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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藤浩一|杜甫的早期诗歌—是散佚还是废弃

[日]佐藤浩一 杜甫研究学刊 2022-08-27

    

编者按:原文刊载于《杜甫研究学刊》2021年第2期,总第148期。



     佐藤浩一,日本东海大学国际教育中心副教授

一、问题的所在
杜甫一生勤奋咏诗,从他的作品数量上就足以证明了这一点。杜甫现存的诗歌已多达1457首。这个数量要比同时代诗人的多出许多。无论从作品的质量上还是数量上,杜甫都不愧为代表盛唐的一位诗杰。

但1457首这个数字只不过是现存的作品数量,杜甫实际上的作品数量应该更多。因为观察现存的杜诗,几乎没有杜甫30岁以前的诗歌,在此之前的作品几乎无人所知。中国古典中的士大夫,30岁以前不咏诗是很难想象的,因此毫无疑问杜甫在他30岁之前已经咏了相当数量的诗。然而,杜甫30岁以前的诗歌为什么没有留下? 对于这个疑问,日本和中国各有其不同的解释。首先在日本,废弃说是一般所认同的——杜甫30岁时和李白相遇,领略了李白的稀世才能,决定废弃自己早期咏的诗歌,立志以一种与李白完全不同的诗风来重新咏诗。与此相反,中国几乎很少有人提到废弃一说,多数人认为杜甫早期的作品未曾留下是自然散佚。这两种不同的见解到底哪一种正确呢?

本稿就此疑问,来考察杜甫早期的诗何以未能留下的意义所在。并由此更进一步地了解杜甫这位诗人。 




二、以往有人言及——废弃说

许多日本研究者认为是杜甫本人废弃了自己早期的诗歌,在中国则几乎找不到其说。但是令人意外的是,最早提倡废弃说的却是中国明末的王嗣奭(1566-1648),他在《杜臆》卷八《壮游》诗中的评释首次提出了此说:


此诗乃公自为传,其行经大都与李白相似,然李一味豪放,而杜却豪中有细。观公吴、越、齐、赵之游,知其壮岁诗文遗逸多矣。岂后来诗律转细,自弃前鱼耶?


王嗣奭说,杜甫早期浪游时期(25-34岁)的作品为什么散佚了,那是因为到了晩年对诗律更加理解了的杜甫,把年轻时的作品看作还不成熟而自己废弃了。“自弃前鱼”是出自《战国策》的典故,比喻被遗弃、被淘汰的人或事物。这个王嗣奭的废弃说,也在仇兆鳌《杜诗详注》里被引用过,所以许多读者应该会有目睹,但是不知何故,其后在中国几乎无人引用,只有一位身居海外的William Hung(洪业)先生引用过:


这一早期阶段(712-735)还有没有其他作品?它们也许仅仅是散佚了,就像杜甫其他时期的许多作品一样。杜甫也许在晚年时发现这些诗作不符合其标准,故而将它们删汰了。不幸的是,由于这些诗篇的散佚,我们只能通过杜甫晚期诗文中的回忆和偶尔提及去重新建构其早年生活。我们缀拾的只是零星片段。借用一句脱离了上下文语境的杜诗,我们甚至可以说:“记一不识十”。


此外在日本,吉川幸次郎先生也曾有过如下的引用: 


三十岁以前的诗,基本上没有流传下来。杜甫出生的712年,正值玄宗皇帝李隆基即位,首先将唐帝国开国以来的百年太平盛世的年号定为开元,主宰了二十九年。在这个开元时期的杜诗,几乎没有流传下来。反之,未必自得的散文却有几篇流传了下来。诗歌开始流传是在他30岁左右,玄宗把年号改成天宝的742年之后。明代的王嗣奭说,(杜甫)作为习作而自己废弃了。


但是,吉川先生只是作为一种可能性引用了废弃说,作为个人的立场,他一直保持着“基本上没有流传下来”这样一种慎重的姿态。这在吉川先生晚年的代表作《杜甫诗注》里也是不曾改变的。所以应该说吉川先生不过是介绍了废弃说。明确地主张废弃说的是吉川先生的高徒,黑川洋一先生:


现在的《杜工部集》二十卷是在杜甫故去二百年后的宋代重编的,诗人本人没有参与编辑。我认为这不是早期诗脱落的原因。原因在于杜甫本人认为早期诗的水平不成熟,就自己废弃了。如果这种推测成立的话,杜甫诗风的形成是在四十岁左右,之前的诗风应该和四十岁以后的诗风完全不同。


黑川先生对于废弃说的另一个依据是杜甫与李白的相遇。杜甫三十岁时和天才李白相遇,立志要用跟李白不同的诗风来咏诗,所以将过去的诗都废弃了。这种黑川说既有说服力又有文学方面的戏剧性要素,因此显得更有吸引力,在日本得到了许多研究者和读者的支持。比如,森野繁夫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


黑川洋一先生推测……李白的诗风是很天才的,杜甫领悟自己没有像李白那样的天份,之后又悟出自己的作品应该多多融入社会性、思想性,进而开始追求一种兑现的表达手法。为此,对过去自己咏过的一千多首诗深感不中意而烧掉了——这种事在当时是有可能发生的。


作为主要的杜甫专门著作,川合康三先生也有如下言及:


一般来说中国诗人不重视年轻时期的作品。……杜甫三十岁以前的作品也几近无存。那是因为杜甫自身没有将其留下。




三、以往有人言及——散佚说

与废弃说不同的是,在中国大都倾向于散佚说。中国的古典中诗的散佚是不足为奇的事,加上未曾看到出自杜甫本人的有关“废弃”说的只言片语,所以杜甫早期的作品自然也不例外,应该是散佚了,这种解释在中国得到普遍认同。


按照下面引用的苏舜钦的言及,《旧唐书·杜甫传》记载杜甫别集有六十卷,但是到了北宋已经散佚了。能够确认的最早的杜甫文本只有二十卷,也就是王洙的《杜工部集》。


杜甫本传云,有集六十卷。今所存者才二十卷,又未经学者编缉,古律错乱,前后不伦。盖不为近世所尚,坠逸过半。吁,可痛闵也。

甫集初六十卷,今秘府旧藏,通人家所有称大小集者,皆亡逸之余,人自编摭,非当时第次矣。


这个王洙本里已经几乎没有杜甫三十岁以前的诗了。在最早的杜甫文本里都看不到年轻时期的作品,那么在后续的杜甫文本里就更不可能知晓杜甫三十岁以前的诗了。当然这不能证明杜甫年轻时不咏诗。我们知道杜甫在《进雕赋表》里表明“自七岁所缀诗笔,向四十载矣,约千有余篇”,至少四十岁的时候杜甫已经咏了一千多首。历代的注释者也依据杜甫本人的这段表述,将杜甫早期诗的散佚情况归结如下:


杜诗零落人间,宋时后先继出,诸家所采,赝本颇多。……考公四十以前,有诗一千余首。其少年之作,所载已稀,而㪚逸之余,于今难觏。

他四十以前的诗存留下来的并不多。一共不过五十来首。

盖公诗散佚者多,天宝以前,尤罕存藁。观集中自开元二十四年,游晋,游吴越,间归东都,皆无诗。自开元二十四年以后,至二十八年,其间游齐赵,亦无诗。

《进雕赋表》云,“自七岁所缀诗笔,向四十载矣,约千有余篇。”可见此为杜甫少作甚多,皆不传,所传者仅寥寥。

诗人一生,大约写了几千首诗。现存杜诗,也有一千四百余篇(明金鸾重刻的《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一四五三首,《读杜心解》一四五八首)。读书漫游时期,是杜甫创作的准备时期,存诗二十余首。

他青少年时代还是写了不少诗的。天宝九载(七五〇),杜甫在《进雕赋表》中说自己“自七岁所缀诗笔,向四十载矣,约千有余篇。”然而在现存杜诗中,作于天宝九载(七五〇)以前的却不足五十首,可见他的早期作品大多亡佚了。


那么,杜甫诗是什么时候散佚的?中唐时期就已经散佚了大半应该是没错的。韩愈在《调张籍》诗里提到了“杜甫平生咏诗一万篇,流传下来的不过是泰山一毫芒”。

清代赵翼也云:


杜少陵一生穷愁,以诗度日,其所作必不止今所传古体三百九十首,近体一千六首而已。使一无散失,后人自可即诗以考其生平。惜乎遗落过半!韩昌黎所谓“平生千万篇,雷电下取将。流落人间者,泰山一毫芒”,此在唐时已然矣。


刘维崇先生《杜甫评传》:


杜甫在四十多岁的时候,所作的诗,已一千多首。他在进雕赋表中说“臣幸敕先臣绪业,自七岁所缀诗笔,向四十载矣,约千有余篇”。所以韩愈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平生千万篇,金薤垂琳琅。仙宫勅六丁,雷电下取将。流落人间者,泰山一毫芒。”(调张籍诗)由以上可知,我们现在所见到的杜诗,是散逸与兵火之后的残余,与原诗相比,乃泰山一毫芒。


杜甫终生咏诗“千万篇”,这应该是一种误传或者文章中夸张的表现吧。白居易元和十(815)年撰写的《与元九书》里提到“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这可以作为旁证。韩愈和白居易的时代,同为杜甫故去(770)了四十五年的时候,可以推测已经散佚了的作品和现存的数量差不太多。


从上面种种表述和推测来看,有关杜甫早时诗散佚的缘由,中国学界都不赞同杜甫本人废弃的这一见解。令人不解的是,废弃说本身起源于中国的王嗣奭,却没有被传承下来。


关于这一点,陈尚君先生的解说,能使人联想到废弃说确有其事,这段例外的表述是值得注目的:


据此推测,六十卷集收诗当在二千五百首至三千首之间。总合以上两方面估计,已亡杜诗数在一千首以上,是不成问题的。……存诗较多段阶,如立朝时及成都,东川,夔州时,均显得精杂并存。而存诗较少的华州诗,则多数为名篇。早期诗尚未成熟,存诗除投赠干谒之作(此类诗颇受时人器重)外,也颇多佳作。另如安史乱起到陷贼居长安约一年半,存诗仅三十三首,数量较少,名篇却超过半数。这些段阶的诗作都可看到曾经审择的迹象。杜诗存佚的这一状况,与其原集的编次与散佚,有着必然的联系。……六十卷本杜集是经过杜甫本人整理的,收诗按写作时间为序的文集。


如陈尚君先生所述,现存的杜甫诗的大半是佳作,而且也有在当时备受重视的干谒诗,所以是由杜甫本人来取舍的可能性很大。陈先生的这篇论文是分析散佚状况的,不是以废弃说本身为主题来评论的,也未提及王嗣奭、黑川洋一等人。但是,在中国极少涉及的废弃说的系谱里,却是一篇值得参考的例外的论文。




四、淋漓尽致的文风

究竟是不是杜甫自己废弃的?仅凭现存的少许资料来论证这一点是极难的。那么,下面通过考察废弃说的问题点,与散佚说做一下比较。


首先应该着眼的是,杜甫的淋漓尽致的文风。众所周知,李白咏诗的特点是把事物客体化了。而杜甫咏诗的特点却是选个别的事物来具体地细致地咏。比如在长安费尽苦心寻找工作的时候,将《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长篇诗奉赠给当时的实权者。其中写到“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如此极尽表现自己的文才,俨然是“履历书”般的行卷诗。到了晚年,杜甫咏了《夔府书怀四十韵》《壮游》《昔游》《遣怀》《往在》等长篇诗,淋漓尽致地描写了自己从风华正茂到风烛残年的一生经历。这些长篇诗都是很有“自传”色彩的回顾诗。无论是“履历书”般的行卷诗,还是“自传”式的回顾诗,都是把自己的亲身经历拿来,加以具体地个别地详尽描述。这样就形成了杜甫特有的作品群。李白是不咏这类诗的。


如果按照黑川先生的推测,杜甫由于跟李白的相遇而立志改变自己的诗风,之后融入了社会性而确立了自己的新诗风,并且把三十岁以前的诗都废弃了的话,那么在“履历书”和“自传”的长篇诗中,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不是最应该言及的吗?但是却找不到类似的描述。如此推来,杜甫将三十岁以前的诗作为不成熟的作品而废弃了的关键起因就无法考证了。与其他的诗人比较一下,这个推断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比如李白和杜牧就表明过曾经亲自废弃诗歌的事:


此赋已传于世,往往人间见之,悔其少作,未穷宏达之旨,中年弃之。

明年冬,迁中书舍人,始少得恙。尽捜文章,阅千百纸,掷焚之。才属留者十二三。


杜甫这位诗人对事物详尽描述的特长,更胜过李白和杜牧。然而却没有提及自己废弃诗歌一事,这是不符合他自身性格的。况且又是关系到改变诗风,这一作为诗人至关重要的事。由此看来,杜甫以与李白邂逅为契机, 将早期诗废弃了的事有可能是不存在的。




五、应酬诗的有无

其次应该考察的是,应酬诗的有无。杜甫在诗作几乎无存的三十岁前后,花了四年时间游历了吴越地域,扩大了见闻。关于这个时期,陈贻焮先生认为杜甫和很多人有过交往:


冯至先生认为青年杜甫往江南不是没有人事上的因缘,这推测不无道理。诸家年谱考订杜甫漫游吴越前后凡四年(七三一―七三五)。他在江南生活了一段时期,一定去过很多地方,结识了不少朋友。只是少作不存,详情不明,深感惋惜。


陈贻焮先生说得很有道理,游历吴越四年之中,杜甫在所到之处与人交流的机会应该有许多。作为交流的手段,诗作应酬的场面也会是相当多的。一般来说,游历时与当地人交流的诗作,常有典型的模式。比如赞美当地的风土人情和物产、祈祷平安等等。虽然这样的内容容易陷于千篇一律,但是这类诗成为无可非议的作品。如果说其中有不想留下的拙诗,也难以想像四年中的应酬诗都是如此。而且一般应酬诗不论拙劣,重要的是表明于谁交流。有如现代人互递用的名片。名片是没有必要特意丢掉的,同样礼节性的应酬诗也没有废弃的必要。虽然我们从这样的角度来考虑,但是现实中杜甫的应酬诗几乎没有流传下来。客观地来看,杜甫的早期诗不是本人亲自择选而废弃了,而是收藏这些早期诗的诗集成册地散佚了——这种推断是合乎情理的。



六、容易按年代顺次排列的杜甫诗集

应该考察的第三个方面是,杜甫诗集比较容易按年代顺序排列这一点。像《千家注杜诗》那样,杜甫有千种文本,大半是由编年体来排列的。这是因为跟以客体化为诗风的李白不同,杜甫诗有其特有的性质。李白的诗,很难判断诗人是在何时何处咏的。而杜甫的诗,描述的事物既具体又个别化的文笔,一看便知是在何时何处咏的。所以,杜甫诗按照年代的顺序,可以从年轻时期起顺次排列。


我认为正是这个年代顺次的排列,可以作为散佚原因的引证。杜甫最早的文本被认为是六十卷本的杜甫集。这部六十卷本大概是依据時代顺次来编辑的,从开头卷至第三卷或第四卷前后应该是集中了年轻时期的作品。然而这部杜甫集在流传的过程中,开头的几卷都散佚了。


引用陈尚君先生表述,杜甫的六十卷集收诗当在二千五百首至三千首之间。而存诗较少的华州诗,则多数为名篇。早期诗尚未成熟,存诗除投赠干谒之作外,也颇多佳作。另如安史乱起到陷贼居长安约一年半,存诗仅三十三首,数量较少,名篇却超过半数。这些段阶的诗作都可看到曾经审择的迹象。


综上可以整理出:杜甫的诗作,各个时期都有曾经审择的迹象。不符合其标准的,杜甫可能亲自删汰了。这种审择删汰也可以算作废弃,但是与早期诗的空白情况不同。因为长安、华州、成都、东川、夔州时期的诗尽管有审择的迹象,但是那个时期的作品还是存在的。而杜甫三十岁以前的早期诗,几乎看不到作品的本身,即使在当时也有可能审择删汰,但是难以置信的是全部作品都被删汰了。即使是不必特意废弃的应酬诗,以及所有的早期作品都故意删汰了,杜甫是否也应该对决意删汰的理由做以说明? 或是因为早期诗的删汰只不过是一般的审择而已,所以在“自传”和“回顾诗”里也就没有必要提及此事?


杜甫审择了包括年轻时期的所有诗作,最终完成了由二千五百首~三千首构成的六十卷本。之后在流传的过程中,最初的几卷散佚了,留下来的一千多篇诗里却找不到早期的诗歌了。




七、结语

艺术的创造过程就是紧紧地绷着神经与作品格斗的过程,也是一种将自己的灵魂都注入进去的行为。陶艺家对烧成的陶器不满意的时候,用力摔碎而废弃的举动,好比那根绷紧了的神经的反弹。


文学亦是如此。中国古典世界中,除了李白、杜牧以外,还有黄庭坚、陈师道等许多诗人废弃过自己的作品。海外也同样有废弃自己作品的文学家。其中一个有名的例子是卡夫卡(Franz Kafka 1883-1924)。卡夫卡晚年住院的时候,对好朋友马克斯·布洛德(Max Brod 1884-1968)提出一个请求,把家里所有的东西,笔记本、手稿、信件、等都烧掉。卡夫卡去世以后,马克斯·布洛德违背了卡夫卡的遗嘱,将他的遗稿整理出版了。现在我们之所以能够看到卡夫卡的作品,其实应该感谢马克斯忠实于好友的一种“背叛”。俄国的尼古莱·果戈理(Никола́й Гоголь-Яновский 1809-1852),开始是因为写不出文章而苦恼,后来又因为心神专注了信仰而放弃了文学,烧掉了草稿。在日本,明治时代的诗人北村透谷(1868-1894)也是如此。透谷21岁时刊行了诗集《楚囚之诗》,后来觉得羞愧,将其回收后废弃了。


那么杜甫又是如何呢? 作为读者每次翻开杜甫诗集,就会目睹本来应该存在的早期诗部分的空白。面对这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愈加意识到杜甫早期诗的存在。结果形成了两种解释——日本认为是自己废弃的,中国则认为是自然散佚了。的确,“由于与李白的邂逅而废弃了”——这一解释的本身充满了一种文学性的紧张感,使人感到杜甫传记更有其魅力。然而如上所述,本稿对这种解释表示疑问,得出的结论是——杜甫的早期诗是在流传过程中不慎散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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