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汝伦 | 西方哲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最近四十年，我国的西方哲学研究有了空前的繁荣与发展，其规模、速度、深度与成就都是空前的。西方哲学从晚明开始随传教士进入中国，但只是吉光片羽，作为西方神学文献的附庸，并未得到多少人的重视。直到晚清，为了应对民族危亡，国人开始大规模、全方位地了解西方文化时，西方哲学才得到人们的重视，国人开始有意识地了解和学习西方哲学。而有识之士已经看到哲学对于西方文明的根本重要性：“光英吉利之历史者，非威灵吞、纳尔孙、而培根、洛克也。大德意志之名誉者，非俾思麦、毛奇，而汗德、叔本华也”。基于此种认识，王国维在其设计的文科大学（他称为文学科大学）课程体系中，共有经学、理学、史学、中国文学、外国文学五科，除史学科外，其他四科的课程中都安排了西洋哲学史的课程。
但是，一开始中国人对西方哲学的学习都是浮光掠影式的，无论对于西方哲学整体还是对个别的西方哲学家，都谈不上系统深人的认识，遑论研究；充其量只是介绍，而且很靠不住，往往是从日本学者那里稗贩而来。当时介绍西方哲学的中国人，“多数不总结‘哲学’中的种种情况，更少研究和评论纯‘哲学’本身的问题。日本学者则不然，不管他们个人能力水平如何，往往会写点总结意见，进而对‘哲学’本身批评之”。而且，当时介绍西方哲学者，往往本身并不是哲学家，如王国维、梁启超、严复、蔡元培、马相伯等人，既未专门学过哲学，也从未以哲学为业。因此，中国西方哲学研究的起点和基础是成问题的。
民国肇始，随着在西方国家和日本学习哲学的人陆续归国，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规模、深度、专业性都与晚清不可同日而语。其标志首先是中国人不再从日译转手，而是直接翻译了一批西方哲学的原著，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培根、笛卡尔、贝克莱、穆勒、斯宾塞、康德、黑格尔、叔本华、尼采、柏格森、詹姆斯、杜威、罗素等人的著作，以及西方学者研究西方哲学的二手著作。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我们对于西洋哲学，才有严格认真、有系统、有计划的译述和介绍”。其次是出现了中国人自己写的西方哲学史著作。再次是出现了一些中国学者自己撰写的真正研究意义上的颇具水准的研究西方哲学的专著。从上世纪３０年代开始，“我们对于西洋哲学，才有严格认真、有系统、有计划的译述和介绍”。但由于民国时期国势贫弱，兵连祸结，内忧外患频仍，民不聊生，遑论学术研究。尽管前辈学者在此艰难的处境中仍能弦歌不辍，坚持研究，但终究受到很大的影响和限制。
从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７９年这三十年，由于各种外在因素的干扰，主要是教条主义的干扰，我国的西方哲学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的状态。除了德国古典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之一还受到某些肯定外，西方哲学基本上是作为批判的对象来被人研究的。批判为主，研究为批判服务，这使得那个时代的西方哲学研究不但数量少，而且质量也有问题，很少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但是，在当时特定条件下，翻译西方哲学的经典还是一条了解和学习西方哲学比较安全的道路，那个时代西方哲学经典著作的翻译虽然规模不算大，但一般来说，质量还是比较高，尤其是对德国古典哲学著作的翻译。
从１９７９年开始，我国的西方哲学研究进人了快车道，其发展势头之快、之猛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西方哲学研究不但成为哲学研究中的显学，对其他哲学领域的研究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中国哲学界对于“汉话胡说”的焦虑和对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就是西方哲学对其他哲学研究领域产生的巨大影响的—个明证；而且对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产生了广泛的辐射效应，研究社会科学的不必说了，即便是研究古典文论或思想史的，也经常会有西方哲学的概念出现在他们的研究成果中。最近四十年的西方哲学研究，与以往相比，有如下一些显著的特点：
其一，研究队伍空前庞大。随着我国学位制度的完善和各高校哲学院系的建设，每年有大批研究西方哲学的研究生毕业从事西方哲学的教学研究；在国外学习哲学的人近年来也大批回国，使得我国的西方哲学研究人员日益增加。各高校和研究机构还成立了各种西方哲学的研究机构，培养了一批人才。
其二，西方哲学研究范围迅速扩大。在１９７９年以前，我国的西方哲学研究基本上到１９世纪，对现当代西方哲学缺乏研究。１９７９年以后，对现当代西方哲学的了解和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在了解和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不但对于现代西方哲学的主流和主要人物有大量的研究，而且对西方哲学的最新发展都有同步的跟踪。甚至一些不甚出名和不甚重要的人物与著作，也有人介绍和研究。对于其他时期西方哲学的研究，也有很大的拓展。如中世纪哲学，以前几乎很少有人提起，但现在也得到研究者一定的关注。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也从康德、黑格尔扩展到费希特、谢林、施莱尔马赫等人。
其三，对西方哲学研究的专业化水平大大加强。我国西方哲学研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专业化程度不够，具体表现为研究往往大而化之，缺乏原始材料支撑的印象性论断多于建立在扎实的材料基础上的审慎论断；介绍多于研究，甚至代替研究；从二手著作和译本出发，而非主要依据原文原著；对于国际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严重忽视，往往自以为是，自说自话以意识形态套路来得出结论。１９７９年之后，上述情况渐渐有了改变。首先是专业性意识有了提髙，对原著的研读和引用日益自觉，材料越来越得到研究者的重视，从而大而化之的外行话越来越少。出现了一大批研究西方哲学重要人物的研究专著，国际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重视。意识形态式的研究虽未完全绝迹，但已经少得多了。
其四，出现了一批有深度的西方哲学研究的专著，既有对某些重要西方哲学家的专门研究，也有对西方哲学某个思潮的研究；既有对西方哲学某部经典著作的深人研究，也有对某个西方哲学概念的讨论研究。这些西方哲学研究专著的一个共同特点是立足于原著，广泛吸纳国际同行的研究成果，有自己的观点与方法。
其五，对西方哲学著作的大量翻译。我国的改革开放导致西方哲学思想和西方哲学工作者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进入我国，大规模地翻译西方哲学著作成为过去四十年中国西方哲学研究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由于我国研究者的外语水平参差不一，许多人还需要借助翻译来研究；另一方面，并非每个人都容易搞到西方哲学的原文原著，所以翻译著作就有其需要。不但西方哲学家的许多重要的经典著作被翻译成中文，而且有些重要西方哲学家的全集都被翻译出来。一般西方哲学家及其研究成果，也被大量翻译成中文。
综上观之，四十年来我国西方哲学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它大大促进了我们对西方思想乃至西方文化的了解。西方哲学的研究，使我们对西方博大精深的哲学传统和哲学思维方法有了具体人微的了解，促进了我国哲学研究的发展，提高了我国哲学研究的水平和一般理论思维的水平。由于西方学术之根和核心在哲学，对西方哲学的研究，也大大加深了我们对西方学术思想和西方文明的理解。就此而言，西方哲学研究构成了我国当代文化建设事业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在总结我国西方哲学研究最近几十年所取得的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从建设强大的中国现代哲学和现代文化要求看，我国的西方哲学研究还存在着一些不能不注意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的话，我国的西方哲学研究不可避免地会走上再而衰、三而竭的下坡路。
首先，西方哲学研究在我国已有一个世纪的历史，然而，直至今日，我们对西方哲学的了解仍然缺乏完整性、系统性，还有不少空白点，更不用说融会贯通了。西方哲学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传统，无论在深度与广度，以及发展历史的长度上，都罕见其匹。要对这样一个伟大的传统登堂人室，豁然贯通，的确不易。然而，真要开展对西方哲学的深人研究，这又是一个必须达到的目标。怀特海说两千多年的西方哲学只是柏拉图的注脚，就说明西方哲学作为一个独立的传统，不管怎么变化，有其一贯性，其基本问题从来没有消失过，只是以不同的方式与面貌，在不同的时代，以不同的话语出现。就像我们不了解孔孟就不能真正理解程朱一样，不懂古希腊哲学，就不可能真正懂后来的西方哲学，包括当代西方哲学。这当然绝不是说哲学没有发展，而是说哲学的基本问题是不可能完全从历史上消失的，因为它们都是人类的基本问题。
再者，伟大的哲学家都是从传统和历史留给他们的问题开始进行自己的创造性思考的，对于他们的思想背景和所依靠的思想资源一无所知，显然是不可能真正理解他们哲学的革命性和创造性的；更不可能由此理解西方哲学通过他们得到的丰富、发展和超越。另外，只有对西方哲学贯通性的理解，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某一个西方哲学家或哲学流派的思想。例如，如果我们没有对西方哲学的一些基本问题的认识和理解，我们就无法真正理解尼采或当代解构派哲学，最多是表面的复述而不可能看出他们真正的问题之所在。
在１９７９年之前，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影响了我们对西方哲学的研究。另一方面，对于规模庞大、内容丰富、历史悠久又不断发展的西方哲学的全面掌握，也需要有一定的时间。可以说，在１９７９年之前主要是客观的原因使得我们无法对西方哲学有贯通式的了解。但１９７９年之后，却是研究者自己在西方学术工业流行做法的影响下，画地为牢，占山为王，甘心成为某个西方哲学家或流派的研究专家，因而也就对西方哲学只能窥一斑而无法见全豹。其实，很多中西哲学家大都对自己的研究领域有整体性的了解，我们古人向来追求成为通人而不是专家。西方哲学家也是这样，一直到１９世纪为止，很少有以只研究某一问题或某一人物自居的“专家”。但现代学术工业的专业化却要求研究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使得研究者越来越以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为傲，而不复追求融会贯通的境界。
个人以此为限当然无伤大雅，但对于我国西方哲学研究的整体事业和长远发展却是不利的。其实，根据释义学整体与部分关系的辩证法或者说释义学循环，通与专，博与精，不是两件事，而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只通不专，不是真通；只精不博，不是真精。但古人说由博返约（精要），说明博与约之间有先后关系，博是约的条件，只约不博，约便失去意义。某个哲学观点离开了哲学问题的整体，几无意义。现代学术工业的很多产品之所以言不及义，甚至无聊到了荒谬的地步，即源于此。我们的西方哲学研究也越来越成为专业人士的谋生手段，而无关人们真实的存在，也是因此。
我国的西方哲学研究之所以愈益窄化，各自成立各种专业委员会，而很少在一起讨论西方哲学的一般问题或作为整体的西方哲学，也就是因为上述专业化的原因；可对于西方哲学的总体性理解并未超越前人。然而，既然以西方学术工业的流行做法为时尚，又是研究西方哲学，自然会觉得西方人要比我们内行得多，我们再怎么说也只是模仿者和追随者。一些人把西方学者奉若神明，拾人牙慧，人云亦云，却忽视了对经典文本的深人研读和自主理解。这样，离陈康先生当年的理想——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要让西方人以不通中文为恨，是越来越远了。贺麟上世纪４０年代曾批评国人“对于西人精神深处的宝藏，我们缺乏领略掘发的能力。我们在文化方面，缺乏直捣黄龙的气概”。我国西方哲学研究的现状，似乎表明贺麟的批评还未过时。
其次，由于上述为专业化而专业化，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倾向，结果使得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越来越失去对哲学问题本身的关注。如果西方哲学家研究的哲学问题不仅仅是西方人特有的问题，而是人类社会普遍的问题，例如如何理解世界的问题，那么为什么就不能回到事情本身，而只是停留在操练半生不熟的学术行话（ｊａｒｇｏｎ）上？我们的西方哲学研究越来越成为纯粹哲学历史的研究，而不是哲学史的研究。这两种研究的区别在于，前一种研究在意的是对哲学的史实的研究，是一种实证性的客观知识的研究；后一种研究是哲学的研究，即通过研究哲学的历史发展来研究哲学问题本身。前者实际上是学术史和思想史的研究，后者是哲学研究。前者只要知其然，后者却必须知其所以然。由于我们的西方哲学研究基本上是前一种类型研究，总的来说还没有脱离介绍复述的范畴。辩难攻错之作偶尔也有，但绝大多数还是述评之类的东西。即便是述评，也往往对述评对象所涉及的重大哲学问题缺乏认识。
其实，只追求知其然而不去知其所以然，必然会使得我们对西方哲学家所处理的重大哲学问题本身缺乏深人的思考与把握。例如，我们对康德先验哲学的研究如果只注意他的“先验”概念是什么意思，而不去追问他为何要区分经验与先验，不去追求世界究竟是一元还是二元，更不去追求一与多、现象与本体这些区分的必要性及其有效性范围，不去思考面对康德对世界的解释模式，我们如何理解世界等等这些作为学者都应该思考的问题，那么我们实际上并不是在从事哲学研究，更没有在进行哲学的思考，充其量只是在弄清哲学史的某些知识。除了搬弄一些哲学术语外，我们的哲学思维水平不会有明显的提高。
再次，我国研究西方哲学的前辈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当个纯粹被动的西方哲学接受者，而是为了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自身的发展。传统中国哲学固然有优点，但也有明显的不足：“大率繁散而无纪，残缺而不完，虽有真理，不易寻绎”。因此，我国究西方哲学的先驱之一王国维就提出：“且欲通中国哲学，有非通西洋之哲学不易明也。”比王国维晚一辈的贺麟、张东荪等人，则一直致力于西方哲学研究的“中国化”。但这种“中国化”的目的是从中国人的视域探索哲学的普遍问题，而不是依样画葫芦，“原汁原味”地照搬西方哲学。他们始终致力于出人中西哲学、打通中西哲学，因为只有这样才会有真正独创的哲学。蔡元培１９２２年写《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总结引进西方哲学五十年来中国哲学的现状，遗憾地承认，那时“还没有独创的哲学”，因为“中国人与哲学的关系，可分为西洋哲学的介绍与古代哲学的整理两方面”。而在蔡元培看来，仅此两方面（介绍西方哲学和整理古代哲学）还根本没有资格谈“中国之哲学”。
老一辈研究西方哲学的大家有许多致力于打通中西哲学，而不是牵强附会地用西方哲学的话语来表述“中国哲学”。贺麟、金岳霖、张东荪、冯契乃是其中著名者。但是，最近四十年来我国研究西方哲学的学者中，这样的人就不多见了，充其量用一些西方哲学的术语来反向格义式地谈论中国传统哲学。真正在打通中西哲学的基础上产生“独创的哲学”者，似乎还没有。
不得已则求其次，即使不能产生独创的哲学，有明确的中国问题意识，通过研究西方哲学来促进我们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理解和批判，提高整体的哲学思维水平，那也就达到了西哲研究的前辈所要追求的一个主要目的。但是，由于我们西方哲学的研究总体上还不脱“西洋哲学的介绍”，真正批判地研究和吸纳的还不多，所以这个目的也没有完全达到。西方哲学研究对于整体促进中国哲学发展的作用，还不十分明显。我们对西方哲学优秀成果的吸纳还十分有限，西方哲学的智慧还未被我们吸收，我们知道的只是有关西方哲学的知识。
然而，中国哲学自身的发展，不能不要求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是中国的：有中国人特有的视域、立场和见解；并且，能化西为中，将西方哲学的优秀成果真正融合改造为现代中国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研究西方哲学，不应该是为了加人西方的学术工业，而应该是为了促进中国哲学的新生。这应该是未来我国西方哲学研究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