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乐天《长恨歌》书太真本末详矣，殊不为鲁讳。然太真本寿王妃，顾云杨家有女云云。盖燕昵之私，犹可以书，而大恶不容不隐。陈鸿传则略言之矣。
唐明皇纳寿王妃杨氏，本陷新台之恶，而白乐天所赋《长恨歌》，则深没寿邸一段，盖得孔子答陈司败遗意矣。春秋为尊者讳，此歌深得之。
寅恪按：关于太真入宫始末为唐史中一重公案，自来考证之作亦已多矣。清代论兹事之文，如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五五《书〈杨太真外传〉后》，杭世骏《订讹类编》卷二“杨氏入宫并窃笛”条，章学诚《章氏遗书外编》卷三《丙辰札记》等，似俱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以朱氏之文为最有根据。盖竹垞得见当时不甚习见之材料，如《开元礼》及《唐大诏令集》诸书，大宗实斋不过承用竹垞之说，而推衍之耳。今止就朱氏所论辨证其误，虽于白氏之文学无大关涉，然可借以了却此一重考据公案也。《杨太真外传》，宋乐史所撰。称妃以开元二十二年十一月归于寿邸。二十八年十月玄宗幸温泉宫，使高力士取于寿邸，度为女道士，住内太真宫。此传闻之谬也。
按《唐大诏令》载开元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遣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李林甫，副以黄门侍郎陈希烈，册河南府士曹参军杨玄璬长女为寿王妃。考之《开元礼》，皇太子纳妃，将行纳采，皇帝临轩命使。降而亲王，礼仪有杀，命使则同。由纳采而问名，而纳吉，而纳征，而请期，然后亲迎，同牢。备礼动需卜日，无纳采受册即归寿邸之礼也。
越明年，武惠妃薨，后宫无当帝意者。或奏妃姿色冠代，乃度为女道士。敕曰：“寿王瑁妃杨氏，素以端毅（寅恪按：“毅章”氏引作“悫”），作嫔藩国。虽居荣贵，每在清修。属太后忌辰，永怀追福，以兹求度。雅志难违，用敦弘道之风，特遂由衷之请，宜度为女道士。”
盖帝先注意于妃，顾难夺之朱邸，思纳诸禁中，乃言出自妃意。所云作嫔藩国者，据妃曾受册云然。
其日太后忌辰者，昭成窦后以长寿二年正月二日受害，则天后以建子月为岁首，中宗虽复旧用夏正，即正月行香废务，直至顺宗永贞元年，方改正以十一月二日为忌辰。开元中犹循中宗行香之旧，是妃入道之期当在开元二十五年正月二日也。
妃既入道，衣道士服入见，号曰太真。史称不期岁礼遇如惠妃。然则妃由道院入宫，不由寿邸。陈鸿《长恨传》谓高力士潜搜外宫，得妃于寿邸，与《外传》同其谬。
张俞《骊山记》谓妃以处子入宫，似得其实。而李商隐《碧城》三首，一咏妃入道，一咏妃未归寿邸，一咏帝与妃定情系七月十六日，证以“《武皇内传》分明在，莫道人间总不知”，是足当诗史矣。
寅恪按：朱氏考证之文，似极可信赖。然一取其他有关史料核之，其误即见。其致误之由，在不加详考，遽信《旧唐书》卷五一《后妃传·玄宗杨贵妃传》所云：二十四年惠妃薨。
一语，但同书同卷与《玄宗杨贵妃传》连接之《玄宗贞顺皇后武氏传》云：惠妃以开元二十五年十二月薨。
而竹垞所以未及注意此二传纪载之冲突者，殆由《新唐书》卷七六《后妃传·玄宗杨贵妃》亦承用旧传“开元二十四年武惠妃薨”之文。朱氏当日仅参取《新唐书·杨贵妃传》，而未别考他传及他书。不知《新唐书》卷七六《后妃传》于《玄宗贞顺皇后武氏传》，特删去旧传“开元二十五年薨”之语。岂宋子京亦觉其矛盾耶？夫武惠妃薨年为开元二十五年，非二十四年，可以两点证明。第一，《旧唐书·武惠妃传》薨于开元二十四年之纪载与其他史料俱不合。第二，武惠妃薨于开元二十四年于当时情事为不可能。十二月丙午，惠妃武氏薨，追谥为贞顺皇后。
十二月丙午，惠妃薨，丁巳追册为皇后。
玄宗皇后武氏。后幼入宫，赐号惠妃。开元二十五年十二月七日薨（年四十），赠皇后，谥曰贞顺。
十二月丙午，惠妃武氏薨，赠谥贞顺皇后。
三庶以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三日死。武妃以十二月毙。（薨？）
可知武惠妃开元二十五年薨说，几为全部史料之所同，而《旧唐书·杨贵妃传》武惠妃开元二十四年薨说，虽为《新唐书·杨贵妃传》所沿袭误用，实仍是孤文单纪也（今本乐史《杨太真外传·上》云：“开元二十一年十一月惠妃即世。”乃数字传写讹误，可不置辨。又可参刘文典先生《群书校补》）。再就第二点言之，《旧唐书》卷一〇七《废太子瑛传》叙玄宗之杀三庶人，即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事略云：及武惠妃宠幸，丽妃恩乃渐弛。时鄂王瑶母皇甫德仪，光王琚母刘才人亦渐疏薄。瑛于内第与鄂光王等自谓母氏失职，尝有怨望。惠妃女咸宜公主出降于杨洄。二十五年四月，杨洄又构于惠妃。言瑛兄弟三人，常构异谋。玄宗使中官宣诏于宫中，并废为庶人，俄赐死于城东驿。其年，武惠妃数见三庶人为祟，怖而成疾，巫者祈请弥月，不痊而殒。
传文之神话附会姑不论，但若武惠妃早薨于开元二十四年，则三庶人将不致死于二十五年四月矣。此武惠妃薨于开元二十四年，所以于当时情事，为不可能。而依朱氏所考，杨妃于开元二十五年正月二日即已入宫，实则其时武惠妃尚在人间。岂不成为尹邢觌面？是朱氏所谓：武惠妃薨，后宫无当帝意者。或奏妃姿色冠代，乃度为女道士。
又朱氏所根据之材料，今见《适园丛书》本《唐大诏令集》卷四〇，其《册寿王杨妃文》年月为开元二十三年岁次乙亥十二月壬子朔二十四日乙亥。《册寿王韦妃文》为天宝四载岁次乙酉七月丁卯朔二十六日壬辰。至度寿王妃（杨氏）为女道士敕文，则不载年月。《全唐文》卷三五及三八均同。《通鉴》卷二一四《唐纪》亦著开元二十三年十二月乙亥“册故蜀州司户杨玄琰女为寿王妃”。此条《资治通鉴·考异》云：“《实录》载册文云杨玄璬长女。”盖《唐大诏令集》之所载，乃宋次道采自《唐实录》也。又《通鉴》卷二一五《唐纪》天宝四载秋七月壬午“册韦昭训女为寿王妃。八月壬寅册杨太真为贵妃”。其《资治通鉴·考异》云：统纪八月册女道士杨氏为贵妃。本纪甲辰。唐历甲寅。今据《实录》，壬寅，赠太真妃父玄琰等官。甲辰甲寅皆在后，恐册妃在赠官前。新《本纪》亦云，八月壬寅，立太真为贵妃。今从之。
寅恪按：杨氏之度为女道士入宫与册为贵妃本为先后两事。其度为女道士，实无详确年月可寻。而章实斋考此事文中“天宝四载乙酉有度寿王妃杨氏入道册文”云云，岂司马君实、朱锡鬯所不能见之史料，而章氏尚能知之耶？实误会臆断所致，转以“朱竹垞所考入宫亦未确”为言，恐不足以服朱氏之心。至杭大宗之文，亦不过得见钱会《读书敏求记》卷四“集”部《唐大诏令集》提要，及《曝书亭集》敷衍而为之说，未必真见第一等材料而详考之也。复次，朱氏唐代典礼制度之说，似极有根据，且依第一等材料《开元礼》为说。在当时，《开元礼》尚非甚习见之书，或者使人不易辨别其言之当否。独不思世人最习见之《通典》，其第一百零六卷至第一百四十卷为《开元礼纂类》，其五《礼》篇目下注云：谨按斯礼，开元二十年撰毕。自后仪法续有变改，并具沿革篇。为是国家修纂，今则悉依旧文，敢辄有删改。本百五十卷，类例成三十五卷，冀寻阅易周，览之者幸察焉。
足征杜氏悉依《开元礼》旧文，节目并无更改。其书卷一二九《礼典》、卷八九《开元礼纂类》、卷二四《嘉礼》、卷八“亲王纳妃”条所列典礼先后次第，为（一）纳采。（二）问名。（三）纳吉。（四）纳征。（五）请期。（六）册妃。（七）亲迎。（八）同牢。（九）妃朝见。（一〇）婚会。（一一）妇人礼会。（一二）飨丈夫送者。（一三）飨妇人送者。其册妃之前为请期，其后即接亲迎，同牢。是此三种典礼之间，虽或有短期间之距离，然必不致太久。即如朱氏所考杨氏之受册为寿王妃在开元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度为女道士在开元二十五年正月二日，则其间相隔已逾一岁，颇已有举行亲迎，同牢之危险矣。何况开元二十五年正月二日武惠妃尚在人间，其薨年实在开元二十五年十二月七日（朱氏所考窦氏忌辰为正月二日，乃依据《唐会要》卷二三“忌日”门永贞元年十二月中书门下之奏，及册寿王妃杨氏为开元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乃依《唐大诏令集》。皆甚精确）。是杨氏入宫，至早亦必在开元二十六年正月二日。其间相隔至少已越两岁，岂有距离如是长久，既已请期而不亲迎，同牢者乎？由此观之，朱氏“妃以处子入宫似得其实”之论，殊不可信从也。至杨氏究以何时入宫，则《度寿王妃杨氏为女道士敕文》虽无年月，然必在开元二十五年十二月七日武惠妃薨以后，天宝四载八月壬寅日即十七日册杨太真为贵妃以前。《新唐书》卷五《玄宗纪》云：开元二十八年十月甲子，幸温泉宫。以寿王妃杨氏为道士，号太真。
杨妃本寿王妃，二十八年，度为道士入内。
二十八年十月，玄宗幸温泉宫。使高力士取杨氏女于寿邸。度为女道士，号太真，住内太真宫。
正史小说中诸纪载何所依据，今不可知。以事理察之，所记似最为可信。姑假定杨氏以开元二十八年十月为玄宗所选取，其度为女道士敕文中之太后忌辰，乃指开元二十九年正月二日睿宗昭成窦后之忌日。虽不中，不远矣。又《资治通鉴》记“度寿王妃杨氏为女道士入宫事”于天宝三载之末，亦有说焉。《通鉴》纪事之例，无确定时间可稽者，则依约推测，置于某月，或某年，或某帝纪之末，或与某事有关者之后。司马君实盖以次年即天宝四载有“册寿王妃韦氏及立太真妃杨氏为贵妃事”，因追书杨氏入道于前一岁，即天宝三载“裴敦复赂杨太真姊致裴宽贬官事”之后耳，其实非有确定年月可据也。但读者若以杨氏入宫即在天宝三载，则其时上距武惠妃之薨已逾六岁，于事理不合。至“册韦昭训女为寿王妃事”，竟迟至天宝四载者，则以其与“册杨太真为贵妃事”，互为关联。喜剧之一幕，至此始公开揭露耳。宫闱隐秘，史家固难深悉，而《通鉴》编撰时，此《度寿王妃杨氏为女道士敕文》已无年月日可考，亦可因而推知也。本文摘自《元白诗笺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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