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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宁|一重一掩吾肺腑 山鸟山花共友于——杜诗中的中国传统生态智慧

刘宁 杜甫研究学刊 2022-08-27





编者按:原文刊载于《杜甫研究学刊》2021年第4期,总第150期。



刘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发展历程中,一直在开展形式多样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并将其提升到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千年大计的高度;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不断完善,“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一系列生态观念深入人心。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深根植于中华文明丰富的生态智慧和文化土壤。


生态问题正日益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中华文明积累的丰富生态智慧,对于当代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如何理解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目前的讨论多聚焦于儒释道思想传统中的生态思考。事实上,中国古典诗歌的生态书写非常丰富,尤其是被誉为“诗圣”的杜甫,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丰富吟咏,呈现了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深邃内涵。与欧美生态文学注重对人类征服自然种种恶果的批判与反思不同,杜诗更多地展现了人与自然和谐交融的丰富精神体验。理解杜诗所呈现的生态智慧,可以更深入地认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传统文化渊源。



一、杜诗的“爱物之仁”与“观物之明”


杜甫虽然没有今人这样明确的生态观念,但他热爱自然,对自然界的鸟兽草木、风云月露、山光物态,有极为丰富的吟咏。他以儒家的仁民爱物之心关怀万物,其诗充满“爱物”的仁厚之义,再平凡的花草,再微小的生命,都得到他的怜惜。同时,他也深受山水田园诗人的艺术影响,以澄明之心观照万物,其“观物”的笔笔刻画,不仅表现了自然界动植物的丰富情态,更折射了内心澄明的生趣。


杜诗的“爱物之仁”,打动了后世无数读者。他在秦州创作《病马》:“乘尔亦已久,天寒关塞深。尘中老尽力,岁晚病伤心。毛骨岂殊众,驯良犹至今。物微意不浅,感动一沉吟。”老马并非与众不同的名马,但服勤一生以至衰惫老病,诗人对它的关爱怜惜十分真挚。在绵州创作的《又观打鱼》中,他对竭泽而渔的贪狠深感不安:“小鱼脱漏不可记,半死半生犹戢戢。大鱼伤损皆垂头,屈强泥沙有时立。……吾徒胡为纵此乐,暴殄天物圣所哀。”诗中刻画深陷网罟的大鱼小鱼急切地期望挣脱,字句间仿佛可以感受到诗人在为它们的命运而焦急无奈,结句则直斥如此行为是“暴殄天物”,充满仁心的哀愍。


杜甫在蜀中时,曾作《五盘》诗咏广元县北的五盘岭:“五盘虽云险,山色佳有馀。仰凌栈道细,俯映江木疏。地僻无网罟,水清反多鱼。好鸟不妄飞,野人半巢居。喜见淳朴俗,坦然心神舒。”诗中对五盘岭淳朴之境的刻画,处处流露出对残生害物的动荡时事的厌倦与厌恶。诗人为眼前鱼鸟远离伤害而感到宽慰,呼应着战乱早平,巨猾速除,天下重归安宁,自己早日结束漂泊的强烈愿望,仁民爱物的忧念之心萦绕于笔端。


杜甫的爱物之仁,有许多细腻的流露,如在梓州因想念成都故宅而作的《寄题江外草堂》,诗中提到对宅中四棵小松的牵挂:“尚念四小松,蔓草易拘缠。霜骨不堪长,永为邻里怜。”在汉州创作的《舟前小鹅儿》则充满对小鹅的爱怜:“鹅儿黄似酒,对酒爱新鹅。引颈嗔船逼,无行乱眼多。翅开遭宿雨,力小困沧波。客散层城暮,狐狸奈若何。”杜甫对一草一木以及自然界柔弱生命的关爱,并非刻意如此,这些真诚的怜惜,发乎其仁民爱物的博大胸怀。在《暂往白帝复还东屯》中,他说“筑场怜穴蚁,拾穗许村童”,诗人要夯实地面来筑场,却担心此举会破坏蚁穴;对于那些来捡拾自家麦穗的村童,他也不加禁止。怜惜蝼蚁和关爱村童,本是诗人的一体之仁,这是儒家推己及人、及物的仁爱精神的深刻流露。


作为一位诗艺磅礴万象的诗人,杜甫对自然的体味,并非仅仅以仁爱怜惜之笔来展开。杜诗中大量的写景观物,展现了极为丰富的生态物趣。自东晋南朝以来,山水田园诗的发展,为表现自然生态之美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杜甫并不是一位典型的山水田园诗人,但他以集大成的气魄吸取前代诗歌艺术,其中对山水田园诗艺术的汲取是十分深入的。他在诗中说“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孰知二谢将能事,颇学阴何苦用心”,这些都明确地表达了对谢灵运、谢朓、陶渊明的取法。山水诗以澄明心境体味自然,在澄怀观道中展现山水百态、动植飞潜的生机与意趣;由此形成的观物写景的独特笔法,对杜诗产生了深刻影响。杜甫早年所作的《夜宴左氏庄》:“林风纤月落,衣露静琴张。暗水流花径,春星带草堂。检书烧烛短,看剑引杯长。诗罢闻吴咏,扁舟意不忘。”这个春天的夜宴,充满高雅的意趣,疏星淡月映照下的草堂,花径下悄悄流过的溪水,无一不烘托出淡远超逸的韵味,这正是山水诗澄怀净虑的意趣。后来,杜甫在成都浣花溪草堂写作了许多篇章,将漂泊的痛苦暂时忘却,诗句于澄净中又融合了陶渊明田园诗的恬淡安详,例如《卜居》:“浣花溪水水西头,主人为卜林塘幽。已知出郭少尘事,更有澄江销客愁。无数蜻蜓齐上下,一双鸂鶒对沉浮。东行万里堪乘兴,须向山阴入小舟。”浣花溪边远离尘嚣的草堂,让诗人忘记了客愁,溪水东行万里直通吴越,更引发了他重寻山阴山水佳致的强烈愿望。





山水诗人以澄明之心观物,深刻地体会万物之生机意趣,对物态情状的表现也充满鲜明的意象与盎然的生意。谢灵运许多写景佳作,就颇具这样的“观物之明”,例如《游南亭》:“时竟夕澄霁,云归日西驰。密林含余清,远峰隐半规。久痗昏垫苦,旅馆眺郊歧。泽兰渐被径,芙蓉始发池。未厌青春好,已睹朱明移。”诗句在细腻如绘的黄昏暮色中,刻画新月初上,春草渐生的生意;《石壁精舍还湖中作》:“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在林壑薄暮,时光匆迫中,刻画湖上荷花盛开、蒲稗因依的生动物态。如此状物之笔,出自表里澄澈、俯仰大化的心灵,其笔触的细腻,流淌的生意,都令人回味不尽。


这样的“观物之明”,在杜诗的大量作品中也有生动呈现。《曲江二首》(其二)写道:“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其中“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用极细腻的笔触,刻画轻柔动人、却又短暂易逝的春色,细入毫发的摹景之句中,是让人忍不住要去挽留的春之生意。又如《曲江对酒》中的“桃花细逐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亦是细腻描绘鸟飞花落、春日迟迟之情状;“林花著雨燕支湿,水荇牵风翠带长”则以林花水荇在风雨中的一个独特瞬间,刻画盎然生动的春意。再如“芹泥随燕嘴,蕊粉上蜂须”,“时出碧鸡坊,西郊向草堂。市桥官柳细,江路野梅香”,“锦里烟尘外,江村八九家。圆荷浮小叶,细麦落轻花”,“田舍清江曲,柴门古道旁。草深迷市井,地僻懒衣裳”等诗作都是对自然界细腻有味的描绘,诗人对大自然生灭变化的敏感,对物态细致入微的观察,都融会在这些凝练的诗句之中。


谢灵运的山水诗,善于表现自然界的色彩之美,如“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王维的山水诗也充分继承了这样的色彩艺术,如“嫩竹含新粉,红莲落故衣”,“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杜诗中也多有明丽的色彩,例如刻画园林别业的“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刻画草堂景象的“风含翠筱娟娟净,雨裛红蕖冉冉香”;还有描绘边塞荒凉的山野“塞柳行疏翠,山梨结小红”。至于山水诗的天然生趣之美,在杜诗中也多有回响。杜甫在蜀中刻画春天,有著名的《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中“黄师塔前江水东,春光懒困倚微风。桃花一簇开无主,可爱深红爱浅红”,“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等,诗中笔触之细腻、色彩之丰富、生趣之盎然,都令人回味不已。


山水诗人的“观物之明”,反映了道家精神与玄学之旨对诗人心灵的陶冶。杜诗兼具“爱物之仁”与“观物之明”,对待自然万物,不仅有推己及人、及物的仁爱关怀,也有澄明静观的细腻体察。中国儒道两家的生态思考,在杜诗中都有丰富而诗意的呈现。






二、杜诗“物我相友”的独特体验


杜诗有不少作品,表达了“物我相友”的感情,人对于自然万物,既非单纯主动地关怀怜惜,也不只是澄怀净虑地观察体味,而更像面对一位亲切的朋友,彼此在默契地交流。这种“物我相友”诗篇所蕴含的人与自然和谐交融的独特体验,开拓了古典诗歌的艺术表现,使读者更可领略中国古典生态智慧的丰富。


杜甫在《岳麓山道林二寺行》中感叹山光物色“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鸟山花共友于”,这样的“友于”之情,时时流露于他的笔端。在描绘草堂景色的《江村》中,他感到草堂的一切都那样亲切:“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虽然诗意隐含了鸥鹭忘机的典故,但同样也是草堂生活的真实写照。诗人与大自然仿佛心意相通,当诗人不忍春光流逝得这样迅速,他会说“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仿佛春光是一位听得懂自己心意的朋友。当春光搅扰了自己的客愁,他又无奈地感叹:“眼见客愁愁不醒,无赖春色到江亭。即遣花开深造次,便教莺语太丁宁。”春天就像是一位鲁莽的朋友,明明知道自己客愁难解,还要让春色重回大地,大概本意是要宽慰自己,谁知却更触动了自己的愁怀。如此亲切的物我之情,细腻而又婉转。


朋友之情没有亲情那样本然,但拥有独特的精神体验,会更在意彼此的情意交流。深厚的友谊,不会仅仅停留于回报和感念,而是有更丰富的相知相得、相亲相重在其间,杜甫的《题桃树》就表达了这种复杂的友情,而友情的对象则是杜甫屋宅前的五棵桃树:“小径升堂旧不斜,五株桃树亦从遮。高秋总馈贫人实,来岁还舒满眼花。帘户每宜通乳燕,儿童莫信打慈鸦。寡妻群盗非今日,天下车书已一家。”有人建议杜甫把屋宅前遮挡道路的桃树砍去,他在诗中回应说,这几棵桃树,不仅在秋天结出果实让贫人充饥,来春还会开满鲜艳的花朵,如此有情有意,岂忍加以伤害!然而,诗人对桃树的爱惜之情,并非仅止于此,他进而说:“帘户每宜通乳燕,儿童莫信打慈鸦。”乳燕、慈鸦与桃树,要得到人的爱护,并非因其对人有好处,而是因为一切生物都应该得到尊重和关爱。浦起龙对此有精辟分析:“盖‘馈贫’则于人有济,‘舒眼’则与我偕春,物虽微而利亦溥矣。下半又勘进一层。更勿论其有利与否,而物本当爱者,非于桃外推广之词,乃即物指点之词。推广则题面全抛,无是理也。言‘乳燕’、‘慈鸦’,无补于世,而生机洋溢,人情类皆护惜之,桃非其类乎?”与上文吟咏病马、小鹅等诗篇不同,《题桃树》展现了“物我相友”的深邃内涵,前者是书写诗人对弱小的、无助的生命的怜惜,后者则更多的是人与桃树之间发乎友情的相知相得与相重。


“物我相友”展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更为丰富的面向。儒家所提倡的仁爱,在很大程度上立足“亲亲”之情的推衍。《孟子·梁惠王上》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对天下的关爱,是由亲情一步步向外推衍而出。这样的仁爱,在面对缺少亲情联系的陌生人时,如何有效地表达,是儒学必须要思考的问题。宋代理学家通过将仁爱的道德原则抽象为天理,为儒学赋予普遍主义的内涵,但在对天理与仁爱的理解中,仍然受到亲情这种情感体验的显著影响。张载《西铭》云:“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其中虽然说物为吾与,以物为伙伴友朋,但显然这里所说的“物与”之情,是与上文的“同胞”之义紧密相连,是作为亲情的“同胞”之义的推衍。程颢云:“医书言手足痿痹为不仁,此言最善名状。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诸己,自不与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气已不贯,皆不属己。故‘博施济众’,乃圣人之功用。”仁者不仅要将世界万物视为自己的亲人,更进而要视天地万物与己为一体,“莫非己也”。可见,儒家的仁爱,非常依赖亲情的体验来和同天地万物。但是,面对无限多样的世界,这样的方式无疑会存在其局限,杜甫对“物我相友”之情的丰富体验,对如何协调人与万物的关系,有了更多的启示。





杜甫对物我相友关系的探索,体现为许多新的艺术题材和手法的创造。这其中尤可体会的,是其对山水重游佳趣的表现。杜甫在上元二年春重游修觉山、修觉寺,写下了著名的《后游》:“寺忆曾游处,桥怜再渡时。江山如有待,花柳更无私。野润烟光薄,沙暄日色迟。客愁全为减,舍此复何之。”诗人再度重游山水佳胜,江山仿佛在等待着自己重来,花柳无私地展现着它们美丽的景色。


杜甫如此书写山水重游的佳趣,是极富艺术创新的笔法。从谢灵运到王维的山水诗人,虽然描绘了江山景致的万千风姿,但极少从重游角度落笔构思,他们最看重的是与山水初次相逢相遇的心灵感动。在谢灵运笔下,登山临水之间突然呈现在诗人眼前的景致,如此清新生动,却又如此稍纵即逝,例如《过始宁墅》细致地描写诗人在山水间沿途所见的美景:“山行穷登顿,水涉尽洄沿。岩峭岭稠叠,洲萦渚连绵。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诗人不断跋涉,眼前的岩岭洲渚也逶迤变换,正是在时时变换的视线中,突然见到“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环抱幽石的白云不会长久停留,这转瞬即逝的美景,有着无限的新鲜与生动。游览中美景的发现,往往因路途的曲折不便而更显触目与珍贵。谢灵运在《石壁精舍还湖中作》感叹山林中的清晖是如此易逝,转瞬已是满目的夕阳晚景:“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清晖能娱人,游子憺忘归。出谷日尚早,入舟阳已微。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这些诗句,着力书写与景物初次相遇的新鲜体验,生动澄澈。鲍照称谢灵运的五言诗“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如此比喻,很能道出谢诗的妙处。


山水诗人很善于刻画仿佛是初次遇见的新鲜山水世界,例如孟浩然的《早发渔浦潭》“东旭早光芒,渚禽已惊聒。卧闻渔浦口,桡声暗相拨。日出气象分,始知江路阔”,诗句刻画清晓启航时的江景,世界仿佛刚刚苏醒。这种体验在王维的诗里也多有表现,其《春中田园作》云:“屋上春鸠鸣,村边杏花白。持斧伐远扬,荷锄觇泉脉。”自然界的一草一木,在山水诗人的笔下,都充满新相识、初相见的清新美好。


事实上,山水诗人在现实中经山历水,不可能完全没有重游的经历,但重游的独特体验,从未得到山水诗人的充分关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杜甫的“寺忆曾游处,桥怜再渡时”呈现出极为显著的艺术新意,诗人不仅不再回避重游的体验,而且明确地说,江山正是在重游中更见其美好的韵致。在重游中,江山已不是新知,而是再次相见的老友,彼此有了更深的情意,万千物态也呈现出别样的景致。如果说山水初见,其景致是以明丽生动为特色,那么重游再赏中的所见,就更多了细腻悠然的韵味。杜甫在《后游》中描绘重游所见“野润烟光薄,沙暄日色迟”,就萦绕着春日迟迟的氤氲气息。


山水初见与重游所见的不同,在杜甫著名的《陪郑广文过何将军山林十首》以及《重过何氏五首》两组作品中,有鲜明的呈现。诗人两度在何将军的别业中做客,两组诗分别写下了初至与重过的不同体验。初次做客时,诗人屡屡为园中的美景触动,他注意到园中的奇花:“异花来绝域,滋蔓匝清池。”还注意到曲折藤蔓中的隐秘:“碾涡深没马,藤蔓曲藏蛇。”感受到园中食物的鲜美:“鲜鲫银丝脍,香芹碧涧羹。”眼中所见的景致,也留下鲜明的色彩印象:“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


《重过何氏五首》则着眼重游园林的特有体验,诗人此刻已经不是全然的陌生人,他的目光不再被园中的奇花险境所吸引,而是注意到“犬迎曾宿客”这亲切的景致,他是这园林的老友,也是园中万物的故人,他可以“落日平台上,春风啜茗时。石栏斜点笔,桐叶坐题诗”。悠闲的心境,令园林中寻常的草木也有了可以玩味的意趣:“雨抛金锁甲,苔卧绿沉枪。”园中的小生命,其活泼的身影勾画出许多细腻的景致:“翡翠鸣衣桁,蜻蜓立钓丝。”重游的园林,在熟悉中又有了许多新的感受,就像相知的老友,在交流中更多地走进彼此的世界。如此重游佳趣,其中所折射的人与自然的独特关系,颇可玩味。在传统的山水诗中,人需要以澄澈的心灵观照山水;而在重游中,人有了更丰富的自我意识,与山水自然更像老友重逢,在亲切的友情中品味江山的风致。


这种重游佳趣,和古典诗文中经常出现的故地重游之叹与归乡之思,都有明显的不同。故地重游之叹是极为常见的抒情主题,鲍照的《芜城赋》刻画昔日繁华的广陵,在战火之后的荒芜凄凉,字里行间是无尽的今昔之慨。杜甫《哀江头》同样着眼于此,安史乱前繁华的曲江头,在战乱中则是“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故地重游的题材,在中唐以后被大量吟咏,最常抒发的是物是人非的沧桑之叹。戴叔伦《重游长真寺》:“同到长真寺,青山四面同。鸟啼花竹暗,人散户庭空。蒲涧千年雨,松门午夜风。旧游悲往日,回首各西东。”诗人怀念往昔与友人同游青山寺,如今重到,昔日同游之人已漂泊西东。这种情感在崔护“人面桃花”的无奈吟唱中更有集中的表达:“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在,桃花依旧笑春风。”徐铉《重游木兰亭》也表达了重游的沧桑之感:“缭绕长堤带碧浔,昔年游此尚青衿。兰桡破浪城阴直,玉勒穿花苑树深。宦路尘埃成久别,仙家风景有谁寻。那知年长多情后,重凭栏干一独吟。”这种物是人非的慨叹,和杜甫的重游之趣,截然不同。前者仍是以诗人自我的感怀为中心,自然界似乎没有发生变化的景物,只是一面临照诗人人生变化的无言的明镜。这其中并未有杜甫那种人与江山万物如老友相对相知的独特情感。


杜甫的江山重游,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重归乡园。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中刻画了重归乡园的独特感受。他再度看到乡园的景象“三径就荒,松菊犹存”,为找到身心恬然的归宿而欣慰。杜甫的江山重游,虽然亲切,但并非以江山为故乡,其间人与自然如老友相知般的独特情感,与陶渊明的归乡之思颇为异趣。


后世诗人往往很难学习杜甫书写重游佳趣的独特笔法,相较于物是人非或重归乡园这些几乎已成为套路的吟咏取向,江山重游、友朋相对的韵致,似乎很难着笔。宋人汪藻有一首绝句颇欲勾勒此种情趣:“山城重到转清幽,胜日闲寻旧钓游。定是沙鸥嫌俗驾,背人飞去不回头。”诗人重游山城,风景更觉清幽,相识的沙鸥却嫌弃诗人身带尘俗,飞去不睬。在淡淡的自嘲中,诗句颇有巧思,但相较于杜诗书写重游的丰富笔触,诗意却不无单薄。杜诗的取法之难,并非只是艺术功力的匮乏,更多的应是诗人难以充分领略杜甫丰富的感情世界。杜甫对重游佳趣的从容品味,展现了人与自然和谐交融的丰富内涵,他对于“物我相友”的深入体验,并不简单依循亲情推衍的仁爱逻辑,也不单纯靠自我的澄怀净虑来获得物我的融合,从某种意义上讲,杜甫在儒、道两家的思想传统之外,对人与自然的联系做了更丰富的思考。在他笔下,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仅有人对自然如亲人般的关爱,以及人在自我净化的基础上对自然的尊重,还有人与自然如友朋相对般的默契交流。






三、杜诗对理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启示


充盈着“爱物之仁”“观物之明”以及“物我相友”之情的杜诗,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多重面向,展现了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丰富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这是对中华文明积淀的生态智慧的继承与创新。中国传统生态智慧,既体现在儒、道等思想传统中,也在“诗圣”杜甫的诗歌世界中有生动而丰富的呈现。杜诗代代传诵,深入人心,不仅以强烈的家国情怀感染无数读者,其内涵深邃的自然观与生态智慧,也在潜移默化中塑造了中国人关爱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情怀与态度。


19世纪以来,西方的生态思想和生态文学,都获得了丰富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生态思想空前活跃。生态学家非常强调整体生态观,史怀泽提出:“由于敬畏生命的伦理学,我们不仅与人,而且与一切存在于我们范围之内的生物发生了联系。”俄罗斯思想家乌斯宾斯基认为:“地球是一个完整的存在物,……我们认识到了地球——它的土壤、山脉、河流、森林、气候、植物和动物——的不可分割性,并且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尊重,不是作为有用的仆人,而是作为有生命的存在物。”这种整体生态观同样表达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强烈愿望。


西方生态思潮与生态文学的兴起,是被愈演愈烈的生态问题所催生,带有鲜明的文化反思和批判特点。生态学家莫尔特曼认为:“如果把人类社会和周围自然界联系起来的这种生活系统发生了危机,亦即自然界的死亡,那么,合乎逻辑的是,这个系统就遇到了整个生活态度、生活方式、还有非次要的基本价值观和信条的危机。”人类为满足自我欲望而奋斗, 推动了文明和整个人类的发展,但无休止的欲望对有限的生态资源造成了无可弥补的破坏。弗洛姆在《占有还是存在》指出:“人类文明是以人对自然的积极控制为滥觞的,然而这个控制到工业化时代开始就走向极限。”“技术进步不仅破坏生态平衡,而且带来核战争的危险。”生态思想家呼吁人类树立高度的地球责任心,尽到对地球的责任;放弃征服自然、控制自然的妄想。


这种文化反思与批判,是欧美生态文学最重要的表现主题。梭罗在《瓦尔登湖》中记述自己在瓦尔登湖边的独居生活,其中曾详细记录自己的收入开销。由于生活简朴,他说自己一年中干六个星期的活儿,就能挣够所有的生活开支,“整个冬天,还有大部分夏天,我自由自在,安心学习”。这种对过度追求物质欲望的批判,是生态文学家十分关注的主题。梭罗对荒野价值的发现,也受到生态文学家的强烈关注。梭罗在后期创作中,提出“只有在荒野中才能保护这个世界”的观点,思考了野生自然与健康的人类文明之间的关系。他痛恨工业文明对荒野的破坏,认为荒野中蕴藏着一种尚未被唤醒的生机和活力,走向荒野,不是走向原始和过去,不是历史的倒退。相反,荒野意味着前途和希望,也意味着美好和健康。最有活力的东西,也是最有野性的东西。梭罗对物欲的批判,对荒野的向往,都对欧美生态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显然,杜诗的生态思考和当代欧美生态文学的意趣颇多差异。杜甫虽然漂泊流离,但并没有眷恋、向往荒野。由于历史处境和文化环境不同,杜甫不像当代生态学家这样对人类文明做强烈的反思与批判,他的思考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并重。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积极提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正是从以杜诗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生态智慧中,汲取了积极有益的影响。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是“十四五”开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启之年。新时代要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深入全面地理解杜诗所蕴含的生态思考,对于理解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传统文化渊源,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有重要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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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高媛审核|贾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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