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载于《草堂》（今《杜甫研究学刊》）1983年第2期，总第6期。
廖仲安（1925—2017），原名尹彦辉，著名作家、诗人、国学家
编者按：一九六二年詹锳同志写了《谈杜甫的〈洗兵马〉》一文（《杜甫研究论文集》第三集），对《洗兵马》一诗曾加以论述，并定此诗为乾元元年三月作。去年我们收到徐树仪同志的《〈洗兵马〉系年及解释辨误》，徐文与詹文论述各异而结论相同，已在本刊上期发表。今廖仲安同志来稿提出不同意见，赞成萧涤非同志之说，定《洗兵马》为乾元二年二月作。为了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亦发表于此，希望能对杜甫这一名篇的研究有所助益。今后如有提出新的材料和意见的稿件，我们亦将发表。惟请撰稿诸君注意以上三文所述，避免重复。
《洗兵马》一诗之写作年代是杜诗注释编年中聚讼已久的问题。自宋黄鹤起至明清王嗣奭、朱鹤龄、仇兆鳌、浦起龙、杨伦，及当代冯至、萧涤非、朱东润等先生都肯定此诗写于乾元二年春。但主张此诗写于乾元元年春者，亦代不乏人：宋之赵次公，明清之钱谦益、吴瞻泰，当代四川文史馆、詹锳、徐树仪都是。
我个人认为此诗系年争论之焦点，就在对乾元元年春和乾元二年春的时局形势的认识，双方有较大的差距，因而对此诗开头一段的解释也大相悬殊。其他聚讼之处虽然也不少，但都是从属性的问题。怎样认识乾元元年春天的形势呢？自至德二载九月郭子仪及回纥军收复长安，十月收复东京以后，安庆绪仓皇走邺，河南诸郡遂纷纷杀安庆绪将吏以降。在这个胜利形势下，于是出现了下述的情况。
至德二载冬十二月，史思明“遣其将窦子昂以所部十三郡（指范阳、北平、妫川、密云、渔阳、柳城、文安、河间、上谷、博陵、渤海、饶阳、常山）及兵八万来降，并帅其河东节度使高秀岩，亦以所部来降。乙丑，子昂至京师，上大喜，以思明为归义王、范阳节度使，子七人皆除显官，遣内侍李思敬与乌承思往宣慰。.....乌承恩所至宣布诏旨，沧、瀛、安、深、德、棣等州皆降，虽相州未下，河北率为唐有矣。”乾元元年二月，“安庆绪所署北海节度使能元皓举所部来降，以为鸿胪卿，充河北招讨使。”三月，“镇西北庭行营节度使李嗣业屯河内，......（安）庆绪闻李嗣业在河内，夏，四月，与蔡希德、崔乾祐将步骑二万，涉沁水攻之，不胜而还。”（《资治通鉴》）
这就是乾元元年春天唐王朝与安史叛军之间的政治军事活动的基本动向。总的来说，唐军完全是按兵不动。虽然有诏郭子仪“还东都，经略北讨”，但他实际上一兵一卒也没有动。《资治通鉴·考异》对郭子仪本年七月以前的军事活动还特别作了一番考证：“《实录》：‘郭子仪擒逆贼将安太清送阙下。’按：上元元年李光弼按怀州，始擒太清。《实录》误也。《唐历》、《本纪》等皆无之。《旧·子仪传》：‘七月破贼河上，擒安守忠以献’，诸书亦无之，今不取。”当时李嗣业虽屯兵河内，但他只是在受到安庆绪等人联合进攻时打退其进攻，他自己也从未主动进攻叛军。当时，李光弼的兵在太原，王思礼的兵在关内和山西泽潞，鲁炅的兵在襄邓淮西，哪里有什么“中兴诸将收山东”？哪里来的“捷书夜报清昼同”？唐肃宗正忙着给史思明、能元皓等降将加官晋爵，甚至把指出“思明凶险，因乱窃位。”“彼虽人面，心如野兽，难以德怀”的宰相张镐罢为荆州大都督府长史兼本州防御使，史思明的叛军正在唐肃宗的认真保护之下，哪里还用得着“河广传闻一苇过”？所以乾元元年七月以前，双方之间，可以说是“东线无战事”，又从哪儿说“胡危命在破竹中”？因此，我们可以大胆地说，所有的肯定此诗写于乾元元年春天的评注家，对此诗的第一句“中兴诸将收山东”都无法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1984年《杜甫全集校注》样稿审定会（左三为廖仲安先生）
谓予不信，就请看看各家的首句注吧：
赵次公曰:“安禄山反，先陷河北诸郡。至二京已复，庆绪奔于河北之后，史思明降，严庄降，能元皓降，而河北诸郡渐复矣，故曰：中兴诸将收山东＇。”（《九家集注杜诗》卷四）钱谦益曰：“十月，广平王统郭子仪等，与贼战于陕城之新店，官军与回纥夹击，大败之。安庆绪自苑门夜遁，走河北，保邺郡。广平王入东京。”（《钱注杜诗》卷二）吴瞻泰曰：“言命将收京可喜。”（《杜诗提要》）詹锳曰：“按《通鉴》至德二载十二月叙述史思明归降以后的形势说：“虽相州未下，河北率为唐有矣。......郭子仪还东都经营河北。””（《杜甫研究论文集》三辑·谈杜甫的《洗兵马》）徐树仪曰：“这是诗歌的首句。所说的“中兴诸将”，就是率兵收复两京的广平王李俶、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关内节度使王思礼以及收复河东诸郡的河东节度使李光弼等。“收山东＇是指收复太行山以东的河北诸郡。由于史思明、能元皓的归降，整个河北道敌占区只剩下南部邺城一小块地方了。“收山东”有肃清河北残敌，只在指顾之间的意思，这正是乾元元年春天的形势。”（《草堂》1983年第一期徐树仪《＜洗兵马＞系年及解释辨误》）
以上五家的解释显然颇不一致。赵次公说史思明、严庄、能元皓投降，河北诸郡渐渐收复，就是“中兴诸将收山东”。这样解释，可以说是不正确的，从事理、从文理两面都说不通。就事理而言，史、严、能等叛军之降将，断不能称为“中兴诸将”。身经国破家亡之苦，目睹叛军暴行的爱国诗人杜甫，更不会毫无是非之心，把刚刚归顺的叛军将领吹捧为“中兴诸将”。大家该记得至德二载杜甫写《塞芦子》中就称史思明、高秀岩为“两寇”。何况史思明是真降假降，朝中尚有争论；而且杜甫所最尊重信任，并且在《洗兵马》中给以极高评价的宰相张镐又恰好是根本不相信史思明是真投降的人；他又怎么能摇笔一变，把史思明吹捧成“中兴诸将”呢？就文理而言，史思明等降将把自己所窃据的山东郡、县奉还给唐王朝，也绝不能用“收”字。只有代表朝廷受降者，才能有资格用“收”。就乾元年春天的情况来说，唐肃宗除了派遣几个他自以为可以信任的宦官前住范阳向降将们宣述旨意探听虚实接收或验收史思明等所奉还的郡县。钱谦益、吴瞻泰意识到史思明等降将不能称为“中兴诸将”，所以就把广平王李俶、郭子仪等收复东京将领当作“中兴诸将”，从事理上说收东京诸将自然可当“中兴诸将”之称而无愧。可惜的是这些将领在收京之后，有的已回关中，有的则在东京，按兵未动。所以他们虽把“中兴诸将”四字讲通了，却举不出任何“收山东”的事实。詹锳同志的解释与赵次公之解虽有相同之处，但他引了“郭子仪还东都经营河北”一句，似有回避对“中兴诸将”作正面回答之意。应该说詹锳同志这篇文章在论述《洗兵马》的思想内容方面颇有精辟中肯之见，但他分析乾元元年春季形势时，虽然考虑到《通鉴》有“虽相州未下，河北率为唐有矣”的记载与杜诗“只残邺城不日得”有相似之处，但未注意到乾元元年春史思明的归降只是暂时的假相。徐树仪同志解释“中兴诸将”四字与钱谦益相似。但他实际上还是把史思明、能元皓纸面上的献地投降，当作已经到了手的果实，用不着“中兴诸将”去接“收”了。以为“中兴诸将”只要“肃清”安庆绪这个“河北残敌”就行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徐同志并未举出乾元元年春季有什么“肃清河北残敌”的事实。
廖仲安先生（中）回到首师大参加校庆（2014）
看来，正确估计乾元元年春季战场形势，关键就在对史思明投降能否作出正确判断。当时朝廷里不相信史思明是真投降的，文臣中有宰相张镐，武将中有独当山西河北方面的镇帅李光弼，而且李光弼自安禄山叛乱开始，就一直是和史思明作战的对手。但是唐肃宗却宁信降寇，宁信宦官，就是不信将相大臣的逆耳忠言，所以在收东京之后，乾元元年七月之前就没有命令一兵一将去“收山东”。不仅对史思明百般鼓励、抚慰，就是对安庆绪，也怀着幻想。杜甫乾元元年七月所写的《为华州郭使君进灭残寇形势图状》就说：“臣窃以逆贼束身槛中，奔走无路，尚假馀息，蚁聚苟活之日久，陛下犹觊其匍匐相率，降款尽至，广务宽大之本，用明恶杀之德，故大军云合，蔚然未进。”这篇奏状，实际就说明唐肃宗当时很盼望安庆绪也来投降，所以迟迟不肯进军。北京宣武门外法源寺里至今还完整地保存着一块史思明的碑。碑题是“范阳郡悯忠寺 御史大夫史思明奉为大唐光天大圣文武孝感皇帝敬无垢净光宝塔颂”，仔细观察，原来碑上“范阳郡”“史思明”以及有关唐的地名、年号、皇帝尊号，以及一些称颂词句，碑文都深陷，显然是磨去旧文重刻的。经过孙承泽、顾炎武、朱彝尊、翁方纲、钱大昕等等学者分析考证，原来这块碑本来是史思明在伪燕圣武二年十一月十五日为讨好安庆绪而建造的。到十二月，史思明降唐，于是又匆匆忙忙来划磨改刻，把“圣武二年”改刻为“至德二载”；把“东都”二字改刻为“范阳郡”三字；安庆绪即位，赐思明姓安名荣国，到此时亦划去“安荣国”重刻“史思明”本名；其他阿谀安禄山父子的话，自然都改为称颂唐王朝的词句。碑文的作者范阳府功曹参军兼节度掌书记张不矜，据史思明本传说，也在乾元元年夏天因为改动史思明请唐肃宗斩李光弼的奏疏，被思明杀害。这块石碑的建造和磨改的过程，也就暴露了史思明在至德、乾元年间反复无常的奸诈面目。所以，我特在这里赘叙一笔。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黄鹤、朱鹤龄、仇兆鳌等人以乾元元年秋冬至乾元二年春天郭子仪等九节度之师围攻邺城的全部战况为背景来解释这首诗的开头一段，就觉得字字句句都顺理成章，甚至有“势如破竹”之感。“中兴诸将收山东”，即《新唐书·肃宗纪》乾元元年九月庚寅，“郭子仪率李光弼、李嗣业、王思礼、淮西节度使鲁炅、兴平军节度使李奂、滑濮节度使许叔冀、平卢兵马使董秦、郑蔡节度使季广琛以讨安庆绪。”所谓“中兴诸将”，即指九节度，所谓“收山东”，首先就是讨伐安庆绪。这是堂堂正正的进军，诗句也理直气壮。说明这个解释是无可非议的。“捷书夕报清书同。”这里的“捷书”，即九节度之师收复山东，获得节节胜利之“捷书”。杜甫赴东都前，在《华州试进士策问》中，已有“山东之诸将云合，淇上之捷书日至”之句，与此诗首二句之口吻亦先后相似，相去不远。“河广传闻一苇过”，正如宋人黄希（即黄鹤之父）注所说：“河广，指河北卫州。时子仪破贼十万于卫州。”卫州，即河南淇县。所谓“淇上之捷书日至”，“淇上健儿归莫懒”，均指此处。“胡危命在破竹中”，盖形容九节度从渡河至合围邺城的胜利形势。其用语既采其远祖杜预之成语，又兼用至德二载十一月制书中“势若摧枯，易同破竹”之词句。“只残邺城不日得”，盖指围攻邺城，胜利在望之局势。《通鉴·乾元二年二月》：“郭子仪等九节度使围邺城，......自冬涉春，安庆绪坚守以待史思明。食尽，一鼠值钱四千，淘墙䴬及马矢以食马。人皆以为克在朝夕。”正与诗中“不日得”之形势吻合。比较之下，才知“只残邺城不日得”一语与《通鉴》至德二载“虽相州未下”等盲目乐观估计之口吻，固大有差别也。徐树仪同志说：“到了乾元二年春天，整个河北道大部分重沦敌手，除了困守邺城的安庆绪之外，尚有一个更为强大的北方敌人史思明，怎能说“只残邺城不日得”呢？我们说，乾元二年春天和乾元元年春天的根本不同之处，就在唐王朝确确实实派出了一批“中兴诸将”，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去打击敌人，去“收”复“山东”失地。使安庆绪陷入绝境，也逼得史思明取下假投降的面具。这才真正是使诗人兴奋鼓舞的大好形势。正象诗人在《北征》中所向往的那样：“官军请深入，蓄锐可俱发。此举开青徐，旋瞻略恒碣。”其次，史思明的实力也不应夸大。《旧唐书·史思明传》说：“十月，郭子仪领九节度围相州，安庆绪偷道求救于思明，思明惧军威之盛，不敢进。十二月，萧华以魏州归顺，诏遣崔光远替之。思明击而拔其城，光远脱身南渡，思明于魏州杀三万人，平地流血。数日即乾元二年正月一日也。思明于魏州北设坛，僭称为大圣燕王，以周费为行军司马。三月，引众救相州。”这一段叙述，看出史思明开始是畏惧官军不敢动，第二步是攻击官军外围的薄弱环节，并窥测官军主力的虚实动静，最后迟至三月才敢与官军主力相碰。如果九节度当时有前线统一指挥，在战术上又能采取李光弼的围点打援的策略，对史思明能发起主动攻击，邺城就肯定能拿下。在当时形势下，这就是取得收复山东、平定安史叛乱的决定性的胜利，从这个意义上说，诗人用“只残邺城不日得”是无可非议的。史思明之所以冒着危险来援邺城，也正是看到邺城的得失，关系自己的存亡。令人痛心的是九节度的六十万官军却在大功垂成之际，因为没有统一指挥而全线溃退了。其罪责在唐肃宗和他所宠信的李辅国、鱼朝恩等宦官。史思明后来所以变得猖狂“强大”，实在是唐肃宗、鱼朝恩等人给他帮了大忙。杜甫在此诗中提出“独任朔方无限功”，正是针对前线“不立元帅”，没有统一指挥的致命弱点提出的建议。由此可见诗人在欢呼胜利在望的同时也曾经料及失败的危险，但他大概料不到会败得如此的惨！说杜甫对乾元二年春天的时局“懵然无知”是没有根据的。
诗中称太子李俶为成王，称李光弼为司徒也一向被认为是此诗作于乾元元年春的论据。其实所以仍称李俶为“成王”，正如浦起龙所说：“句意在纪功，故称其勋爵。”其馀郭相、司徒、尚书，皆两京收复前后之官职，此亦当时人们所最熟习的官称。在古今社会生活中，人们长久地沿用熟习的官称的现象，是并非罕见的。例如唐太宗已就帝位，宗庙歌舞犹称“秦王”。郭子仪自九节度之败后，闲废日久，至永泰年间胡汉士卒仍称为“令公”。李光弼晚年巳官至太尉，但杜甫《八哀诗》尚题为“司徒”。盖写诗非写诏令公文，固可不必随其官职之迁转而频频改称也。还有对“关中既留萧丞相，幕下复用张子房”两句如何理解，显然也牵涉到本诗系年问题。按：诗中之萧丞相指何人，据我们所知，盖有四说：①宋人旧注谓指萧华；②赵次公谓指郭子仪；③蔡梦弼谓指杜鸿渐；④清人钱谦益、杨伦谓指房琯。朱鹤龄、仇兆鳌从蔡说。按《旧唐书·萧华传》，华本陷贼，“伪署魏州刺史”，九节度之师渡河后始归顺。相州兵溃后始还京。旧注引“京师既平，以萧华为留守”之说，不知何据？杜鸿渐在肃宗为太子初至朔方时曾得过一次面谕：“灵武我之关中，卿乃吾萧何也。”但是收京之后，仅授官兵部郎中，知中书舍人。杨伦云：“鸿渐为人无勋德，且非公所喜，自当以房琯为是。”其说是正确的，鸿渐之位望去萧何甚远。郭子仪虽可比肩萧相，但本诗前两段言武功已重笔称颂，此处言文治，无须再事称述。惟房琯之相位，系玄宗于危难之中所亲授，又因奉册而留相肃宗，“素有重名”，其位望颇近萧何。当其罢相之时，杜甫不惜犯颜直谏。其贤德可知。子房指代房琯为相之张镐。萧涤非先生说：“这时房张二人皆已罢相，杜甫希望肃宗能再用他们，故特加表章。按乾元元年六月，房琯由太子少师出为邠州刺史，邠州属关内道，地在关中，故云‘关中既留’。又同年五月，张镐由平章事罢为荆州大都督府长史兼本州防御使，仍身居幕府，故曰‘幕下复用’。不明言二人被罢黜，此措词深婉处”。萧先生这个注释既得诗人言外之旨，同时也解答了前人及今人认为此二句与系本诗于乾元二年有矛盾之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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