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尔泰丨哲学与诗人之人生观
一切诗歌作品，从脱口而出的民谣到哀斯奇勒斯的神话或歌德的《浮士德》，其一致处在于，它们都表现了一个“事件”，这个词取其所含的“经验”之意——无论是可能的和现实的、我们自己的和别人的、过去的和现在的经验。诗中表述的事件是真实之虚构的外观，而这种真实之虚构的外观已经过了重新体察并且为了经受这种重新体察而创作出来；它被从它存在的条件及我们的意志与兴趣之关联中拈出。因此，它没有引起明显的回响。本可使读者为之鼓舞而行动起来的事件再也不动摇读者的态度。这些事件既不产生对人的压抑感，又不产生对他的推动力。只要人们在艺术的领域里漫步，真实之全部的压力便会从心中移去。如果一个被体察过的经验又被引入这个外观的世界，它对读者或听众所唤起的过程已与体察者本人的心理过程不同。为了更准确地把握这些固有的过程，此处我们把重新体察的过程和那些伴随的过程区别为效果和我们对别人体察过的经验之把握。我为考狄里亚的深情和奋发的斗志所感染的那种意识之流，不同于源自这种重新体察的赞赏和同情。那么，单是理解一个故事或剧本，就包含着超越发生在结构的特点之上的过程之进一步的过程。诗的读者必须把主位与宾位、句与句、外在与内在、行为的动机与效果联系起来，才能把报道式的字句变成事件之生动如画的描写，把事件变成体察了的经验之内在体系。要理解确切的内容，读者必须使其隶属于一般的概念和包含在字句之中的联系。读者越是对事件耽味沉湎，他的回忆、统觉(指对感觉的条理化这一意识功能，亦即康德之所谓知觉。)过程和表述便越是超出了诗人在情节中所已表达的内容，以至于悟出一些诗人似未说出，却确已通过他说出的内容而要在读者心中唤起的东西。这一点恐怕比原来的诗对诗人关系更大。在详述的内容中，读者看到一个生活场面的一般特征，由此而理解了其中的情节。因此，观剧者补充他得之于舞台的见闻而形成一个包含更多内容的整体观念。诗的结构将人的行为置于命运的裁决之下，这种方式向读者暴露了生活的一个侧面。读者把自己与诗中的内容联系起来，就像联系生活本身一样。他根据特定的联系解释特定的事件，或把这种事件当成一般形势下的特例。而且，读者无须乎注意，便在这个过程中被诗人所导引，从剧情的描绘中，得出超出剧情的某些感想。因此，我们看到，史诗以及戏剧诗对于读者、听众和观众是如此地表现了一个事件，致使这个事件之意义所在，被他们所把握。因为，只要一个事件向我们披露了生活本质的某些侧面，这个事件便被理解成有意义的。诗是理解生活的感官，诗人是明察生活含义的目击者。在这里，笔者的理解已与诗人的创造不谋而合。因为这个创造，乃是对体察过的经验之生硬、粗糙、不成形状的原矿加以熔炼的神秘过程，乃是按照我说的“有意义”的形式把这些原矿石重铸的神秘过程。莎士比亚在普鲁塔克的英雄传记中读到凯撒和布鲁特斯的有关事迹，他把这些人物结合在他对事件的描绘中。结果是凯撒、布鲁特斯、凯修斯和安东尼几个人物相得益彰，他们互相采取的态度必不可少。当贪得无厌、毫无头脑而又奴性十足的人出现于这些伟大人物之间，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在主要人物之问命运冲突之下不可避免的结局。莎士比亚了解伊丽莎白、亨利五世和各种别的国王。他发现了人类纠葛之本质特征，这种特征使普鲁塔克记载的纷繁的史实始终一以贯之；并且解释了特殊情形的历史事件：厚颜无耻而养尊处优的现实的统治者对共和论的理想所取得的胜利已经没有拥护者了。这种生活场面被如此理解、感受和概括，成为他一个悲剧的主题。主题正是按照诗歌的方式理解其意义的生活场面。于是在这个主题中，一个内在的动力在起作用，使人物、事件和行动互相适应，从而在诗人没有表达、甚至不能表达的情况下，显示了事物本质的一般特点。因为，生活的每一个一般特点都是以此种形式相关予生活的含义，也就相关于某些完全不可思议的东西。
现在我们已经回答了，究竟在何种程度上诗人表现了人生观乃至世界观。每一种抒情诗、叙事诗或戏剧诗都把一种特殊的经验突出到对其意义之反思的高度。在这一点上，如此一首诗乃与那种愉悦性的、千篇一律的押韵之文区别开来。它有种种手法使这种意义显示出来，而不用直叙。而且，以诗的内在的形式表现事件的含义之要求必定在各种情况下得到满足。因而对于正在发生的事件的意义，诗通常也设法给以一般的表现。一些最美的抒情诗和民谣经常只是表现了具体场面中的感觉，却仍能产生最隽永的艺术效果，这时其感觉在一种和谐的扩张中传播开并消失在对其意义的知觉之中。在但丁和歌德那里这种过程的结果近于哲理诗。在情节中，当思想之光落在行动之上，行动好像忽然停止了；当对话点明了正在发生的事情之含义时，情况也是如此，如堂吉河德、梅斯特和罗萨里欧之机敏的谈锋所启示的那样。在剧情的激烈进行之中，人物对自身、对事件的反思呈现出来，使观众的心如释重负。确实，许多伟大的诗篇在这一点上更进一步。通过对话、独白或合唱，这些作品把从事件中出现的关于生活的各种想法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对于生活之贯彻始终而又具有普遍性的解释。希腊的悲剧，席勒的《麦西娜的新娘》和荷尔德林的《恩培多克勒之死》都是其卓越的例证。
另一方面，诗不管什么时候一离开它本来的王国而与体察了的经验分开，它便企图表达关于事物本性的思想。这时，在诗和哲学、或本性和描写之间，一种中介形式便应时而生，其作用则完全不同于真正诗歌式的作品。席勒的《希腊的诸神》，神成了体察了的经验形式的理想而根据感觉的法则选择它的路线，这才是真的内在的抒情诗。但留可里舍斯、豪勒和席勒其他著名的诗则属于中介的类型，因为它们把感觉的价值赋予思想的产物，并给它披上幻想的外衣。这种中介的形式以其巨大的影响为自己辩护，然而它毕竟不是纯粹的诗。
通过其内容，即特殊的体察了的经验，一切真正意义上的诗都与诗人在他本身、在别人、在各种人生事件的记录中所发现的密切相关。生活经验是关于这些事件的意义之诗的知识所从流出的活的源泉。这种意义较之事件中人们所承认的价值大得多。因为，内在生活的结构，使其有机的系统与目的论性质相一致，在产生内在价值的持久的推动之中，在各种对于使用价值的稳定而富有活力的联系之中，都可以看到这一点。如此，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他比以前更尖锐地看到了内心情感的标志，或在一个人物身上重新注意到特征的混合；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他首先观察到生自两个人物本性的独特的联系——总之，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他看到了生活之微细的差别——诗人总是能从生活经验中汲取，并且扩大生活本来的内容。一个内在世界由这些要素而构成。诗人追溯诗情的历史，摹写完全不同的人之发展；他根据异同类型组构人物的世界。当他把握了个人与社会历史生活中无所不包的普遍特征时，所有这一切便进入了一个复合的、更高级的形式。然而他对生活的理解，仍未臻其最高点。包含着如此生活趋势的主题越是被提高到与整个的生活体系的联系之中，诗人的作品便越是更加成熟。可见，主题既显现于其界限之内，又同时显现于最高的理想联系之中。每一个大诗人都必须经历这种自身中的升进，即主题引导他摆脱《阴谋和爱情》的片面性的力量而前进，或引导他从只能写出《浮士德》之最初的片断，到写出华伦斯顿，而至终能写出歌德后期的著作。
诗的世界观形式变化无穷而又随物赋形。时代所给予诗人的影响与他根据生活经验所创作的东西联合起来，从外部强加给他的思想以有力的羁绊和阻阂。但是根据生活经验以解释生活的内在的冲动却不断地力图超出这种阻阂。即使一个诗人从外部接受他思想之系统结构，如但丁、卡尔德隆或席勒，而改造的力量仍然在他心中骚动不休。他越是自由地在生活经验中汲取，越是被生活的力量所制约，这种力量总是向诗人呈现出它新的侧面。所以，诗歌的历史为我们揭示了感受和了解生活的无限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包含于人性及其对世界的关系之中。形成社会团体、创造传统、产生哲学思想人物的宗教关系，倾向于把世界观限于固定的类型。其哲学思想则表现于稳定的、概念的结构之连续中。即使他本人自由地妥协于生活加于他的作用，诗人仍是真正的人。普通人对生活的反思太无力，不能使他在现代人生观的混乱中达到一个稳固的位置。而对诗人来说，生活各方面对他产生的影响又太大，他对生活的微妙的差别之感受力也太强，以致某种一定的世界观不能总是充分表达生活告诉诗人的一切。
诗歌的历史显示了按照生活的本来意义理解它的努力和能力之增长。在具体的国度里，乃至在全人类的整体中，宗教世界观对诗人的影响在消退，科学思想的效用越来越被人们所接受。世界观在相互斗争中相互汲取，尤其汲取对方说服人民的力量。在高度文明的国家，思想的戒律正在稳步地削弱幻想的力量。因此，诗人毫无偏见地解释事物的真理，几乎成为一定之规。目前每一种诗歌倾向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寻求完成这个任务。
在西方哲学史上有一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大师级人物，他就是几乎被人遗忘的狄尔泰。我们都知道，越是到近现代，越是难以出现全才。而狄尔泰，很可能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最后一位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他在哲学、思想史、文学研究、史学、艺术、教育学、伦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生理学和法学领域的成就皆有口碑，他对自然科学的理解也非常人所及。受他影响的哲学家名单包括：雅斯贝尔斯、卡西勒、谢勒、西美尔、曼海姆、卢卡奇、布尔特曼、勒维特、特罗尔奇和奥特加。
他生活的时代，属于西方哲学大转折的发轫期；他的思想通过对过去的阐释性总结和对当代思想的广泛吸收和批判，形成了哲学发展的新方向。通过扬弃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他的生命哲学第一次将生存问题作为存在论问题加以提出。
狄尔泰的哲学和尼采哲学一样，是现代西方哲学的伟大起点。
狄尔泰1833年11月19日出生于莱茵河畔的Biebrich小城。这一年是德国大师陨落的年代，多位大师相继去世，黑格尔（1831），歌德（1832），施莱尔马赫（1834）和洪堡（1835）。或许是天意，让他来接替他们开辟德国思想的新时代。狄尔泰确实也没有成为他们的追随者，而是相信，新的时代需要新的思想和见解。
他母亲是一个有名的指挥家的女儿，她使狄尔泰从小热爱音乐，并能演奏音乐。狄尔泰认为，音乐是一种宗教行为。
狄尔泰在中学时代就开始啃康德的书了（而我的康德却安静地躺在书柜角落）。他非常喜欢古典文学和古代语言，1852年，以全班第一的成绩从中学毕业。按照父亲的愿望，进入海德堡大学学习神学，而他自己却想学法学。读了两个学期后转到柏林大学，通过了神学和古典语文学的国家考试。
1860年，他将学术重点转向哲学和历史。1864年，以《道德意识试析》获得讲授资格。1883年，到柏林接替黑格尔曾经做过的教授职位。和黑格尔一样，他的课十分受欢迎，经常座无虚席。
从他的这些生平来看，狄尔泰和其他德国教授没什么两样，出生，上学，教书，死亡。但狄尔泰却不是个书呆子，他有着很强的实践倾向和实践关怀，有一种对于人类命运关切的使命感。他曾说：
他从年轻时代起就对西方文明的危机有敏锐的洞察和体认，这种危机感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日俱增。他感到自己的时代是一个混乱和不确定的时代。科学改变了生活，一种新的对于人类掌控的骄傲的感情，仿佛我们征服了自然，并许诺要消灭激情在社会中的盲目作用。一个黑暗并可怕的轮廓正在我们面前显现。
狄尔泰意识到危机的根本原因是知识和生命的根本脱节，理论与实践的加速分离。伦理学、美学、法学和教育学这些与人类理想和目标有关的理论变成了大学的学科，却和普通人的内心越来越远。科学越发展，生命的意义和目的就越空洞，这种荒谬的结果就是“空虚的痛苦”。
狄尔泰相信，人生在世不只是存在，而是要行动。他甚至说：“哲学思想只有有效果才有权存在。”所以，他想奠定“行动的人和实践世界的科学”的理论基础。一切理论都是实践的理论。“一切真正哲学的成果和目标是最广义的教育学。”
为了避免思辨的孤立，把学术和科学的精神带入日常生活，他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就在流行报刊上发表数以百计的文章、评论和短评，上到光学最新进展下到日本小说，评论思想界和文学界伟人等等。
在政治上，他拒绝用自由交换统一。但是，对完全的民主同样心存疑虑。担心绝对的民主会导致另一个暴政。因此，主张渐进主义和改良。时代的任务不是建构一个遥远的理想，而是控制社会进程和人的当下世界。
虽然狄尔泰反对与生命脱节的学问，并力荐实践哲学，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主张无学问的思想。狄尔泰很可能是最后一位真正的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巨人，学术大师。他在巴塞尔大学的同时布克哈特对他评价：
每次与他的谈话都立刻会表明，他活力四射。他并不只是理智地讲话，而是关于世界、历史、文学和艺术的思想的中心灿烂迸发。他给人一种将能完成任何事的印象。
狄尔泰一生勤奋至极，一直到死，每天工作超过14个小时，著作等身，而且有些并未完成。学问，对于狄尔泰来说就像呼吸一样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