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为什么选择杜甫(上)
编者按:原文刊载于《杜甫研究学刊》2018年第1期,总第135期。
刘跃进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 博士生导师
唐代三百年,也就是七、八、九这三个世纪,是中国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而八世纪中叶,又是黄金时代最耀眼的一章,以李白、杜甫为杰出代表的唐代许多第一流的诗人相继登上诗坛,笼括宇宙,笔削山岳,盛极一时。李白功在承先,将六朝遗风暂告一段落;杜甫功在启后,影响遍及中晚唐,遥导宋诗的先河。
相对于李白生前名满天下而言,杜甫则不为世人所重,默默无闻地度过他五十九岁年华。杜甫(712-770),字子美。祖籍襄阳,生于巩县。因郡望京兆杜陵,故自称杜陵布衣、杜陵野老、杜陵野客。困居长安时,曾居住在城南少陵塬,自称少陵野老,世称“杜少陵”。唐肃宗时曾任左拾遗,人称“杜拾遗”。在成都严武幕府曾任节度参谋、检校尚书工部员外郎,又称“杜工部”。他一生飘零,备尝苦难。临死之际,他作《南征》诗云:“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偶题》又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声岂浪垂”。诗人在政治上绝望之际,便把全身心都投入到诗歌创作之中。杜甫的创作成就,与他的个人遭遇密切相关,更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密切相关。
杜甫进入文学史,经历了曲折的过程。诗人谢世四十三年后唐宪宗元和八年(813),杜甫嫡孙杜嗣业迎杜甫灵柩回到偃师,葬于首阳山下,陪伴他的远祖杜预、祖父杜审言,并请元稹作《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说杜甫“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专。”中唐大诗人韩愈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将李杜并称。晚唐孟棨《本事诗》称杜诗为“诗史”,说杜甫的诗歌既反映了唐代历史的发展,同时反映了个人生活的历史。宋代江西诗派,推崇一祖三宗,一祖就是杜甫。明代杨慎,首次使用了“诗圣”这个概念称赞杜甫。
在历史的天平上,杜诗的价值得到最准确的反映。
一、杜甫的自信与自卑
杜甫对自己的才华充满自信。这缘于四个方面:一是远祖的武功儒术,二是祖父的文学传统,三是皇室的姻亲血脉,四是盛唐的豪迈自信。
杜甫的十三世祖是杜预,为西晋名将,人称杜武库。741年,杜甫在杜预坟墓所在地首阳山下居住,作《祭远祖当阳君文》,引以为自豪。晚年漂泊荆楚,他时常想到杜预,曾说:“吾家碑不昧”,指杜预刻两方碑,一沉万山之下,一立砚山之上,无论天地怎样变化,名声可以不朽。杜预又是著名的史学家,自称有“左传癖”。其所注《左传》至今流传,是研读《左传》的必读著作。
杜甫曾祖曾任巩县令,祖父杜审言是初唐诗人,他的作品较多地抒写了他客游之情,有一些比较清新的句子。如代表作《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起句就颇有气势:“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独”字,“偏”字下得不同凡俗。《文选》载殷仲文诗“独有清秋日”,《薛元超墓志》记载薛元超八岁作《咏竹诗》:“别有邻人笛,偏伤怀旧情。”就有异曲同工之妙。“物候新”,即节候变化。正如陶渊明诗所说:“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夕永”。物候新,即感悟到季节的变化。“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是传诵一时的名句,说梅柳一过江就像换了春妆似的。杜审言一如杜预,对自己也非常自信,说“吾文章当得屈宋作衙官,吾笔当得王羲之北面。”(胡璩《谭宾录》)杜甫也继承了杜家自负的传统,说“诗是吾家事”“吾祖诗冠古”。
据张说《赠陈州刺史义阳王神道碑》推断,杜甫的外祖母是唐太宗第十子李慎的次子义阳王李琮与周氏的女儿,外祖父的母亲是高祖第十八子舒王李元名的女儿。近年,根据《大唐故临川郡长公主墓志铭并序》等新资料,还有学者推断,杜甫的高外祖母,很可能就是临川公主。总之,杜甫的身上,还流淌着李唐王朝的皇族血脉。照此来看,他的家国情怀,他的忠君爱国,并非空穴来风,不仅源于个人的际遇,也与其皇室血缘有着某种关联。他自称“奉儒守官,未坠素业”。所谓“素业”,即素王功业,显然是以恪守儒家道统自居的。他诗歌所表达的情感,常以家国为一体,如“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巾”,“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等等,以致后人有“一饭未尝忘君”的感慨。
诗人出生这一年的七月,唐玄宗李隆基即位为帝,翌年改年号为开元元年。诗人一生经历了唐玄宗、肃宗、代宗三代皇帝。
杜甫自幼失母,“少小多病”,寄在姑母家,与姑母的儿子同染疾病,姑母的儿子病死,后来人们告诉他这段悲剧,成为他心灵的沉重负担。后来,他这段经历写进《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中。这让人感到,杜甫在生活的开端便染上悲剧色彩。好在他生活在一个健康的时代、一个充满着生机的时代。诗人晚年写下大量的诗歌回忆幼年的生活,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第一手资料。他五十五岁流寓西南时,身经战乱,白发苍苍,作《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在序中,他回忆六岁看公孙大娘舞剑,竟留下终身难忘的印象。这一方面说明公孙大娘技艺高超,另一方面也说明诗人自孩提时代就有很好的艺术感受力,为他后来成为一代文豪奠定坚实基础。他说自己七岁就会作诗:“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壮游》)。《进赋表》也说:“臣幸赖先臣绪业,自七岁所缀诗笔,向四十载矣,约千有馀篇。”
杜甫十四、五岁即与名人交往,《壮游》:“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得到时人赏识。从二十岁起,他用了将近十年的时间开始江南的漫游生活。唐代诗人自来就有一种漫游之风。李白说:“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剑去国,辞亲远游”。远游,不外乎给自己寻找生活的出路,结交名人,扩大名声,然后再去应考。我们知道,魏晋南北朝时期奉行的是一种门阀制度,不看才能,只凭门荫,以至于“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我们读左思与鲍照的诗歌,如“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自古圣贤皆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等等,不难理解当时下层文人对于这种制度的极度失望。唐太宗恢复科举制度,拆除士族门荫相袭为官的阶梯,为中小地主阶级出身的文人打开仕进的门路,影响极为久远。当时考试科目很多,最主要的有两科,一是明经科,二是进士科。当时有所谓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说明进士考试最难。进士科以诗赋取士,能否及第,主考官的态度至关重要。所以,进士备考,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漫游南北,投诗献赋,借此积攒声誉。朱庆余《闺意长上张水部》:“昨夜洞房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仅仅就“闺意”而言,此诗已经写得相当动人。然而它的本意还不在此,作者是想通过“闺意”来试探自己能否考中,这就象新婚女子一样,如果能得到公婆的喜爱,那就平安无事。作为一个举子,如果能够被主考官欣赏,则前程无限。作为主考官,张籍的答诗也颇为巧妙:“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时人贵,一曲菱歌敌万金。”因为朱庆余是绍兴人,故将他比喻成“越女”。朱庆余是幸运的。唐代每年的进士考试中者廖廖,而多数是名落孙山。许多文人为此患得患失,白首考场。贾岛作诗以苦吟出名,他两句得意之作:“独行潭衣影,数息树边身。”他接着自注道:“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他所写的“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是“推”好,还是“敲”好,他与韩愈更有一番绝妙的理解。这样用功的人,科举的路上却不顺利。《下第诗》说:“下第唯空囊,如何住帝乡。杏园啼百舌,谁醉在花傍。泪落故山远,病来春草长。”裴晋公于兴化里凿池起台榭,贾岛方下第怨愤,题诗亭中云:“破却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种蔷薇。蔷薇花落秋风后,荆棘满亭君始知。”其对于主考官之怨愤之情,溢于言表。孟郊一生穷愁潦倒,故作诗称:“食荠肠亦苦,强歌声无欢。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进士考试,多次不第。其《下第诗》说:“弃置复弃置,情如刀剑伤。”又《再下第》诗:“一夕九起嗟,梦知不到家。两度长安陌,空将泪见花。”由于经历了这种极端的困苦,所以,当他年过半百,终于考中进士后,其得意非凡的心情真是难以言表,故而写下著名的《登科后》诗:“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郊寒岛瘦”,可以说是唐代绝大多数诗人科举境遇的一个缩影。
杜甫也走着和其他诗人相同的道路。他登临山川,结交名士,开阔眼界,增长见识。江南的漫游生活给诗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江南是南朝故地,在金陵他看到了顾恺之画的维摩诘像,“虎头金粟影,神妙独难忘”。可见,唐代诗人是祖国秀丽的山川和悠久的历史哺育起来的。
二十四岁这年,诗人去洛阳参加进士考试,几乎没有悬念而落第。这在当时很正常,杜甫并未在意,又开始北方的漫游生活,“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壮游》)。现存最早最有名的诗便是这时所写的《望岳》: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这是写东岳泰山。岱宗句,即谓群山之首。齐鲁句,总写泰山。齐鲁是春秋时古代诸侯国名,以泰山为界分为一南一北。此句既有地理意义,又有历史意义;既有空间含义,又有时间的含义。但是,历史的意义和时间的含义是在暗中交待出来的,是暗写;空间的地理位置是明写。“青”既表示颜色,更表示生机,这是给泰山敷色:山岩布满青色,充满生机,由山下望去,一片苍翠,生机勃勃。“未了”,即延伸无尽之意,用在时间与历史方面,说明古往今来泰山永远是青色苍茫。读至此,永恒的感觉产生了。同时庄重的感觉也产生了。写泰山的高大,古老而充满生机,这是从大处下笔,十字中,尤以后五字为重要,内容重,分量大,前五字是铺垫,用轻松的散文句式开头。如果无后五字,简直不成诗。“造化”句是说,大自然把天地间一切灵淑之气都凝聚在泰山之中。这是给泰山传神,写泰山之美。“阴阳”句紧接着写泰山高大,竟能把日光挡住,割成南阳北阴。《水经注》写山之高大:“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只写出山阴的一面。杜诗则写出两面。这是用大手笔给泰山赋形。前四句重在写景、述志,后四句抒写诗人自身感受,看山使人心胸开阔,使人眼界高远:“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写的是眼中所见,是浮动的层云,是飞翔的归鸟,但写云写鸟,仍然是在写泰山,给泰山作动态的装点。诗人将自然景物人格化,似乎高山也可以灵动飞翔。结尾二句跳出看山,翻出新意,由看山想到登山。孟子说:“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王之涣诗:“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杜甫这两句诗,极富哲理意味,展现盛唐气象。
天宝三载(744),诗人三十三岁,在洛阳与李白相会,不久又结识高适。三人相善,登高赋诗。《遣怀》:“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翌年在济南又与李邕相识,作《陪李北海宴历下亭》,称“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这一时期,他与众多诗人饮酒射猎,充满了豪迈的气势。江南北国的风景,他饱览无余,这是他一生最为快意的时期。
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进入长安之后,他的这种豪迈与自信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挫折。
天宝五载(746),诗人三十五岁,满怀着理想和抱负进入长安。第二年,他便赶上一场特殊考试:唐玄宗下令,凡有一艺者皆可入选,目的是广开才路。奸相李林甫口蜜腹剑,暗中不许一人入选,然后上贺表称“野无遗贤”,既夸奖自己,又骗了皇帝,以为贤人尽在朝廷。杜甫就是这次被骗的一个。后来他在《奉赠鲜于仲通二十韵》中说“破胆遭前政,阴谋独秉钧。微生沾忌刻,万事益酸辛”。按理说,既然已经看透了这里的阴谋,他应当明智地激流勇退,因为这次被骗的还不只是他一人。比如另一著名诗人元结也在受害之列,他此后离开京城,并且不断地作诗写文,抨击时政,怒斥流俗。杜甫则不然,依然坚守长安,寻找一切可能的机会。投诗献赋,争取皇帝及显贵的征召和重视,这是杜甫的首选。
天宝十载(751)春,诗人四十岁,应诏上《三大礼赋》(《朝献太清宫赋》《朝享太庙赋》《有事于南郊赋》),竟感动皇帝,让他待制集贤院,“委学官试文章”(《进封西岳赋表》)。可是,考试以后并无下文。《述怀》说“我,弃物也。四十无位”,只能流落京城,“卖药都市,寄食友朋”。《敬赠郑谏议十韵》自叙沦落之苦,希望得到援引。特别是《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说得更为凄苦:“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他曾绝望地对同学说,仕进已无希望,他只有继承祖父的名声,努力作诗。
在天宝十三载(754),诗人四十三岁,作《醉时歌》:“诸公衮衮登台省,广文先生官独冷。甲弟纷纷厌粱肉,广文先生饭不足。”说是替郑虔鸣不平,实际上句句说自己。为了得到提携重用,他给张垍、鲜于仲通等人频频献诗,颂扬他们的功德,述说自己的抱负才学,最后说到自己的窘况,说出投诗的本意,说得可怜又迫切。这两个人在长安虽握有重权,但是名声很是不好。鲜于仲通原本是四川的土财主,曾搭救过杨国忠;杨国忠做宰相后,请他来作京兆尹。这是有目共睹的。为了生存,杜甫硬着头皮说些违心的奉承话。我们为杜甫的不得已而感到心酸、难过,诗人对此也很后悔。一个正直的人做了一件错事,发现后总是耿耿于怀。在十年后将要离开长安时,诗人回顾这段生活说,“以兹悟生理,独耻事干谒”。
生活的实践是人类取得认识的基础。长安十年的困顿生活,使他怀有一肚子的心酸。他说:“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甚至他还悲愤地说:“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不须闻此意惨怆,生前相遇且衔杯。”但是,喝酒又如何能消愁呢?在《乐游园歌》中说:“却忆年年人醉时,只今未醉已先悲”。饥寒交迫,穷愁潦倒,对于那些帮助过自己的穷朋友,相濡以沫,感情极为真挚。一次大病三月,穷朋友王倚破费请诗人吃饭,杜甫作长诗表示谢意,读后实在令人心酸:“但使残年饱吃饭,只愿无事长相见”。白话句式,饱含辛酸,那是发自肺腑的求生的呼声,是他饥寒交迫生活的真实写照。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曾写道:“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鲁迅有过这样的经历,所以,他告诫世人,读懂他的文章,也需要有一定的阅历。杜甫也有过这样的经历。要想深入理解杜甫,我们也要有一定的人生阅历和知识储备。正是这种困顿的经历磨练了诗人,也教育了诗人。杜甫从此走向成熟。他的诗风,也由过去那种轻松豪迈的情调,转为沉郁顿挫,随时敏捷。
二、杜甫的沉郁与顿挫
杜甫《进三大礼赋表》称:“臣之述作,虽不足以鼓吹六经,先鸣数子,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扬雄、枚皋之流,庶可跂及也。”沉郁,是指诗的内容而言;顿挫,是指诗的形式而言。《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堪称代表。
杜甫来到长安第九年的秋天,连续六十天秋雨,物价暴涨,生活极其艰辛。诗人只好把妻小送到奉先县(今陕西蒲城)寄居。第二年,也就是天宝十四载(755),授河西县尉,他未到任。改就右卫率府兵曹参军,看守兵甲器杖,正八品下。他决定受职。这年的十一月,诗人离开长安到奉先县看望妻子。夜里出发,寒冷异常。一路上回味着十年来的苦辛,刚来时,自比稷契,如今理想落空,他觉得自己像是倾向太阳的葵藿,本性不移(“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那“太阳”呢?走到骊山下,天已破晓,而唐玄宗还在骊山华清池歌舞声色。诗人感到:“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回到家中才又知道未满周岁的幼儿刚刚饿死,邻居都觉得可怜,作为父亲的哪能不悲哀呢?但是诗人的悲哀还不仅如此。他想,自己还享有特权,既不交租税,也不必服役,如今世界上还不知有多少穷苦无归与长年远戍的人,他们的苦比自己多千万倍。于是诗人写下著名的长诗《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按照仇兆鳌的理解,全诗分为三个部分:开篇“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至“沉饮聊自适,放歌破愁绝”为第一部分,从咏怀叙起,自述生平大志。这里的关键辞是前面已经提到的“以兹悟生理,独耻事干谒”两句。从“岁暮百草零,疾风高冈裂”到“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为第二部分,自述途中所见之事。从“北辕就泾渭,官渡又改辙”至结尾为第三部分。作者以写实的笔触,把大唐帝国由盛而衰的内在缘由深刻地揭示出来,也把自己对长安的爱恨情绪形象地渲染出来。
长安,作为当时东方第一大都市,长安是当时士人心目中的圣地,是他们渴望建功立业的天堂,也是他们的创作走向成熟的地方。陈子昂初入长安,做足宣传,当众摔碎价值不菲的古琴,然后把自己的诗集分发围观者。一日之间,名传京城。李白、杜甫初入长安,也是如此自负。一个高唱“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一个“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自视都很高,但是,两人又都在长安都碰了一鼻子灰,一个被“赐金放还”,一个在京城困顿长达十年之久。他们被排挤出长安时,大都有诗歌记录他们在长安的所遇所感。《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就是诗人长安十年刻骨铭心的记忆,是沉郁顿挫风格的典型代表。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也是这样的作品。他写的是“梦游”,反映的是现实。但梦境终究要成为过去。“忽魂悸以魄动,恍惊起而长嗟。惟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由此,诗人感叹道:“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这几句包含了诗人对于人生的几多感慨,几多失意,几多忧愁!此时此刻,唯一能慰藉诗人心灵的只有“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起访名山”。纵情山水,忘怀尘世,正如《庐山谣》所说:“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大自然铸成了诗人的灵魂,鄙视着人间的丑恶:“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天外神来之笔,点亮了全诗的主题,唱出了封建时代中多少怀才不遇的士人的心声!
类似这样的创作经历,还有白居易和李贺。白居易二十几岁入京城应举,携带卷轴送给当时著名诗人顾况请教。顾况看到姓名说,“时长安米价正贵,居不易也”。当顾况读到《赋得古原草上别》后极为赞赏,说有这样的诗才,“居即易矣。”诗人二十九岁中进士,这比李、杜都要幸运得多。不久,他又与陈鸿合作写下《长恨歌传》,名声鹊起。与此同时,强烈的从政热情又促使他写下大量的讽谕诗,令权贵咬牙切齿。公元815年,也就是元和十年,唐代发生了震惊一时暗杀事件:宰相武元衡被杀。主要的原因是他主张讨平藩镇。诗人当天上书要求捉拿凶手,以雪国耻。很明显,暗杀事件是藩镇割据势力向中央集权和锐意改革的新科进士示威。朝中腐朽势力生怕势态扩大,想调和矛盾,便借机对白居易进行人身攻击,说他不该越职奏事,还说他母亲因看花堕井而死,而白居易却作《赏花诗》《新井诗》,有伤名教,结果被赶出京城,贬为江州司马。这次贬谪,对于诗人是一个严重的打击。我们从白居易的好友元稹的诗歌中就可以推知一二。这年三月,元稹已先贬在四川,听到白居易也被赶出京城,写下著名的《闻乐天授江州司马》:“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江。”诗中所描写的景象充满了悲剧的气氛。深夜孤灯,客居不寐,已是凄凉惨淡;何况此灯又因久燃油尽,只剩下昏暗的影子了。在如此凄凉的景物中,忽然又听到这样惊心动魄的消息,已经使人难以忍受了;何况自己又患有虐疾,病得要死呢!“惊坐起”放在“垂死病中”四字之下,具有千钧的分量。垂死之病当然难以坐起,而居然坐起,则此消息之惊人,闻者之震动,都被强烈地表现出来了。白居易被贬江州,由长安赴任的路上,曾写了好几首诗寄与元稹,如“把君诗卷灯前读,诗尽灯残天未明。眼痛灭灯犹暗坐,逆风吹浪打船声。”而元稹《得乐天书》诗也写极为动人:“远信入门先有泪,妻将女哭问何如。寻常不省曾如此,应是江州司马书。”从这些诗中可以看出,这次被贬为江州司马,白居易的心情有多么沉痛!生离死别之情,时时萦绕于怀。所以,元和十年,他在贬谪江州时,听到琵琶女的演奏,分外伤感,写下了著名的《琵琶行》。这首诗的感人之处,不在于仅仅描绘了琵琶女的琴声如何高妙,也不仅仅在于描写了人物的身世和遭遇,更重要的是在热泪和感叹中看到了丰富的社会内容和深刻的思想内涵。正直的人被贬,善良的琵琶女沦落天涯,在这一点上,士人与歌妓寻找到了共同的话语。“长安名利地,此兴几人知?”白居易深深地体验到了此中的滋味。这位早年立志以诗“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诗人,得名于诗,亦得罪于诗,被赶到了浔阳。但是,与李贺相比,他们都还算是幸运的,毕竟在京城还混了一官半职。而李贺连仕进的梯子都没有沾着就被赶出了京城。
据《唐摭言》记载,李贺七岁时在诗歌创作方面就已显示出过人的才能。当时的文坛巨擘韩愈等人开始还不相信,于是当众面试,李贺写下《高轩过》,使韩愈深为信服。可惜他在仕途并不得意,因为父亲名晋肃,有人说他应当为尊者讳,不能参加进士考试。尽管韩愈专门写了《讳辩》为他抱不平,但还是被剥夺了仕进的权力。就在他离开长安回到故乡之际,写下了著名的《金铜仙人辞汉歌》,创造性地假托历史故事,用浪漫主义手法总结了他在长安的遭遇和苦闷。
茂陵刘郎秋风客,夜闻马嘶晓无迹。画栏桂树悬秋香,三十六宫土花碧。
魏官牵车指千里,东关酸风射眸子。空将汉月出宫门,忆君清泪如铅水。
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携盘独出月荒凉,渭城已远波声小。
诗前有小序:“魏明帝青龙九年八月,诏宫官牵车西取汉孝武帝捧露盘仙人,欲立置前殿。宫官既拆盘,仙人临载,乃潸然泪下。”这首诗表面上是写金铜仙人(捧露盘仙人)被迁出京城时的情状,实际处处在写自己离开京城时的悲愤心情。
杜甫说:“闻道长安似奕棋,百年世事不胜悲”。白居易说:“举目争能不惆怅,高车大马满长安。”“外州客,长安道,一回来,一回老”。长安,虽然给这些诗人留下极为痛苦的记忆,但是,从此他真正走向成熟,把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诗歌创作之中,创造了属于自己的色彩斑斓的世界。
杜甫的伟大,在于他的诗歌,给人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震撼。诗人不知道,与此同时,在北方,安史之乱已经爆发。这首诗又是一种标志,它标志着诗人长安十年困顿生活的结束,也标志着盛唐时代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