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利天丨现代性的追求和内在超越
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作为现代化社会一般特性的现代性特质也在普遍增长。中国的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现代性仍将是我们长期的渴望和追求。但是，至少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西方发达国家兴起了各种各样的后现代主义学说，已形成强大的社会思潮"按照西方后现代主义的界定，现代性是后现代主义在反思和批判现代社会中抽象概括的否定性概念，现代性是现代社会种种弊病的理论表征。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必然内含的现代性追求是否在奔赴一个错误的目标，是否需要改弦易辙呢？
按照学术界的普遍理解，世界各国的现代化都有各自的特点，即使是欧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也各有不同，而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由于同西方国家在社会制度上存在着本质区别，因此更具有自己的独特道路和发展模式。这些看法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又总是有某些可以度量的客观尺度和标准，农业、工业、国防、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等有着普遍适用的典范性、规范性的大尺度，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化就不是可以主观任意的宣示和公告。如果现代化是一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客观度量，那么表达现代化社会一般特征的现代性可以说就不是学术界的主观任意的构造。现代化国家总会有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精神气质等现代性的普遍特征。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必然包含着对这种现代性的追求。如何在现代化建设和现代性的追求中避免发达国家已经暴露出的现代性弊病，从而实现对现代性的超越，这是对所有发展中国家理论智慧和实践智慧的考验。
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中内在包含着现代性诊断、批判和超越的理论框架和思维方式，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异化劳动的理论及后来在《资本论》中对资本逻辑的揭示和批判已经展开了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视野，或者说后现代主义对现代社会的批判基本未超出马克思的理论视野。这也是各种后现代主义学说包括后马克思主义学说均辩说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区分的原因，从哲学层面说，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过程是人的觉醒和主体自我意识张扬的过程，也可以说是主体形而上学的过程，人作为主体也成为本体、实体，通过科学技术通天彻地，改造世界，从而使自然或世界成为为人所用的资源和价值；通过主体的理性立法，社会生活和社会组织日益规范化、理性化，借用维特根斯坦的说法是“逻辑充满世界”，用海德格尔的说法是“存在成了价值”。整个世界都被纳入到主体的理性计算之中。吊诡的是，现代性的自反性迅速终结了主体性的凯旋，原本作为实体、本体的主体，却被“去主体化”，人所发明创造的技术体系，技术化、理性化的社会组织，无所不在的信息网络空间等反转成为实体和主体，海德格尔所说的技术“座架”或“集置”，阿甘本所说的“装置”，成为强大的实体性力量，控制了人们的全部社会生活，催逼着具有自由幻觉的人们为其添砖加瓦。在马克思的时代虽然尚没有今天如此强大的“集置”和“装置”，但马克思对异化劳动和雇佣劳动的分析，最早揭示了现代性的自反性本质，异化劳动和雇佣劳动生产的产品和资本反倒成为奴役劳动者的实体性力量，这仍然是今天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社会学家的现代性批判的思想源头，或者说劳动异化是技术异化、社会异化的根本原因。就此而言，德里达所说的，我们不能没有马克思，不仅仅是不能没有抽象的马克思的批判精神，而且不能没有马克思的批判逻辑和自由解放的思想方向。
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中，在西方后现代主义的现代性批判中，我们如何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如何在现代化建设中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伟大成就蕴含着丰富的中国经验，我们需要对其进行理论的反思和提升。由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快速发展，我们也不可避免地沾染上某些现代性的疾病，出现许多现代性的问题，例如生态危机、环境污染、能源紧缺、人口老龄化、贫富差距过大等问题，这些都倒逼改革和发展方式的转变。但是，按照马克思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辩证法，我们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因为出现了现代性的问题而放缓现代化建设的步伐，更不能动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信念和信心。就如个人的成长和修养一样，不执不通、无色不空；不经历十丈红尘、锦绣繁华的生活就很难看破红尘，超越世俗。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也必须经历现代性的苦难，才能内在地超越现代性。按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思路，这是事情本身的自我否定的辩证法，用海德格尔的说法是“完成”的终结。
在现代化的经历中内在地超越现代性，不是完全重复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历程，更不是重蹈西方现代性弊病的覆辙，而是要积极吸取西方现代性中代表一般人类文明进程的优秀成果。按照唯物史观的看法，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终极动力，而科学技术是最重要的生产力。在西方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力量是源于希腊的理性精神。在一定意义上现代性就是人的精神理性化，现代化就是人们的生产、生活和社会组织等的普遍的理性化。在后现代主义的批判中，我们看到了这种对世界理性化、工具化的多种危害。但不能因此而否认人的理性能力的充分发展及其带来的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人类文明的伟大成果，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积极吸取和大力推进的方面。在专业的学术讨论中，理性概念有种种精细的区分和不同的价值评价，但从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的需要说，理性是个好东西。我们需要积极弘扬理性精神。
哲学家们所说的希腊理性精神是西方现代性的思想源头，按照胡塞尔、黑格尔等的看法，它是欧洲人的精神标识，是西方文明的灵魂。希腊理性精神的实质是超越个人主观意识，在一个公共的、客观的、普遍的真理平台上形成支撑人类文明的真观念。简单说，就是一种客观真理的信念和追求。理性精神就是科学精神、民主精神、法治精神。因为这些精神的实质都是要在一个客观普遍的真理框架中，确定认识和行为的合理性。不难看出，希腊理性精神只能是一种理想和追求，没有人具有 “上帝之眼”，能看到这个世界的终极真理。按照恩格斯的看法，只有整个人类思维的“至上性”可以逐渐接近“绝对真理”。在西方现代化的发展中，普遍的希腊理性精神也出现了衰退。胡塞尔认为，这是欧洲文明的危机，而在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们看来这是需要推进的文明事业。只有消解了主体、理性的形而上学，才能摆脱或弱化无处不在的控制体系的捕捉和规训。这些不同看法都来自于西方。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力推进增长方式转变的时刻，我们不仅需要弘扬一般意义的理性精神，而且需要一种更精细、更精致、更有创新性的理性精神。
近年来，我国政府制定的各类文件中出现了一些新提法和新要求，比如“精准扶贫”、“精准调控”等。这些“精准”的要求不仅有 “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体系的支撑，更重要的是体现了社会治理和政府管理方式的转变。这种转变与转变增长方式、产业结构升级和增强核心竞争力等一起，推动我国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可以说，这是一个更精致、更理性的现代化建设新阶段。所以说这是一种更理性的现代化，是因为我们的政府、企业和消费者需要更专业、更精细的理性选择才能合力完成这一重要的转变。2015年，媒体报道中国游客抢购日本“马桶盖”现象，从根本上说这是产品质量的差异造成了中国消费者的这种选择。这一现象所反映出的是，只有具备精细、精致、精益求精的生产理念，才能生产出优秀品质的产品，才能在市场中具有竞争力。在这样的意义上，精工细作、千锤百炼地提升产品质量也是创新。而这需要更耐心、细致、专业、敬业的理性精神。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人们的社会流动和社会交往日益频繁，这在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同时，也导致了一些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出现，以及一些偏激和波动的社会情感的产生。诸如“路怒”一类的怒气、火气乃至戾气，常常会引发一些恶性的社会事件。从而社会交往实践的理性化成为现代社会理性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方面。以平和的心态、现实的态度，提出自己合理的有限的利益要求，并在商谈、对话中作出必要的妥协和让步，从而获得社会交往的积极成果，这大致应是现代交往理性的基本要求。其中的关键是克制和妥协，这是需要通过较为艰难的交往实践的练习才能逐渐提升的理性能力。按照自然情感的趋向，在面对利益冲突时，人们往往倾向于或者“赢者通吃”，或者宁可一无所有也要“鱼死网破”。对这种偏激的情感逻辑必须进行理性的调节和教化，才能拥有基本的社会团结和良好的社会秩序。生产技术和经济发展需要科学理性、技术理性的高度发展，社会交往和社会发展需要交往理性、实践理性的高度发展。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样不能超越现代性的理性化进程。
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对现代性及其理性主义哲学作出了很多卓有成效的批判，我们不能无视这些有意义的理论成果，不能重蹈西方现代化已经明显暴露的弊端和陷阱，这其中具有哲学意义的就是对柏拉图主义理性哲学的批判。海德格尔认为，西方哲学就是柏拉图主义，而现代科学技术是柏拉图主义的完成，它造成了技术“座架”的全面控制，遗忘了存在的意义。大多数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也都拒斥、拆解、摧毁形而上学、逻各斯中心主义、宏大叙事和技术体系等。按照辩证法的逻辑，极端的理性主义就是非理性主义。胡塞尔等所说的希腊理性精神一旦在物质技术、社会组织管理等领域落到实处，用海德格尔的说法就是完成了对存在者的分割和宰制，必然使高度发达的工具理性、技术理性、控制论的理性反转成为奴役人的实体性力量。海德格尔认为这是理性的疯狂，社会学家们认为这是可能使人类毁灭于自己的成功的自反性的现代化。在最抽象的哲学理念的层面上，反思中国现代性的内在超越，我认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孕育的德性精神可能是最根本的思想资源和实践力量，它作为中华文明最重要的文化基因规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超越之路。
对比西方哲学的希腊理性精神，我提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孕育的德性精神。希腊理性精神是对人的理性能力的自觉，中国德性精神是对人的道德能力的自觉；用理性精神看世界，世界即是理性的逻辑的世界，从而形成理性世界观，用德性精神看世界，世界即是一个道德的世界，从而形成道德世界观；理性世界观必然形成充分实现人的理性能力、认识能力的认识论中心主义哲学，道德世界观则形成充分实现人的道德能力的修养论为中心的实践哲学。在理性精神的反思中必然达到“我思故我在”的个体本位的自我意识，在德性精神的反思中则达到“仁者爱人”或“不忍人之心”的群体本位的“我们”意识。以人区别于动物的德性精神的自觉，以及由之而来的爱人、同情人的群体性社会意识，不忘家国情怀，努力践行自己的人伦责任，从而完成自己的人生使命，这也许是中华文化历经磨难而未断绝的精神密码。在今天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我们仍可看到中国传统德性精神的强大力量，从党和国家领导人、知识分子、农民、工人和普通民众身上都存留着为家为国的强烈责任感，都保留着超出一己之私的强烈的“我们”意识，都拥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现代性的理性化的历史潮流中，希腊理性精神发生了功利化、实用化、技术化的偏转，西方现代化出现了自反性的困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显现出某种新的现代化形态，这其中蕴含的中国传统的德性精神可能具有新的世界意义。德性精神和道德情感能否减少技术理性的迷狂？人类的社会团结不仅需要理性的对话，可能也需要美国哲学家罗蒂所强调的“同情心”。马克思所说的“激情的理性”和“理性的激情”肯定仍是现代社会批判和未来社会想象的基本精神力量。从我国20世纪50年代即已开始的工业化。现代化很早就显现出人与技术关系的新经验、新感受，即只有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才能有与高度复杂的技术体系的自由关系。《咱们工人有力量》、《我为祖国献石油》等经典歌曲都表达了这种自由感受。人类困惑于后现代主义哲学化的技术“座架”、“装置”确实对个体的自由和主体性造成威胁和控制，对此不能用消极浪漫主义的批判去化解，只能在集体主义的主体中保持对技术的控制和自由。这既体现中国传统精神的力量，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即只有人类的自由和解放才能有人对自然和世界的自由关系，亦即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