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永璋｜杜甫“吾祖诗冠古”的时代意义

编者按：原文刊载于《杜甫研究学刊》1988年第2期，总第16期。

许永璋（1915-2005），南京大学教授

评述一个诗人或一部诗作，必须置之于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加以全面而系统的考察，而后始能正确地认识其价值与意义。杜甫评价其祖审言之诗云：“吾祖诗冠古”（《赠蜀僧闾邱师兄》） ，即是从我国诗歌发展至初唐时期这一历史阶段来衡量其所作之新贡献。这是以科学标准作出的结论，是极其正确的。但却遭到不少文人的非议，不得不为之一辨。

欲辨明此一问题，先须从评论家对杜审言的讥弹说起。《旧唐书·杜审言传》：

恃才謇傲，甚为时辈所嫉。乾封中，苏味道为天官侍郎，审言预选，试判讫，谓人曰：“苏味道必死。”人问其故，审言曰：“见吾判，即自当羞死矣！”又尝谓人曰：“吾之文章，合得屈、宋作衙官；吾之书迹，合得王羲之北面。”其矜诞如此。

《新唐书·杜审言传》，在所谓“矜诞”方面，除同于旧书外，尚增添如下一段：

审言病甚，宋之问、武平一等省侯何如，答曰：“甚为造化小儿相苦，尚何言？然吾在，久压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见替人”云。

此后，计有功的《唐诗纪事·杜审言小传》、辛文房的《唐才子传·杜审言》等，皆沿袭新、旧《唐书》，亦见其观点之一致。贬抑杜审言，自然也少不了牵连到杜甫。关于此类批评，要数南宋葛立方的言论，较有代表性。葛氏在《韵语阳秋》里评道：

老杜高自称许，有乃祖之风，上书明皇云：“臣之述作，沉郁顿挫，扬雄、枚皋可企及也。”《壮游》诗则自比崔、魏、班、扬，又云：“气劘屈贾垒，目短曹刘墙。”《赠韦左丞》则曰：“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甫以诗雄于世，自比诸人，诚未为过。至“窃比稷与契”则过矣。史称甫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岂自比稷契而然耶？

葛氏之评，其中对杜诗虽略加揄扬，但其主要倾向仍是传统的矜诞谬评的延续。其实，这些谬评都来源于“今不如古”的陈腐观念。如能观念更新，则杜甫在诗赋上的成就，无疑远远超越他的前人。试以杜之《朱凤行》与屈、贾、曹、刘同咏凤凰诗句略加比照，高下自明。屈原：“独不见鸾凤之高翔兮，乃集大皇之野”；贾谊：“凤凰翔于千仞兮，览德辉而下之”；曹植：“神鸾失其俦，还同燕雀居”；刘桢：“凤凰集南岳，徘徊孤竹根。岂不长勤苦，羞与黄雀群”。这都是借鸾凤以抒发其孤高失志之感，杜则以凤凰与百鸟、黄雀、蝼蚁结为同道，而与鸱枭相对立，并与之决斗，其爱国爱民之情欲溢。如此，谓为劘其垒而短其墙，固不为过，不得谓之“高自称许”。至于“窃比稷与契”，尤不为过。稷契乃传说中人物，但取其存心爱民，而杜甫爱民之存心，正是老而弥笃，至死不渝。杜甫之所以说出这些，无非是道出其性情之真，他曾说：“直取性情真。”（《赠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韵》）他可能也意识到说真话不合时宜，所以他又说：“畏人嫌我真”（《暇日小园散病将种秋菜督勒耕牛兼书触目》）。杜诗中用“真”字约有七十余次，可见研究杜诗，应以“真”字为基础。既然证实杜甫存心之真，即可证实其“吾祖诗冠古”的立言之真，以解除历来对乃祖“矜诞”之误解。

如上所述，“吾祖诗冠古”，既已确认其为真言，我们就应研究审言诗在初唐新诗建制中的杰出贡献：

一、律化之经营

诗的律化，是诗的自身发展规律。律化句式，我国古籍中所在多有。《易·系辞》“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书·舜典》“濬哲文明，温恭允塞”，《诗·小雅·伐木》“出自幽谷，迁于乔木”等，皆属对工切，特音韵未尽调谐而已。迨至齐梁，沈约之《四声谱》出，声律学盛行，诗歌日趋规范。五、七言古诗先后律化定型，此种形态，既不同于汉魏的古诗，又不同于唐代的律诗，故世人称之为“新变体”。李世民在齐梁“新变体”的基础上，加以开拓充实，出现了少量的合格律诗。在他的现存诗集中有一特殊现象：所有诗作全部律化，尽管大多数尚未合格，然确已为唐代律诗发展奠定了初基。杜审言继承并发展李世民的律化工作，对初唐诗新体制进行了全面的建设，达到了纯熟精美的境地。他的现存诗集中，虽仅有诗四十三首，但主要体制皆备：五律二十八首，七律三首，七绝三首，五言排律七首。此外尚有五古二首，然皆律化：《南海乱石山作》共十韵，《送和西蕃使》共六韵，只是仄韵平仄未全谐，否则，即为五言排律。此种全部律化的现象，与李世民诗集完全相同。于此，可见其对唐诗律化，卓建殊勋。

二、五律臻于精工宏丽

自齐梁入唐，五律由未定型而成调而精丽。谢眺《晚登兰山还望京邑》：

灞涘望长安，河阳视京县。白日丽飞亮，参差皆可见。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喧鸟复春洲，杂英满芳甸。去矣方滞淫，怀哉罢欢宴。佳期怅何许，泪下如流霰。有情知望乡，谁能鬓不变。

此诗共十四句，而对仗工整者即有八句，虽力求律化，但尚未定型。何逊《与胡兴安夜别》：

居人行转轼，客子暂维舟。念此一筵笑，分为两地愁。露湿寒塘草，月映清淮流。方抱新离恨，独守故园秋。

此诗八句，前六句对仗极工，确已定型，惟未成调（即平仄未能全谐）。李世民“以万几之暇，游息艺文”，使未成调之五律初步成调。其集中完全成调者已有四首：《帝京篇十首之一》《月晦》《秋日二首之二》《三层阁上置音声》。试看《秋日二首之二》：

爽气澄兰沼，秋风动桂林。露凝千片玉，菊散一丛金。日岫高低影，云空点缀阴。蓬瀛不可望，泉石可娱心。

此诗虽已定型而成调，且情词秀发，沉丽高朗，然体制未备，格调未舒。杜审言在世民经营的基业上，进行不懈的拓展与营建，使初唐五律的规范化臻于完善。他的五律共二十八首：其中正格（首句不用韵）；二十四首偏格（首句用韵）四首。四种谱式亦皆齐备：仄起不入韵式二十一首；平起不入韵式三首；仄起入韵式三首；平起入韵式一首。初唐五律之规矩准绳，概见于此。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诗集类》有云：“唐初沈、宋以来，律诗始盛行，然未以平仄失眼为忌。审言诗虽不多，句律极严，无一失粘者。”钟惺《唐诗归》亦云：“初唐诗至必简整矣，畅矣……必简数诗，开诗家整齐平密一派门户，在初唐实亦创作。”王夫之《薑斋诗话》又云：“近体梁、陈已有，至杜审言始叶于度。”可见审言在初唐五律创建之功，世民而后，一人而已。胡应麟云：“初唐五言律，‘独有宦游人’第一。”如此称赞，良非偶然。

三、七律建成之首功

七律的成熟期，迟于五律。其成熟过程，略须追溯。胡应麟云：“杨用修取梁简文、隋王绩、温子昇、陈后主四章为七言律祖，而中皆杂五言，体殊不合。余遍阅六朝，得庾子山‘促柱调絃’、陈子良‘我家吴会’二首，虽音节未甚谐，体实七言律也，而杨不及收。”杨慎取杂有五言之七言诗谓为七言律祖，固非；胡氏得庾、陈二诗以取代杨氏律祖之说，亦非。试看庾信《乌夜啼》：

促柱调絃非子夜，歌声舞态异前溪。御史府中何处宿？洛阳城头那得棲？弹琴蜀郡卓家女，织锦秦川窦氏妻。讵不自惊长泪落，到头啼乌恒夜啼。

此诗除联拗外，尚有句中字拗，音节不谐处甚多。再看陈子良《于塞北春日思归》：

我家吴会青山远，他乡关塞白云深。为许羁愁长下泪，那堪春色更伤心！惊鸟屡飞恒失侣，落花一去不归林。如何此日嗟迟暮，悲来还作白头吟。

此诗音节不谐处尤多，首尾两联音节全同，中两联亦拗，不符七律标准，只是七言诗律化过程中的新变体，如何称得上七言律祖？真正的七言律祖要推李世民的《饯中书侍郎来济》：

暧暧去尘昏灞岸，飞飞轻盖指河梁。云峰衣结千重叶，雪岫花开几树妆。深悲黃鹤孤舟远，独叹青山别路长。聊将分袂沾巾泪，还用持添离席觞。

此诗，《全唐诗》编者在诗题下注云：“一作宋之问诗，非。”编诗者已排除宋作之可能性，是极其正确的。来济升迁中书侍郎虽在高宗永徽二年，然其受信任则在太宗朝。此诗称中书侍郎，殆后人编诗时改中书舍人为中书侍郎。殁后称其最高官爵，是常见的事。且来济已于龙朔二年（662）战突厥阵亡，而宋之问于上元二年（675）始举进士，是来济殁后十三年之事，彼此年龄悬殊甚大，不可能有如此庄严的祖饯活动。诗既为世民之作，则其时代价值，自不可等闲视之。它是七言新变体的发展而至于成熟阶段：诗之前四句音节全谐，后四句亦每联皆谐。在此之前，未见有如此成熟之七言律。七言律祖，舍此其谁！世民虽建成七首律的体制，然尚属初阶，审言既步其初阶，作《春日京中有怀》：

今年游寓独游秦，愁思看春不当春。上林苑里花徒发，细柳营前叶漫新。公子南桥应尽兴，将军西第几留宾！寄语洛城风景道：明年春色倍还人。

此诗首尾四句皆谐，中四句每联亦谐，与世民诗相仿佛。审言复在此基础上建成正体二首。其一《守岁侍宴应制》：

季冬除夜接新年，帝子王孙捧御筵。宫阙星河低拂树，殿廷灯烛上熏天。弹弦奏节梅风入，对局探钩柏酒传。欲向正元歌万寿，暂留欢赏寄春前。

其二《大酺》：

毗陵震泽九州通，士女欢娱万国同。伐鼓撞钟惊海上，新妆袨服照江东。梅花落处疑残雪，柳叶开时任好风。火德云官逢道泰，天长日久属年丰。

此二诗，不仅音节全谐，而且每联皆对，标明了七言律已正式进入成熟期。胡应麟谓此二诗“皆极高华雄整”，可见其形神兼备。胡氏又云：“初唐无七言律，五言亦未超然。二体之妙，审言实为首倡。”盖审言缵世民之绪，使五、七言律由定型、定调而臻于妙境。《唐诗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在简介杜审言时云：“他的五言律诗已达到成熟境地，七言律诗平仄还不完全调谐，如《春日京中有怀》便有点象当时七言古诗的截取或压缩。”殊欠考虑。审言之完全调谐的《守岁侍宴应制》及《大酺》二律，竟略而不提，尤为失察。

四、排律巨制之冠时

所谓排律，一般是指五言排律而言。七言排律，创自杜甫，仅有八篇，且非佳构，唐代作者不多，聊备一格。这里需要追溯一下五排的渊源。早在梁、陈时期，阴铿有一首《安乐宫》诗：

新宫实壮哉，云里望楼台。迢递翔鹍仰，联翩贺燕来。重檐寒雾宿，丹井夏莲开。砌石披新锦，雕梁画早梅。欲知安乐盛，歌管杂尘埃。

胡应麟评云：“气象庄严，格调鸿整；平头上尾，八病咸除；切响浮声，五音并协，实百代近体之祖。”谓为“近体之祖”，似无不可，然尚未构成五排定式。此诗仅十句，而最短的五排，须三个音节单元组成，也就是至少需要十二句。李世民苦心经营，规模初具。其《登三台言志》：

未央初壮汉，阿房昔侈秦。在危犹骋丽，居奢遂役人。岂如家四海，目宇罄朝轮。扇天裁户旧，砌地剪基断。引月擎宵桂，飘云逼曙鳞。露除光炫玉，霜阙映雕银。舞接花梁燕，歌迎鸟路尘。镜池波太液，庄苑丽宜春。作异甘泉日，停非路寝辰。念劳惭逸已，居旷返劳神。所欣成大厦，宏材佇渭滨。

此诗长达二十二句，其中接连七联属对工整，音节调协，实为创始时之佳构，其规模之宏伟，远逸阴铿。惟尚有四联音节失调，对仗亦偶有欠工处，称为五排初祖尚可，未堪正始。审言继世民创建五排未竟志业，惨淡经营，以底于成。观其仅有的两首五古（一为十韵，一为六韵）基本律化的现象，即可察其将五古过渡到五排的痕迹。他创作五排共七首：六韵者二首，八韵者一首；十韵者二首；二十韵者一首；四十韵者一首，皆排比铺除，声韵合度，成为五排的典则，尤以四十韵的《和李大夫嗣真奉使存抚河东》一首雄于一代。诗曰：

六位乾坤动，三微历数迁。讴歌移火德，图谶在金天。子月开阶统，房星受命年。祯符龙马出，宝箓风凰传。地即交风雨，都仍卜涧瀍。明堂惟御极，清庙乃尊先。不宰神功运，无为大象悬。八荒平物土，四海接人烟。已属群生泰，犹言至道偏。玺书傍问俗，旌节近推贤。秩比司空位，官临御史员。雄词执刀笔，直谏罢楼船。国有大臣器，朝加小会筵。將行备礼乐，送别仰神仙。城阙周京转，关河陕服连。稍观汾水曲，俄指绛台前。姑射聊长望，平阳遂宛然。舜耕余草木，禹凿旧山川。昔出诸侯上，无何霸业全。中军扫战敌，外府绝兵权。隐隐帝乡远，瞻瞻肃命虔。西河偃风俗，东壁壮星躔。井邑粉榆社，陵园松柏田。荣光睛掩代，佳气晓侵燕。雨霈鸿私涤，风行睿旨宣。茕嫠访疾苦，屠钓采贞坚。人乐逢刑措，时康洽赏延。赐逾秦氏级，恩倍汉家钱。拥传咸翘首，称觞竞比肩。拜迎弥道路，舞咏溢郊尘。杀气西衡白，穷阴北土玄。飞霜遥渡海，残月迥临边。缅邈朝廷问，周流物塞旋。兴来探马策，俊发抱龙泉。学总八千卷，文倾三百满。澄清得使者，作颂有人焉。莫以崇班阂，而云胜托捐。伟材何磊落，陋质几翩翾。江海宁为让，巴渝辄自牵。一闻歌圣道，助曲和陶甄。

这篇排律，诚所谓“独出冠时”。我们不妨从下列三方面来进行考察。

1.宏篇巨制，远轶前古，度越时贤：在他之前，阴铿《安乐宫》，尚未成格；李世民《登三台言志》亦仅初具规模；其同时之宋之问《谒禹庙》，仅二十韵；杨炯《和刘长史答十九兄》，二十五韵；骆宾王《久戍边城有怀京邑》，三十八韵，结构平板，且有不合律处；沈佺期《答魑魅代书寄家人》；虽有四十八韵，然平仄未谐，不合律处颇多，不足谓为排律。《杜审言诗注·前言》中谓：“刘允济写有一首长达四十八韵的排律”，明显失误。所谓刘允济的长律，系指《经庐岳回望江州想洛川有作》，虽四十八韵，全篇亦多对偶句，然皆仄韵，且平仄失调，决不能称之为排律，只能是五言古诗在律化进程中的产物，不足与审言的“嗣真作”相提并论。审言之两首五言古诗，亦可看出明显的律化痕迹，特刘允济乃律化而未成。

2、构思结撰，从容中矩，精美绝伦：考察此一问题，须以杜甫在《八哀诗》中代述李邕之评语为准矱。其云：“例及吾家诗，旷怀扫氛翳。慷慨嗣真作，咨嗟玉山桂。钟律俨高悬。鲲鲸喷迢递。”六句，分三层论述：首先通论审言之诗。“吾家诗”，言其祖孙丕显丕承成就其传统诗歌家法，而为唐诗律法之楷模。“旷怀扫氛翳”，言其胸襟豁达，脱弃拘束。审言生当唐帝国第二次宫廷政变之际，对于武则天称帝，封建文人无不责其“夺攘神器，秽亵皇居”（《旧唐书·则天皇后本纪》赞语）惟审言独从国是出发，对新朝备极赞扬，所谓“六位乾坤动，三微历数迁”，承认武周为正统。“不宰神功运，无为大象悬”，颂扬武氏治国有道；“八荒平物土，四海接人烟”，称颂国泰民安的昇平景象。“已属群生泰，犹言至道偏”，此正言朝廷不满足于太平现状，犹恐德泽未遍，但亦寓有指责时议昧于现实而徒以“牝鸡司晨”为大逆不道；“玺书傍问俗，旌节近推贤”此言武氏遍访民情风俗，推拔贤良。如此颂扬，实武氏政绩之实录。《旧唐书·高宗本纪赞》：“籍文鸿业，仅保余位。封岱礼天，其德不类。伏戎于寝，构堂终坠。自蕴祸胎，邦国珍瘁”。可见高宗德薄能鲜，致唐室于衰微。武氏临朝称制，气象一新。《旧唐书·则天皇后本纪》史臣曰：“……然犹泛延谠议，时礼正人，初虽牝鸡司晨，终能复子明辟，飞语辩元忠之罪，善言慰人杰之心，尊时宪而抑幸臣，听忠言而诛酷吏。”虽诋毁不遗余力，然不得不承认其开明政治。审言讴歌武氏新朝，良以其思想先进，殊于恒人，正是“旷怀扫氛翳”的具体表现。有如此旷怀，始能诞此宏篇。其次特美所和嗣真之作。“慷慨”，承上句“旷怀”，言其胸襟浩荡而成此佳章。《抱朴子·擢才》：“贾谊慷慨，怀经国之术。”此盖师其意而许“嗣真作”为经国之文。“咨嗟”，用《后汉书·延笃传》：“又徙京兆尹，……郡中欢爱，三辅咨嗟焉”的典故，以表反复赞叹之意，即许“嗣真作”为“玉山桂”，且赞叹不已。“玉山”，盖喻唐初诗坛，而“桂”秀拔其上，摇曳生姿，芬芳四溢，非绝世之作，孰能当此！末赞其声之和雅，势之强壮。“钟律”， 即黄钟之律，本是十二律之一，声调最为洪大响亮。《礼·月令》仲冬之月：“其日壬癸……其音羽，律中黄钟。”《注》：“黄钟者，律之始也。”此以“钟律”誉审言诗遣词皆中律，且为排律正始之作。而钟律之俨然高悬，则可见其超轶于群伦之上而闻其时代强音。“鲲鲸喷迢递”，可验诸其首联“六位乾坤动，三微历数迁”之涵盖乾坤，包孕万有；尾联“一闻歌圣道，助曲和陶甄”之鲲鲸掣海，恣肆汪洋。这就是杜甫所追求掣鲸鱼于碧海的格局。如此气魄，实前古所未有。

3、诗品高洁，词藻富赡：通常唱酬之作，总是好堆砌藻绘，妆点谀词，致使诗情泛泛，诗格卑卑。审言斯篇则不然，它将国运之复兴、贤才之拔用、志士之效忠、国泰而民安等冶于爱国熔炉之中，构成艺术整体，激动人心。而在与嗣真酬答之间，虽地位悬殊，但绝无乞怜之意，却充满互勉之情，诗品人品，俱见于此。至于遣词，全符韵律，一韵到底，绝无重韵，篇中虽有少数同字，亦各赋予共特性，如：“三微历数迁”与“文候三百篇”之“三”字虽重出，但一为古历法专用词，一为专用书名。二“八”字、二“人”字，亦皆字同而义异，在长篇排律中，自是常则，无玷于白圭。他如对仗工切而灵动，运笔纵态而入理，皆长律中之难能可贵者。经过以上的考察，益觉邕之言然。可见是篇之于初唐，亦犹杜甫《秋日夔府咏怀一百韵》之特立于大历年间。谓是篇为“冠古”，谁曰不宜！

五、七言绝句之示范

    五绝源于短古，汉、魏诗中不可胜数；七绝本为七言短歌之变，至唐始律化而定型，盖晚于七律，亦为唐诗之新体制。审言之七言绝，仅有三首，一是《赠苏绾书记》：

识君书记本翩翩，为许从戎赴朔边。红粉楼中应计日，燕支山下莫经年。

首二句作铺垫，末二句突出一点：劝苏绾速归。妙在不说勉苏绾从戎速战凯旋，偏从佳人妆楼颙望着笔，情韵欲流，而勖勉之意自在其中。此诗在结构上为散起对结格。二是《渡湘江》：

迟日园林悲昔游，今春花鸟作边愁。独怜京国人南窜，不似湘江水北流。

首二句用对仗撑开时间的流程，展示今昔悲欢之感；末二句亦用对仗拓开辽阔的空间，发抒“水北流”“人南窜”的流放之悲。此诗为对起对结格。三是《戏赠赵使君美人》：

红粉青蛾映楚云，桃花马上石榴裙。罗敷独向东方去，谩学他家作使君。

首二句摹出美人的绝代丰姿；末二句以赵使君比《陌上桑》中之使君，以衬托美人“迷阳城、惑下蔡”之魅力，从戏谑中见讽意，亦即寓庄于谐的表现手法，耐人寻味。此诗为散起散结格。此三诗素为论家所赞扬，胡应麟云：“初唐五言绝，子安诸作已入妙境。七言初变梁、陈，韵度尚乏。惟杜审言《渡湘江》、《赠苏绾》 二首，结皆作对，而工致天然，风味可掬。”此仅就工致与风味着眼，固是此诗的艺术特色：其实，此三诗的格局，已为唐代之七言绝伐山导源，为后世模。

此外，《赋得妾薄命》，系以乐府旧题，谱写五律新章，实有推腐致新之功。《和韦承庆过义阳公主山池五首》，亦为五律连章结构之先导。杜甫“即事名篇”之新乐府，《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等连章诗后先辉映，则诒厥孙谋、绳其祖武之迹，昭然可睹。

综上诸端，可知杜审言在唐诗新体制建设方面，卓著勋勤，其艺术造诣，确已达到初唐诗坛艺术顶峰。当其辛勤营造时，时刻向往着顶峰；当其登上顶峰时，很自然地会产生“小天下”“众山小”的成功的喜悦。其衙官屈、宋，不仅在情理之中，且亦未出法度之外；文学发展规律，虽非扶摇直上，但后之胜前，乃总趋势之必然。屈、宋既可方驾与之并驱，亦可呼之而备于我。杜甫之气劘屈、贾，目短曹、刘，正是这种趋势的反顾作用。其藐视苏味道，观其《赠苏味道》诗，二人情好绸缪，盖“前言戏之耳。”至于久压宋（之问），武（平一），是审言与之问、平一对话的记录，欲验斯言之是否“矜诞”，要视之问与平一二人之反应如何而定。宋之问《祭杜学士审言文》略谓：

惟灵昭昭，度越诸子。言必得俊，意常通理。其含润也，若和风欲曙，摇露气于春林；其秉艳也，如凉雨半睛，悬日光于秋水。众辙同遵者摈落，群心不际者深拟。人也不幸而则亡，名兮可大而不死。

摘此一段，即可见之问对审言之崇仰：赞其品第，“度越诸子”；赞其文采，如“春林”摇露、“秋水”含光；赞其特立独行，“摈落”“众辙”；更悼其人之云亡，名大而不死。武平一于审言卒时上表云：

审言誉郁中朝，文高前列，是以升荣粉署，擢秀兰台。往以微瑕，久以远谪。陛下膺图玉扆，下制金门，收贾谊于长沙，返蔡邕于左校。审言获登文馆，予奉属车，未献长卿之辞，遽启元瑜之悼。臣等积薪增愧，焚芝盈感，伏乞恩加朱绂，宠及幽泉，假饰终之仪，举哀荣之典，庶弊帷莫弃，坠履无遗。

情词如此恳挚，足见其推服之诚。之问、平一既如此推服崇仰，益征审言待人之诚，出言之真。不料后之好事者，却以伪诈之心，度真诚之腹，凭空构想，耸以危言，厚诬昔贤，欺蒙幼学，征诸事实，幻若云烟。尝记孔子困于匡时曾曰：“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孟子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共谁也！”（《孟子·公孙丑下》）孔孟之言，若与审言之言相较，大小自殊天壤，然从未闻有“矜诞”或“高自称许”之讥，何厚古薄今而至于此极！

总之，杜甫“吾祖诗冠古”，是根于真性情，融入真事物，发为真语言，道出了乃祖诗歌的时代真意义。一句诗，将祖孙二人性情之真与艺术之真连接起来，形成了唐诗新体制的光辉成就的主流。

从表象上看，一句诗，几句话，乃微不足道之细节，但实质上，关系到对人品之高下、艺术之真伪、时代之特征的鉴衡。无论是知人论世，或论世知人，皆于隐微处发轫。特为一辨，小中见大，倘亦有裨于唐诗之研究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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