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天纬|李杜重逢饭颗山 ——关于李白“三入长安”的再讨论
编者按：本文系薛天纬老师未刊稿件，经作者本人授权发布，如需转载请联系作者。
薛天纬，新疆师范大学教授
与此同时，在安旗先生主持的《李白全集编年注释》编写组内部，围绕“三入长安”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决定采用安旗先生之说。1990年，安旗先生主编的《李白全集编年注释》由巴蜀书社出版，编在“天宝十二载”的第一首诗为《述德兼陈情上哥舒大夫》，其“题解”曰：“李白幽州之行归来，因目睹塞垣真象，预料安禄山必反，心甚忧之，意欲向朝廷陈献济时之策，遂于本年春有长安之行。此及以下十一首均本年入长安作。”此下“十一首”为《走笔赠独孤驸马》《赠韦侍御黄裳二首》《一百四十年（古风其四十六）》《咸阳二三月（古风其八）》《倚剑登高台（古风其五十四）》《殷后乱天纪（古风其五十一）》《酬王补阙翼惠庄庙宋丞泚赠别》《郑客西入关（古风其三十一）》《抱玉入楚国（古风其三十六）》《朅来荆山客（感兴其七）》。《述德兼陈情上哥舒大夫》“按”曰：“李白本年入长安献策一事，于《经乱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韦太守良宰》一诗可见端倪。诗中有句云：‘十月到幽州，戈鋋如罗星。君王弃北海，扫地借长鲸。呼吸走百川，燕然可摧倾。心知不得语，却欲栖蓬瀛。弯弧惧天狼，挟矢不敢张。揽涕黄金台，呼天哭昭王。’本年所作《远别离》一诗亦有迹可寻。诗有句云：‘日惨惨兮云冥冥，猩猩啼烟兮鬼啸雨。我纵言之将何补，皇穹窃恐不照余之忠诚。’天宝十五载所作《猛虎行》有句‘有策不敢犯龙鳞’，亦指此事。由此三诗均可窥知白于幽州之行后深感危机严重，欲向朝廷陈策而未果。”
二、安旗先生对《戏赠杜甫》诗的研究成果
2000年前后，安旗先生将文献考索与田野考察相结合，集中研究李白的七绝《戏赠杜甫》，认定此诗是天宝十二载李白“三入长安”期间与杜甫相见时作，从而为“三入长安”说提供了坚实证据。先生当时撰有《长乐坡前逢杜甫》一文，载于《李白诗秘要》（2001年6月三秦出版社出版），文末记“2000年冬—2001年春于古都长安太平坊之西曲”。此文之别本又载于《李太白别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5月出版）及《李太白别传（增订本）》（西北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
2015年10月，《李白全集编年注释》易名《李白全集编年笺注》，由中华书局列入“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出第三版，在我执笔撰写的《第三版后记》中，有如下记述：
本书中《戏赠杜甫》一诗之编年与注释必得据安旗先生新说改过，盖以先生为这首小诗所费心力最巨，所获亦足为此期研究成果之代表故也。安旗先生力主李白于天宝十二载曾“三入长安”之说，《戏赠杜甫》一诗的研究成果为这一说法提供了重要依据。这一成果的获得，不但凭借了文献考据及文本解析，更是安旗先生实地考察的结果。2001年，七十五岁高龄的安旗先生不顾身体孱弱，在西安东郊踏勘长乐坡，将历史事件、古今地名以及地形变迁相互参照，得出“所谓‘饭颗山’者，实即上有太仓之长乐坡也”，“‘饭颗山头逢杜甫’亦即‘长乐坡前逢杜甫’，二而一也”的结论，从而对《戏赠杜甫》一诗作出了全新的解读，并为天宝十二载“李杜二人重逢于长安”、即李白“三入长安”找到了一条有力的证据（引文均见《李太白别传》）。安旗先生当时写有《长乐坡前逢杜甫》一文，文章是这样结尾的：“探索未已，感慨转深。恨不能起闻一多先生于地下，请他用诗人之笔为李杜重逢再一次大书而特书。前一次初逢用的是金墨，这一次重逢应该用朱砂，赤红如血的朱砂，像他们在长乐坡前生离死别的眼泪。”读了这一段话，读者诸君应和我们有同样的感受：安旗先生确实是以全部心血和感情来从事李白研究的。
天宝十二载与杜甫在长安相见时作。此诗首见于孟棨（纬按，应作启）《本事诗》，原无题。《唐摭言》《唐诗纪事》等所载，字句稍异。
饭颗山头逢杜甫[一]，头戴笠子日卓午[二]。借问别来太瘦生[三]？总为从前作诗苦[四]
[一]饭颗山头，清乾隆丙子（二十一年）雅雨堂本《摭言》作『长乐坡前』 ，所据为南宋官刻本，其跋云：『唐以进士为重。《摭言》所载最为详备。刊之宜春郡斋。嘉定辛未重午日柯山郑昉跋。』郑跋之后，又有朱彝尊、王士祯跋，称为善本。长乐坡犹在，位于今西安市东北朝阳门外七公里处；据《唐两京城坊考》，在禁苑之光泰门东七里。长乐坡下，有陕郡太守韦坚所开广运潭，潭即漕运之终点，其近旁地势高处有太仓。据《唐两京城坊考》之《西京三苑图》，光泰门外适有米仓村；据《通鉴·唐纪》兴元元年所记，米仓村即在长乐坡上。因知所谓『饭颗山』者，实即其上有太仓之长乐坡也；『饭颗山头逢杜甫』亦即『长乐坡前逢杜甫』 ，二而一也。
[二]卓午，正午。
[三]太瘦生，欧阳修《六一诗话》：『唐人语也。至今犹以「生」为语助，如「作麽生」「何似生」之类是也。』据杜甫《进三大礼赋表》、《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投简咸华两县诸子》、《病后遇王琦饮赠歌》等所写情状，当时贫病交加，故李白惊其“太瘦生”。
[四]此句雅雨堂本《摭言》作『只为从来学诗苦』，更是杜甫自谦口气。
两宋本未收此诗，王本据《本事诗》增入，编于《诗文拾遗》中。前人或疑为伪作，或谓李白以之嘲讥杜甫。郭沫若《李白与杜甫》辩之，略谓：诗之后二句一问一答，并非李白独白，而是二人对话，极亲切动人。杜甫作诗向来苦费心思，尝曰：『为人性癖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熟知二谢将能事，颇学阴何苦用心。』『清诗近道要，识子用心苦。』『苦用心』则『瘦』，甫《暮登四安寺钟楼寄裴十迪》诗有句：『知君苦思缘诗瘦。』此即『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二句之注脚。要之，李白既非『嘲诮』『戏赠』，亦非后人伪作；诗题中『戏』字，乃后人误加。郭说可从。嘲戏之说既不能成立，诗题亦为后人妄加。全诗口语化特点颇似口占，后人代为加题亦当按李集中《口号赠杨征君》等例，作《口号赠杜甫》为是。
首句其所以一作『长乐坡前』而一作『饭颗山头』者，或出于以下情况：乍见之下，脱口而出，故初作『长乐坡前』；稍后得知近年窘况，竟濒于饿死，遂改为『饭颗山头』。将『太瘦生』之杜甫置于饭颗如山背景之前，顿使此诗成为一幅讽刺漫画，而时政可知。李白之为长乐坡起一诨名（或者因有太仓之故，当时百姓即有此俗称），其意盖在斯乎？
三、苏轼等宋代诗人笔下的“饭颗山”
这一节，请允许我打破学术论文的常规写法，讲讲我发现与探讨这个问题的经过。
2019年3、4月间，为了参加一个关于苏轼的学术会议，也为了全面了解苏轼创作七言歌行的情况，我通览了清·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本，1982年出版）。我关注的重点虽然是歌行体作品，但遇到俊发流畅的七律，总不免匆匆默读一过，读到第26卷《次韵钱穆父》诗时，忽然瞥见“饭颗山”三个字，顿觉眼前一亮，诗曰：
此诗作于元祐初苏轼在朝为翰林学士、知制诰时。南宋施元之、顾禧注《东坡先生诗》谓“（钱穆父，名勰）元祐初，拜中书舍人，故诗云‘故人飞上金銮殿’”（转引自王注）。“迁客来从饭颗山”句，注家虽有不同解释，但均认为语出李白《戏赠杜甫》诗。苏轼诗应是以“迁客”自谓，因为此前他曾贬居黄州五年之久。“饭颗山”与上句“金銮殿”构成对仗；“金銮殿”指朝堂，则“饭颗山”必在京城，故而才有“来从”的说法。同时，这里也是以李白比拟钱穆父而揄扬之。王注征引了乐史《李翰林别集序》：“翰林在唐天宝中，贺秘监以名闻于明皇帝，召见金銮殿，降步辇迎，如见绮皓。于是置之金銮殿，出入翰林中。”又引李白《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诗：“承恩初入银台门，著书独在金銮殿。”苏轼诗说钱穆父“飞上金銮殿”，就是用了李白“著书独在金銮殿”的语典。
关于李白《戏赠杜甫》诗，前引《李白全集编年笺注》在注“太瘦生”时已征引了欧阳修《六一诗话》，这则诗话的原文是：
李白《戏杜甫》云：“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太瘦生，唐人语也，至今犹以为语助，如作么生、何似生之类是也。”
《六一诗话》征引李白《戏杜甫》诗，证明了这首诗流传于北宋并为文人们重视和熟悉的情况。今又发现苏轼《次韵钱穆父》使用李白《戏赠杜甫》“饭颗山”语典，为此诗在北宋的流传增添了又一条铁证。我当时即草成一篇数百字的小文《苏轼诗中的“饭颗山”》，提交2019年4月海南大学主办的“首届苏学高端论坛”，小文又收进凤凰出版社2020年6月出版的集子《八里桥畔论唐诗》。小文写道：“欧阳修引用《戏赠杜甫》诗，提供了此诗确系李白所作的重要证据。今兹再以苏轼《次韵钱穆父》证之，则《戏赠杜甫》确系李白所作更无可置疑矣！而且，欧阳修与苏轼均在诗文中引用李白此诗，说明此诗当时广为人知。然而，与欧、苏同时代的宋敏求在编定李白集时却遗漏了这首诗，实在是既令人遗憾又不可理解的事情。”
最近，在撰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想，还是应该使用最新技术手段，看看欧阳修、苏轼之外，有没有其他宋代诗人关注到李白《戏赠杜甫》诗。我多年来使用的“国学宝典”未收《全宋诗》，于是求助于尹小林教授。小林教授检索的结果，大大出乎我所料，《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中包含了“饭颗山”的诗竟有39首之多。苏轼之外，诸如黄庭坚、陆游、辛弃疾、范成大乃至方回、汪元量等，诗中都使用了“饭颗山”的语典，仅陆游诗中就用了四次。小林教授特别叮嘱，要用纸本对勘，以避免电子本可能出现的误字，我照办了。兹摘引若干篇什如下（恕不全数罗列）：
黄庭坚
《次韵吉老十小诗》之十：
学似斲轮扁，诗如饭颗山。室中馀一剑，无气斗牛间。
以上诗例足以证明，在宋代诗人心目中，李白《戏赠杜甫》的文献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金涛声、朱文彩编《李白资料汇编（唐宋之部）》（中华书局2007年出版）因未将“饭颗山”一词纳入检索范围，故39首宋诗均不收。
此外，《全宋词》有晁补之一首《临江仙》，也用了“饭颗山”语典：
这里，我想就研究者们常说的方法论问题，说两点感受：
第一，怎样看待一篇作品不载于作家文集而在集外流传的问题。
以唐诗而论，所谓“作家文集”，自然以宋本为上。作家文集的编订与传布，因人而异，情况相当复杂。比如李白文集，最原始的是李白同时代人李阳冰编《草堂集》及魏颢编《李翰林集》，但均不传。传世的《李太白文集》，是北宋时宋敏求汇集乐史所编《李翰林集》、“王文献公溥家藏白诗集上中二帙（惜遗其下帙）”、“唐魏万（即魏颢）所纂白诗集二卷”，又“裒唐类诗诸编，洎刻石所传，别集所载者”，
于熙宁元年（1068）“夏五月晦”编成并作《李太白文集后序》。宋敏求编成的《李太白文集》又经曾巩“考其先后而次第之”的加工，于元丰三年（1080）由晏知止主持镂板刊行，这就是流传至今的宋本《李太白文集》。从版本学角度看，宋本《李太白文集》无疑最权威、最可信，但却绝非完备，因为其成书过程即有缺漏，比如，宋敏求为之惋惜的“王文献公溥家藏白诗集”之下帙，宋本《李太白文集》即未收。所以，我们绝不能简单地以一首诗是否载于宋本《李太白文集》来判断其是否李白作品。
比如《戏赠杜甫》这首诗，虽然宋本《李太白文集》未收，但却载于唐·孟启《本事诗》及五代·王定保纂《唐摭言》，尤其是宋代“文豪”级的诗人欧阳修、苏轼、黄庭坚、陆游、辛弃疾等都熟悉此诗并使用了“饭颗山”语典，这些资料加起来足以填补《李太白文集》的缺失，这一点是完全不用怀疑的。
至于《戏赠杜甫》诗为什么缺载于《李太白文集》，则是难以回答的问题。我们不妨举出李白另一首同样缺载于文集的《别匡山》诗作对比：七律《别匡山》，出自李白故里四川江油市唐大明寺遗址所存北宋熙宁元年刻立的《敕赐中和大明寺住持记》碑，于20世纪80年代初面世。安旗主编《李白全集编年笺注》、詹鍈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陈尚君辑校《全唐诗补编》均收录了此诗。试想，宋代的刻本既被奉为至宝，宋代的碑刻岂不更为宝贵？所以，判定《别匡山》为李白早年之作有充足理由。至于《别匡山》诗何以被宋敏求漏收，我们可以用时间的原因来解释：《敕赐中和大明寺住持记》碑刻立于熙宁元年，宋敏求编成《李太白文集》也是熙宁元年，而且，碑系“十月十日立”，文集编成是“夏五月晦”，后者早于前者五个月，所以，《别匡山》诗不可能被文集收入。反观《戏赠杜甫》，则找不出宋敏求未将其编入《李太白文集》的确切理由。面对这样的问题，愚意以为，我们承认事实即可，而不一定要找出或能找出造成这种事实的原因。《别匡山》与《戏赠杜甫》，失载于《李太白文集》的事实则一，失载的原因却前者可道而后者不可道。不必执着于寻找原因，我们只须跟着欧阳修、苏轼、黄庭坚、陆游、辛弃疾，把文集失载的《戏赠杜甫》加以认定就是了。
第二，使用电子文本进行检索，固然省时省力且富有成效，但其前提是要拿出检索的关键词。而关键词的获得，恐怕还得靠一字一句的文本阅读。当年没有电子检索手段，解决一个问题只能靠阅读的日积月累，靠做卡片。我为了求得李白《行路难》诗中“歧路”一词的正解，积累资料的时间前后有十数年之久，最终写成在《古典文学知识》1996年第2期发表的《“歧路”解》这篇小文。放到当下，自然不需要这种笨功夫。但靠电子检索，会使探索的快感大打折扣。庆幸的是，这次发现苏轼诗中“饭颗山”一词，使我重新体验了久违的阅读有得的快感。
四、李白的“寻仙下西岳”之行
天宝十二载秋，李白南游来到宣城。初到之际，作有《江上答崔宣城》诗：
太华三芙蓉，明星玉女峰。寻仙下西岳，陶令忽相逢。问我将何事？湍波历几重？貂裘非季子，鹤氅似王恭。谬忝燕台召，而陪郭隗踪。水流知入海，云去或从龙。树绕芦洲月，山鸣鹊镇钟。还期如可访，台岭荫长松。
崔宣城，宣城县令崔令钦，陈尚君《李白崔令钦交游发隐》一文（载《复旦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有考。此诗有鲜明的叙事性。开首二句“太华三芙蓉，明星玉女峰”，写华山景色。太华即华山，“三芙蓉”指西峰莲花峰、南峰落雁峰、东峰朝阳峰，并立如三朵芙蓉（莲花）；明星、玉女是莲花峰上的两座山峰名，又是传说中的华山仙女名，《集仙录》载：“明星玉女者，居华山，服玉浆，白日升天。”（《太平广记》卷五九引）所以紧接着说“寻仙下西岳”，表明自己曾因“寻仙”上了一次华山。下山后来到宣城，就与县令相逢了，“陶令”谓陶渊明，县令的美称。诗的开头四句，是李白自述其来宣城前的经历，简言之，他是下了西岳，来到宣城。
天宝初李白在朝时，写有《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诗。丹丘子即李白故交道教人物元丹丘，与李白前后入朝，任西京大昭成观威仪。天宝二年元丹丘出朝，李白以诗相送。此诗对华山风光有大段写真性描写（诗句略），这表明他供奉翰林期间曾上过一次华山。天宝十二载，他因“寻仙”又一次上了西岳华山。李白《经乱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韦太守良宰》诗有句：“心知不得语，却欲栖蓬瀛。”李白每每于政治失意后，选择避世。他“三入长安”献策无门，只好选择“栖蓬瀛”而遁向仙境，于是离开长安后即上了华山。“问我将何事？湍波历几重”以下，回答崔宣城的关切与询问，回顾了上年北游幽州及此年“三入长安”的经历。“湍波”一词满含艰辛与风险。“貂裘”句，说自己并不是苏秦那样执着的政治人物，意在为眼前的献策无门而走向避世作出解释。“鹤氅”句，自谓将追求如东晋名士王恭那样的闲散潇洒生活。“谬忝”二句，以燕昭王求贤故事为喻，回顾北上幽州的经历，以其无果，故曰“谬忝”。“水流”二句，分指隐退与仕进，表明人生出处应顺从时命，而不强求。这里所表白的正是“三入长安”失意后的心情。芦洲、鹊镇，均为宣州南陵县地名。台岭即天台山，此指隐居之地。
确定了李白“三入长安”后“寻仙下西岳”的行程经历，我们就能顺利解读与之相关的《古风》其十九（西上莲花山）：
西上莲花山，迢迢见明星。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霓裳曳广带，飘拂升天行。邀我登云台，高揖卫叔卿。恍恍与之去，驾鸿凌紫冥。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
此诗写于安史乱起后，主题也是反映战乱，但构思十分独特。前部“西上”十句，想象在西岳华山游仙，实即与《江上答崔宣城》开头四句的描述情景相接。一曰“太华三芙蓉，明星玉女峰”，一曰“西上莲花山，迢迢见明星”，两首诗的开头用词都近乎重复。“素手把芙蓉”以下数句，是对西岳寻仙情景的具体描写，既有明星仙女引导他“飘拂升天行”，又有仙人卫叔卿与他“驾鸿凌紫冥”。这些描写当然出于想象，反映了诗人“三入长安”失意后对远离人间、遁入仙界的向往之情。要之，《江上答崔宣城》与《古风》其十九（西上莲花山）二诗不仅展示了李白在天宝十二载的这段心路历程，也记录了李白西岳寻仙的实际经历，二诗的叙事高度重合，具有“实录”性质。
正因为李白乱起前曾登临华山，乱起后遂有“西上莲花山”的联想：华山地近河南，诗人在华山之上“俯视洛阳川”，便看到“茫茫走胡兵”的局面，看到“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的惨痛景象。豺狼，喻叛军；尽冠缨，戴上了官帽。本年正月安禄山在洛阳称大燕皇帝，其部属皆得封官。李白《扶风豪士歌》写道：“洛阳三月飞胡沙，洛阳城中人怨嗟。天津流水波赤血，白骨相撑如乱麻。”《经乱后将避地剡中留赠崔宣城》写道：“中原走豺虎，烈火焚宗庙。”“苍生疑落叶，白骨空相吊。”诗中情景皆与《古风》其十九“俯视洛阳川”所见相同，都反映了李白身在江南而心系时局的实际境况。
《江上答崔宣城》与《古风》其十九（西上莲花山）二诗，实为李白“三入长安”的延伸叙事，重现了李白西岳寻仙这段经历，是李白人生不可忽略的环节。三入长安、李杜重逢饭颗山、西岳寻仙、南下宣城，这便是天宝十二载李白的活动轨迹。诗歌的叙事当然有跳跃，比如，南下宣城前的《留别曹南群官之江南》，本文就忽略以求叙事的简洁，祈研究界同仁明鉴。
2021年7月6日晨于京东八里桥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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