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为什么选择杜甫（下）

编者按：原文刊载于《杜甫研究学刊》2018年第1期，总第135期。

刘跃进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 博士生导师

三、杜甫的漂泊与流亡

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时，诗人四十四岁。面对着如此巨变，盛唐时期许多重要诗人似乎集体沉默，没有很好地反映这场巨大的社会变乱。李白正在江南漫游，王维躲进辋川别墅念起佛经来，高适身居要职，诗却写得越来越远离现实，而岑参呢？“自从干戈动，遂觉天地窄”。唯有杜甫，担负起反映安史之乱社会现实的重任。从安史之乱起到元、白、韩、柳登上诗坛，其间整整有三十多年，唐代诗坛是被杜甫的光辉所笼罩。

（一）杜甫笔下的漂泊之情

1.家庭的风雨漂荡

天宝十五载（756）六月，安禄山攻破潼关，长安震动，唐玄宗从杨国忠奔蜀。七月，长安陷落，唐玄宗亡命四川。为避战乱，这年夏天，杜甫携家小离开奉先，向北逃难，经白水、华原、三川至到鄜州（今陕西富县），寄居在城北羌村。听说唐肃宗在灵武（今宁夏）即位，杜甫便只身赴行在所，中途被判军俘获，押到长安。这年秋天，他写《月夜》表达了对亲人的思念之情：

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

香雾云寰湿，青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

可以说，这是杜甫全集中唯一的一首情诗，写得情深意切，感人至深。在诗人的创作中，对于家人的思念随处可见。如《遣兴》：“骥子好男儿，前年学语时。问知人客姓，诵得老夫诗。世乱怜渠小，家贫仰母慈。鹿门携不遂，雁足系难期。”其他如《元日寄韦氏妹》《忆幼子》《得家书》等诗无不如此。

757年的初春，诗人又写下著名的《春望》：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诗人被困在长安有年，亲人音信杳然，政局动荡不安，春天来临，景物依旧，而人事全非。想到国家，想到自己的身世，诗人百感交集，这首《春望》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诗从大处落笔，用“山河在”与“草木深”说明景色依然，但此时却已是“国破”，开篇十分凝重，自然界的景物时令与当前国事如此不协调，城市一片荒芜，给人沉重的感觉。一个“在”字，慷慨有力，造成先声夺人的艺术效果，国势虽乱，但山河依旧，这两句诗把诗人全部的心境都表达出来了：满目疮痍，而又充满信念。“感时”一联是著名的句子，有感于战事，赏花时情不自禁地洒下热泪，而又与家人离别，只身一人在战火纷飞的长安，充满愁思，听到鸟声也会使人心惊肉跳。花鸟本来是令人娱悦的，但此时却使人流泪，生动地转达出特定环境下的特定心境。“烽火连三月”承上句“感时花溅泪”而来。三月，即一个季节，一个春天。连三月，即接连过了两个春天，此时已是757年的第三个春天了。“家书抵万金”紧承“恨别鸟惊心”而来，写出个人忧伤与国家动荡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悲慨。

至德二年（757）二月，唐肃宗将行在所迁至凤翔。四月，杜甫冒着生命危险逃出长安，抵达肃宗行在凤翔。《自京窜至凤翔喜达行在所》其二写到：“死去凭谁报？归来始自怜。”肃宗为其忠诚所感动，任命杜甫为左拾遗。《述怀》诗说：“去年潼关破，妻子隔绝久。今夏草木长，脱身得西走。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朝廷愍生还，亲故伤老丑。涕泪受拾遗，流离主恩厚。”这个时期，他完全忘记自身的安危，将家国视为一体，就像葵花一样追随着他心目中的太阳。房琯因陈陶斜之败而被罢职，杜甫将房琯视为读书人的典范，上疏营救，引起肃宗的不满，诏三司推问，幸得宰相张镐营救，得以获免。

这年闰八月，杜甫离开凤翔，到鄜州去看望妻子，作《北征》《羌村三首》。《北征》开篇：“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杜子将北征，苍茫问家室。”《羌村》第一首：

峥嵘赤云西，日角下平地。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

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世乱遭漂荡，生还偶然遂。

邻人满墙头，感叹亦嘘欷。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

头两句点明时间地点，三四句用鸟雀的返巢比喻行人归家。这四句，有远景，有近景，有赋，有比。五六句写出种种复杂的思想感情：怪、惊、喜、悲。乱世漂逢，悲欢离合，真是恍若隔世。“惊定”句是喜极而悲，包含有多少辛酸苦楚，担心思念，一下子都涌上了心头。“世乱”二句，又从大处落笔，写出这种悲惨境遇不仅是个人遭遇，而是人民所共有的遭遇。生还偶然，那么那些死去自是常见的事儿。夜阑人静，秉烛不眠，结尾两句写出夫妻仿佛在做梦一般，兴奋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晚唐司空曙诗：“乍见翻疑梦，相悲各问年”。宋代晏几道词《鹧鸪天》：“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缸照，犹恐相逢是梦中”。陈师道诗：“喜极不得语，泪尽方一哂。了知不是梦，忽忽心未稳”，都是由杜甫诗脱化而来的。

2.皇室的风流云散

在战乱的长安，叛军杀戮霍国长公主及王妃驸马以下百余人。杜甫写下《哀王孙》《哀江头》《悲陈陶》《悲青坂》等名篇。譬如《哀江头》：

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

忆昔霓旌下南苑，苑中万物生颜色。昭阳殿里第一人，同辇随君侍君侧。

辇前才人带弓箭，白马嚼囓黄金勒。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笑正坠双飞翼。

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清渭东流剑阁深，去住彼此无消息。

人生有情泪沾臆，江草江花岂终极！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望城北。

此诗作于至德二年（757），吟咏杨太真事，半露半含，若悲若讽。尽管春光依旧，而时局巨变。“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二句，表达出春光与时政的对立与不协调。“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让人想到白居易《长恨歌》“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又如《哀王孙》：

长安城头头白乌，夜飞延秋门上呼。又向人家啄大屋，屋底达官走避胡。

金鞭折断九马死，骨肉不得同驰驱。腰下宝玦青珊瑚，可怜王孙泣路隅。

问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为奴。已经百日窜荆棘，身上无有完肌肤。

高帝子孙尽隆准，龙种自与常人殊。豺狼在邑龙在野，王孙善保千金躯。

不敢长语临交衢，且为王孙立斯须。昨夜东风吹血腥，东来橐驼马满都。

朔方健儿好身手，昔何勇锐今何愚！窃闻天子已传位，圣德北服南单于。

花门剺面请雪耻，慎勿出口他人狙。哀哉王孙慎勿疏，五陵佳气无时无。

在陇南，他还遇到隐居于此的“幽人”，流落于此的“佳人”。“天高无消息，弃我忽若遗。”（《幽人》）“关中昔丧败，兄弟遭杀戮。官高何足论，不得收骨肉”。（《佳人》）读到这些诗，又让我们想到汉末董卓之乱。

3.人民的流离失所

乾元元年（758）秋天，唐军收复两京，肃宗回到长安，杜甫也从鄜州入京。由于旧怨，作为老臣的房琯、严武等先后被贬。这年六月，杜甫也被赶出京城，出为华州功曹参军。这对杜甫是一次很大的打击。后来他在《洗兵马》诗中说“攀龙附凤势莫当，天下尽化为侯王”，流露出对当权者玩弄权术憎恨之情。从此，杜甫就再也没有机会回到京城。

那年冬末，杜甫回到河南洛阳省亲，在往还的路上，杜甫将其所见所感，凝聚成史诗般的作品《三吏》《三别》。

《新安吏》描写唐朝军队失败后，又征兵役，那些没有达到服役年龄的男子也被征召入伍，从诗中可以看出诗人的矛盾心情：既看到人民的苦难，又深知平叛的重要性，不得不如此。

《石壕吏》展示出另一番惨状：丁男被抓尽，老妪亦不能幸免。“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这哪里是点兵，分明是在抓兵。老妇人的形象真令人难忘：三个儿子已经死去两个，到头来自己又挺身而出，豁达而深明大义。其实，更叫感伤的是那位并未正面出场中年妇人。孩子幼年失父，妻子中年丧夫，老人晚年失子，人生的三大悲剧都在这个不幸的家庭中发生了。而现在，老妪又被征走，全家的生活重担都要由这“出入无完裙”的寡妇来承担。夜深人静的抽泣声，饱含着无尽的痛苦和血泪。“夜久语声绝”四句，诗人没有评论，惨然作别。

《新婚别》的场面叫人伤感：“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结发为妻子，席不暖君床。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从诗中的叙述来看，这位新娘子对于战争的残酷是深知的，她明白这次分别不仅意味着生离，也许就是死别。但这是平叛战争，所以这个新婚女子还是安慰自己的丈夫安心打仗。全诗中“君”字出现了六次，频频呼唤自己的丈夫，一字一句，沉痛感人。

《垂老别》则表现战乱中老年夫妻的离别：老人主动出征，省得官府逼催。作品深刻地描写了老年人的离别，与新婚夫妻迥然有别：“子孙阵亡尽，焉用身独完。投杖出门去，同行为辛酸。幸有牙齿存，所悲骨髓干。”从另外一个侧面，表现出最淳朴、最深厚的感情。诗的最后，又扩大到全国：“万国尽征戍，烽火被冈峦。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具有宽广的视野，也有较丰富的内涵。

《无家别》最为悲惨。本来，告别是与他人话别，但此诗中的主人公更为悲惨，无家可别。家乡一片荒芜，甚至野狐都不怕人：“久行见空巷，日瘦气惨凄。但对狐与狸，竖毛怒我啼。”从剩下的“一二老寡妻”，可以看出他们的丈夫已经战死。诗人叙述婉转，惜墨如金，从一个侧面看到两方面内容。这个刚刚从战场上回来的人，又要被征走。此时，他已无家可别。唯一让他放心不下的是死去的母亲，她已经埋没在山野整整五年了，“生我不得力，终身两酸嘶”。诗的结尾写到：“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人生到了我这一地步，还称得上是什么人吗？读到这里，我们是否还可以反问一下，人民遭受如此劫难，那些当权者该承担怎样的责任？用清人的话讲，“何以为民上？”

这六首诗是完整的史诗般的作品。《垂老别》的结尾扩展开来，是全景式的描写；《无家别》具体到一个村落，是中景细致描写；《新婚别》则仅写俩人的对话，是近景描写，特别是“对君洗红妆”，简直就是特写。写外貌，写心理，写不同人，写不同事，短短六首写出社会面貌，千姿百态。从这些描写中，我们看到诗人鲜明的自我形象，有憎，有爱，有同情，有苦闷，有摆不脱的矛盾，有说不清的困惑。为了平定叛乱，人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新娘子，老人，征夫等贡献出自己的一切，然而等待他们的是什么呢？

这年，杜甫四十七岁，常有“老去悲秋强自宽”（《九日蓝田崔氏庄》）的感慨。他不想违背自己心愿，继续这样混下去了。

（二）杜甫心中的流亡之感

乾元二年（759）春夏，关中久旱不雨，出现灾荒。《夏日叹》说：“上苍久无雷，无乃号令乖。雨降不濡物，良田起黄埃。飞鸟苦热死，池鱼涸其泥。万人尚流冗，举目惟蒿莱。”他的生活难以为继。另外，杜甫有个心结。他所任华州功曹参军，实际是受房琯等人牵连被贬于此，处境非常尴尬。立秋次日，杜甫作《立秋后题》：“平生独往愿，惆怅年半百。罢官亦由人，何事拘形役”。“拘形役”三字有所本。陶渊明42岁辞职时作《归去来兮辞》，就说到自己“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杜甫在纠结的时候，会想到最多前贤，这时，他最先想到的就是陶渊明。这年，杜甫已经48岁，比当年辞职的陶渊明还长六岁，故曰“日月不相饶。”他决定要像陶渊明那样，辞官远游，寻找新的生机。

此前，他的侄子杜佐已在秦州东柯驻留。杜甫携家眷从华州至秦州，投奔杜佐。抵达之前，杜甫对那里充满美好的想象，想象着到桃花源一游，赏心乐事。汉唐时期，每当中原战乱，河西陇右，往往是内地人避难的理想场所。天下太平，这些人又会回到家乡。杜甫也不例外。他最初设想，只是避难秦州。他在《秦州杂诗》二十首第一首开篇点明题旨：“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悲生事，即战事未断，骨肉流离，个人与国家都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但他最终的目标，还是要回到故乡。说到故乡，在杜甫心目中，有两个地方，一是生他养他的故乡，也就是河南巩县的老宅。还有一个是心灵寄托的故乡，那就是他给予厚望的长安。《秦州杂诗》其二说：“清渭无情极，愁时独向东”。显然，远游之初，后者在他的心目中的位置更加重要。

秦州治所在今甘肃天水，距离长安大约八百余里。杜甫在秦州居住不到三个月，几度卜居，希望能够过上相对安定的生活。就是这小小的愿望也很难实现。他不得不另谋出路。乾元二年十月，同谷县有位“佳主人”来信相邀，正在走投无路之际的杜甫听说那里物产丰富，便决定离开秦州，前往同谷。《发秦州》交代了前往同谷的原因和时间。他说：“我衰更懒拙，生事不自谋。无食问乐土，无衣思南州。汉源十月交，天气如凉秋。草木未黄落，况闻山水幽”。刚刚进入长安时，他自比宰相，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后来，他常常自叹“懒拙”。如《北征》：“老大意转拙。”又如《寄张十二山人彪三十韵》：“疏懒为名误，驱驰丧我真。”这是多大变化啊。

从秦州至同谷，这是半年内的第二次远游。途经铁堂峡、盐井、寒峡、法镜寺、青阳峡、龙门镇、石龛、积草岭、泥功山、凤凰台、万丈潭、飞龙峡，诗人都留下诗篇，细腻地描写了自己经历的苦难。如果说从华州到秦州，只是远游的话。从秦州到同谷，他的心态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他深深地感觉到，这不只是一次远游，因为没有目标，没有尽头，是漫无目的的流浪。他说：“天寒霜雪繁，游子有所之。岂但岁月暮，重来未有期”，既往同谷，就没有了退路。也就是说，自己离政治中心越来越远。前程会是怎样？他不敢细想了，只能苟且地活下去，这才是最重要的。但是，他怎么也没有料想，同谷的生活竟然如此艰难。那位“佳主人”似乎没有露面。杜甫到了同谷，一下子就跌入人生最低谷。《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是这种苦难生活的写照。他先从自我形象写起，描绘出一个衣衫褴褛、骨瘦如柴的诗人形象。作者反复强调一个“客”字，强调自己客居异乡，在荒野采拾橡栗充饥，挖掘野菜中草药，天寒日暮，手皴脚冻，没有衣食。这哪里是客，分明是流浪者的形象。更叫他难以忍受的是，这里与外界隔绝，没有音信，“中原无书归不得”，所以首篇以“悲风为我从天来”收束全篇，让人悲慨叹惋。第二首从他谋生的长镵写起，写到家小因饥饿而卧病，男呻女吟，痛苦不堪。面对着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孩子，诗人的痛苦可想而知。然而，这里作者用“四壁静”三字将这种愁情轻轻地放在一边，又把自己的笔触写到邻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写到幼儿的饿死，邻里为之叹息。《羌村》三首写他乱世回到家乡，又写到邻里的唏嘘。而在这组诗中，诗人写到“邻里为我色惆怅”，连叹息的声音都没有了。人生到此，天地无情。第三首写到自己的弟弟。《月夜忆舍弟》说写道：“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根据杜甫的诗歌自述，他有四个弟弟，其中一个随他流浪，另外三个可能流落他乡。“生别辗转不相见，胡尘暗天道路长”。在“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的生离死别的岁月里，诗人的内心充满对亲情的牵挂。于是第四首又写到妹妹，“十年不见来何时？”这个时候，在诗人看来，不仅邻里同情，就连林猿也为之悲哀。第五首落到流浪的主题上来。中间两句：“我生何为在穷谷，中夜起坐万感集”，是问自己的内心，还是问天？他设法找到答案。于是引出第六首，把所有的怨恨，转到腐败的朝政上来。逢此乱世，诗人深感无可奈何。想到自己“三年饥走荒山道”，本以为在同谷可以找到栖身之所，没有想到更为艰难。再往前推，他更想到自己长安十年的落拓，那些有权有势的卿相，早得富贵，而自己呢？由此不由地想到屈原《离骚》中的诗句：“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故而凝聚成“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直抒身世之感。从诗的构思看，七歌既终，日色已暮，实际暗喻着生命的凋零与落寞。既然如此，任何感叹、怀想，在这个时候确实没有实际意义。人生的第一要务，是要生存。为此，他还要继续前行，开始最后的流亡生活。

这年十二月，他应友人相邀，由此入蜀，至成都，开始了“飘泊西南天地间”的流亡生活。《发同谷》诗说自己“去住与愿违，仰惭林间翮”。去，是前往成都。住，是留在陇右。无论是去，还是留，都不是他的本意。他还是要回到心灵的故乡。但是现在，他别无选择，只能冒险前往。看到林间自由飞翔的小鸟，他为自己无法选择的颠沛流离而伤感，而惭愧。离别之际，他又一次写到邻里：“临岐别数子，握手泪再滴。交情无旧深，穷老多惨戚。”是穷老话别，尤其震撼人心。诗中所说“奈何迫物累，一岁四行役”，是指由华州到秦州的远游，由秦州到同谷的流浪，由同谷到成都的流亡。这半年，杜甫的心态发生根本性变化。

漂泊、流浪、流亡，这是人类一种非常复杂的情感。一个人，他被边缘化，在现实生活中漂泊无定，到处流浪，他会自认倒霉，心安理得，并没有改变现状的勇气。这是一种流浪者的心态，比较容易理解。还有一种情形就比较复杂。他可能在官场体制中，但他依然感觉到自己是异乡人，很难融入固化的体制中。身处魏阙，心在江湖。他渴望改变体制，却又无能为力。这种心态，可能就是美学意义上的流亡状态。

西北逃难的半年，彻底改变了杜甫的生活，也使他的思想和创作发生重要变化。他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竟也沦落到社会底层，加入到流浪者的队伍中。他不仅看到了民众的苦难，也亲身经历着这种度日如年的生活，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靠野果充饥，还要仰人鼻息，受人接济。人在落难的时候看人生，视野、心态都会发生变化。正是这种流浪的生活，促使他把目光转向自然、转向自我，诗的题材更加广泛，内容也更加深刻。他曾长时间在荒山野岭中跋涉，希望能够寻找到东山再起的机会。然而，这样的机会并没有出现。非但没有出现，他反而越发落魄，以致无可奈何地逐渐放弃了他长期孜孜以求的理想，背井离乡，踏上不归的流亡之路。

唐代俗语有“扬一益二”之说，益指成都，在当时全国占有重要的地理位置。唐玄宗避难也是到成都。乾元二年（759）年末，诗人到达成都后，住在西郊外浣花溪畔，生活总算是安顿下来。《狂夫》：“万里桥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沧浪。风含翠篠娟娟静，雨裛红蕖冉冉香。”诗人自注：“忍饿看花，我友张存真亦尔矣。”可见物质生活依然艰难，但心情相对平和。《绝句》四首之三：“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前两句写黄鹂、翠柳、白鹭、青天，色彩鲜艳，动感十足。后两句写窗，可含千秋雪，写门，能泊万里船。在杜甫的笔下，看似没有生命的窗、船，也富有生命的感觉。咫尺千里，极有力度。这时，他写了许多诗，反映出诗人对于这种平静生活的满足。如写花木之美：“杨柳枝枝弱，枇杷对对香”；写虫鸟之灵：“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写春雨之喜：“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写春夜之静：“云掩初弦月，香传小树花”；写闲暇之乐：“仰面贪看鸟，回头错应人”，等等。

宝应元年（762）四月，唐代宗即位，召严武还朝，蜀中生乱。五十一岁的杜甫寄居梓州。第二年，他在这里听到安史之乱被平定，写下平生第一快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诗人一生穷愁潦倒，苦不堪言，喜悦的事情实在是太少了。诗人写愁写喜，表达的都是心灵深处的真情实感，同样动人心弦。“剑外”是四川梓州，在剑门关南边。“蓟北”指河南河北。头句叙事点题，用的是两地名，相距五千余里，可见这次战乱规模之大，也可见诗人在战乱中流离的状况。“初”和“忽”是相对的。流泪是喜极而悲，是人情的真实流露，这是诗人日夜盼望的消息，他怎能不激动呢？三四句是互文，分写妻子和诗人自己，实际是共同的感受。白日放歌纵酒，是因为可以“还乡”，这是全诗的主脑，所有的喜悦都集中在这两个字上了，青春，是时序，意谓青绿的春天，桃红柳绿，鸟语花香，正是回家的好季节，诗人主观感受与自然结合起来，最后又预想出回家线路，尤为精彩。用了几个动词，对仗也是特殊的。巴峡对巫峡，襄阳对洛阳，构成天然的对子。前人评此诗是“其疾如飞”“神来之笔，不可思议”。其实这种感受来源于诗人最深切的体验，没有半点的矫揉造作。

诗人回乡的愿望并没有达到。他实在过于天真，错误地估计唐王朝。叛军是平定了，但社会并不安定。广德二年（764），严武再镇蜀，杜甫遂返成都，回到草堂。但他此刻已有去意。《五盘》诗说：“成都万事好，岂若归吾乡？”高适《人日寄杜二拾遗》也点明此旨：“人日题诗寄草堂，遥怜故人思故乡。”在杜甫心中，成都也只是他寄居之所，他最终还是要回到生他养他的家乡。

永泰元年（765）年四月，严武去世，杜甫已别无选择，遂在这年五月匆匆离开成都，写下《去蜀》诗：“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如何关塞阻，转作潇湘游。”蜀中是“客”，潇湘是“游”。流亡心态，溢于言表。途中作《旅夜抒怀》：

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

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其中“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一联，气象万千，类似太白壮语，颇见骨力。最后两句，依然可以体会到杜甫的雄心与壮志，尽管除了诗，他什么都没有了。惟其如此，这个时候的杜诗，真正呈现出沉郁顿挫、力挺千钧的壮阔。

诗人离开成都后，沿岷江至嘉州（今四川乐山）、戎州（今四川宜宾）、泸州至渝州（今重庆）、忠州（今重庆忠县）、云安（今重庆云阳），寓居夔州（今奉节），作《秋兴》八首、《咏怀古迹》十二首等名篇。如《秋兴》第一首：

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

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金圣叹批：“才是真才，法是真法，哭是真哭，笑是真笑。道他是连，却每首断。道他是断，却每首连。”翌年九九重阳节，诗人又作《登高》：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首句写山，哀猿长啸，重在写声；次句写水，渚清沙白，重在色彩；三句承山，写山中落木，重在声音；四句承水，写万里长江，重在色彩。四个画面，前两句是近景，后两句是远景。秋景写得悲壮开阔，不再是低沉愁苦。“作客”与“登台”是全诗的主旨。诗人不是一般作客，而是万里悲秋常作客；同样，登台也不是一般登台，而是百年多病独登台。在写作上，八句都是对仗，音律铿锵，正可以看出诗人晚年苍凉的心境。

五十七岁这年，诗人离开夔州出峡东下，至湖北江陵、公安等地，年末再至湖南岳州（今湖南岳阳），写下著名的《登岳阳楼》诗：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

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孟浩然也有一首描写洞庭湖的《临洞庭湖赠张丞相》诗：

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

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

前四句，都写洞庭湖，两诗可以媲美。从“昔闻”到“今上”，写出作者的期待，“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是诗人眼中所见之景：洞庭湖仿佛吞吐天宇，水天相连，托起天地。孟浩然的诗也是如此，“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用云梦泽和岳阳城作衬托来实写，仿佛整个洞庭湖远近都在水气的笼罩之中。这里的“蒸”字和“撼”字，准确、生动，气象阔大，成为传神之笔。但后四句便见高低。孟诗显得无力衬托，仿佛一下子从高峰跌下。杜甫诗则更近一步，不仅充满身世之感，而且有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后来，范仲淹写岳阳楼，生发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感慨。由此可见，同一题材，由于作者思想感情不同，就会有不同的处理方法，也就有不同的思想境界和艺术造诣。

五十八岁，诗人来到潭州（今湖南长沙），作开篇提到的《南征》诗，抒发其孤独寂寞、同时对自己的诗歌创作充满自信的思绪。为避战乱，杜甫在湖南一带辗转流离。大历五年（770），杜甫客死湖南，最后一首诗是《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依然关注时局。这一年，诗人五十九岁。

四、结语：杜甫的意义与启迪

一个作家的创作，总是在一定的文学思想引导下完成的。杜甫的文学理想，集中体现在《戏为六绝句》这组诗中。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今人嗤点流传赋，不觉前贤畏后生。

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纵使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龙文虎脊皆君驭，历块过都见尔曹。

才力应难夸数公，凡今谁是出群雄。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

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

未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先谁。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

第一，凌云健笔，思绪纵横，这是杜甫对庾信的高度赞誉。安旗曾以“忧愤深广，波澜老成”形容杜甫中年以后的创作风格。这八个字，其实，这八个字也可以移用评价庾信。在杜甫心目中，庾信就是老成的象征。《南征》说：“哀伤同庾信，述作异陈琳。”庾信的忧伤也是深广的。所以《咏怀古迹》说：“庾信生平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在杜甫看来，作者的人生阅历，决定了文学的深度和力量。好的文学，如“龙文虎脊”，似“历块过都。”庾信的创作有这样的品格，杜甫的诗歌也有这样的气象。

第二，与老成相辅而成的是清新与俊逸之风。论诗绝句说：“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清词丽句，就是清新之风。清新，是指天然去雕饰。俊逸，是指飘逸有力度。李白、鲍照、庾信堪称典范。《春日忆李白》：“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孟浩然也多清新之句。如前引孟浩然的《临洞庭湖赠张丞相》。所以杜甫《解闷》说：“复忆襄阳孟浩然，清诗句句尽堪传。”

第三，推崇“当时体”，亦即杨炯为王勃集作序所说：“龙朔初载，文场变体，争构纤微，竞为雕刻。”当时，很多人嘲笑他们，但是，他们所开创的近体诗风，奠定了唐诗的基本格局，所以杜甫说“不废江河万古流”，给予崇高评价。杜甫也在这条创作道路上坚持不懈地走下去。他说“晚节渐于诗律细”。又说：“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老去诗篇浑漫与，春来花鸟莫深愁”。说明他对于文学形式非常重视。

第四，在杜甫的心目中，屈原和宋玉是文人创作的最高典范。他说：“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论诗绝句用“窃攀”屈宋来表达自己的景仰之情，下一句用“恐与齐梁作后尘”划出文学高低的界限。屈宋创作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情感的充沛。相比较而言，齐梁创作更注重雕琢。在情感与雕琢之间，杜甫以屈宋为榜样，更强调情感因素。当然，他并非一概否定齐梁文风。《解闷》说：“陶冶性灵存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熟知二谢将能事，颇学阴何苦用心。”二谢，指谢灵运和谢朓。阴何，指阴铿和何逊，都是齐梁诗歌的代表人物。这是杜甫的通达之处。

第五，最重要的是如何继承固有传统，开创崭新局面。他提出要学会别裁伪体，转益多师。所以，他教育他的儿子要“熟精文选理”。前引元稹的话说，他实际上集古今诗人之大成，影响极为深远。文学史证明，杜甫的诗歌创作与文学思想，指明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康庄大道。

杜甫的创作和思想，给我们很多重要启示。

1.文学不能离开时代

杜甫小于李白十一岁，在盛唐诗人中属于年辈较晚的诗人。李、杜在八世纪同时出现，标志着唐代诗坛的极度繁荣。如前所述，李白的诗反映了盛唐气象，而杜甫的诗则反映了安史之乱后大唐帝国由盛而衰的历史过程。两位伟大诗人的作品把这段由盛而衰的历史转折时期的特点充分地展现出来。譬如天宝十一载（752），杜甫与高适、岑参等人同登长安慈恩寺塔，同题赋诗，寄托感慨。其他诗人创作有一个相近的模式：登高升空，遁入虚远，与世隔绝。唯有杜甫充满苦闷：“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在诗人眼中，“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而那些达官显贵，却如随阳雁一样，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各有稻粱谋。”他强烈地预感到歌舞升平背后所隐伏的危机。这样的诗句，在杜甫的创作中随处可见，真实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夕的动荡政局。果然在三年后，正如诗人所预见的那样，山河破碎。杜甫对时代脉搏的把握，精准而深邃。他把自己融入到时代大潮中，俯仰宇宙，通观万象。

2.文学不能离开人民

杜甫沦落社会底层。他写自己的悲痛，总是要写到别人的痛苦。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写到幼子饿死，他非常感慨，“吾宁舍一哀，里巷犹乌咽”。他由此想到那些毫无依靠的贫苦民众。毕竟，自己“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而那些“失业徒”和“远戍卒”怎么办呢？《羌村》三首写自己回到羌村看望妻小，历尽艰辛，“邻人满墙头，感叹亦嘘欷”，为诗人死里逃生一家团圆感慨不已。还有《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从自己的不幸，想到天下穷人的遭遇，幻想“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他的《兵车行》以饱蘸激情的笔墨描绘了一幅憾人心弦的巨幅送别图。“牵衣、顿足、拦道、哭”，一句之中连续四个动作，把送行者那种留恋、悲怆、愤恨、绝望等动作神态，表现得细致入微。接着，诗人又用设问的方式，通过征夫的口作了直接的控诉，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最高统治者，从心底迸发出最强烈的抗议。从“君不见”这句起，诗人引导读者把视野从流血成海的边庭转到内地上来；从眼前的景物，联想到全国，不仅扩大了诗的表现容量，也加深了诗的表现深度。杜甫对人民大众的感情，真挚而感人。前人说他每饭不忘君主，其实，无论在庙堂之上，还是在江湖之远，杜甫更关心的是那些普通民众的甘苦。

3.文学理应表现崇高

近年来，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有两种倾向值得注意：一是以丑为美，二是解构经典。我们知道，随着自然科学的高度发达，后工业化的西方社会出现了种种畸形和矛盾，上帝创世的神话被打破了，理性万能的说法也被质疑。中心没有了，主流没有了，剩下一地碎片。于是，审丑成为时髦。作为美的对立面，丑，自有其积极意义。问题不在于写什么，而是站在什么立场来写，要表达什么样的审美追求。《巴黎圣母院》的主人公很丑，但心灵很美。而今呢，很多作品美丑不分，甚至为迎合世俗口味，用滑稽戏谑庄重，用丑陋消解崇高。

杜甫写美，不是那种纤细之美。他常常从细微处描写，却体现出崇高的美感。他常常写到悲惨的生活，很多表现社会的离乱，但是，诗人从来就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从来都没有失去自信心。前引《羌村三首》中的“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战争年代，死，也许是一种常态，而活着，哪怕苟且偷安，也不容易，反成偶然。一个“怪”字，生动地表现了战火纷飞年代一介平民所遭遇的苦难，但同时，诗人不会忘记邻人的关切，“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歔欷”，传达出人间的温情。孙犁小说《嘱咐》也有类似的描写。一个士兵征战多时，终于有机会回家省亲。他日夜兼程往回赶，但到了村口，却不敢再往前走了，只坐下来，抽了一袋烟，抚平一下心情。多年的战乱，他不知道家里的境况如何。待心情略微安定一些，才慢慢走到他熟悉的家门口，刚一推门，他的妻子正往外走。俩人猛一对视，都愣住了。过了片刻，妻子才说“你”，便转过身去，眼泪下来了。在那烽火连天的岁月，一个普通百姓的悲欢离合，竟都浓缩在这“你”字上。孙犁笔下的平凡男女，没有海誓山盟，没有天崩地裂。千言万语，就浓缩为一个“你”字。与杜甫的“妻孥怪我在”的“怪”字一样，是传统中国人的情感表达。这样的笔触，写出中国人美好的心灵，崇高的情感。这样美好的心灵与崇高的情感，不是外在的，而是体现在微不足道的细节中，体现在琐碎的生活中。杜甫和孙犁都擅长于描写战争中的人情、人性、人格，让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们看到，中华民族虽历尽沧桑，饱受苦难，但从来没有失去自信心。古往今来，像杜甫这样千千万万的普通民众，没有豪言壮语，没有高头讲章，而他们的苦干实干，他们的朴素平凡，他们的勇敢顽强，还有他们的深明大义，都在生动地诠释着一个古老民族的家国情怀和不屈品格。而这，也许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精神的体现。惟其如此，杜甫成为中华民族的诗魂，是历史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