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英文名字为Joseph Needham，生于1900年12月9日，卒于1995年3月24日，名誉勋位（Order of the Companions of Honour），英国皇家学会院士（Fellow of the Royal Society，简称FRS），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Fellow of the British Academy，简称FBA）。英国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和英国国家学术院（The British Academy）这两大学术团体，一理一文，相当于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李约瑟是屈指可数的几位英国两院院士之一，他生前一度还是唯一在世的两院院士。此外，李约瑟还得到过很多国家、机构、大学的荣誉与奖励，获得过科学史界的最高奖——萨顿奖。他还是中国科学院的外籍院士，获得过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李约瑟的研究领域跨度很大。他前半生是个生物化学家，剑桥大学威廉·邓恩爵士生化讲座副教授（Sir William Dunn Reader in Biochemistry）；他后半生是个科学史家和汉学家，中国科学技术史学科在国际上筚路蓝缕的开创者。在剑桥大学，他担任过冈维尔-凯斯学院的院长（Master of Gonville and Caius College）”，创办了剑桥东亚科学史图书馆和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剑桥李约瑟研究所——这里已经成为了世界上中国科技史的研究重镇之一。在中国科技史的研究领域，今天一些我们耳熟能详、已经成为常识的知识，比如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造纸术、印刷术、火药（gumpowder）和指南针，就是由他全面而系统地介绍给西方的读者的。李约瑟著作等身，除最有名的SCC外，他还拥有涉及生物化学、科学史领域的研究专著、学术论文等出版物385种，其中包括他自己写的书、翻译的作品、合作的作品、编辑的图书和150篇论文。毋庸置疑，一个人的一生，能够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获得这么多的荣誉，实属难能可贵，所以他当之无愧地被誉为是一位“20 世纪的文艺复兴人”。在从事科学研究之外，李约瑟还是一位“世界大同”理想的国际主义者和积极推动国际科学文化交流的使者。在1943年到1946年期间，李约瑟曾作为英国皇家学会科学家的代表，受英国政府委派，以外交官的身份来华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战，直至最后的胜利。李约瑟热心为中国的科学界争取到了大量的国际援助，积极推动了中英两国之间的学术交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李约瑟转赴法国巴黎担任战后建立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部的创始负责人，继续热心支持和帮助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家们，增进世界各国的科学文化交流。李约瑟为中国人民所做的事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一个例子是在朝鲜战争期间，他义无反顾地参加了国际和平友好联盟组织的国际调查组，实地调查美国在战争中使用生化武器这一违反人道主义精神事件，并作为国际调查组的生化专家组长，亲自撰写调查报告。因此他被美国列入黑名单而拒发签证多年，连正常的学术会议都无法参加。但也正是因为李约瑟的这种坚守正义、雪中送炭的精神，他被中国人民视为自己最坚定的支持者和国际友人之一。虽然李约瑟作为一个人们心目中的伟大人物实至名归，但是，一千个观众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由于李约瑟在中国的知名度如此之高，很容易让人想当然地以为，他的鼎鼎大名在剑桥也应当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是如果你问一个英国人，看他知不知道谁是“LiYue Se”（李约瑟）的时候，绝对会让人一头雾水，恐怕不会有人知道这是一个英国人的中文名字。实际上李约瑟的英文本名是Joseph Needham，如果翻译成汉语的话，应该是叫“约瑟夫·尼达姆”。李约瑟研究所的前任所长何丙郁先生（Professor Ho Peng-Yoke，1926—2014）曾经有感而发地说过，在英国人心目中的Joseph Needham和中国人心目中的李约瑟，虽然两个名字都属于同一个人，但宛如两个不同的人物。他告诫想要为李约瑟作传的后来者，如果仅看英文资料，写出来的传记谈到的是一个叫Joseph Needham的人；如果仅看中文资料，写成的传记只能让你认识一个叫李约瑟的人。“无论是从中国人的观点写李约瑟，或者从英国人的观点写Joseph Needham，仅可以获得片面的结论。要写全面的一部传记，必须从较多观点着手。”李约瑟在1954年出版的SCC第一卷开篇提出的那一连串的问题，“李约瑟之问”也就是后来著名的“李约瑟问题”。SCC的最后一卷《结论与反思》，虽然出版了，但是关于“李约瑟之问”的争论却并未结束。这一问题的更简单也更清晰的表述，又见于李约瑟在1964年发表的《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一文中，他说：1938年左右，当我有了一个想法，想写一部系统的、客观的、可信的关于中国文化区域内的科学、科学思想和技术史的论文的时候，我认为一个问题是关键：为什么（我们所知的自17世纪伽利略的时代以来的）现代科学只发生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发展起来？很多年过去了，当我开始对中国科学和社会有了一些发现之后，我开始意识到有另一个问题也同样重要，即从公元前1世纪开始到15世纪之间，中国的文明在应用自然知识来满足人类实际需求方面，比西方文明更有效率，这是为什么？“李约瑟之问”之所以困难，是因为它的前后两个问题构成了一个悖论（paradox）。李约瑟自己也把这个称为“悖论”，他说：当我们采取一种普世的观点来看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大的悖论。为什么将关于自然的假说数学化的现代科学，及其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只是迅速地崛起于伽利略时代的西方？这么明显的问题，很多人都提过，但是很少有人回答。可是，另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在公元前2世纪与16世纪之间，在人类关于自然的知识的实际应用方面，东亚的文化会比西欧更有效率呢？只有对东西方文化的社会经济结构作出分析，并考虑思想体系的巨大作用，我们才能找到对这两个问题的解释。悖论是一类特别有趣的问题，比如“忒修斯之船”（Shipof Theseus）和“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些将近两千年前提出的哲学问题，看似简单，我们却始终也给不出确定的答案，反倒引发了人们对逻辑和因果问题的更多思考。从显而易见的前提出发，进行符合逻辑的推导之后，最终却得到了彼此矛盾的两种结论，任何一种答案都不完美，虽能自圆其说，却不能证明相反的说法有错，这就是悖论的独特之处。长期以来，“李约瑟”在我国几乎成了“中国科技史”的代名词……很多人热衷于求解“李约瑟难题”更使李约瑟有家喻户晓之势。……参与讨论者，既有研究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学者，也有科技界、经济界、教育界等方面的人士。几乎可以说，凡是关心中国的前途和未来的人，都对这个问题抱有或多或少的兴趣。……与西方（的学术视角）不同，我国学界常常把“李约瑟难题”理解为对于“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这一历史现象的探索。……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之中，有识之士始终将科学技术置于重要的位置。从鸦片战争之后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运动中的“求强求富”，以至严复等人提出的“西学格致救国”论和20世纪初叶的“科学救国”思潮，乃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四个现代化”和今天的“科教兴国”政策，无不寄托着现代中国人对发展科学技术、以求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渴望。因此，很自然地，我们再探讨中国科学技术的历史发展的时候，不免带有一种现实的紧迫感，从而赋予“李约瑟难题”的讨论一种特殊的含义。“李约瑟问题”引起了持续不断的热烈讨论。根据王钱国忠所做统计，从1980年到2000年之间，在东西方、国内外发表的讨论“李约瑟问题”的论文不下260余篇，出版著作达30余种。对这些研究成果，我们不可能一一罗列，所以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论证，择其要点，综其大义。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古代并无科学，只有技术，而李约瑟因为没有区分“科学”和“技术”，所以才会误认为中国的科学与技术曾经在很长的历史中领先于西方。实际的情况是，李约瑟在SCC中不仅从内容上对科学和技术进行了区分，还将科学思想也单列了出来。事实上在李约瑟1943年首次来华的时候，针对当时中国学者普遍认为中国没有科学的观点，他就已经指出：说中国没有科学，实际上说的是中国没有现代科学，并不是连古代科学都没有。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即使在西方，现代科学也不是自古就有的，而是在中世纪之后才产生的。现代科学并不是从某一天、某一刻开始，突然出现的，而是不断发展形成的，就像“忒修斯之船”一样。现代科学的前身——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Socrates）、柏拉图（Plato）、亚里士多德所代表的那些思想，难道不是“古代科学”的一部分吗？同样，中国古代的诸子百家认识和理解世界的思想，不也是“古代科学”的一部分吗？尽管李约瑟承认中国古代的科学思想只是停留在萌芽和原始发展的阶段，并不具备后来成为现代科学基础的形式逻辑与几何学为代表的演绎体系，但是在古代实用技术的发明和发现方面，中国却遥遥领先于同时代的欧洲。就像我们今天仍然难于在科学和技术之间画出一条泾渭分明的分界线一样，我们同样无法在古代科学和古代技术之间作严格区分。两者之间虽不相同，但也有交叉的部分。如果是简单地将两者加以区分，我们可以说“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和理解世界的观念，而“技术”是达成某个特定目的的方法和步骤。但实践的方法和步骤不可能脱离对世界的认识和理解而凭空产生，因此“科学”与“技术”难以割断联系。对于现代科学诞生之前的包含了所有古代科学思想和技术发明的母体，我们难道不应该用“文明”将其概括吗？“科学”“技术”与“文明”这些个概念上的讨论，其实伴随着SCC的诞生就已经开始了。当时SCC的书名曾引发剑桥大学出版社内部的讨论，因为英文的书名是《中国的科学与文明》，而冀朝鼎手书的中文书名却是《中国科学技术史》。有人好奇发问，剑桥是否把“文明”等同于“技术”了？对此编辑肯登的回答毫不含糊，他说：“据我所知，尼达姆的书名是，并将永远是，而且应该永远是《中国的科学与文明》，而不是‘科学与技术’。”也有一种看法认为，“李约瑟问题”并不是真正的历史学应该研究的问题，所以它是一个伪问题。席文曾在1980年发表过一篇影响很大的评论“李约瑟问题”的文章《为什么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是否没有发生？》，并在此文中给出了一个典型的类比：中国人在科学革命方面为什么没有胜过欧洲人……其实，提出这个问题，同提出为什么你的名字没有出现在今天报纸第三版上这样的问题是很相似的。它属于一组可以无休止地不断提下去的问题，因为得不到直接的答案，所以，历史学家是不会提这种问题的。它们会变成其他仍然是问题的问题。例如，与我们有关的这个问题就可以变为：“在17、18世纪的西欧，科学革命是在什么条件下发生的？”不错，没有发生的问题，不是历史学的问题；但这并不等于说它就是个伪问题，实际上它依然可以是个深刻的哲学问题。席文并不否认“李约瑟问题”是一个启发性的问题（heuristic question），而启发性的问题没有唯一正确的标准答案，人们可以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来寻求各种可能的解答。杰夫瑞·劳埃德爵士将“李约瑟之问”概括为简单的一句话——“为什么曾经在17世纪之前遥遥领先的中国，没能独立产生现代科学？”但他同时指出，李约瑟处理问题的方式是把复杂的问题过于简单化了。“对于西方学者来说，李约瑟创立了一个学科——科学技术比较史，因为在他之前甚至没有人开始充分认识到中国的贡献。……我们不得不问中国古代做研究的人们他们认为自己是在做什么，以及为什么做，他们认为的报酬是什么。他们的工作是如何反映他们所生活的社会的价值观的，或与之相互作用的？他们不可能心怀成为‘科学家’的野心，因为那个时候不存在这样的职业类别——事实上，‘科学家’只在19世纪的西方才开始出现。”因此他建议，将古代中国天文学观测所获得强大的国家支持和古希腊天文学家完全没有国家支持的这两种设置作为彼此的镜像，反思各自的优点和缺点。在国家的支持下，中国的天文学家必须按照国家所设定的任务观测，但他们有稳定的工作……而在没有这样的帮助或认可的情况下，希腊人有更多的自由来提出他们自己的议程，但不得不尽其可能地想法谋生——主要是通过占星术、教学或演讲来维持生计。对于东西方科学与文明兴衰背后的原因，李约瑟不可避免地受到他那个时代的科学家思考“范式”的局限，认为不同文明所处的（包括地理、水文、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背景）环境中存在着某些促进因素，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阻碍因素或抑制因素，这一正一负两种因素的作用，决定了一个文明发展的轨迹。欧洲在16世纪以后就诞生了近代科学，这种科学已被证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中国文明却未能在亚洲产生与此相似的近代科学，其阻碍因素是什么？另一方面，又是什么因素使得科学在中国早期社会中比在希腊或欧洲中古社会中更容易得到应用？据竺可桢回忆，早在1944年，李约瑟在贵州湄潭举行的中国科学社成立三十周年纪念大会的演讲中就曾讲过：“近世科学之不能产生于中国，乃以囿于环境即地理上、气候上、经济上和社会上的四种阻力。地理方面，中国为大陆国，向来是闭关自守，固步自封，和西方希腊、罗马、埃及之海洋文化不同。气候方面，亦以大陆性甚强，所以水旱灾患容易发生，不得不有大规模的灌溉制度；而官僚化封建势力遂无以扫除。中国经济和社会方面，秦朝以来，官僚士大夫专政阶段停留甚长，社会生产少有进展，造成商人阶级的没落，使中产阶级人民无由抬头，初期资本主义无由发展。而近世科学则与资本主义同将产生。”竺可桢进一步指出：只有脑手相结合，演绎法和归纳法相结合，现代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才有可能发生；古希腊思想家虽然有求知精神，但不愿动手做实验，所以也有局限；而在汉武帝重农抑商，盐铁专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前，中国亦有诸子百家，却并未发展出希腊那样的演绎思想，因为价值取向不同，所以“归根起来讲，中国农业社会的机构和封建思想，使中国古代不能产生自然科学”。经过半个世纪之后，李约瑟的观点并没有多少改变，可以说他之前心中所设想的答案，在SCC第七卷第2分册《结论与反思》中经过对比论证，被再次确认：……第七卷所考虑的社会和经济因素，处理方式与之前第三至第六卷的主题不同。第三至第六卷都涉及各种科学和技术。我们可以描述科学和技术，但必须解释社会和经济因素。当我们从科学的历史合理地过渡到讨论它的社会和生态背景时，讨论就会变得比以往更加复杂。我清楚地意识到，意见分歧一定会存在，尤其是当时间并不会静止的情况下。我曾一度希望涵盖一系列广泛的可能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的社会因素，但一个人所能取得的成就是有限的。因此，现在让我把自己局限在我认为最重要的事情上——欧洲封建制度的崩溃和资产阶级的兴起。这就需要我们首先考虑“封建制度”的本质。我第一次开始使用“官僚封建制度”（bureaucratic feudalism）这个词是在1943年左右，当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在中国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觉得一定得用这个概念，只是发现它是一个有用的描述。其他人拒绝使用这个术语或概念，也许他们更喜欢仅仅使用“官僚主义”——但这只是在这些领域里必然会出现的意见分歧的一个例子而已。当然，在那个时候“封建”是一个贬义词，适用于帝制中国的所有社会和经济特征；然而这个词对我来说一直都有意义和重要性。它与欧洲的“军事贵族”封建制度截然不同。在欧洲的封建制度下，国王总是处于不同等级的贵族金字塔的顶端，而金字塔的每一个阶层在自己“封地”的任期内，如果国王要打仗，他们都有义务前来协助，负责提供多少骑士、多少弓箭手、多少步兵等等。这个体系可能看起来好像更强大，所有那些骑士们穿着的盔甲都在叮当作响，但实际上它更加脆弱，大概是因为缺乏理性。比如一位伯爵的继承人可能是个白痴，但根据长子继承制，只有他才能成为下一个继承人——这与中国官僚体系的情况截然不同。中国的官僚是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并在工作中获得了特殊的专业知识。在中国，每一代人都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证明他们的晋升是合理的。伟人的继承者和继任者只有通过巨大的努力来避免自己被降级。因此，“职业向人才开放”（carriere ouverte aux talents）这句话在成为法国的名言之前，在中国已经是一项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原则了。在欧洲军事贵族的环境中，现代自然科学虽然不太可能出现，但它竟然并且确实出现了。当商人们在16世纪开始走出他们的城邦，资本主义崛起时，首先是商业，然后是工业，现代自然科学随之兴起，在伽利略和托里拆利的时代。这就是“资产阶级的兴起”（rise of the bourgeoisie），虽然也有其他的因素，比如新教改革，但它首先发生在欧洲，而且仅发生在欧洲。本书各卷所采用的观点是，世界各国古代和中世纪科学所致力于的目标都是现代科学那种形式的科学，但只有欧洲达到了这个目标。这里面希腊逻辑和“通用数学”（mathesis universalis）的背景也很重要。关于现代科学与新兴的资本主义之间联系的确切性质，仍有大量工作要做。……现代科学在本书第三卷《数学、天学和地学》（参见第375页“实验与数学相结合的科学方法”）中被定义为关于自然的假说的数学化，并通过持续实验对其进行严格的检验。实验是相当新的东西；希腊人在这方面做得相对较少，尽管中国人对它很熟悉，但他们主要是为了实用。只有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才找到了如何通过不懈的实验来检验关于自然的数学化的假说，从而“发现最好的发现方法”（discover the best method of discovery）。但我希望没有人会将这一切解释为我认为与资本主义一起成长起来的现代科学必须始终与资本主义结合在一起。我们这个时代的情况已经表明，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俄罗斯和现代中国，完全有能力发展出成功的现代科学。当然，除了欧洲，世界其他地方也存在过军事贵族封建制度。我还记得1986年我在日本的时候就想过，很奇怪现代科学也没有起源于日本。但后来我反思，日本人没有希腊城邦的传统，而这种传统对欧洲来说极为重要。……值得看一下将中国的城镇与欧洲相比较的观点。在中国，城镇只是行政网络中的一个节点，它由皇帝委派的官员和（少数低于城镇官僚等级的）军事指挥官控制着。它是外围村庄网络的中心，而村庄里的村民会去城镇中的市场。……中国可能是“官僚封建体制”的典型例子，……中国就好像所有中间层的封建领主都被废除了，只剩下了皇帝自己，他依靠庞大的官僚机构统治着“整个天下”，这种情况是欧洲的封建君主们做梦都想不到的。如果有人不喜欢“官僚封建制度”（bureaucratic feudalism）的表达，他们可能会喜欢“截留官僚主义”（nosphimeric bureaucratism）这个说法。Nosphimeric是我在战争年代发明的一个词。在我不停的旅行中，我经常会碰到香港罗纳德堂的主教前去拜访他的一个边远圣公会会众，有一天我们有机会在贵州的安南遇见。吃饭时谈起各种事情，我碰巧跟他说起，我需要一个非贬义词来形容中国那种在那些试图在中国做买卖的现代西方商人眼中显得如此突出的、一贯压榨、贪污和腐败的颇具特点的官僚制度。那天晚上我们的两辆卡车都在修理，他的卡车较早修好，所以他先出发了，走之前给我留下了一个纸片，上面写着：“见《使徒行传》5：1-11”。当我拿起《圣经》时，我发现这是亚拿尼亚和撒非喇的故事，他们承诺献给教会一笔钱，但后来又扣留了其中的一部分，因此他们被圣彼得给炸死了。现在，希腊文新约中nosphizein指的是“扣押”，而meros的意思是“部分”，组成在一起，可以构成一个我们所需要的形容词。人们几乎不知道，西方人试图了解中国，当发现文官制度、官僚化、官僚主义实际上是如何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人的生活中的时候，他们该有多么震惊。甚至在民间传说中，例如通过给龙、蛇、神灵授予官职，官僚主义的感觉无处不在。甚至在战争年代，我去中国的乡下，看到贴在墙上的红纸上写着“天官赐福”（愿天上的官员赐予和平与富足）。我们在西方没有这个。我们从未有过这样的文官制度。……总之，要理解中国的科学、技术和医学，就必须与中华文明的特点联系起来。这就是第七卷的重点。在其他地方我们已经解释了官僚主义的社会风气在一开始是如何强有力地帮助了中国科学的发展，而只是在较晚近的阶段它才阻碍了向现代科学的任何发展。无论如何，这就是我们对中国和欧洲的发展所作比较的理解。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在前面SCC的各卷中，在西方现代科学出现之前，中国传统科学的分界点在哪里。一般来说，我们试图把它设定在1700年前后，也就是在耶稣会传教结束的时间；但是我们时常会偶尔超越它，并且有很多实例出现。……在第五卷第3分册中，我们认识到，如果要谈论现代无机和有机化学进入中国的事情，则必须追溯到19世纪末。……当讨论针灸的发展时，很明显，针灸止痛法的重大发现和允许进行大手术的针灸止痛，则到了1950年代。在为第七卷《结论和反思》撰写这篇前言时，我并不能预料到我在“结论”中要说的内容。我“在舰桥上”的时间里，我们已经出版了16个卷册，我相信我们的船会在时间充裕的时候安全抵达港口，货舱中还有另外的13或14卷册的内容。我相信这些尚未出版的卷册，其中许多是我已经看过书稿的或已经与作者讨论过的，并不会改变我对中国科学发展的看法，或得出与我在这里所阐述的有所不同的结论。我们现在会认为李约瑟的这种想法已经过时了。席文曾明确反对引入所谓的“抑制因素”，他指出了所谓“抑制因素”与“促进因素”划分的随意性：“抑制因素”的确切意思是什么呢？有一些因素人们常把它们作为使得中国尽管在古代处于领先地位，但在科学革命方面却不能胜过欧洲的原因。我们不妨对其中的一个作一点考虑，即过去的士大夫阶级的绝大部分人埋头书本，面向过去，以人类的设置而不是自然界为对象，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然而，在欧洲，科学革命开始时，哲学家和名人绅士中的绝大多数人也是如此，但他们并没有阻碍席卷欧洲的伟大变革。比我更富有想象力的历史学家也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经院哲学不存在，这些变革是否会发生得更早一些呢？“抑制因素”本身引起的混乱，并不亚于将其用于思想或技术时引起的混乱。人们完全可以把欧几里得几何学说成是非欧几里得几何学发展过程中的“抑制因素”，因为只要人们满足于它，他们就不会再向新的阶段前进。后来的学者试图进一步从经济角度作背景分析，以期找到被李约瑟忽略掉的原因，其中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思考。伊懋可提出了“高水平均衡陷阱”（High-level equilibrium trap）的理论：由于人均土地资源有限，所以中国很早就发展出了高度发达的农业技术，而这限制了对工业机器等技术的进一步需求。也就是说，中国的农业技术发展得太好，人口密度过高，这反过来阻碍了科技发展，因为人口太多，劳动力的相对价格就变低了，以至于任何节省人力的技术发明都显得没什么价值。林毅夫则指出：我们所要寻找的那个“李约瑟问题”的答案，它必须既是让中国在古代领先于西方的原因，同时又是让中国在近代落后于西方的原因，这个导致两种相反结果的原因必须是同一个，而不能把中西方的差异之处都作为原因。他的论证认为，这个根本的原因是人口的规模。在前现代时期，大多数技术发明都源于工匠和农民的经验，科学发现则是由少数天才自发地在观察自然时做出的。到了现代，技术发明主要是实验与科学的成果。科学发现主要通过对关于自然的数学化假说和模型进行受控实验或可复制试验的验证这一方法来实现的，这些实验由受过特殊训练的科学家来更可靠地进行。在前现代时期技术发明和科学发现的模式下，一个社会中的人口越多，其中包含的经验丰富的工匠、农夫和天才的数量也就越多。因此，如果其他条件相同，在科技和科学方面更多的进步更有可能发生在一个人口更多的社会中。中国由于人口众多，在前现代时期具有比较优势，但在现代时期却落后于西方，因为中国的技术发明继续依赖偶然性和经验，而欧洲在17世纪的科学革命中则转向有计划的实验和科学。中国之所以没有发生科学革命，我将之归于中国科举考试的内容和官员晋升的标准，它使知识分子分散了注意力，无心于持续投资于现代科学研究所必需的人力资本。因此，从原始科学向现代科学过渡的可能性被降低了。除了我们在前面提到的少数几种解释，还有很多从哲学、心理学、价值观等角度强调中西方的差异而作为“李约瑟问题”的解答的尝试，篇幅所限，我们无法在这里一一列举。总体上的观感，这一问题尚未有最终的答案，仍然有待继续探讨。正如刘钝教授的评论所言：中国人前赴后继地投身于“李约瑟问题”，企图对中国古代何以没有产生近代科学这一古怪命题给出一个又一个特解，就像数学家企图求解“费尔马大定理”一类的数学难题一样。……似乎找到了这一问题的某一“特解”，就发现了“落后”的症结之所在，并可以为当代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有益的指导。但是不客气地说，答卷中很多是重复性的论述，有些甚至重复二三百年前的论断。本文摘自《大器晚成：李约瑟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故事》
【内容简介】
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英国剑桥大学的李约瑟博士基于中西 方科技对比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问题”，这一问题至今仍然是人们热议的话题， 尤其是在科技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他的名著《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简称 SCC，又译为《中国的科学与文明》）更是以出版的规模 之大、周期之长，成为了现代出版史上的一个奇迹。在这部大器晚成的鸿篇巨制中， 李约瑟用大量翔实的证据，证实了许多中国古代在科学与技术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 包括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等，很多成就不仅在时间上领先于西方，而且 曾经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 李约瑟的这些研究成果，在当年是 具有开创性的，到今天已经成为了人们常识的一部分，《中国科学技术史》这部著作不仅成为了世界科学技术史研究领域的一座丰碑，也被视为中西方科技与文化沟 通的一座桥梁。
本书两位作者根据剑桥李约瑟研究所藏“李约瑟 SCC 档案”等第一手资料，用 通俗的语言，将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准备、策划、 研究、写作的艰辛过程，以及剑桥大学出版社如何克服诸多困难最终将之出版为一 套世界名著的完整过程，都如实地还原出来。本书填补了李约瑟研究领域的一项空白，内容翔实、资料权威，其中很多档案还是第一次公开发表。这是一本面向中国科技史爱好者和大众读者的科学普及读物，讲述一部著作如何从“一颗种子”，最终长成“一棵参天大树”的故事，为的是让我们今天的读者不仅更加全面、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价值和意义，还 能够从前人那里学到科学高效的研究和写作方法。
【作者简介】
王晓，1970 年生，河南禹州人，上海交通大学科技史博士，英国剑桥李约瑟 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河南财政金融学院兼职教授，研究方向为出版技术史，长期从 事图书、音像、电子出版工作，主持过多项数字出版项目的研发管理。邮箱：wanghugh@alumni.sjtu.edu.cn
莫弗特（John Moffett），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东亚科学史图书馆馆长。邮箱：John.Moffett@nri.cam.ac.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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