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日晰：李白诗中的豪气与逸气
作者：房日晰，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
“气”在李白诗中，品类繁多，表现得突出而典型。现在学术界论李白诗中之“气”的研究成果颇多，对“气”在李白诗里的种种表现，都有过论述。有人论李白诗中之“气”，列举八九种之多，且讲得头头是道，令人信而不疑。的确，多种“气”在李白诗中，都有相当突出的表现。而豪气与逸气在李白诗中表现得尤为典型。因申论于后。
一
李白是一位怀有崇高理想的诗人，他生逢历史上著名的开元盛世，具有非常高远的政治抱负，且汲汲奉献于世，并为之实现而奋斗终生。关于他的崇高理想与政治抱负，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他作了最恳切最明晰的表述：
吾与尔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一身。……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不足为难矣。
这段话是他人生理想、政治抱负最完整最准确地表述，是他确立的一生追求奋斗的目标。他要做像管仲、晏婴那样杰出的政治家，为此他精研了帝王统治天下的方法与策略，准备做皇帝的辅佐大臣，使国家统一富强，天下太平，万民乐业，然后归隐。一句话，他要“济苍生，安社稷”，使天下得到大治。这充分表明，他要献身祖国，为国家的富强，为人民的幸福而奋斗。为此，他不谋权势，不贪恋富贵，不做政治庸人。总之，他努力奋斗，孜孜以求，不是为一己之私利，而要为公众谋福利，表现了极高尚的政治品质。在封建社会，他的厚望与追求，就是做优秀知识分子的典型。时年27岁，初出茅庐，就将其理想抱负，向世人做了郑重的宣示。
李白宣示的人生理想与政治抱负，不是年轻人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确立的坚定的人生信念。因此，他一生为其实现，执着追求，锲而不舍。
《上李邕》诗，诗人以大鹏自喻，宣其鹏程万里之志。并对李邕之轻己，作了有力的戟刺：“高冠佩雄剑，长揖韩荆州。”（《忆襄阳旧游赠马少府巨》）他有《上韩荆州书》，文中以酣畅淋漓的笔姿，笔饱墨酣地赞其善于识拔人才，善做伯乐。冀其扬眉吐气，激昂青云，从而一展平生之志。
《为宋中丞自荐表》，自谓“怀经济之策，抗巢由之节，文可以变风俗，学可以究天人，一命不沾，四海称屈。”言己之从璘无辜，希望肃宗重用自己，付以重任。在平定安史叛乱中大显身手，建不世之功。
当他在地方干谒四处碰壁的时候，不是气馁退缩，而是气概昂扬的“西入秦海，一观国风”（《上安州裴长史书》），寻求新的政治出路。
“一入长安”，他曾想通过张垍而谒见张说，却遭到心胸偏狭妒忌人才的张垍的冷遇与欺骗。“弹剑谢公子，无鱼良可哀”，即便遭逢如此境遇，仍希望“何时黄金盘，一斛荐槟榔。功成拂衣去，摇曳沧洲旁”。（《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二首》之二）做着实现理想的美梦。他在干谒权贵中，虽屡屡碰壁，仍矢志不渝。这种为实现理想的悲壮情怀与锲而不舍的精神，怎能不令人钦仰呢？
李白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条件下，总是极力追求理想抱负的实现，雄心勃勃，壮志凌云。即便遭到挫折与碰壁，仍是坚韧不拔，毫不气馁，始终坚持自己的政治追求。这种百折不回的精神，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他实现自己理想的途径，不是当时一般优秀知识分子采取参加科举考试，雁塔题名、一登龙门，则身价十倍，而是采取了类似于古代策士的行径，不断地游说权贵，干谒王侯，以期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识拔，不次擢用，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以一布衣作帝王师的理想，从而干出惊天动地的事业。他之所以采用这种非凡的求仕道路，固然由于自己的身世，对参加科举考试有种种违碍，更重要的则是他觉得这样做更浪漫、更便捷、更有轰动效应，自己的政治才能，才会得到淋漓尽致地发挥。他在诗中，经常以姜尚、管仲、张良、诸葛亮、谢安自喻：“鱼水三顾合，风云四海生”（《读诸葛武侯传书怀赠崔少府叔封昆季》）、“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永王东巡歌十一首》之二），这是他雄心壮志在诗中的突出表现。他虽然秉持着美好的投机心理，但他深信，凭着自己横溢的才气与执着追求，理想终会实现的。
李白一生，始终追求的是颇为壮伟的事业，而又雄心勃勃，满怀豪情地为其实现而努力奋斗，因此胸中充满了豪气；而这壮伟事业实行起来，自以为根本用不着扛鼎绝膑之力，而是轻而易举，一蹴而就。因此心态平和，从容不迫，因而又流宕着壮逸之气。这豪气产生的豪情与逸气产生的逸情，往往同时出现，相互渗透，并且二者紧紧地交织在一起。因此，在其抒怀言志的诗中，经常洋溢着豪气与逸气。
二
我们读李白的诗，总觉得有一股强大的雄豪之气，慷慨、昂扬、激射、涌动。其豪气底气十足，是自然的豪，真实的豪，这豪气是绝对出于内心的，是自然流出、不假安排的。他写诗时豪情满怀，没有一星半点的故为豪放之弊，没有声嘶力竭地狂叫与空喊，在高唱入云的豪气中，有时则充溢着闲情逸致。他态度从容，使豪气自然流出，且有逸气贯穿其中。所谓“太白天材豪逸语”，“为诗欲气格豪逸，当看退之、太白”。严羽等人拈出“豪逸”二字，赞其天才评其诗，确是十分精当的。他放开嗓子大声呼喊，声音异常洪亮，余音缭绕而响彻云霄。他是对正义与真理的追求，是对封建统治阶级的蔑视与反叛，声容悲壮而俊豪。他是我国诗史上最典型的“诗之豪者”，其诗“思疾而语豪”；他一生“逸态凌云”，“逸气横生”，所写的诗为“千秋逸调”，所谓“天才逸若天马奔”者是也。
在中国诗史上，也不乏在诗中充满豪气的诗人，其诗曾经使历代读者为之感奋，为之激动，为之共鸣。李白诗中的豪气，是足以凌轹先贤、超迈时辈，后无来者的。其高唱入云之诗，响遏行云之豪气，可谓千古绝唱，在文学史上是独树一帜的，在诗史上有着“千古一帝”的崇高地位。
在中国诗歌史上，项籍的《垓下歌》、刘邦的《大风歌》，都是慷慨悲壮、充满豪气的，是著名的豪迈之歌、英雄之歌。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这是项籍的《垓下歌》，第一句总写一生英勇盖世，凭自己超绝的气力，在疆场所向披靡，这是对一生业绩无比自豪的抒写，是对自己英勇盖世的肯定与品赞。次写现实的困境：已被刘邦大军团团围定，无法突围，等待他的，只有一生彻底的失败。对此他不自责，而归咎于天命，归咎于骓之不逝。在全军覆没面对惨败与死亡，他考虑的不是大楚的命运，也不是自己的丧亡，而是对妻子的担当，是作为西楚霸王曾经横行天下的英雄而保护不了虞姬的无限悲情，由此而发出了无可奈何的哀叹。他将英雄失败之悲，写得悲壮而气雄、豪迈而哀婉！
再看刘邦的《大风歌》：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在风起云涌豪杰并起的时代，在逐鹿中原中，刘邦是最后的胜利者，他满可以以此自豪的。然面对大汉帝国的一统江山，他不是胜利后的自满自足，无限骄傲，而是急切保卫刘氏政权的自警自励，是巩固刘氏江山的紧迫感，首先想到的是延揽人才，是猛士守四方之责。这实际是一曲巩固政权的壮歌，对未来充满自豪与自信。与项羽的英雄失路无可奈何迥异，他是胜利后的高度清醒，怀着对巩固政权、保卫祖国的惕惧。
刘邦、项籍诗中的豪气，是政治家的豪气，是对政局的殷切关注。
历代也不乏满怀豪气的诗人，特别是在封建盛世，他们对自己的前途，有肯定，有企盼，有自信。对本人角色扮演之成败，也充满了激动与豪情，且闪耀着颇为豪迈的理想色彩。
以唐诗而论，王之涣的“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登鹳鹊楼》），这与其说是诗人欲对远处美好风光的穷尽，毋宁说是对个人事业发展无穷的豪举与希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这是杜甫年轻时写的诗，表现了他雄阔的政治抱负与理想，洋溢着为国效力尽责的豪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临洞庭湖上张丞相》），孟浩然这联诗，在江山多娇的审美情绪中，饱含着壮逸之气，从而有力地衬托出自己对“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处境的不屑与不满。王之涣、孟浩然、杜甫都不甘做一位纯粹的诗人，而想在政治上有巨大的作为，他们想的都是国家民族的命运，想的是对社会做出很大的贡献。其勇气可嘉，精神可贵，他们都是把诗作为敲门砖，当作步入政坛的阶梯，他们对个人前途命运的希冀中，充满了豪情，饱含着青年人阅世不深的天真与浪漫，有着知识分子的幻想与幼稚。
李白自谓有经邦济世之才，总以为自己就是在世的姜尚，就是管仲，就是张良，就是诸葛亮，就是谢安式的人物，是做帝王师的材料。只要有机遇，就会得到皇帝的重用，他就充当了挽救时世的英雄，甚至比历史上他所崇拜的这些名人，干得更利落，更漂亮，更出色。
《上李邕》是他20岁时言志的名作，是其年轻气盛豪迈感情的展现。他口吐虹霓，豪气咄咄逼人，不信试看：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
时人见我恒殊调，见余大言皆冷笑。
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
此诗诗人以大鹏自喻，充分展示出自己的凌云壮志。认为只要有机遇，就可以“扶摇直上九万里”，即便是因风停而失去凭借，“犹能簸却沧溟水”，在广阔的大海中掀起风浪。意谓自己进可以鹏程万里，展翅凌霄；退可以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引起世人的特别关注。可叹世人不理解我，听到我每发宏论，每唱高调，就以为我是大言欺世，对我冷嘲热讽，真是愚蠢到不可理喻的地步。试想，就连孔丘这位儒家的圣人，都觉得后生可畏，你堂堂的李大人，也不能因我年轻气盛而小觑我呀！他在诗中用了刺激反讽的手法，狠狠地将了李邕一军，这一招却并未引起这位朝廷大员李大人引荐的热诚。
诗人李白总想一展宏图，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常欲“一鸣惊人，一飞冲天”，他想以个人的能力，推动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他一生都充满了积极进取的精神。即便是遭到极严重的挫折，他仍抱成功之希望于未来。他高呼“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行路难三首》其一），他被迫退隐，仍说“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未应晚”（《梁园吟》），这就是他倔强的脾气，这就是他特殊的性格，由此不断孳生着豪气与逸气。
“二入长安”是李白一生追求事功的光辉顶点，他极为得意。李阳冰《草堂集序》云：“天宝中，皇祖下诏，征就金马，降辇步迎，如见绮皓。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谓曰：卿是布衣，名为朕知，非素蓄道义，何以及此？置于金銮殿，出入翰林中，问以国政，潜草诏诰，人无知者。”这一段话，虽不免有所夸饰，但所写事实，基本是真实的。唐玄宗的征召与隆重的礼遇，使李白产生了错觉，认为自己已处于国师的地位，成了皇帝的左右手，从此可以大展宏图了。当他接到诏书时，顿时心中充满了豪情，写了《南陵别儿童入京》：
白酒新熟山中客，黄鸡啄黍秋正肥。
呼童烹鸡酌白酒，儿女嬉笑牵人衣。
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辉。
游说万乘苦不早，著鞭跨马涉远道。
会稽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说句不敬的话，我们的诗人接到诏书就手舞足蹈，得意忘形了。这首诗好就好在诗人将得意忘形的情景，活灵活现地摆在我们面前，简直像乞丐捡到了金元宝一样高兴，不由得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了。他以为从此自己做帝王师的理想可以实现了，前进的道路不再会坎坎坷坷，都是一马平川的坦途了。其实，玄宗不是要他做帝王师，而是要他做御用文人，写点颂歌或酸曲，用以点缀升平或自慰罢了。诚如黄彻所说：“其意急得艳词媟语，以悦妇人耳。白之论撰，亦不过为玉楼、金殿、莺鸯、翡翠等语，社稷苍生何赖？”李白事实上充当了弄臣的角色而不自觉，《宫中行乐词》《清平调三首》，都是典型的宫廷诗，短期的翰林供奉，却给他留下了值得自豪的印象，他是如是描写自己的浪漫不羁情调的：
《流夜郎赠辛判官》：
昔在长安醉花柳，五侯七贵同杯酒。
气岸遥凌豪士前，风流肯落他人后？
夫子红颜我少年，章台走马著金鞭。
文章献纳麒麟殿，歌舞淹留玳瑁筵。
《玉壶吟》：
凤凰初下紫泥诏，谒帝称觞登御筵。
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琐贤。
朝天数换飞龙马，敕赐珊瑚白玉鞭。
世人不识东方朔，大隐金门是谪仙。
西施宜笑复宜颦，丑女效之徒累身。
君王虽爱蛾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
“西施”“娥眉”均自喻，写他得到皇帝的赏识与重用，同侪皆东施效颦，徒遭贬斥。“妒杀人”，是实写，更衬其得意。李白实在幼稚，作弄臣而不自知。自比东方朔，则不幸而言中矣。
《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
少年落魄楚汉间，风尘萧瑟多苦颜。
自言管葛竟谁许，长吁莫错还闭关。
一朝君王垂拂拭，剖心输丹雪胸臆。
忽蒙白日回景光，直上青云生羽翼。
幸陪鸾辇出鸿都，身骑飞龙天马驹。
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璋紫绶来相趋。
当时结交何纷纷，片言道合唯有君。
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
李白由一介平民，受皇帝征召而作了翰林供奉，一步登天，他是多么自豪，多么得意，多么自信，简直狂得沉不住气了。他实在是一位天真的诗人，而不是执掌国柄、左右朝廷的料。
李白是一位最富天才的诗人，也是一位最纯情的诗人，在他身上，有着极典型的诗人气质。他坦率诚挚，天真烂漫，没有城府，在其诗里处处流荡着真情实感，表现出火一般地热情；他又是一位充满人生理想的、一个想干一番大事业的人，一个对国家有极大贡献的人，一位欲挽狂澜于既倒的人，而又是一位毫无权势欲的人，他想的是对社会的巨大贡献，却没有想为个人攫取。他虽然在诗歌创作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从不以诗人自居或自豪。他是一个充满幻想的“政治家”，虽然未必有经济之才，却坚信自己有安邦治国之略。他与现实有相当大的隔膜或距离，他一生几乎都是在幻想中生活。他在政治活动中处处碰壁而不自省，反把自己的才能当了真，愈觉得才大难用之委屈。于是感情愈激烈，愈与现实如水火之难容。这一切的一切，都反映了他处世的幼稚与天真。
李白是一位十足的浪漫主义诗人。他行为狂傲，性格豪逸，语言夸张，想象力极为丰富，天地上下，古往今来，都以之入诗。从而写出惊风雨、泣鬼神的华章。
李白之豪，是在诗歌王国中最具有帝王之气，堪称“千古一帝”。就是唯我独豪，唯我独妙，唯我独尊，豪气无所不在，足以盖世，所向臣服。其诗气魄之大，气概之非凡，真令人绝倒。试问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哪一位诗人之豪气可以和李白叫板呢？没有，绝对没有，真称得上中国诗史上“千古一帝”。不信试看，中国诗歌史上的名人苏轼、解缙、方孝孺等人，对他的倾服与称赞：
赞其人者如：
苏轼《书丹元子所示李太白真》：
西望太白横峨岷，眼高四海空无人。大儿汾阳中令君，小儿天台坐忘身。平生不识高将军，手污吾足乃敢瞋。作诗一笑君应闻。
解缙《采石吊李太白》：
吾闻学士真风流，豪气直与元气侔。金銮殿上拜天子，叱呼宠幸如苍头。
方孝孺《题李白观瀑布图》：
英风逸气掀宇宙，千载人间宁复有？
说他“眼高四海空无人”“豪气直与元气侔”“英风逸气掀宇宙”，其赞誉之高、钦佩之情，无以复加。而对“豪气”与“逸气”之赞美，更是溢于言表了。
赞其诗者如：
方孝孺《苏太史文集序》：
放荡纵恣，惟其所欲而且无不如意。彼岂学而为之哉？其心默会乎神。
毛先舒《诗辩坻》：
太白天纵逸才，落笔惊挺。其歌行跌宕自喜，不闲整栗。唐初规制，扫地欲尽矣。
《李诗纬》：
至其气概挥斥，回飚掣电，且令人缥缈天际。此殆天授，非人力也。
所谓“天纵逸才”“惟其所欲而无不如意”，都能搔到痒处；丁龙友之赞美，更是恰如其分了。
李白是一位典型的浪漫主义诗人。梁启超说：“浪漫派文学，总是想像力愈丰富、愈奇诡便愈见精采”。李白是凭借丰富的想像力、奇诡的诗境、精彩的文字表现力，打动读者心灵的。
李白诗中善用夸张辞格，因其想像丰富，感情炽烈，诗写得异常精彩，其豪逸之气充盈其中。“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秋浦歌十七首》其十五），这是状愁最为成功的诗句，后来的诗人，在其所写的诗、词、曲中都径直化用或借用，以写其心中愁绪之绵延深广，譬如唐彦谦、王安石、陈与义、辛弃疾、张可久等对李白诗的接受，甚而《三宝太监下西洋通俗演义》《刘志丹》，都化用过这个诗句。今人言愁，这个精彩的言愁诗句，也会冲口而出。
李白诗中夸张辞格运用之绝妙者，比比皆是，表现出自然而奇诡的特色。奇诡则豪，自然则逸，诗里展现着壮逸豪迈之气：
《蜀道难》：
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
《将进酒》：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望庐山瀑布》：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似银河落九天。
《北风行》：
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落入轩辕台。
他有超常的想像力，又有那么豪迈的感情，诗以气概胜，处处显示着强劲的表现力。“今观其《远别离》《长相思》《乌栖曲》《鸣皋歌》《梁园吟》《天姥吟》《庐山谣》等作，长篇短韵，驱驾气势，殆与南山秋气并高可也。”我们不禁要为高棅之评喝彩。
实现自己的理想，从不放过一切可能利用的机会。有些事情做的十分幼稚天真，他却是那么认真。譬如“一入长安”，他在邠州、坊州结交一些地方官，想通过这些七品芝麻官，达到自己入仕的目的。这些人也是泥菩萨过江吾身难保吾身的人，还能给你帮什么大忙呢？然他却天真地低声下气地向这些人乞怜，想借此飞黄腾达，实在是可笑之至：
《酬坊州王司马与阎正字对雪见赠》：
主人苍生望，假我青云翼。风水如见资，投竿佐皇极。
《留别王司马嵩》：
余亦南阳子，时为《梁甫吟》……愿一佐明主，功成还旧林。
如此等等，这与他心高气傲，极不和谐。
你看他的傲岸得意， 杜甫《饮中八仙歌》：
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你看他的忧愤与孤傲，《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
孔圣犹能伤凤麟，董龙更是何鸡狗！一生傲岸苦不谐，恩疏媒劳志多乖。严陵高揖汉天子，何必长剑拄颐事玉阶。
《梦游天姥吟留别》：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他的傲岸，他的孤愤，他的不屈事于人，通过这些诗篇，都活生生的展示在我们面前。“酒中仙”对他来说，实在是恰切之至。“酒后竞风采，三杯弄宝刀”（《白马篇》），我们看到的不是诗人的宝刀，而是“下笔如有神”的风格豪逸俊爽的光辉诗篇。
三
李白是以具有非凡的政治才能自许的，诗只是其展示政治才能获得权位的手段而已。这一招虽一生使尽力气，欲其施展，却收效甚微。从这一方面来看，他的一生奋斗，无疑是失败了。然他有时也是看重诗的，他说：
《江上吟》：
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啸傲凌沧洲。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
他把诗人屈原与楚王对后世的影响，作了鲜明的对比：认为权大如君王者，只可喧赫耀世于一时，而屈原光辉的诗篇，则可传之永久，千秋万代，光辉不可磨灭。这却是极具真知灼见的。诚如曹丕所论：诗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就以李白所处时代而言，唐玄宗虽然创出开宝盛世，其流风余韵，颇为长久。然晚年则被儿子肃宗锁禁宫中，心中只有索漠与苦恼，而李之诗却千秋万代活在人们的心中，永久灿烂，永放光华。且不说《蜀道难》《将进酒》《玉壶吟》《行路难》《梦游天姥吟留别》那些酣畅淋漓之作，即便是《静夜思》《怨情》《玉阶怨》，这些短小精悍的五言绝句，也是深入人心，广为流传，足以使他永垂不朽的。
李白对当代与后世的影响主要是文学的、诗的，而非政治的。李白诗的巨大影响，实在是因为有着非常卓越的艺术成就。对此，当今著名的学者袁行霈、周汝昌都做了十分恳切的评论。袁行霈说：
《李白诗歌与盛唐文化》：
李白简直像一股“狂飚”、一阵雷霆，带着惊天动地的声威，以一种震慑的力量征服了同代的读者。
“狂飚”“雷霆”般的声威，正是豪气与逸气在诗中产生的特殊效应，以此“震慑”千千万万的读者，其影响力之巨大，是其他诗人无与伦比的。周汝昌说：
《三李诗鉴赏词典序》：
赏他的诗，一种“气势”向你“扑”来，如万里之长川，千仞之瀑布，令你无可“阻挡”和“招架”。他的思想与艺术的力量，使你不能另有选择，只有“接受”，他的才气就具有这样的神力。
这是一位著名的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旧体诗词创作的名家、一位对传统文化有着多方面专长的人读李白诗的真实感受，他热忱的赞扬李白诗歌创作的“才气”、诗的感染与影响的“神力”，这是对李白诗的艺术魅力卓越、高超评价的不刊之论。
诗论家说他是“狂飚”“雷霆”也罢，“神力”也罢，都是状其“才气”在诗中的突出表现，是诗中流荡的无往而不在的豪气与逸气。使其诗“气骏而逸，法老而奇，音越而长，调高而卓”。这位由中原文化孕育而又充分吸收了西域文化影响成长起来的天才诗人，成为我国诗史上永放光芒、非常耀眼的明星。这颗明星，将永远高悬天空，照耀神州大地。
编者按：本文原载于《杜甫研究学刊》2017年第贰期，总第13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