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一民|司马相如与文翁关系再辨析——兼论汉代蜀地文化名人大家辈出的原因主讲嘉宾何一民，四川大学城市研究所所长、历史文化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委、四川省学术与技术带头人、中国城市史研究会副会长、四川省社科期刊协会会长、四川省历史学会副会长、成都市历史学会会长、成都古都学会会长。何一民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城市史、中国近现代史、四川地方历史与文化的教学与研究，曾先后主持两项国家社科重大项目，3项重点项目及多项国家和部省级重要项目。出版专著20余部，发表论文200余篇，曾获得四川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2项，二等奖6项，三等奖3项，成都市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2项。讲座内容“司马相如是文翁培养的石室的学生”，这是一个流传了千年的谎言。2000余年来，“文翁化蜀”的作用更是被后人无限夸大。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正统王朝中心观和华夏文化正统观的作用使然。先秦时期所形成的“夷夏观”在秦汉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大一统国家建立以后进一步得到强化，由此所形成的地域歧视和文化偏见更加突出。在此背景下，西汉最杰出的文学家、政治家之一司马相如的横空出世，也被纳入到中央文化中心观和中原文化正统观的解释框架下，文翁遣司马相如“东受七经，还教吏民”,“文翁化蜀”等，成为解读西汉蜀地为什么会出现多个令人景仰的文化名人的最好说词。今天需要重新审视这段被人忽略的历史。考察相关史实和资料可以发现，司马相如与文翁其实并无任何关系。虽然前辈学者对此早就有研究并有所结论，但是至今仍有不少研究者不加辨析地沿袭三国时期蜀人秦宓所杜撰的司马相如为文翁弟子之说，造成多方面的负面影响。对司马相如与文翁关系的辨析,并非只是关乎他们个人的评价，而且也涉及到当前如何认识中华文化共同体的构建、如何评价非中原文化核心区的文化体系等关键问题。汉代蜀地文化名人的兴起，并非历史的偶然，而是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流交融、互学互鉴的必然结果。讲座时间2022年5月18日

编者按：原文刊载于《杜甫研究学刊》2022年第1期，总第151期。蔡锦芳，上海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杜甫一生，在各个时期对自己的角色或身份都有清醒的认识，不同处境有不同的省视和认同：有时直接用某个生动凝练的词来指称自己，有时则把自己比成某个物象或历史人物，如早年快意读书游历时期，他自视为观国宾、纵壑鱼；在成都草堂定居后，他自视为皂帽管宁、扁舟张翰；离开成都到夔州后，他的角色认同是垂白冯唐老、清秋宋玉悲；漂泊岳阳、潭州、衡州等地时，他观照自己是笼中鸟、水上萍等等。杜甫这些角色认同，是他从自己渊博的知识记忆库中精挑细选出来的，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对杜甫这些众多的自我角色认同加以仔细考察，能更好地理解杜甫在不同时期的生存处境和心理状态，对于更全面地探究杜甫的心路历程和杜甫诗歌的遣词用典艺术，也会大有裨益。目前，学界未见有专文将杜甫诗中的角色认同和其生存境遇联系起来研究。相关的有对杜甫的自我形象的研究。如2014年西南大学李芹的硕士论文《杜甫诗歌中的自我形象》，通过分析杜甫诗句归纳杜甫形象，观照较为全面，但在分析一类形象时基本上都是贯穿一生，没有太多考虑诗作产生的特定年代、特定处境。本文则特别关注杜甫生活的不同时期，并借由诗人在某一时期内的自我角色认同而具体考察其在当时的生存境遇和心理状态。一、早年快意读书游历时，自视为观国宾、纵壑鱼杜甫20岁之前，从唐玄宗先天元年（712）到开元十九年（731），在家乡河南巩县和洛阳姑妈家度过了美好的读书交游时光。20岁到29岁，开元十九年到开元二十八年（740），杜甫自洛阳沿运河南下，漫游吴越，中间于开元二十四年（736）回洛阳应试不第，后又北上游历了齐赵。30岁到34岁，开元二十九年（741）到天宝四载（745），杜甫在家乡结婚，在洛阳结识了李白，又于山东济南与李邕交往等。这个时候的杜甫年轻、自由，读了万卷书，行了万里路，且志向高远，多咏骏马、苍鹰。也曾把自己比作黄犊、孔融、孔鲤、观国宾、纵壑鱼等。其中观国宾和纵壑鱼比较有代表性，内涵较丰富。“观国宾”，见杜诗《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该词源自《周易·观卦》：“六四，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此联意为：我在少年时，即看到国家不少的重大典礼和辉煌成就，这有利我将来成为君王的宾客，即作为贤才报效国家。杜甫不曾详言看到过国家哪些重大典礼和辉煌成就，但杜甫在洛阳应见过诸多大场面。现在我们仅知他在洛阳经常出入歧王宅、崔九堂，也结交了一些名流如崔尚、魏启心等。《壮游》诗云：“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皇。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脱略小时辈，结交皆老苍。饮酣视八极，俗物多茫茫。”杜甫天资聪慧，又勤奋苦读，“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感觉，让他非常自信，不愿意和同龄人交往，而喜欢和比自己年龄大的名流交游，并在洛阳的文人圈子中已小有名气。据前注所引孙微、胡永杰的文章考证，“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之事，也发生在开元十三四年间，即杜甫年十四五之时。此时及以后的杜甫显示出来的文学才华，是诗赋俱佳。他自认诗接近曹植，赋可匹敌扬雄。而在崔尚、魏启心等人的眼中，杜甫的赋已可和班固、扬雄媲美。“纵壑鱼”，见杜诗《将适吴楚，留别章使君留后兼幕府诸公，得柳字》：“我来入蜀门，岁月亦已久。岂惟长儿童？自觉成老丑。常恐性坦率，失身为杯酒。近辞痛饮徒，折节万夫后。昔如纵壑鱼，今如丧家狗。”该诗作于诗人在成都周边辗转梓州、阆中之时。“纵壑鱼”，出自汉代王褒《圣主得贤臣颂》：“千载一会，论说无疑，翼乎如鸿毛遇顺风，沛乎若巨鱼纵大壑。”本义为大鱼在大而深的沟壑中纵情地遨游跳跃，后喻人身处顺境，所至如意。杜甫在此用“纵壑鱼”一词概括自己早年的生活，以与当时的艰难处境进行对比，从中即可感知杜甫对自己早年身处顺境又自由野性的生活是享受而留恋的。后来苏轼《游庐山次韵章传道》诗中也用了此典故：“尘容已似服辕驹，野性犹同纵壑鱼。”灵感或来自杜甫。对杜甫三十五岁之前的生活，闻一多先生曾在《唐诗杂论》中用诗一般优美的语言这样描述：“三十五以前，是快意的游览（仍旧用他自己的比喻），便像羽翮初满的雏凤，乘着灵风，踏着彩云，往濛濛的长空飞去。他胁下只觉得一股轻松，到处有竹实，有醴泉，他的世界是清鲜，是自由，是无垠的希望，和薛雷的云雀一般，他是An

总结发言（17:00—17:30）

编者按：原文刊载于《杜甫研究学刊》2022年第1期，总第151期。吴怀东，安徽大学文学院教授目前，学界公认，从一生行迹和思想主要倾向来看，杜甫确实“一生却只在儒家界内”。不过，杜甫在现实生活中也常常交接僧道，流连寺庙道观，以及在创作中使用某些佛、道的词汇、概念。这既是唐代三教并存的客观反映，也反映了佛、道等思想对杜甫也或多或少有一定影响，当然，这种影响的具体内容以及程度还应进行细致地辨析和讨论。《前殿中侍御史柳公紫微仙阁画太一天尊图文》（以下简称《图文》）就是反映唐代道教及其艺术发展、尤其是杜甫与道教直接交往的重要文献之一，此文在杜甫传世的文章中别具一格，对此奇文之解读实牵涉对杜甫与道教关系的认识和判断。此文虚构了石鳖老与三洞弟子对话，反映了安史之乱的动乱形势，思想内容的宗教性与表达的叙事性都很突出，有人物，有具体环境描写，以对话为主，过程完整，情节生动。前辈学者对此文所涉问题已有所讨论：郭沫若称其是“一篇特别古怪的文章”“象道士的疏荐文，亏他做了出来，而且保留下来了”，显示了杜甫的道教信仰，而曹慕樊论及“杜甫的思想”，谓“这篇文章，杂用《庄子》陈言和道教的胡诌”“这种混乱浅薄的道士祷文式的文章，令人喷饭”，可见曹慕樊明显承袭了郭沫若的观点，对此文评价不高。钟来茵则认为，此文证明杜甫并不信仰道教，其文体属于“赋”，却并未展开论证。徐希平讨论杜甫及此文与道家思想的关系时，调和、折中前述两种相反的立场、观点，尚未论及此文文体性质。此文所涉人事与社会背景如何？此文文体是否属于“道士的疏荐文”？此文的文体选择体现了何种思想倾向和文学观念？本文试对上述问题作一综合讨论。一、基本素材的真实性：此文创作的时、地与社会背景此文创作于何时？浦起龙《读杜心解》将此文附在《李道士松树障子歌》后，遭到四库馆臣的批评：“强缀之甚矣，自有别集以来，无此编次法也”，既批评浦起龙将不同文体混编，也是批评他将两篇不同时期作品加以混编。仇兆鳌推测云：“玩篇中‘干纪’‘战争’诸语，当是乾元初回京后所作者。”文中“石鳖老”说“自黄帝已下，干戈峥嵘，流血不干，骨蔽平原，乖气横放，淳风不返”，表明当时安史之乱尚未结束，而“今圣主诛干纪，康大业，物尚疵疠，战争未息，必揆当世之变，日慎一日，众之所恶与之恶，众之所善与之善，敕有司宽政去禁，问疾薄敛，修其土田，险其走集，以此驭贼臣恶子，自然百祥攻百异有渐。天下汹汹，何其挠哉！已登乎种种之民，舍夫啍啍之意，是巍巍乎北阙帝君者，肯不乘道腴，卷黑簿，诏北斗削死，南斗注生。与夫圆首方足，施及乎蠢蠕之虫，肖翘之物，尽驱之更始，何病乎不得如昔在太宗之时哉？”表明安史之乱尚未平定，而歌颂唐太宗，也歌颂“今圣主”唐肃宗正在平息叛乱。仇兆鳌所言甚是，而今人林继中系年于至德二载（757）十一月至乾元元年（758）五月之间，大致可从。《图文》提及的人物、时地以及思想背景，毫无疑问，都有实在的指涉和真实的依据。（一）柳涉其人根据文章所言，前殿中侍御史柳涉在紫微仙阁画了太一天尊图，此文因此而作。殿中侍御史，根据杜佑《通典》和《旧唐书·职官志》记载，三国魏时始置，居宫殿中纠察非法，隶御史台；隋避文帝讳，改名殿内侍御史；唐复旧，员六人，从七品下，主要监察百官上朝或参加祭祀活动等仪式时不遵守礼仪的现象。严格地说，殿中侍御史从事监察工作，与宗教礼仪活动并无直接关系。“前殿中侍御史”，则柳涉已卸任，尚未去世。文中提及“河东柳涉”，此人文献无考。河东柳氏从南朝以来就是著姓，初唐时期大批柳姓人物进入高层，中唐柳宗元《送澥序》云“人咸言吾宗宜硕大，有积德焉。在高宗时，并居尚书省二十二人。遭诸武，以故衰耗。武氏败，犹不能兴”，至玄宗开元年间柳氏再兴。根据姓名用字规则判断，唐玄宗、肃宗之际的柳淡（？—775？）可能与柳涉同辈。柳淡，字中庸，大历年间进士，曾官鸿府户曹，未就。萧颖士以女妻之。与弟中行并有文名，与卢纶、李端为诗友，与诗僧皎然有唱和，存诗十余首。杜甫尊称柳涉为“公”，可见柳涉之年龄与资历都应该比杜甫尊长。（二）柳涉画太乙天尊图以及杜甫此文涉道之背景“损于而家，忧于而国，剥私室之匮，渴蒸人之安”，曾为殿中侍御史的柳涉对道教的崇奉乃至迷信，反映出当时唐玄宗崇道的政策和社会风气。相比其他朝代道教的发展而言，与宫廷、高层政治的密切互动，是唐代道教十分突出的时代特点，而柳涉身为官员崇道，在此环境中并不例外。本来道家标举“治国与治身同”，在唐代道教信仰与从政并不矛盾，著名诗人如李白姑且不论，著名政治家魏徵、李泌都有出家修道的经历。史载“（魏）征少孤贫，落拓有大志，不事生业，出家为道士”，根本原因在于道教被大唐李氏皇族政治利用这一独特背景。大唐李氏皇族从唐太宗时基于统治需要就明确确立了推崇老子及道家、道教的政教政策，据《集古今佛道论衡》记载，唐高祖武德八年（625），规定“老教孔教，此土元基。释教后兴，宜崇客礼。今可老先、次孔、末后释宗”，而唐玄宗尤甚，“方在藩邸，即好道术，颇款交羽流，用谶造符，更阴结材士，盖远怀异图，蓄志已久”，一登上皇位后立即“载弘道教，崇清净之化，畅玄元之风”，仙风大炽，被人称为“以道莅天下”，崇道修仙之风大炽，“在唐玄宗与杨贵妃的共同崇道的影响下，出现了神权的皇权化与皇权的神权化这两股趋势。朝野上下，无不沉浸在‘上玄元之尊’、‘献宝符之瑞’的气氛中”，对道教如此崇重在中国历史上堪称空前绝后。道士吴筠、李白都是待诏翰林，道士尹愔甚至担任谏议大夫、集贤院学士兼修国史；天宝二年，“太子宾客贺知章请度为道士还乡”。天宝元年正月甲寅，田同秀奏报称天上老君告知藏一匮灵符于尹喜故宅，唐玄宗命人取回，认为此灵符可以“用以镇国”，因此重奖田同秀，举行隆重仪式以庆祝，玄宗受臣民之请加尊号为“开元天宝圣文神武皇帝”。唐玄宗在位期间，老子的地位不断升级，最后成为“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玄元庙升格为宫，一切礼仪皆依宫廷规格，其制远逾孔子，其《为玄元皇帝设像诏》曰：“道德者，百家之首；清净者，万化之源。务本者，立极之要；无为者，太和之门。恭承垂裕之业，敢忘燕翼之训。故详延博达，讲讽精微。求所以理国理身，思至乎上行下效。”玄宗天宝二年为崇祀老子，改西京玄元庙为太清宫，东京庙为太微宫，天下为紫极宫。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唐玄宗根据自己的幻想，派人到盩厔县楼观山找到一张据说是老子像，迎至兴庆宫，并“命画玄元真容，分置诸州开元观”，后又“命工人于太白山采白石，为玄元圣容与玄宗圣容，侍立于玄元右，皆依王者衮冕之服，绘彩珠玉为之”，开启了帝王偶像崇拜之先河。星占术是道教的重要法术，天上星神直管人间祸福，天宝九载四星聚尾的天象异动被安禄山、史思明作为起兵的政治号召，杜甫上“三大礼赋”亦与此天象有关。对于唐玄宗而言，道教及其各种法术，不仅关系个人祛病消灾、延年益寿、求子求福及其与杨贵妃的情感生活，也关系“避灾却敌”、天下安定，其崇道既有实现个人“长生久视”的目的，也有达于善治化俗之目的。《天宝七载册尊号敕》：“朕刻意真，虔诚至道，冀凭玄祐，永赐黔黎。每朝礼三清，则宵衣忘寝，或斋戒一室，则蔬食属厌，不以勤躬为倦，务以徇物为心。”唐玄宗时福唐观道士邓紫阳，“以道法佑明皇帝，为玄门之师，尝用下元术，使神卒朱兵讨西戎之犯境，若雷霆变化，犬戎大败，时称为神人”。李唐王室本来就推崇自认的祖上老子为道祖的道教，自我神化，以忽悠臣民，而安史乱起后更是病急乱投医，妄图借助道教神力以平定安史之乱。唐玄宗仓惶逃入西蜀，他无心调兵遣将积极抵抗，却自述“看见”混元皇帝显灵，“示收禄山之兆”。复京之后，唐肃宗入主大明宫，贾至、王维、杜甫于唐肃宗乾元元年（758）于大明宫公务值守之暇唱和，王维的《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在三首唱和之作中被认为是名作，“九天阊阖开宫殿”“日色才临仙掌动”对大明宫的建筑、环境进行艺术夸张和想象的描写，其实也显示出大明宫内洋溢着一种浓厚的道教宫观气氛，此时唐肃宗宫廷里的崇道氛围显然与平叛的实用政治动机有关。《历代崇道记》还记载，至德二载，通化郡奏称郡人“为国祈福，建大斋会”，太上老君“显圣”，时为太上皇的唐玄宗制赞并序文，声称圣祖白天显现殊相，预示“妖氛将殄”，保佑唐王朝“福祚流衍，千龄在兹”，而唐肃宗命编入史册，“仍示天下”。天宝九载，尚未反叛的安禄山献俘入京，唐玄宗大加赏赐，敕令为他在长安亲仁坊建造一座华丽的宅第，“堂皇三重，皆象宫中小殿”，房廊曲折，装饰华丽，“绮疏诘屈，无不穷极精妙”。而当安史之乱起，大臣纷纷要求平毁安禄山宅第，而唐肃宗认为“其人是恶，其地何罪”，下令改作回元观，内设太一天尊像以镇之，可见唐肃宗对道教神力的向往与迷信。（三）“紫微仙阁”的大概位置紫微仙阁无疑是一处道观。在天上星宿中，以北极星为核心、集合周围其他各星合为一区，是紫微垣。按照道教的说法，北极大帝即太乙天尊就住在紫微宫。《淮南子·天文训》曰：“太微者太一之庭，紫微宫者太一之居。”《易纬·乾凿度》郑玄注云：“太一者，北辰之神名也。”人间尊崇膜拜北极大帝当代宫殿就是紫微宫。“石鳖谷”是真实的地方，是终南山一处谷口（在今西安市长安区五台街道境内），因音变今称“石砭峪”。据清毛凤枝《南山谷口考》详细考证云：“又西为太乙谷，一名炭谷（太炭双声，缓言之曰太乙谷，急言之则曰炭谷），在咸宁县东南六十里。有太乙谷水，北入潏。入谷南行，三十里至岳坪岭，接孝义厅界。案，韩昌黎有《题炭谷湫祠堂》诗，是‘炭谷’之名，在唐已著。其诗云：‘石级皆险滑，颠跻莫牵攀。’则谷中之路，险可知矣。又西为小库谷，又西为康谷，又西为小阳谷，又西为大阳谷，又西为白石谷，又西为竹谷，均在咸宁县东南六十里。有小水六，西北注交水。为咸宁、长安连界处，有石鳖谷水，北流会交水，注沣入渭。入谷东南行，七十里至岳岼岭，为达孝义厅路。入谷西南行至苇子坪，为达宁陕厅路。《宁陕厅志》云：‘石鳖谷在厅北五百一十里。’”在石鳖谷口稍东有翠华山，即汉代的太乙山，传说太乙真人在此修炼而得此名。史载：“太一在骊山西，山之秀者也。”“（太一山）在长安东南八十里太一谷，中有太一元君湫池。汉武帝元封二年，祀太一于此，建太一宫。”石鳖谷距离太乙宫甚近。长安城内道观甚多，而太乙宫在城南外不远，其地位在唐代远不如在汉代，但是，太乙宫仍是一处十分重要的道教宫观。根据杜甫文中内容判断，柳涉的紫微仙阁应该距离石鳖谷和太乙宫不远，甚至可能就是太乙宫（现在的太乙宫在翠华山下）。王维名诗《终南山》吟咏对象即是太乙山：“太乙近天都，连山到海隅。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终南山颇多佛寺、道观，《新唐书·卢藏用传》：“（卢藏用）与兄征明偕隐终南、少室二山……始隐山中时，有意当世，人目为‘随驾隐士’。晚乃徇权利，务为骄纵，素节尽矣。司马承祯尝召至阙下，将还山，藏用指终南曰：‘此中大有嘉处。’承祯徐曰：‘以仆视之，仕宦之捷径耳。’藏用惭。”史载卢藏用“初举进士选，不调。乃著《芳草赋》以见意。寻隐居终南山，学辟谷、练气之术”。他向大道士司马承祯提示终南山“大有嘉处”，可见在唐玄宗时代终南山与道教的密切联系。杜甫在长安生活、工作主要居住地是在长安城南外之少陵塬，此地距离终南山脚下的太乙山和太乙宫甚近，往来极其方便。（四）“太乙天尊”及道教神仙信仰从先秦以来，一般认为天上星宿与人间互相感应。此文仙界的描写以及关于石鳖老神力的描写显然都出自道教经典，其中“太乙天尊”更是道教特有的神仙信仰。“太乙”也常写作“太一”，其信仰起源于先秦。在先秦道家著作中，多指宇宙万物的本原、本体或构成要素，比如“太一生水”（郭店楚简）。后指星宿，即北极星，因为有群星拱卫的天文现象，后尊北极星为天帝，在汉武帝时成为国家祭祀的最高神。《史记·天官书》云：“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史记·封禅书》：“天神贵者太一。”《汉书·王莽传》载：“六年春，莽见盗贼多，乃令太史推三万六千岁历纪，六岁一改元，布天下。下书曰：《紫阁图》曰：‘太一、黄帝皆仙上天，张乐昆仑虔山之上。后世圣主得瑞者，当张乐秦终南山之上。’予之不敏，奉行未明，乃今谕矣。复以宁始将军为更始将军，以顺符命。《易》不云乎：‘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予其飨哉！欲以诳燿百姓，销解盗贼。众皆笑之。”太乙信仰被后来兴起的道教纳入神祇谱系，“道教的神仙基本分为七个等级：（1）先天尊神，（2）星君，（3）山川河海及雷部诸神，（4）土地神和地方保护神，（5）财神和福禄寿星，（6）冥司神灵，（7）得道仙真；级别由高至低亦依此次排列。太一救苦天尊就是位于上述等级中之首级——‘先天尊神’内的一尊神仙。”太乙天尊信仰在汉、唐间的内涵却存在明显的差异：汉代以后，太一由至上神转化为救苦救难尊神，“作为道教‘太乙救苦天尊’的神格形象，大约形成于六朝中晚期。唐宋以后，道教科仪中新出了大量以太乙救苦天尊为主体神明的度亡科仪，如《太乙救苦天尊说拔度血湖宝忏》、《灵宝炼度》、《九幽灯仪》等。此外，在宋元以后的黄箓斋中，太乙救苦天尊分有多种化身，另有十方救苦天尊之称。道经称东极青玄上帝即化太乙救苦天尊，又应化十方，而为十方救苦天尊”。重视太乙天尊救苦救难的实用性，反映了道教尚未发展到晚唐以来由上清派一统天下的地步，而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在开、天之际，上清派并没有笼罩一切，只是象征了道教中的一种趋向，超越和清静的风气也还没有完全渗透到所有的道士，只是被一些道士当做最高雅的追求”。总之，此文所写尊道教、画太乙天尊图，突出太乙天尊协助人间解决战争的苦难，反映了玄宗朝以来崇道的形势以及安史之乱之际唐王朝的道教政策；所涉人物、地理与建筑，亦皆真实可信。二、叙事与虚构：文体形式及其思想意蕴此文涉及的具体内容虽然都是真实的，但是，我们并不认为此文属于一般真实的记事抒情散文（记叙文），其再现道教神力的虚构描写，既显示了与道教的关联，也显示出复杂的思想倾向。从杜甫一生活动看，古今学者都承认杜甫思想认识中确有一定的道教因素，然其来源并非单纯受到他人如李白影响之结果，主要还是唐玄宗时代浓厚的崇道社会氛围之巨大影响，在开天时期儒、释、道三教并存的环境里，“杜甫的思想并不只是单纯的儒家正统观念，同时还受到包括释、道在内的各种思想的深刻影响，其中道教及道家的一些观念意识在其思想深处长期存在”。但是，我们应该如何估价道教思想对杜甫的影响呢？郭沫若认为，“他的求仙访道的志愿，对于丹砂和灵芝的迷信，由壮到老，与年俱进，至死不衰”，比李白“却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说法未免夸大，但是，杜甫确实关注道教。杜甫是否真的如李白那样亲自炼丹还可以再讨论，但他有时也关注炼丹养生术确是事实，如其早年《赠李白》诗云：“二年客东都，所历厌机巧。野人对膻腥，蔬食常不饱。岂无青精饭，使我颜色好。苦乏大药资，山林迹如扫。李侯金闺彦，脱身事幽讨。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瑶草。”《太平御览》卷六百六十一引《三洞珠囊》曰：“王褒，字子登，前汉王陵七世孙。服青精䭀饭，趋步峻峰如飞鸟。”可能是因为物质条件所限，他并未坚持炼丹，如其云：“我欲就丹砂，跋涉觉身劳。”（《送重表侄王砅评事使南海》）“本自依迦叶，何曾藉偓佺。”（《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审李宾客之芳一百韵）“葛洪尸定解，许靖力还任。家事丹砂诀，无成涕作霖。”（《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还有论者试图区分杜甫所接受道家与道教思想的差异，这其实是很难的，概括地说，道家、道教强调对个体的尊重，而道家更重视个体精神自由，道教更强调自然身体感官的自由快乐乃至成神成仙，这两种思想对杜甫都有一定影响。另外，道教也有社会乃至政治关怀，道教与儒家、佛教在解决人间苦难、期盼社会安定的社会价值追求上完全一致。杜甫《承闻河北诸道节度入朝欢喜口号绝句十二首》（其九）诗云：“东逾辽水北滹沱，星象风云喜共和。紫气关临天地阔，黄金台贮俊贤多。”诗句中的“星象”“紫气”当然来自道教，并且体现了道教与儒家追求社会安定这一共同社会价值。可见，道教思想文化对杜甫影响也很深，《图文》也是例证。此文具有真实的人事与地理背景，并真实、准确地反映了当时崇道的社会现实，是否就可以说此文表明杜甫具有虔诚的道教信仰？此文的道教思想与杜甫一贯的儒家思想如何兼容？郭沫若根据此文的文体性质及其他相关文献认定杜甫具有鲜明的道教信仰，但是，钟来茵却将此文解读为“杜甫借用了不少庄子及道教用语，写的还是儒家忧国忧民的仁政思想”，是一篇表现世俗思想的辞赋，钟来茵视此文为“赋”却没有解决赋这种文体形式与其内容的关系。徐希平的解读则调和折中这两种针锋相对的立场与观点：“由于文中浓郁的宗教气息、充斥过多的祷文程式化词语，以及险僻生涩的艺术风格，都在相当程度上妨碍了其为百姓祈福盼望重享太平积极主题的表现。”可见，对此文文体性质的认识牵涉到对此文复杂思想的解读。（一）图、文互动的历程与《图文》的依据杜甫此文属于“因图作文”之“图文”。在人类文明史上，绘画（以及塑像）起源很早，当绘画产生后，必然会出现图、文互动现象。图、文配合往往让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题画诗，其实，图、文配合并不始于文人题画诗（现代学者一般认为庾信是最早的题画诗作者）。既然出现了图画（包括塑像），吟咏图画就成为诗、文写作的内容之一。图、文配合既有题画诗、文这一发展脉络，也有因诗、文作画这一脉络。东晋著名画家顾恺之根据曹植赋而创作《洛神赋图》，跨越了文字与绘画两种完全不同的艺术手段、艺术形式的界限，反映出二者的相互影响。当然最有名的还是宋、元以来流行的唐诗诗意图。因图作诗、文可能出现得更早，也更为流行。《山海经》就是配合“山海图”的文字，陶渊明诗云：“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甚至有学者认为屈原《天问》也是针对具体图画而引发的疑问、思考与感叹。众所周知，唐代绘画相当发达，与之相关的题画诗文发达，是唐代题画诗文的一大特色。根据清代陈邦彦《御定历代题画诗类》（《四库全书》收录）所收，唐代著名诗人大多创作有题画诗，如上官仪《咏画障》、陈子昂《题山水粉图》、宋之问《题省壁画鹤》、张九龄《题画山水障》、储光羲《题韦昭画犀牛》、李白《当涂赵炎少府粉图山水歌》、岑参《刘相公中书江山画障》、马戴《府试观开元皇帝东封图》、白居易《题旧写真图》、韦庄《金陵图》等。中古以来，道教、佛教勃兴，无论佛、道都崇拜偶像，图、像直观，对信徒具有强大的视觉冲击力，而对于文化程度不高，甚至不识字的信徒，更有接受的便宜性。宗教宣传中往往借用图、像形式，因此中古宗教图、像特别兴盛。白居易就说：“道用无穷，统之者大圣；神化不测，感之者至诚。非图像无以示仪形，非供养无以展严敬，故一念一礼，而福随之。”（《画大罗天尊赞文》）从北朝到唐代，宗教雕塑、绘画异常发达，如洛阳龙门石窟佛教塑像、麦积山佛教雕像、敦煌佛教塑像与壁画，这些塑像、壁画表现了大量的宗教故事，而道教更是相信神仙画的力量，宋人《云笈七签》记载，“李邵画太一天尊”而所求应验，故饶宗颐说，“唐时道士建醮，必造元始天尊像并壁画”。唐代文人常游览甚至寄身于寺庙、道观，诗歌吟咏宗教塑像和壁画，如皎然《周长史昉画毗沙门天王歌》、鲍溶《杨真人箓中像》，韩愈的《山石》介绍了自己游览寺庙观览佛像的过程与感受：“僧言古壁佛画好，以火来照所见稀”，而陈允吉研究发现韩愈《南山诗》与佛教密宗“曼荼罗画”的对应关系。有论者云，“唐代题画诗还保留了六朝题画诗的一个特点就是咏壁画咏屏风的诗占据一定的数量，这与唐代宗教塑像、壁画的空前繁荣及宗教的普及有关”。一般的题画诗所咏画、像还属于单一的静态形象，而据现代学者研究，敦煌石室文献中保存的大量变文则是配合图画演说故事，属于看图说事，具有鲜明的叙事性。杜甫虽无书法绘画作品传世，但其博学多识，并不缺少相关艺术才华，艺术鉴赏力一流。他不仅采用诗歌评论绘画，而且被认为“题画诗”第一人，清人沈德潜甚至认为“唐以前未见题画诗，开此体者老杜也”，在唐代诗人中题画诗数量较多，其题画马图尤其著名。杜甫认识到诗、画表现手段的差异，并且表达了深刻的思想见解和独到的审美趣味，如“咫尺应须论万里”（《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元气淋漓障犹湿”（《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等。唐代儒、释、道并存，作为儒家的信徒，杜甫也受到社会环境、社会风气的影响，与僧、道有所交往，并常游览寺庙道观，有诗咏叹佛道画像，如其现存最早的诗歌《游龙门奉先寺》以及被论者认为反映杜甫从早年的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思想与创作转型的重要作品《同诸公登慈恩寺塔》都与寺庙有关，实际上杜甫还留下不少有关佛、道的论画诗、题壁诗、题画诗，如《送许八拾遗归江宁觐省甫昔时尝客游此县于许生处乞瓦官寺维摩图样志诸篇末》“虎头金粟影，神妙独难忘”可见杜甫对维摩图的沉湎，《题玄武禅师屋壁》表达了“真随惠远游”的渴望，而题画诗《题李尊师松树障子歌》，则是针对道士的绘画而展开议论。直观地看，杜甫《图文》所吟咏的紫微仙阁中太乙天尊图，正是盛唐时期流行的道教画像，但此文却不同于一般文人就画论画、评述绘画，而是根据绘画来演绎故事，表现神力，表现了更多的叙事性、虚构性特点，这在唐代以及杜甫的题画诗文中自是创举，别具一格，这种文体与变文就图像、图画演绎故事宣传宗教神力如出一辙。（二）俗赋与小说文体经验的借鉴道教在发展过程中亦相当重视文体形式，南宋灵宝派道士金允中《上清灵宝大法》卷二十七云：“道家古来立教之初，止有章词。中古以后，体效世法，遂有文檄表状。既参古典而约以礼经。”“古者符法，则出于经浩；若行移文状，则体世法而为之。”“大块未判，至道混融。简策不形，无名可别。中古以降，科教宏敷。因世定仪，遂有关奏。”郭沫若说此文类似“道士的疏荐文”，然而，检视已知道教文书体系却尚未发现与《图文》类似之文体，由晚唐进入五代的著名道教文献家杜光庭编著《广成集》所收《太子为皇帝醮太乙及点金箓灯词》与此文不侔。从此文基本结构要素来看，我们认为钟来茵的判断基本是准确的：文章虚构人物石鳖老和三洞弟子进行对话，并以此结构全文，而且在第一段采用铺排手法描写道教仙界的场面，这都是典型的辞赋体构成要素。我们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太乙天尊以“石鳖老”的身份出现，显然不同于一般辞赋的二人对话，这就说明此文的文体不是一般经过文人雅化的辞赋——这与杜甫托物言志的咏物赋《天狗赋》《雕赋》不同，其实是文人文学研究中历来颇受忽视的民间故事赋——“俗赋”。郭绍虞《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位置》指出：“小说与诗歌之间本有赋这一种东西，一方面为古诗之流，而另一方面其述客主以首引，又本于庄、列寓言，实为小说之滥觞。”其实，郭绍虞所论更适用于民间俗赋的文体特征，他还指出这种俗赋正是后代小说的重要渊源。出土文献西汉晚期《神乌赋》与敦煌保存的民间俗赋《燕子赋》等，经过当代学者研究，类似民间故事赋在汉唐之间极为流行，“它（按，指《神乌赋》）把俗赋的历史由点拉成了一条线，使我们对汉魏六朝以来一些带有故事性、诙谐性和大体押韵的作品及其文体归属有了明确的认识，说明在文人大赋蔚为大国的同时，俗赋作为一股不小的暗流一直潜行于地下，偶然也冲决地表涌出涓涓清溪，呈现它多采多姿的风貌”。值得注意的是，就如佛教借用类似的通俗文体宣传其思想一样，道教在传播其思想过程中借鉴了道家经典的思想及其古雅的语言，显然还借鉴了当时流行民间的这种文体形态。此文正是借用民间俗赋和宗教性小说的文体形式宣传柳涉所尊奉的道教信仰。事实上，《图文》既然是杜甫应约而作，其采用的一定是道教徒柳涉所熟悉的文体，换言之，呼应柳涉的实用写作目的和特定的文体性质确实体现了道教的信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此文确实表现了道教思想。郭沫若认为此文类似“荐疏文”，从内容上来看，郭沫若的判断是正确的，但他对文体的判断不准确。钟来茵认为是“赋”，但是没有明确这种“赋”其实也是佛、道用来宣传政教思想的俗赋。仇兆鳌只注意到“石鳖先生，杜公盖设名以自寓也”，却没有明白杜甫此文的素材来源及其文体性质，但仇兆鳌提到的此文的虚构性和寓意性，正是俗赋和“辅教”小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重要文体特征。从小说文体生成史的角度看，俗赋应该是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重要源头之一。从精神内涵看，俗赋继承了先秦寓言传统，通过拟人性的设置角色、演绎故事，擅长铺排，用语夸张，形成了寓教于乐的特点，“显出了诙谐、喜剧的特性”。汉唐间民间俗赋乃至变文等通俗文体、文学都具有游戏、审美娱乐思想意蕴，而这种文化意味正是唐代兴盛的小说文体的核心精神，换言之，宗教中的神、神力与神的行动都“是创造性想象的产物”。道教丰富的虚构想象与自由审美娱乐精神在唐代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下走向结合并转化为小说，这正是唐代“辅教”小说产生的根本内在逻辑。代表叙事性的小说文体生成进展的不仅有敦煌出土的动物赋、变文等，而且在唐代文人介入的宗教宣传故事中也有充分表现。俗赋与小说存在密切的渊源，《燕子赋》以寓言的形式，描写了一件民事案件发生、审判、结案的全过程，唐代这种寓言式的传奇小说甚多。此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六朝时期，伴随着佛教与道教的流播而出现的“辅教之书”——六朝志怪小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发展到了唐代则出现了大量涉佛、涉道叙事作品，传世的这类作品被后代目录学家归于史部“杂史”“杂传”和子部“小说”名目之下。而敦煌石室所藏的写本变文、俗讲等，也都具有类似的功能和性质。这类佛、道故事承接六朝志怪小说传统，既有宣传宗教思想的目的，也具有鲜明的娱乐性及小说性，或者说，就是寓教于乐的自觉创作，符合现代小说文体意义上的唐传奇正是从这类作品中诞生的。从初唐唐临的《冥报记》（佛教）到晚唐杜光庭《神仙感遇传》《仙传拾遗》《墉城集仙录》（道教）所收录作品，大多具有这种性质。葛兆光曾说，道教为文学提供的意象可分三类，一是神仙与仙境，二是鬼魅精怪，三是道士及法术，而罗争鸣通过研究晚唐杜光庭的著述明确了道教传记对小说生成的密切关系。例如中唐李复言笔记小说集《续玄怪录》收录杜子春故事，显示了道教不可或缺的重要影响。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七婆罗痆斯国《烈士池及传说》为一佛经故事，但牛僧孺《玄怪录》所收《杜子春》改编了这一故事：杜子春原本是富家子弟，不事家产，荡尽家产，亲友都厌恶他。一天，他走在街上遇到一位老人铁冠子，老人给了杜子春三百万钱，但不到两年杜就把三百万花完了。后来，他又碰到这位老人，老人又给他一千万，他又再度花天酒地。最后老人又给他三千万，杜子春这次将三千万用于布施，看破物欲。后来杜子春跟随老人往昆仑山上炼丹。老人警告他，不管遇到任何人、任何物、任何事，都不得开口，杜子春前后经历了神将威胁、鬼怪作祟、天地异变、妻子受难等四关考验，最后却过不了孩子被摔死这一关，最后老人出现，劝杜子春打消学仙的念头。此篇精心设计情节，对宗教神力的描写，采用大量的人物对话，显示出其兼具宗教性与小说的娱乐性。这种小说化的笔法甚至为唐代诗歌、散文所借鉴。韩愈《石鼎联句诗序》在杜光庭的《仙传拾遗》中，就被改写为《轩辕弥明传》，情节生动有趣，虽至今未有学者承认韩愈的《毛颖传》《送穷文》《石鼎联句诗序》是“小说”，但其显然也具有小说性。贞元十九年（803），关中大灾，韩愈上疏“请宽民徭而免田租”却被贬，之后长期不被重用，心情郁积，遂借为《毛颖传》以抒发自己的情怀。《毛颖传》流传后，裴度、张籍等纷纷批评韩愈“以文为戏”，但只有柳宗元看出了韩愈的真正用心，其《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就深刻揭示了韩愈“奋而为之传，以发其郁积”的动机。韩愈《毛颖传》《送穷文》乃至《石鼎联句诗序》等继承了《庄子》乃至先唐俳谐文的立场和传统，都具有鲜明的小说意味，而清人汪琬认为与韩愈声应气求的柳宗元创作的《河间》《李赤》二传、《谪龙说》也“近于小说”，可见，唐代文人所受宣教与叙事文学之影响。杜甫《图文》的文体要素显示出其与俗赋及“辅教”小说的关联：此文立足于现实真实的人事与地理因素，并吸收了俗赋和“辅教”小说手法进行虚构、想象与创造，既表现了一定的宗教宣传性，显然也体现了自觉的虚构性和审美性——杜甫的虚构虽不同于后来《杜子春》完全虚构的小说化笔法，其情节铺陈生动，人物对话栩栩如生，具有一定的娱乐精神，并显示了杜甫的叙事与虚构才能乃至文体、文学创造能力，虽然《图文》属于“辅教”性质的“小说”，与当时出现的现代文体意义上的小说——唐传奇还有一定距离。其实，娱乐性还只是此文精神的表象。一般认为，此文创作于复京后杜甫左拾遗任上：至德二载（757）十一月杜甫回到长安，仍任左拾遗，但终因此前的房琯案牵连，于次年即乾元元年（758）六月，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至德二载（757）十二月，唐玄宗回京后，唐肃宗主政，一朝二帝，新、旧皇帝之间难免斗争激烈，失势的玄宗旧臣房琯、贾至、张镐、严武、刘秩等先后被贬，杜甫自然难逃遭贬的命运。面对如此窘境，杜甫当时的心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其《曲江二首》诗云：“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且看欲尽花经眼，莫厌伤多酒入唇。江上小堂巢翡翠，花边高冢卧麒麟。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周书·明帝纪》：“人生天地之间，禀五常之气，天地有穷已，五常有推移，人安得长在。是以生而有死者，物理之必然。”相对于原来的积极进取，此诗表现出鲜明的政治与人生失意之感，失落感的反省与回顾将产生另外一种心态——得过且过，滑稽，自嘲，正如《庄子》之“揶揄嘲讽意味”——当代学者称之为“反讽”，其实有发泄心头郁积之隐衷。杜甫在工作之余走访柳涉的紫微仙阁并专门撰文，实是他心态调整的表征。郭沫若注意到此文显示杜甫“对于《庄子》读得很熟”，而道家经典《庄子》正是学者们公认的后代俳谐人生观和“以文为戏”的源头。韩愈、柳宗元散文创作中历来被认为受到小说影响比较明显的作品其实和杜甫这种人生态度与文学立场一脉相承。概言之，就文字本身看，《图文》是应道教徒柳涉所作，确实表达了道教思想，不仅显示了杜甫与道教的接触，甚至反映出某种程度的相信，同时，此文对太乙天尊以及石鳖老消弭战祸神力的夸张描写、自觉虚构，不仅反映了杜甫源自儒家思想的祈求天下太平的善良社会愿望，而且具有一定的娱乐精神——一个现实主义诗人怎么会相信道教神力？其实，从一生行动、思想和创作来看，杜甫绝非纯正的道教徒，我们不必简单地据此文就轻易推论杜甫具有纯正的道教信仰。也正因为俗赋文体和宗教小说具有一定的娱乐精神，钟来茵才认为杜甫此文所表达的并非道教思想。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此文未尝不是杜甫“因势利导”，借帮助柳涉宣传道教神力的机会，所进行的一次俗赋创作乃至虚构性文学——小说创作的实验。总之，基于特定处境、心态而完成的《前殿中侍御史柳公紫微仙阁画太一天尊图文》，从文体角度看，既是独特的题画文，也是受到民间俗赋与道教“辅教之书”影响而创作的小说，这些现象既充分显示出杜甫受到当时流行的道教思想的影响，而此文以及《天狗赋》《雕赋》都模仿了民间俗赋以及宗教小说的形态，也显示了唐代民间文学、宗教文体对杜甫文学活动、文体创造发生了深刻影响。俗赋作为一类民间文体在唐代之后已失传，导致杜甫这类文章被后代不熟悉的读者不约而同地认为“古奥”（蔡絛《西清诗话》）、“殆不可读”（严有翼《艺苑雌黄》引秦观语），与此同时，进入宋代以后，杜甫也逐渐被“醇儒”化——从“圣于诗”变成了“诗圣”，杜甫与道教以及民间俗文化的关联逐渐被忽略，而这正是唐宋之间社会、文化以及文学发展发生断裂性“变革”的历史折射和生动例证。现有研究对唐代民间文学、流行文化包括宗教等“下位文化”给予杜甫思想、心态与文学活动的“哺育”作用关注不够、认识不足，对杜甫强大的创新能力及其思想资源认识也不足。END▼往期精彩回顾▼刘开扬|杜文窥管张忠纲|皮日休、陆龟蒙学杜与“吴体”之谜王猛|万里风烟接素秋——21世纪北美杜甫研究举要劉躍進

编者按：原文刊载于《杜甫研究学刊》2021年第4期，总第150期。王猛，西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文学博士近20年来，北美的中国文学研究声色渐开。先后有《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文学史》和《剑桥中国文学史》出版。21世纪以来，在“理论终结”的背景下回归文本、史料和文化史研究，是北美杜甫研究的一条主线。包涵杜诗的文学作品集、文学史也相继在这一时期出现。而2016年，由宇文所安完成的杜甫全集英译出现，是杜甫全部1454首诗及相关注释首次在英语世界面世，为杜甫研究提供了最新的文献材料。与国内学界类似，随着全译本的出现，北美学术界对杜甫的研究也试图从更全面的视角去审视杜甫诗圣光环之下的多重面相，进而审视杜甫在古典文学传统以及现当代文学传统和文化语境中扮演的角色与意义。然而，北美学者也注意到，对杜甫的重视与研究，与从上世纪40年代以后就堪称热点的北美中国学研究，以及对应的对中国文化与文学的研究潮流，是不成比例的。滋长于这个潮流及反思之下的努力，促使北美中国研究学者越来越多地将目光投向杜甫。一种是建立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与20世纪的学者一样，北美学者通过借用西方的文学理论来检视与阐释杜诗，同时积极超越20世纪学者容易陷入的理论预设的陷阱，尽量回到文本本身和文本阐释的文化语境。受文学文化史的影响（history

编者按：原文刊载于《杜甫研究学刊》2022年第1期，总第151期。张忠纲，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皮日休与陆龟蒙为晚唐著名诗人，他们继承杜甫、白居易等人关心民生疾苦、反映社会现实的优良传统，写出了一些脍炙人口的诗篇。皮日休的《正乐府》十首更是直承杜甫“即事名篇”的新乐府。杜甫首创百韵长律，皮、陆则以律化百韵古诗继之。如皮日休《吴中苦雨因书一百韵寄鲁望》《鲁望昨以五百言见贻过有褒美内揣庸陋弥增愧悚因成一千言上述吾唐文物之盛次叙相得之欢亦迭和之微旨也》，陆龟蒙《奉酬袭美先辈吴中苦雨一百韵》《袭美先辈以龟蒙所献五百言既蒙见和复示荣唱至于千字提奖之重蔑有称实再抒鄙怀用伸酬谢》。皮的《鲁望昨以五百言见贻过有褒美……》即云：“猗与子美思，不尽如转辁。纵为三十车，一字不可捐。既作风雅主，遂司歌咏权。谁知耒阳土，埋却真神仙。当于李杜际，名辈或泝沿。”对杜甫极为推崇。其《郢州孟亭记》亦云：“明皇世，章句之风，大得建安体。论者推李翰林、杜工部为之尤。”陆时雍更盛赞陆的《奉酬袭美先辈吴中苦雨一百韵》为“滚滚汩汩，相注而来，绝无排迭堆垜之病，所以为难。自少陵以来，可称绝响”。可见，孙仅《读杜工部诗集序》谓“陆龟蒙得其赡博”，不谓无据。杨慎就认为陆龟蒙的《引泉诗》和杜甫的《行官张望补稻畦水归》，“二诗曲尽农田之景，然而词语且宕落”。一对于皮、陆与杜甫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步杜甫后尘而作的“吴体”诗。大历二年（767）春，杜甫在夔州作有《愁》诗一首：“江草日日唤愁生，巫峡泠泠非世情。盘涡鹭浴底心性，独树花发自分明。十年戎马暗万国，异域宾客老孤城。渭水秦山得见否？人今罢病虎纵横。”题下原注：“强戏为吴体。”诗特标以“吴体”，杜诗只此一例，当时及其后亦无提及或效仿者。直到一百年后，皮日休出仕苏州，与陆龟蒙结为诗友，二人以“吴体”唱和的就有六首：陆龟蒙《早春雪中作吴体寄袭美》云：迎春避腊不肯下，欺花冻草还飘然。光填马窟盖塞外，势压鹤巢偏殿巅。山炉瘿节万状火，墨突乾衰孤穗烟。君披鹤氅独自立，何人解道真神仙。皮日休《奉和鲁望早春雪中作吴体见寄》云：威仰噤死不敢语，琼花云魄清珊珊。溪光冷射触鸀鳿，柳带冻脆攒栏杆。竹根乍烧玉节快，酒面新泼金膏寒。全吴缥瓦十万户，惟君与我如袁安。陆龟蒙《独夜有怀因作吴体寄袭美》云：

编者按：近日，两部大型杜集文献资料丛书《杜集珍本文献集成•宋元卷》《杜甫资料汇编》相继由国家图书馆、中华书局分别出版发行，学刊微信公众号特予推介，以广流传。中华书局一九六二年出版的《杜甫卷•唐宋之部》，给学界带来了极大的方便。我在撰写第一部杜甫研究的专著时，就十分受益。反复阅读其三册，并进而对相关论著系统阅读，深感唐宋时期传世的各类文献中对杜诗的重要见解基本收入。《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是中华书局的一个系统工程，近几十年来，不少重要的资料汇编陆续出版，嘉惠学林。在世纪之交，《杜甫卷》金元明清各时期研究资料何时能整理出版，也成了杜甫学界的一个话题。我对此关注始于本世纪初的学术反思。在《现代学术视野下的杜甫研究——杜甫研究百年回顾与前瞻》一文中，我认为：“杜甫研究传世文献方面还有一个大工程值得关注。那就是对历代研究资料的全面整理和汇集。中华书局在六十年代出版了唐宋时期有关杜诗评论的资料汇编《杜甫卷》（上卷，唐宋之部），这也是嘉惠学林，沾溉几代学人的善事。可以说四十年来凡是研究杜甫其人其诗的学人，没有不从中得益的。学人们一直盼望着《杜甫卷》的完整出版。当然，这是一个大工程，需要人力、物力和财力。更需要时间，需要一批执著者，需要一个有力的有眼光的组织者和出版社，等等。……从文献编纂的角度来考虑，《杜甫全集》集注本和《杜甫卷》的整理出版，对于杜甫研究的文本和资料整理工作，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应该是杜甫研究史上一个最应该重视的工作。”（《文学评论》2004年第5期）提出这个问题，意在促进《杜甫卷》全编尽早问世，自己并无意来做这个工作。我深知这是一个大工程，自己学识和精力均有限。文章问世后，确实也产生一定影响。张忠纲先生后来对我讲，他拿着这期的《文学评论》，向学校领导反映，说学界关注此事，希望校方高度重视，组织力量，重启这个项目。二〇〇四年十一月,在华南师范大学主办的"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十二届年会暨唐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在赴肇庆考察时，傅璇琮先生郑重地对我讲，此事不能再等，中华书局总编室已研究决定，希望我来完成《杜甫卷》（金元明清部分）的编纂工作。后来的几年里，傅先生和徐俊、顾青总编及几位编辑在不同场合都多次谈到此事。直到二〇〇八年底，此项工作才正式启动。顾青总编作为具体负责此书的领导，与我商定，把《四库全书》中的资料精选，全书控制在二百五十万字内即可。同时也明确讲，如果资料丰富，篇幅可增加。按原计划，课题一开始是整理“金元卷”，大约两年内交稿。编辑张耕等审读了“金元卷”初稿，报总编室后，顾青总编明确表示肯定，调整了思路，要求我们对“唐宋卷”重新编纂，并提出唐宋时期资料“求全”，后面几朝资料“求精”的要求。我重新调整方案，回头对唐宋资料收集整理。这之后，又陆续申请到全国高校古委会项目、重庆市文科基地重点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支持。值得欣慰的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以“免于鉴定”即“优秀成绩”同意结项。在定稿交出后，中华书局又申报获得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这些项目资金，有力地支持了这项长达十余年的工程。在立项之初，我就有一个设想，即希望《杜甫卷》的文献是可以直接征引的，尽管从学术的要求看，“汇编”于引用者不是一手资料。这个小小的愿望，本是一个很高的要求。这一想法一直得到几位编辑和书局领导的支持。目前的古籍电子化为检索文献提供了极大方便，但包括《四库全书》在内的各种文库的底本，并不一定都是善本。我们则希望尽可能在目前的条件下，选择可靠的版本。这样，在检索各数据库后确定入选的数据，还要争取引用相对较好的版本中的文字。由此，工作量大大增加。再者为了确保文字来源可靠，在海量收集近千万字的资料中，汰选留下的几百万字备选资料，要一一保留原始文献图片（翻拍或截图），以备在定稿和校对时核查。此书最后统计，涉及作家四千余，引书五千种，其工作量可想而知。在相关资料收集快结束时，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清代诗文集汇编》，对此，我是亦喜亦忧。喜的是，其中定有大量重要资料，多数应是杜甫研究同仁们不易见到的。忧的是，面对如此巨矿，如何采伐？此书当时尚无电子版。别无他法，只能做笨功夫。我向时任西南大学图书馆馆长李森教授求助，希望他特许将这些刚到馆还未开箱登记上架的书，一批批借我，我和研究生一起在重庆国学院会议室翻阅查找。李森馆长是学者出身，颇能理解，特别支持。记得那个夏天，正是重庆高温季节，我和延期回家的几十个学生（古代文学专业各方向学生主动请缨要求参与这项古籍整理实践工作），在一起翻阅这部巨编，大家埋头书海，安静时，会议室只有空调声和沙沙的翻页声。这样的工作陆续进行大半年。由此得到大量一手资料。如我在翻检资料时，随机领到的文献中，有乾隆的文集，其中有大量关于杜甫的文字，如评论、和韵，仿作等。后来更注意到，清代帝王多对杜甫高度肯定。我认为这足够一篇博士论文选题，特地请一个博士生深入研究。最后审定这批资料，又是两年。《杜甫卷》的资料整理工作，涉及到的是古籍编纂的基本工作，如文献调查、汰选资料、文字点校等。在这一过程中，最复杂的还是初期的抄录工作。由于大量的文献未经整理点校，很多清代文集还是从未刊行的稿本，文章句读及某些字的辨识，会十分费力。直到二校，我还在努力解决因手稿辨识不清而留下的“□□”。汇编较之某一部古籍的校勘，不知难了多少倍。由于本项目的特殊性——海量的资料收集与汰选，众多的文献选择与校对，工作目标调整与周期漫长，故参与的师生众多，且基本是阶段性介入。几个重要环节是查阅收集资料，辨识初选材料并汰选，对抄录文字审核校对，对照文献审校定稿，整理作家生平编目，根据定稿确定引用文献等。参与的师生百余人。十年间，分别在某一阶段参与工作较多的，则作为本书编委会成员。何易展承担部分审读，杨理论协助体例的梳理，占如默在编目查重等方面，用力尤多，特别说明。此书编辑工作先后有张耕、俞国林、许庆江等同志参与，最后由许庆江负责，他们认真负责的态度，确保了本书达到了应有的学术水准。本人作为项目负责人，负责确定全书体例、对近千万字初选资料的汰选、确定入选内容并定稿、一校二校的版本核对和审读。千余年来，论杜资料浩如烟海，本书篇幅有限，编者所见不广，眼光有限，难免汰选不当，定有遗珠之憾。本书存在的任何问题，均是我的责任。我们和读者发现的问题，将会在重印时修订。尽管事先有充分思想准备，但实际情况比想象的复杂艰辛。今年能顺利出版的话，此事动议（二〇〇四年）至今十八年，从接受中华书局约稿计，是十三年，从全国高校古委会（二〇〇九年）立项算，也是十二年。时光飞逝，能不感叹！当年积极推进此项工作的傅璇琮先生已归道山。此书问世，也是对先生的最好纪念。庚子全年，均在一校二校中渡过。期间种种艰难，颇难言表。疫情汹汹，“闭关”于小区时，我曾试作集杜二首于冬春二季。附录于后，为这一特殊时期的工作和心境留此存念：其一乾坤含疮痍，《北征》季冬树木苍。《成都府》魑魅喜人过，《天末怀李白》擒贼先擒王。《前出塞》其二四郊未宁静，《潼关吏》戍鼓断人行。《月夜忆舍弟》江东犹苦战，《江亭》花重锦官城。《春夜喜雨》谢谢所有参与的师生、中华书局的编辑、学界关心的朋友、各级科研部门，还有理解支持我的亲人们！学杜研杜无止境，我将继续前行。

編者按：近日，《杜集珍本文獻集成·宋元卷》（第一輯）、《杜甫資料彙編》兩部大型杜集文獻資料叢書分別由國家圖書館出版社、中華書局出版發行，學刊微信公衆號特予分期推介，以廣流傳。出版說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關於杜甫研究文獻的整理首先是從編纂目録開始的。一九五四年北京圖書館編輯了《北京圖書館館藏杜甫詩集書目》，共收杜集八十一種九十二部。一九五六年浙江省圖書館油印了《浙江圖書館館藏杜詩書目》，收書六十五種九十六部。同年，成都杜甫草堂也油印了《成都杜甫草堂收藏杜詩書目》，此後又經多次修訂，共收民國以前杜詩學文獻三百餘種。此後，萬曼《杜集敘錄》、馬同儼、姜炳炘《杜詩版本目録》、梁一成《杜工部關係書目》等均收見存文獻，可與其他目録互爲補充。一九八六年，鄭慶篤等《杜集書目提要》與周采泉《杜集書録》同時問世。《提要》收録知見杜詩書目八百九十種，《書録》則收録八百四十餘種。二〇〇八年，張忠綱等又在《提要》《書録》二書基礎上進行了完善和修訂，編成《杜集叙録》，共收杜詩書目一千二百六十餘種，其中現存四百餘種，存佚不明五十餘種，散佚八百餘種。至此，杜詩文獻的整體情况基本摸清，大致可以分爲白文本、全集箋注本、分體分類注本、評點本、讀杜劄記、集杜和杜等六類。長期以來，很多學者都期待着有這樣一部著作，將歷代重要的杜集文獻彙編成册，整體推出，便於利用，也便於杜集珍貴文獻的保護，防止流失散佚。一九七四年，黄永武博士編輯的《杜詩叢刊》由中國臺灣大通書局出版，共收録宋元至清代重要杜集三十五種。一九七六年，日人吉川幸次郎編《杜詩又叢》，補選了七種杜詩文獻，由日本中文出版社影印出版。這些草創工作，雖收録有限，但篳路藍縷，嘉惠學林，功不可没。《杜集珍本文獻集成》以時代爲先後，分爲宋元卷、明代卷、清代卷等，對現存重要杜詩學文獻作系統整理。選録文獻主要遵循的原則是：一是存世宋元本盡力全面收録，明清本則偏重未經點校整理或影印出版且學術價值較大的；二是優先選録各類杜詩學文獻中具有代表性且較爲珍稀之本；三是統籌兼顧不同歷史時段的諸種杜詩學文獻。《杜集珍本文獻集成·宋元卷》（第一輯），版本以宋元舊本爲主，包括後人以宋元舊本爲根據的影寫宋本。此八種彙編按原大影印出版，以饗讀者。劉躍進

编者按：原文刊载于《草堂》（今《杜甫研究学刊》）1981年创刊号。刘开扬（1919—2014）四川财经学院（今西南财经大学）教授少陵不以文名，然所作之文亦不少。《崇文总目》但称“《杜甫集》二十卷”，今影印《宋本杜工部集》王原叔记谓编诗十八卷，又别录赋笔杂著二十九篇，为二卷，合二十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亦称王洙原叔编定《杜工部集》诗及别录杂著二卷合二十卷。又称黄伯思长睿所校《校定杜工部集》杂著二十九首别为二卷合为二十二卷（参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十八下），此本今佚。知宋时杜文之编集已大体确定。清人仇兆鳌《杜少陵集详注》编杜之诗为二十三卷，文亦二卷；杨伦《杜诗镜铨》编诗为二十卷，末附清初张溍上若所作《杜文注解》亦二卷，大抵其文占其诗十之一耳。历来杜诗为人所重，而文则否。秦观少游尝言：“人才各有分限，杜子美诗冠古今，而无韵者殆不可读，曾子固以文名天下，而有韵者辄不工，此未易以理推也”（严有翼《艺苑雌黄》引）。陈师道进而言之曰：“诗文各有体，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故不工耳”（《后山诗话》）。又独称：“子美之诗，奇常工易新陈，莫不好也”（同上）。所谓“杜以诗为文故不工”之工，即“奇常工易新陈莫不好”之好。此对杜诗则颂之至矣，而对杜文则就其体而贬之，亦云深矣。秦观、师道之论出而影响甚大，世人佥以杜文为不足重矣。幸蔡絛《西清诗话》曾驳之曰：“杜少陵文自古奥，如'九天之云下垂，四海之水皆立＇，'忽翳日而翻万象，却浮云而留六龙'，'乃舞陵乱，又浩乎春风壮而江海波＇，其语磊落惊人，或言无韵殆不可读，是大不然。苏东坡《有美堂》诗云：'天外薰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盖出此也。”严有翼观此段，亦不然秦少游之说云：“杜少陵文自古奥，（蔡氏）所举数语，出《朝献太清宫赋》（按末语出《朝享太庙赋》），诚磊落惊人，此不谓之有韵之作，可乎？窃意少游所谓无韵不可读者，不过《伐木》诗序之类而已”（《艺苑雌黄》）。按，宋人所言之文，与诗对言，乃包括赋及杂文，而前此六朝文、笔对言，文包括诗、赋，秦少游所言无韵有韵，既对诗、文而言，则无韵即文，包括赋及杂文，有韵即专指诗，况少陵赋尚有序及进赋表全不用韵，严氏谓秦少游但言《伐木》诗序之类者，不过作调人之说而已。后陈振孙云：然开元以前文体大略如此。若《三大礼赋》，“世言子美诗集大成，而无韵者几不可读，辞气壮伟，又非唐初馀子所能及也”（《文献通考》卷十八下《杜工部集》条引《书录解题》，前文体大略如此，此语甚堪注意。张溍《杜文注解》卷一《三大礼赋》后原注引刘克庄《后村诗话》，曾对秦观之论加以驳斥曰：前人谓杜诗冠古今，而无韵者不可读。又谓太白律诗殊少。此论施之小家数可也。余观杜集无韵者，惟夔府诗题数行颇艰涩，容有误字脱简；如《大礼》三赋，沉着痛快，非钩章棘句者所及；太白七言近体如《凤凰台》、五言如《忆贺监》、《哭纪叟》皆高妙。未尝细考而轻为议论，学者之通患。韩退之尝云：“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则物之浮者小大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皆宜。＇此论最亲切。李、杜是甚气魄，岂但工于有韵者及古体乎？（《后村先生大全集》一七六《诗话》后集）张氏引此，自属赞同其说。综观张氏之注解，于杜文未尝稍指其瑕，而颇多赞语，较陈振孙之只称《三大礼赋》为胜，但所注解者亦太简略，且亦未堪定论，误解之处，往往而有。仇兆鳌《杜诗详注》凡例“近人注杜”条只称其与黄生《杜诗说》等“各有所长”，而于“杜文注释”条及《唐兴县客馆记》、《东西两川说》等作后评语则仍祖述秦等之说，且加以发挥曰：古人诗文兼胜者，唐惟韩柳，宋惟欧公、大苏耳。且以司马子长之才，有文无诗，知兼美之不易矣。少陵诗名独擅，而文笔未见采于宋人（？），则无韵之文，或非其所长。集中所载墓志，尚带六朝馀风。惟《祭房相国文》，清真恺恻，卓然名篇，其代为表状，皆晓畅时务，而切中机宜。鳌按：韩文多文从字顺，而作诗务为险奇，杜诗皆熔铸经史，而散文时有艰涩，岂专长者不能兼胜耶？皆当分别观之。今按读晁、董诸策，气味醇厚，而言词剀切，此文无段落结构，而兼有拙涩之语，特一时率笔成篇耳，不及汉人远矣。仇氏之论，虽然自有其理，窃以为亦未尽当。杜文诚不及韩柳欧苏，然较之王杨卢骆诸人，亦自有其特点。若方之太白，虽无白书、序之才华横溢，而亦少其庸下之处，大苏而下，又每流于滑易，若杜少陵之文，清拔奇峭，独树一帜，谓为开韩柳风气之先者，何不可邪？再仇注杜文乃据吕东莱及朱注，间附评释，后虽重注，然可补订者亦多。此本文之所为作也。

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中国诗歌文化中心编辑|高媛审核|贾兵

编者按：原文刊载于《杜甫研究学刊》2022年第1期，总第151期。蒋文正，四川大学2021级古代文学博士研究生2021

刘明华，中国杜甫研究会会长、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继大型历史文化纪录片《中国》第一季开播广受赞誉之后，近日芒果TV、湖南卫视又推出了《中国》第二季，其题材正面、叙事宏大、制作精良、形式新颖，令人耳目一新。其中首集《惊变》以李白、杜甫二位诗人的经历切入，映照大唐帝国的历史与文化风貌，再现中国故事中的文化原乡。诗圣寻踪·影像中的杜甫纵观杜甫的影视作品视觉呈现发展历程，最早关于杜甫的纪录片《诗人杜甫》由新影公司于1962年完成，为纪念杜甫诞生1250周年所拍。2020年，英国广播公司（British

研究综述▼往期精彩回顾▼陈冠明|论代书诗的流变钟仕伦|《世说新语》诗学文献述略【活动预约】“编辑领你读杜诗”│《狂夫》解析清人对白居易、白行简赋的评点——以赋选为中心的考察编辑|高媛审核|贾兵

编者按：原文刊载于《杜甫研究学刊》2021年第1期，总第147期。踪凡，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一、引言白居易（772-846）是唐代著名诗人，也是杰出的赋作家和赋学理论家。据谢思炜《白居易文集校注》及《补遗》，现存白居易赋作16篇（其中律赋13篇）。其弟白行简（776-826）虽以《李娃传》传奇而被写入中国小说史，但也是唐代著名赋家，存赋达20篇（其中律赋18篇）。二白长于律赋创作，在当时就颇负盛名。清代因馆阁考赋之需，律赋大兴，创作上以中晚唐律赋为标的，故编选唐律的赋选应运而生。白居易、白行简赋自然也在入选之列。据初步考察，现存清人所编之赋选多达一百余部，其中选有白居易赋者至少有26部（不包括《历代赋汇》《赋海大观》等大型总集）。白居易现存16篇赋，有13篇有幸入选（其中律赋12篇），入选率达81.25%。入选频次较高者是：《荷珠赋》（19次）、《动静交相养赋》（10次）、《黑龙饮渭赋》（8次）、《敢谏鼓赋》（6次）、《汉高祖斩白蛇赋》（5次）。比较而言，编选白行简赋者较少，只涉及到15部赋选。现存白行简赋20篇，有11篇被选中（均为律赋），入选率为57.89%，低于其兄。入选次数较多者是：《望夫化为石赋》（7次）、《五色露赋》（6次）、《以德为车赋》（3次）、《斗为帝车赋》（3次）、《金跃求为镆䥺赋》（3次），也明显低于白居易赋。不过，清代赋选大都为这些入选的赋作进行注释和评点，清代赋话中也有零星的论析二白赋的文字，通过这些资料，我们可以考见清代赋论的基本观点，进而管窥二白赋的经典化进程。二、清人评点二白赋的主要内容

间2022年2月25日上午10:00-12:00地

山鸟山花共友于——杜诗中的中国传统生态智慧查屏球|陈独秀五古对杜诗的师承——《述哀》《挽大姊》《告少年》三诗笺解编辑|高媛审核|贾兵

编者按：原文刊载于《杜甫研究学刊》2017年第3期，总第133期。陈冠明，鲁东大学教授一诗歌具有交际的功能。两千五百年前，孔子在《论语·阳货》中说过：“《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这就是《诗经》的“兴观群怨”说。“群”指与人们交际。朱熹《论语集注·卫灵公》说：“和以处众曰群。”《左传·襄公二十八年》所说的“断章赋诗”，就是利用《诗经》的成句，进行国与国的交往、人与人的交际与交流。时在春秋。东汉时期，有书信功能的诗歌已经出现。《文选》卷二九载《古诗一十九首》，关于它的作者，一般认为是东汉文人。有两首诗值得注意，一是《行行重行行》：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相去日己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一是《冉冉孤生竹》：冉冉孤生竹，结根泰山阿。与君为新婚，菟丝附女萝。千里远结婚，悠悠隔山陂。思君令人老，轩车来何迟？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光辉。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君亮执高节，贱妾亦何为？这两首诗，应该不是一人所作。非常巧合的是，都是用第二人称“君”称呼自己的夫君，其中一首还用第一人称“妾”自称。这些都符合书信的语言规范。元陈绎曾《诗谱·古诗十九首》说：“情真，景真，事真，意真，澄至清，发至情。”不管是文人代言，还是女子自己叙述，用来评论这两首诗，都是十分贴切的。《古诗十九首》对于后来的诗歌创作，其影响是十分巨大的。这两首诗对后来的代书诗，也有很大的影响。东汉时期，赠答诗开始出现。《玉台新咏》卷一载东汉秦嘉《赠妇诗三首》并序云：“秦嘉，字士会。陇西人也。为郡上计，其妻徐淑寝疾，还家，不获面别，赠诗云尔。”“不获面别”而“赠诗”，与书信的功能十分相似。诗云：其一：人生譬朝露，居世多屯蹇。忧艰常早至，欢会常苦晚。念当奉时役，去尔日遥远。遣车迎子还，空往复空返。省书情凄怆，临食不能饭。独坐空房中，谁与相劝勉？长夜不能眠，伏枕独辗转。忧来如寻环，匪席不可卷。其二：皇灵无私亲，为善荷天禄。伤我与尔身，少小罹茕独。既得结大义，欢乐苦不足。念当远离别，思念叙款曲。河广无舟梁，道近隔丘陆。临路怀惆怅，中驾正踯躅。浮云起高山，悲风激深谷。良马不回鞍，轻车不转毂。针药可屡进，愁思难为数。贞士笃终始，恩义不可属。其三：肃肃仆夫征，锵锵扬和铃。清晨当引迈，束带待鸡鸣。顾看空室中，仿佛想姿形。一别怀万恨，起坐为不宁。何用叙我心，遗思致款诚。宝钗可耀首，明镜可鉴形。芳香去垢秽，素琴有清声。诗人感木瓜，乃欲答瑶琼。愧彼赠我厚，惭此往物轻。虽知未足报，贵用叙我情。秦嘉妻徐淑得诗，亦《答诗一首》：

山鸟山花共友于——杜诗中的中国传统生态智慧查屏球|陈独秀五古对杜诗的师承——《述哀》《挽大姊》《告少年》三诗笺解编辑|高媛审核|贾兵

编者按：原文刊载于《杜甫研究学刊》2021年第4期，总第150期。徐希平，西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自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冬到唐代宗大历三年（768）正月，杜甫一共在巴蜀地区生活了九个年头。巴蜀生活大大扩展了杜甫的视野，加深其对巴蜀地区民族文化资源的了解，丰富了杜甫诗歌内容题材和精神内涵，也对后来巴蜀民族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探讨这种良性互动的关系，对于认识巴蜀文化特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积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一、杜甫对巴蜀民族文化的认识与关注杜甫对巴蜀地区的多民族文化予以特别的关注。入蜀后，他与当地友人交往密切，认识也日渐深化。杜甫入蜀之前，主要是从文献和友人的经历中得以了解和描写处于西南的巴蜀地区文化风貌。《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云：“彭门剑阁外，虢略鼎湖旁。荆玉簪头冷，巴笺染翰光。”《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八使君两阁老五十韵》诗云：“衡岳啼猿里，巴州鸟道边。”主要强调其地势遥远，道路艰险，多为朦胧之印象。在携家入蜀的艰难旅途上，杜甫作了数十首纪行诗，真实记录平生所历最为险峻的畏途蜀道，“终身历艰险，恐惧从此数”（《龙门阁》）。同时也写到蜀道上所见之人，《五盘》诗云：“好鸟不妄飞，野人半巢居。”到了成都所作第一首《成都府》：“翳翳桑榆日，照我征衣裳。我行山川异，忽在天一方。但逢新人民，未卜见故乡。”这里的“野人”可以说是村野之人，即所谓野老，而“新人民”则含义十分丰富，旅途漫漫，九死一生，似乎来到天边尽头，新的环境，新的百姓，语言、文化习俗都与中原故乡有很大差异，新奇而陌生，这其中自然也有善于吸纳包容的巴蜀文化所具有的多民族的声音。杜甫直到离开夔州时作《雨晴》道：“天路看殊俗，秋江思杀人。”所谓“殊俗”，指的是不同的地域文化与民族风俗。巴蜀地区是多民族聚居区，正确处理民族关系对于人民安居乐业至关重要。杜甫诗文中有关巴蜀地区民族题材的写作与他的和谐平等民族观一致。杜甫的民族观强调维护国家统一安宁，主张各民族和睦相处。他一方面反对唐朝统治者黩武开边，好大喜功，欺凌弱小民族，另一方面，也反对周边部落对于中原地区的骚扰掳掠，更痛恨分裂战争与叛乱割据，其立场十分鲜明，力主和睦友好的民族关系，强调以德服人，攻心为上，反对大兴杀伐，伤害生灵，希望天下和平，永无战争。在进入成都之前，杜甫路经德阳北面鹿头山，作《鹿头山》诗云：“悠然想扬马，继起名硉兀。”想到两位蜀中先贤司马相如与扬雄，前后相继，成为闻名遐迩的高标。二人不仅是汉赋大家，也是巴蜀文化与中华文明的杰出代表。司马相如于文学成就外，还极富政治远见。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相如先后作《谕巴蜀檄》《难蜀父老》宏文，参与解决实际重大现实问题，帮助汉朝中央政府有效管辖巴蜀民族地区，为开发西南边疆、促进民族团结做出积极贡献，体现其作为杰出政治家的远见卓识、政治智慧，彪炳史册，功在千秋。唐代宗广德元年（763），杜甫作《为阆州王使君进论巴蜀安危表》，广德二年（764）在严武幕中作《东西两川说》，提出对参与戍边的羌汉将士待遇管理一致。此外还作《野望》诗云：“西山白雪三城戍，南浦清江万里桥”，《西山三首》其二：“辛苦三城戍，长防万里秋”，都表现出对川西高原松、维、保三城一带局势的关切，对民族地区问题的重视，也显出其近于司马相如的政治眼光和远见卓识。对于扬雄，杜甫同样充满崇敬，“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扬雄堪称其少年时期的文学标杆，“扬雄更有《河东赋》，唯待吹嘘送上天”（《赠献纳使起居田舍人澄》），《河东赋》从汉成帝的巡游，落脚到夸赞大汉圣皇丰功伟业，勉励汉成帝身体力行，学习唐尧虞舜。杜甫也委婉地表达其认同，近于其“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志向。杜诗对巴蜀地区政治人物的评价，也往往从其是否利民与促进和谐安居视角出发。他赞美出生于汶山、勤政为民的大禹：“早知乘四载，疏凿控三巴。”（《禹庙》）又称许顺势治水、造福于民的李冰：“君不见秦时蜀太守，刻石立作五犀牛。……但见元气常调和，自免洪涛恣凋瘵。”（《石犀行》）对在蜀履职的官员，则往往以化蜀的文翁相期：“但见文翁能化俗，焉知李广未封侯”（《将赴荆南寄别李剑州》），“诸葛蜀人爱，文翁儒化成”（《八哀诗·赠左仆射郑国公严公武》）。诸葛亮是杜甫最为崇敬的政治家，曾为之多次写下赞美的诗篇。永泰元年（765），在将要离开成都去夔州时，诗人又作了《赤霄行》，诗中解释了每每赞颂不已的原因：“老翁慎莫怪少年，葛亮《贵和》书有篇。”这便是诸葛亮治蜀生涯中所体现的儒家仁德与和平理念。在成都所作的一首著名的《登楼》也同样表达对诸葛亮的怀念：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父吟》。万方多难，忧患不已，杜甫是多么希望有类似诸葛亮一样忠诚而有才的领导者出现，平定边患，长治久安。巴蜀生活期间，杜甫写巴蜀道路、民俗、风景、物候、特产、人文。对于巴蜀流传的古蜀王杜宇神话，杜甫更是以《杜鹃行》为题反复吟咏，赋予其深沉的家国情怀，丰富其民族文化内涵，凝练为独具特色的巴蜀地区“杜鹃文化”。杜甫广交朋友，也不乏各民族的友人。其中在巴蜀期间交往的，多以诗歌记录其名姓。如在成都期间，草堂之南邻，复姓斛斯名融，排行第六，嗜好饮酒，为杜甫酒伴，彼此常聚饮欢会，但其人实不胜酒力，常因过量而误事。故杜甫作《闻斛斯六官未归》加以劝诫：“本卖文为活，翻令室倒悬。……老罢休无赖，归来省醉眠。”表现其真诚关心。后来斛斯融去世，杜甫十分悲痛，作《过故斛斯校书庄二首》，其一云：“此老已云殁，邻人嗟未休。竟无宣室召，徒有茂陵求。”其二写道：“遂有山阳作，多惭鲍叔知。素交零落尽，白首泪双垂。”诗之原注曰：“老儒艰难，病于庸蜀，叹其殁后，方授一官。”杜甫凭吊故人，为其遭遇鸣不平，哀叹知交零落，令人慨叹。杜甫还有一位朋友叫贺兰铦，为鲜卑族后裔，早年与杜甫相交，同样怀才不遇，战乱之后与杜甫重逢，旋即再别，杜甫非常伤感，作《赠别贺兰铦》：

编者按：原文刊载于《杜甫研究学刊》2021年第4期，总第150期。刘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发展历程中，一直在开展形式多样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并将其提升到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千年大计的高度；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不断完善，“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一系列生态观念深入人心。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深根植于中华文明丰富的生态智慧和文化土壤。生态问题正日益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中华文明积累的丰富生态智慧，对于当代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如何理解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目前的讨论多聚焦于儒释道思想传统中的生态思考。事实上，中国古典诗歌的生态书写非常丰富，尤其是被誉为“诗圣”的杜甫，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丰富吟咏，呈现了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深邃内涵。与欧美生态文学注重对人类征服自然种种恶果的批判与反思不同，杜诗更多地展现了人与自然和谐交融的丰富精神体验。理解杜诗所呈现的生态智慧，可以更深入地认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传统文化渊源。一、杜诗的“爱物之仁”与“观物之明”杜甫虽然没有今人这样明确的生态观念，但他热爱自然，对自然界的鸟兽草木、风云月露、山光物态，有极为丰富的吟咏。他以儒家的仁民爱物之心关怀万物，其诗充满“爱物”的仁厚之义，再平凡的花草，再微小的生命，都得到他的怜惜。同时，他也深受山水田园诗人的艺术影响，以澄明之心观照万物，其“观物”的笔笔刻画，不仅表现了自然界动植物的丰富情态，更折射了内心澄明的生趣。杜诗的“爱物之仁”，打动了后世无数读者。他在秦州创作《病马》：“乘尔亦已久，天寒关塞深。尘中老尽力，岁晚病伤心。毛骨岂殊众，驯良犹至今。物微意不浅，感动一沉吟。”老马并非与众不同的名马，但服勤一生以至衰惫老病，诗人对它的关爱怜惜十分真挚。在绵州创作的《又观打鱼》中，他对竭泽而渔的贪狠深感不安：“小鱼脱漏不可记，半死半生犹戢戢。大鱼伤损皆垂头，屈强泥沙有时立。……吾徒胡为纵此乐，暴殄天物圣所哀。”诗中刻画深陷网罟的大鱼小鱼急切地期望挣脱，字句间仿佛可以感受到诗人在为它们的命运而焦急无奈，结句则直斥如此行为是“暴殄天物”，充满仁心的哀愍。杜甫在蜀中时，曾作《五盘》诗咏广元县北的五盘岭：“五盘虽云险，山色佳有馀。仰凌栈道细，俯映江木疏。地僻无网罟，水清反多鱼。好鸟不妄飞，野人半巢居。喜见淳朴俗，坦然心神舒。”诗中对五盘岭淳朴之境的刻画，处处流露出对残生害物的动荡时事的厌倦与厌恶。诗人为眼前鱼鸟远离伤害而感到宽慰，呼应着战乱早平，巨猾速除，天下重归安宁，自己早日结束漂泊的强烈愿望，仁民爱物的忧念之心萦绕于笔端。杜甫的爱物之仁，有许多细腻的流露，如在梓州因想念成都故宅而作的《寄题江外草堂》，诗中提到对宅中四棵小松的牵挂：“尚念四小松，蔓草易拘缠。霜骨不堪长，永为邻里怜。”在汉州创作的《舟前小鹅儿》则充满对小鹅的爱怜：“鹅儿黄似酒，对酒爱新鹅。引颈嗔船逼，无行乱眼多。翅开遭宿雨，力小困沧波。客散层城暮，狐狸奈若何。”杜甫对一草一木以及自然界柔弱生命的关爱，并非刻意如此，这些真诚的怜惜，发乎其仁民爱物的博大胸怀。在《暂往白帝复还东屯》中，他说“筑场怜穴蚁，拾穗许村童”，诗人要夯实地面来筑场，却担心此举会破坏蚁穴；对于那些来捡拾自家麦穗的村童，他也不加禁止。怜惜蝼蚁和关爱村童，本是诗人的一体之仁，这是儒家推己及人、及物的仁爱精神的深刻流露。作为一位诗艺磅礴万象的诗人，杜甫对自然的体味，并非仅仅以仁爱怜惜之笔来展开。杜诗中大量的写景观物，展现了极为丰富的生态物趣。自东晋南朝以来，山水田园诗的发展，为表现自然生态之美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杜甫并不是一位典型的山水田园诗人，但他以集大成的气魄吸取前代诗歌艺术，其中对山水田园诗艺术的汲取是十分深入的。他在诗中说“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孰知二谢将能事，颇学阴何苦用心”，这些都明确地表达了对谢灵运、谢朓、陶渊明的取法。山水诗以澄明心境体味自然，在澄怀观道中展现山水百态、动植飞潜的生机与意趣；由此形成的观物写景的独特笔法，对杜诗产生了深刻影响。杜甫早年所作的《夜宴左氏庄》：“林风纤月落，衣露静琴张。暗水流花径，春星带草堂。检书烧烛短，看剑引杯长。诗罢闻吴咏，扁舟意不忘。”这个春天的夜宴，充满高雅的意趣，疏星淡月映照下的草堂，花径下悄悄流过的溪水，无一不烘托出淡远超逸的韵味，这正是山水诗澄怀净虑的意趣。后来，杜甫在成都浣花溪草堂写作了许多篇章，将漂泊的痛苦暂时忘却，诗句于澄净中又融合了陶渊明田园诗的恬淡安详，例如《卜居》：“浣花溪水水西头，主人为卜林塘幽。已知出郭少尘事，更有澄江销客愁。无数蜻蜓齐上下，一双鸂鶒对沉浮。东行万里堪乘兴，须向山阴入小舟。”浣花溪边远离尘嚣的草堂，让诗人忘记了客愁，溪水东行万里直通吴越，更引发了他重寻山阴山水佳致的强烈愿望。山水诗人以澄明之心观物，深刻地体会万物之生机意趣，对物态情状的表现也充满鲜明的意象与盎然的生意。谢灵运许多写景佳作，就颇具这样的“观物之明”，例如《游南亭》：“时竟夕澄霁，云归日西驰。密林含余清，远峰隐半规。久痗昏垫苦，旅馆眺郊歧。泽兰渐被径，芙蓉始发池。未厌青春好，已睹朱明移。”诗句在细腻如绘的黄昏暮色中，刻画新月初上，春草渐生的生意；《石壁精舍还湖中作》：“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在林壑薄暮，时光匆迫中，刻画湖上荷花盛开、蒲稗因依的生动物态。如此状物之笔，出自表里澄澈、俯仰大化的心灵，其笔触的细腻，流淌的生意，都令人回味不尽。这样的“观物之明”，在杜诗的大量作品中也有生动呈现。《曲江二首》（其二）写道：“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其中“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用极细腻的笔触，刻画轻柔动人、却又短暂易逝的春色，细入毫发的摹景之句中，是让人忍不住要去挽留的春之生意。又如《曲江对酒》中的“桃花细逐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亦是细腻描绘鸟飞花落、春日迟迟之情状；“林花著雨燕支湿，水荇牵风翠带长”则以林花水荇在风雨中的一个独特瞬间，刻画盎然生动的春意。再如“芹泥随燕嘴，蕊粉上蜂须”，“时出碧鸡坊，西郊向草堂。市桥官柳细，江路野梅香”，“锦里烟尘外，江村八九家。圆荷浮小叶，细麦落轻花”，“田舍清江曲，柴门古道旁。草深迷市井，地僻懒衣裳”等诗作都是对自然界细腻有味的描绘，诗人对大自然生灭变化的敏感，对物态细致入微的观察，都融会在这些凝练的诗句之中。谢灵运的山水诗，善于表现自然界的色彩之美，如“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王维的山水诗也充分继承了这样的色彩艺术，如“嫩竹含新粉，红莲落故衣”，“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杜诗中也多有明丽的色彩，例如刻画园林别业的“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刻画草堂景象的“风含翠筱娟娟净，雨裛红蕖冉冉香”；还有描绘边塞荒凉的山野“塞柳行疏翠，山梨结小红”。至于山水诗的天然生趣之美，在杜诗中也多有回响。杜甫在蜀中刻画春天，有著名的《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中“黄师塔前江水东，春光懒困倚微风。桃花一簇开无主，可爱深红爱浅红”，“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等，诗中笔触之细腻、色彩之丰富、生趣之盎然，都令人回味不已。山水诗人的“观物之明”，反映了道家精神与玄学之旨对诗人心灵的陶冶。杜诗兼具“爱物之仁”与“观物之明”，对待自然万物，不仅有推己及人、及物的仁爱关怀，也有澄明静观的细腻体察。中国儒道两家的生态思考，在杜诗中都有丰富而诗意的呈现。二、杜诗“物我相友”的独特体验杜诗有不少作品，表达了“物我相友”的感情，人对于自然万物，既非单纯主动地关怀怜惜，也不只是澄怀净虑地观察体味，而更像面对一位亲切的朋友，彼此在默契地交流。这种“物我相友”诗篇所蕴含的人与自然和谐交融的独特体验，开拓了古典诗歌的艺术表现，使读者更可领略中国古典生态智慧的丰富。杜甫在《岳麓山道林二寺行》中感叹山光物色“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鸟山花共友于”，这样的“友于”之情，时时流露于他的笔端。在描绘草堂景色的《江村》中，他感到草堂的一切都那样亲切：“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虽然诗意隐含了鸥鹭忘机的典故，但同样也是草堂生活的真实写照。诗人与大自然仿佛心意相通，当诗人不忍春光流逝得这样迅速，他会说“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仿佛春光是一位听得懂自己心意的朋友。当春光搅扰了自己的客愁，他又无奈地感叹：“眼见客愁愁不醒，无赖春色到江亭。即遣花开深造次，便教莺语太丁宁。”春天就像是一位鲁莽的朋友，明明知道自己客愁难解，还要让春色重回大地，大概本意是要宽慰自己，谁知却更触动了自己的愁怀。如此亲切的物我之情，细腻而又婉转。朋友之情没有亲情那样本然，但拥有独特的精神体验，会更在意彼此的情意交流。深厚的友谊，不会仅仅停留于回报和感念，而是有更丰富的相知相得、相亲相重在其间，杜甫的《题桃树》就表达了这种复杂的友情，而友情的对象则是杜甫屋宅前的五棵桃树：“小径升堂旧不斜，五株桃树亦从遮。高秋总馈贫人实，来岁还舒满眼花。帘户每宜通乳燕，儿童莫信打慈鸦。寡妻群盗非今日，天下车书已一家。”有人建议杜甫把屋宅前遮挡道路的桃树砍去，他在诗中回应说，这几棵桃树，不仅在秋天结出果实让贫人充饥，来春还会开满鲜艳的花朵，如此有情有意，岂忍加以伤害！然而，诗人对桃树的爱惜之情，并非仅止于此，他进而说：“帘户每宜通乳燕，儿童莫信打慈鸦。”乳燕、慈鸦与桃树，要得到人的爱护，并非因其对人有好处，而是因为一切生物都应该得到尊重和关爱。浦起龙对此有精辟分析：“盖‘馈贫’则于人有济，‘舒眼’则与我偕春，物虽微而利亦溥矣。下半又勘进一层。更勿论其有利与否，而物本当爱者，非于桃外推广之词，乃即物指点之词。推广则题面全抛，无是理也。言‘乳燕’、‘慈鸦’，无补于世，而生机洋溢，人情类皆护惜之，桃非其类乎？”与上文吟咏病马、小鹅等诗篇不同，《题桃树》展现了“物我相友”的深邃内涵，前者是书写诗人对弱小的、无助的生命的怜惜，后者则更多的是人与桃树之间发乎友情的相知相得与相重。“物我相友”展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更为丰富的面向。儒家所提倡的仁爱，在很大程度上立足“亲亲”之情的推衍。《孟子·梁惠王上》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对天下的关爱，是由亲情一步步向外推衍而出。这样的仁爱，在面对缺少亲情联系的陌生人时，如何有效地表达，是儒学必须要思考的问题。宋代理学家通过将仁爱的道德原则抽象为天理，为儒学赋予普遍主义的内涵，但在对天理与仁爱的理解中，仍然受到亲情这种情感体验的显著影响。张载《西铭》云：“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其中虽然说物为吾与，以物为伙伴友朋，但显然这里所说的“物与”之情，是与上文的“同胞”之义紧密相连，是作为亲情的“同胞”之义的推衍。程颢云：“医书言手足痿痹为不仁，此言最善名状。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诸己，自不与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气已不贯，皆不属己。故‘博施济众’，乃圣人之功用。”仁者不仅要将世界万物视为自己的亲人，更进而要视天地万物与己为一体，“莫非己也”。可见，儒家的仁爱，非常依赖亲情的体验来和同天地万物。但是，面对无限多样的世界，这样的方式无疑会存在其局限，杜甫对“物我相友”之情的丰富体验，对如何协调人与万物的关系，有了更多的启示。杜甫对物我相友关系的探索，体现为许多新的艺术题材和手法的创造。这其中尤可体会的，是其对山水重游佳趣的表现。杜甫在上元二年春重游修觉山、修觉寺，写下了著名的《后游》：“寺忆曾游处，桥怜再渡时。江山如有待，花柳更无私。野润烟光薄，沙暄日色迟。客愁全为减，舍此复何之。”诗人再度重游山水佳胜，江山仿佛在等待着自己重来，花柳无私地展现着它们美丽的景色。杜甫如此书写山水重游的佳趣，是极富艺术创新的笔法。从谢灵运到王维的山水诗人，虽然描绘了江山景致的万千风姿，但极少从重游角度落笔构思，他们最看重的是与山水初次相逢相遇的心灵感动。在谢灵运笔下，登山临水之间突然呈现在诗人眼前的景致，如此清新生动，却又如此稍纵即逝，例如《过始宁墅》细致地描写诗人在山水间沿途所见的美景：“山行穷登顿，水涉尽洄沿。岩峭岭稠叠，洲萦渚连绵。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诗人不断跋涉，眼前的岩岭洲渚也逶迤变换，正是在时时变换的视线中，突然见到“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环抱幽石的白云不会长久停留，这转瞬即逝的美景，有着无限的新鲜与生动。游览中美景的发现，往往因路途的曲折不便而更显触目与珍贵。谢灵运在《石壁精舍还湖中作》感叹山林中的清晖是如此易逝，转瞬已是满目的夕阳晚景：“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清晖能娱人，游子憺忘归。出谷日尚早，入舟阳已微。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这些诗句，着力书写与景物初次相遇的新鲜体验，生动澄澈。鲍照称谢灵运的五言诗“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如此比喻，很能道出谢诗的妙处。山水诗人很善于刻画仿佛是初次遇见的新鲜山水世界，例如孟浩然的《早发渔浦潭》“东旭早光芒，渚禽已惊聒。卧闻渔浦口，桡声暗相拨。日出气象分，始知江路阔”，诗句刻画清晓启航时的江景，世界仿佛刚刚苏醒。这种体验在王维的诗里也多有表现，其《春中田园作》云：“屋上春鸠鸣，村边杏花白。持斧伐远扬，荷锄觇泉脉。”自然界的一草一木，在山水诗人的笔下，都充满新相识、初相见的清新美好。事实上，山水诗人在现实中经山历水，不可能完全没有重游的经历，但重游的独特体验，从未得到山水诗人的充分关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杜甫的“寺忆曾游处，桥怜再渡时”呈现出极为显著的艺术新意，诗人不仅不再回避重游的体验，而且明确地说，江山正是在重游中更见其美好的韵致。在重游中，江山已不是新知，而是再次相见的老友，彼此有了更深的情意，万千物态也呈现出别样的景致。如果说山水初见，其景致是以明丽生动为特色，那么重游再赏中的所见，就更多了细腻悠然的韵味。杜甫在《后游》中描绘重游所见“野润烟光薄，沙暄日色迟”，就萦绕着春日迟迟的氤氲气息。山水初见与重游所见的不同，在杜甫著名的《陪郑广文过何将军山林十首》以及《重过何氏五首》两组作品中，有鲜明的呈现。诗人两度在何将军的别业中做客，两组诗分别写下了初至与重过的不同体验。初次做客时，诗人屡屡为园中的美景触动，他注意到园中的奇花：“异花来绝域，滋蔓匝清池。”还注意到曲折藤蔓中的隐秘：“碾涡深没马，藤蔓曲藏蛇。”感受到园中食物的鲜美：“鲜鲫银丝脍，香芹碧涧羹。”眼中所见的景致，也留下鲜明的色彩印象：“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重过何氏五首》则着眼重游园林的特有体验，诗人此刻已经不是全然的陌生人，他的目光不再被园中的奇花险境所吸引，而是注意到“犬迎曾宿客”这亲切的景致，他是这园林的老友，也是园中万物的故人，他可以“落日平台上，春风啜茗时。石栏斜点笔，桐叶坐题诗”。悠闲的心境，令园林中寻常的草木也有了可以玩味的意趣：“雨抛金锁甲，苔卧绿沉枪。”园中的小生命，其活泼的身影勾画出许多细腻的景致：“翡翠鸣衣桁，蜻蜓立钓丝。”重游的园林，在熟悉中又有了许多新的感受，就像相知的老友，在交流中更多地走进彼此的世界。如此重游佳趣，其中所折射的人与自然的独特关系，颇可玩味。在传统的山水诗中，人需要以澄澈的心灵观照山水；而在重游中，人有了更丰富的自我意识，与山水自然更像老友重逢，在亲切的友情中品味江山的风致。这种重游佳趣，和古典诗文中经常出现的故地重游之叹与归乡之思，都有明显的不同。故地重游之叹是极为常见的抒情主题，鲍照的《芜城赋》刻画昔日繁华的广陵，在战火之后的荒芜凄凉，字里行间是无尽的今昔之慨。杜甫《哀江头》同样着眼于此，安史乱前繁华的曲江头，在战乱中则是“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故地重游的题材，在中唐以后被大量吟咏，最常抒发的是物是人非的沧桑之叹。戴叔伦《重游长真寺》：“同到长真寺，青山四面同。鸟啼花竹暗，人散户庭空。蒲涧千年雨，松门午夜风。旧游悲往日，回首各西东。”诗人怀念往昔与友人同游青山寺，如今重到，昔日同游之人已漂泊西东。这种情感在崔护“人面桃花”的无奈吟唱中更有集中的表达：“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在，桃花依旧笑春风。”徐铉《重游木兰亭》也表达了重游的沧桑之感：“缭绕长堤带碧浔，昔年游此尚青衿。兰桡破浪城阴直，玉勒穿花苑树深。宦路尘埃成久别，仙家风景有谁寻。那知年长多情后，重凭栏干一独吟。”这种物是人非的慨叹，和杜甫的重游之趣，截然不同。前者仍是以诗人自我的感怀为中心，自然界似乎没有发生变化的景物，只是一面临照诗人人生变化的无言的明镜。这其中并未有杜甫那种人与江山万物如老友相对相知的独特情感。杜甫的江山重游，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重归乡园。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中刻画了重归乡园的独特感受。他再度看到乡园的景象“三径就荒，松菊犹存”，为找到身心恬然的归宿而欣慰。杜甫的江山重游，虽然亲切，但并非以江山为故乡，其间人与自然如老友相知般的独特情感，与陶渊明的归乡之思颇为异趣。后世诗人往往很难学习杜甫书写重游佳趣的独特笔法，相较于物是人非或重归乡园这些几乎已成为套路的吟咏取向，江山重游、友朋相对的韵致，似乎很难着笔。宋人汪藻有一首绝句颇欲勾勒此种情趣：“山城重到转清幽，胜日闲寻旧钓游。定是沙鸥嫌俗驾，背人飞去不回头。”诗人重游山城，风景更觉清幽，相识的沙鸥却嫌弃诗人身带尘俗，飞去不睬。在淡淡的自嘲中，诗句颇有巧思，但相较于杜诗书写重游的丰富笔触，诗意却不无单薄。杜诗的取法之难，并非只是艺术功力的匮乏，更多的应是诗人难以充分领略杜甫丰富的感情世界。杜甫对重游佳趣的从容品味，展现了人与自然和谐交融的丰富内涵，他对于“物我相友”的深入体验，并不简单依循亲情推衍的仁爱逻辑，也不单纯靠自我的澄怀净虑来获得物我的融合，从某种意义上讲，杜甫在儒、道两家的思想传统之外，对人与自然的联系做了更丰富的思考。在他笔下，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仅有人对自然如亲人般的关爱，以及人在自我净化的基础上对自然的尊重，还有人与自然如友朋相对般的默契交流。三、杜诗对理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启示充盈着“爱物之仁”“观物之明”以及“物我相友”之情的杜诗，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多重面向，展现了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丰富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这是对中华文明积淀的生态智慧的继承与创新。中国传统生态智慧，既体现在儒、道等思想传统中，也在“诗圣”杜甫的诗歌世界中有生动而丰富的呈现。杜诗代代传诵，深入人心，不仅以强烈的家国情怀感染无数读者，其内涵深邃的自然观与生态智慧，也在潜移默化中塑造了中国人关爱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情怀与态度。19世纪以来，西方的生态思想和生态文学，都获得了丰富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生态思想空前活跃。生态学家非常强调整体生态观，史怀泽提出：“由于敬畏生命的伦理学，我们不仅与人，而且与一切存在于我们范围之内的生物发生了联系。”俄罗斯思想家乌斯宾斯基认为：“地球是一个完整的存在物，……我们认识到了地球——它的土壤、山脉、河流、森林、气候、植物和动物——的不可分割性，并且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尊重，不是作为有用的仆人，而是作为有生命的存在物。”这种整体生态观同样表达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强烈愿望。西方生态思潮与生态文学的兴起，是被愈演愈烈的生态问题所催生，带有鲜明的文化反思和批判特点。生态学家莫尔特曼认为：“如果把人类社会和周围自然界联系起来的这种生活系统发生了危机，亦即自然界的死亡，那么，合乎逻辑的是，这个系统就遇到了整个生活态度、生活方式、还有非次要的基本价值观和信条的危机。”人类为满足自我欲望而奋斗，

▼往期精彩回顾▼《杜甫研究学刊》2021年第4期目录及摘要邝健行│《寄李十二白二十韵》钱笺说有未周论《杜甫研究学刊》|古典诗歌研究

编者按：原文刊载于《杜甫研究学刊》2021年第4期，总第150期。查屏球，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一、《述哀》：杜诗身世之悲与时代之伤的新传《述哀》，是陈独秀诗作中最长的一首，诗前有短序言其本事：亡兄孟吉，与仲隔别，于今十载。季秋之初，迭获凶电，兄以肺疾客死关东，仓卒北渡，载骨南还。悲怀郁结，发为咏歌，情促辞拙，不畅所怀。聊写衷曲，敢告友生。宣统元年秋九月，陈仲志于沈阳寓宅。1909年，陈独秀由日本归国，在杭州陆军小学任教，闻长兄陈庆元在东北病逝，渡海北上奔丧，又扶柩南下安葬，本诗即作于其时。陈独秀是反对旧宗法礼俗的，家庭意识也较淡薄，但对血缘亲情仍甚看重。陈独秀兄弟姐妹四人，他排行第四，上有一兄长和两个姐姐，他对这位大哥，情意尤笃，诗中流露出强烈的亲情之痛。诗分四部分，第一部分叙奔丧之事：死丧人之戚，况为骨肉亲。所丧在远道，孤苦益酸辛。秋风衰劲草，天地何不仁。驾言陟阴岭，川原低暮曛。临空奋远响，寒飙逐雁群。一月照两地，两地不相闻。秉烛入房中，孔怀托幽梦。相见不暂留，苦虑晨鸡弄。寄裙频致辞，毋使薄寒中。言笑若生平，奚以怀忧恸。起坐弄朱弦，弦乱难为理。凉风叩庭扉，开扉疾审视。月落霜天冥，路远空延企。掩户就衾枕，犹忆梦见之。辗转不能寐，泪落如垂丝。诗先总叙伤痛之情，再以递进之法推绎伤痛之深。死丧本是人间可悲之事，骨肉至亲突然离世更是让人悲伤，其兄亡故时仅三十七岁，正值壮年，对陈独秀来说，是一种突如其来的打击，自然更加悲伤。诗人着意强调其痛伤最苦处在于“远道”“孤苦”，在中国传统的观念中客死他乡总是人生悲剧，这益发让诗人伤感酸辛。接着写奔丧时的感受。他在九月下旬得知死讯，由杭州北上，愈北愈冷，北方的衰草、阴岭、川原、雁群，无不显示了秋冬的萧杀凄凉，也映射了诗人的内心。再叙旅途中因伤恸而出现的相见幻境。依当时的交通条件，整个行程近月，锥心之痛加上劳顿之苦，极易产生幻觉。诗对幻觉的描写颇细，先叙多梦片断闪现，让人无法深睡。再叙梦中细节，梦中兄长仍象过去一样，对他关怀有加。梦醒之后，抚琴遣怀，又陷入深深的追梦情绪中，落泪难眠。第二部分，写海行之事。其时，中东铁路通车不久，入东北者可先到上海乘海轮到旅顺，再北上沈阳。诗中专叙此事：扁舟浮沧海，去住随风波。浩淼不可测，起伏惊蛟鼍。仙人御离合，聒耳如哀歌。海立天俯仰，安危在刹那。一朝落玄渚，尧桀无殊科。救死恐不及，岂复悲坎坷。坎坷复踽踽，慷慨怀汨罗。孤篷岂足惜，狂澜满江河。区区百年内，力命相劖磨。蓬莱徂弱水，南屏落叶多。所违不在远，隔目成关河。生别已恻恻，死别当如何。感此百念结，巨浪如嵯峨。噰噰鸰鸟，双飞掠舷过。由叙海上风险，再转入哀丧之调。身浮沧海，随风飘荡，切实感到生命的渺小，生死之事由神灵掌控，海涛声声似是死神在不断地哀泣。天高地远，生命只是其中一瞬间的事情。人临死境，善者恶人无差别，救死都来不及，哪有机会悲叹命运。唯有置身境外，人才会感叹身世坎坷与失意郁闷，以致于像屈原那样，因慷慨激烈主动选择自沉。在江海的狂风巨浪中，一叶孤舟的沉浮算不了什么。人生百年，生命在不断耗散，长生不老的仙境遥不可及，生死时刻在发生。与亡人相距不远，但转眼之间已阴阳两隔了。想到平时与兄话别就很悲伤，现在要竟与他作死别，真是让人百感交集，内心如海上巨浪翻滚。看到成双成对掠过船舷的海鸥，益发感到孤独。在此既叙与家兄死别的伤情，又生发一番人生思考，诗引用屈原一典表明这其中既交织着壮士惜年的失意感，又有一个政治家对功业无成的挫败之苦。1906年夏，陈独秀第三次到日本留学，前一年底，爱国志士陈天华为唤醒国人投海自尽，引起极大反响。同年，陈独秀好友吴樾为刺杀五臣而身亡，其组织的岳王会也被清廷破坏，诗中这两句应是他有感而发。如他《本事诗》其三：“湘娥鼓瑟灵均泫，才子佳人共一魂。誓忍悲酸争万劫，青衫不见有啼痕。”也表达了这一激愤之情。第三部分，泣诉与兄相处相别之伤情。与君为兄弟，匆匆三十年。十年余少小，罔知忧苦煎。十年各南北，一百无良缘。其间十年内，孤苦各相怜。青灯课我读，文彩励先鞭。慈母虑孤弱，一夕魂九迁。弱冠弄文史，寸草心拳拳。关东遭凶乱，飞鸿惊寒弦。南奔历艰险，意图骨肉全。辛苦归闾里，母已长弃捐。无言执兄手，泪泪雍门弦。相携出门去，顾影各涓涓。弟就辽东道，兄航燕海边。海上各为别，一别已终天。作此诗时陈独秀三十岁，故以十年为一段落，头尾两个十年简述。其家有母查氏、一兄、二姐，靠父教书，尚可维持小户人家生活水准。陈独秀出生后数月父卒，之后，有过一段艰难时光，这就是他说的少小“忧苦煎”之事。长兄庆元长陈独秀八岁，在陈独秀少年时充当了父亲的角色。后一句所说的“各南北”之事，是指兄弟最后十年南北分离之事。陈独秀二十一岁、陈庆元二十九岁时，其叔父依靠在东北关系，为他们在东北谋得职位。不到一年，母亡，他们回到安庆。1899年，他们又一起北上求生计，次年（1900）义和团事起，陈独秀南归，其兄仍留任东北。两年后（1902），陈独秀赴日留学，年底返沪，组织安徽爱国社岳王会，被清廷通缉，也被继父陈衍庶逐出家门。1906年又赴日，秋归，次年又去日，两年后（1909）归国，到杭州陆军小学任教。这期间兄弟恰有十年未见。现在忆来尤觉不可思议，只能归之于“一百无良缘”，其中含有无尽的追悔。其感受最深的是中间十年，这十年陈独秀与兄相处时间最长。陈家人丁不旺，陈独秀父辈四人，仅余陈庆元、陈独秀两个男丁，所谓“孤苦各相怜”即指此。陈家是典型的科举家族，以科举改变命运是这一家族的至高信仰。陈独秀的祖父陈章旭（1819-1889）是候补知县，大伯父陈衍藩（1841-1861）是候补知州，都是虚衔，父亲陈衍中终生是一穷秀才。唯其叔父陈衍庶（1851-1913）于光绪元年（1875）考中举人，几任知县，以道员退休，广置产业，改善了家境，使陈家成为安庆有名的大户人家，他本人也是有名的书画收藏家。陈独秀在《实庵自传》中说他的母亲查氏（1852-1899）对他们兄弟的教育，就是要求考科举，一再告诫他起码也要中个举人，替父亲争气。陈独秀自幼聪慧，祖父对其寄有厚望，亲自严教，对《四书》《诗经》《左传》都下过苦功，其兄也曾充任他的老师。陈独秀《实庵自传》言：自从祖父死后，经过好几个塾师，我都大不满意，到了十二三岁时，由大哥教我读书，大哥知道我不喜欢八股文章，除温习经书外，新教我读《昭明文选》。初读时，我也有点头痛，后来渐渐读出味道来了，从此更加看不起八股文，这件事使我阿弥陀佛的大哥夹在中间很为难，一面受了母亲的严命，教我习八股，预备应考，一面他知道我不喜欢这一套。一直到光绪二十二年（一八九六），我已经十七岁了，在县考前一两个月大哥实在再挨不过去了，才硬着头皮对我说：“考期已近了，你也得看看八股文章罢！”我当时一声不响。他知道我的脾气，不做声并非反对，而是承认。他高高兴兴的拿出合于小考格式的路德的文章为我讲解，我表面上是在听他的讲解，心里还是想着我的《昭明文选》。不久，大哥也看出路德的文章太不合我的口味，于是再拿出金黄和袁枚的制艺给我看，我对于这几个人的文章虽然有点兴趣，而终于格格不入，他对于这位难说话的弟弟，实在无法可想，只好听其自然了。大哥虽然十分忠厚老实，我猜想他此时急则智生，必然向母亲做了一个虚伪的报告，说我如何如何用心学八股文，那是在这期间母亲喜悦的面容中可以看出的。……在我应考本来是敷衍母亲，算不得什么正经事，这时看见大哥那种失望的情形，却有点令我难受。从十二岁到十七岁，他与大哥在亦师亦兄的关系中度过了四五年，二人都承担振兴门楣的重任，也都感受到孤弱之母殷殷期望，青灯伴读，感情深笃。兄长善解人意，因材施教，让其人生有了一个良好的起点。兄为母而教，弟为母而学，二人心心相印，并得到了比较圆满的结果。着实是难忘的人生。“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诗中所叙即为此意。诗先叙孝母之喜，又写到丧母之痛：他们在东北谋生时，获知母亲病危，双双南下，赶到家时，1899年母亲已亡故。诗中写出了二人伤感之状，由“奔”到“归”，再到“泪泪”“出门”“各别”，这是兄弟二人最后一次告别。丧母、丧兄，是诗人一生最悲伤的事，当年他们一同为母而伤，现在只剩下自己为兄而伤，顿感莫名痛苦，了无生意，其中海边诀别场景的叙写，尤有感染力。回思十载上，泣语如眼前。见兄不见母，今兄亦亡焉。兄亡归母侧，孑身苦迍邅。地下语老母，儿命青丝悬。老母喜兄至，泪落如流泉。同根复相爱，怎不双来还？朔风吹急雪，萧萧彻骨寒。冰砾裹蹄足，蹇骡行蹒跚。寸进复回却，蜷曲以盘桓。盘桓不能进，人心似弹丸。汽车就中道，人畜各喜欢。一日骋千里，无异策虬鸾。余心复急切，长夜路曼曼。伤心过度，产生幻觉，想像兄长在阴间与母相见之事。这既传达出丧兄之痛，又写出他们兄弟对母爱之情特殊的记忆。第四部分是写悼念扶柩与送葬之事与伤情。先写奔丧路途艰难：由杭州赶到东北，东北已是冰天雪地了。从旅顺港北行，先坐驴车，艰难前行。再转坐汽车，这一场景叙述似有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思维模式。“北辕就泾渭，官渡又改辙。群冰从西下，极目高崒兀。疑是崆峒来，恐触天柱折。河梁幸未坼，枝撑声窸窣。行旅相攀援，川广不可越。”二者都以行路之艰传达内心之苦。再叙理丧之事：路长亦不恶，心怯且自宽。吉凶非目睹，疑信持两端。驱车入城郭，行近心内酸。入门觅兄语，尚怀握手欢。孤棺委尘土，一瞥摧心肝。千呼无一应，掩面不忍观。仆夫语疾语，一一无遗残。依依僮仆辈，今作骨肉看。故旧默无语，相视各汍澜。中夜不成寐，披衣扶孤棺。孤棺万古闭，悲梦无疑团。侧身览天地，抚胸一永叹。如同宋之问《渡汉江》所写的：“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陈独秀也在诗中表达了不敢直面死讯的心理状态，至痛之情，所叙尤细。临到家门仍在想当年入门则与兄握手把欢之事。一睹亡人，肝肠欲断，伤心之余，就要知道事情原委，更想知道亡兄有何遗言，其兄无后，他只能以兄之仆人为家人了。伤不能寐，抚棺痛哭。昏昏沉沉，似梦似醒，长叹不断。诗家以真切的细节传达出无限的伤情。此处也流露出杜诗的痕迹，与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言：“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谁能久不顾，庶往共饥渴。入门闻号啕，幼子饥已卒。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岂知秋禾登，贫窭有仓卒。”二处都描写了在直面亡者时那种深哀巨痛，表达了亲情之哀对诗人的冲击。二、《挽大姊》：凡人之痛与生命之伤陈独秀大姊吴陈氏，嫁安庆吴向荣。抗日战争期间，一家流亡四川，和陈独秀同寓江津。1941年7月15日，因中风不治，病逝于江津油溪镇。陈独秀作此诗悼念。同为伤亲之作，本诗与上首风格显有不同。《述哀》主要是叙伤情，表达对亲人遽然离世的伤痛。本诗主要是叙家事之悲，诗首先则言：兄弟凡四人，惟余为少焉。长兄殁辽东，二年共和前。二姊老故乡，死已逾廿年。大姊今又亡，微身且苟延。陈独秀兄弟姊妹共四人，他排行最小，上有一兄二姐，大哥四十不到病故，二姐五十出头去世，大姐过世时已过六十。作为小弟，送走兄姐，原很正常，而对陈独秀而言，却格外沉重，因为，此时他自己也体弱多病，已感受到接近人生终点了。亲人的离去，更让他感受到生命的悲哀。接着叙家常，赞大姐为人：大姊幼勤谨，祖父所爱怜。及长适吴门，事姑姑称贤。相夫营市贾，勤俭意拳拳。夫亡教子女，商读差比肩。在陈独秀少年记忆里，家中的祖父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父亡之后，陈独秀从祖父读书，深知其对人要求之苛严。《实庵自传》言：亲戚本家都绰号我的这位祖父为“白胡爹爹”，孩子们哭时，一说白胡爹爹来了，便停声不敢哭，这位白胡爹爹的严厉可怕便可想见了。这位白胡爹爹有两种怪脾气：一是好洁，一是好静。家中有一角地方有一件桌椅没扫抹干净，我的母亲，我的大姊，便要倒大霉。他不许家中人走起路来有脚步声，我的二姊年幼不知利害，为了走路有时有脚步声，也不知挨过多少次毒打，便是我们的外祖母到我们家里来，如果不是从他眼前经过，都不得不捏手捏脚的象做贼的一般走路，因为恐怕他三不知的骂起来，倒不好出头承认是她的脚步声。诗言大姐得祖父“爱怜”，颇具深意。到了晚年，少时畏惧之爷爷已成为令人尊重的慈祖了。他对出嫁姐姐的赞誉既采用了传统的贤妻良母类的妇道标准，也特意强调其姐“能干”的一面，夫在时能助夫营商，夫亡后自己一边经商一边督促子女读书，突破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旧观念。接着叙述姐弟间的分合之情：余壮志四方，所亲常别离。抗战军事起，避寇群西移。率家奔汉皋，姊颜犹未衰。卅年未见姊，见姊在危颠。相将就蜀道，欢聚忘百罹。卜居江津城，且喜常相随。辛亥革命后，陈独秀曾任安徽军政府的秘书长，因参与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遭袁通缉，离开安庆，流亡日本，自此与其大姐分手，再见时已是三十年之后了。此处即述离合之情，也道出自己少有壮志的情怀，且写出了时局背景，他们的离合正是在国难艰危这一背景下展开的。陈独秀于1932年为国民党拘押，至1937年抗战爆发才被释放，这时，他已由当年革命暗杀骨干、新文化鼓吹者变成一个为各派所弃的老人，有心报国，既无门，又无力。再见大姐时，他不再是风云人物，而只是一个年老的流亡者、时代的弃子，乏善可陈，唯庆幸尚能活着相见，这就是“欢聚忘百罹”之意。最后进入伤悼的主体，称道大姐人生的圆满，赞美她的为人与品德：诸甥善营贾，市利可撑持。姊性习勤俭，老益戒怠侈。纨素不被体，兼味素所訾。家人奉甘旨，尽食孙与儿。强之拒不纳，作色相争持。针帚恒在手，巨细无张弛。前言少时“勤谨”，此处再言持家时的“勤俭”，“戒怠侈”，穿不用纨素，食不喜兼味，家人孝敬她的食品点心，她都拿去给儿孙，儿孙不食，她还生气。终日或缝补或洒扫，大大小小的事皆不耽误。“如何操奇赢，日夕心与驰。生存为后人，信念不可移。”这四句是对她人格的总结，活着就是为了下一代，这就是她的生存信念。最后，哭诉生离死别之事。肥甘既失养，身心复交疲。行年六十九，一病遂不支。今春还山居，余病静是宜。姊意愿偕往，临行复迟疑。送我西廊外，木立无言辞。依依不忍去，怅怅若有思。骨肉生死别，即此俄顷时。当时未警觉，至今苦追忆。大姐与小弟在战乱流离中双双病倒，姐六十九岁，弟六十三岁，已知难有再见机会，依依惜别，事后忆来，无尽伤感。其对生死离别场景的叙写可让人联想到杜诗中“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赠卫八处士》），“君今往死地，沉痛迫衷肠”（《新婚别》）等句，都是以具体的场景突出了其中的悲剧性。《述哀》与《挽大姊》都是写失亲之痛，但是后者属人老遁化，所述也是老人间的话别常情，已无前者因事出突然而引发的深哀巨痛。本诗能以普通人普通事入诗，以平凡的生活，平静的情绪，平民的场景写出一片深情，充分体现了陈独秀对生命的特殊体验，他不是在“做”诗，而只是对逝去生命的追忆，因为出自真情，也就形成了真真的诗。三、《告少年》：独裁之恶与善能之积《告少年》写于1939年9月，发表于1940年1月11日《新新新闻》（旬刊）第二卷第二十期，署名“仲甫

唐代文学研究目录【活动预约】“编辑领你读杜诗”│《梦李白二首》解析编辑|高媛审核|贾兵

编者按：原文刊载于《杜甫研究学刊》2016年第3期，总第129期。刘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建安是东汉最后一位皇帝刘协的年号，始于公元196年，止于公元220年，前后25年。这是汉魏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各种政治势力明争暗斗，角力厮杀，充满血腥味道;这又是中国文学史上“建安风骨”异彩纷呈的特殊时期。生逢乱世的诗人，“终日驱车走，不见所问津”

人陈宁，《杜甫研究学刊》编辑，四川师范大学古代文学专业在读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古典文学文献，发表论文近10篇，出版专著《六观楼读本杜诗钞点校》。

唐代文学研究目录潘殊闲|不惑的情怀与追求——写在《杜甫研究学刊》创刊四十周年之际杨理论|卌年歌未绝，异域有知音——论《杜甫研究学刊》的国际学术视野编辑|高媛

《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则曰：“醉别复几日，登临徧池台。何言石门路，重有金罇开。”此知李游单父后，于鲁郡石门与杜别也。单父至兖州二百七十里。盖公辈游梁宋后，复至鲁郡，始言别也。

总第149期文字与想象的交汇——论王昌龄七绝中的影像叙事徐韫琪谁能养气塞天地，吐出自足成虹霓——论放翁气象的诗艺表征刘天禾云和露：明前期台阁诗人创作中的政治心态与山林趣味李

Fu”出版，国内掀起了一股研究热潮，这一热潮在《学刊》中也有及时反映。《学刊》2016和2017连续两年有三篇文章涉及此一话题：曾祥波《宇文所安杜诗英文全译本“The

编者按：原文刊载于《杜甫研究学刊》2021年第3期，总第149期。

编者按：学者李泽厚于当地时间2日晨7时在美国科罗拉多逝世，享年91岁。李泽厚，湖南宁乡人，著名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美国科罗拉多学院荣誉人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史和哲学、美学研究。盛唐之音本是一个相当含糊的概念。拿诗来说，李白与杜甫都称盛唐，但两种美完全不同。拿书来说，张旭和颜真卿俱称盛唐，但也是两种不同的美。实际上，

编者按：原文刊载于《杜甫研究学刊》2021年第3期，总第149期郝润华，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今年是《杜甫研究学刊》（以下简称《学刊》）创刊四十周年，我与其结缘也已有二十年。从2000年至今，承蒙《学刊》编委会支持，我在《学刊》发文共计十篇，其中有几篇是与我的学生合写，此外《学刊》还发表过有学者为拙著所撰写的书评。另外，我的弟子武国权、王燕飞、杜伟强、罗效智、章蕾、赵谞鹏等皆在《学刊》发表过论文。我与学生们的杜诗研究都离不开《学刊》这个研究平台，可以说，是《学刊》成就了我们师徒的杜甫与杜诗学研究。我与《学刊》结缘需得从我与张志烈先生的交往谈起。1995年我考入南京大学古代文学专业攻读博士，在阅读杜诗的过程中，受到业师周勋初先生、莫砺锋先生的指导教诲，我决定以明末清初钱谦益《钱牧斋先生笺注杜工部诗》（后称《钱注杜诗》）为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2000年完成博士论文《〈钱注杜诗〉与诗史互证方法》。答辩之前，二位老师决定请张志烈先生、张忠纲先生、杨明先生等几位老师作为我学位论文的评审专家。毕业之后，经莫砺锋老师的引介，我与张志烈先生开始有了书信联系。张先生那时已任《学刊》主编，我早期的几篇有关杜诗的论文就是在张志烈先生的推荐下发表在《学刊》上的。从张先生来信中看得出他是一位豪爽又平易近人的学者，对青年学者的关心与帮助让我非常感动。后来因为忙于家事与工作，一直未能抽出时间去成都参加杜甫研究会议。直到2012年受邀去成都参加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四川省人民政府主办的“杜甫诞生1300周年纪念大会”与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主办的“杜甫学术研讨会暨四川省杜甫学会第十六届年会”。那次会议给我很强烈的震撼，也使我感动不已。纪念大会在金牛宾馆举行，规模盛大。我当时在想：杜甫作为一个诗人，生前穷困潦倒，既非显贵又非达官，在其身后1300年，却有这么多官员、学者聚在一起为他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可见诗圣的伟大，亦可见杜甫精神是永存的。莫砺锋师的《杜甫评传》将杜甫作为伟大的思想家来进行研究，真可谓恰如其分，这也更加坚定了我继续研究杜甫的决心。另外，在这次会议中，我终于得以拜见张志烈先生。张先生果然诗才奔放、和蔼可亲，他笑着对我说：“我当时看你论文写得很扎实，以为你是一位男生，后来才知是位女士。”原来张先生是如此幽默的一位前辈学者。后来又在成都参加过两三次杜甫研讨会，每次都找机会与张先生聊聊，感到获益匪浅。若非张志烈先生、张忠纲先生等前辈学者们的鼓励与帮助，我也许在博士论文《〈钱注杜诗〉与诗史互证方法》（黄山书社2000年版）出版后便不会继续专注于杜甫与杜诗学的研究。可见，在青年学者成长道路中，的确离不开前辈学者专家的引导与帮助。《学刊》自1981年创刊以来，发表了大量的杜诗研究文章，是国内外杜诗研究的一个最重要平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学刊》刊载过不少青年学者的文章，促使很多年轻学者成长为杜诗研究界的中坚力量，比如我所了解的吴淑玲、吴怀东、赵睿才、孙微、曾祥波、曾绍皇、武国权、王燕飞、张家壮等。我在《传承与创新——〈杜甫研究学刊〉三十五周年感记》中曾说：“（《学刊》）团结了一大批国内外研杜的著名学者和作者，也培养了一批茁壮成长的学术新人，刊登了数千篇杜甫研究文章，奠定了在杜甫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根据最近几年《学刊》发表论文来看，作者队伍越来越年轻化，不仅有大学讲师、博士研究生，甚至还有硕士研究生，如，我在西北大学指导过的一位优秀本科生成丹彤，毕业前顺利推免至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攻读硕士，在学习期间，她积极参与四川大学与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学刊》所组织的“杜甫读书会”与“硕博论坛”，在她的勤奋努力下，《学刊》发表了她的论文《重读〈石壕吏〉——从叙述学的角度来分析》（2019年第1期）。一般来说，档次较高的学术期刊几乎不发表硕士研究生作为独立作者的论文，甚至很多核心期刊规定硕士研究生即使是第二作者都不能署名。在这种环境下，《学刊》却能打破常规，不拘一格，大胆刊发硕士研究生的论文，这不仅是对学术至上精神的一种贯彻，也是对年轻学子的鼓励与期待，也可说明《学刊》在青年学者成长过程中所起的巨大推进作用。《学刊》与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近几年做了许多工作，致力于青年学者与作者队伍的培养。除了中国杜甫研究会、四川省杜甫学会的年会之外，《学刊》还定期举办“杜甫读书会”“全国硕博论坛”等学术活动，并邀请一些专家学者对相关论文提出评议与指导，效果良好，获得了学界与社会上的一致好评，这对于青年学者的良性成长十分有利。我在此也举个例子：曾在西北大学文学院读本科的冯臻远同学，毕业后也去了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攻读硕士，他也积极参加“杜甫读书会”与“全国硕博论坛”，在细读杜诗的过程中有感而发，发表了《从〈赠韦左丞丈济〉看杜甫长安十年的干谒》一文（《古典文学知识》2020年第5期）。众所周知，《古典文学知识》与《文史知识》两份期刊，均以“大专家写小文章”而享誉海内外，发表文章的作者大都是具有一定学术水平与成就的学者，一个硕士研究生能在上面发表文章，说明他的文章得到了评审专家与编辑老师的肯定。因此，《学刊》这些学术活动无疑为发掘培养国内杜甫研究人才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工作对于《学刊》而言，都是具有前瞻性的，甚至可持续发展的，应该继续保持，乃至发扬光大。《学刊》作为一个专业性很强的学术研究平台，现在办得越来越好，不仅刊发的文章质量高，而且推陈出新，对杜诗学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细密，研究视野也越加开阔，有关杜诗的方方面面都得到关注，如地域文化、文体学价值、文化学意义、流传接受与传播、杜诗文献、域外杜诗学、近现代杜诗学等方面。《学刊》在专载杜甫研究论文的基础上，还增加了唐代文学以及古代文学研究栏目，酌情刊载一些其他古代诗人与作家研究的论文，使得刊物不单是杜甫研究的阵地，也成为古典文学研究的重要平台。另外，《学刊》的微信公众号也经常推出一些重要的、代表性的或者有创新性的论文，使读者群不断扩大，《学刊》的影响力也不断得到提升。《学刊》历经岁月发展到现在，除了老中青编辑老师的不懈努力外，也经过了几代杜甫研究学者的传承与创新。我作为《学刊》的忠实作者与读者，首先衷心祝贺《学刊》创刊四十周年！同时希望这份期刊越办越好，不受目下浮躁学风的影响，心平气和，持之以恒，崇尚学术，严把学术质量关，严格施行“双盲评审”制度，不拘泥于作者身份，继续刊出高质量的杜甫研究乃至古典文学研究论文，使《学刊》的学术影响力得到进一步提升。同时，希望一如既往地定期举办“杜甫读书会”“全国硕博论坛”与其他学术活动，吸引全国有志于杜甫与杜诗学研究的青年学子积极参与，在青年学者的培育方面做出更加突出的贡献，使《学刊》能够永远保持良性的、可持续的发展。

编者按：原文刊载于《杜甫研究学刊》2021年第3期，总第149期。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文系教授因为疫情，今年“人日”我又没有去成都杜甫草堂朝圣，心中未免感到歉然。屈指一算，我跟草堂在学术上的结缘已经四十周年，至于首次参观杜甫草堂，更早在五十年前。记得那时从青羊宫向西走出一环路不远，就已到郊外，浣花溪畔是一片农田菜地。茂林修竹掩映着古朴的杜甫草堂，园中桢楠参天，幽兰芬郁。“万里桥西宅，百花潭北庄”，这真是一处值得流连的胜迹。那时的大雅堂还是草堂寺的旧址，堂中挂满楠木镌刻的名人书法，皆是抄录的杜诗。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工部祠前清代四川学政何绍基撰写的楹联：“锦水春风公占却，草堂人日我归来。”从那时起，草堂就向我展现出她那不同世俗的神圣和亲切。当时我在读初中，也见过不少古迹文物被毁，但草堂是个例外，因为她不仅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成都人引以为荣的胜地，甚至可以说是安顿灵魂的一处圣地。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后来我再也不是杜甫草堂来去匆匆的游客，而几乎成为她终身的朋友和家人。1980年我在四川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读大三，因写学年论文，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古代文学专业。那时的大学本科生，要先后完成学年论文（大三）和毕业论文（大四），才能取得学士学位。辅导员干天全老师把我分配给张志烈老师指导，特意介绍说：“张老师年富力强，很有才华，写诗填词都很在行，跟着他做论文会很有收获。”初见张老师，我立即产生好感，他声音洪亮，为人热情爽朗，更重要的是，他对学生极好，这是某些大牌教授所不具备的。这次学年论文写作对我非常重要，从此以后，我跟张老师建立了长达四十年的师生情谊。张志烈老师出的学年论文题目中有两个是关于杜诗的，一个是论杜甫的咏马诗，另一个是论杜甫的咏鹰诗。我当时省吃俭用买了一套仇兆鳌的《杜诗详注》，先浏览一下目录，发现杜甫的咏马诗多于咏鹰诗，此外也因为自己属马，对马更有感情，所以就最终选择前者作为论题。张老师出的题目本身就很有诗意，直接用杜甫《丹青引》里的名句“一洗万古凡马空”为标题，副标题是“谈杜甫的咏马诗”。在张老师的悉心指导下，我把《杜诗详注》中所有的咏马诗（含题画马诗）按年代逐一找出来抄写阅读，发现杜诗中马的形象寄寓了诗人自己的身影，从骏马、瘦马到病马、老马，从青年时代的开朗豪迈到中晚年的沉重凄楚；同时杜甫的咏马诗也具有表现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象征意义。张老师读了我稚嫩的论文，感到很满意，用骈文写了一篇评语，文采斐然，这是我数十年来看到的最有特色的论文评语，可惜我只记得起“穆王八骏”“昭陵六图”以及“不难万里之选”等三句。最后这句是老师对我的殷切期望。张老师把我的论文推荐给《杜甫研究学刊》的前身《草堂》杂志编辑部。此后的具体过程我不太清楚，听说是《草堂》的副主编刘开扬教授读了拙文，大为赞赏，与编辑部濮禾章等先生商量，最终将拙文安排在《草堂》1981年第2期发表。我当时不认识刘开扬教授，只读过几篇他在唐诗和杜甫研究方面的论文，非常崇敬，能得到他的青睐，实为我之幸事。这是我第一次在正式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欣喜之情难以言表。作为一个大学本科生，能与自己仰慕的老学者在同一期刊物上发表文章，真有点不可思议。我庆幸自己赶上了中国学术环境最为干净的时代，即所谓“科学的春天”。不少老一辈学者经历过特殊历史时期，目睹学术界一片凋零的现象，急于培养人才，奖掖后进，以尽快振兴中华文化学术。我非骏马，却遇伯乐，实在是幸运之至，从此对《草堂》以及前辈学者充满感恩之心。最难忘的是1981年4月，成都杜甫学会首届年会在杜甫草堂召开。暮春天气，景色宜人，老中青三代学者，济济一堂。作为初出茅庐的学生，我荣幸地受邀参会，见到很多仰慕已久的知名的老学者，如缪钺、屈守元、杨明照、成善楷、王仲镛、钟树梁、白敦仁、王文才、刘开扬、金启华、叶嘉莹等先生，一时盛况空前。还记得叶嘉莹教授当年声情并茂地讲杜甫《秋兴八首》，讲到“每依北斗望京华”时，竟潸然泪下。这次年会上，我认识不少研究杜甫的学者，也结识了不少杜甫草堂以及《草堂》编辑部的朋友。可以说，跟杜甫草堂的结缘，使我最终义无反顾地走上学术之路。1982年初，我考取了成善楷先生的研究生，跟随先生读《诗经》和杜诗。成先生的研究和讲义集结成《杜诗笺记》，在巴蜀书社出版。更重要的是，成先生的诗词造诣很高，学杜而得其骨髓，对我影响很大。读研期间，我还在川大历史系旁听缪钺、叶嘉莹先生联袂主讲的唐宋词。这些读书求学的机会，多少都跟草堂的杜甫学会年会有某种机缘。此后的几十年里，我参加过几次杜甫年会，陪同过韩国学者李炳畴教授、中国台湾学者张高评教授等参观杜甫草堂，还为一些学界朋友当过导游。在1990年的年会上我认识了日本学者浅见洋二教授，十一年后，他邀请我到日本大阪大学做客座研究员，这也是由草堂成就的一段学术友谊。遗憾的是，由于四川大学学科建设的需要，我先后参加《苏轼全集校注》和中国俗文化研究所科研项目，到杜甫草堂参加学术活动的时间越来越少，对此深感惭愧。在《草堂》首次发表论文后，四十年间我只有寥寥四篇论文以杜甫为题，其中两篇在《草堂》改名后的《杜甫研究学刊》上发表，一篇是《工部百世祖，涪翁一灯传——杜甫与江西诗派》（1990年第3期），另一篇是《杜甫诗中的儒家情怀及其思想渊源》（2017年第2期）。其余两篇分别是《试论杜甫诗中的时空观念》（《江汉论坛》1983年第6期）和《苏轼眼中的杜甫——两个伟大灵魂之间的对话》（《四川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新华文摘》2018年第3期）。尽管我在关于杜甫研究方面乏善可陈，但必须要说明的是，在我的教学和研究生涯中，杜诗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对我的学术和人生始终具有最重要的潜在影响。我的书斋里，除了仇兆鳌《杜诗详注》，还有杨伦《杜诗镜铨》、浦起龙《读杜心解》、金圣叹《杜诗解》、洪业等编《杜诗引得》（含宋人《九家集注杜诗》）以及山东大学《杜甫全集校注》。我并不只是把杜诗当作单纯的古典文献，而是将其视为能引起生命共振的良师益友，视为最重要的灵魂导师之一。自从在川大留校任教以来，三十多年间，我开过与杜诗相关的课程，先后有硕士生周瑾、李贵、温煦的论文曾在《杜甫研究学刊》发表。在指导过的博士生当中，有三人以杜甫研究为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即杨经华的《宋代杜诗阐释学研究》、刘欢的《杜诗赵次公注研究》以及陈婷的《经典与形塑：绘画中的杜甫研究》。博士生杨经华、马强才和刘欢等人也曾在《杜甫研究学刊》上发过文章。另外，我为研究生开设唐代诗歌研究课程，学生期末作业中以杜甫为题的优秀文章，有的接受我的建议给《杜甫研究学刊》投稿。我曾参加川大学生的杜甫读书会，师生共同研读杜诗。而草堂举办的硕博论坛，我忝为评点者也参加过一两次。我希望自己的学生，能从文本阅读中领略杜甫伟大的人道主义情怀、海涵地负的艺术成就，培养自身的精神人格和审美能力，以及关注社会现实的忧患意识。在我撰写的两部学术著作中，有不少关于杜诗的重要内容，主要是把杜甫放在中国诗歌史和阐释学史的视野下来讨论。在《宋代诗学通论》中，好几个章节涉及宋人对杜甫诗歌的讨论和继承。至于《中国古代文学阐释学十讲》一书，更从历代杜诗注释本和评点本中提炼中国文学阐释学的观念和方法，成为该书立论的重要内容。而这些都得益于《杜甫研究学刊》多年来给予的刊物馈赠，以及当年成善楷和张志烈两位老师在杜诗研究方面给我打下的基础。这几十年来，杜甫草堂一直以其广阔的胸怀给予我包容和爱护，这里有我的师长、朋友，也有我的学生，友谊令人铭感。《杜甫研究学刊》编辑换了几届，老编辑退休殆尽，但每次我到草堂，都像回到家里一样，感到特别亲切。当年令人景仰敬佩的老一辈学者大多已仙去，我的导师成先生也在三十二年前魂归道山，但他们的音容笑貌仿佛还浮现在我的眼前。翻阅四十年前杜甫学会首届年会的照片，恍如隔世，不免唏嘘。令人欣慰的是，在杜甫草堂的支持下，杜甫学会日益欣欣向荣，成果丰硕，《杜甫研究学刊》也成为有国际影响的知名刊物。另有不少比我当年还年轻、学历更高的年轻人加入了杜甫研究的队伍，这不仅是后继有人，而且定会后来居上。而《杜甫研究学刊》编辑部诸君，也像当年老一辈学者和编辑一样，慧眼识珠，薪火相传，守住并拓展杜诗的“大雅”之境！今年正月初七人日那天，我曾在杜甫研究学会一位朋友微信圈发的草堂照片下留言：“锦水春风公占却，草堂人日我难来。”想想实在愧对老杜。在此谨立誓言：草堂的人日，我定会归来朝圣，就在明年！

编者按：原文刊载于《杜甫研究学刊》2021年第3期，总第149期。聂大受，天水师范学院文学与文化传播学院教授唐肃宗乾元元年六月，杜甫因疏救房琯而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次年他去官远行，开始了华州、秦州、同谷、成都的“一岁四行役”的流寓生涯。陇蜀之行是杜甫一生的转折，而对陇右和蜀郡的人们来说，则成为了连心系怀的纽带，引后人遐思。杜甫流寓陇右不足半年，留诗近120首，然而其陇右行吟一直处于被忽略的状态，所幸《杜甫研究学刊》以其敏锐的学术眼光，开阔的研究视野，对拓展杜甫陇右诗的研究做了不遗馀力的工作。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创刊不久的《草堂》就登载了天水学人研究杜甫陇右诗的文章，这对于当时的《草堂》来说是一种挑战。面对容量有限、来稿众多的局面，《学刊》编辑部诸君对杜甫陇右诗作以及天水学人给予了关照，这种慧眼与胸襟对于推动杜甫陇右诗研究起了积极作用。2006年8月20日，天水杜甫研究会应运而生，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四川省杜甫学会和《杜甫研究学刊》编辑部发来了真挚热烈的贺信；2012年秋，成都隆重举行“杜甫诞生1300周年纪念大会”，我作为参会代表也参与其中，会议规模宏大、盛况空前；2014年5月，我应邀参加杜甫夔州诗研讨会，与草堂诸君达成合办下一届年会的共识。同年10月，“杜甫与地域文化学术研讨会暨四川省杜甫学会第十七届年会、天水杜甫研究会第八届年会”在天水隆重召开，来自北京、上海、四川、浙江等20个省市共计280余人参加了此次会议。中国杜甫研究会、甘肃省唐代文学学会给大会发来了贺信。张忠纲先生在贺信中说：四川省杜甫学会和天水杜甫研究会是坚持杜甫研究最经常、最持久、最有成绩的两个学会，对推动杜甫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两会联合举办研讨会这一做法，更有利于信息的交流和互相学习，又节约时间和费用，值得提倡，值得推广。此次年会是天水杜甫研究会成立以来首次与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四川省杜甫学会、《杜甫研究学刊》联合举办的全国性学术研讨会，给甘肃特别是天水、陇南地区的杜甫研究者和爱好者提供了学习交流机会，引发了专家学者对杜甫陇右诗研究、天水杜甫研究会的关注。此后天水杜甫研究会又与草堂方往来密切，2015年4月，我们考察组一行四人前往草堂学习交流，双方就草堂博物馆的建设发展、《杜甫研究学刊》办刊历程以及天水地区丰富的杜甫文化资源、天水杜甫研究会研究与宣传工作等方面分别作了介绍，我们一行获益良多。多年来天水杜甫研究会一直在努力开拓新局面，这也与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四川省杜甫学会、《杜甫研究学刊》的支持与帮助密不可分。2016年，由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文学遗产》编辑部发起，《杜甫研究学刊》编辑部、西北师大文学院、陇南师专联合主办的“杜甫与秦陇文化学术研讨会”先后在兰州、成县举行。来自北京、甘肃、河南、陕西、四川等地的专家学者出席，我被安排作了题为《杜甫陇右诗与陇右地域文化》的大会发言。《学刊》编辑部彭燕老师提交了会议论文《杜甫陇右诗创作及相关研究述略》，文章对杜甫陇右诗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作了系统全面的评析，既总结了已取得的成果，又指出了应注意的问题，极具启示性和指导性。文中肯定：“天水杜甫研究会成立于2006年8月20日。以此为标志，杜甫陇右诗研究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杜甫陇右诗研究大多数成果都是在这之后出现的。天水杜甫研究会的成立，对杜甫研究，对学界，对天水来说，都是极好之事。……聂大受先生是当前陇右地区杜甫研究的代表学者，成果丰富，为陇右地区的杜甫研究工作做了大量的工作，尤其是在天水杜甫研究会成立后，成为天水地区杜甫研究工作的主要推动者。”这既是彭燕老师，也是《学刊》编辑部、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四川省杜甫学会对我们的关爱、鼓励和鞭策。2018年，我们在自办的《会刊》上转载了此文，在研究学会内外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对杜甫陇右诗的进一步研究和天水杜甫研究会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为此我们表示诚挚的感谢。清初诗人宋琬任分巡陇右道备佥事，驻节秦州时，曾主持刊刻《二妙轩碑》，选杜甫陇右诗60首，集王羲之、王献之之字，汇为一体；诗圣书圣，诗妙字妙，誉为二妙，堪称一绝。二圣之妙品，珠联璧合，韵辉墨映，给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艺术享受，一种高品位的文化熏陶，这在杜甫陇右行吟文化传播史上当为首创，在杜甫流寓地尚无先例。近年来，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继往开来，以大气魄、大手笔精心打造“杜甫千诗碑”项目，涵盖了杜甫各个时期的诗作，气势恢弘，影响巨大。2019年初，我应邀赴草堂参会，方伟副馆长一见面就提出将“千诗碑”成果在天水展出的想法和计划。2019年元宵节早上，草堂杨恒老师又专意打电话与我商议具体事宜。我即时到天水博物馆、文化馆联系协商，确定“五一节”时将其他已列展览推后，专门安排“杜甫千诗碑”成果展览，因为这对产生过《二妙轩碑》的天水来说，意义更为特殊，大家都翘首以盼。后来因计划有变，“杜甫千诗碑”项目成果巡展先行到西安、北京等重点城市展出而未能如期前来秦州，但草堂领导对天水的关爱眷顾，使我们深受感动。冯至先生在评介杜甫陇右诗时曾说：“他写这些诗，不只用了他的眼，更不只用了他的想像，最重要的是用了他的两只脚；我们可以说，它们是杜甫脚踏实地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杜甫在陇右的足迹所涉与诗作所记，遍及陇右的胜地殊境、俗风异情。二十年前，我曾提出“一诗一地，一地一碑石”的设想。就是给每一首咏写了陇右风物的杜诗，明确一个地方，或依山石刻诗立记，或移大石刻诗立记，或刻诗碑立记。2006年天水杜甫研究会成立后，我又提出建造杜甫陇右诗碑林或碑廊的建议，将117首诗作全部刻立。这既是对《二妙轩碑》的一个传承，也是一个扩展，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实现。2020年11月6日，在张家川县文化部门的配合协助下，我们在杜甫当年由秦入陇处的关山老爷岭上竖立了杜甫《秦州杂诗》第一首诗碑。我撰拟了《碑记》，并与张家川县委常委苏红娟同志共同为诗碑揭幕。张家川县委、县政府领导及文化局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界人士以及天水的部分专家学者共一百余人参加了仪式。多年的夙愿初有成果，虽然微不足道，但也算是有了一个小小的开头。而这，是和“杜甫千诗碑”成果的鼓舞和促进分不开的。这里，还想再说一点我个人和《学刊》、学会、草堂的情缘。2017年新年过后，我和家人应邀去成都访友。虽然友人的计划中没有安排草堂，而这些年因参会、考察等“公事”也已多次造访草堂，所以到了成都而不去草堂，心里总是过意不去。不过这次是“私访”，我们自购门票、自助观览，没有去打扰《学刊》的老师们，就在准备离开时，却巧遇张宏老师，并得到《学刊》编辑部的盛情接待。时逢草堂召开四川省杜甫学会年终理事会，我又见到了张志烈、祁和晖、周维扬、曾亚兰、濮禾章、吴明贤、徐希平等各位先生及一些远道而来的老师，也得以和刘洪馆长、贾兰书记等领导晤面，确实太高兴了！返回的路上我一直思忖：怎么这么凑巧呢？这真是情结所驱，缘分所使啊！一年多后，我应邀又到草堂开会，再次感受了老师们的热忱关爱。借此机会，再次表示诚挚的感谢！六年前的天水会上，张志烈先生赠诗二绝，题为《留别聂大受教授》：“陇南蜀地紧相邻，山水连通习俗亲。学会共襄如手足，弘扬传统结同心。”“温文尔雅硕儒容，敏事精思著述鸿。归去锦江明月夜，蜀山望陇忆清风。”诗歌对陇蜀两地、两家学会之间的情谊做了恰如其分的概括，道出了我们共同的心声。在此权且借花献佛，作为对《杜甫研究学刊》创刊40周年，杜甫草堂博物馆建馆66周年的诚挚祝贺。

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拟面向社会公开招收联合培养博士后研究人员，联合培养单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一、单位简介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是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全国古籍保护重点单位、国家4A级旅游景区。自五代至宋、元、明、清，杜甫草堂历经十三次大规模修葺扩建和建国以来数十年的保护发展，已衍变为占地19万平方米，建筑古朴典雅，园林秀丽清幽的文化名胜，成为现今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最具特色的杜甫纪念遗址。杜甫草堂博物馆拥有丰富的藏品，是当代最大的杜甫研究资料和杜诗书画收藏中心。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于2020年8月由四川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批准设立。为培养高层次复合型人才，促进产、学、研相结合及科研成果转化，提高博物馆的创新能力，基地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共同招收博士后。二、专业方向、研究课题及人数专业方向：中国语言文学类；研究课题：先唐文学、唐宋文学、元明清文学；招聘人数：1名博士后。三、申请条件（一）德才兼备，品学兼优，遵纪守法，身体健康，年龄在35周岁以下。特别优秀者，可适当放宽年龄条件（不超过38周岁）；（二）在国内外已获得博士学位或能在进站6个月内提供国家承认的博士学位证书的博士研究生；（三）具有较好的团队意识和合作研究能力。四、申请程序（一）申请人请将下列材料的电子版发至招聘邮箱：1、个人简历及博士后进站申请表（附件1）；2、博士毕业证书、博士学位证书原件与复印件，如申请时尚未拿到证书，应先提供培养单位研究生院（部）提供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通过证明或答辩委员会决议复印件，进站后在6个月内补交证书复印件；3、专家推荐信（附件2）；4、博士后进站科研计划书（附件3）；5、能体现本人科学研究水平的科研成果证明或发表的学术论文复印件；6、居民身份证、护照（外籍人员）复印件；7、二级甲等以上医院出具的体检报告（半年内有效）。（二）综合考察申请材料，择优组织面试，面试时间另行通知。（三）通过进站面试遴选的博士后申请人应在中国博士后网站进行网上申报，须在中国博士后网站上填写正式的《博士后进站申请表》；进站前，博士后人员应与我馆签订工作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工作期限、薪酬待遇、工作要求、保密事宜及产权成果归属、违约处罚等。附件请点击文末阅读原文提取（提取码：h7j6）。五、报名时间我馆博士后招聘将在下半年集中进行。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2月30日。六、相关待遇工资待遇参照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博士后日常管理工作有关政策》文件要求执行，享受五险一金、住房补贴和交通补贴；科研经费按照我馆科研制度标准另外匹配。七、联系方式有意申请者，请按照上述要求在截止日期前，根据拟申请课题方向将应聘材料发送至下列邮箱：dfxk@sina.com。邮件标题请注明“博士后应聘：姓名（院校及专业）”。联系人：张老师，联系电话028-87332291；罗老师，联系电话：028-87327732。欢迎符合招聘条件的博士人员报名申请进站！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管理办公室2021年10月13日▼往期精彩回顾▼佐藤浩一|杜甫的早期诗歌—是散佚还是废弃刘婧|朝鲜内府本《纂注分类杜诗》的成书及版本薛天纬|李杜重逢饭颗山

间2021年10月22日上午10:00-12:00

编者按：原文刊载于《杜甫研究学刊》2021年第2期，总第148期。刘婧，韩国南首尔大学校教养大学助教授《纂注分类杜诗》是朝鲜世宗时期由内府编纂的杜诗汇编本，此书的编纂总裁是世宗第三子安平大君，在朝鲜世宗二十五年（1443）成书之后先以初铸甲寅字印行，后代又有甲辰字、训练都监木活字和木板翻印本，在朝鲜四百余年间翻印种类和次数较多，又是其他相关种类的杜诗学文本的编纂参考蓝本，比如内府编纂《杜诗谚解》、李植《纂注杜诗泽风堂批解》等都曾参照此书。《纂注分类杜诗》在编纂印行之后，作为朝鲜时期士大夫研习的重要文本和杜诗编纂出版的参照本，无疑是考察朝鲜四百余年间出版文化演变以及诗风流向的重要依据。韩国学界对杜诗研究颇为重视，对《纂注分类杜诗》的研究其成果也较为丰硕，李丙畴教授的《杜诗谚解》、沈庆昊教授的《朝鲜朝杜诗集刊行与杜诗受容》等在论述中都涉及了《纂注分类杜诗》的编纂问题以及版本，之后的学者在论及杜诗在朝鲜传播与杜诗学版本相关内容时也大都承继以上考察结果，如黄瑄周的《韩国的纂注分类杜诗版本》就在上述版本的基础上对韩国及其国外几种版本进行了介绍。本文在此基础上，从出版史的角度对《纂注分类杜诗》的成书和版本系统做一梳理，通过朝鲜各时期翻印的几种《纂注分类杜诗》版本实物，来较为详细地了解杜诗文本在朝鲜编纂出版的具体细节。一、从内府铸字、安平大君的杜诗观看《纂注分类杜诗》的成书关于《纂注分类杜诗》的成书背景，上述研究中大都从朝鲜世宗大王进行诗学振兴的角度来断定此书得以编印的背景。对于诗学振兴的倡议提案，可从世宗十七年（1435）集贤殿学士奏议中详细得知，这次的奏议不但明确了科举诗赋的具体细节，还规定了取士必读书目以及地方书院阅读书籍程式。为了向内府和地方儒士供给书籍，世宗召集群臣编选印行了诸如《分类补注李太白诗》（1434年编印）、《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1438年编印）、《唐柳先生集》（1440年编印）、《风雅翼选诗》（1442年编印），以及《纂注分类杜甫诗》（1443年印）。由此可知，《纂注分类杜甫诗》是世宗为振兴诗学编印的系列书目之一，这也是《纂注分类杜诗》得以成书的重要原因之一。

—关于李白“三入长安”的再讨论【活动预约】“编辑领你读杜诗”│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忆昔二首》

编者按：本文系薛天纬老师未刊稿件，经作者本人授权发布，如需转载请联系作者。薛天纬，新疆师范大学教授一、20世纪80、90年代关于李白“三入长安”讨论的简要回顾先师安旗先生之李白研究，力主“三入长安”说。1984年，她在《人文杂志》当年第4期发表《李白三入长安别考》一文；1987年，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安旗先生《李白研究》论文集，内有《三入长安》一文，系前文之扩充与深化。关于“三入长安”的基本看法以及对相关诗作的系年与解说，在《三入长安》一文中已有完整论析。《三入长安》一文又指出：“一九八三年，李从军《李白三入长安考》一文首倡‘三入’之说。”“同年，胥树人《李白和他的诗歌》一书中，不约而同亦有‘三入’之说。”安旗《三入长安》一文言及李、胥对自己的“启迪和鼓舞”。李从军关于“三入长安”发表有三篇文章，除《李白三入长安考》外，尚有《由江东之游再考李白的三入长安》《关于李白三入长安质疑的质疑》二文，均收入其论文集《李白考异录》（齐鲁书社1986年出版）。胥树人《李白和他的诗歌》一书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出版。李、胥二家于李白“三入长安”的讨论各有建树，如李从军曰：“第三次入长安的时间，在唐玄宗天宝后期的十一载与十二载之间。”又曰：“李白第三次入长安，是在北游赵、魏、燕、晋之后，彼时安禄山叛乱趋势已日益显露。”“李白到长安，可能抱着陈策的念头，但是，献策无路。”（《李白三入长安考》）胥树人曰：“他于天宝十二载（753年）或752年冬还曾入长安一次。”

原文刊载于《草堂》（今《杜甫研究学刊》）1983年第2期，总第6期。廖仲安（1925—2017），原名尹彦辉，著名作家、诗人、国学家编者按：一九六二年詹锳同志写了《谈杜甫的〈洗兵马〉》一文（《杜甫研究论文集》第三集），对《洗兵马》一诗曾加以论述，并定此诗为乾元元年三月作。去年我们收到徐树仪同志的《〈洗兵马〉系年及解释辨误》，徐文与詹文论述各异而结论相同，已在本刊上期发表。今廖仲安同志来稿提出不同意见，赞成萧涤非同志之说，定《洗兵马》为乾元二年二月作。为了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亦发表于此，希望能对杜甫这一名篇的研究有所助益。今后如有提出新的材料和意见的稿件，我们亦将发表。惟请撰稿诸君注意以上三文所述，避免重复。《洗兵马》一诗之写作年代是杜诗注释编年中聚讼已久的问题。自宋黄鹤起至明清王嗣奭、朱鹤龄、仇兆鳌、浦起龙、杨伦，及当代冯至、萧涤非、朱东润等先生都肯定此诗写于乾元二年春。但主张此诗写于乾元元年春者，亦代不乏人：宋之赵次公，明清之钱谦益、吴瞻泰，当代四川文史馆、詹锳、徐树仪都是。我个人认为此诗系年争论之焦点，就在对乾元元年春和乾元二年春的时局形势的认识，双方有较大的差距，因而对此诗开头一段的解释也大相悬殊。其他聚讼之处虽然也不少，但都是从属性的问题。怎样认识乾元元年春天的形势呢？自至德二载九月郭子仪及回纥军收复长安，十月收复东京以后，安庆绪仓皇走邺，河南诸郡遂纷纷杀安庆绪将吏以降。在这个胜利形势下，于是出现了下述的情况。至德二载冬十二月，史思明“遣其将窦子昂以所部十三郡（指范阳、北平、妫川、密云、渔阳、柳城、文安、河间、上谷、博陵、渤海、饶阳、常山）及兵八万来降，并帅其河东节度使高秀岩，亦以所部来降。乙丑，子昂至京师，上大喜，以思明为归义王、范阳节度使，子七人皆除显官，遣内侍李思敬与乌承思往宣慰。.....乌承恩所至宣布诏旨，沧、瀛、安、深、德、棣等州皆降，虽相州未下，河北率为唐有矣。”乾元元年二月，“安庆绪所署北海节度使能元皓举所部来降，以为鸿胪卿，充河北招讨使。”三月，“镇西北庭行营节度使李嗣业屯河内，......（安）庆绪闻李嗣业在河内，夏，四月，与蔡希德、崔乾祐将步骑二万，涉沁水攻之，不胜而还。”（《资治通鉴》）这就是乾元元年春天唐王朝与安史叛军之间的政治军事活动的基本动向。总的来说，唐军完全是按兵不动。虽然有诏郭子仪“还东都，经略北讨”，但他实际上一兵一卒也没有动。《资治通鉴·考异》对郭子仪本年七月以前的军事活动还特别作了一番考证：“《实录》：‘郭子仪擒逆贼将安太清送阙下。’按：上元元年李光弼按怀州，始擒太清。《实录》误也。《唐历》、《本纪》等皆无之。《旧·子仪传》：‘七月破贼河上，擒安守忠以献’，诸书亦无之，今不取。”当时李嗣业虽屯兵河内，但他只是在受到安庆绪等人联合进攻时打退其进攻，他自己也从未主动进攻叛军。当时，李光弼的兵在太原，王思礼的兵在关内和山西泽潞，鲁炅的兵在襄邓淮西，哪里有什么“中兴诸将收山东”？哪里来的“捷书夜报清昼同”？唐肃宗正忙着给史思明、能元皓等降将加官晋爵，甚至把指出“思明凶险，因乱窃位。”“彼虽人面，心如野兽，难以德怀”的宰相张镐罢为荆州大都督府长史兼本州防御使，史思明的叛军正在唐肃宗的认真保护之下，哪里还用得着“河广传闻一苇过”？所以乾元元年七月以前，双方之间，可以说是“东线无战事”，又从哪儿说“胡危命在破竹中”？因此，我们可以大胆地说，所有的肯定此诗写于乾元元年春天的评注家，对此诗的第一句“中兴诸将收山东”都无法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领读人贾兵，《杜甫研究学刊》编辑，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2019级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主持四川省杜甫研究中心2018年度科研项目“《诗律武库》杜诗伪注辨析”、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2019年度科研项目“近代文化名人与成都、杜甫草堂关系研究——以叶圣陶、缪钺为例”等，发表过《〈诗律武库〉非吕祖谦编撰考》《吕祖谦杜诗学考论》等论文。领读内容广德二年（764）,是杜甫流寓蜀中的第五个年头，也是代宗皇帝即位的第三年。此时，安史之乱（755-763）已经平定，一切似乎都已恢复正常，杜甫为什么要在这时写下这首《忆昔》呢？他回忆的脑海里，又浮现过哪些画面呢？让我们共同走进杜甫，走进《忆昔二首》。时间2021年9月26号上午10：00-12：00地点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草堂书院会议室主办《杜甫研究学刊》编辑部预约方式请点击文末

刘亚旭│论白居易的三教融合思想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第四届全国硕博论坛圆满举行张忠纲│唐五代笔记小说有关杜甫记载考索——为《杜甫研究学刊》创刊四十周年作

编者按：原文刊载于《草堂》（今《杜甫研究学刊》）1983年第2期，总第6期。郑逸梅（1895-1992），文史学家汤用彤，字锡予，湖北黄梅人。美国哈佛大学硕士，归国后，任“中央大学”哲学院院长。治学数十年，孜孜不倦，曾刊《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印度哲学史》《魏晋玄学论稿》《往日杂稿》。解放后，体不健，但治学仍不辍，颇思有所贡献，乃取杜甫《野望》诗：“惟将迟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圣朝”，戏改为：“虽将迟暮供多病，还必涓埃答圣民”。宋末文天祥，曾集杜甫诗成二百绝，载于《文文山全集》中，传诵于世。董必武阅读之，忽得柳亚子母丧噩耗，即就文天祥所集二百首绝诗中，复集成四绝为唁。山阴陈涵度，为任堇叔高足。堇叔工书，生平罕作丹青。一日，偶取杜甫：“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诗意，绘成一仕女直幅，自视甚得意，认为神来之笔，即以贻赠涵度，盖涵度素喜杜诗，榜其斋名为“读杜草堂”也。涵度工书善诗，犹忆余刊印《味灯漫笔》涵度为题一绝云：“娓娓清言述旧闻，秋坟鬼唱逊斯文。不知几许心头血，想见篝灯午夜分。”彼都郁不得志，妻与之离异，子又忤之。卒贫病交迫死。惜哉！越缦堂主人李慈铭评骘诗家，有云：“道光以后名士，动拟杜韩，槎牙率硬，而诗日坏；咸丰以后名士，动拟汉魏，肤漂填砌而诗益坏。道光名士，苦于不读书而骛虚名；咸丰名士，病在读杂书而喜妄言”。说殊有理，但未免太刻。李白与杜甫，千古并称，因此后之集李杜两家名句为联者，不乏其人，但以彭雪琴游泰山一联为尤胜。“我本楚狂人，五岳寻山不辞远。地犹鄹氏邑，万方多难此登临”。不仅浑成，且符合雪琴之身分与时代。雪琴，湘南人，其时国内扰攘未已也。又张香涛游粤中观音山之三君祠，祠祀虞仲翔、韩昌黎、苏东坡，皆谪迁来粤者，香涛集李杜名句为联云：“游气百重楼，岂谓浮云能蔽日。文章千古事，萧条异代不同时”。亦确切不移。郑逸梅晚年家庭合影

编者按：原文刊载于《杜甫研究学刊》2021年第2期，总第148期。张忠纲，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杜诗在中唐已大行天下。到晚唐五代，亦应得到广泛的流传。但此时战乱频仍，社会不安定，故保存下来的资料较少。杜甫天宝十三载（754）所献《进〈雕赋〉表》即说：“自七岁所缀诗笔，向四十载矣，约千有余篇。”而流传至今作于天宝十三载前诗歌不过一百多首。所以韩愈《调张籍》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流落人间者，泰山一毫芒。”可见杜甫作品散佚之多。所以，仅以今存资料的多少来断定杜诗在当时的影响，难免有所偏失。杜诗在晚唐仍然得到广泛流传的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高彦休《唐阙史》所载《韦进士见亡妓》：“京兆韦氏子，举进士，门阀甚盛。尝纳妓于潞，颜色明秀，尤善音律，慧心巧思，众寡其伦。韦曾令写杜工部诗，得本甚舛缺，妓随笔铅正，文理晓然，以是韦颇惑之。十六归京兆，二十一而雕落。”高彦休《唐阙史》序云：“中和岁，齐偷构逆，翠华幸蜀，搏虎未期，鸣鸾在远，旅泊江表，问安之暇，出所记述，亡逸过半，其间近屏帏者，涉疑诞者，又删去之，十存三四焉。共五十一篇，分为上下卷，约以年代为次，讨寻经史之暇，时或一览，犹至味之有菹醢也。甲辰岁清和月编次。”所谓“齐偷构逆，翠华幸蜀”，指的是黄巢起义，攻破长安，唐僖宗仓皇逃到四川。“甲辰岁”，即僖宗中和四年（884）。《唐阙史》所记大多为代宗大历至僖宗乾符（766-879）年间事，“约以年代为次”。《韦进士见亡妓》条下即《卢尚书庄堕雷工》条，所记乃乾符二年（875）事，又后《迎佛骨事》条，记唐懿宗咸通十四年（873）事。故《韦进士见亡妓》所记之事，最晚亦当在乾符以前。一个下层的妓女，对杜诗竟如此熟悉，他人可知。而从“得本甚舛缺”，亦可见当时杜诗在民间流传之广，影响之大。所以在唐五代笔记小说中，有关杜甫和杜诗的记载甚多。这些记载，内容驳杂，有的有事实根据，颇有价值；有的一鳞半爪，想象虚构；有的道听途说，记载失实。多方面反映了杜甫及杜诗对后世影响颇大。一、《本事诗》第一次标出杜诗“诗史”说孟启《本事诗·高逸第三》载：“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师，舍于逆旅。贺监知章闻其名，首访之。既奇其姿，复请所为文。出《蜀道难》以示之。读未竟，称叹者数四，号为‘谪仙’，解金龟换酒，与倾尽醉。期不间日，由是称誉光赫。……玄宗闻之，召入翰林。以其才藻绝人，器识兼茂，欲以上位处之，故未命以官。……常出入宫中，恩礼殊厚，竟以疏从乞归。上亦以非廊庙器，优诏罢遣之。后以不羁流落江外，又以永王招礼，累谪于夜郎。及放还，卒于宣城。杜所赠《二十韵》，备叙其事。读其文，尽得其故迹。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据作者序称该书作于“光启二年”，即公元886年，已是晚唐，时李杜并称已久，撰者多喜并引李杜之事。孟启《本事诗》所记则多为诗之“本事”，上引李杜之诗则记载了李白和杜甫的生平之“事”，最后特别提到杜甫的《寄李十二白二十韵》，此诗概述李白一生行迹，充溢着对李白的全面理解和深切同情。首十二句，盛赞李白的诗才及其以诗承玄宗优宠之事；次八句，言李白因小人谗毁，遂求放还，遇杜甫同游梁宋、齐鲁，交契深厚；次十句，痛陈李白被罪长流夜郎之遭遇；最后十句，仗义为李白申枉，而愤朝廷无人代白辩冤。故王嗣奭评曰：“此诗分明为李白作传，其生平履历备矣。白才高而狂，人或疑其乏保身之哲，公故为之剖白。”汪灏亦曰：“他处赠李诗多错综，独此章未免直叙，何也？盖公忿李之无罪受冤，竟欲叩九阍而代为申诉，明是一道奏疏，题曰寄李，窃冀朝宁闻之耳。”所以孟启称“杜所赠二十韵，备叙其事。读其文，尽得其故迹”。由杜赠白诗联想到杜甫在“安史之乱”中颠沛流离的生活经历及其诗作，认为杜甫的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堪称“诗史”。“推见至隐”，出自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太史公曰：“《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之以显。”裴骃《集解》引韦昭曰：“推见事至于隐讳，谓若晋文召天子，经言‘狩河阳’之属。”司马贞《索隐》引李奇曰：“‘隐’犹‘微’也。言其义彰而文微。”《索隐》又引虞喜《志林》曰：“《春秋》以人事通天道，是推见以至隐也。《易》以天道接人事，是本隐以之明显也。”“见”读如“现”，与下“显”字同。谓《春秋》乃由事迹之显著，而至于精微。何焯则谓：“推见至隐，言由人事之见著者，推而至于天道之隐微也。”后世对“推见至隐”有不同的阐释。张高评曰：“推见，历史叙事（史事）；至隐，指历史哲学（史义），谓《春秋》所叙述的齐桓晋文称霸一类的事件，采取的文体形式是历史，主要表达的则是作者自己的义理。”这也就是说，诗人所写的并非是单纯“显”事，而是在“显”事中含蓄地“显”露出作者的褒贬态度和思想立场，即所谓“微言大义”的“春秋书法”。不少论者都注意到孟启对“本事”的强调以及“诗史”概念的引用，并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而是继承了儒家经典《春秋》书写的传统，并与杜甫当时《春秋》学的兴起不无关系，这是颇有道理的。由啖助开创，赵匡继之，又经陆质发挥传播的《春秋》学随时运大兴，而这与当时孟子地位的提高是相联系的。啖助（724-770）与杜甫是同时人，赵州（今河北赵县）人，后徙关中。天宝末，调临海尉、丹阳主簿。后隐居不仕。淹该经术，尤精《春秋》。以十年之功“考核三传，舍短取长”，撰成《春秋集传集注》。陆淳（？-805）拜啖助为师，“秉笔持简，侍于啖先生左右十有一年”，即肃宗上元元年（760）到代宗大历五年（770），“述释之间，每承善诱，微言奥指，颇得而闻”，从而对啖助的《春秋》新学有深入的了解，并深受其影响。啖助、赵匡、陆质形成的这个新《春秋》学派，在当时及后世都有很大影响。宋人陈振孙即云：“汉儒以来言《春秋》者惟宗三传，三传之外，能卓然有见于千载之后者，自啖氏始，不可没也。”清末皮锡瑞也说：“《春秋》杂采三传，自啖助始。”又说：“今世所传合三传为一书者，自唐陆淳《春秋纂例》始。”“淳本啖助、赵匡之说，杂采三传，以意去取，合为一书，变专门为通学，是《春秋》经学一大变。宋儒治《春秋》者，皆此一派。”杜甫与啖、赵、陆三人是同时人，可能有所交往。天宝十三载（753），杜甫有《桥陵诗三十韵因呈县内诸官》云：“王刘美竹润，裴李春兰馨。郑氏才振古，啖侯笔不停。遣辞必中律，利物常发硎。绮绣相辗转，琳琅愈青荧。”或疑诗中“啖侯”为啖助，时任京兆奉先县属官。确否？尚待详考。比杜甫稍小的赵匡，从啖助研究《春秋》之学，时人称为“赵夫子”。他在《举人条例》中云：“其有通《礼记》《尚书》《论语》《孝经》之外，更通《道德》诸经，通《元经》《孟子》《荀卿子》《吕氏春秋》《管子》《墨子》《韩子》，谓之茂才举。达观之士，既知经学，兼有诸子之学，取其所长，舍其偏滞，则于理道，无不该矣。”此前，《孟子》一直被列为子书，不能称“经”。但“安史之乱”后，孔子及儒学地位的提高，要求把《孟子》列为经书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杜甫的友人礼部侍郎杨绾（？-777）在宝应二年（763）六月二十日所上《条奏贡举疏》中已有“孔孟之道”的称谓，在本年七月二十六日奏贡举条目时，更请求升《孟子》为经：“《论语》《孝经》皆圣人深旨，《孟子》亦儒门之达者，其学官望兼习此三者，共为一经，其试如上。”反映了孟子在当时的影响和地位。杜甫是原始儒家思想即孔孟思想的继承者和实践者，早在韩愈之前便阐释和恢复原始儒家道统思想。有的论者称“杜甫是唐代儒学复兴运动的孤明先发者”。杜甫是实践孟子“恻隐之心为仁”的典型，宋人就说“老杜似孟子”。孟子极为重视《春秋》，可谓讲明《春秋》宗旨的第一人。他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顾炎武解释说：“《二南》也，《豳》也，《小大雅》也，皆西周之诗也。至于幽王而止。其余十二《国风》，则东周之诗也。‘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西周之诗亡也。诗亡而列国之事迹不可得而见，于是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出焉。是之谓《诗》亡然后《春秋》作也。”孟子又说：“世道衰微，邪说暴行又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者，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正如吕绍纲所说：“首先指出《春秋》是明义之书的是孟子。”“说孟子最了解《春秋》，是两千多年《春秋》学的奠基人，他是当之无愧的。”皮锡瑞则说：“孟子开宋学宗派，其学广大精微，重在传道。”啖助等人的《春秋》学继承和发挥了孔孟的“仁政”“民本”思想，啖助即说：“夫子之志，冀行道以拯生灵也。”陆淳对吕温也说：“以生人为重，社稷次之。”“生人”即“生民”，乃避唐太宗李世民讳而改称。这是直接继承了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柳宗元盛赞陆淳“其道以生人为主，以尧舜为的”。这与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是一致的。啖助等的《春秋》新学直接导致了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肇开宋学之风；杜甫的新题乐府则直接导致了白居易、元稹领导的新乐府运动，杜诗则肇示了中国古典诗歌由所谓“唐音”向“宋调”的转变。这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安史之乱”所引起的时代剧变的风云交汇，意识形态领域适应剧变而形成的新气象。孟启《本事诗》在杜诗学史上第一次标出“诗史”说，揭橥了杜诗的根本特征之一，有着特殊的历史意义，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祁《新唐书·杜甫传》即云：“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胡震亨亦云：“知诗史之评，原出唐人也。”孙明君更认为“‘诗史’之名在杜甫生前已经广泛流传”。“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而杜甫用他的诗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广阔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可谓实录。一部杜诗可谓杜甫本人的一部自传。宋魏了翁即云：“杜少陵所为号诗史者，以其不特模写物象，凡一代兴替之变寓焉。”明许宗鲁亦云：“夫谓杜诗为史者，岂不信哉！是故开元治平之迹，天宝丧乱之因，至德中兴之由，上元、宝应迄乎大历，纷攘小康之故，靡不综述，夫其裨史氏之遗略，备一代之典籍，盖深有征焉者，故谓之为史者，信矣！信矣！”杨义则谓：“历史磨人，人磨历史，在双重磨难中诗篇把个人自传与民族命运融合在一起。在其后对安史之乱和自己飘泊巴蜀的抒写中，诗篇以民族历史解释个人历史，以个人历史透视民族历史，从而使诗史思维的自传化和心灵化，充实以非常真挚而沉重的历史悲剧的内涵。”使人产生历史的兴亡之感，这正是杜甫“诗史”精神的实质。“安史之乱”爆发前夜，杜甫即在《后出塞》中警醒世人：“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边人不敢议，议者死路衢。”“坐见幽州骑，长驱河洛昏。”而在安史既叛朝廷尚未知的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初所作《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更形象地警告时势危殆：“群冰从西下，极目高崒兀。疑是崆峒来，恐触天柱折。”“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战乱初起，陷贼长安时，则有《悲陈陶》《悲青坂》《对雪》《塞芦子》《哀江头》《哀王孙》《春望》等诗。逃出长安，任职左拾遗时，则有《喜达行在所三首》《述怀》《彭衙行》《羌村三首》《北征》《喜闻官军已临贼寇二十韵》《收京三首》等诗。官华州司功时，则有《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观兵》《洗兵马》《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等诗。直到代宗宝应二年（763）春，唐军收复河南、河北诸州郡，“安史之乱”宣告平息，时流寓梓州（今四川三台）的杜甫闻知欣喜若狂，遂走笔写下“生平第一首快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其余或非专章叙及，或乃晚年追忆，杜诗中语涉“安史之乱”者，更是不胜枚举。可以说，杜甫用他的如椽之笔艺术地再现了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的全过程及其产生的种种影响，孟启谓其“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可谓确评！环顾杜甫的同辈诗人，杰出如李白、王维、高适、岑参者，又皆杜甫之友，交往颇密，但他们都没有像杜甫这样用大量的诗歌来全面而深刻地反映自身亲历的这一重大历史事变。安史乱起，李白避难江南。至德二载（757）正月，隐居庐山，永王李璘派谋士韦子春三次上山聘请入幕府。永王败，因此获罪，入狱。乾元元年（758），流放夜郎。中途遇赦东归。宝应元年（762），在当涂与世长辞。由于这一特殊情况，李白直接反映“安史之乱”的诗较少，大约有十几首。道教信仰，浪漫情怀，反映战乱自与杜甫不同。如战乱初起时，从游仙的角度“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以抒发其悲愤之情。逃亡途中，作有《奔亡道中五首》，其四云：“函谷如玉关，几时可生还？洛阳为易水，嵩岳是燕山。俗变羌胡语，人多沙塞颜。申包惟恸哭，七日鬓毛斑。”《扶风豪士歌》云：“洛阳三月飞胡沙，洛阳城中人怨嗟。天津流水波赤血，白骨相撑如乱麻。”《猛虎行》亦云：“旌旗缤纷两河道，战鼓惊山欲倾倒。秦人半作燕地囚，胡马翻衔洛阳草。一输一失关下兵，朝降夕叛幽蓟城。巨鳌未斩海水动，鱼龙奔走安得宁？”《经乱后将避地剡中留赠崔宣城》又云：“中原走豺虎，烈火焚宗庙。太白昼经天，颓阳掩余照。王城皆荡覆，世路成奔峭。四海望长安，嚬眉寡西笑。苍生疑落叶，白骨空相吊。连兵似雪山，破敌谁能料？”参加永王李璘幕府，有“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净胡沙”，“试借君王玉马鞭，指挥戎虏坐琼筵。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之豪言壮语。在《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这首自传体长诗中较多地写到这次战乱的具体情况：“十月到幽州，戈鋋若罗星。君王弃北海，扫地借长鲸。呼吸走百川，燕然可摧倾。……炎凉几度改，九土中横溃。汉甲连胡兵，沙尘暗云海。草木摇杀气，星辰无光彩。白骨成丘山，苍生竟何罪。函关壮帝居，国命悬哥舒。长戟三十万，开门纳凶渠。公卿如犬羊，忠谠醢与菹。二圣出游豫，两京遂丘墟。”“长鲸”指的就是安禄山。《赠王判官时余归隐居庐山屏风叠》则流露了安史之乱爆发后的消极心态：“大盗割鸿沟，如风扫秋叶。吾非济代人，且隐屏风叠。中夜天中望，忆君思见君。明朝拂衣去，永与海鸥群。”安禄山陷两京，王维扈从不及，为叛军所获。服药取痢，伪称瘖病。禄山迎置洛阳，拘于普施寺，迫以伪署。禄山宴于凝碧宫，其乐工皆梨园弟子、教坊工人。维闻之悲恻，潜为诗曰：“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僚何日更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至德二载（757）冬，陷贼官以六等定罪。维以《凝碧诗》闻于行在，肃宗嘉之。会弟缙请削己宪部侍郎以赎兄罪，特宥之，乾元元年（758）二月，责授太子中允。事后为官，唯在“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悲叹“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对战乱国难，民生疾苦，几不言及。至于高适，天宝十一载（752）辞封丘尉，客游长安。秋冬之际，任凉州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幕掌书记。安禄山反，征哥舒翰讨贼，仍佐翰守潼关。十五载，翰兵败降贼，后奔赴行在，及河池郡，谒见玄宗。寻迁侍御史。至成都，八月，制授谏议大夫。至德二载（757），永王璘起兵于江东，欲据扬州。授适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兼御史大夫，诏与江东节度来瑱率本部兵平永王之乱，对李白之陷囹圄及流放夜郎，亦未设法营救。平乱后，又讨伐安史叛军，曾解睢阳之围。李辅国恶其敢言，乾元元年（758），左授太子少詹事，兼御史中丞，分司东都。杜甫有《寄高三十五詹事》诗。高适虽高踞节帅，亲自参与平永王乱，讨安史叛，但对两次征伐竟无一诗。直到乾元二年出为彭州刺史后，才在《酬裴员外以诗代书》中叙及自己坎坷的仕途经历与“安史之乱”后的社会动乱情况：“乙未将星变，贼臣候天灾。胡骑犯龙山，乘舆经马嵬。千官无倚着，万姓徒悲哀。诛吕鬼神动，安刘天地开。奔波走风尘，倏忽值云雷。拥旄出淮甸，入幕征楚材。誓当剪鲸鲵，永以竭驽骀。小人胡不仁，谗我成死灰。赖得日月明，照耀无不该。留司洛阳宫，詹府唯蒿莱。是时扫氛祲，尚未歼渠魁。背河列长围，师老将亦乖。归军剧风火，散卒争椎埋。一夕瀍洛空，生灵悲曝腮。衣冠投草莽，予欲驰江淮。登顿宛叶下，栖遑襄邓隈。城池何萧条，邑屋更崩摧。纵横荆棘丛，但见瓦砾堆。行人无血色，战骨多青苔。遂除彭门守，因得朝玉阶。”至德二载（757），岑参自北庭到达凤翔肃宗行在，六月十二日，杜甫等五人荐岑参可为谏官，肃宗以岑参为右补阙。十月，扈从肃宗归长安。后改任太子中允，兼任殿中侍御史，充任关西节度判官。宝应元年（762）十月，天下兵马元帅雍王李适会师陕州讨伐史朝义，岑参任掌书记。岑参在凤翔作《行军诗二首（时扈从在凤翔）》：“吾窃悲此生，四十幸未老。一朝逢世乱，终日不自保。胡兵夺长安，宫殿生野草。伤心五陵树，不见二京道。我皇在行军，兵马日浩浩。胡雏尚未灭，诸将恳征讨。昨闻咸阳败，杀戮净如扫。积尸若丘山，流血涨丰镐。干戈碍乡国，豺虎满城堡。村落皆无人，萧条空桑枣。儒生有长策，无处豁怀抱。块然伤时人，举首哭苍昊。”“早知逢世乱，少小谩读书。悔不学弯弓，向东射狂胡。偶从谏官列，谬向丹墀趋。未能匡吾君，虚作一丈夫。抚剑伤世路，哀歌泣良图。功业今已迟，览镜悲白须。平生抱忠义，不敢私微躯。”反映战乱惨况具体深刻，身为谏官，抱持忠义，不惜微躯。但在《岑嘉州集》近四百首中，仅此二诗。后从雍王李适讨伐安史叛军，亦无诗咏及。后任嘉州刺史，在《西蜀旅舍春叹，寄朝中故人呈狄评事》诗云：“春与人相乖，柳青头转白。生平未得意，览镜私自惜。四海犹未安，一身无所适。自从兵戈动，遂觉天地窄。功业悲后时，光阴叹虚掷。”可见乱后豪情衰飒之心境矣。综上所述，在反映天崩地解“安史之乱”前后唐代社会生活的变化方面，不论就诗歌的数量和质量，反映现实的广度和深度，杜甫都较李白、王维、高适、岑参为优，遑论他人！把“诗史”的桂冠戴在杜甫头上，可谓实至名归。宋以后，“诗史”与“诗圣”“集大成”几乎成为杜甫研究的三大理论范畴，但对“诗史”内涵的阐释可谓歧见纷出，褒贬互见，这是后话，此不赘述。二、《戏赠杜甫》引起的一桩公案上引《本事诗·高逸第三》云：“（李白）戏杜曰：‘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借问何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盖讥其拘束也。”即所谓《戏赠杜甫》诗。而在《本事诗》之前，段成式（？-863）《酉阳杂俎》已提及：“众言李白唯戏杜考功‘饭颗山头’之句，成式偶见李白《祠亭上宴别杜考功》诗。”只是未引全诗。因宋蜀本《李太白集》未收此诗，故真伪之辨至今不绝。主张伪诗的，如胡仔《苕溪渔隐丛话》曰：“李太白《戏子美诗》：‘饭颗山头……’，《李翰林集》亦无此诗，疑后人所作也。”洪迈《容斋随笔》亦曰：“所谓‘饭颗山头’之嘲，亦好事者所撰耳。”但其所编《万首唐人绝句》卷五十九却又作李白《戏赠杜甫》诗。王定保《唐摭言》卷十二、曾慥《类说》卷三十四、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十八等均录有“饭颗山”一诗，文字稍异。《旧唐书》又将此事写入杜甫本传：“天宝末诗人，甫与李白齐名，而白自负文格放达，讥甫龌龊，而有饭颗山之嘲诮。”但宋人似乎多认为是李白所作。如王安石曰：“‘饭颗’之嘲，虽一时戏剧之谈，然二人者名既相逼，亦不能无相忌也。”葛立方曰：“李白论杜甫则曰：‘饭颗山头逢杜甫……’似讥其太愁苦也。”苏轼诗中屡屡提及此诗，如云：“尔来子美瘦，正坐作诗苦。”“早衰怪我遽如许，苦学怜君太瘦生。”“后来太守更风流，要伴前人作诗瘦。”“征西自有家鸡肥，太白应惊饭山瘦。”“不独饭山嘲我瘦，也应糠籺怪君肥。”“故人飞上金銮殿，迁客来从饭颗山。”“从来破釜跃江鱼，只有清诗嘲饭颗。”看来苏轼认定是李白所作了！而陆游亦云：“面余作诗瘦，趋拜尚不俗。”“人讥作诗瘦，自悯著书穷。”“儿因作诗瘦，家为买书贫。”“玉门关外何妨死，饭颗山头不怕穷。”“竹竿坡面老别驾，饭颗山头瘦拾遗。”“瘦如饭颗吟诗面，饥似柴桑乞食身。”“汝方僵卧凭团巷，我亦饥吟饭颗山。”明代都穆则曰：“古人嘲戏之语，集中往往不载，不特太白为然。”此类尚多，兹不枚举。但亦有斥为伪作者。如严羽则曰：“少陵与太白，独厚于诸公，诗中凡言太白十四处，至谓‘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其情好可想。《遁斋闲览》谓二人名既相逼，不能无相忌，是以庸俗之见而度贤哲之心也。予故不得不辨。”《杜诗详注》的作者仇兆鳌更说：“此诗，唐人谓讥其太愁肝肾也。今按李集不载，洪容斋谓是好事者为之耳。李杜文章知己，心相推服，断无此语，且诗词庸俗，一望而知为赝作也。”四库馆臣亦云：“其李白《饭颗山头》一诗，论者颇以为失实。”陈仅亦曰：“太白平生最笃于友朋之谊……‘饭颗’之诗，伪托无疑。”郭沫若于1971年出版《李白与杜甫》，力主此诗为李白所作：“但有一首诗却被人误解得很厉害，那就是第四首的所谓《戏赠杜甫》了。‘戏’字无疑是后人误加的。……诗的后二句的一问一答，不是李白的独白，而是李杜两人的对话。再说详细一点，‘别来太瘦生’是李白发问，‘总为从前作诗苦’是杜甫的回答。这样很亲切的诗，却完全被专家们讲反了。……这样亲切而认真的诗，被解为‘嘲诮’，解为‘戏赠’，解为讥杜甫‘拘束’或甚至‘龌龊’，未免冤枉了李白，也唐突了杜甫！”郭说影响颇大。安旗主编《李白全集编年注释》即云：“郭说可从。诗盖别后重逢之作。上年二人同游于梁宋，本年（按：指天宝四载）重游于东鲁，因系于此。”郁贤皓在近著《李太白全集校注》此诗引郭说后“按”云：“前人因长乐坡在长安，而李杜从未在长安见过面，故认为此诗乃伪托。然《本事诗》作‘饭颗山头’，其地不详；似不能据一作异文而定其为伪。且郭说甚有见地，可从。李杜相会仅在天宝三、四载（七四四、七四五）间游梁宋齐鲁之时，此诗当为天宝四载之作。”由《戏赠杜甫》的真伪之辨，又引出其中的地名之辨。“饭颗山”在哪里?

为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2021年8月20日，由中国杜甫研究会、四川省杜甫研究中心、四川省杜甫学会、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联合主办的“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第四届全国硕博论坛”以线上视频会议形式举行。来自安徽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兰州大学、清华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四川师范大学、西北大学、西华大学、西南大学、西南民族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和硕博研究生，及其他高校师生、杜诗爱好者共105人参与了此次论坛。论坛由致辞、学生报告-专家评议、总结三个环节组成。论坛致辞由四川省杜甫学会秘书长彭燕研究员主持。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刘洪馆长、四川省杜甫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徐希平教授分别致辞。日本杜甫学会会长下定雅弘教授、副会长松原朗教授也为论坛发来贺函，以示祝贺。刘洪馆长代表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对与会专家和同学表示热烈欢迎，时值建党百年之际，论坛举办具有特别意义。杜甫之所以能成为中国数千年诗歌历史中唯一称“圣”的诗人，就在于他悲天悯人、民胞物与的崇高人文主义情怀。研究杜甫，传承杜甫精神，培养学术生力军是草堂人的责任和使命，而硕博论坛的举办正是这种责任和使命的体现。徐希平教授充分肯定了论坛的公益性质，指出论坛为青年学子的交流学习提供了锻炼和成长的重要平台，并就硕博论坛今后的举办方式、如何提升国际影响力等给出了建设性意见，希望学界朋友们继续积极支持杜甫草堂博物馆和四川省杜甫研究中心的各项工作。下定雅弘教授和松原朗教授非常关注论坛发展，对硕博论坛的形式，及同学们的选题给予了肯定，认为年轻学者以研究成果切磋琢磨是难得之事。同时就日本学者对津阪东阳《杜律详解》的译注工作进行了介绍。主会场徐希平（西南民族大学教授）本次论坛共选出了十二篇优秀论文，分十二场报告，分别由西南民族大学王猛副教授、西华大学王燕飞副教授主持。第一场

刘亚旭│论白居易的三教融合思想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第四届全国硕博论坛议程

诗史新议万云骏｜略论杜甫的诗论许永璋｜杜甫“吾祖诗冠古”的时代意义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第四届全国硕博论坛议程部分图片来自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未经授权禁止转载，转载请联系后台并注明出处。

诗史新议杜晓勤│论杜甫的文化心态结构新书预告│吴怀东：王超《杜甫遗迹研究》序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第四届全国硕博论坛入选名单

编者按：原文刊载于《杜甫研究学刊》2005年第2期，总第84期。周啸天，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管遗瑞，彭州市委党校研究员一、诗史提法的由来和涵义为了清楚地说明问题,

为更好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面向全国在读硕博研究生征集关于杜甫与域外诗人比较研究、杜甫文化域外传播接受研究、域外杜集文献研究等方面的原创优秀论文，经严格评审，遴选出12篇论文。现将入选名单公示如下：序号姓名学校论文题目1成天骄西南大学津阪孝绰《夜航诗话》的杜甫受容——兼论江户时期杜诗的经典化进程2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