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古典中的死亡——从苏格拉底、伊壁鸠鲁到塞涅卡
在西方古典思想中,哲学生活又可视为一种“静观”(comtemplatio)功课。对“人事”(reshominis)与“神事”(resdivina)的凝神关照为探索人类生存的基本问题与神性宇宙的规律提供了可能。哲人的静观生活与绝大多数俗世之人的“忙碌”(actio)生活容易产生冲突。“只探讨语词、不探讨行为”成为哲学最易遭受的攻击之处。不过,正是在对人生的最重大问题——死亡的静观中,以及由此引发的在面对自身生命终结时异于常人的平静中,哲人的“语词”与“行为”令人瞩目地达成了一致。
“真正的追求哲学,无非是学习死,学习追求死的状态”。大哲人苏格拉底如是说《斐多》。必死的肉体凡身《:mortalbeing)在面对无从逃匿的悲剧性结局一一死亡时惊诧、惶惑、恐惧、期待,进而触发对生之意义的思索,这即是哲学活动之本原。参生死之奥义无疑是人类最高的智识活动,“不知道如何死的人,不知道如何生”,古罗马哲人塞涅卡振聋发聩地警示自己的读者。追寻生之意义的哲人,不得不首先思考死。
一、苏格拉底及其追随者:灵魂与习俗
柏拉图的《斐多》记述了有史以来最高贵哲人的死亡。苏格拉底以自己的行为回应众人对哲学的谴责——“哲学是无用的空谈”。相反,他向世人宣告:哲学是崇高的事业,它能帮助人战胜死亡,获得不朽的灵魂。
在《斐多》的开端部分,苏格拉底的弟子西米(Simmias)与齐贝(cebes)嗔怪苏格拉底急着要离开他们走向死亡。针对西米与齐贝的诰问,苏格拉底回答道:“一辈子真正追求哲学的人,临死自然是轻松愉快的,而且深信死后会在另一个世界得到最大的幸福。”既然死亡不过是“肉体与灵魂的分离”,而哲学又一直要求其追随者“尽量撇开肉身,脱离肉身的感受,专心
一意地探寻真实”,因此哲人不仅不惧怕死亡,甚至还期待死亡。唯有死亡能够帮助灵魂完全摆脱肉身的束缚,获得纯粹的智慧——哲人在此世孜孜以求却又无法全然获得的事物。
秉承老师“好辩”作风的弟子并没有完全被苏格拉底说服,继而又追问了两个问题:灵魂是否存在以及灵魂是否不朽。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是《斐多》中最精彩的部分。苏格拉底在他惯用的辩证法之外又辅之以诗人的抒情笔调,推理严密的逻辑论证(1ogos)与奇诡绚丽的民间神话(mythos)双管齐下,心有疑虑的弟子最后不得不纷纷缴械投降。
看来苏格拉底不仅持守“灵魂不朽”的信念,更从这个信念出发,坚信哲学生活是最可欲的生活。在《斐多》的开篇,苏格拉底说自己要改行学“作诗”;在“灵魂不朽”论证的结尾,苏格拉底随即模仿诗人讲起了神话:肉身灭亡之后灵魂不仅继续存在,还会因为自身性质的
或好或坏在另一个世界得到神明的嘉佑或惩罚。“譬如有人一味贪吃、狂荡、酗酒,从来不克制自己,他来生该变成骡子那类的畜牲⋯⋯有人专横残暴,来生就变成狼或鹰鸢”;唯有哲人的灵魂在“它依附着肉身活在世上的时候,就尽力躲开肉身欲望的纠缠”,它到了另一个世界,就“脱离了人间的谬误、愚昧、惧怕、疯狂的热情以及人间的一切罪恶”,和天神居住在一起。因此,我们在肉身活着的时候就应该凭靠研习哲学训练灵魂的“超脱”。哲学生活是此世之人最值得过的生活,因为“将来的收获是美的,希望是大的”。在此问题似乎得到了圆满解决,苏格拉底恪守朴素的民众信仰——经由诗人口口相传的年代久远的神话,他深信自己的灵魂在来世能够过上与神明无异的幸福生活,因此才毫无惧怕地慷慨赴死。看来哲人对生死问题的看法与诗人或一般的民众信徒没有区别。
在《斐多》的结尾,就在苏格拉底像诗人一般娓娓描述灵魂遨游冥府的情景之后,突然插入一段自我否定的评论:“当然,一个稍有头脑的人,决不会把我所形容的都当真。”苏格拉底在这里区分了言说对象,“稍有头脑”之人指凭靠自身理性考察事物真相之人,即哲人。针对这一小部分人,苏格拉底隐晦地道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属人的智慧(无论是哲人的逻辑论证或是诗人的神话传说)永远无法参透生死的奥义。死幽冥难测,俗世之人能够把握的唯有生。“灵魂不朽”的传说自有它的价值(尽管是否真实我们无从知晓),因为它给世人一个美丽的允诺,激励他们在今生追求美善的生活。
在此之前有关魂游冥府的诗人式呓语针对的听众实为大众。在《王制》中,苏格拉底称赞这类冥府神话为“有用的谎言”——“我们尽可能让谎言看起来真实”。苏格拉底对传统神话维系伦理体系的作用了然于心,他在《王制》中攻击诗人与在《斐多》中自创诗歌的不同行为实际出于同一用心:诗歌倘若脱离了智慧与德行,刺激肉身欲望以取悦大众,就背弃了淳化风俗的使命,诗人也就丧失了城邦教育者的资格。哲人谴责的不是诗歌,而是有损传统习俗与民众道德的诗歌。好的诗歌也能成为哲人手中的利器,教化民众,移风易俗。
苏格拉底的罗马追随者西塞罗显然对先师的教化技巧心领神会。在他卷帙浩繁的哲学著作中,多次运用诗人的笔触描述灵魂在死后的经历。在堪与柏拉图《王制》媲美的《论共和国》中,西塞罗也模仿柏拉图,在严肃的政治哲学作品结尾处突兀地讲起了灵魂不死的神话:罗马名将小西庇阿在梦中遇见自己祖父、同为罗马名人的老西庇阿的亡灵。如果说哲人苏格拉底借“灵魂不死”的神话劝勉此世之人追求智慧的哲学生活,政治家西塞罗则利用自己杜撰的奇诡梦境激励城邦中人投身追求荣誉的政治生活。在西塞罗逝后约半个世纪,罗马最伟大的诗人维吉尔秉承关于这一主题深厚的诗学传统与哲学传统,在《埃涅阿斯纪》第六卷中将“灵魂不朽”凸显的诗歌与哲学之争推向最高潮。按照《埃涅阿斯纪》卷六著名注疏者EduardNor-den的看法,埃涅阿斯的冥府之行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取金枝入冥府、偶遇旧情人狄多、特洛伊阵亡将士以及随自己漂泊海外、不幸罹难部下的前面部分可以称为“通俗”或“神话”的描述;从遇到父亲安奇塞斯开始到择“象牙门”而出的后面部分可以看作“哲学”部分。
维吉尔对希腊神话传统秉持博采众长的态度,除了荷马的英雄史诗,他还借鉴喜剧诗人阿里斯托芬《蛙》中以Orphic神话为基础的冥府描写,同时糅进民间传说中的各种人物(卡隆、克尔勃路斯等)。此外,哲人柏拉图在《斐多》、《高尔吉亚》、《斐德诺》中创作的神话,尤其是《王制》卷十中的神话无不帮助维吉尔进一步丰富自己的诗性想象。
但是当埃涅阿斯遇见自己父亲安奇塞斯之后,诗意的感伤情绪悄然淡出——荷马的奥德修斯在遇到母亲之后,两人谈论家中情况;维吉尔的父子相遇之时,安奇塞斯却首先向儿子谈起了哲学——发端于毕达哥拉斯的“灵魂转世”说。安奇塞斯解释灵魂转世学说的诗行虽然不长(共28行),却糅合了当时主要哲学流派的观点:这段诗行的写作风格非常接近卢克莱修的《物性论》;由于关于灵魂转世的俄耳普斯(orphic)与毕达哥拉斯思想在很大程度上被廊下派吸收,安奇塞斯的某几处言论非常接近正统廊下派信仰;肉体与灵魂关系的论述——受肉体污染的灵魂必须寻求洁净的方法又让人联想到柏拉图著名的灵魂学说。
在客观冷静的哲学讨论结束之后,安奇塞斯又成了诗人,满怀激情地预言罗马的明日辉煌。在他浓墨重彩的描述中,恺撒、奥古斯都、努马等光耀千古的历史人物陆续登场。维吉尔似乎想借安奇塞斯之口向世人宣告,罗马从建城到扩展为威震寰宇的世界帝国皆是神圣天意的安排。
在与父亲的谈话结束之后,埃涅阿斯心里燃起了“追求荣誉的欲望”。倘若维吉尔的冥府故事就此结束,我们或许可以把它当做“西庇阿之梦”的再现一一激励罗马公民汲汲于追求荣誉的政治生活。维吉尔在中、晚年曾转而研习廊下派哲学,想必对西塞罗的理念并不陌生。令人诧异的是,维吉尔的冥府故事并没有在人们意料之处止步。安奇塞斯在向儿子描绘罗马历代英雄图谱之后,将埃涅阿斯送至冥府的出口:
说着来到了睡眠神的两扇大门前,一扇据说是牛角做的,真正的影子很容易从这扇门出去,另一扇是用光亮的白象牙做的,制作精细,幽灵们把一些假梦从这扇门送往人间。安奇塞斯说完话,陪着儿子和西比尔一起走到门前,把他们送出了象牙门。这寥寥数行成为整卷故事的关键,其真实意蕴令历代阐释者争议不休。有学者认为,《埃涅阿斯纪》是遵皇命而作的御用文学,旨在配合奥古斯都提倡廊下派道德与恢复罗马宗教信仰的政策。第二种解释虽然认为《埃涅阿斯纪》是政治史诗,维吉尔力图展现罗马民族的辉煌功业,但诗人自身的忧郁气质又不自觉地为作品添上一抹梦幻、感伤的色彩——“忧郁是最富于诗意的情调”。另一种看法是,诗人虽然奉奥古斯都之命为其文治武功歌功颂德,但对罗马穷兵黩武的政策并不认同,因此整部《埃涅阿斯纪》明褒实抑,尤其借助美丽虚幻的象牙之门暗示出罗马人的政治野心、功业追求不过是南柯一梦。
这些评论关注《埃涅阿斯纪》的诗性维度或政治维度,却忽略了维吉尔的哲人面目。倘若熟悉罗马时期的哲学写作,维吉尔在结尾处添加的“象牙之门”最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大哲人卢克莱修的写作策略:一生坚持以伊壁鸠鲁的唯物论思想将大众从迷信与对死亡恐惧的渊薮中解救出来的卢克莱修认为,诗歌与神话特有的魅力能够吸引普通人接近严酷的哲学,而且只要揭示诗歌与神话的虚幻性,就能避免它们成为各种伪宗教的附庸。
维吉尔一直对洞悉万物真相的伊壁鸠鲁哲学心悦诚服。早在创作《农事诗》时,维吉尔就由衷赞美卢克莱修。卢克莱修的《物性论》首先用诗歌与神话激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再揭露神话故事的欺骗性,向大众宣告真相:世间万物皆由原子构成,人死后灵魂消散,再聚合成宇宙间的其他物质。生无从可喜,死亦无从可悲。维吉尔的“象牙之门”也在隐晦地向读者传达这一讯息:冥府故事无论多么奇丽诡谲、哀婉动人,也是诗人的虚构。唯有看透这些假象、认识事物本因、把握生死规律的哲人才是最为幸福之人。一扇象牙之门,既巧妙地向读者展示了西方思想史上发端于苏格拉底的“灵魂不朽”传统,更引领读者靠近另一大传统:伊壁鸠鲁、卢克莱修的民众启蒙。
二、伊壁鸠鲁与卢克莱修:死亡与启蒙
伊壁鸠鲁派哲人把消除世人对死亡的恐惧当作自己伦理学说的重心。他们将幸福生活等同为精神与肉体俱无痛苦。精神痛苦主要有两类:焦虑与恐惧。而这两种痛苦的根源在于民间宗教的种种说法以及对死亡的恐惧。因此创始人伊壁鸠鲁把自己的伦理学说的精髓概括为四行“口诀”:
神明对众生漠然视之;死无所惧;
善好易求;
苦恶易避。
对于死亡这一最大的“恶”,伊壁鸠鲁认为实际由世人错误的“意见”(opinion)造成。世人对死亡的恐惧无非有两种情况:一是担心死后下地狱受各种酷刑的折磨或是死后自己不再存在;二是伴随死亡的肉体痛苦。
在伊壁鸠鲁看来,对死后地狱的恐惧是大多数俗世之人的恐惧,也是最容易克服的恐惧。神明高居天宇,远离芸芸众生。他们是最高“宁静”(highestpeace)的典范,决不会介入人类事务。那些关于地狱酷刑的种种传说倘若不是各种“伪宗教”居心叵测的伎俩,就是诗人蛊惑人心的谎言。在伊壁鸠鲁的著作中,“神话”(mythos)是一个贬义词,大多指非理性或空泛的“意见”。伊壁鸠鲁现存的最深入探讨死亡的作品——《致Menoeeus的信》与《致Herodotus的信》都写得深奥抽象,强调智慧、理性和正确的概念。
在否弃了死后地狱说之后,伊壁鸠鲁转而处理死亡的另一种情况——死后“一切皆空”。他并不像诗人或苏格拉底一派的哲人那样试图掩盖这一残酷的真相,而是唤醒世人,让他们觉察自己生命的脆弱:“我们可以在其他任何事物上获得安全感。但是一涉及死亡,我们这些肉体凡胎不过栖居在一座无墙的城邦中。”“无墙的城邦”这个比喻形象地说明灵魂在赢弱的肉身中对风刀霜剑的外部环境毫无抵御能力。伊壁鸠鲁没有回避人类共通的感受,相反,为了将人类从这一痛苦的深渊中拯救出来,他“科学”地告诉世人灵魂的真相。在《致Herodotus的信》中,伊壁鸠鲁认为我们的身体是原子的集合(agglomeration),作为身体一部分的灵魂自然也由原子构成。他将死亡定义为“作为整体的原子集合的消散”。在那个时候,“灵魂“消散,不再拥有它以前的力量,也不能再运动,因此它也不再有感觉”。在伊壁鸠鲁看来,真正导致人面对死亡感到痛苦的是人渴望无限的欲望。只要克制欲望,就能克服对死亡的恐惧。在《致Menoeceus的信》中,伊壁鸠鲁敦促Menoeceus通过正确的知识和明晰的定义以及对自身有限性的认识来摆脱人世间最大的恶。与其他哲学派别相比,伊壁鸠鲁派较为注重肉身的感觉,他们认为伴随死亡的病痛也是让人产生恐惧与焦虑情绪的重要原因。伊壁鸠鲁对此开出的药方是:任何长时间的痛苦都不会太强烈,任何剧烈的痛苦都不会持续太长。这些痛苦都在人可以忍受的范围之内。此外,伊壁鸠鲁还认为对过去欢乐时光的回忆可以帮助人有效地遗忘病痛。不过这些观点并不那么令人信服。西塞罗在《论善恶》中长篇驳斥回忆可以减轻肉体痛苦的观点。在其著名的《追随伊壁鸠鲁不能获得快乐生活》一文中,普鲁塔克认为伊壁鸠鲁的药方根本无助于减轻世人对死亡的恐惧——死后空无一物比地狱和肉体痛苦更加令人难以承受。
针对伊壁鸠鲁死亡的学说让世人难以承受的指责,后继者卢克莱修机巧地探寻出一种解决办法——“用诗歌的蜜包裹哲学的苦”。卢克莱修无疑秉承先师对死亡的认识:死亡是可以运用理性、概念认识的过程——原子的分解。不过,为了不仅向哲人、也向大众宣扬这一观点,卢克莱修转而借鉴柏拉图学派,在自己作品中大量增加诗歌与神话的比重。他认为诗歌与神话是哲学的附属物,除了能够让人愉悦之外,本身并没有价值,但是倘若妥善运用,就能为哲学服务。因为尽管诗歌、神话与理性相悖,但它们特有的魅力能吸引普通人接近冷酷的哲学;而且只要揭示它们的虚幻性,就能避免它们带给人虚假“意见”的危险。
在柏拉图那里,神话与诗歌通常与孩童教育、青年教育密切相关,而卢克莱修则通常向人们呈现孩童惧怕黑暗的意象。柏拉图认为神话与诗歌倘若运用得当,就能成为教化青年的有效工具;卢克莱修则坚持揭穿神话与诗歌的欺骗性——唯有伊壁鸠鲁哲学才能将人类从孩童般的恐惧中拯救出来。由于其淳化城邦风俗的政治哲学目标,柏拉图必须尊重城邦传统,同时运用~切有效的手段来说服民众,卢克莱修也同样如此。为了将民众从各种伪宗教信仰中解救出来,他必须为冷酷的伊壁鸠鲁哲学添光溢彩,以对抗自己的头号对手——蛊惑人心的宗教。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这位哲人盗用自己对手的武器——诗歌与神话,并运用得青出于蓝。
在诗歌体裁的《物性论》中,卢克莱修郑重提及的两位诗人分别是恩尼乌斯与荷马。拉丁诗歌之父恩尼乌斯是卢克莱修的重要模仿对象,而恩尼乌斯又受荷马的影响良深。卢克莱修对这两位大诗人既满心仰慕、又试图超越,甚至还不留情面地批评。
“但即使是恩尼乌斯,在他不朽的诗篇里,也宣言这亚基龙河和那些地窟的存在”,说明恩尼乌斯的死亡观也是附和众人的错误意见。“他还告诉我们怎样有一次从那些地方,老荷马的灵魂向他走过来,用他的话揭露了事物的本性”,看来恩尼乌斯的错误观念来自荷马。因此在接下来的诗行中,卢克莱修宣称自己将要说明“天上各种现象、日月运行的规律、生命的力量”等各种“事物的本性”,明确道出自己用伊壁鸠鲁哲学挑战荷马与其他诗人的意图。
三、塞涅卡:卢克莱修式技巧与廊下派美德
如果说伊壁鸠鲁派哲人卢克莱修在探讨死亡问题的深度上无人能与之比肩,廊下派哲人塞涅卡则在思考这一问题的广度上独秀前哲;如果说卢克莱修盗用诗人手中的武器“神话”来攻击诗人,塞涅卡则运用卢克莱修的写作策略来与伊壁鸠鲁派一争高下。师法伊壁鸠鲁派哲人,塞涅卡没有回避人类恐惧死亡的共通感受,反而运用他卓绝的文学天赋将无处不在的死亡展现在世人面前:从你出生那天开始,你就被领向那个地方。倘若我们希望自己在等待最后时刻(对它的恐惧让所有之前的时刻忐忑不安)时从容不迫,我们必须深思这些问题,以及与此类似的问题(《道德书简》);“我们并不是突然面对死亡,而是逐渐走向它;我们每天都在死”;“你在什么时候离开一个你迟早必须离开的地方有什么区别吗?”;“那些你认为逝去的人,不过先我们一步而已。”
与伊壁鸠鲁派哲人类似,塞涅卡如此频繁地将死亡这一阴郁意象呈现在世人面前,并不是要世人沉溺在死亡的恐惧中仓皇失措、悲观厌世。相反,他要帮助世人克服对死亡的恐惧,并且向世人指明:研习哲学是克服这种恐惧的惟一途径。经常性地提及死、经常性地沉思死亡正是要人练习面对这一人世间最大的恶,通过学习死亡来坚固灵魂、减少欲望。他借用伊壁鸠鲁的话说:思考死亡就是思考自由。学会如何死的人就不用学如何做奴隶。因为他超越了所有外在的力量,或者说至少置身这些力量之外(《道德书简》)。
针对如何克服死亡的恐惧,塞涅卡仿效前人首先谈起了死后灵魂的归属问题。在他的言论中我们可以看到柏拉图学派、伊壁鸠鲁学派与廊下派思想的并置。兼容并包的塞涅卡在自己的书信中为柏拉图的“灵魂不朽”与伊壁鸠鲁的“死后万事皆空”保留了一定位置:死亡要么毁灭我们,要么让我们摆脱束缚。如果我们得以解脱,在去除重负之后,我们身上好的部分得以保留下来;如果我们被毁灭,无物留存,好与坏都被去除。
塞涅卡显然对柏拉图“灵魂不朽”神话的教化作用了然于心,他反复督促卢西里乌斯:我现在警告你,不要让你的灵魂沉浸在你的那些琐细卑微的欲望中。如果你那样做,它将变得软弱迟缓,在它飞升的那一刻降临之际,它却没有足够的活力(《道德书简》);灵魂应该知道,它曾来自何处,它将去向何方;对它来说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它追求什么,回避什么;以及区分可欲事物和不可欲事物的理性是什么,并由此驯服我们疯狂的欲望、平息我们极度的恐惧(《道德书简》)。而在处于结尾处的书信中,他虽然不像卢克莱修那样显白地揭露神话传说的欺骗性,却也像西塞罗那样隐晦地提示读者:“灵魂不朽”可能是一个美丽而不真实的梦。
对于死亡之后的另一种可能性——肉身与灵魂皆不复存在,塞涅卡尽管吸收了一些伊壁鸠鲁理念,却更多地从廊下派学说中寻求安慰世人的良方。廊下派承接赫拉克利特的自然哲学,认为宇宙万物来源于火,又复归于火。从循环往复的宇宙观出发,塞涅卡认为生命只是一个短暂的中间阶段,既然我们生前与死后都栖居在同样的地方,我们没有理由对死后的世界感到恐惧。生与死犹如昼夜的交替、四季的更迭,它们构成茫茫宇宙大化流行的永恒复返。
不过,塞涅卡意识到对死亡的哲学沉思不是解决普通人恐惧死亡的最有效办法。在《道德书简》中,他更常用的方法是列举历史上与传说中视死如归的英雄人物,生动的例证与廊下派坚韧的“美德”相配合,从罗马人自身的民族精神中开出克服死亡恐惧的良方。从苏格拉底、Mueius到小卡托,塞涅卡用很大的篇幅描绘这些伟大人物在临死之前展示出的无惧死亡与痛苦的英雄气概。列举“榜样”——无论是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或是神话传说中的英雄豪杰,为普通人的生活提供典范,是西方修辞学传统中的一种常见技艺。拉丁讽刺作家(以尤文纳尔最为著名)经常运用这种技巧,塞涅卡在其道德论说文与书信中也好用这一技法。他们喜爱的例子时常在不同的语境中重复出现。通过在读者心目中复现这些伟大个体的英雄行为,塞涅卡激励他们效法这些“榜样”,乃至自己也成为“榜样”。按照廊下派的观点,“榜样”(exempla)不仅能在普通人心目中产生“美德的意象”(imagovirtutis),同时也能成为普通人直接的模仿对象。
在《道德书简》中,塞涅卡常常提到自己疾病缠身,但是即使身卧病榻,他依然竭力使自己成为“榜样”。塞涅卡呼吁读者“做你自己的观众”,不仅在身卧病榻之时,更在死亡迫近的那一刻,这些外在的“恶”将会是对读者所修习哲学的最好检验。这也是对他人攻击廊下派哲学“只探讨哲学的语词,不探讨哲学的行为”的最佳回应。如何面对死亡展示了个体的真实"值。也通过自己的死亡,塞涅卡向人证实了自己作为哲人的言行一致。
在《编年史》中,一向以行文简约著称的史家塔西佗不惜笔墨,将塞涅卡之死的细节一一呈现在后来读者目前。除了对妻子的温言劝慰,塞涅卡面对死亡的沉着、坚毅,对弟子的谆谆教诲,无不让人联想到塞涅卡毕生竭力模仿的“榜样”——哲人苏格拉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