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屏球|陈独秀五古对杜诗的师承——《述哀》《挽大姊》《告少年》三诗笺解
编者按：原文刊载于《杜甫研究学刊》2021年第4期，总第150期。
一、《述哀》：杜诗身世之悲与时代之伤的新传
《述哀》，是陈独秀诗作中最长的一首，诗前有短序言其本事：
亡兄孟吉，与仲隔别，于今十载。季秋之初，迭获凶电，兄以肺疾客死关东，仓卒北渡，载骨南还。悲怀郁结，发为咏歌，情促辞拙，不畅所怀。聊写衷曲，敢告友生。宣统元年秋九月，陈仲志于沈阳寓宅。
作此诗时陈独秀三十岁，故以十年为一段落，头尾两个十年简述。其家有母查氏、一兄、二姐，靠父教书，尚可维持小户人家生活水准。陈独秀出生后数月父卒，之后，有过一段艰难时光，这就是他说的少小“忧苦煎”之事。长兄庆元长陈独秀八岁，在陈独秀少年时充当了父亲的角色。后一句所说的“各南北”之事，是指兄弟最后十年南北分离之事。陈独秀二十一岁、陈庆元二十九岁时，其叔父依靠在东北关系，为他们在东北谋得职位。不到一年，母亡，他们回到安庆。1899年，他们又一起北上求生计，次年（1900）义和团事起，陈独秀南归，其兄仍留任东北。两年后（1902），陈独秀赴日留学，年底返沪，组织安徽爱国社岳王会，被清廷通缉，也被继父陈衍庶逐出家门。1906年又赴日，秋归，次年又去日，两年后（1909）归国，到杭州陆军小学任教。这期间兄弟恰有十年未见。现在忆来尤觉不可思议，只能归之于“一百无良缘”，其中含有无尽的追悔。其感受最深的是中间十年，这十年陈独秀与兄相处时间最长。陈家人丁不旺，陈独秀父辈四人，仅余陈庆元、陈独秀两个男丁，所谓“孤苦各相怜”即指此。陈家是典型的科举家族，以科举改变命运是这一家族的至高信仰。陈独秀的祖父陈章旭（1819-1889）是候补知县，大伯父陈衍藩（1841-1861）是候补知州，都是虚衔，父亲陈衍中终生是一穷秀才。唯其叔父陈衍庶（1851-1913）于光绪元年（1875）考中举人，几任知县，以道员退休，广置产业，改善了家境，使陈家成为安庆有名的大户人家，他本人也是有名的书画收藏家。陈独秀在《实庵自传》中说他的母亲查氏（1852-1899）对他们兄弟的教育，就是要求考科举，一再告诫他起码也要中个举人，替父亲争气。陈独秀自幼聪慧，祖父对其寄有厚望，亲自严教，对《四书》《诗经》《左传》都下过苦功，其兄也曾充任他的老师。陈独秀《实庵自传》言：
自从祖父死后，经过好几个塾师，我都大不满意，到了十二三岁时，由大哥教我读书，大哥知道我不喜欢八股文章，除温习经书外，新教我读《昭明文选》。初读时，我也有点头痛，后来渐渐读出味道来了，从此更加看不起八股文，这件事使我阿弥陀佛的大哥夹在中间很为难，一面受了母亲的严命，教我习八股，预备应考，一面他知道我不喜欢这一套。一直到光绪二十二年（一八九六），我已经十七岁了，在县考前一两个月大哥实在再挨不过去了，才硬着头皮对我说：“考期已近了，你也得看看八股文章罢！”我当时一声不响。他知道我的脾气，不做声并非反对，而是承认。他高高兴兴的拿出合于小考格式的路德的文章为我讲解，我表面上是在听他的讲解，心里还是想着我的《昭明文选》。不久，大哥也看出路德的文章太不合我的口味，于是再拿出金黄和袁枚的制艺给我看，我对于这几个人的文章虽然有点兴趣，而终于格格不入，他对于这位难说话的弟弟，实在无法可想，只好听其自然了。大哥虽然十分忠厚老实，我猜想他此时急则智生，必然向母亲做了一个虚伪的报告，说我如何如何用心学八股文，那是在这期间母亲喜悦的面容中可以看出的。……在我应考本来是敷衍母亲，算不得什么正经事，这时看见大哥那种失望的情形，却有点令我难受。
从十二岁到十七岁，他与大哥在亦师亦兄的关系中度过了四五年，二人都承担振兴门楣的重任，也都感受到孤弱之母殷殷期望，青灯伴读，感情深笃。兄长善解人意，因材施教，让其人生有了一个良好的起点。兄为母而教，弟为母而学，二人心心相印，并得到了比较圆满的结果。着实是难忘的人生。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诗中所叙即为此意。诗先叙孝母之喜，又写到丧母之痛：他们在东北谋生时，获知母亲病危，双双南下，赶到家时，1899年母亲已亡故。诗中写出了二人伤感之状，由“奔”到“归”，再到“泪泪”“出门”“各别”，这是兄弟二人最后一次告别。丧母、丧兄，是诗人一生最悲伤的事，当年他们一同为母而伤，现在只剩下自己为兄而伤，顿感莫名痛苦，了无生意，其中海边诀别场景的叙写，尤有感染力。
回思十载上，泣语如眼前。见兄不见母，今兄亦亡焉。兄亡归母侧，孑身苦迍邅。地下语老母，儿命青丝悬。老母喜兄至，泪落如流泉。同根复相爱，怎不双来还？朔风吹急雪，萧萧彻骨寒。冰砾裹蹄足，蹇骡行蹒跚。寸进复回却，蜷曲以盘桓。盘桓不能进，人心似弹丸。汽车就中道，人畜各喜欢。一日骋千里，无异策虬鸾。余心复急切，长夜路曼曼。
伤心过度，产生幻觉，想像兄长在阴间与母相见之事。这既传达出丧兄之痛，又写出他们兄弟对母爱之情特殊的记忆。
第四部分是写悼念扶柩与送葬之事与伤情。先写奔丧路途艰难：由杭州赶到东北，东北已是冰天雪地了。从旅顺港北行，先坐驴车，艰难前行。再转坐汽车，这一场景叙述似有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思维模式。“北辕就泾渭，官渡又改辙。群冰从西下，极目高崒兀。疑是崆峒来，恐触天柱折。河梁幸未坼，枝撑声窸窣。行旅相攀援，川广不可越。”二者都以行路之艰传达内心之苦。再叙理丧之事：
路长亦不恶，心怯且自宽。吉凶非目睹，疑信持两端。驱车入城郭，行近心内酸。入门觅兄语，尚怀握手欢。孤棺委尘土，一瞥摧心肝。千呼无一应，掩面不忍观。仆夫语疾语，一一无遗残。依依僮仆辈，今作骨肉看。故旧默无语，相视各汍澜。中夜不成寐，披衣扶孤棺。孤棺万古闭，悲梦无疑团。侧身览天地，抚胸一永叹。
如同宋之问《渡汉江》所写的：“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陈独秀也在诗中表达了不敢直面死讯的心理状态，至痛之情，所叙尤细。临到家门仍在想当年入门则与兄握手把欢之事。一睹亡人，肝肠欲断，伤心之余，就要知道事情原委，更想知道亡兄有何遗言，其兄无后，他只能以兄之仆人为家人了。伤不能寐，抚棺痛哭。昏昏沉沉，似梦似醒，长叹不断。诗家以真切的细节传达出无限的伤情。
此处也流露出杜诗的痕迹，与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言：“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谁能久不顾，庶往共饥渴。入门闻号啕，幼子饥已卒。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岂知秋禾登，贫窭有仓卒。”二处都描写了在直面亡者时那种深哀巨痛，表达了亲情之哀对诗人的冲击。
二、《挽大姊》：凡人之痛与生命之伤
陈独秀大姊吴陈氏，嫁安庆吴向荣。抗日战争期间，一家流亡四川，和陈独秀同寓江津。1941年7月15日，因中风不治，病逝于江津油溪镇。陈独秀作此诗悼念。同为伤亲之作，本诗与上首风格显有不同。《述哀》主要是叙伤情，表达对亲人遽然离世的伤痛。本诗主要是叙家事之悲，诗首先则言：
兄弟凡四人，惟余为少焉。长兄殁辽东，二年共和前。二姊老故乡，死已逾廿年。大姊今又亡，微身且苟延。
陈独秀兄弟姊妹共四人，他排行最小，上有一兄二姐，大哥四十不到病故，二姐五十出头去世，大姐过世时已过六十。作为小弟，送走兄姐，原很正常，而对陈独秀而言，却格外沉重，因为，此时他自己也体弱多病，已感受到接近人生终点了。亲人的离去，更让他感受到生命的悲哀。
接着叙家常，赞大姐为人：
大姊幼勤谨，祖父所爱怜。及长适吴门，事姑姑称贤。相夫营市贾，勤俭意拳拳。夫亡教子女，商读差比肩。
在陈独秀少年记忆里，家中的祖父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父亡之后，陈独秀从祖父读书，深知其对人要求之苛严。《实庵自传》言：
亲戚本家都绰号我的这位祖父为“白胡爹爹”，孩子们哭时，一说白胡爹爹来了，便停声不敢哭，这位白胡爹爹的严厉可怕便可想见了。这位白胡爹爹有两种怪脾气：一是好洁，一是好静。家中有一角地方有一件桌椅没扫抹干净，我的母亲，我的大姊，便要倒大霉。他不许家中人走起路来有脚步声，我的二姊年幼不知利害，为了走路有时有脚步声，也不知挨过多少次毒打，便是我们的外祖母到我们家里来，如果不是从他眼前经过，都不得不捏手捏脚的象做贼的一般走路，因为恐怕他三不知的骂起来，倒不好出头承认是她的脚步声。
诗言大姐得祖父“爱怜”，颇具深意。到了晚年，少时畏惧之爷爷已成为令人尊重的慈祖了。他对出嫁姐姐的赞誉既采用了传统的贤妻良母类的妇道标准，也特意强调其姐“能干”的一面，夫在时能助夫营商，夫亡后自己一边经商一边督促子女读书，突破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旧观念。接着叙述姐弟间的分合之情：
余壮志四方，所亲常别离。抗战军事起，避寇群西移。率家奔汉皋，姊颜犹未衰。卅年未见姊，见姊在危颠。相将就蜀道，欢聚忘百罹。卜居江津城，且喜常相随。
辛亥革命后，陈独秀曾任安徽军政府的秘书长，因参与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遭袁通缉，离开安庆，流亡日本，自此与其大姐分手，再见时已是三十年之后了。此处即述离合之情，也道出自己少有壮志的情怀，且写出了时局背景，他们的离合正是在国难艰危这一背景下展开的。陈独秀于1932年为国民党拘押，至1937年抗战爆发才被释放，这时，他已由当年革命暗杀骨干、新文化鼓吹者变成一个为各派所弃的老人，有心报国，既无门，又无力。再见大姐时，他不再是风云人物，而只是一个年老的流亡者、时代的弃子，乏善可陈，唯庆幸尚能活着相见，这就是“欢聚忘百罹”之意。最后进入伤悼的主体，称道大姐人生的圆满，赞美她的为人与品德：
诸甥善营贾，市利可撑持。姊性习勤俭，老益戒怠侈。纨素不被体，兼味素所訾。家人奉甘旨，尽食孙与儿。强之拒不纳，作色相争持。针帚恒在手，巨细无张弛。
前言少时“勤谨”，此处再言持家时的“勤俭”，“戒怠侈”，穿不用纨素，食不喜兼味，家人孝敬她的食品点心，她都拿去给儿孙，儿孙不食，她还生气。终日或缝补或洒扫，大大小小的事皆不耽误。“如何操奇赢，日夕心与驰。生存为后人，信念不可移。”这四句是对她人格的总结，活着就是为了下一代，这就是她的生存信念。最后，哭诉生离死别之事。
肥甘既失养，身心复交疲。行年六十九，一病遂不支。今春还山居，余病静是宜。姊意愿偕往，临行复迟疑。送我西廊外，木立无言辞。依依不忍去，怅怅若有思。骨肉生死别，即此俄顷时。当时未警觉，至今苦追忆。
大姐与小弟在战乱流离中双双病倒，姐六十九岁，弟六十三岁，已知难有再见机会，依依惜别，事后忆来，无尽伤感。其对生死离别场景的叙写可让人联想到杜诗中“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赠卫八处士》），“君今往死地，沉痛迫衷肠”（《新婚别》）等句，都是以具体的场景突出了其中的悲剧性。
《述哀》与《挽大姊》都是写失亲之痛，但是后者属人老遁化，所述也是老人间的话别常情，已无前者因事出突然而引发的深哀巨痛。本诗能以普通人普通事入诗，以平凡的生活，平静的情绪，平民的场景写出一片深情，充分体现了陈独秀对生命的特殊体验，他不是在“做”诗，而只是对逝去生命的追忆，因为出自真情，也就形成了真真的诗。
三、《告少年》：独裁之恶与善能之积
《告少年》写于1939年9月，发表于1940年1月11日《新新新闻》（旬刊）第二卷第二十期，署名“仲甫 陈独秀”。诗最初是写给濮德治的，少年即是指濮德治，濮是陈独秀的姨表弟，小他二十六岁，一生追随陈独秀，陈晚年多与其交流政治问题。这一年，陈独秀已六十岁，为避战乱暂居江津乡间杨家，生活稍有安定。全面抗战已进入第三年，战争进入相持阶段，8月23日，苏、德两国在莫斯科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告少年》一诗多缘于这二事而作。
诗以哲人思辨开始：
太空暗无际，昼见非其形。众星点缀之，相远难为明。光形无所丽，虚白不自生。半日见光彩，我居近日星。西海生智者，厚生多发明。摄彼阴阳气，建此不夜城。
他以光、形之关系说明有限与无限之间的玄妙关系。世界无限大，人能所见者只是它的局部，远不是整体。天上星像点缀，显示了宇宙的浩邈，极远之处者则不能见到。光形、虚白都是借助光的变化才让人感受它的存在。太阳只需呈现一半即光彩照人，人类居于日月星辰之近处，自然多得光照之用。世上的一切只有得到光源才能显示自己的存在。由此联想到电灯的发明。西人智者发明电灯，从此就有了不夜城。人力作用至大，可以利用自然，改变自然之相。
局此小宇内，人力终难轻。吾身诚渺小，傲然长百灵。食以保躯命，色以逢种姓。逐此以自足，何以异群生。相役复相斫，事惯无人惊。
再由此事生发感慨：与浩邈的宇宙相比，人甚渺小，但人的能量极大，是百灵之长。既可造食保存生命，又能依肤色及种族逐群而居，进而形成不同的部落、民族以及不同的国家与阶级。人类的发展，主要内容就是在物质上的求食与在社会结构的分合调整。为自己或为自己所认同的群体求食生存，这与动物本性本无区别。各阶级、种族彼此轮替着役使对方，相互间不停地攻击。这样的事相沿成习，也不足为奇了。这里已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作了进一步推演，认为因肤色种族而产生的群体意识，也是生物竞争进化的一个部分，争斗征服也是人类社会本性之一，其恶果之一就带来了豪强权势与独裁政治。
伯强今昼出，拍手市上行。旁行越邻国，势若吞舟鲸。食人及其类，勋旧一朝烹。黄金握在手，利剑腰间鸣。二者唯君择，逆死顺则生。高踞万民上，万民齐屏营。有口不得言，伏地传其声。是非旦暮变，黑白任其情。云雨翻覆手，信义鸿毛轻。为恶恐不尽，惑众美其名。举世附和者，人头而畜鸣。
诗人形象地刻画出列强嘴脸，他们如市场恶棍，光天化日之下，欺行霸市，并吞他国，虐杀同类，摧毁传统权威的尊严，将原先的勋旧贵族全部消灭，颠覆传统价值观念。诗人根据当时政治状况，勾勒出了现代独裁者的统治特征：一是以强权压制，或以物欲诱惑人，或以强权压迫人。唯我独尊，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里显然是指希特勒之类强权独裁者。二是通过控制舆论，扼制言论自由，以达到愚民效果，在万民无声中做到众口一声，建立起垄断的威权。三是在这种威权之下，颠覆是非善恶理念，一切由独裁者自定，迫使众生放弃独立思考能力。虽然为恶不断，但利用独裁地位以不同的正义名目蛊惑众生，让众生从恶，以至举世附和，每个人都失去了作为一个独立人的判断思考能力。这一段议论是全诗的主体，表达了对强权政治的不满，既有社会批判者的力度，又有思想家的深度。
最后，思考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与解决办法，竞争是人类天性，并不等于说人类将陷于无休止争斗的死结中，古往今来的智者就是要解决人类这一苦难的：
忍此以终古，人生昼且冥。古人言性恶，今人言竞争。强弱判荣辱，自古相吞并。旷观伊古来，善恶常相倾。
人类若忍受这种独裁，社会则会陷入黑暗之中。古人言人性本恶，现代进化论认为物竞天择，以这观念看，以强弱判定荣辱是人类的天性。唯因如此，自古以来吞并侵略不断，善恶争斗一直存在。
天道顺自然，人治求均衡。人中有鸾凤，众愚顽不灵。哲人间世出，吐辞律以诚。忤众非所忌，坷坎终其生。千金市骏骨，遗言觉斯民。
他认为以“性恶论”为前提的竞争世界观是错误的，天道本质顺应自然，人类社会的本能是追求均衡，能明白这一天理者，只是人类中少数的像鸾凤一样的领袖，众多的人是愚顽不灵的，智者哲人是不世出的。他们的言论多出自真诚，坚持真理就不怕违背众心，因此，他们在世俗间总是坎坷的。这样的哲人，总能以“千金市骏骨”的魄力肯定前贤思想遗产，并以前贤著作开化愚昧之民。
最后，他提出解决人类死结的办法仍是需善能的积累：
善非恶之敌，事倍功半成。毋轻涓涓水，积之江河盈。亦有星星火，燎原势竟成。作歌靠少年，努力与天争。
在俗世社会里，善往往无力抵抗群恶，费力费时，却不能解决问题。扬善抗恶，需要长期坚持。不要轻视涓涓细流，累积起来也可充满江河，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样。善道总归胜利，年轻一代要努力壮大自己，要有与天运天命抗争的勇气。
诗由对天演进化的思考探究独裁制度形成的原因与独裁机制的特点，由人性本质反思破除独裁愚民之法，具有现代思想家的思辨深度。全诗通篇议论，颇有宋诗风格。虽然唐诗中少有议论说理，但杜甫诗中已出现了一些关于社会人生的终极思考，可视为宋调的初音。陈独秀《告少年》在内容与结构上都与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有相近之处。杜甫在本诗一开始就是一大段议论，表达了自己对儒家价值观的认识：“自比稷与契”“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这些已涉及对人性本质的认识，显示出他对儒家思想选择的自觉意识，而更特别的是诗中有一大段的社会批判内容：
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圣人筐篚恩，实欲邦国活。臣如忽至理，君岂弃此物。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战慄。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
在此处，杜甫表达了对社会问题的深度思考：国家依据赋税制度征取民间财物，供给官员，维持国家机器运转，官员与国家有保护百姓主持维护人间正义的责任。这是国家与社会阶层构成的基本原理，如果掌权者一味获取，而不愿为百姓与国家付出，那就是一种变相的侵占。这种只占有而不付出的尸位素餐者站满了朝廷，百姓需要付出多少才能供养起他们，一个有仁义之心者想到这里，气结难言。陈独秀诗中的忧患意识与悲天悯人的仁者精神明显受到了杜甫的影响，两诗都是以诗家思维表达了对世界终极问题的思考，皆有思辨的深度。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两诗中都有一个仁者，悲天悯人，关注世道人心；既有智者的清醒与理性，又有仁者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勇气。
1934年，陈独秀被羁押于南京狱中，有友人求字，他则写下杜甫《秋兴八首》之八赠之。书法史家多认为此作为近代书史上的少见佳作，充分展示了书家胸襟与艺境。当年新文化先驱者、风云领袖，现在竟成为阶下囚，命运地位的转变，使他对杜诗尾联“彩笔昔曾干气象，白首吟望苦低垂”有更深的体会，他应是借杜诗来表达当时的心境。可见，陈独秀对杜诗是非常推崇的。《述哀》一诗当时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多年之后，胡适在《陈独秀与文学革命》中专门评述本诗：“他是学宋诗的。在《甲寅》杂志他发表过许多作品，署名‘独秀山民’‘陈仲’‘陈仲子’。他的诗有很大胆的变化，其中有一首《哭亡兄》，可说是完全白话的，是一种新的创造。”《挽大姊》《告少年》也具有类似的风格与创造性。由上述分析看，所谓“学宋诗”就是有着如宋人一样以杜诗为宗的诗学追求，体现出与杜诗相通的实录精神与忧患意识。所谓大胆的变化，就是进一步发挥杜诗中铺叙化的抒情艺术，就是以叙事的真实、场景的真切和激烈的情感体验，强化诗情的浓度。所谓“白话的”“新的创造”，似乎是指其诗中多有白居易善叙家事的风格，但这也与其师法杜诗相关。陈如同白居易一样吸取了杜甫善叙凡人凡事的诗学思维，杜甫以一己之苦、一家之悲叙写出一个时代的灾难，表达出一代人的痛苦与情思，以凡显真，以真感人。陈独秀三诗多有这样的精神，从中我们可以切切实实感受到杜诗精神在现代的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