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振华丨 “两种文化”的哲学反思

从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到新康德主义-诠释学，再到后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科学与人文之争呈现为一个曲折演进的历程。在这个跌宕起伏、峰回路转的哲学故事中，我们看到，在科学与人文之争上，哲学已经积累了丰厚的思想成果。我们讲述这个故事，是希望专业哲学家的思辨成就，能够跨出书斋，走向广阔的公共领域，与斯诺式的文化讨论结合起来，共同推进我们对科学和人文之关系的思考。

从“斯诺命题”说起

科学与人文的纠结，是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征。斯诺讲演堪称公共领域的知识分子讨论科学与人文之争的范例。 

1959年5月，C·P·斯诺在剑桥大学作了题为《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的讲演。在这个著名的讲演中，斯诺讨论了西方现代文化的一个突出现象，即科学文化和文学文化之间的分裂，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斯诺命题”。斯诺既是一个训练有素的科学家，也是一个十分成功的作家，他对科学家和作家这两个群体都很了解。在与他们交往的过程中，他发现，科学家和文学知识分子之间缺乏沟通，互不了解，很少有文学知识分子知道热力学第二定律，很少有科学家读过莎士比亚的作品。这种隔阂甚至发展到了相互敌视的程度。斯诺把两种文化的问题与教育的专业化、工业革命-科技革命、富国对穷国的责任等重大问题关联起来。他认为，教育的过分专业化，是导致两种文化对峙的重要原因。他指出，在地球上还有很多国家的人民生活在贫困之中，西方发达国家有责任向他们伸出援手。在此问题上，斯诺更倾向于科学文化。他认为，文学知识分子是天然的“卢德派”（19世纪初英国捣毁机器、反对工业化的手工业者团体），敌视科技革命的成果，而在他看来，要在世界范围内消除贫困，必须大力发展科学技术，走工业化的道路。斯诺讲演触及了现代社会的一种深层文化焦虑，“两种文化”概念很快就在全世界流行开了，成为文化讨论的一个重要议题。 

科学与人文的纠结，是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征。斯诺讲演堪称公共领域的知识分子讨论科学与人文之争的范例。他眼界开阔，现实关怀强烈，揭示了科学与人文之争广泛的社会文化意蕴。在这个时代课题面前，专业哲学家也没有沉默。事实上，在斯诺讲演产生世界性轰动效应的一个多世纪以前，哲学家们就已开始了对科学和人文之关系的反思。他们紧扣最基本的概念关系，从认识论、方法论的角度，把科学与人文之争引向思想深处，贡献了精深的义理。 

在哲学家那里，科学与人文之争主要表现为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关系问题。严格地说，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还是有差别的，所以有学者（如杰罗姆·凯根）认为，应该谈论“三种文化”而不是“两种文化”。事实上，斯诺本人后来也感到，社会科学是两种文化之外的“第三种文化”。但是，在哲学的立场上，就方法论上而言，社会科学的研究不是偏向自然科学，便是偏向人文科学。这里我们暂时忽略这种差别，将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合起来讲，统称为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对。 

科学和人文之争是公共领域的知识分子和专业哲学家的共同话题，两方面的工作各见精彩，又相互补充。而在这里，我们的兴趣是哲学的，所以，在“„两种文化‟的哲学反思”中，我们将讲述一个哲学故事，以此来向斯诺表示敬意。   粗略地说，从19世纪中叶以来，哲学家们处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关系，主要有如下三种思路：1、科学主义、实证主义主张人文社会科学要向自然科学看齐，强调两者之间的连续性；2、新康德主义、诠释学则认为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之间有逻辑鸿沟，强调两者的种类差异；3、后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揭示了自然科学的诠释学维度，为科学与人文之争开出了全新的局面。三种思路在义理上迭相转进，把科学与人文之争一步步引向深入。

科学主义-实证主义的立场

在孔德、密尔那里，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具有相同的逻辑地位，两者的差异只是程度的而非种类的，人文社会科学应当向自然科学看齐。

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是和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牛顿等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科学革命以来，科学自身的发展及其技术应用，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彻底改变了人类生存的世界。在这样的背景下，19世纪的西方出现了“科学崇拜”的思想。科学崇拜是科学主义（scientism）的基本特征。科学主义对科学的效用有无限的信心，认为用科学的方法可以解决从自然到社会、从宇宙到人生的一切问题。虽然科学主义起源于19世纪的西方，却很快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思潮，而且影响至今。

从人类的探究活动或知识领域来看，科学主义独尊自然科学，主张人文社会科学向自然科学看齐。在19世纪科学崇拜的时代氛围中，英文“scientist”一词被创造出来指称自然科学家，而英文“science”一词的涵义也逐渐固定下来，专指自然科学。主张自然科学是唯一可靠的知识，人文社会科学应当仿效自然科学，是科学主义解决科学与人文之争的基本方案。 

实证主义是科学主义在哲学中的一种表现形态。孔德是实证主义的创始人。实证主义反对形而上学，认为现象界是人类知识唯一合法的领域，关于现象的知识就是实证科学知识。在放弃了形而上学试图超越现象而把握世界终极实在的虚妄努力之后，孔德认为，哲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追求科学的统一。他系统地考察了当时的人类知识状况，发现各门自然科学已先后进入了实证阶段，但是对社会的研究却还受神学和形而上学的支配。为了实现科学的统一，孔德主张，社会研究应该仿效自然科学。他用实证方法（观察、实验、比较和历史的方法）来研究社会，创立了社会物理学（包括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成为社会学的创始人。 

密尔（旧译穆勒）的立场和孔德相仿。对他来说，确立道德科学（themoral sciences）的逻辑是一项重要工作。密尔所说的道德科学大致相当于我们所说的人文社会科学。他认为，自然科学已取得巨大成功，获得了人们一致认可的研究成果，确立了相当可观的真理体系，而道德科学却远未达至类似的成就，人们意见纷纭，尚未确立多少确定无疑的真理。密尔把这看作是“科学脸上的一个污点”。他认为，抹去这个污点的办法，是将在自然科学中获得成功的方法推广到社会政治领域中去。在密尔看来，自然科学和道德科学没有本质的差异，只是由于道德科学的对象更为复杂，因此不可能达到像天文学那样的精确程度，道德科学只能是一种非精确的科学。 

可见，在孔德、密尔那里，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具有相同的逻辑地位，两者的差异只是程度的而非种类的，人文社会科学应当向自然科学看齐。孔德、密尔的科学主义、实证主义的立场受到了德国新康德主义-诠释学传统的质疑。强调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种类差异，是后者的基本特征。   

新康德主义-诠释学的进路

科学主义-实证主义与新康德主义-诠释学的经典对峙，在20世纪哲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延续。 

新康德主义者文德尔班在《历史与自然科学》这个著名的讲演中，立足于普遍和特殊这一概念关系，把人类知识划分为制定法则的科学和描述特征的科学。自然科学属于前者，关注共相、一般规律、永远如此的东西；历史学属于后者，关注殊相、个别事件、一度如此的东西，两者在方法论上存在根本差别。文德尔班指出，在普遍和特殊这一概念关系上，一部西方思想史的基本倾向是推崇普遍、一般而轻忽特殊、个别。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文德尔班努力为特殊、个别张本，强调其对于人类认识不可替代的价值。他为西方传统思想纠偏的结果，是让特殊获得了和普遍同等的逻辑地位，让描述特征的思维形式和制定法则的思维形式并驾齐驱。李凯尔特在文德尔班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不仅从方法上，而且从对象上，阐明了历史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种类差异。历史文化科学中的“历史”是指方法，即史学的个别化方法，“文化”是指对象，即其研究对象是具有价值特征的文化。自然科学中的“自然”既指方法，也指对象：就方法而言，自然科学采取了普遍化的方法；就对象而言，自然科学研究的是无价值特征的自然界。 

在诠释学传统中，哲学家狄尔泰明确地反对孔德、密尔运用自然科学的原理、概念、方法来研究社会历史实在的实证主义思路，主张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是一个独立的、自主的体系。德文

“Geisteswissenschaften”是对密尔的“道德科学”的翻译，其范围大致相当于我们所说的人文社会科学。狄尔泰认为，自然科学的对象是独立于人的实在，而精神科学的对象则总是打上了人的印记。社会历史实在作为精神科学的研究对象，本质上是人的精神生命的客观化。从方法上说，受历史学家德罗伊森的启发，狄尔泰用“说明”（explanation）和“理解”（understanding）这对概念来界分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他的一句名言是：“我们说明自然，我们理解精神生命。”所谓“说明”，就是指将待说明的现象归摄于一般规律之下，这是自康德以来哲学家们对“说明”的基本理解。在研究自然的过程中，科学家在观察、实验的基础上构造假说，提出规律，对事实作出说明，对未来进行预测，再用经验事实来加以检验。这一整套的思想程序旨在揭示自然界的因果关系。与此不同，“理解”是精神科学的基本方法。人的精神生命有各种表达，它们构成了我们理解的对象。我们理解各类表达是为了把握生命的意义、价值、目的等等。对于精神科学来说，意义范畴具有核心地位。那么，具体来说，我们是如何理解精神生命的呢？狄尔泰区分了初级的理解和高级的理解。对一个句子的理解、对一种表情的理解、对一种简单行动的理解，属于初级理解。而对人的个性或者艺术作品的理解，则属于理解的高级形式。在对高级理解的讨论中，狄尔泰强调了移情、重新体验、解释

（interpretation）等重要环节。他强调指出，解释在理解中具有核心地位，它是对语言文字的表达形式（文献）的系统的、富有条理的理解。对这种典范性的高级理解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把握理解的本性。诠释学就是一门关于理解和解释的学问。在狄尔泰之前，诠释学已经有了很长的历史，最重要的有如下三种形态：古典诠释学（关于古典世俗作品如《荷马史诗》的诠释学）、《圣经》诠释学和施莱尔马赫的普遍诠释学。狄尔泰将诠释学带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赋予了诠释学一个全新的使命，即为精神科学奠定认识论的基础。狄尔泰认为，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成功地为自然科学奠定了认识论基础，但是，在精神科学的领域中，类似的工作尚付诸阙如。对应于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狄尔泰把从认识论上为精神奠基的工作称作历史理性批判，他慨然自任，将其作为自己的理智事业。他认为，诠释学能够为精神科学提供认识论、方法论的基础。狄尔泰之后，诠释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那里，诠释学实现了一个存在论转向，理解和解释不再仅仅被视为精神科学的方法，而是被看作人的原始的存在方式。   科学主义-实证主义与新康德主义-诠释学的经典对峙，在20世纪哲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延续。伴随着20世纪的“语言转向”，出现了实证主义的新形态，即逻辑实证主义。卡尔纳普主张在物理语言的基础上实现科学的统一，认为生物学的词项、心理学的词项和人文社会科学的词项最终都能还原为物理学的词项。

亨普尔认为，对自然现象的说明和对历史事件的说明，具有相同的逻辑结构，都须诉诸一般规律。在历史研究中，一般规律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但是，科学主义-实证主义进路在走向精致化的同时也受到了有力的抵制和质疑，威廉·德雷、温奇、查尔斯·泰勒、冯·赖特、阿佩尔、哈贝马斯等人从不同角度论证自然科学和社会人文科学的种类差异，在精神上呼应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的新康德主义-诠释学的传统。

后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

后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研究，改变了逻辑经验主义所描绘的陈旧刻板的科学形象，恢复了自然科学的诠释学维度，深刻地揭示了科学研究中的一系列诠释学因素。 

至此，我们考察了科学与人文之争上的两种经典进路，即科学主义、实证主义的进路和新康德主义-诠释学的进路，前者试图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上实现科学的统一，后者则认为两类科学之间存在逻辑鸿沟。虽然这两种进路争锋相对，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它们却分享了对自然科学的传统理解。20世纪科学哲学的发展，特别是所谓“后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研究”，挑战了对自然科学的传统理解，为科学与人文之争开出了全新的局面，出现了理查德·伯恩斯坦所说的“自然科学的诠释学维度的恢复”的情形。 

1973年，英国科学哲学家玛丽·赫塞在英国科学院作了一个题为《为客观性辩护》的讲演，其中讨论了哈贝马斯的《知识与人类旨趣》一书的思想。哈贝马斯在书中论及了狄尔泰界分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的思想。赫塞用自己的语言重构了狄尔泰的思想，列述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五大差异，并作出如下概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对峙是单向逻辑和循环逻辑的对峙。自然科学的逻辑是单向的：科学理论依赖于经验材料，须用经验事实来检验，但经验材料之于科学理论却具有独立性。人文科学的逻辑是循环的：对部分的理解离不开整体，而整体又依赖于部分之间的关系；对材料的理解离不开理论，而理论又依赖于材料。不难看出，赫塞在此所说的人文科学的循环逻辑，就是著名的“诠释学循环”。赫塞认为，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这种对峙，体现了一种经验主义的科学观。不单实证主义者持经验主义的科学观，就是狄尔泰这样的思想家，在强调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种类差异时，也有此倾向。 

经验主义的科学观可追溯到英国经验论，但赫塞所谓经验主义的科学观，主要是指逻辑经验主义（即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逻辑经验主义之后，科学哲学进入了后经验主义阶段。后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研究，完全颠覆了经验主义的科学观。后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研究发现，在狄尔泰关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五大差异的论述中，那些关于人文科学的描述完全适用于自然科学。赫塞概括说，与人文科学的循环逻辑相类似，自然科学的逻辑也是循环的：理论受制于经验材料，经验材料也依赖于理论的解释和修正。可见，后经验主义的科学观与对人文科学的诠释学分析，若合符契。赫塞指出，在后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研究中，存在着一种试图将自然科学的方法论纳入人文科学的方法论的倾向。伯恩斯坦极为赞赏赫塞的这一观察，并将其概括为“自然科学的诠释学维度的恢复”。 

“自然科学的诠释学维度的恢复”一语展示了后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研究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只是在伯恩斯坦的论述中，“恢复”一词，似乎没有很好地落实。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概括，让我们为它下一个注脚。历史地看，自然研究曾经拥有一个诠释学维度。在古代、中世纪甚至在文艺复兴时期，亚里士多德传统占主导地位，自然被看作是一个有意义的对象，人们在目的论的框架内解读“自然之书”。但是，随着17世纪科学革命的兴起，自然研究经历了一个祛魅、去神秘化的过程，伽利略传统取代了亚里士多德传统，机械因果的概念取代目的因果的概念。近代自然科学运用假说-演绎法，用规律来说明自然现象，自然研究原先具有的诠释学维度失落了。对自然科学的这一理解，在逻辑经验主义那里，得到了典范的表达。后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研究，修改了科学的形象，重新恢复了自然科学的诠释学维度。在这个方向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波兰尼、库恩等人的工作。他们从各自的哲学立场出发，揭示了传统科学观的缺陷，并从多方面发掘了科学研究中的诠释学因素。 

后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研究，改变了逻辑经验主义所描绘的陈旧刻板的科学形象，恢复了自然科学的诠释学维度，深刻地揭示了科学研究中的一系列诠释学因素。但是，很自然地，人们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强调自然科学的诠释学因素，是否会导致自然科学的人文化？是不是意味着让自然科学向人文科学看齐？是不是会泯灭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差异？在承认自然科学的诠释学维度的前提下，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还有没有差别？如果有，那么，这种差异是程度上的，还是种类的？……这些问题表明，科学与人文的纠结依然还在。但很显然，后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研究重新界定了我们的问题情景，将科学与人文之争带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之上。围绕着这些尚无定论的开放问题，哲学家们正在展开新一轮的科学与人文之争。 

综上所述，从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到新康德主义-诠释学，再到后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科学与人文之争呈现为一个曲折演进的历程。在这个跌宕起伏、峰回路转的哲学故事中，我们看到，在科学与人文之争上，哲学已经积累了丰厚的思想成果。我们讲述这个故事，是希望专业哲学家的思辨成就，能够跨出书斋，走向广阔的公共领域，与斯诺式的文化讨论结合起来，共同推进我们对科学和人文之关系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