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裕锴|草堂人日我归来——写于《杜甫研究学刊》创刊四十年之际

编者按：原文刊载于《杜甫研究学刊》2021年第3期，总第149期。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文系教授

因为疫情，今年“人日”我又没有去成都杜甫草堂朝圣，心中未免感到歉然。屈指一算，我跟草堂在学术上的结缘已经四十周年，至于首次参观杜甫草堂，更早在五十年前。记得那时从青羊宫向西走出一环路不远，就已到郊外，浣花溪畔是一片农田菜地。茂林修竹掩映着古朴的杜甫草堂，园中桢楠参天，幽兰芬郁。“万里桥西宅，百花潭北庄”，这真是一处值得流连的胜迹。那时的大雅堂还是草堂寺的旧址，堂中挂满楠木镌刻的名人书法，皆是抄录的杜诗。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工部祠前清代四川学政何绍基撰写的楹联：“锦水春风公占却，草堂人日我归来。”从那时起，草堂就向我展现出她那不同世俗的神圣和亲切。当时我在读初中，也见过不少古迹文物被毁，但草堂是个例外，因为她不仅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成都人引以为荣的胜地，甚至可以说是安顿灵魂的一处圣地。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后来我再也不是杜甫草堂来去匆匆的游客，而几乎成为她终身的朋友和家人。1980年我在四川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读大三，因写学年论文，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古代文学专业。那时的大学本科生，要先后完成学年论文（大三）和毕业论文（大四），才能取得学士学位。辅导员干天全老师把我分配给张志烈老师指导，特意介绍说：“张老师年富力强，很有才华，写诗填词都很在行，跟着他做论文会很有收获。”初见张老师，我立即产生好感，他声音洪亮，为人热情爽朗，更重要的是，他对学生极好，这是某些大牌教授所不具备的。这次学年论文写作对我非常重要，从此以后，我跟张老师建立了长达四十年的师生情谊。

张志烈老师出的学年论文题目中有两个是关于杜诗的，一个是论杜甫的咏马诗，另一个是论杜甫的咏鹰诗。我当时省吃俭用买了一套仇兆鳌的《杜诗详注》，先浏览一下目录，发现杜甫的咏马诗多于咏鹰诗，此外也因为自己属马，对马更有感情，所以就最终选择前者作为论题。张老师出的题目本身就很有诗意，直接用杜甫《丹青引》里的名句“一洗万古凡马空”为标题，副标题是“谈杜甫的咏马诗”。在张老师的悉心指导下，我把《杜诗详注》中所有的咏马诗（含题画马诗）按年代逐一找出来抄写阅读，发现杜诗中马的形象寄寓了诗人自己的身影，从骏马、瘦马到病马、老马，从青年时代的开朗豪迈到中晚年的沉重凄楚；同时杜甫的咏马诗也具有表现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象征意义。张老师读了我稚嫩的论文，感到很满意，用骈文写了一篇评语，文采斐然，这是我数十年来看到的最有特色的论文评语，可惜我只记得起“穆王八骏”“昭陵六图”以及“不难万里之选”等三句。最后这句是老师对我的殷切期望。

张老师把我的论文推荐给《杜甫研究学刊》的前身《草堂》杂志编辑部。此后的具体过程我不太清楚，听说是《草堂》的副主编刘开扬教授读了拙文，大为赞赏，与编辑部濮禾章等先生商量，最终将拙文安排在《草堂》1981年第2期发表。我当时不认识刘开扬教授，只读过几篇他在唐诗和杜甫研究方面的论文，非常崇敬，能得到他的青睐，实为我之幸事。这是我第一次在正式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欣喜之情难以言表。作为一个大学本科生，能与自己仰慕的老学者在同一期刊物上发表文章，真有点不可思议。我庆幸自己赶上了中国学术环境最为干净的时代，即所谓“科学的春天”。不少老一辈学者经历过特殊历史时期，目睹学术界一片凋零的现象，急于培养人才，奖掖后进，以尽快振兴中华文化学术。我非骏马，却遇伯乐，实在是幸运之至，从此对《草堂》以及前辈学者充满感恩之心。

最难忘的是1981年4月，成都杜甫学会首届年会在杜甫草堂召开。暮春天气，景色宜人，老中青三代学者，济济一堂。作为初出茅庐的学生，我荣幸地受邀参会，见到很多仰慕已久的知名的老学者，如缪钺、屈守元、杨明照、成善楷、王仲镛、钟树梁、白敦仁、王文才、刘开扬、金启华、叶嘉莹等先生，一时盛况空前。还记得叶嘉莹教授当年声情并茂地讲杜甫《秋兴八首》，讲到“每依北斗望京华”时，竟潸然泪下。这次年会上，我认识不少研究杜甫的学者，也结识了不少杜甫草堂以及《草堂》编辑部的朋友。可以说，跟杜甫草堂的结缘，使我最终义无反顾地走上学术之路。

1982年初，我考取了成善楷先生的研究生，跟随先生读《诗经》和杜诗。成先生的研究和讲义集结成《杜诗笺记》，在巴蜀书社出版。更重要的是，成先生的诗词造诣很高，学杜而得其骨髓，对我影响很大。读研期间，我还在川大历史系旁听缪钺、叶嘉莹先生联袂主讲的唐宋词。这些读书求学的机会，多少都跟草堂的杜甫学会年会有某种机缘。

此后的几十年里，我参加过几次杜甫年会，陪同过韩国学者李炳畴教授、中国台湾学者张高评教授等参观杜甫草堂，还为一些学界朋友当过导游。在1990年的年会上我认识了日本学者浅见洋二教授，十一年后，他邀请我到日本大阪大学做客座研究员，这也是由草堂成就的一段学术友谊。遗憾的是，由于四川大学学科建设的需要，我先后参加《苏轼全集校注》和中国俗文化研究所科研项目，到杜甫草堂参加学术活动的时间越来越少，对此深感惭愧。在《草堂》首次发表论文后，四十年间我只有寥寥四篇论文以杜甫为题，其中两篇在《草堂》改名后的《杜甫研究学刊》上发表，一篇是《工部百世祖，涪翁一灯传——杜甫与江西诗派》（1990年第3期），另一篇是《杜甫诗中的儒家情怀及其思想渊源》（2017年第2期）。其余两篇分别是《试论杜甫诗中的时空观念》（《江汉论坛》1983年第6期）和《苏轼眼中的杜甫——两个伟大灵魂之间的对话》（《四川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新华文摘》2018年第3期）。

尽管我在关于杜甫研究方面乏善可陈，但必须要说明的是，在我的教学和研究生涯中，杜诗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对我的学术和人生始终具有最重要的潜在影响。我的书斋里，除了仇兆鳌《杜诗详注》，还有杨伦《杜诗镜铨》、浦起龙《读杜心解》、金圣叹《杜诗解》、洪业等编《杜诗引得》（含宋人《九家集注杜诗》）以及山东大学《杜甫全集校注》。我并不只是把杜诗当作单纯的古典文献，而是将其视为能引起生命共振的良师益友，视为最重要的灵魂导师之一。

自从在川大留校任教以来，三十多年间，我开过与杜诗相关的课程，先后有硕士生周瑾、李贵、温煦的论文曾在《杜甫研究学刊》发表。在指导过的博士生当中，有三人以杜甫研究为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即杨经华的《宋代杜诗阐释学研究》、刘欢的《杜诗赵次公注研究》以及陈婷的《经典与形塑：绘画中的杜甫研究》。博士生杨经华、马强才和刘欢等人也曾在《杜甫研究学刊》上发过文章。另外，我为研究生开设唐代诗歌研究课程，学生期末作业中以杜甫为题的优秀文章，有的接受我的建议给《杜甫研究学刊》投稿。我曾参加川大学生的杜甫读书会，师生共同研读杜诗。而草堂举办的硕博论坛，我忝为评点者也参加过一两次。我希望自己的学生，能从文本阅读中领略杜甫伟大的人道主义情怀、海涵地负的艺术成就，培养自身的精神人格和审美能力，以及关注社会现实的忧患意识。

在我撰写的两部学术著作中，有不少关于杜诗的重要内容，主要是把杜甫放在中国诗歌史和阐释学史的视野下来讨论。在《宋代诗学通论》中，好几个章节涉及宋人对杜甫诗歌的讨论和继承。至于《中国古代文学阐释学十讲》一书，更从历代杜诗注释本和评点本中提炼中国文学阐释学的观念和方法，成为该书立论的重要内容。而这些都得益于《杜甫研究学刊》多年来给予的刊物馈赠，以及当年成善楷和张志烈两位老师在杜诗研究方面给我打下的基础。

这几十年来，杜甫草堂一直以其广阔的胸怀给予我包容和爱护，这里有我的师长、朋友，也有我的学生，友谊令人铭感。《杜甫研究学刊》编辑换了几届，老编辑退休殆尽，但每次我到草堂，都像回到家里一样，感到特别亲切。当年令人景仰敬佩的老一辈学者大多已仙去，我的导师成先生也在三十二年前魂归道山，但他们的音容笑貌仿佛还浮现在我的眼前。翻阅四十年前杜甫学会首届年会的照片，恍如隔世，不免唏嘘。令人欣慰的是，在杜甫草堂的支持下，杜甫学会日益欣欣向荣，成果丰硕，《杜甫研究学刊》也成为有国际影响的知名刊物。另有不少比我当年还年轻、学历更高的年轻人加入了杜甫研究的队伍，这不仅是后继有人，而且定会后来居上。而《杜甫研究学刊》编辑部诸君，也像当年老一辈学者和编辑一样，慧眼识珠，薪火相传，守住并拓展杜诗的“大雅”之境！

今年正月初七人日那天，我曾在杜甫研究学会一位朋友微信圈发的草堂照片下留言：“锦水春风公占却，草堂人日我难来。”想想实在愧对老杜。在此谨立誓言：草堂的人日，我定会归来朝圣，就在明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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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高媛 

审核|贾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