖民和知性殖民已经深入到前殖民地文化的各个方面，促成了后殖民时代的文化殖民。文化殖民的核心是一种特定的文化无意识。尽管文化无意识是一个产生意识形态的思想机器，但它在本质上是一个中性的文化心理结构，由此产生的意识形态内容会因人种、国别、族群、历史、文化和地缘政治等因素而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并对跨文化研究产生错综复杂的影响。对这一深藏不露的文化心理结构进行深度概念性探索，可以为世界范围的去殖民化提供理论洞见。厦门大学学报2013年04期

Chavannes，1865－1918）是学术界公认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上最有成就的中国学大师，“欧洲汉学泰斗”。

客厅篇没有设计师，没有室内设计，甚至没有“装修”这个说法。没有国外潮牌，没有国内品牌，家私有些甚至不是“生产”出来的，是爸爸或“工友”手工而成。那时最经典的墙面处理，无疑是上白下绿的“卫生墙”。电风扇，黑白电视都是那时候的大电器了。样式简单的实木家具，墙上挂着奖状和照片，用着搪瓷茶缸和尼龙包，家里最值钱的电器是一部老式收音机。放在书柜上的音响是当时年轻人最喜欢的东西。那时的沙发是个奢侈货，而且，靠背总爱铺个白纱。不止沙发，什么东西都爱铺层纱。这样的摆设真的是满满的回忆，电视上一定要铺一个既挡灰又好看的布。老照片：八十年代的家里大多是这样的装修，一看都是满满的回忆。电视是三大件之一，而奖状，是最重要的墙饰之一。还有相片集。当然，贴人民日报在墙上也很拉风，配合年画简直是一流。当时的冰箱很多都是这个颜色的，尤其是家里有家长是当兵的家里的绿色就会很多。卧室篇带镜大衣柜算得上是高配了，这样的床单枕套真的是很经典了，小时候都见过！老照片：八十年代的家里大多是这样的装修，一看都是满满的回忆大衣柜。那个年代家中有了这样的大衣柜，家庭环境条件就是相当不错了，宽大的对称设计衣柜，现在看过去真是老土，当时可以说是最时尚的衣柜了。当时的这样折叠靠背椅子，那时候觉得好科技了，特别喜欢玩那个可以360度旋转的靠背了，不知道你们有没和我一样的癖好。挂历篇上世纪80年代，挂历作为提示时间的老物什，是类比于“三大件”的存在。而现在它成为了我们追寻过去的最佳指南。1985年，市面上一份挂历可以卖到十块，而在北京买一斤猪肉也不过才一块六毛钱。至于最高境界的墙饰，就是明星画像。“画上儿”的东西都是有魅力的，梦幻的。身处于不同时代的人们执着地将自己所追求的美好事物呈现在挂历中，也正是因为这份虚幻，挂历上的图像都是吉祥的，带着美化滤镜的。很多人都记得，80年代新华书店整面墙都挂着各种各样的挂历。这是一个黄金时代——经济，文化，社会的剧变在这个时代酝酿喷发。“下海”是那个时期最流行的词汇。投入到潮流中的人们，男生穿着喇叭裤混迹于迪斯科舞厅，裤兜里揣着bb机，倒卖港台明星的磁带；女生穿上大红色连衣裙，透着饱满的生命力。这时候卖得最好的挂历大多画着汽车洋房、美人风景，卯足了劲地满足了大家对小康生活的想象。在东北，有些家庭甚至会将一份精美的挂历作为女儿的嫁妆随礼，而且这份随礼能让娘家倍有面儿。家电篇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拥有一台四个喇叭的双卡录放机，差不多相当于现在买一辆10万元左右的家用小汽车。以前，经常见到有个家伙扛着四喇叭录放机从校园里走过，声音挺大，很拉风。当年日本靠这些东西赚了全世界好多钱，如今竟然也破落了。后来就都是国产货，你还记得电视里放的广告：燕舞，燕舞，一曲歌来一片情。如果磁带反复播放，里面的磁带拧劲了，这时需要卸开磁带盒，将磁带重新缠好，建议用八棱绘图2B铅笔去拧磁带。有条件的家庭都会为孩子买钢琴，不过是这种。一般来说，都会有一台收音机。后来发展到录音机。有电话的家庭绝对是有一官半职的。风扇一般会有，铁风扇容易漏电，最爱用电笔去测测。也有不漏电，那就是鸿运扇，中间那旋盖通常会失踪。说回家私，组合柜，高档！80后对这个东西肯定一点都不陌生，它可是80年代的家电霸主——金星黑白电视机！再说，上世纪80年代的电视机大多都是黑白的。萤光屏都是外凸的，不像现在的大多都是纯屏的、智能高清的。尺寸也不大，长方形或正方形

内容提要：汉末建安年间，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建立起霸府统治，并由这种统治逐步孕育催生出新的皇权。曹操霸府的组织系统通常由两三个部分构成，其分支机构亦不局限于一个处所；霸府的机构设置和职能发挥，则采取了一套军政合一、灵活处理的办法。曹操对霸府统治所进行的一系列目的明确的运作，同他对待皇权的态度是表里一致的；他未能废汉自立的根本原因，是受制于现实的政治条件或政治实力，而不是司马光所说“畏名义而自抑”。曹操开创的霸府政治模式，有着自身的政治内涵和行政特点，并对后世产生了影响。《史学月刊》2002年第8期

先主在樊闻之，(指刘琮降操)率其众南行，亮与徐庶并从，为曹公所追破，获庶母。庶辞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与将军共图王霸之业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乱矣，无益于事，请从此别。」遂诣曹公。

说到“吃”，上海人从来不甘人后。放假嘛，更是要吃点好吃的啦！从老字号到网红美食，阿拉不是在吃，就是在去吃的路上。同样，上海闲话里也隐藏着一份“神秘食谱”，闲聊家常时上海人也不忘把美食挂在嘴边！

最近，国产动画《中国奇谭》颇受关注，其中一集《小妖怪的夏天》引起了许多人的广泛共鸣。小猪妖做着无意义工作却无力反抗的样子，像极了每一个沉默的打工人。在这个画面温馨、色彩明朗的动画中，小猪妖的形象深入人心，正是因为它切中了人们共同的痛苦，职场的苦累、家庭的期待、生活的压力。动画的结尾，孙大圣给了小猪妖三根救命毫毛，而现实中，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这三根毫毛，也没有心目中的孙大圣，我们的痛苦就一直存在着。掀起哲学讨论热浪的当代哲学家韩炳哲，在他的新书《妥协社会》中，就反思了当今社会存在的痛苦，以及人们对待痛苦的态度。《妥协社会：今日之痛》书名中的“Palliativ”，实际上是镇痛剂、止痛药。我们很痛苦，但我们不是解决痛苦的来源，而是用镇痛药来消除我们痛苦的表象。这是有效的解决之道吗？逃避痛苦的时候，我们是否也舍弃了真实的体验与感官？面对痛苦的时候我们怎么办？近期，中信出版集团邀请了三位学者，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吴冠军，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姜宇辉，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蓝江，一起在直播间围绕《妥协社会》，围绕爱与痛苦展开了一场精彩对谈。以下是对谈精华内容。韩炳哲为什么会火起来？姜宇辉：我要谈一谈韩炳哲非常重要的问题，不光是痛苦，还有和痛苦相关的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哲学概念，就是否定性。他有一句名言，在我们今天这个透明的世界里面，最缺的就是否定性，最缺的就是痛苦的体验，这恰恰也是我的很多论文都想去表达的一个中心、核心的思想。由此就涉及我要谈的另外一个问题，韩炳哲为什么在中国这么火？这是一个挺悖论的现象。很多人可能会把韩炳哲简单地理解为“网哲”“民哲”，甚至叫“公哲”。但真的打开韩炳哲著作，一字一句去读，会发现他和社会上流行的“网哲”或者“民哲”有很大区别。他是有注解、有脉络的，随便哪一个主题背后都有非常详细的思想史的线索。比如说《爱欲之死》中的“爱欲”概念，他就梳理了在欧陆哲学里面不同的发展阶段。比如《山寨》那本书，第一段他引用黑格尔，后面引用了大量欧陆哲学素材。他不是上来随便谈一些八卦，谈一些梗，玩一些鬼畜，相反，他谈论任何一个问题，都有严肃的扎实的哲学背景。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自己也很奇怪，严肃的哲学著作，怎么会在中国产生这么大的效应，有这么多的读者，甚至有这么大的流量？而且恰恰是产生了一个可能韩炳哲自己也不喜欢的一个现象——他就是反流量的，结果他的著作在中国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哲学的流量。我觉得背后可能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很简单很直观的看法，中信出版出的韩炳哲这一系列书，装帧设计做得非常可爱。各种各样的颜色，开本也很小，坐一段地铁，一两个小时就能把这一本书翻完。很多哲学书为什么大家不喜欢，大家觉得是大部头、砖头，那么厚，那打开的欲望也不是很强烈。第二个就是韩炳哲的书有一个非常强烈的特点，每本书虽然短小精悍，但都是围绕一个主题，而且每个主题都是切中当下现实的痛点，比如透明性、怠惰、绩效、平滑、否定性等等。每一个主题都是直击，切中肯綮地把握到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症状，所以我们可以把韩炳哲这一套花花绿绿的小书，当成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一次又一次的、非常明确的“诊断”。即使书里有很多严肃的学术内容，但是你可以把这些东西都悬置，忽略掉，直接抓住这个主题，这个主题就是和每个人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的，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比如倦怠、群、爱欲、暴力、平滑、无聊等问题，每一个点直接就能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在我们心灵的体验里激发出强烈的共鸣。第三点就涉及韩炳哲写作的风格，很多人觉得韩炳哲的书不够学术，不够严谨，因为他是以“essay“，以一种散文的方式写出来的。韩炳哲的书和严肃严谨的学术著作有非常大的区别，它们是散文，有时候就是随性所至，许多片断交织在一起。韩炳哲很多人对韩炳哲有所指摘，认为他写得不严谨，我认为这是有问题的。因为“essay”这种写法，并不是韩炳哲自己发明的，从古希腊、古罗马，爱比克泰德、犬儒派到启蒙运动、百科全书派，大量的法国思想家、欧陆思想家，都是用散文的方式进行哲学写作。20世纪也有很多哲学家用这种方式来写作。所以我觉得这并不是判断写作者是不是严谨的唯一标准。相反，我觉得韩炳哲确实是唤醒了散文，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尝试性的写作。止痛的社会，人是无法成长的蓝江：我们接下来请出冠军老师。冠军老师经常谈爱。其实爱是痛苦的。韩炳哲在这本书中说了一句话，真正的爱是痛苦的。如果没有爱的痛苦的话，那种爱只是你的消费。在这本书里有一节的名字，叫“痛苦的辩证法”。我们请冠军老师从爱和痛苦的辩证法角度，来谈谈韩炳哲这本书。吴冠军：《妥协社会》这本书是很新的，是写在疫情中的一本书，他在书里思索的重要一点，就是我们面对着挑战。我们从两个方向都在面对，我们的身体在直接面对，我们的思考、我们的精神状态同样也在直接面对，所面对的东西就是“痛”（pain）。我们如何面对痛，就会产生两种不一样的方式，不只有哲学的思考，而且有政治的、社会的安排。这本书实际上批判了那种想尽一切办法去镇痛（的方法），就像我们拼命吃各种各样的止痛药，因为我们怕难受，这种止痛的社会、镇痛的社会是韩炳哲所批评的。在书的最后讨论到新自由主义社会，这种社会是想尽一切办法让痛消失。它里面只有一个单向度的健康，而没有辩证的向度。每个人都甘心在这个方式上接受这个向度。然而痛对于韩炳哲来说，恰恰有本体论的优先性。大家是否关注到我们今天的氛围跟前几年相比有一点变化，之前我们处在一种泛娱乐化的氛围里，各种娱乐节目、综艺节目，它的基调都是高甜度的，让你无脑式地笑，充满肉体的欢快，就像韩炳哲讲的，完全止痛、镇痛。但是我觉得现在有一些变化了，也是跟韩炳哲的作品有所契合。写学术文章很累，我有时候会看一些网络文学。网络文学的模式已经工业化到不行了，完全变成爽文的逻辑。但这一两年的一些作品，那真的是不一样。我记得有一个作品是《我们生活在南京》，用一个淡淡的轻喜剧的方式写成，在2040年和2019年两个电台之间的一场对话，2040年已经是一个后末日的世界，已经是我们进入到生态奇点之后的世界，有很多的苦恼，很多的痛。我们看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向度正在生活当中显露出来，我们不再那么恐惧。这就是韩炳哲《妥协社会》第一章的起点。我们开始越来越多地以一种思想性的、存在性的向度捕捉痛苦，痛苦让人打开对生活的思考。韩炳哲这本书非常及时地告诉我们，我们正在面对对痛苦的抹消，我们要如何通过个体性或话语性的方式来表述和言说痛苦。对于数字秩序、数字社会，韩炳哲是极其批判的。他认为正是因为今天的数字秩序是没有痛苦的，当在完全拥抱数字秩序或者数据主义的时候，我们恰恰在遗忘痛苦。书里面专门讨论，算法确实很有效果，它处理具体问题的有效性要强得多。但它没有痛苦，没有痛苦就没有辩证法，没有否定性，算法只是在成长过程中，在一个既定的维度里面提升自己，它不是辩证式的成长。辩证式的成长，就是你可能原来在这个轨道上工作和奋斗，突然之间，一个坏消息，一个纯粹的痛苦，一个挑战冲到你的生活和生命中来。你有可能被它打败，也可能通过这样一个否定性而重新组织你的生命，产生完全不一样的可能性，这个可能性就是辩证向度的打开。韩炳哲捕捉到了一点，如果我们把智慧这样东西，把我们今天的思考拱手让给人工智能，我们就丧失了一个很重要的向度，不再可能以辩证的方式成长。我们只能以单向度的方式成长，而单向度的方式往往不可能真正获得对整个社会和世界一个综合性的理解和把握。韩炳哲的书告诉我们，痛苦，恰恰是我们想要把它扼杀掉的东西，真正使我们变得不同，使我们的生命一直处于打开的状态，因为痛苦而到来的可能性，它存在真切的可能性。痛苦不是一个坏东西。尽管痛苦每次到来的时候，我们都想避开它，我们都想逃开它，像爱情，我们都想要甜的部分，而避开那痛苦的一部分。想把它像割阑尾一样，一刀切掉扔到垃圾筒里去。但在韩炳哲看来，这是我们真正在做傻事，我们真正在切割我们生命中能使我们保留尊严的那个部分。脆弱性，是人生存在世界上最基本的境遇蓝江：韩炳哲很喜欢谈海德格尔，我们就从海德格尔谈起。《妥协社会》中有一章讲“痛苦之存在论”。为什么是存在论呢？因为我们作为一个身体，如果在母亲的子宫里，有营养、有温度、有共鸣，但是到了这个冰冷的世界就没有这样的幸福感受。当我们被抛入，甚至存在于时间中间，海德格尔用了一个词，叫做Sorge，也可以翻译成“烦”。我们到这个世界上不是来享受的，伊甸园是不存在的。我们在这个地方来，本身是让我们不爽的，所以我们要“去存在”。进而言之，我们梳理出第二个问题，韩炳哲这本书讲到两种不同类型的痛苦，所以叫痛苦的辩证法。一种痛苦是存在论的、本体论的痛苦。我们降生在这个世界上，本身不是来这里享受舒服的，我相信每一个最开始出生的人，每个没有任何依靠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绝对感受到寒冷、冷酷、残忍。我们为了避免本体上的痛苦，所以我们背负第二种痛苦。第二种痛苦是我们使用镇痛剂，什么是镇痛剂呢？刚才我们说到小猪妖，小猪妖为什么会听熊教头的话，熊教头用他去刷锅，小猪妖能不能溜走？熊教头让小猪妖去做箭，他能不能抵抗？小猪妖做得到吗？做不到。因为抛弃这个体制，我们会更痛苦。所以就变成这样一种逻辑，就是为了避免最痛苦的情况，我宁愿选择一个经过镇痛的痛苦。因为我为什么在公司里面逆来顺受？因为失业更痛苦。这是两个不同的点。为什么要吃镇痛药？是因为不吃镇痛药更痛苦，但是吃了镇痛药也不舒服，它是一种次等的痛苦。这种情况下，为了避免最大的、本体的痛苦，或者存在论上的痛苦，被迫选择了那种绩效的、倦怠的、透明的、生命政治的痛苦。这是我们自愿的吗？是我们自愿进入这个绩效考核吗？是每个高校自愿想接受评估吗？是每个公司自愿考核业绩吗？因为我们知道不接受这种考核，我们更痛苦。这是两种不同的痛苦，而我们倾向于第二种痛苦。韩炳哲在书中引用云格尔的一段话，说痛苦是意义的来源。由于我们痛苦，我们被迫要在这个世界上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园。通过我们的身体在荆棘中摸爬滚打，经过抵抗，在各种恶劣环境中的抵抗，我们才能创造一个家园，我们的意义才可以建立起来。姜宇辉：什么是痛苦？刚才蓝江也提到，如果我们从痛苦的角度理解人的本体论，就是人的生存最根本的境遇，它就是来自于人的脆弱性，就是人各方面都是受到束缚、受到限制的。虽然我们从哲学、文学或历史的角度，我们经常会赞颂，人是大地的精灵，人是万物的主人，人可以掌握自身，可以掌握世界。但是从海德格尔说的被抛入这种境地来说，人其实是非常脆弱的。一个小小的病毒，就可以把你认为非常强大、非常自豪的生命从这个地球上瞬间抹去。你本来觉得自己是一个著名的学者，有粉丝，有成果，在学界有影响，但就是一个小病毒，就可以把你按在床上，让你什么都做不了，你没有办法思考和行动。这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境遇。我在床上躺了两天的时候，我强烈感觉到人的有限性、脆弱性，被抛在世界之中，那种难以自控，难以自处，这种最根本的痛苦的本体论。所以我觉得韩炳哲这个概念说得非常好，痛苦是人的生存的本体的境遇，它不是单纯身上发生的需要被治疗的疾病，也不是在人身上发生的偶然性的状况。相反，所有人从根本境遇上来说都是痛苦的，都是必然痛苦的。只要你是一个人，只要你活在这个世界上，就会遭遇各种各样对你生存的限制，对你的束缚、阻碍、否定，都会遭遇到各种来自内部，来自外部，来自社会或生存本身各种各样的力量，它们在破坏你，在肢解你，在打压你，在否定你。“痛苦”这个东西不是随便就可以放掉，也不是说它仅仅是我们身上发生的负面消极的东西。正相反，只有在痛苦的角度，我们才可以对生命进行一个本体的认识，我们的生存到底是什么？我们生存的本质，我们生存最根本的东西恰恰不是来自快乐，不是来自肯定，不是来自理想，不是来自所有我们认为人类身上积极、高远的东西，而恰恰是来自最低的、最底线的一个状态，就是所有人都是脆弱的，所有人从根本角度来说都是脆弱和痛苦的。我们谈技术的升级，最后都回到人生存的最基本的境遇，就是一种脆弱性。只有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才能真正认识到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你把它称为风险社会也好，称为灾难社会或危机社会也可以。但正是在这个世界上，今天我们思考人原始的起点，还是只讲理性、共识、反思，我觉得那是睁眼不去看现实。在今天这样充满危机，充满灾难，甚至充满各种各样破坏力的世界面前，我们对人进行思考的起点就应该是脆弱的、痛苦的，就应该是各种否定性的力量。从这个本体论的前提出发，我们才能够对这个世界进行深刻的、哲学的回应。没有痛苦的爱情是不是在葬送爱情？姜宇辉：刚才蓝江还谈到爱，我突然想到去年看了一本非常棒的书，就是法国有一个学者叫伊娃·易洛思(Eva

爱因斯坦大概不会想到，过世60多年以后，日记里的几句“私人吐槽”会被翻旧账，让他再次成为一场全球舆论风暴的主角……毕竟，印象中的爱因斯坦除了智慧、理性之外，由于犹太人的遭遇而对人类各种族怀有无差别的大爱，早已经是大家对这位20世纪科学巨星的定论。不过随着2018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首次将爱因斯坦从未打算出版的1922—1923年间在亚洲、巴勒斯坦以及西班牙的旅行日记独立集结成册并公开发行，情形便发生了急转弯。2018年版《爱因斯坦旅行日记——远东、巴勒斯坦和西班牙，1922至-1923年》书封。日记之中，尤其以爱因斯坦在中国前后三天左右的逗留时间里，对“中国人充满种族歧视和非人性化”言论，惊掉了全球读者的下巴：中国人碌碌奔波、肮脏而愚钝。中国人吃东西不坐在凳子上，而像欧洲人在树丛里解手时那样蹲着。一个怪异的类畜民族……更像是机器人而非人类。我不理解中国女性有什么致命的吸引力能让中国男性无法抵抗，以至于有多到可怕的后代数量。如果这些中国人在日后挤掉了其他所有民族，那将是一种遗憾。……爱因斯坦百年人设“轰然崩塌”，是个说一套做一套“歧视中国”的“两面派”，“种族主义分子”……近5年来，这些颇具“愤慨之情”的用词，刷新了国内不少人对爱因斯坦的认知。2023年1月，距离爱因斯坦日记里的这场旅行已经过去整整一个世纪之际，湖南科技特地为你奉上这本引起全球轰动的普林斯顿版《爱因斯坦旅行日记——远东、巴勒斯坦和西班牙，1922至-1923年》中译本。同时作为《爱因斯坦全集》等有关爱因斯坦的经典作品的出版方，我们也将结合其他图书，去一起为你还原前这趟中国之行的种种历史细节：百年之前爱因斯坦为何会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他的中国之行都经历了哪些曲折？他日记中对中国的印象可以代表他对中国的全部认知吗？都过了一百年，讨论爱因斯坦的这场中国之行，对于今天还有意义吗？一旦将爱因斯坦“令人不快”的中国印象放在一个更全面的历史维度中去理解，你会发现，爱因斯坦的形象也许从未崩塌，还会感受到，百年前，在中国科学奋进之路上，那一代学人的艰辛、焦虑与无奈……经济危机、反犹主义促使爱因斯坦远东之行的两大原因事实上，爱因斯坦日记中有关这次远东之行的中国见闻，早在2012年出版的《爱因斯坦全集（第13卷）》中便已完整出现（中文译本出版于2020年）。只不过由于读者对象更多的是研究者，因此公众对相关信息知之甚少。1922-1923《爱因斯坦全集（第13卷）》点击即可购买在我们讨论爱因斯坦的这次远东之行之前，还是有必要介绍一下1921—1922年爱因斯坦的处境，这对于我们理解往后的故事至关重要。在“天才传记作家”沃尔特·艾萨克森所著的《爱因斯坦传》中，对于这段历史有着完整的记述，简单来说就是，爱因斯坦在这两年里经历了“两重转变”。《爱因斯坦传》点击即可购买第一是宏观的经济环境。早在1920年初，德国的通货膨胀就有失控的趋势。这让爱因斯坦意识到必须要挣一些价值坚挺的货币，支付前妻及两个儿子的抚养费、救济收入不稳定的妹妹和妹夫等一系列庞大的开销了。第二是社会活动。这一时期，在柏林的他受反犹主义的影响，开始认识到自己必须“尽我一切所能为我的同胞兄弟服务，他们在各地的处境太糟糕了”。他开始为犹太复国主义奔走筹资。在此期间，还发生了一件让爱因斯坦“心神不宁”的事。1922年，由于他的亲密朋友，德国外交部长、犹太实业家瓦尔特·拉特瑙支持德国签订《凡尔赛和约》，6月24日清晨，一伙年轻的民族主义分子开车赶上拉特瑙乘坐的敞篷汽车，用机关枪扫射他，还丢了一颗手榴弹，然后逃之夭夭。瓦尔特·拉特瑙警方警告爱因斯坦，他可能就是下一个对象。他的名字已经被纳粹的支持者列入黑名单。官员们建议他离开柏林，不要再发表公开演讲。德国的恶劣气氛加上对金钱的需要，使爱因斯坦将目光投向东方，打算做他一生中最昂贵的一次旅行。相对论在国内的传播与一场邀请爱因斯坦访问的“中日竞赛”这一时期，几乎与爱因斯坦在德国国内的遭遇相并行的另外一个故事，是相对论在中国国内的传播热潮。早在1917年，也就是广义相对论发表2年之后，湖北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就举办了中国第一场有关相对论的演讲，讲者是留日归来的李芳柏。随着五四运动已如火如荼，“拿来主义”大行其道，知识界如饥似渴地了解外国理论，从1920年开始，中国与相对论有关的出版物便逐年上涨，到1922年到达高潮，几乎整个中国知识界都参与了进来。就连文科生徐志摩也名列其中，即使连相对论的科普文都看不懂，他还是隐隐感觉到了其重要性，写了一篇《安斯坦相对主义（物理界大革命）》。关于相对论的最佳科普读物能像欣赏名画那样了解爱因斯坦是如何建立广义相对论的《相对论之路》点击即可购买在这样的背景下，相对论被认为是毋庸置疑的科学。更何况，爱因斯坦的理论还无意中切中当时中国的另一个关键词“革命”。例如，周恩来于1922年8月发表的《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一文，就将爱因斯坦相对论导致的科学革命与马克思主张的政治和社会革命相比拟，将科学家应用相对论的热情与共产主义者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社会实践的热忱相比拟。全国上下掀起的“爱因斯坦热”，使得邀请爱因斯坦来华讲学，似乎成为了必须提上日程的重大事件。1920年，在德国访问的前教育部次长袁希涛就代表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邀请爱因斯坦访问中国。1921年3月，蔡元培访德期间与当时在柏林留学并与爱因斯坦有私交的北大物理教授夏元瑮陪，一同拜访爱因斯坦，爱因斯坦表达了在不久的将来访问中国的愿望。邀请爱因斯坦访华的第一波“对接人”：北大教授夏元瑮（左）和北大校长蔡元培（右）。而直到此时，日本才通过正在本国访问的罗素之口，下定决心邀请爱因斯坦访问日本，行动果决。次年，以爱因斯坦颇为满意的4000英镑的酬劳，正式敲定了爱因斯坦访问日本的日期。而此时，中国方面的邀请拉锯战仍在进行。中放邀请队伍又加入了代表北大的朱家骅和驻德公使魏宸组。两拨人马各自开工。1922年3月驻德公使电告蔡元培，爱因斯坦将应邀访问日本，愿意途中访问中国半个月。邀请爱因斯坦访华的第二波“对接人”：代表北大的朱家骅（左）和代表中国的驻德公使魏宸组（右）。北大显然不太接受，他们希望爱因斯坦呆满一年。反复讨价还价之中，中国方面给爱因斯坦开出了1000大洋，折合500美金的酬金。这笔钱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已经是天价。但爱因斯坦认为太少，这不及日本开出价位的四分之一，而且日本早就已经付了1000美金的定金。在给驻德公使的回复中，爱因斯坦说：有些国家所给条件比北大高得多，其中有一些，比如美国的几所，已经付出酬金了。如果接受北大的条件将对这些国家不公。这笔钱远超北大的承受能力，在得到梁启超的赞助之后，北大最终同意了爱因斯坦的开价。7月24日，爱因斯坦回复：“拟于新年（1923年）前后到北京。”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方面的接触方则要简单干脆得多，促成爱因斯坦访问日本的就是这位名为《改造社》杂志的创办人、社长山本实彦，他还有另外一个壮举就是：出版了第一部《鲁迅全集》。但是到了1922年的8月份，又有另外一波人加入了“中国邀请者”的行列，这就是在华的德国医生斐司德和美国人罗勃生。参与方众多，这让爱因斯坦中国之行的具体行程的敲定和协调变得无比复杂。而此时国内又赶上军阀混战，时局不稳。爱因斯坦对自己的访华是否能成行也是疑虑重重。而北大方面自此之后也就再没有就访华的具体事宜与爱因斯坦进行沟通。爱因斯坦两次落脚上海确是一场没有成行的中国之旅就这样，时间已经来到了1922年11月13日上午，爱因斯坦已经到达上海，在此中转，打算于第二天乘船开启自己的日本之行。在迎接的人群中，北大方面仍没有派人前来。反而是日本，在爱因斯坦此次到访上海前，就派刚刚成立的国际联盟日本协会的总干事稻垣守克提前12天来上海了解情况，做接待爱因斯坦的准备工作，并且陪同爱因斯坦从上海到神户。《爱因斯坦旅行日记》中也以附录形式收录了稻垣日记的译文，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众多关于爱因斯坦访华的中国报道与事实都有所出入。爱因斯坦的旅行日记中指出，船从香港出发时就比原计划晚了一天，因此原计划的上海两日行被压缩成了一天。13日午餐，爱因斯坦一行去了一品香吃饭。饭后爱因斯坦提议要到中国人真正居住的地方看看。一品香稻垣在前一天去那里考察过，认为太脏太乱了，臭气熏天，因此不推荐爱因斯坦去。但爱因斯坦恰恰对中国人真实的情况感兴趣，所以最终还是去了。晚上，爱因斯坦出席了在上海画家王一亭家中所举办的晚宴，于右任、张君谋等民国名流都参加了宴会。爱因斯坦在酒宴上致辞：“今日得观众多中国名画，极为愉快，尤佩服者，乃王一亭先生之个人作品。”上海·梓园·王一亭家中，爱因斯坦在晚宴开始前与嘉宾们的合影。很多报道称，爱因斯坦14日凌晨便乘船离开了上海。事实上，船下午3点才启航。当天上午，爱因斯坦去参观了最初计划中就有的龙华寺，同时在周围的农村转了转。20世纪20年代末的龙华寺。这在爱因斯坦的日记里也有详细的记录：今天早餐后，驱车前往一座有趣的佛寺，它有很多院子，一座宏伟的中式佛塔。这里的互相凝视比在城里还要好笑。孩子们又好奇又害怕。除了污秽和臭味，一路上几乎自始至终是令人愉快的印象。附近的人似乎对它的美无动于衷。建筑结构和内部装饰（比真人尺寸更大的佛像和其他塑像）共同创造了一种奇特的效果，形成了一个伟大艺术的总体印象。龙华寺附近的村庄。很多人把这一段中爱因斯坦对村庄的印象摘出来，认为爱因斯坦对中国人有偏见，但如果结合当时的情境，也许会有不同的理解。同一过程，在稻垣的视角下是这样的：从昨天到今天，博士观察着中国人被外国人欺凌的情景，说：“再有五十年的时间，中国人一定会把外国人赶出去的。”爱因斯坦与第二任夫人艾尔莎在“北野丸”号上。到达日本后，直到爱因斯坦的日本之行已过大半，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才致信爱因斯坦，询问他预计到达中国的日期，表示“整个中国正准备张开双臂欢迎您”。两周之后，爱因斯坦回复道，“虽然我本人非常愿意并且之前还有正式约定”，但是如今接受这份邀请已经太迟了。他称自己等了五个星期，也没有收到来自北京方面的消息，因而断定北京方面不想履约了。《晨报》刊登的《安斯坦（爱因斯坦）不来》消息。结束日本之行后，爱因斯坦又经过了上海。这一次，他在12月31日抵达，1月2日中午离开，停留的时间比第一次还要长。但从日记中可以看出，这次的心情显然不佳。在上海，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告诉记者：“惟既来上海，未赴我国（中国）内地观光，实为最大之遗憾。”在日记中，爱因斯坦写道：1月1日。在上海不愉快。这里的欧洲人都雇了很多中国人佣人，而且懒惰、自得、肤浅。在旅行中，爱因斯坦一直保持了记日记的习惯，将一路上的所见所闻所感，好让他的两位继女知道。想了解由爱因斯坦、爱尔莎以及爱尔莎的两个女儿组成的“第二家庭”的更多细节可以入手这本《爱因斯坦百科》点击即可购买在新加坡、香港和上海三地，爱因斯坦都接触到了中国人，他将种种细节都记录了下来，很符合这种向亲人表达所见所想的即兴感。最早经过新加坡时，他认为中国人：能通过勤奋、节俭和子孙众多排挤其他所有民族。新加坡几乎完全被他们掌握。他们作为商人颇受敬重，远胜于被认为靠不住的日本人。一星期后抵达香港，他的言论透露出对中国人所遭受苦难的同情：那些每天为了5分钱，必须敲打搬运石头的饱受折磨的男人和女人，中国人就因为他们的生殖力被无情的经济机器残酷惩罚。我觉得他们在无力和迟钝中难以意识到这一点，但是看到这些让人难过。在到达上海后，爱因斯坦做出了这样的描述：勤奋，肮脏，愚钝的人民。房子看上去千篇一律，蜂房一样的阳台，所有东西都挤靠在一起，单调无趣。码头后面是一个接一个的小餐馆。在餐馆前面用餐的中国人并不是坐在长椅上，而是蹲着吃，像欧洲人在树林中大小便一样。爱因斯坦提出了他的担忧：如果这些中国人取代了其他所有种族的人，那将是一件很遗憾的事。综合以上种种，我们可以看到，爱因斯坦对中国底层人民的批评虽然有点不留情面，甚至几乎刻薄，但其底色仍然是一种深深的同情，而对中国传统文化是景仰的，而对于中国的未来，是乐观的。时局动荡、经济羸弱再加上中间沟通不畅，种种原因叠加，使得爱因斯坦访问中国之行最终告吹。这也让蔡元培内心非常失落。他原本是想借助当世最杰出的科学家的到访，在中国内部掀起一股崇尚科学的风气，从而以科技为推动力，实现国家强大的理想。蔡元培先生带着无比失望的口吻，勉励所有中国人：“不必懊丧，要发愤图强。”1943年12月，时任浙江大学物理系教授的束星北先生再次给爱因斯坦致信，邀其前来中国，但终未如愿。在爱因斯坦一生中，对于中国和中国人的评论，远不止这样匆匆的几篇旅行日记。虽然爱因斯坦在日记中的评论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局限，留下了并不友好的文字。但行胜于言。1931年—1932年，“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相继爆发，爱因斯坦对此深感震惊忧愤，在广播演说中他奋起呼吁，“主张对日经济绝交以促日本停止对华之侵略”。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战火再度波及上海，同年12月14日，爱因斯坦与曾访华讲学的著名学者杜威、哲学家罗素等联合发表宣言：今当以种种之可能的援助，给予中国，而使日本撤退在华所有之军队，放弃其对华侵略政策。他以实际行动表达了对深陷苦难的中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人类高级智慧之花得以盛开的条件似乎非常苛刻。”1922年12月31日晚，爱因斯坦从日本返沪后到一位犹太女主人家做客时写下了他的观察所感。他认为，科学之花不会在某个地方和某个民族始终盛开。如何创造一个让科学自由生长的环境，这对今天的我们而言仍然是应当思考和努力的方向。如果下一个爱因斯坦来了，我们有实力欢迎，这很重要；但来了之后，有没有成千上万的人去学习和努力，这或许更为重要。

2015年，由杰夫·贝佐斯创立的蓝色起源航天公司成功把新雪帕德火箭通过亚轨道送入太空边缘（100千米的高空），并成功实现火箭回收。新雪帕德火箭的设计初衷是把旅客快速送至太空边缘，不过蓝色起源公司目前正在设计一种轨道范围更广的、可重复利用的新型运载火箭。所以世界上的确可能会出现各式各样的太空竞赛。与此同时，NASA自己的载人航天器（猎户座飞船）已经进入最终开发阶段，对新式超大型运载火箭“太空发射系统”的设计也即将完成（太空发射系统能够承受高达720万磅的推力，仅比土星5号稍低一点）。在猎户座飞船和太空发射系统的帮助下，NASA终于在1972年以后第一次获得了载人航天的能力。目前来看，人类已经准备好再一次探索茫茫宇宙了。不过这片海洋是如此之大，我们该去哪儿呢？在我们生活的太阳系中有很多潜在的目的地，不过只有一小部分处于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让宇航员花上十几年的时间前往冥王星（只是单程）显然超出了我们的容忍度，更别提耗费8万年的时间去另一颗恒星了。因此，尽管把我们的涉足范围提升至太阳系以外的确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目标，但我们还是得从更近的地方开始太空之旅。随着各个太空基地在地球之外被建立起来，我们有充足的动力改善技术、减少成本。设立太空定居点等商业举措将会一步一步地使航天工程变得更便宜、更简单。终有一天，航天飞行会变得和今天的空中旅程一样，不再让人望而生畏。那么，地球周边最佳目的地到底是哪里呢？名单上最靠前的两个候选项便是月球和火星。其中月球虽然离地球更近，但它的长期潜力要逊色很多。虽然到月球只需几天的时间，到火星也不过几个月，但是火星和地球有很多相似之处，而月球相对而言则显得死气沉沉。月球基地的主要优势是供给方便，出了突发事件也更容易营救。月球上还可以进行一些比较实用的科学实验——阿波罗工程探索的面积只占月球表面很小的一部分，全部6个任务加在一起，在月表停留的时间也只有24小时。我们还可以在月球背面建造高灵敏度的射电望远镜，以便躲开人类生活所产生的射电干扰。人们之所以想要去月球，一个常见的原因就是人们可以利用月球冰层沉淀物合成出火箭推进剂，从而让月球变成一个巨型加油站。虽然这个想法有一定的可取之处，但月球不会凭空变成一个燃料仓库。人类发现的大多数冰层都处于难以接近的位置（比如月球极点），而且相关的加油和发射工作即便是在地球上操作，也难如登天，想要在缺乏基础设备的月球上做到这些更是天方夜谭。在考虑目的地时，我们必须自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想要实现什么目标？太空工程的目的不仅仅是到达太空边界，更是要穿越太空。除非是搞旅游业，否则仅仅为了在太空中飘浮就把人类送进轨道没有任何意义。我们建造船只，是为了穿越大海并传输人员、货物和思想。太空飞船也理应如此。既然月亮被当成了一个加油站，就说明我们只是把它看成一块垫脚石。不过，踩上这块石头之后，我们要去哪儿呢？答案显而易见：既要符合距离地球较近的要求，又要储存有各种资源以便人类能够永久生存下去，这样来看就只能是火星。从长远来看，我们当然更想前往其他星球，不过火星是检验人类是否能够成功实现地外生存的一个绝佳实验场所。火星是距离太阳第四近的行星，不过仍比地球到太阳的距离远上约50%，处于宜居带的外边缘。火星赤道温度介于68华氏度至零下94华氏度，虽然看上去很冷，但也没有冷到夸张，人们仍然可想办法住在可加热的建筑中，并穿上增压服进行探险工作。在赤道地区，火星受到的太阳辐射大约像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部或阿拉斯加州受到的太阳辐射一样多。不过火星上大气极其稀薄，这意味着在同样的温度下，火星上流失的辐射量要远远小于地球。这种效应和冰与水对温度的影响很像：假如泰坦尼克号的乘客们掉入的是冷空气而不是冰水当中，他们的生存时间将会从几分钟变成几小时或几天。你可以穿着太空服在火星上惬意地走来走去，或许有一天——当火星被彻底“地球化”以后——太空服可以换成日常便服。与火星相比，月球没有大气层，引力也只有火星的一半（引力对人类的身体健康至关重要），拥有的资源数量也少得多。火星的陆地面积几乎和地球一样大。像地球一样，火星也会经历不同的季节，而一个火星年的长度大约是一个地球年的两倍。此外，火星的季节也比地球显著一些，因为火星的轴向倾斜度为25度，而地球的轴向倾斜度只有23.5度。一个火星日的长度只比一个地球日长一点点，约为24小时零39分钟，而这一点格外重要。因为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在火星温室中利用自然光种植植物。相比之下，月球上的植物会在长达14天的夜晚中死去（月球的昼夜循环长度为28个地球日）。火星大气的主要成分为二氧化碳，这对于植物的生长很重要，而且这些二氧化碳也可以被转换成氧气和甲烷成为火箭燃料。在火星丰富的资源当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它拥有丰富的水源。尽管在火星低温和低压的条件下，液态水很难长时间存于地表，但我们的探测器已经探测到，在火星地下也存在一定的水源。在未来的某一天，火星可能会变得和当年一样，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湖泊和海洋。凭借着丰富的水源和种类繁多的自然元素，火星可以支撑起整个人类文明。前往火星的技术工程手段至少有三种。第一，我们可以发射多枚火箭，在地球轨道上组装一个或多个航天器，这些航天器将为往返火星任务提供全部补给。不过轨道组装技术存在很多问题。由于所有硬件设备都是在地球上历经多年才被设计建造出来的，一旦某一次发射失败，那么整个任务的时间表将被彻底打乱。此外，硬件设备在太空中停留过久也会引发很多问题，比如零件的可靠性会受到影响，火箭推进剂会因为沸腾或凝冻而白白损失。当年NASA的登月计划一开始也打算采用在地球轨道上组装大型飞行器的方式，不过这个方案很快就被“月球轨道交会”（凭借单枚土星5号火箭把所有硬件设备直接一起送上月球）取代了。考虑到阿波罗计划已经遭遇时间逾期和成本超支的影响，如果NASA在20世纪60年代还醉心于超大规模的轨道建设项目，那么肯尼迪总统绝不会把1970年设为前途难料的阿波罗计划的最后期限。尽管在轨道上组装巨型飞船前往火星的计划的确存在一定的可能性，但这种方法或许并不是最有效的。前往火星的第二种方案是一种极简主义法。一开始，我们需要向这颗火红的星球发射一系列尽可能小的火箭，并在火星上合成以供返程所需的甲烷-氧气燃料。在极简主义法中，我们希望能够在火星上生产尽可能多的物资，其中包括水、氧气、燃料等很多数目庞大的消耗品。火星上的“风化层”（火星土壤）既可以用作房屋表面的防辐射涂料，也可以制成砖块。基础模块将会预先在地球上建造完成，随后可以利用火星上的各种材料或者像熔岩管洞穴等现成的地质结构进行扩展。极简主义法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利用一次或多次发射，在宇航员前往火星之前就预先放置好各种模块和补给品（无论对于哪种前往火星的方案来说，这都是一个很好的主意）。一旦储备充足的火星基地建设完毕，定居者就可以满怀信心地前往火星。因为他们知道，那些生活必需品已经在火星表面上等着他们了。第三种方案是建造一个超大型火箭，该火箭可以在单次发射任务中携带一个大型星际航天器。为了把航天器的质量限制到切实可行的水平，我们可能有必要在航天器前往火星之前，先在地球轨道安排一次燃料补给。这样一来，我们就拥有了在地球和火星之间运载大量人员与物资的能力。此外，本方案也会在理想情况下采用极简主义方案的某些要素，比如在火星上生产甲烷-氧气燃料。2016年9月，埃隆·马斯克凭借星际运输系统揭示了该方法的基本架构。该系统由各种星际运输设备和依托于超大型火箭运载的加油机组成，每个部分都具备了可重复利用性（2018年11月，该系统中的航天器被命名为“星际飞船”，运载火箭则被命名为“超级重型”）。该系统计划于2019年进行小规模实验，而且从一开始就能实现大规模的火星定居。在这些科技发展的帮助下，我们可以想象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人类为了实现殖民火星的目标会付出不懈的努力。本文摘自《人类的探索》【内容简介】《人类的探索》以探索如何塑造今日文明并将如何改变人类未来为核心主线，用简短的篇幅描绘了宏大的人类历史进程，是一部具有启发性的探索编年史。从走出非洲的第一次扩张，到地理大发现的全球大融合，再到科学时代对于太空、极地和海洋的探测，最后到星际移民以及元宇宙的可行性畅想。发现与冒险，财富与征服，偏见与宽容，这些正是本书要讲述的故事。所有探索都是我们对未来的投资，如果不敢于探索未知的世界，一切就都不会有答案。【作者简介】安德鲁·雷德（Andrew

道光前半期(1821－34)是中国经济史的一个转折点。在此时期中，中国经济开始由十八世纪的长期经济成长，转变为十九世纪中期以后的经济衰退。因此对道光前半期的情况进行深入研究，是认识十九世纪中国危机的一个起点。

德国诗人海涅曾经说过：“不要轻视观念的影响力，教授在沉静的研究中所培育出来的哲学概念可能摧毁一个文明”。这句话无疑肯定了哲学对于文明的巨大影响力。但是在今天，许多人可能会问，哲学很厉害，但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图

内容提要：由于明清江南研究的重要，使其形成了某种“霸权”，以至于江南这一概念被上溯到了六朝隋唐时期，学者们习用而不察。实际上，六朝隋唐时代更适合用江东等具时代特色的称呼为宜。如江东、吴、三吴、浙西等地域概念，也需要学界深入探讨。文章通过对江南和江东等地域概念的使用分析，指出学界在“江南”地域概念使用上存在着一些混乱和不足。期待学界正视这一问题，建立起一个纵向时间轴上的“江南”地域概念谱系，而不该简单地一以贯之。原文出处：求是学刊2018年04期

它曾是亚洲最大的火车站；它曾被战后西德出版的《远东旅行》列为“到远东最值得看的第一站”；它曾是清华大学、同济大学的建筑类教科书上的范例。它就是济南老火车站。济南老火车站由德国建筑大师赫尔曼·菲舍尔（Hermann

内容提要：《福乐智慧》的历史意义在于应时代之要求，对伊斯兰文化和突厥文化进行整合，奠定了新的文化——伊斯兰－突厥文化的基础。它在制度文化层面上肯定喀喇汗王朝的政教分立，为其后历代政权沿用不替，避免了政教合一的高度专制所造成的整个社会生活窒滞；在精神文化层面上继承和发扬突厥文化传统，积极吸受伊斯兰文化成分，加以整合，形成自己的精神文化特色。在此基础发展起来的维吾尔文化，久经历史的磨炼和丰富，不仅不同于伊斯兰－阿拉伯文化和伊斯兰－伊朗文化，而且也有别于突厥语其他民族文化。《西域研究》2000年03期

摘要：19世纪初，法兰西学院正式设立世界上第一个汉学教授席位，标志着欧洲专业汉学的诞生，核心人物雷慕沙也成为西方汉学最初的领军人物。从雷慕沙的汉语学习及其后的研究里可以看出，传教士汉学对其影响甚深，也反映出传教士汉学向专业汉学的过渡。中国典籍翻译是雷慕沙重要的学术成就，也形成了其后法兰西学院的汉学传统。《世界历史评论》2019年冬季号；注释略1814年11月26日，法兰西学院（Collège

“泡茶馆”是联大学生特有的语言。本地原来似无此说法，本地人只说“坐茶馆”。“泡”是北京话。其含义很难准确地解释清楚。勉强解释，只能说是持续长久地沉浸其中，像泡泡菜似的泡在里面。“泡蘑菇”“穷泡”，都有长久的意思。北京的学生把北京的“泡”字带到了昆明，和现实生活结合起来，便创造出一个新的语汇。“泡茶馆”，即长时间地在茶馆里坐着。本地的“坐茶馆”也含有时间较长的意思。到茶馆里去，首先是坐，其次才是喝茶（云南叫吃茶）。不过联大的学生在茶馆里坐的时间往往比本地人长，长得多，故谓之“泡”。有一个姓陆的同学，是一怪人，曾经徒步旅行半个中国。这人真是一个泡茶馆的冠军。他有一个时期，整天在一家熟识的茶馆里泡着。他的盥洗用具就放在这家茶馆里。一起来就到茶馆里去洗脸刷牙，然后坐下来，泡一碗茶，吃两个烧饼，看书。一直到中午，起身出去吃午饭。吃了饭，又是一碗茶，直到吃晚饭。晚饭后，又是一碗，直到街上灯火阑珊，才夹着一本很厚的书回宿舍睡觉。▲西南联大校舍昆明的茶馆共分几类，我不知道。大别起来，只能分为两类，一类是大茶馆，一类是小茶馆。正义路原先有一家很大的茶馆，楼上楼下，有几十张桌子。都是荸荠紫漆的八仙桌，很鲜亮。因为在热闹地区，坐客常满，人声嘈杂。所有的柱子上都贴着一张很醒目的字条：“莫谈国事”。时常进来一个看相的术士，一手捧一个六寸来高的硬纸片，上书该术士的大名（只能叫作大名，因为往往不带姓，不能叫“姓名”；又不能叫“法名”“艺名”，因为他并未出家，也不唱戏），一只手捏着一根纸媒子，在茶桌间绕来绕去，嘴里念说着“送看手相不要钱”“送看手相不要钱”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全国各地都新建了很多大楼但这些建筑里总有一些奇葩出现于是就有了一个评选活动今年的评选正在海选之中，通过大家的投票目前已经暂时排出了网友们心中的前十名如今都已经2023年了还能看到如此辣眼睛的丑建筑属实是太辣眼睛了先让我们来看看没有进入排行榜的那些雷人建筑吧1

春节大联欢的剧情简介1956年，当时由张骏祥任总执导，谢晋、林农、岑范、王映东任导演的，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出品的《春节大联欢》。根据影片内容显示，当时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现场直播了当时的演出。当时的很多大师都曾经出镜，如越剧大师徐玉兰、王文娟、评剧大师新凤霞、京剧大师梅兰芳、相声大师侯宝林、人民艺术家老舍、巴金、表演艺术家赵丹等人。.......................................................................................................................................................................................................................................................................................................................................................................................................................................................

一、卜正民是加拿大籍的知名汉学家，他参与主编的《哈佛中国史》被认为代表了海外中国史研究的水准。卜正民卜正民曾经问过近代史专家朱维铮一个问题：“既然我不是中国人，那当一名中国历史学家到底有什么意义？我到底怎样才能像理解母文化那般，更真切地理解中国呢？”通过文献资料，我们可以最大程度地了解与接受一个异国，可是对祖国的感知，是一种皮肤感受，再多的阅读和走访好像都没法获得这种感受。朱维铮(1936-2012)“你想象中国是一个仅有一扇窗户的房间。我坐在房间里面，屋里的一切都在我的目光之中，而你在房间外头，只能透过窗户看见屋里的景象。我可以告诉你屋内的每一个细节，但无法告诉你房间所处的位置。这一点只有你才能告诉我。”也就是说，如果“理解一个房间”是一个系统任务，中外学者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中国学者作为陈寅恪所谓“为文化所化之人”，肩负着将国史真实且完整地呈现的使命，所以陈寅恪才有诗云：“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而外国学者，他们的工作给这个房间定位，并描绘它在整栋建筑中的位置，它与其它房间的关系，以及这个房间体现出的建筑共性与独特个性。唐太宗有云：“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人”（外人）所撰之“史”为镜，兴替得失，都在其中。同时了解中国学者与外国学者眼中的中国，才能真正看懂中国。二、如果古今的中国是现实，而一本本的研究著作是伸向现实的镜头，哪个镜头下的画面，才是真正的现实？图

火腿月饼。昆明吉庆祥火腿月饼天下第一。因为用的是“云腿”（宣威火腿），做工也讲究。过去四个月饼一斤，按老秤说是四两一个，称为“四两砣”。前几年有人从昆明给我带了两盒“四两砣”来，还能保持当年的质量。

最近的这100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100年，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诉求，在2023新年来临之际，我们来一起回顾品味中华民族百年来的新年寄语，这些新年祝词，以其特有的浓缩和概括，折射出我们民族一百年的探索与奋进———对独立、富强、民主和文明的执着追求。我们在新年之际将它们部分刊登出来，实际上也是一种新年寄语，愿这种民族精神在未来得到更圆满的实现。1909年《大公报》：《宣统纪元之祝词》“斗柄南移，星环北拱，龙旗映日，凤律调阳，此非我飞龙宣统之新纪元哉？然而，当是时也，欧风美雨咄咄逼人，逐鹿争雄，怦怦欲动。登廿世纪之舞台，胜负咸争于一日；承三百年之宝祚，存亡将决于终朝。其幸而胜也，则可建中兴之业，直比汉之建武、唐之开元而尤隆；其不幸而败也，则不免亡国之惨求，如宋之靖康、明之崇祯而不得。”中国最后一个皇帝的元年。骈四俪六，危亡之忧。1910年革命党人在广州发动起义。1912年《汉民日报》时评“中华民国以破坏恶劣君主政府而成立，为中国四千年来所未有新国也。既为新国，宜扫除旧日之一切污点，以新天下之耳目，是不可无新纪元。故此次民国改用阳历，于临时政府成立之时布告天下：以阳历一千九百十二年一月一号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此中华民国之新纪元，与古代君主之改元，大异其旨。”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建立。1916年《新青年》杂志：《一九一六年》“当此除旧布新之际，理应从头忏悔，改过自新。一九一五年与一九一六年间，在历史上画一鸿沟之界：自开辟以讫一九一五年，皆以古代史目之，从前种种事，至一九一六年死；以后种种事，自一九一六年生。”《新青年》创刊、新文化运动开始后的第一个元旦。这种与旧时代、旧生活决绝的激烈态度和激烈语言，恰是那个时代青年知识分子精神风貌的绝好写照。1919年《晨报》：《祝新》“民国诞生以来，祸变频仍，迄今无宁日……则民国八年初幕，未必非交泰反复之期，更就事实而论，世界大战既终，国内争斗亦息，平和之声弥漫大地，由此而新思想、新潮流、新团体、新事业，风起云涌，气象万千，在世纪开一新纪元，在吾国开一新生命，果能顺时应变，力图自新，则起死回生之机，未必不在今日。”这一年五四运动爆发。1920年《申报》当日刊登《新青年》巨幅广告，向青年致意：“时间又过去一年了，青年诸君的进步如何？”它开宗明义：“（这是）极黑暗时代创刊的杂志，是与恶潮流奋斗出来的杂志，是有一定主张的杂志……”呼唤：“由黑暗到光明的行程，有几何了？……要想过真正幸福的日子，可以不由浑浊之流去寻那澄清之源？”1928年《大公报》：《岁首之辞》“现代中国之改革潮流，为维持发展民族的生存所必要，故除非民族灭亡，必能成就伟大之改革。而此一大潮流中，其少数偶然占有地位者之影响力殊小；多数无名之士而有民族的自觉者之推进力实大。”是日，上海英美烟厂工人正在罢工。《申报》刊登厂工友罢工后援会启事：“诸位年年想发财，年年发不了财，这是什么缘故呢？就是因为中国的钱都给外国人赚去了。”工友们疾呼：“各界的同胞们，大家要想发财，就要不吸英美公司的香烟！假是甘做帝国主义的走狗……谁也要对你们不客气了！”1936年《大公报》元旦致辞“在国难严重关头，迎二十五年元旦，诚不暇，亦不应，为粉饰枝蔓之辞。惟述明国事真相，及自救之道，以为对全国读者诸君贺岁之贡献……年末之学生运动，可谓国家一大事。全国学生之最大多数，并无党籍，平时不干政治。最近因国家再遭变相分割之危机，故起而为拥护国家之运动，不旬日而遍于南北十数省，其忍劳耐苦，严密组织，不畏牺牲，皆表现中国青年之意气与志趋，可谓民族不衰之证。”前一年爆发“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1937年《大公报》：《祝岁之辞》“中国建国之基础已定，全民族将立于一条线上，不容阵线之分立。察最近数月尤其最近数旬之发展，证明中国已具备现代国家之基础，即大多数国民能自动的表示其爱国之热诚……中国久未成现代国家，人民消极，而政府无能，故内困于封建割据之局，外而几受瓜分豆剖之惨。‘九·一八’以来，惊涛骇浪，猛袭而来，直至五年后之今日，始得断然表现其新国家面目于世界舆论之前，时虽过晚，而要为中国一大进步也。”1936年底，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促成国共两党合作，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1938年《大公报》：《岁首献词》“‘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假使没有去年的失败，与去年的外患，团结心也没有这样的坚固；我们的努力心也没有这样的勇猛。……我们救亡图存，是为整个的国家民族，是为中华民族的子子孙孙，并不是为某个人的权利。国家存大家共存，国家亡大家共亡，我们即或因智识能力的不够，不能替国家捍卫外患，已是惭愧万分，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子孙，假使我们连这一点都看不清楚，还替敌人作间谍，当汉奸，充傀儡，这真是罪该万死。……我们只有一条‘发奋为雄’的生路，贪图苟安或利禄的事，都是死路，所以我们要‘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刚刚过去的1937年，是中华民族最为苦难、也是全民族空前团结的年份之一：7月7日，卢沟桥事变揭开八年抗战的序幕。次日，中国共产党通电全国，号召全民族实行抗战。7月底平津沦陷。8月13日，历时三月的淞沪抗战爆发，最终上海沦陷。9月，在中国共产党多方努力下，经多次谈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开始第二次国共合作。12月13日，日军在南京进行长达6星期的大屠杀，死难者达30余万人。暴行下的南京，就这样迎来了1938年新年的钟声。1942年《新华日报》社论：《元旦献词》“今年应是我们苦战五年的民族除旧布新、翻身抬头的一年。激烈的战斗、沸腾的工作，都在等待我们。我们要善于把握时机，完成任务。这里主要的关键，反对轻敌、等待、松劲的情绪，提高严肃、紧张、积极、战斗的精神。”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从此，中国抗日战争汇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洪流。我们不再孤单。1942年元旦各报的新年祝词都强烈表达了这种感觉，更坚定了对未来胜利的信心。当年，各根据地反“扫荡”战斗取得一定的胜利。1946年《新华日报》社论：《和平民主团结统一》“我们共产党人，有所为，有所不为。为了个人的利益，做损人利己的事，做贪官污吏，行专制独裁，是决不为之的。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则愿意赴汤蹈火，做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愿意以这种精神，与全国同胞一起，与各界贤达一起，共同为实现和平民主团结统一而奋斗。”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国共重庆谈判。这篇新年祝词阐述了共产党人的立场，表达了实现和平、共建民主联合政府的愿望。1946年，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1949年《人民日报》社论：《将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胜利。一九四九年我们在经济战线上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成就。我们的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将要比过去提高一步，铁路公路交通将要全部恢复。人民解放军主力兵团的作战将要摆脱现在还存在的某些游击性，进入更高程度的正规化。一九四九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将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适当代表人物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压迫，一百年以来的帝国主义压迫，将在我们的奋斗中彻底地推翻掉。一九四九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我们应当加紧努力。”1948年，人民解放军入全面战略反攻。这篇社论气势磅礴，堪称百年新年祝词的扛鼎之作。1949年，毛泽东在社论里定下的目标，全都实现了。1950年新华社社论：《完成胜利，巩固胜利——迎接一九五零年元旦》“当武装的敌人在全中国的土地上被肃清以后，当全中国人民的觉悟性普遍地提高起来以后，我们的国家就将逐步地脱离长期战争所造成的严重困难，并逐步走上幸福的境地了。”表达了迎来和平的喜悦。1950年，继续在大陆肃清国民党残部，10月，志愿军入朝作战。1955年《人民日报》社论：《迎接一九五五年的任务》“为什么一九五五年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年呢？首先因为今年基本建设的工作量将远比过去任何一年为多……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骨干———苏联政府帮助我国建设的一百四十一项重点工程，已经开工的今年将进入最紧张的施工阶段，未开工的今年大部分要完成准备工作。同时，五年计划的最后两年还将完成基本建设的百分之五十左右的工作量。”社论大篇幅地谈经济建设问题。1955年，农业合作化急速发展。1958年《人民日报》社论：《乘风破浪——迈开英雄的步伐踏进一九五八年》“人们的思想常常落后于实际，对于客观形势发展之快估计不足。回顾1957年，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发展，谁能不得出这个结论来呢？”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全国出现盲目乐观的空气。1958年，“大跃进”。1963年《人民日报》社论：《巩固伟大成绩争取新的胜利》“尽管遭受了连年的天灾，尽管在大发展中碰到不少新问题，尽管国内外敌人给我们制造了这样或那样的困难，但是，这一切都不能阻挡我国各民族人民团结一致，按照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前进着。”刚刚度过三年困难时期，社论正视了问题的存在。1964年，中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1967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知识青年、学生青年要下厂下乡，去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和他们变成一体，才能组织起几万万人的大军，攻破那些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盘踞的阵地，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后胜利。”1966年，“文革”开始。“文革”期间新年社论行文大略如此。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文革”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1979年《人民日报》社论：《把主要精力集中到生产建设上来》“要打掉精神枷锁，真正解放思想。……我们要把全党的工作重点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那种拒绝和外国进行经济技术交流的做法，是作茧自缚、自我封锁，不是增强而是削弱自力更生的能力。我们不应该拒绝吸收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现代化大生产的经验。”《光明日报》社论：《伟大的移灿烂的前程》“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基础在教育。……要继续落实党的各项政策，特别是知识分子政策。……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一样是搞四个现代化的主力军……”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由此引发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全国性大讨论。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决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现了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折。1979年1月，安徽凤阳县小岗生产队18个农民搞起大包干，自此全国农村逐步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开放拉开序幕。1981年《中国青年报》：《新年三祝》“一祝青年朋友壮志满怀。……二祝青年朋友努力成才。……几年来，青年在学习上蔚然成风，家里刻苦攻读，书店顾客盈门，聊天不忘求知，虚心求师请教……三祝青年朋友生活愉快。……在周末、节假日和其他休息时间，让歌声飞扬，舞步蹁跹，过着生动活泼、色彩绚丽的生活。”一幅幅多么有人情味、富有朝气的画面！像那首曾经传唱一时的《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对，这就是我们回忆中的80年代！1984年《中国青年报》：《工作紧张认真生活丰富多彩》“千方百计地组织形式多样的、生动活泼的、群众性的文化活动，使广大青年的业余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并以此促进他们的健康成长。这是抵制和清除精神污染的最好办法，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必要措施。”这个夏季全国的眼睛都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23届奥运会，中国健儿实现零的突破，收取了15枚金牌。10月，建国35周年大庆，北大学生打出“小平您好”的标语。1987年《人民日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搞好改革开放的根本保证》“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立国的根本，是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论。中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搞社会主义，是没有前途的。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同样是如此。”献词说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这一年的8年间，是建国以来稳步发展持续时间最长的时期。1990年《人民日报》：《满怀信心迎接九十年代》“今年要稳定，明年要稳定，整个九十年代都要稳定，下个世纪还要稳定。中国的最高利益就是稳定。”经过1989年，对中国社会发展而言，稳定压倒一切。按照经济发展战略“三部曲”的要求，90年代的奋斗目标是要在本世纪末实现第二个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12月，绝迹40多年的证券买卖专业场所重现上海滩。《中国青年报》：《敲响九十年代的钟声》“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车子正面临着一道坡，作为九十年代的青年，我们当然不能在车上坐视别人为我们拉车，而应该走下车来，接过纤绳，和祖国一道爬坡。”字里行间，依稀可见十年前的青年对肩上重任的自觉。1989年10月，“希望工程”开始实施。1993年《人民日报》：《团结奋进》“在中国，1992年确实是不平凡的一年。”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从战略和理论高度对中国社会主义如何发展作出明确有力的回答。10月，党的十四大举行，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开放进入历史新时期。1997年《人民日报》：《把握大局再接再厉同心同德开拓前进》“刚刚到来的1997年……是我们国家历史发展很重要的一年．在这一年里，我国将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我党将召开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对祖国振兴、中华民族兴旺发达具有重大意义的两件大事。”在这一年里，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更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顺利完成了这两件大事。1998年《人民日报》：《在十五大精神指引下胜利前进》“1998年，……各条战线改革和发展的任务都十分繁重，有许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有待克服和解决，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献辞预见性地指出了1998年中国将面对的严峻考验。是年，举国能否保持国民经济8％的增长率，“保八”一词风行全国；该年战胜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涝灾害，抵御住了亚洲金融危机的侵袭。1999年《人民日报》：《团结奋斗创造新业绩》“我们面临着比过去多得多的机遇，也面临着比过去多得多的困难和风险。”建国50周年这一年，中美就中国加入wto达成协议，为中国入世扫清最大障碍。12月20日，澳门回归，殖民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彻底寿终正寝。世纪末，13亿中国人翘首喜迎新千年。

世人皆知中国人爱吃，也会吃，中国的美食更是多到可以让你一年365天都顿顿不重样。可即便是在这千万种美食中，面食也依旧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中国北方的面食足以傲视全球，其中尤以山西和陕西最佳，可到底谁才是中国的“面食之都”？山西人吃的是花样

是英国一名自由的摄影师，从小受他父亲的影响，带着对摄影的热爱，在家人的鼓励下，开启了他的摄影之旅。Jord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