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啸天 管遗瑞│ 诗史新议
编者按：原文刊载于《杜甫研究学刊》2005年第2期，总第84期。
周啸天，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
管遗瑞，彭州市委党校研究员
一、诗史提法的由来和涵义
为了清楚地说明问题, 特依时代先后, 录历代关于诗史的最有代表性的文字八条, 排比如次:
1.杜 (甫) 逢禄山之难, 流离陇蜀, 毕陈于诗, 推见至隐, 殆无遗事, 故当时号为诗史。(唐·孟棨《本事诗·高逸三》)
2.甫又善陈时事, 律切精深, 至千言不少衰, 世号诗史。(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0一, 杜甫传赞)
3. (杜甫) 揽千载既坠之绪, 陈古讽今, 言诗者宗为一代诗史。(元·杨维桢, 见仇兆鳌《杜诗详注·附编》)
4.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韵语纪时事, 谓之诗史, 鄙哉宋人之见, 不足以论诗也。(明·杨慎《升庵诗话》卷十一)
5.杜诗之含蓄蕴藉者盖亦多矣, 宋人不能学之。至于直陈时事, 类于讪讦, 乃其下乘末脚, 而宋人拾以为己宝, 又撰出诗史二字, 以误后人。如诗可兼史, 则《尚书》、《春秋》可以并省。(同前)
6.用修 (杨慎字用修) 之论虽善, 而未尽当。夫诗与史, 其体、其旨, 固不待辩而明矣。即杜之《石壕吏》《新安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哀王孙》《哀江头》等, 虽若有意纪时事, 而抑扬讽刺, 悉合《诗》体, 安得以史目之?至于含蓄蕴藉虽子美所长, 而感伤乱离、耳目所及, 以述情切事为快, 是亦变雅之类耳, 不足为子美累也。(明·许学夷《诗源辩体》卷十九)
7.杜曲千篇, 咏歌作诗中之史。(清·仇兆鳌《杜诗详注·进书表》)
8.杜甫是我国文学史上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自唐以来, 他的诗就被公认为诗史。(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二)
第1条引文, 出自晚唐孟棨的《本事诗》, 是迄今所知称杜甫诗歌创作为诗史的最早记载。这条引文包含极为重要的信息。首先, 它表明, 诗史有特定的涵义, 也可以称为狭义, 那就是特指杜甫身逢安史之乱 (“杜逢禄山之难”) , 以亲身见闻为依据而进行的时事诗创作 (“流离陇蜀, 毕陈于诗……殆无遗事”) 。虽然这条记载中还没有出现“时事”字面, 但“时事”二字呼之欲出。
其次, 同时代人称之诗史, 和后代人称之诗史, 其意义是不一样的。后代人称之诗史, 意味诗人以诗歌纪录了一段历史。而同时代人称之诗史, 则意味着诗人以诗歌纪录正在发生 (或新近发生) 的历史。这个事实是本文将着重论说的一个观点——杜甫时事诗具有“新闻性”的重要依据。虽然, 今人已不能确切描述杜甫时事诗的传播情况和传播渠道, 但杜甫时事诗一经创作, 就得到及时传播, 收到及时反馈——“故当时号为诗史”——是明白无误的。
第三, 在这段文字中主语比较含混, 诗史既可以理解为时事诗创作的主体即诗人, 意为“诗中之史家”;也可以理解为时事诗创作之本身, 意为“诗中之史”。仔细玩味, 似乎第一种解会 (“诗中之史家”) 的可能性更大。
引文第2条、第4条也沿袭着同样的说法, 表明从宋代到明代, 人们对诗史的理解, 和唐人还很接近。而引文第7条、第8条情况就不同了, 清人已明确将诗史界定为“诗中之史”, 今人更为明白地说“他 (杜甫) 的诗被公认为诗史”。
诗史在指称上从指人到指诗的这种变化, 可能与杜甫的另一个称号“诗圣”的出现有关。“诗圣”这个称号比诗史晚得多, 约产生于明代, 明末王嗣奭《梦少陵作》云:“青莲号诗仙, 我翁号诗圣”, 表明这个称号已经得到人们的公认。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称号的出现, 才导致了诗史在指称上的转移, 既然诗人已有“诗圣”这样堂皇的称号, 人们也就更倾向于以诗史来指称其诗歌创作了。
第2条引文, 出自《新唐书》。诗史一说在宋代载入正史, 得到官方的肯定, 其影响之深远不言自明。更重要的是, 这条引文明确地点出“时事”二字, 把诗史的称号与杜甫“善陈时事”联系起来, 而“善陈时事”是诗史的要义, 因此它是深得唐人的本意的。不过, 接下来它所提到的“律切精深”, 却与唐人诗史之说大不相干。这也许只是由于表达苟简, 而产生的语义含混, 却成为导致对诗史误解的开端。
第3条引文, 是元人对诗史的一种理解, 它和唐人对诗史的理解已相当隔膜, “时事”的概念, 被偷换成“陈古讽今”。论者并没有意识到, 诗史的“史”, 不是指过往的历史, 而是指正在发生的历史, 即“时事”。因此, “陈古”之说, 是似是而非的, 是对诗史的一种误解。
第4条、第5条引文, 都出自明代杨慎《升庵诗话》, 是对诗史一说提出的异议。不过, 杨慎这两段话是有为而发的, 即因为不满于宋人以学问为诗的主张而发的, 针对的是宋人, 而不是唐人。杨慎认为, 宋人之所以称杜甫 (或杜诗) 为诗史, 是因为“能以韵语纪时事”、“直陈时事”, 仅此而言, 是比上述元人的理解要准确。但他以“鄙哉宋人之见”反对诗史的提法, 却不免偏激和狭隘, 故在当世就遭到王世贞、谢榛等人的抨击。
诗和史, 固然是不同性质的文体, 但文体之间的交叉互通, 是客观存在的事实。鲁迅称《史记》为“无韵之《离骚》”, 和唐人称杜甫为诗史, 是说诗与史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通, 并非全无道理。“子美集开诗世界” (王禹偁《日长简仲咸》——而杜甫的突破与开拓, 从而奠定其在唐诗领域独特地位的作品, 首先应推诗人在安史之乱前后创作的时事诗。这些时事诗以其对现实重大问题和民生状态的关注, 悲天悯人的情怀, 和力透纸背的描写, 震撼了时人, 也铸就了杜诗的博大深沉。
第6条引文, 是明人许学夷对杨慎的委婉批评, 谓其“虽善”而“未尽当”。表面上许学夷也不持诗史的说法, 事实上却对杜甫“感伤乱离、耳目所及, 以述情切事为快”、被称为诗史的那些作品表示了肯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他明确列举了属于诗史的杜甫时事诗的代表作, 那就是《石壕吏》《新安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哀王孙》《哀江头》等时事诗, 表现了他对前人诗史特指对象的理解。
要之, 诗史一语是杜甫同时代人所提出来的, 原非广义地指杜诗, 其本义是指杜甫在安史之乱前后的时事诗创作;在宋代, 诗史之说被载入正史;在指称上, 经历了从指诗人杜甫到指杜甫诗歌的细微变化;“三吏”“三别”及同类作品, 是诗史的代表作。
二、诗史创作的传承关系
在先唐诗歌创作中, 与“史”发生关系的诗歌创作有史诗、咏史诗和以乐府古题写时事等。它们和诗史创作的关系如何呢?
史诗是一个世界文学范畴的概念, 本是古代民间文学的一种体裁, 是叙述英雄传说或重大历史事件的叙事长诗, 如古希腊荷马叙述特洛伊战争的《伊利亚特》、《奥德赛》, 印度的《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等。中国古代也有史诗, 那就是载入《诗经·大雅》中的系统叙述周部族的传说故事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等。因为是歌咏古史而夹杂传说, 所以与杜甫诗史创作没有太大的关系。
咏史诗是中国古代的一种诗体, “谓览史书, 咏其行事行失, 或自寄情焉。” (《文选》王粲《咏史诗》吕向解题) 最早以“咏史”命题的诗歌出于东汉史学家和文学家班固之手, 魏晋以下继有作者, 而最著名的是左思《咏史诗八首》。咏诗史大体可分两类, 一类是隐括史传、以史为诗的传体, 班固之作即属此类;一类是陈古讽今、以史咏怀的论体, 左思之作即开此体。由于咏史诗创作的素材是史料, 而不是现实生活, 所以与杜甫诗史创作也没有太大的关系。
明人说:“以时事入诗, 自杜少陵始。” (胡震亨《唐音癸签》) 这种说法不尽合于事实。因为在杜甫之前, 已有汉末建安诗人以乐府古题写时事。建安诗人诗歌创作大都受汉乐府的影响, 曹操的成就最为突出。史载曹操爱好音乐, “汉自东京大乱, 绝无金石之乐:乐章亡绝, 不可复知。及魏武平荆州, 获汉雅乐郎河南杜夔能识旧法, 以为军谋祭酒, 使创定雅乐” (《晋书·乐志》) 《蒿里行》从兴兵讨董卓到军阀混战, 展示了一个从义到不义的变化过程, 也就是军阀野心逐渐暴露的过程, 诗的前面部分有历史事件纵的叙述, 后面部分有社会现象横的描绘。前人对此诗的评价是“用乐府题, 叙汉末时事。” (清·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三) 明人锺惺谓此诗“汉末实录, 真诗史也。” (《古诗归》卷七) , 可见在古人心中, 诗史的特征在于“实录”。因为符合这一特征, 所以曹操之作也可称诗史。
曹操而外, 建安诗人以乐府古题叙时事的名篇还有陈琳《饮马长城窟行》王粲《七哀诗》 (西京乱无象) 等。而女诗人蔡琰的《悲愤诗》既是自叙生平的诗, 也是“以时事入诗”之作, 清人沈德潜说:“少陵《奉先咏怀》《北征》等作, 往往似之。” (《古诗源》) 由此可见, 建安诗人以乐府古题写时事, 乃是杜甫诗史创作的不祧之祖。
建安以后, 诗风发生了很大改变, 时事诗的创作后继无人。唐代安史之乱的发生是一个历史契机, 其时, 诗人杜甫继承并发皇了汉魏乐府及建安作家的创作精神, 以满腔热情关注着时事政治, 深入持久地将富有社会意义的重大题材纳入到诗歌创作, “上悯国难, 下痛民穷, 随意立题, 尽脱去前人窠臼” (杨伦《杜诗镜铨》卷五) , 使时事诗创作跃上一个新的台阶, 诗史一词于是成为杜诗的专指。
杜甫时事诗超越古人的主要标志, 主要有三:
一是数量大——除了大量以记叙为主的时事诗, 还有不少抒发时事感慨的抒情诗——“杜少陵子美诗, 多纪当时事, 皆有据依, 世号‘诗史’。” (陈岩肖《庚溪诗话》卷上)
二是形成了自己的写作规范, 首先是形象地实录:“杜诗谓之诗史, 以班班可见当时。至于诗之序事, 亦若史传矣” (李复《潏水集》五) 。其次是重视时间、空间坐标的定位, “或谓诗史者, 有年月地理本末之类, 故名诗史。” (姚宽《西溪丛语》) 浦起龙:“少陵为诗, 不啻少陵自为谱矣。” (《读杜心解》“少陵编年诗目谱”)
三是除了艺术价值而外, 兼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杜甫时事诗信息量很大, 通过深入细致的研究, 可以发现其间蕴涵着许多“史”的信息, 如当时制度、政策方面的重要内容, 比如府兵、徭役制度, 均田、赋税制度等等;又如社会风俗方面的内容, 如陇蜀风俗、夔州风俗、荆湘风俗等等;以及文化史料方面的内容, 比如音乐、舞蹈、绘画和文人活动等等, 涉及到当时社会的诸多方面。而所有这些方面, 都是“善陈时事”的具体表现。
为什么杜甫能成就一代诗史?古今之述备矣。要而言之, 杜甫生逢唐王朝的多事之秋, 既有深切的下层社会生活感受, 又有沉痛的上层政治生活经历, 这使他对国家、政治、社会状况有相当深刻的了解。来自“奉儒守官”、诗人世家的使命感的驱使, 使他拿起笔, 以诗歌纪录了当时上至帝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 大到战区形势、小到村庄情况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既表现了自己特殊、丰富的生活经历, 又展示了社会状况的各个层面, 这就形成了丰富多彩的诗歌内涵, 使作品具有了诗史价值。
在杜甫逝世三十余年后, 白居易提出“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 不为文而作” (《新乐府序》) 、“文章合为时而著, 歌诗合为事而作” (《与元九书》) 的诗歌主张, 在后一名言中, “时”、“事”两字因古代行文的习惯而分作两处, 却是互文, 也可以表述为:文章歌诗合为时事而作。就是在《与元九书》这篇著名的文献中, 白居易标榜杜甫诗歌, 特别提到《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等篇, 以为合于风人之旨。而由元稹、白居易等人为代表的新乐府运动, 便是对杜甫时事诗创作的继承和发展。
三、杜甫诗史的创作历程
如前所述, 诗史特定的涵义是时事诗, 它并非追述过往的历史, 而是纪录正在发生的历史。
纪录正在发生的历史, 在现代有新闻记者, 古代则有史官。而古代史官伺候于皇帝身边, “君举必书, ……左史记言, 右史记事;事为《春秋》, 言为《尚书》。” (《汉书·艺文志》) 史官所纪录的历史大都是帝王将相的活动, 至于社会生活尤其是民生状态的真实纪录是付之阙如的。换言之, 古代史官对正在发生的历史的纪录, 是很有局限的。
杜甫不是史官, 没有史官的义务。碰上“安史之乱”那个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苦难岁月, 他长期行走在事变多发的地区, 由于诗人使命感的驱使, 由于对国家大事、对社会、对现实、对民生有太多的关注, 遂自觉地扮演了一个“记者”的角色, 对时事作及时的纪录甚至是报道——以诗歌为载体。诗史所纪录的历史, 主要是民众的、社会生活的历史。正因为如此, 较之正史, 杜甫诗史表现了一种新的历史观, 是一部形象的社会史, 故往往补史家之阙。
杜甫诗史不仅是写出来的, 更是跑出来的。因为纪录和报道的对象是时事, 就必须深入生活、走近现场, 观察研究社会生活, 关注政治生活中正在发生的重大事件, 通过目击身受, 来调查研究和积累素材, 而投入创作。杜甫时事诗的创作, 多是在作者身处动荡最为剧烈的地域, 乃至出没战区的情况下写作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 他和现代记者、尤其是战地记者的写作情况颇有相似之处, 所创作成的作品自然与众不同。
诗史产生的年代, 大体而言, 以困守长安时代为创作的酝酿期。这十年之间, 杜甫“窃比稷与契”、“致君尧舜上”的理想遭到了黑暗政治的当头棒喝, 从追求到破灭, “穷年忧黎元”成为他一个不解的心结。来自于“业儒”家世的使命感, 使诗人能直面惨淡的人生, 拿起笔来“纪录正在发生的历史”。诗歌在杜甫手中, 成为具有传播优势的一种纪录历史的手段。这个时期所写的《兵车行》和《丽人行》——它们是杜甫较早写作的“即事名篇”的新题乐府, 就是最好的代表。
《兵车行》的写作背景是:玄宗天宝后期, 朝廷一意开边, 边将亦贪功好战, 安禄山在范阳、歌舒翰在陇右、鲜于仲通在南诏, 以及高仙芝对大食, 都发动过不义战争, 与开元时代防御性质的战争不同。这首诗专就征兵一事立题, 集中反映了天宝年间唐王朝发动开边战争所引起的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 具有高度的艺术概括力量。而对这一重大政治军事事件, 诗歌却是通过具体的征兵场面来反映的。作为“道旁过者”的诗人, 不失时机地捕捉到了这一新闻热点, 进行了“现场采访”。“现场采访”虽然是借用现代新闻业务的名词, 但杜甫诗中确有这样的内容。在《兵车行》中, 那个“道旁过者”也就是一个采访者, 被采访的对象是一个年近四十的老兵, 诗歌除了开头几句是作者对环境的描写外, 以下全部是老兵的答话, 可以说整首诗就是一篇征兵现场访谈录。通过访谈, 把记事与记言结合起来, 既写出了唐王朝一意开边给人民带来的惨状, 同时也深刻地揭示出了尖锐的社会矛盾。特别是最后几句, 在访谈中诗人站在历史的高度, 通过对古战场阴森恐怖的描写, 对自古以来穷兵黩武的战争进行了血泪的控诉。这里的鬼哭, 与开篇的人哭遥相呼应, 生动形象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夕社会出现的不祥之兆。
《丽人行》作于天宝十二载 (753) 春天的上巳节。杜甫将他在长安曲江目击到的杨氏兄妹在曲江游春的种种“表演”, 从穿着、吃喝到丑闻, 通过客观描写, 予以曝光, 充分表现出杨氏兄妹炙手可热的权势和荒淫无度的生活, 表现了诗人很深的政治忧虑。诗歌看似客观描写, 但其中深藏着杜甫对国事的关切, 正如浦起龙所说:“无一刺讥语, 描摹处语语刺讥;无一慨叹声, 点逗处声声慨叹。” (《读杜心解》卷二之一) 后世读者从这首诗中, 可以感觉到社会动乱正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玄宗天宝十四载 (755) 十一月, “安史之乱”爆发, 这是唐代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 它的社会影响层面之广, 经历时间之长, 破坏程度之大, 都是其他政治事件所难以企及的。这一事变历时八年, 成为杜甫个人一生中经历惊涛骇浪的时期。至德元载 (756) 五月, 杜甫携家从奉先到白水, 六月潼关失陷后又全家逃难北上, 将妻子儿女安置在鄜州 (今陕西富县) 羌村。七月, 太子李亨在玄宗出逃四川之后即位于灵武 (今宁夏西北) , 是为肃宗, 杜甫立刻离家打算从芦子关辗转北行投奔肃宗, 但途中被安史乱军捉住, 带往已经沦陷的京城长安看管, 在拘留半年多的时间里, 杜甫目睹了安史乱军在长安的种种暴行。757年四月杜甫冒险逃出长安, 仓皇前往肃宗行在陕西凤翔, “麻鞋见天子, 衣袖露两肘” (杜甫《述怀》) , 十分狼狈。接着, 他被任命为朝廷左拾遗 (从八品上) , 但是很快因为疏救宰相房琯而获罪, 几乎被肃宗杀头, 幸得继任宰相张镐等人的缓颊, 才获救复职。长安收复后他到京城供职, 但很快又受到政治清洗, 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 放出京城, 最后在华州弃官。从此, 杜甫再也没有回到过长安, 开始了疏离上层政治而与下层社会紧密联系的生活, 这是他一生中至关重要的转折。
可以说, 在这一时期, 杜甫出生入死。他在这十年间左右走过的地区, 正好是军事冲突激烈、事件频发的地区, 使他有条件成为当时重大社会政治新闻的目击者。许多令人触目惊心的事件就发生在诗人面前, 对他的心灵产生了巨大的震撼。短短四年的生活经历, 尤其是“一岁四行役”的乾元二年 (759) , 杜甫所经历的事变、获取的资讯、感触的悲怆, 胜似平平常常的四十年, 其创作的诗歌200多首, 大部分是杜诗中的杰作。他随时捕捉热点, 以精美的诗歌形式纪录了个人的不幸遭遇和万方多难的重要新闻事件, 及时准确而又生动形象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种种现实, 达到他一生诗歌创作的最高峰, 那些反映时事最为脍炙人口的名篇几乎都产生在这一阶段, 成为人们认识那个时段历史的一面镜子。在长安陷贼期间, 他写了《月夜》《春望》《哀江头》《哀王孙》《悲陈陶》《悲青坂》《塞芦子》等著名诗章;从奔赴凤翔行在到弃官华州期间, 他又写了《彭衙行》《羌村三首》《北征》《洗兵马》《赠卫八处士》等名作。
乾元二年是杜甫时事诗创作取得重大成果的一年, 当年唐军将领郭子仪等九节度使围攻安庆绪于邺城 (相州) 失利, 各自溃归本镇, 郭子仪退守河阳, 洛阳一带临近前线, 形势十分吃紧, 杜甫也匆匆从洛阳返回华州。途中遇到了河南府战时紧急征兵, 诗人耳闻目睹了朝廷为了补充前线兵力, 大肆拉夫征兵, 老百姓遭受了苦不堪言的“兵灾”, 中原大地弥漫着战火硝烟, 回荡着人民凄惨的哭声。杜甫冒险犯难地出入战区, 饱尝战乱之苦。在《兵车行》创作之后, 杜甫似乎已经养成一个创作习惯, 就是实地采访。这一次, 他运用采访所得的第一手材料, 写出了“三吏”“三别”这两组战地新闻式的传世名篇。在战时征兵中, “吏”是国家意志的执行者, 而“别”是由民众来承受的战争所造成的必然结果。以“吏”“别”名篇, 是抓住了社会问题的关纽的。这一组具有报道性质、可补史书阙文的时事诗, 在同时代作家乃至中国古代诗史中是罕见的。
“三吏”围绕“吏”的活动为中心, 以客观描写与记录人物语言相结合的方式, 写出了几个典型事件的报道。如《新安吏》写出了新安县丁男征尽, 县吏只好征发“中男”到前线补充兵力的状况;《潼关吏》写出了士卒在潼关筑城的辛苦, 官吏夸耀城墙的坚固, 诗人及时提出了告诫的情事。在这两首诗中的人物对话, 实际上已是一种访谈, 这一点下文将作专门论述。《石壕吏》则纪录了官吏夜中捉人, 竟然把三子从军、两子战死的一位老妇人带走的事件, 反应之及时, 取材之典型, 记述之简劲, 也是一篇诗体的报道。“三别”与“三吏”略有不同, 作者从民的角度亦即被征人的角度, 采用纯粹记言的形式, 通过主人公之口自道身世, 写出了新婚女子头天晚上结婚第二天早上就被迫送丈夫上前线打仗的痛苦, “子孙阵亡尽”的垂老之人不但得不到抚恤反而又被征调奔赴前线, 而战败归乡的土兵已经家破人亡, 县令还征他到本州服役, 其事之惨痛, 直欲催人泪下。正如清人浦起龙所说, “‘三吏’夹带问答叙事, ‘三别’纯托送者、行者之词” (《读杜心解》) , 这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采用对话形式, 而是诗人用诗歌作时事报道时, 所融入的采访内容。对传统叙事诗对话手法有所继承, 也有所创新, 为中唐诗人的“新乐府”创作树立了榜样, 标志着杜甫诗史在创作上臻于成熟。
乾元二年 (759) 七月, 因为关辅地区饥荒严重, 杜甫迫不得已在华州弃官, 然后拖家带口客居秦州 (甘肃天水) , 辗转同谷 (甘肃成县) , 年底南下成都, 寓居草堂寺。此时仍然干戈不息。特别是蜀中军阀混战, 几乎年年都有战争。先是剑南兵马节度徐知道造反, 杜甫去绵州、梓州避乱, 后来安史之乱结束, 但杜甫仍然回不了成都, 流落阆州、盐亭、汉州、绵州、涪城一带, 直到第二年 (764) 春天, 才携家眷从阆州重回草堂。在此期间, 他用诗歌迅速反映了这些时事政治, 比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警急》《去秋行》《王命》《征夫》《西山》《发阆中》《冬狩行》《天边行》等等, 就是著名的篇什。以后他又离开成都流寓云安、夔州, 即使在一些小诗中也及时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军事事件:“前年渝州杀刺史, 今年开州杀刺史。群盗相随剧虎狼, 食人更肯留妻子?”“殿前兵马虽骁雄, 纵暴略与羌浑同。闻道杀人汉水上, 妇女多在官军中。” (《三绝句》) 这些诗都可以视为诗体的短篇消息报道, “闻道”二字暗示出诗中事实亦出于访谈。最后, 诗人出峡流寓荆湘, 在绝笔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中, 仍然忧念时事, 只不过无力继续报道而已。要之, 从“穷年忧黎元”到“不眠忧战伐”, 杜甫的诗歌创作一直与时事紧密相连, 构成了一部完整的诗史。
比较而言, 用诗歌来反映社会现实, 曹操等建安作家也取得了一定成就, 但是他们身在军中, 是战争的指挥者、参与者, 对现实采取俯视角度, 也就有一定局限。不像杜甫那样长期漂泊、贴近下层、亲临现场、深入寻访, 所以反映的现实显得那样细致、深入、广泛和逼真。
杜甫后来在《峡中览物》诗中说;“忆在潼关诗兴多”。诗中“在潼关”是指乾元二年前后、诗人活动于潼关内外的时期, 诗中提到的“诗兴”, 实际上是指时事诗的创作热情和兴致。
四、杜甫诗史的新闻性及其表现
在上文中我们已用较多笔墨说明, 杜甫时事诗之所以称为诗史, 是因为它纪录正在发生的历史, 属于纪实文学范畴。“纪录正在发生的历史”, 与今人对于新闻的定义——“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 几乎只是一语之转 (当然也有区别) 。而“新闻性”, 正是杜甫时事诗相对于前代和同时诗人悯时伤怀之作的一个显著特点。
杜甫时事诗的新闻性, 具体表现何在呢?通过比较分析不难发现, 杜甫时事诗的新闻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以报道为诗, 这里表现了诗史与史的一个重大区别。首先是, 古代史官是为统治者作纪录, 因而纪录的内容大都为帝王将相的活动, 表现的历史观是统治阶级的历史观。杜甫诗史则是替人民作纪录的, 所谓“民间疾苦, 笔底波澜”, 正是指此。其次, 古代史官纪录的历史属于国家机密, 其解密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因此是不能得到即时传播的。而在唐代, 诗歌是在都市、旗亭、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逐处可见的一种类大众媒体。而运用诗歌来进行人际交流和传播, 也是诗人杜甫的生活习惯、生活方式。即以安史之乱为例, 《羌村三首》中有一段写来访情事, “兵革既未息, 儿童尽东征”二句, 隐隐流露了父老乡亲的来意, 希望从战地归来的杜甫讲一讲战争和时局;接下来两句是“请为父老歌, 艰难愧深情”——请注意, 杜甫在这里为父老们所唱的歌, 决不是娱宾遣兴之歌, 而只能是他自己所写《春望》《哀王孙》《悲陈陶》一类的时事诗, 正因为这样, 才会收到“歌罢仰天叹, 四座泪纵横”的效果。其三, 报道本身则是一种具有很强的主体倾向性的社会行为。这一点在杜甫的时事诗中也表现得相当明显, 以“三吏”“三别”为例, 诗人的倾向性之一是民本倾向, 即从内心深处同情受苦受难的人民;倾向性之二是政治倾向, 站在国家立场上, 诗人又希望人民与统治者保持高度的一致, 同仇敌忾, 共赴时艰。
二是作品有较强的现场感。什么是现场感?所谓现场感, 是指作为事件目击者的诗人, 依据亲身见闻, 逼真地重建事件及其环境, 使受众有身临其境之感。建构现场感, 方法是实录, 而不是艺术概括, 更不是虚构。通过杜诗和汉乐府的一组例子分析, 也许能够简单明了地说明问题:汉乐府中有一首《十五从军征》的诗, 说老兵是“十五从军征, 八十始得归”, 当他“道逢乡里人”, 乡里人居然准确指出了他已经成为坟场的家园, 他回家看到了“兔从狗窦入, 雉从梁上飞”的情景, 接下来有“舂谷持作饭, 采葵持作羹”的情事, 都不合常理、常情。然而诗可以概括, 可以虚构。不过, 这首诗虽然写得很好, 却没有现场感。
而与《十五从军征》内容最为相近的杜诗, 就是前面已经提到的杜甫《兵车行》。这首诗一开始写征兵送行的场面, “车辚辚, 马萧萧, 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 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 哭声直上干云霄”, 场面具体逼真, 就没有“兔从狗窦入, 雉从梁上飞”那种虚构的成分, 而很有“现场感”。诗中“道旁过者”与“行人”交谈的内容也很现实, 如“或从十五北防河, 便至四十西营田”的说法, 也比“十五从军征, 八十始得归”的说法, 要切实得多。其所以如此, 是由于杜甫时事诗创作的最活跃的时期, 诗人大多出没于重大事件发生的现场, 诗歌描写的内容, 是作者亲自得来的第一手材料, 诗人想做的是情景再现, 而不是情景虚构, 从而具有了现场感。
三是诗中融入访谈内容。访谈, 本是借用现代新闻写作的一个术语, 指的是记者为了弄清事实的真相, 对当事人或知情者的采访谈话内容。可见, 访谈之不同于一般文学作品中的“对话”, 就在于这番对话有一个新闻由头, 问方是事实真相的追问者, 而答方是当事人或知情者。如《兵车行》中, 长安地区频繁征兵是新闻由头, “道旁过者”即诗人是事实真相的追问者, 而那个回答问题的“行人”, 则是当事人和知情者。所以他的陈述, 就揭露了当时关中的社会现实;统治者的穷兵黩武, 已造成农田荒芜, 生产力的破坏, 以及国家财政问题等等。其他诗篇, 如《哀王孙》中诗人与王孙的交谈、《新安吏》中诗人与新安吏的问答、《潼关吏》中诗人与潼关吏的问答等等, 也都有新闻由头和对事实的追问及陈述。这些诗中的问答, 既是以弄清事实真相为目的, 重实录而非虚构的, 所以在语言表达上也特别朴质无华。以《新安吏》为例, 开篇的“访谈”内容, 就是围绕为什么征召未成年人、有否文件依据、娃娃兵有否能力卫护王城等一系列问题展开的。基本上用白描, 而不用修辞。
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 由于诗歌与散文体裁不同, 在纳入访谈内容的方式上也就有处理的不同, 简单地说, 杜甫在诗中经常使用的方式是“藏问于答”。为照顾句法与字数限制, 诗人着重写出被访谈者一面之词, 而通过答者之词, 可以推知问者之词。如《新安吏》开篇的“客行新安道, 喧呼闻点兵。借问新安吏, 县小更无丁。府帖昨夜下, 次选中男行。中男绝短小, 何以守王城”几句, 现场情景和访谈内容是:诗人 (记者) 在新安道上, 看到一个奇怪的征兵场面, 入伍的兵士都未成年。诗人 (记者) 不失时机地上前访问新安吏:“贵县为什么征召未成年人?” (此问省略) 新安吏回答, “敝县县小, 更无壮丁可征。”“可有文件依据?” (此问亦省略) “有啊, 府帖昨夜下达, 放宽尺度选征中男。”“中男这样矮小, 怎么守王城呢?”“……” (无言以对, 或答案省略) 。这种写法, 是杜甫时事诗的一个创造, 而在前代诗人 (如曹操等人) 和其同时代诗人 (如李白、高适等人) 笔下很少见到的。
要之, 杜甫在创作时事诗的过程中, 已养成采访当事人的习惯。这是他在创作方法上, 有别于以往和同时代诗人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而对后来以白居易为代表的新乐府作家, 具有垂范的作用。
最后, 杜甫不沿袭古题, 即事名篇, 创作了新题乐府。弃古题而用新题, 看似事小, 实则事大。从汉魏六朝乐府到唐代新乐府, 是中国诗歌史上一次重要的变革。这一变革中最具标志性的事件是:从沿用古题改为创制新题, 代表作家不是别人, 正是杜甫。杜甫以前, 从魏晋南北朝到唐初的文人创作乐府诗, 大体上沿用汉代乐府古题;初唐时代虽有刘希夷等个别诗人尝试另立新题, 但作品内容与时事无关, 而且影响不大。直到杜甫创作了《兵车行》《丽人行》《哀王孙》《悲陈陶》《悲青坂》以及“三吏”“三别”等一大批以乐府体制歌咏时事的诗篇, 才开了唐代文人乐府诗“即事名篇, 无复依傍”的新风气。
那么, 创制新题的本质意义何在呢?我们说, 创制新题不是诗人一时的心血来潮, 而有其深层次的理由。
(一) 汉魏六朝文人沿袭乐府古题的创作, 本有拟作的成分, 如《拟行路难》《自君之出矣》等, 既是拟作, 沿用古题也是顺理成章的事。而杜甫的时事诗纯属原创, 没有必要沿袭古题。
(二) 乐府古题本是歌词的题目, 后来却成为曲调的退称。汉魏六朝文人以古题即曲调名作为诗题, 这种情况有点接近唐宋的“填词”。而杜甫创作时事诗, 只是继承汉魏乐府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和叙事手法, 并不以入乐为目的, 也没有必要沿袭古题。
(三) 汉魏乐府叙事之外, 多抒情之作, 有较强的文学性。而杜甫的时事诗更注重纪实和实录, 较之汉魏乐府, 更具有“新闻性”。在有一点上, “新闻”参照古题的立题办法, 就是简短到一个关键词, 有时加上一个表明体裁的“行”字。正因为简短, 所以它还不能说是新闻标题, 但根据题目上的关键词, 受众仍然能明确无误地辨别其敷陈时事、不同于古题的性质。标题的弃旧从新, 对于时事诗具有革命的意义。
新题乐府较之古题乐府, 有现实贴近性、新闻性和创新性, 它开创了中国古代诗歌一种新的体裁——唐代新乐府, 实际上形成了一种更加接近于“报告”的诗歌类型。到唐宪宗元和年间, 李绅、元稹、白居易等人相为鼓吹, 从事新题乐府的创作, 白居易更从理论上提出“新乐府”的概念, 明确提出了“其辞质而径”、“其事核而实”、“其体顺而肆”等创作原则, 使新乐府的创作成为唐代文人乐府诗的创作主流。
从古题到新题, 在形式上进了一小步, 在内容和手法上却进了一大步。这种进步, 是以杜甫大量创作时事诗为标志的。诗史起了划时代的重要作用, 杜甫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做出了杰出的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