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敦华丨四十年来西方哲学问题争论发凡
1978—2018年的四十年，西方哲学在中国的研究进展不仅仅是翻译名著、介绍西方学者的观点，还有中国语境下的“问题意识”，并且围绕中国人关心的问题展开的学术争鸣，其中颇具代表性的论题包括“西方哲学研究方法论问题”“西方哲学术语中译问题”“中世纪哲学性质问题”“康德与黑格尔的重要性和相互关系问题”“中西哲学会通问题”“西方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关系问题”“启蒙与现代性的是非功过”“后现代主义的哲学评价问题”“政治哲学‘左’‘右’之争”“海德格尔与纳粹关系问题”等。
1978—2018年的四十年，西方哲学在中国的进展不仅仅是翻译西方名著，也不仅是介绍和复述西方人的观点，还有中国语境的问题意识，围绕中国人关心的问题开展的学术争鸣。由于“论题众多”，本文难免中国人“以十为全”的观念，选择自己认为有代表性的十个问题加以讨论，实际上值得讨论的重要问题不止十个。毋庸讳言，笔者这十个问题的选择和概述做不到客观中立。贺麟在《当代中国哲学》“序言”中批评“对于同时代人的思想学术不愿有所批评称述”的“错误而不健全的态度”，他认为“率直无忌公开批评”与“合理的持平平正”不相抵触。笔者深以为然。笔者不敢说自己的批评是确定的公论，但为学术氛围的活跃和发展计，发表出来以求教于专家学者。
一、西方哲学研究方法论问题
西方哲学史属于历史科学，现代西方哲学是对过去和当前流派的回顾和追踪。中国传统中经史关系的见解不可避免地嵌入西方哲学研究中。一方面，“哲学就是哲学史”或“哲学是认识史”等主张，犹如古人说“六经皆史”或“我注六经”；另一方面，“哲学史家不是哲学家”，“思想家胜于学问家”等主张，犹如古人说“先立乎其大”，“六经皆我注脚”。
四十年来，在西方哲学方法论的史与论、述与评关系的讨论中，绝大多数人持史论结合、评述搭配的中允之论，似乎面面俱到，不走极端。其实这种主张是对前一阶段大批判专断的极端否定，以及对带帽穿鞋式评论的点缀的不满。真正的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固然不能取代哲学史研究，但用黑格尔辩证法带动哲学史，或把西方哲学史当作柏拉图著作的脚注等方法，也只是西方哲学一家一派的做法。如果试图避免这些“极端”，西学东渐带来的以论代史或以论带史的方法已形成一种惯性，人们不知道中国处境中史论结合的具体途径，依然模仿西方某一流行解释，比如，海德格尔的哲学史观不知不觉成为哲学研究的一种“集体下意识”。另一种倾向是据史论史，以史料的堆砌或编撰为详实，或把编译和转述当创见。
史论结合的创新方法在于论从史出，把社会和思想的“外史”和哲学史自身发展的“内史”相结合，把某一学说的主题和逻辑线索与有选择的文本材料融为一体，用哲学历时性的纵切面表现或证明学说的共时性横切面；论从史出需要以更细致的文本分析和更丰富的史料为资源，这样才能开出新论。论从史出需要长期的训练、积累和传承。在尚未具备这些条件的情况下，据史论史、以论带史和论从史出的各种尝试和互动是必要的、有益的，不宜急切否定。
二、西方哲学术语中译问题
西方哲学的中译术语大多是20世纪初从日本引进的，不过日本人在翻译时借用了不少中国古代已有的词汇，如“形而上学”“本体”“宇宙”；或把中国单音词合成为多音词，如“哲学”“存有”。这些 “出口转内销”的借词是东西交流的产物，对西方哲学处境化的历史贡献怎么评价也不为过。
在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一版和黑格尔著作的过程中，西方哲学的学者对已经流行的西方哲学术语精心细琢，体味其在不同语境中含义。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推行，原本源自西方哲学的概念成为中国哲学界的“普通话”。
在深入理解的基础上，中国学者对西方哲学概念进行重译。如“存在”抑或“是”，”先验”还是“超验”“超绝”，“唯心论”还是“观念论”，唯物论还是物质论、质料论，等等。在不同语境中，西方哲学概念意义有所不同，中译术语随之改变无可厚非。有争议的问题是：具体文本具体对待，还是术语一律意义统一？不过，中译术语只要标注外文原文，只要在上下文中自圆其说，使用不同术语无碍大局。关于中译术语问题继续争议，可以深化对西方哲学概念的理解，乃至把翻译问题提升为“汉语哲学”。
三、中世纪哲学性质问题
哲学和宗教关系是哲学和宗教学共同研究的问题，围绕中世纪哲学性质和地位问题的讨论，代表了宗教哲学研究的不同视角和观点。比如，中世纪哲学只是西方哲学史中的一个断代史，还是宗教哲学的典范？如果强调前者，则中世纪哲学主要问题是逻辑与语言、唯名论与唯实论、存在与本质、意志与理智等西方哲学史一直讨论的共同问题；如果强调后者，则中世纪哲学的主要问题是信仰与理性、神学与哲学关系问题，哲学问题、范畴和方法在信仰和神学的框架中获得特殊意义。再如，中世纪哲学的性质是基督教哲学，还是一般意义上的宗教哲学？如果是前者，突出基督教在西方文明中整合希腊哲学、希伯来宗教和罗马法制的作用；如果是后者，则突出了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宗教哲学的平等对待，强调中世纪哲学的多元性。再如，中世纪哲学的起始如何划分？是按世界史划分的公元5—14世纪的哲学，还是按照思想史划分的从早期教父到15—16世纪的哲学？较短的中世纪哲学基本上是天主教哲学，与近代哲学有断裂；而较长的中世纪哲学包括新教继承的使徒统绪和社会思想，可与近代哲学相衔接。显然，这些问题的讨论对西方哲学的研究具有全局性意义。
四、康德与黑格尔的重要性和相互关系问题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来源，黑格尔曾在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中独领风骚。1981年有人提出要康德还是要黑格尔的问题。现在看来，主张康德比黑格尔更重要的理由不能成立，但正如现代解释学所说，偏见和误解是思想的传播和接受的常态，回到康德的呼声再次唤醒了五四时期对康德的兴趣，康德哲学的翻译和研究成为显学。与此同时，由于增加了来自西方马克思主义和现代西方哲学译介研究的助力，黑格尔哲学研究势头不减。哲学界普遍认为康德和黑格尔同等重要，但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更全面地理解两者的关系。黑格尔对康德的批评，或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相接近的程度，未必是看待康德与黑格尔关系的标准或最佳视角。在更宽阔的视野中，看待康德开启的现代性哲学变革和黑格尔按照理性思辨的辩证思维的拓展推进，以及他们在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内的现代哲学中的各自影响，对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重要意义。
五、中西哲学会通问题
黑格尔关于中国古代有宗教而无哲学的论断，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史成为世界性学科的情况下，似乎已经难以成立了。但是，2002年，德里达访华时褒奖“中国古代无哲学而有思想”的一句话，却引起了“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德里达的话之所以有如此影响，在于迎合了复古思潮。当今复古派不是五四时期的保守派，当时的保守派和自由派从不同的方向推进中西会通，而当今复古派则釜底抽薪，如果中国古代没有哲学，中西哲学会通岂不是根本就不存在；而如果“中国思想”与哲学在本质上完全不同，也就否定了中西思想会通的可能，如果把现代汉语的中国哲学表达当作“汉话胡说”，认为“古语体系”才是中国思想的正道，这样的“中国思想”岂不是自我孤立于世界文明之林之外？
不那么极端的复古派和保守派可以承认中国哲学的存在，主要通过“比较哲学”表明立场。比较哲学现在不是成熟的学问，没有明确的界定和方法。抱有明确原则和立场的人大多强调中西哲学的差异，但他们的价值判断可以相反。复古派从中西差异中看到中国优于西方，而自由派则相反。两者似乎重演五四时期“向东走”还是“向西走”、“以俄为师”还是“照搬欧美”的争论。跨文化比较的目的应是以对方为镜子照看自己的缺点，本应保持“多讲自己的缺点”和“自己的优点留给对方讲”的“伟大谦虚”。比较哲学如果靠贬低对方来抬高自己，难免背离比较的初衷而陷入“那喀索斯式自恋”。
六、西方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关系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来源是西方哲学史，现代西方哲学的流派各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解释。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分属不同的“二级学科”，不少西方哲学专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退避三舍，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专家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往往被同行讥为“西马非马”“以西解马”，对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康德联系的研究被当作“以黑解马”“以康解马”。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同根同源，不可分割；在中国处境中，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辅相成、难解难分。这个道理好懂，但实行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这里用得上“知易行难”这句话。 现在迫切需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专家之间，开展专题性的讨论争鸣，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西方哲学处境化共同发展。
七、启蒙与现代性的是非功过
从笛卡尔、培根、洛克、卢梭到康德、黑格尔的哲学用不同的理论形式表现科学、平等、自由、共和的启蒙时代精神，这是西方哲学史上罕有的社会影响如此巨大的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其资产阶级革命的局限性的分析批判，也充分评估其积极作用。在中国境遇中，这些哲学家因启蒙精神而受到重视和积极评价。近来随着民族复古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勃起盛行，反对启蒙声浪高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时期被当作“全盘西化”“割裂传统”的祸端，甚至与“文化大革命”捆绑在一起批判。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即使采用据史论史的文本研究，也不能支持启蒙与传统对立、民族性与时代性割裂的学理。反启蒙的学术只能以古学为标准，重估现代性，颠倒进步和倒退的价值。通过古经解读和近现代文本批判，恢复人心和社会正道，挽救现代衰落的危机，纠正文化变动的偏差；这也可算“论从史出”，只是断章取义，裁剪历史，失去了应有的“大历史”的见识。严肃的西方哲学研究以此为戒，继续发力，深入研究近代和德国古典哲学文本，在启蒙时代的背景和视野中，作出史论结合的新解释和推陈出新、实事求是的评价。
八、后现代主义的哲学评价问题
西方反现代性、批判启蒙的生力军是后现代主义。启蒙思想中科学、平等与自由的张力已经包含现代性与后现代分歧的萌芽，尼采以自由否定平等，用意欲取代理性，以艺术的浪漫反对制度的规范，成为后现代的祖师爷。尼采以个性解放的启蒙形象在中国流行。即使在五四时期，个性自由与民主科学的追求也有张力，20世纪80年代，个人诗化创造与社会改革实践在价值观上有不同取向，只不过当时启蒙的氛围掩盖了这种分歧。后现代主义被引入中国以后，具有多重面相，既迎合了反科学实用、推崇艺术和美文的浪漫文人习气，又迎合了热衷于激进左翼知识分子的无政府主义思潮，还与反对权利平等的高贵精英的复古保守心态相呼应。由此不难理解，它在中国被当作时髦新潮受到热捧，甚至在西方哲学领域，也受到礼遇，被当作纠正理性主义弊病的划时代转折。后现代主义在哲学上没有超越时代，非但不能纠现代性之偏，相反，它执现代性内部张力之偏，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偏执于艺术和审美的个性，否定科学的普遍有效性和公共道德。“后学”的解构不过是对无本质、无结构、无真相的否定，建构性的“后学”在实践上是无能的。在政治上，“后学”对资本主义激进的文化批判和心理批判，不伤及经济制度和政治体制的皮毛，不触及社会不公正、不合理的实质，只是通过无政府主义的宣泄不满来安慰民众，换取对不正义现实的承认和接受。正如哈贝马斯批判的那样，他们貌似激进，实际上是新生的保守派。
九、政治哲学中“左”“右”之争
中国哲学界历来有借外国学说为己张目的传统。五四时期自由派借英美自由主义，保守派借欧陆保守主义，抗战时期爱国主义借助德意志民族主义，解放后照搬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近四十年，政治哲学的译介研究繁荣，但研究者仍没有摆脱挟洋自重的心态，借助西方左派与右派的名声造势。
然而，中国处境中的“左”和“右”与西方的价值观大不相同，甚至相反，因此要打引号。比如，西方的文化保守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都守护自由主义基本价值，两者没有泾渭分明的界限。而在中国境遇中，两者被引申为保守传统的“左派”与鼓吹西方价值的“右派”的怒怼。再如，当代自由主义与经济利益、公共政策直接挂钩；主张国家调节、福利社会属于自由主义左派，主张自由竞争的不干预主义属于自由主义右派，而兼顾左右的主张属于中间派或温和派；而在国际事务中，左派和中间派倾向于“人权高于主权”的人道主义干预，而右派则倾向于国家利益第一的孤立主义；西方的左中右的区分只是相对的、暂时的，因时事和局势变化随时转化。比如，利奥·施特劳斯和卡尔·施密特的政治哲学在美国被用于强化传统宗教价值和国家权威，属于右派，但转口中国后，与批判现代性和反对启蒙主张相结合，成为“新左派”重要的西学资源。“左”“右”对立有其敏感性，一些学者避谈、忌谈这个问题，因此缺乏公议辩理的学术争论。不过，学界人士心知肚明，即使一些看似纯学术问题的讨论，也有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不同原则和立场。只有了解中国国情，才能悟得其中三味，而西方“新左派”把中国打着同样旗号的人引以为同道，岂不滑天下之大稽吗？
十、海德格尔与纳粹关系问题
在此问题上，西方舆论界和学术界多次兴起轩然大波。海德格尔这个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与纳粹这个人类历史上臭名昭著的罪恶有瓜葛牵连，在西方是一个爆炸性新闻，从1945年至今一直是政治与学术关系的典型案例，材料越挖越多，看法趋于一致。中国学者与舆论对这个问题比较淡定，看法比较平和。大多数专家认为这样或那样的牵连无损于海德格尔哲学极为深奥的原创性和划时代的影响，学者只在牵连的程度与性质问题上有所分歧。有的认为海德格尔与纳粹只是偶然邂逅，并无过错；有的认为海德格尔只是短暂介入纳粹运动，没有罪责；有的认为海德格尔只是犯了普通德国人当时都犯的过错，无需专门道歉；有的认为海德格尔过错严重，哲学家比普通人负有更大社会责任，但这些都是政治问题，应与哲学分开。
“政治正确性”的中西标准不同。在西方，只要触犯了反犹主义的底线，就要受到道德和政治上审判，如果有学者身份，更要深挖思想根源。在中国境遇中，德语哲学专家多少有些德意志情节，一些人对纳粹和反犹主义无切肤之痛。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的彻底否定，对现代性的全面批判，对诗化语言的偏好，引起众多文学、艺术和哲学爱好者的共鸣和青睐；而他在现象学运动中的显赫名声和地位，似乎是难以挑战的哲学权威。即使在透露海德格尔反犹思想的“黑皮书”公开出版之后，海德格尔在中国热度不减，取代德国，成为世界“海学”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