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子弹之父的传记电影上映，恰逢福岛倾倒核废料。
一切的源头和当下的后果，像两个原子核冲撞在一起，引爆了人们对核安全问题的巨大担忧。
对于核能的开发和利用，就像奥本海默的传记副书名《美国“原子弹之父”的胜利与悲剧》所暗示的，是人类的伟大胜利，也可能造成巨大的悲剧。
奥本海默的胜利源于原子弹的成功，其悲剧始于对氢弹研发的反对。1949年，苏联成功研制出原子弹。作为回应，总统杜鲁门希望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加紧研制新型超级炸弹（即氢弹）。此举遭到了核物理学家的反对，反对阵营里就站着这位原子弹之父，他认为政客们根本没有能力控制氢弹的恐怖破坏力。“天真的”科学家认为，已经有了毁天灭地的原子弹，已经释放了一个威胁全人类的魔鬼，研发威力更大的武器毫无必要。然而在政治家眼中，核武器就像是罗辑手中三体母星的坐标，尽管核威慑不过是把人类的安全建立在同归于尽的疯狂之上，然而齿轮一旦转动，便没有了停止的可能。
在新作《原子与灰烬：核灾难的历史》一书中，
详细记录了美国数次氢弹试验的过程及其后果
当两枚原子弹真的在人类身上爆炸后，众多科学家对不顾世界未来、滥用核武器的政客感到失望，辞去了氢弹的研发工作。但也有很多科学家坚信核武器是一种和平的手段，这其中就包括奥本海默在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同事阿尔文·格雷夫斯。格雷夫斯说：“我深信，如今世界之所以没有陷入第三次世界大战，就是因为美国在原子能方面所做的工作。增加核储备是我们保障世界未来的最好措施。”“服务于战争的核能”和“服务于和平的核能”：从没有一种事物可以在如此相反的方向上高度统一。在某种程度上，奥本海默的个人悲剧也正源于我们对核武器这种毫不节制的解释之上。 阿尔文·格雷夫斯 Alvin Graves / 维基百科
物理学博士格雷夫斯毕业于芝加哥大学，33岁时参与了曼哈顿计划的开端——全世界首个核反应堆芝加哥一号的研发团队，成为恩里科·费米的同事。在那里，他们首次实现了受控自持链式反应。1943年，他和同为物理学家的妻子伊丽莎白·里德尔一起加入了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在奥本海默的带领下开始原子弹的研发。
尽管前领导奥本海默公开反对，但阿尔文·格雷夫斯从未质疑过氢弹项目的正当性，也未曾怀疑过他所做之事的道德性。格雷夫斯选择了留在实验室，继续参与氢弹研发，并在代号“常春藤麦克”的氢弹装置试爆行动中担任科学主管。
格雷夫斯并非不知道这项工作的危险性，无论其成果，还是研发过程。他本人就是世界上有记录以来第一次核事故的受害者。在1946年的一次演示实验中，他受到了390伦琴的致死辐射量，脸部烧伤，半边头发掉光。但他却奇迹般活了下来，甚至头发也重新长了出来，好像辐射并没有什么可怕的危害。当时位于内华达州的核爆试验场正在进行一系列核试验，释放出来的放射性沉降物甚至已经飘到了遥远的纽约州。政府公关部门和媒体急于安抚民众的不安情绪，开始向公众宣传，辐射暴露对人的身体健康几乎没什么威胁，并把格雷夫斯作为展现核试验安全性的绝佳案例：作为一个近距离大剂量辐射受害者，“核辐射只不过给他留下了几道比较深的伤疤”。也许正是这件事，导致格雷夫斯一直低估了辐射对健康的危害。而在后来的“常春藤麦克”试验中，1040万吨当量的氢弹装置试爆，却几乎没有产生什么放射性沉降物，气象学家推测沉降物都飘到了平流层，试验堪称“完美”。而专家们也把“关于放射性沉降物可能进入平流层的讨论视作学术问题，而非安全问题”。我们必须承认，科学发展需要建立在一些错误之上，但并不是所有错误人类都能够承受，尤其事关核辐射。随后便是正式的“城堡行动”系列氢弹试验（“常春藤麦克”是一个重达80吨的大型装置，而非一枚可用于实战的武器）。 “常春藤麦克” / 维基百科
“城堡行动”的第一次试验代号“布拉沃城堡”，时间是1954年3月1日清晨，地点还是马绍尔群岛的比基尼环礁，试爆氢弹名为“小虾”，预计爆炸当量为600万吨。尽管做足了准备，也有多份气象报告显示风向不会造成沉降物的扩散，但是没人料到的是，600万吨当量的“小虾”，最终成为了一只1500万吨当量的核爆大龙虾，相当于一千枚投向广岛的核弹，而真正的灾难，在爆炸之后才刚开始。充满辐射的沉降物在爆炸后几个小时里，降落在距离爆炸点数十海里的数艘美军军舰上，数十名美军士兵受到深度辐射伤害。很快，沉降物又出现在了马绍尔群岛的多个岛屿上，岛民们并不清楚这些让树叶发黄的粉尘是什么，就那么赤裸裸地暴露在惊人的1.4伦琴/小时的辐射之中，直到美军前来疏散。3 月 11 日，美国原子能委员会承认有美国军人和马绍尔岛民受到辐射影响，但同时向公众保证“他们没有烧伤症状，所有人都很健康”，核爆只是一次“常规核试验”。一些支持核试验的记者也在其中推波助澜，其中一位美联社记者更是声称在40多场核试验中无一人受伤。他的文章被《纽约时报》转载，继而传遍世界各地。“唯一的例外是一名男子捡到了一些有放射性的石头，导致手指有轻微的烧伤。……我们讨论的这次试爆并不是氢弹试爆。”真相虽迟但到，一艘名为“第五福龙丸号”的日本鲔鱼船在爆炸后经过了马绍尔群岛，带着少得可怜的鱼获和满满一船放射性尘埃，回到本州岛的烧津港。船员受到了严重的辐射伤害，出售的鲔鱼也通过交易途径，影响了众多日本民众。尽管美国官方和媒体还在极力掩饰和误导试验带来的影响，甚至还在继续执行“城堡行动”的其他试验，但“第五福龙丸号”事件的曝光，还是让美国不得不面对国际媒体的口诛笔伐和民众的抗议指责，并开始调查这起试验。2019年，HBO的美剧《切尔诺贝利》将史上最严重的核事故搬上银幕。在剧中，苏联官方是一个事前盲目发展，事后掩盖真相、枉顾民众健康的反面形象，似乎悲剧之罪，皆是体制之罪，这无疑是冷战思维在当下的某种延续。浦洛基教授在发表《切尔诺贝利：一部悲剧史》一书后，很多读者向他提出了同一个问题：掩盖事故真相，只有苏联政府才会这样做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他调查了史上六起最为严重的核事故：克什特姆核事故、温茨凯尔核泄漏、三里岛核事故、切尔诺贝利事故、福岛核电站事故，以及上文中提到的“布拉沃城堡”试验，这也是《原子与灰烬》一书的由来。调查结果就如同上文所述，事故与意识形态无关，与社会制度无关，掩盖真相也并非某个政府的专利，因为人们天生不喜欢坏消息，而且大多数政府都考虑或执行了某种掩盖措施。
在书中涉及的六起核事故中，我们可以读到几乎相似的叙事：远不够谨慎甚至盲目的发展策略；对核技术缺乏掌控；事故发生后缺少足够的应对措施；事后都试图掩盖真相。这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也不是某个国家的问题。如何发展、管理核能，更好地应对核能产业中出现的问题，以及我们的社会文化应该如何理解核能，似乎才是我们安全发展核能、避免事故的重中之重。就像浦洛基教授在《切尔诺贝利》一书中所说：如果把责任都归咎于苏联政府，那无疑是将问题丢给了历史。他认为：“我们只有努力将所研究的人、地点、事件和过程，置于适当的历史、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社会和文化背景中，才能理解过去。”
[美]沙希利·浦洛基（Serhii Plokhy）著
宋虹 崔瑞 译
万有引力 | 广东人民出版社
因此他研究个人的思想、情感和行为，并努力去发现和理解形成这些思想、情感和行为的政治、社会、文化环境，以及个人应对这些环境的方式。就像在另一部核主题的著作《愚蠢的核弹：古巴导弹危机新史》中，浦洛基教授探究了涉事各方在危局中犯了哪些错误，尤其是双方在情报体系、工作方式、制度、思维方式上的巨大差异所造成的误解。这些误解曾一步步将人类拖入危机的深渊，又在最后关头，终止了危机。也许在面对核危机时，在调查事故真相之外，理解事故发生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因素，理解人们做出决策背后的原因，才能更好地避免事故的再次发生。经典课程：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西方政治史上最重要的 25 本书，都在这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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