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风波：中国人肮脏愚钝？这并非爱因斯坦对中国的真实看法

爱因斯坦大概不会想到，过世60多年以后，日记里的几句“私人吐槽”会被翻旧账，让他再次成为一场全球舆论风暴的主角……

毕竟，印象中的爱因斯坦除了智慧、理性之外，由于犹太人的遭遇而对人类各种族怀有无差别的大爱，早已经是大家对这位20世纪科学巨星的定论。

不过随着2018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首次将爱因斯坦从未打算出版的1922—1923年间在亚洲、巴勒斯坦以及西班牙的旅行日记独立集结成册并公开发行，情形便发生了急转弯。

2018年版《爱因斯坦旅行日记——远东、巴勒斯坦和西班牙，1922至-1923年》书封。

日记之中，尤其以爱因斯坦在中国前后三天左右的逗留时间里，对“中国人充满种族歧视和非人性化”言论，惊掉了全球读者的下巴：

中国人碌碌奔波、肮脏而愚钝。

中国人吃东西不坐在凳子上，而像欧洲人在树丛里解手时那样蹲着。

一个怪异的类畜民族……更像是机器人而非人类。

我不理解中国女性有什么致命的吸引力能让中国男性无法抵抗，以至于有多到可怕的后代数量。

如果这些中国人在日后挤掉了其他所有民族，那将是一种遗憾。

……

爱因斯坦百年人设“轰然崩塌”，是个说一套做一套“歧视中国”的“两面派”，“种族主义分子”……近5年来，这些颇具“愤慨之情”的用词，刷新了国内不少人对爱因斯坦的认知。

2023年1月，距离爱因斯坦日记里的这场旅行已经过去整整一个世纪之际，湖南科技特地为你奉上这本引起全球轰动的普林斯顿版《爱因斯坦旅行日记——远东、巴勒斯坦和西班牙，1922至-1923年》中译本。

同时作为《爱因斯坦全集》等有关爱因斯坦的经典作品的出版方，我们也将结合其他图书，去一起为你还原前这趟中国之行的种种历史细节：

百年之前爱因斯坦为何会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他的中国之行都经历了哪些曲折？

他日记中对中国的印象可以代表他对中国的全部认知吗？

都过了一百年，讨论爱因斯坦的这场中国之行，对于今天还有意义吗？

一旦将爱因斯坦“令人不快”的中国印象放在一个更全面的历史维度中去理解，你会发现，爱因斯坦的形象也许从未崩塌，还会感受到，百年前，在中国科学奋进之路上，那一代学人的艰辛、焦虑与无奈……

经济危机、反犹主义

促使爱因斯坦远东之行的两大原因

事实上，爱因斯坦日记中有关这次远东之行的中国见闻，早在2012年出版的《爱因斯坦全集（第13卷）》中便已完整出现（中文译本出版于2020年）。

只不过由于读者对象更多的是研究者，因此公众对相关信息知之甚少。

1922-1923

《爱因斯坦全集（第13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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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讨论爱因斯坦的这次远东之行之前，还是有必要介绍一下1921—1922年爱因斯坦的处境，这对于我们理解往后的故事至关重要。

在“天才传记作家”沃尔特·艾萨克森所著的《爱因斯坦传》中，对于这段历史有着完整的记述，简单来说就是，爱因斯坦在这两年里经历了“两重转变”。

《爱因斯坦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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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是宏观的经济环境。早在1920年初，德国的通货膨胀就有失控的趋势。这让爱因斯坦意识到必须要挣一些价值坚挺的货币，支付前妻及两个儿子的抚养费、救济收入不稳定的妹妹和妹夫等一系列庞大的开销了。

第二是社会活动。这一时期，在柏林的他受反犹主义的影响，开始认识到自己必须“尽我一切所能为我的同胞兄弟服务，他们在各地的处境太糟糕了”。他开始为犹太复国主义奔走筹资。

在此期间，还发生了一件让爱因斯坦“心神不宁”的事。

1922年，由于他的亲密朋友，德国外交部长、犹太实业家瓦尔特·拉特瑙支持德国签订《凡尔赛和约》，6月24日清晨，一伙年轻的民族主义分子开车赶上拉特瑙乘坐的敞篷汽车，用机关枪扫射他，还丢了一颗手榴弹，然后逃之夭夭。

瓦尔特·拉特瑙

警方警告爱因斯坦，他可能就是下一个对象。他的名字已经被纳粹的支持者列入黑名单。官员们建议他离开柏林，不要再发表公开演讲。

德国的恶劣气氛加上对金钱的需要，使爱因斯坦将目光投向东方，打算做他一生中最昂贵的一次旅行。

相对论在国内的传播

与一场邀请爱因斯坦访问的“中日竞赛”

这一时期，几乎与爱因斯坦在德国国内的遭遇相并行的另外一个故事，是相对论在中国国内的传播热潮。

早在1917年，也就是广义相对论发表2年之后，湖北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就举办了中国第一场有关相对论的演讲，讲者是留日归来的李芳柏。

随着五四运动已如火如荼，“拿来主义”大行其道，知识界如饥似渴地了解外国理论，从1920年开始，中国与相对论有关的出版物便逐年上涨，到1922年到达高潮，几乎整个中国知识界都参与了进来。

就连文科生徐志摩也名列其中，即使连相对论的科普文都看不懂，他还是隐隐感觉到了其重要性，写了一篇《安斯坦相对主义（物理界大革命）》。

关于相对论的最佳科普读物

能像欣赏名画那样

了解爱因斯坦是如何建立广义相对论的

《相对论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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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背景下，相对论被认为是毋庸置疑的科学。更何况，爱因斯坦的理论还无意中切中当时中国的另一个关键词“革命”。

例如，周恩来于1922年8月发表的《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一文，就将爱因斯坦相对论导致的科学革命与马克思主张的政治和社会革命相比拟，将科学家应用相对论的热情与共产主义者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社会实践的热忱相比拟。

全国上下掀起的“爱因斯坦热”，使得邀请爱因斯坦来华讲学，似乎成为了必须提上日程的重大事件。

1920年，在德国访问的前教育部次长袁希涛就代表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邀请爱因斯坦访问中国。

1921年3月，蔡元培访德期间与当时在柏林留学并与爱因斯坦有私交的北大物理教授夏元瑮陪，一同拜访爱因斯坦，爱因斯坦表达了在不久的将来访问中国的愿望。

邀请爱因斯坦访华的第一波“对接人”：北大教授夏元瑮（左）和北大校长蔡元培（右）。

而直到此时，日本才通过正在本国访问的罗素之口，下定决心邀请爱因斯坦访问日本，行动果决。次年，以爱因斯坦颇为满意的4000英镑的酬劳，正式敲定了爱因斯坦访问日本的日期。
而此时，中国方面的邀请拉锯战仍在进行。中放邀请队伍又加入了代表北大的朱家骅和驻德公使魏宸组。
两拨人马各自开工。1922年3月驻德公使电告蔡元培，爱因斯坦将应邀访问日本，愿意途中访问中国半个月。

邀请爱因斯坦访华的第二波“对接人”：代表北大的朱家骅（左）和代表中国的驻德公使魏宸组（右）。

北大显然不太接受，他们希望爱因斯坦呆满一年。

反复讨价还价之中，中国方面给爱因斯坦开出了1000大洋，折合500美金的酬金。这笔钱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已经是天价。

但爱因斯坦认为太少，这不及日本开出价位的四分之一，而且日本早就已经付了1000美金的定金。在给驻德公使的回复中，爱因斯坦说：

有些国家所给条件比北大高得多，其中有一些，比如美国的几所，已经付出酬金了。如果接受北大的条件将对这些国家不公。

这笔钱远超北大的承受能力，在得到梁启超的赞助之后，北大最终同意了爱因斯坦的开价。

7月24日，爱因斯坦回复：“拟于新年（1923年）前后到北京。”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方面的接触方则要简单干脆得多，促成爱因斯坦访问日本的就是这位名为《改造社》杂志的创办人、社长山本实彦，他还有另外一个壮举就是：出版了第一部《鲁迅全集》。

但是到了1922年的8月份，又有另外一波人加入了“中国邀请者”的行列，这就是在华的德国医生斐司德和美国人罗勃生。

参与方众多，这让爱因斯坦中国之行的具体行程的敲定和协调变得无比复杂。

而此时国内又赶上军阀混战，时局不稳。爱因斯坦对自己的访华是否能成行也是疑虑重重。

而北大方面自此之后也就再没有就访华的具体事宜与爱因斯坦进行沟通。

爱因斯坦两次落脚上海

确是一场没有成行的中国之旅

就这样，时间已经来到了1922年11月13日上午，爱因斯坦已经到达上海，在此中转，打算于第二天乘船开启自己的日本之行。
在迎接的人群中，北大方面仍没有派人前来。
反而是日本，在爱因斯坦此次到访上海前，就派刚刚成立的国际联盟日本协会的总干事稻垣守克提前12天来上海了解情况，做接待爱因斯坦的准备工作，并且陪同爱因斯坦从上海到神户。
《爱因斯坦旅行日记》中也以附录形式收录了稻垣日记的译文，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众多关于爱因斯坦访华的中国报道与事实都有所出入。
爱因斯坦的旅行日记中指出，船从香港出发时就比原计划晚了一天，因此原计划的上海两日行被压缩成了一天。
13日午餐，爱因斯坦一行去了一品香吃饭。饭后爱因斯坦提议要到中国人真正居住的地方看看。
一品香稻垣在前一天去那里考察过，认为太脏太乱了，臭气熏天，因此不推荐爱因斯坦去。但爱因斯坦恰恰对中国人真实的情况感兴趣，所以最终还是去了。
晚上，爱因斯坦出席了在上海画家王一亭家中所举办的晚宴，于右任、张君谋等民国名流都参加了宴会。
爱因斯坦在酒宴上致辞：“今日得观众多中国名画，极为愉快，尤佩服者，乃王一亭先生之个人作品。”

上海·梓园·王一亭家中，爱因斯坦在晚宴开始前与嘉宾们的合影。
很多报道称，爱因斯坦14日凌晨便乘船离开了上海。
事实上，船下午3点才启航。当天上午，爱因斯坦去参观了最初计划中就有的龙华寺，同时在周围的农村转了转。
20世纪20年代末的龙华寺。
这在爱因斯坦的日记里也有详细的记录：
今天早餐后，驱车前往一座有趣的佛寺，它有很多院子，一座宏伟的中式佛塔。
这里的互相凝视比在城里还要好笑。孩子们又好奇又害怕。除了污秽和臭味，一路上几乎自始至终是令人愉快的印象。
附近的人似乎对它的美无动于衷。建筑结构和内部装饰（比真人尺寸更大的佛像和其他塑像）共同创造了一种奇特的效果，形成了一个伟大艺术的总体印象。
龙华寺附近的村庄。
很多人把这一段中爱因斯坦对村庄的印象摘出来，认为爱因斯坦对中国人有偏见，但如果结合当时的情境，也许会有不同的理解。
同一过程，在稻垣的视角下是这样的：
从昨天到今天，博士观察着中国人被外国人欺凌的情景，说：“再有五十年的时间，中国人一定会把外国人赶出去的。”

爱因斯坦与第二任夫人艾尔莎在“北野丸”号上。
到达日本后，直到爱因斯坦的日本之行已过大半，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才致信爱因斯坦，询问他预计到达中国的日期，表示“整个中国正准备张开双臂欢迎您”。
两周之后，爱因斯坦回复道，“虽然我本人非常愿意并且之前还有正式约定”，但是如今接受这份邀请已经太迟了。他称自己等了五个星期，也没有收到来自北京方面的消息，因而断定北京方面不想履约了。

《晨报》刊登的《安斯坦（爱因斯坦）不来》消息。

结束日本之行后，爱因斯坦又经过了上海。这一次，他在12月31日抵达，1月2日中午离开，停留的时间比第一次还要长。但从日记中可以看出，这次的心情显然不佳。
在上海，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告诉记者：“惟既来上海，未赴我国（中国）内地观光，实为最大之遗憾。”在日记中，爱因斯坦写道：
1月1日。在上海不愉快。这里的欧洲人都雇了很多中国人佣人，而且懒惰、自得、肤浅。
在旅行中，爱因斯坦一直保持了记日记的习惯，将一路上的所见所闻所感，好让他的两位继女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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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加坡、香港和上海三地，爱因斯坦都接触到了中国人，他将种种细节都记录了下来，很符合这种向亲人表达所见所想的即兴感。

最早经过新加坡时，他认为中国人：

能通过勤奋、节俭和子孙众多排挤其他所有民族。新加坡几乎完全被他们掌握。他们作为商人颇受敬重，远胜于被认为靠不住的日本人。

一星期后抵达香港，他的言论透露出对中国人所遭受苦难的同情：

那些每天为了5分钱，必须敲打搬运石头的饱受折磨的男人和女人，中国人就因为他们的生殖力被无情的经济机器残酷惩罚。我觉得他们在无力和迟钝中难以意识到这一点，但是看到这些让人难过。

在到达上海后，爱因斯坦做出了这样的描述：

勤奋，肮脏，愚钝的人民。房子看上去千篇一律，蜂房一样的阳台，所有东西都挤靠在一起，单调无趣。码头后面是一个接一个的小餐馆。在餐馆前面用餐的中国人并不是坐在长椅上，而是蹲着吃，像欧洲人在树林中大小便一样。

爱因斯坦提出了他的担忧：

如果这些中国人取代了其他所有种族的人，那将是一件很遗憾的事。

综合以上种种，我们可以看到，爱因斯坦对中国底层人民的批评虽然有点不留情面，甚至几乎刻薄，但其底色仍然是一种深深的同情，而对中国传统文化是景仰的，而对于中国的未来，是乐观的。

时局动荡、经济羸弱再加上中间沟通不畅，种种原因叠加，使得爱因斯坦访问中国之行最终告吹。

这也让蔡元培内心非常失落。他原本是想借助当世最杰出的科学家的到访，在中国内部掀起一股崇尚科学的风气，从而以科技为推动力，实现国家强大的理想。

蔡元培先生带着无比失望的口吻，勉励所有中国人：“不必懊丧，要发愤图强。”
1943年12月，时任浙江大学物理系教授的束星北先生再次给爱因斯坦致信，邀其前来中国，但终未如愿。在爱因斯坦一生中，对于中国和中国人的评论，远不止这样匆匆的几篇旅行日记。

虽然爱因斯坦在日记中的评论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局限，留下了并不友好的文字。
但行胜于言。

1931年—1932年，“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相继爆发，爱因斯坦对此深感震惊忧愤，在广播演说中他奋起呼吁，“主张对日经济绝交以促日本停止对华之侵略”。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战火再度波及上海，同年12月14日，爱因斯坦与曾访华讲学的著名学者杜威、哲学家罗素等联合发表宣言：

今当以种种之可能的援助，给予中国，而使日本撤退在华所有之军队，放弃其对华侵略政策。

他以实际行动表达了对深陷苦难的中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人类高级智慧之花得以盛开的条件似乎非常苛刻。”1922年12月31日晚，爱因斯坦从日本返沪后到一位犹太女主人家做客时写下了他的观察所感。
他认为，科学之花不会在某个地方和某个民族始终盛开。如何创造一个让科学自由生长的环境，这对今天的我们而言仍然是应当思考和努力的方向。
如果下一个爱因斯坦来了，我们有实力欢迎，这很重要；但来了之后，有没有成千上万的人去学习和努力，这或许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