邝健行│《寄李十二白二十韵》钱笺说有未周论
编者按：原文刊载于《杜甫研究学刊》2009年第2期，总第100期。
李白、杜甫两位诗人初会的时间，古人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玄宗开元后期说，宋人黄鹤在《杜工部诗年谱》中指为开元二十五年（737）；一为玄宗天宝初期说，清初钱谦益在《钱注杜诗》卷十《寄李十二白二十韵》诗后《笺曰》指为天宝三、四载（744-745）之间。《钱笺》论证似乎有力，遂为清代以至近代学者采用，成为目下主流说法。几年前我对两说作过检察，觉得宋人说法比较接近事实，先后写了两篇文章探论：《杜甫、高适、李白梁宋之游疑于开元二十五、六年说》和《〈赠李白〉（二年客东都）运意与作年详议》。几年之后的今天，重新检察以往的结论，认为仍旧可以维持；并且在重新检察过程中，对接触过的资料，又有若干新体会新析解，以往见不及此，而又可以为以往的结论作佐证的；于是再写出来向通人请教。本文主要集中抉摘《钱注》《寄李十二白二十韵》诗后《笺曰》一段文字的可议之处，并进一步探论全诗的运意，以见钱说不见得确凿可信。兹先录杜诗及《钱笺》文字：
寄李十二白二十韵
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声名从此大，汩没一朝伸。文彩承殊渥，流传必绝伦。龙舟移棹晚，兽锦夺袍新。白日来深殿，青云满后尘。乞归优诏许，遇我宿心亲。未负幽栖志，兼全宠辱身。剧谈怜野逸，嗜酒见天真。醉舞梁园夜，行歌泗水春。才高心不展，道屈善无邻。处士祢衡俊，诸生原宪贫。稻粱求未足，薏苡谤何频。五岭炎蒸地，三危放逐臣。几年遭鵩鸟，独泣向麒麟。苏武元还汉，黄公岂事秦？楚筵辞醴日，梁狱上书辰。已用当时法，谁将此义陈？老吟秋月下，病起暮江滨。莫怪恩波隔，乘槎与问津。
《笺曰》：鲁訔、黄鹤辈叙杜诗年谱，并云开元二十五年后客游齐赵；从李白、高适过汴州，登吹台，而引《壮游》《昔游》《遣怀》三诗为证。余考之，非也。以杜诗考之，《赠李十二》诗云：“乞归优诏许，遇我宿心亲。”“醉舞梁园夜，行歌泗水春。”则李之遇杜，在天宝三载乞归之后，然后同为梁园泗水之游也。东都赠李诗云：“李侯金闺彦，脱身事幽讨。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瑶草。”李阳冰《草堂集序》云：“天子知其不可留，乃赐金归之。遂就从祖陈留采访大使彦允，请北海高天师授道箓于齐州紫极宫。”曾巩《序》云：“白，蜀郡人。初隐岷山，出居湖汉之间，南游江淮。至楚，留云梦者三年。去之齐鲁，居徂徕山竹溪。入吴。至长安，明皇召见，以为翰林供奉。顷之，不合去，北抵赵魏齐晋，西涉邠岐。历商于，至洛阳，游梁最久。复之齐鲁，南游淮泗。再入吴，转涉金陵，上秋浦，抵浔阳。”记李白游梁宋齐鲁，在罢翰林之后，并与杜诗合。鲁城北《同寻范十隐居》诗：“不愿论簪笏，悠悠沧海情。”亦李去官后作也。《遣怀》云：“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昔游》云：“昔者与高李，晚登单父台。”《壮游》则云：“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春歌丛台上，冬猎青丘旁。苏侯据鞍喜，忽如携葛强。”在齐赵则云苏侯，在梁宋则云高、李，其朋友固区以别矣。“苏侯”注云：“监门冑曹苏预。”即源明也。开元中，源明客居徐兖，天宝初举进士。诗独举苏侯，知杜之游齐赵在开元时，而高、李不与也。以李集考之，《书情》则曰：“一朝去京国，十载游梁园。”《梁园吟》则曰：“我浮黄云去京阙，挂席欲进波连山。天长水阔厌远涉，访古始及平台间。”此去官后游梁宋之证；与杜诗合也。《单父东楼秋夜送族弟况之秦》则云：“长安宫阙九天上，此地曾经为近臣。”“屈平憔悴滞江潭，亭伯流离放辽海。”《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则曰：“醉别复几日，登临徧池台。何言石门路，重有金罇开。”此知李游单父后，于鲁郡石门与杜别也。单父至兖州二百七十里，盖公辈游梁宋后，复至鲁郡，始言别也。以高集考之，《东征赋》曰：“岁在甲申，秋穷季月，高子游梁既久，方适楚以超忽。望君门之悠哉，微先容以效拙。姑不隐而不仕，宜其漂沦而播越。”甲申为天宝三载，盖适解封丘尉之后，仍游梁宋，亦即李去翰林之年也。《登子贱琴堂赋诗序》曰：“甲申岁，适登子贱琴堂。”即杜诗所谓“晚登单父台”也。以其时考之，天宝三载，杜在东都，四载在齐州；斯其与高、李游之日乎？李、杜二公先后游迹如此，年谱纰缪，不可以不正。段柯古《酉阳杂俎》载尧祠别杜补阙之诗，以谓别甫，则宋人已知其误矣。
一、《笺曰》可议之处
（一）、《笺曰》一则说：“李之遇杜，在天宝三载乞归之后，然后同为梁园泗水之游也。”再则说：“天宝三载，杜在东都，四载在齐州。”这是说李、杜梁宋之游在天宝三载。再看《钱注》所附年谱，天宝三载三月，“李白赐金放归”。那么李、杜二人相会，最有可能在三月以后。可是三月以后甚么具体日子，年谱没说。只在叙述五月到八月间、杜甫办理继祖母丧事后，接写道：“是时李白自翰林放归，客游梁宋齐鲁，相从赋诗。”寻绎文意，似谓两人初会，在五月到八月一段期间内。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天宝三载甲申”条下则说：“是年夏，初遇李白于东都。”从闻氏转引顾宸的论述和自下的按语看，他显然倾向三至五月间会面之说。不过三月李白才赐金放归，要说同一月便在洛阳会晤杜甫，机会较小；而且三月还不是夏天。循《会笺》的思路，两人在四月和五月会面的可能性较大。
我们转看杜甫，天宝三载四月以后的行事怎样？他是在办理继祖母丧事。《钱谱》也说了：“（天宝三载，甫）在东都。五月，祖母范阳太君卒于陈留之私第。八月，归葬偃师。”杜甫继祖母之丧，杜甫《唐故范阳太君卢氏墓志》备载其事，过程如下：
1.天宝三载五月五日，卢太君在陈留私第逝世。
2.同年八月十一日，灵柩启程运回偃师。
3.同年八月三十日在偃师下葬。
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卢氏五月五日病逝，病逝之前，一般有病危阶段，子孙亲属理应陪侍在侧。这么说，杜甫在四月间可能已在陈留郡私第。他在陈留郡看来会留到八月十一日随灵柩回偃师；又在偃师居留到八月三十日下葬那一天。可以推想：下葬之后，还得有一段时间料理善后。然则他在九月初中旬间才能离开偃师，不能说不合情理。第二：陈留郡在今河南开封市东南。据《旧唐书》卷三十八《地理志一·河南道》，郡治东距东都洛阳四百零一里。偃师为河南府属县，离东都较近，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五《河南道一·河南府》载偃师“西南至府七十里”。河南府治在东都，即偃师距东都七十里。
由此可知，天宝三载四月中下旬（或更早）至九月初中旬（或更迟），杜甫不在东都，李白怎能这段期间内和他相会？虽然这段期间杜甫也许来往过陈留东都或偃师东都；大抵因事来往，留住时间不长，跟李白相会的机会自然不大。
杜甫是年九月以后，应有孝服在身。卢氏为杜审言继室，于杜甫为继祖母。晋宋间王冀议庶祖母服，以为“经诚无文，然亦无不服之制。以情制推之，谓自应服”。庶祖母是祖父庶室，地位比不上继室。庶祖母且应服，继祖母更不待说。王溥《唐会要》卷三十八《服纪下》，顺宗永贞年间，礼仪使提到孙为祖父母服齐衰五月。继祖母的服期可以稍减也不一定，但杜甫有服期是无疑的了。从另一方面看，卢氏和普通的继室不同。杜审言原配薛氏早死，遗下的子女由卢氏抚养成人，薛氏子女十分感激，《墓志》云：
而某（按：“某”为杜审言长子杜闲，即杜甫父亲。《墓志》杜甫代父作，文稿提到父亲名讳时，用“某”字代）等夙遭内艰，有长自太君之手者。至于婚姻之礼，则尽是太君主之。慈恩穆如，人或不知者，咸以为卢氏之腹生也。然则某等，亦不无平津孝谨之名于当世矣。
所谓“平津孝谨之名”，指汉丞相平津侯公孙弘。公孙弘养后母孝敬，后母卒，服丧三年。可见杜闲等或者会为卢氏服丧较长时期，看来杜甫是不会稍减五个月齐衰之期的。如果以服丧五个月计，即从天宝三载九月至天宝四载正月，跨越秋冬两季。在这种情况下，李、杜就算较早前相遇，这时杜甫还适宜和人出游吗？从他内心说，家中敬爱的长辈去世，沉重悲哀，不愿行乐，不言而喻。从外在表现说，家逢大故，不适宜过分放纵欢逸，才算符合社会客观要求。然而我们看钱谦益认为是杜甫写这期间生活的诗句：
醉舞梁园夜（《寄李十二白二十韵》）
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两公壮藻思，得我色敷腴。气酣登吹台，怀古视平芜。（《遣怀》）
从“醉舞”句看，杜甫和李白不仅夜游梁园，还要“醉舞”。这般的放纵欢逸，服丧期间的人合适么？他会这样做么？从“忆与”以下几句看，高适、李白所以“色敷腴”，就文意推测，显然因为杜甫和他们赋诗（《钱谱》也说了“相从赋诗”），大具“藻思”，因而大感同调之故。可是根据《孝经》，孝子丧亲，“言不文。”因为“志在哀感”，言“不为文饰”。《孝经》虽就儿子丧父亲立说，其实也可通于晚辈对近亲长辈逝世的应有表现。要说杜甫只是失去继祖母，便可以完全不理会言语文饰的问题，不一定说得过去。言词如此，笔下的“藻思”应该不例外。杜甫服丧期间会不会使才扬藻，其实可以考虑。
（二）、《笺曰》把杜甫各诗中提及杜、李过从相游的事实，一律定在天宝三载李白赐金放还之后，其实不无问题的。今试析述如下：
甲、《赠李白》（二年客东都）末二句“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瑶草”，《笺曰》引录后，再引李阳冰《草堂集序》：“天子知其不可留，乃赐金归之，遂就从祖陈留采访大使彦允，请北海高天师授道箓于齐州紫极宫。”《钱笺》以受道箓求仙扣合拾瑶草。受道箓求仙既是天宝三载以后事，则有“拾瑶草”三字的《赠李白》中所载梁宋游事实，也当在天宝三载后。从逻辑上看，不能说错；问题是怎样能证明“拾瑶草”只能跟“授道箓”而不能跟其他求道事实联系，或者说“拾瑶草”一事不可能跟其他事实联系。李白求仙念头和实践，应该在未为“金闺彦”之前已存在。学者谈李白求仙思想和行动的论著很多，都能给我们清楚说明，这里不必再引。这么说来，拉李白受道箓而不提他早年种种求仙事实，讨论似欠全面，结论便不够坚牢。
乙、杜甫《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末二句：“不愿论簪笏，悠悠沧海情。”钱氏缺注，但《仇注》则谓不愿富贵，“思物外之游。”钱氏看来意思差不多，以此二句联系到《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中的“乞归”“幽栖志”（乞归优诏许，未负幽栖志），于是作出《同寻范十隐居》“亦李去官后作”的判定。按杜诗“不愿”句之前还有两句：“向来吟橘颂，谁欲讨莼羹。”以见二人高怀。《橘颂》屈原作。《仇注》引原文四句：“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然后引《杜臆》释说：“《橘颂》以受命不迁，行比伯夷。”“莼羮”故事：晋张翰在洛阳齐王冏府。冏执政，翰忧祸及。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莼羮鲈鱼鲙，曰：“人生贵适意，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驾而归。我们要注意的是：伯夷始终不仕周，所以“不迁”。李白既已出仕，则自翰林放归之后，不得引伯夷相比；然而应诏入京之前倒是可以相比的。再者张翰在洛阳作宦，弃官返吴，是为“讨莼羮”，情况和李白放归离长安相似，李白也算是“讨莼羮”。“谁欲讨莼羮”句，用现在的话是：“谁想要莼羮吃呢？”完整的含意是：谁想做官然后又辞官要吃莼羮呢？李白出仕放归以后说这样的话，口吻不合；如果应诏前这么写，口吻倒是恰当的。
《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还可以拿来和李白《鲁郡石门送杜二甫》比对讨论。《笺曰》：
《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则曰：“醉别复几日，登临徧池台。何言石门路，重有金罇开。”此知李游单父后，于鲁郡石门与杜别也。单父至兖州二百七十里。盖公辈游梁宋后，复至鲁郡，始言别也。
此诗《钱谱》系于“天宝四载乙酉”下。那是说钱氏以为杜甫本年离鲁归长安，诗作于本年。钱氏同时又以为杜甫天宝四载入齐鲁，然则《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和《鲁郡石门送杜二甫》二作同年写成。按照时序，寻范十必须在前，送杜甫必须在后；然而二诗所写的节候，恰好相反。李白写跟杜甫分别时的景色是“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二句钱氏缺引。我在拙文《谈杜甫论李白诗和杜甫与李白间“剀切”及“疏旷”的对待关系》中推证该诗写于七月初秋。至于杜甫寻范十诗，“醉眠秋共被”句点明秋天。而“落景闻寒杵”句中的“寒”字，要写的月份恐怕不是初秋而是往后一些。有一个旁证：《秋兴八首》第一首第七句“寒衣处处催刀尺”，钱谦益谓“以节则杪秋”。“杪秋”是秋末，那么“寒”字应九月而言了。明颜廷榘《杜律意笺》说“寒衣”联，谓“已为授衣之候”。按《诗·豳风·七月》：“九月授衣。”颜廷榘把“寒”和九月牵合一起。这么看来，《笺曰》的论断便见矛盾。要解决问题，一是杜甫离鲁定在天宝五载，一是李、杜同寻范十不在李去官之后。
丙、《笺曰》谓《壮游》诗写开元间游齐赵事，所与朋辈为苏预；《遣怀》诗写天宝初游梁宋事，所与朋辈为高适、李白；并进一步推论：“其朋友固区以别矣”、“知杜之游齐赵在开元时，而高、李不与也。”钱氏同时举李白《书情赠蔡舍人雄》“一朝去京国”两句和《梁园吟》“我浮黄云去京阙”四句，作为“去官后游梁宋之证”。个人以为，钱氏稍觉胶固。文章避重复，人物事迹尽可互见，不出现于彼而实存于彼，不见得一定“区以别矣”。齐赵梁宋，地域接近，跨区越境，事属寻常。杜甫放荡齐赵间八九年，很难想象他只在齐赵间转来转去，足不踏梁宋一步。他主要在齐赵间放荡，于是不及提其它地域，可不等于其它地域一定没有到过。譬如鲁郡兖州，不属齐赵梁宋，但杜甫是到过的，还写下好些有关作品；然而写游踪的几首没有提及。《仇注》书前年谱“开元二十五年丁丑，公游齐赵”下说：“又按《壮游》诗，不言游兖州，而集中颇多兖州所作。盖兖州与齐州接境，公游齐州，盖在兖州趋庭之后也。”所以杜甫即使在游齐州时有过和高、李游梁宋的时刻，也不是不可以。况且就拿正写游梁宋的《遣怀》看，诗中提到的当世事件：“先帝正好武，寰海未凋枯。猛将收西域，长戟破林胡”等等，发生在开元二十至二十三四年间（732-736），学者已有论证。“林胡”事钱氏有注，举开元十九、二十年间（731-732），信安王破林胡；又举开元二十六年（738），张守珪破林胡。学者也有就《昔游》诗中“是时仓廪实，洞达寰区开。猛士思灭虏，将帅望三台。君王无所惜，驾驭英雄材。幽燕盛用武，供给亦劳哉。吴门转粟帛，泛海陵蓬莱。肉食三十万，猎射起黄埃”等句子，征引史实证明，写的是开元二十至二十三年间的事。杜甫天宝三四载游梁宋，却远引十年甚至超过十年的往事入诗，很不好解释。
《笺曰》举李白《梁园吟》作为李白去官后游梁宋之证。今天学术界对李白行踪和篇章的探研，远比前人深入。前人对的重新肯定，前人不对的改正。《梁园吟》的作年，近代学者便不以作于天宝三四载之间为然，并且拿出新证据，指出该写于开元年间。郁贤皓先生《李白选集》本诗后按语，指此诗是开元二十一年（733）离开长安、舟行抵达梁园时作。还说天宝间赐金离长安时，诗人“走的是商山道，一心寻找商山四皓、隐居出世、受道箓当道士，已无实施抱负之信心，与此诗的思想截然不同”。另外如安旗先生、薛天纬先生等当世名家，都认为是开元年间作品。开元年间说即使还不是定论，但《梁园吟》作年已经可疑，极有可能影响到《笺曰》引据的可靠性，从而影响了结论。至于《笺曰》举《书情》两句作李白去官游梁之证，也看不出有甚么意义。此诗写于“去京国”之后十年，即天宝十二载，无疑是“去官游梁宋之证”了，但跟李、杜初会有甚么关系？
丁、《笺曰》引高适《东征赋序》，记甲申九月游梁。又引高适《登子贱琴堂赋诗三首序》，记甲申岁登子贱琴台。甲申即天宝三载。据《寰宇志》：“琴台在单父县北一里，即子贱弹琴之所。”《笺曰》认为高诗所载时间，即杜诗《昔游》中的与高、李“同登单父台”的时间；同时说明“杜之游齐赵在开元时，而高、李不与”。这等于说，杜甫和高适开元间也不曾见过面。不过事实上又不一定如此。杜甫有《奉寄高常侍》诗，首句“汶上相逢年颇多”。《仇注》谓“汶上在齐南鲁北”。“汶上”指汶水一带，宋开玉《杜甫释地》：“汶水流域唐代为兖州之地。”兖州属鲁国，天宝元年（742）即改兖州为鲁郡。所以李白有《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诗。杜句意为和高适在兖州相逢。这次相逢，如果在天宝年间，那会发生在两个时段：第一个时段：天宝三载八月后到四载夏天前，即梁宋游后赴齐州时经过鲁地。第二个时段：天宝四载秋杜甫由齐州回鲁郡归长安。无论哪一个时段，都相当短暂，谈不上“年颇多”。《仇注》则以为汶上相逢，“盖开元间相遇于齐鲁也。”仇氏不跟钱氏思路，主张杜、高二人开元间相遇，应该有他的考虑；“年颇多”也许会是其中的一点考虑。
二、《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作意分析
《钱笺》看本诗文字为顺时序描写方式：首先是“文彩承殊渥”待诏翰林，接着是“乞归优诏许”赐金还山，接着是“醉舞梁园夜，行歌泗水春”，接着是“薏苡谤何频”，接着是因永王璘事“三危放逐臣”。自“乞归”句以下写的，都算是天宝三载以后的事情。所以“薏苡”句尽管《笺曰》没有说明，但既然在“醉舞”句之后，应该跟投附永王璘有关，有如《仇注》所说的“伪命蒙谤”之意。
只是仔细析读诗句，其中好像还不无滞碍欠通的地方。“醉舞”“行歌”两句，上文分析过了，这里不论。但“处士祢衡俊，诸生原宪贫”却是值得思考。所谓“处士”，其词本出《荀子·非十二子》，有其正面的界说。后世则大抵指有德行学问未出仕的人。杜甫用“处士”一词，意亦这样。检杜甫集，除本诗外，还有《遣兴五首》（蛰龙三冬卧）的第二首和《春日江村五首》的第五首用上“处士”一词。《遣兴》云：
昔者庞德公，未尝入州府。襄阳耆旧间，处士节独苦。……举家隐鹿门，刘表焉得取。
《春日江村》云：
群盗哀王粲，中年召贾生。登楼初有作，前席竟为荣。宅入先贤传，才高处士名。异时怀二子，春日复含情。
《遣兴》的处士指庞德公，彰彰甚明，全首写德公的高隐。《春日江村》的“才高处士名”，虽合承首联的王粲、贾谊，但《仇注》说：“谓才名高出于处士，非指二子为处士。”并在注中引《史记》“孙叔敖，楚之处士”，以明二字的出处。可见杜诗中的“处士”，实指未出仕的人。
回头来看“处士祢衡俊”句，孔融荐祢衡给曹操时，称之为“处士”，因为祢衡未为官。杜甫在诗中用祢衡比拟出仕归来的李白，算不算合适？李白放金赐还之后，无疑是高卧庐山了，但毕竟已历仕途，和庞德公、祢衡的处士身份有别。辞官返初服的人称处士，好像没有这样的用法。所以《仇注》一定要说“才高处士名”的处士，不是指贾谊、王粲。另外，孔融荐祢衡时，衡年二十四，“淑贤贞亮，英才卓跞”，于是杜甫用一“俊”字概括。李白高卧庐山，王琦《年谱》定为肃宗至德元载（756），年五十五，还可以拿年轻俊才的祢衡比拟么？这是需要思考的。再说“诸生原宪贫”句。诸生指仍未居官的在学之士。杜甫《进封西岳赋表》：“臣本杜陵诸生，年过四十，经术浅陋，进无补于明时，退尝困于衣食，盖长安一匹夫耳。”又韩愈《进学解》：“国子先生晨入太学，招诸生立馆下。”要说高卧庐山时的李白仍是诸生，似乎说不过去。至于“贫”指无财，赐金以后的李白，也不大好说无财。《仇注》解说此句便不从“贫”字着眼，而转为“屈同原宪”。虽见新意，但置“贫”字于不顾，总觉欠妥。
既然“醉舞”以至“诸生”等句子用《钱笺》去说明，似见窒碍难通，那么也许要从另外角度去看全诗运意。我从前的文章谈过一下，不过现在看来，觉得不够明晰妥顺。兹重新就全诗运意说明。全诗主要有三层意思，文字可分作三段：
甲、“昔年有狂客”至“青云满后尘”六韵十二句，叙李白受知贺知章、唐玄宗，入朝受官。
乙、“乞归优诏许”至“薏苡谤何频”七韵十四句，叙“乞归”及“宿心亲”；全段写天宝三载以前的事。
丙、“五岭炎蒸地”至诗末七韵十四句，叙投附永王璘和放逐以及杜甫的辩冤。
《仇注》把本诗分为四段，每段各五韵十句。“白日”两句入第二段作起联；第二段因此止于“行歌泗水春”。《仇注》以为其第二段叙“白辞归后，两相交契之情”。还说：“‘深殿’句起‘乞归’，‘后尘’句起‘宿心’”，以见“白日”一联所以移属第二段的缘故。《仇注》论析，个人以为相当勉强。《仇注》对“白日来深殿”的“白日”两字，只标出处，不曾指出两字在诗中的含意和跟“乞归”的关系。至于“青云”二字，则以为是“指文士之追随者”。现在的疑问是：“文士之追随者”怎样会引起“宿心”？使人思索难解。从“深殿”一词看，“白日”一联确意虽仍未易掌握，但总关朝廷之事，看来此联以上移并入《仇注》的第一段为宜。宋《九家注》引赵次公语：“上句（指‘白日’句）则《易》所谓昼日三接之意；下句（指‘青云’句）言其贵宠也。”赵次公把“白日”解成君主，两句写李白为明皇所宠眷。如依赵说，“白日”一联更须并入《仇注》的第一段不可。
我所分的乙段中，“未负”一联承“乞归”之意开展；“剧谈”以下四句承“宿心亲”开展。“宿心”两字，我一向认为是关键性字眼，但《钱笺》《仇注》或者没有解说，或者讲得不清楚。我在《杜甫、高适、李白梁宋之游疑于开元二十五、六年说》有所说明，指出所谓“宿心”即“夙契”，也就是往日的交谊。李、杜既有夙契，则“乞归”以后之会就不是初会了。另外“遇我”一词的“遇”，钱氏或以后诸家都解作“相逢”“相会”，所以有李、杜初遇于东都（《闻谱》）之说。我以往也这样解，不过现在再看《草堂诗笺注》：“甫与白有夙契，故遇之相亲厚也。”“遇”作“待”解，其义更长。“遇”解作“待”，先秦以来就有。《战国策》卷十八《赵策一》载豫让伏剑自杀前对赵襄子说：“中行氏以众人遇臣，臣故众人报之；知伯以国士遇臣，臣故国士报之。”最是明证。杜诗在别处也有这样用法，《有怀台州郑十八司户》：“平生一杯酒，见我故人遇”就是。“乞归”一联的语言顺序该是“优诏许乞归，宿心亲遇我”。用今天的话是：皇上颁优待的诏书允许李白的恳求归山，李白凭过往交情亲切对我。“宿心”和“遇我”通过“亲”字连接，顺流而下，一气自然。“遇我”如果说成“和我相遇”，则跟“宿心亲”是两层不自然相接的意思。我说“遇”作“待”解，“其义更长”，其故在此。
“剧谈”以下四句承“宿心亲”开展。“宿”既有“往日”之意，则“剧谈”四句写的该是以往两人同游的胜事。“以往”的具体日期自然在开元年间（开元哪一年暂不讨论）。这时李白仍未能出仕，声名不大，没有甚么人赏识，所以有“才高心不展，道屈善无邻”之叹。李白时未出仕，自然可称为“处士”“诸生”，并且不免于“贫”。又李白这时年纪在四十以下（开元二十六年李白三十八岁），拿年轻的祢衡比拟，还算可以。李白天宝初被诏入长安作翰林，其实不算甚么腾达；即使这样，已受到有些人毁谤。李阳冰《草堂集序》所谓“丑正同列，害能成谤”；李白《为宋中丞自荐表》所谓“为贱臣诡诈，遂放归山”就是。杜甫“稻粱求未足，薏苡谤何频”应本此写出。“稻粱”一联其实就是回应上文“乞归”之笔，点出“乞归”之故。至于李白入永王璘军，即使是被“迫胁上楼船”，就中央朝廷看来，毕竟依附逆党。那些不深知李白的人提议李白该放逐，也不能说毁谤他。事实上当时还颇有帮忙他的人。他系浔阳狱时，“宣慰大使崔涣及御史中丞宋若思为之推覆清雪，若思率兵赴河南，释其囚，使参谋军事，并上书荐白才可用。”不过最后朝廷“不报”吧了，后来他要长流夜郎，又得郭子仪之助“免诛”。可见“薏苡谤何频”，不曾发生在这一时段内。《仇注》说：“竟以伪命蒙谤，乃所遭之不幸”，未见恰当。
丙段写放逐事，诗意明白，且跟李、杜两人初会事无关，兹不讨论。
▼往期精彩回顾▼李泽厚|盛唐之音：杜诗颜字韩文
郝润华|从我与《杜甫研究学刊》的情缘说起
潘殊闲|不惑的情怀与追求——写在《杜甫研究学刊》创刊四十周年之际
杨理论|卌年歌未绝，异域有知音——论《杜甫研究学刊》的国际学术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