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殊闲|不惑的情怀与追求——写在《杜甫研究学刊》创刊四十周年之际
潘殊闲,西华大学教授
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春风,1981年1月,中国历史上第一本杜甫研究主题学术期刊——《杜甫研究学刊》诞生了,当时刊名为《草堂》,七年之后,《草堂》正式更名为《杜甫研究学刊》。
掐指算来,《杜甫研究学刊》已经走过了四十个春秋。四十年来,《杜甫研究学刊》不忘创刊初心,砥砺奋进,已茁壮成长为海内外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杜甫研究学术专刊。回首四十年来《杜甫研究学刊》的发展历程,作为该刊的读者和作者,我感慨万千,有几点特别的感受想表达。
一是对创刊人的敬仰。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冬,杜甫带着一家老小栖栖遑遑从陇南来到成都。在杜甫眼里,“宇宙蜀城偏”(《得广州张判官叔卿书使还以诗代意》)的成都,一切都是陌生的,杜甫有“我行山川异,忽在天一方”(《成都府》)的强烈感受。但是,杜甫在成都仅仅居住了三年多的草堂,却成为人世间最重要的杜甫纪念地,以至于“人们提到杜甫时,尽可以忽略了杜甫的生地和死地,却总忘不了成都的草堂”。原来,成都对杜甫的接纳与成都杜甫的改变,让杜甫与成都永结善缘。杜甫已成为成都的历史名人,杜甫曾经寓居过的草堂,也成为成都重要的文化遗产。正因为有这样的历史背景与历史底蕴,1980年,当时在中央工作的胡乔木先生来到成都,提出在成都应当成立杜甫研究学会,草堂也应该大力开展杜甫研究工作。据张志烈先生回忆,“当时的情势有如在一垛干柴上划燃一根火柴,一下子烈焰飞腾。市委市政府有关部门领导、草堂博物馆工作人员、成都地区高校的老教授们,各方面都精神焕发起来,学会成立,刊物出版,年会如期召开”。回首四十年前胡乔木先生的提议和当时从政府到草堂再到高校相关教授雷厉风行的落实,不能不令人敬佩。成都作为杜甫偃蹇一生难得的喘息休整之地,成都杜甫草堂作为海内外最重要、最有影响的杜甫纪念遗址,主动扛起杜甫研究的大旗,理所应当,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也尤为及时。事实已经证明,正因为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四川省杜甫学会、《杜甫研究学刊》能够相互支撑,才使当年杜甫寓居过的成都及其草堂,成为海内外朝圣杜甫的最佳目的地,成为海内外杜甫研究与文化传承的重镇。往事如烟,往事难忘,当年决策和实施的那些前辈们,不能不令我们肃然起敬!
二是对办刊人的敬佩。要将一份名不见经传的刊物,打造成学界认可的有分量有影响的知名刊物,没有深入细致的工作是做不到的。这当中,为他人作嫁衣裳的编辑功不可没。因为,办好一个刊物,至少需要三大要素:经费、稿源、编校人员。特别是要办出特色,办出影响,需要编辑人员到全国各地去拜见杜甫研究的大家、专家,诚挚地邀请他们为刊物撰稿。这其中的艰辛,只有当事人最清楚。正如张志烈先生在一篇回忆中所讲的:“学刊以前会外出组稿,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是十分艰苦的。……我们从重庆出发,到南京、北京、上海、武汉等地去登门拜访大学者、大专家。……陈先生(注:指陈贻焮)给我们谈了许多,包括他写《杜甫评传》的艰辛过程,因为这本书,陈先生辛劳过度一只眼睛失去了视力。他十分鼓励我们,并且答应无条件支持我们学刊。……这一行,我们三人(注:指张志烈、周维扬、丁浩)虽然过程很辛苦,但是收获很丰富,拜访了很多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并成功向他们约稿,也进一步扩大了学刊、学会的影响力。”濮禾章先生在回忆中说道:“我们去上海拜访住在郊外的复旦大学教授朱东润先生时,好不容易才找到一辆出租车前往。但在返回时,因路途较远,无论如何也找不到车了。幸好东润先生把他的特约乘车证拿出来使用,才使我们顺利回到了旅舍。”这些往事既是《杜甫研究学刊》创办初期艰难岁月的缩影,也是学界前辈关心后生、支持学术事业的佳话。正是因为有一批这样执着于办刊事业的几代编辑,在他们的辛苦努力下,《杜甫研究学刊》才能走到今天。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当年那种肩背行囊不远数千里,风尘仆仆去向专家、大家登门约稿的时代,早已被便捷发达的通讯和互联网取代,但是,《杜甫研究学刊》开创者们留下的那些精神财富,却变成了宝贵的遗产。这种敦厚、朴实、执着、坚毅的编辑作风,是砥砺这份刊物继续前行的宝贵精神滋养。
三是对数代不遗馀力支持《杜甫研究学刊》的作者的敬重。《杜甫研究学刊》能够连续办刊四十年,除了编辑们的努力外,另一个重要的力量之源是广大的作者。没有一大批杜甫研究的大家、专家、学者的支持,《杜甫研究学刊》不可能走到今天。濮禾章先生曾这样回忆当时办刊之初的窘况:“学刊创刊后的前几年,知名度还不是很高,稿源有限,我们编辑部的编辑经常以化名在上面发表文章,比如我就用过禾章、马文、何立、乐章等。”这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但是,靠这样化名充数,只能是暂时的,不可能长期如此。道理非常简单,编辑部人手有限,能力也有限;再说,仅靠这样“自娱自乐”,那刊物怎样才能打开广泛的社会天地,赢得学界和社会的敬重?因此,“为了向知名专家学者联系稿件,提高学刊质量,所以急需外出组稿。……经过组稿联系,如朱东润、姜亮夫、钱仲联、程千帆、马茂元、周采泉等在国内外颇负盛名的专家都表示要积极撰稿,大力支持《草堂》,提高刊物质量”。四十年来,数百位老中青杜甫研究的专家、学者,持续支持《杜甫研究学刊》,才使偏于西南一隅的这份刊物,走出草堂,走向全国和世界。由此看来,这些数代不遗馀力支持《杜甫研究学刊》的作者,为《杜甫研究学刊》的创立、成长和壮大,的确做出了重大贡献,值得我们敬重。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担荷海内外众多杜学研究者、爱好者心期的《杜甫研究学刊》,我想应该秉承优良传统,守正创新,孜孜以求,更上层楼。为此,奉上三点拙见。
一是坚持以“杜甫”为中心的办刊初心。《杜甫研究学刊》的刊名已经决定了这是一本以杜甫为主题和专题的刊物。四十年来,《杜甫研究学刊》之所以赢得学界的广泛认可和赞誉,除了前文所谈的“三敬”之外,坚持以“杜甫”为中心的办刊宗旨,让这本刊物在成千上万的刊物中成为海内外唯一公开发行的杜甫学刊,且坚持了四十年。这种独立的个性和特色,使《杜甫研究学刊》有了区别其他众多刊物的身份标识。
以“杜甫”为中心,并不是自我钳制稿源范围,更不是自我束缚手脚,恰恰相反,以“杜甫”为中心,更能让刊物具有广泛的吸引力。因为,杜甫的专刊自然会吸引学杜、研杜者的视线。因为是专刊,接收研究杜甫的论文容量是其他综合类刊物不能比拟的,如果能够不断巩固提升审稿质量、编校质量,《杜甫研究学刊》的口碑会更加良好,届时会形成这样的口碑与行情:一个研究杜甫的学者,如果没有在《杜甫研究学刊》上发过文章,会十分尴尬和难堪。不要低估以“杜甫”为中心的稿件数量,因为杜甫本身具有地负海涵般的容量。比如,有关他的诗歌、诗学、文献、文化,有关杜甫对前贤、前学的学习、借鉴与表达,有关杜甫的海内外接收与传播等话题,都有不可限量的研究空间。所谓“杜甫的研究已经没有多少空间”的说辞,是片面和错误的。如果我们不能坚持以“杜甫”为中心刊发文章,势必会逐渐冲淡刊物的个性与特色。时间一久,恐得不偿失。
三是以更加宽广的胸怀和气魄,团结海内外所有研究杜甫的学者,及时回应时代需求,因应时代变化,让《杜甫研究学刊》成为全世界杜甫研究长盛不衰的高地和重镇。《杜甫研究学刊》背靠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依托四川省杜甫学会等研究机构,具有天时、地利、人和的独特优势。《杜甫研究学刊》已经风雨兼程走过了四十载,已在海内外树立了良好的形象,积淀了良好的口碑。不惑之后的《杜甫研究学刊》应该以更加宽广的胸怀和气魄,团结海内外所有研究杜甫的学者,共同推动杜甫研究的事业往更深、更高的方向发展。
毋庸讳言,每一种历史的研究,实际上都是当代史的研究。每一个时代的人学习杜甫、研究杜甫,都不可避免地打上其时代的烙印。我们要为后人留下哪些有意义的我们当代的杜甫研究呢?这是每一个杜甫研究者都应该思考的问题,自然也是作为唯一海内外公开发行的杜甫研究专刊所应追求的题中应有之义。相信已经步入不惑之年的《杜甫研究学刊》,一定会向我们的后人交出满意的答卷。
我们一起努力!我们共同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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