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里克丨哲学当前的任务

莫里兹·石里克（MoritzSchlick,1882-1936），德国哲学家、逻辑实证主义的创始人。

当前，似乎依然有些人很怀疑,在我们这个时代,哲学是否还有工作要做。因为人们经常听说——有时甚至是哲学工作者的说法——哲学，就其本身而论，现在已经不再被需要了，而且，所有合理的科学疑问，也包括曾经习惯于归类为哲学领域的那些疑问，如今开始由具体学科来回答。具体学科被视为大致相当于这项工作；并且,诸如根本没有办法解答的那些问题，都是无意义的、不合理的，而且，根本没有答案。因此，并不存在只要求哲学来解决的问题。

当具体学科，尤其是自然科学，必须抵御像在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及其追随者的观念论体系中所呈现出的那种哲学家的自负时，对哲学的这种敌视态度，从心理上看，可以解释为是上世纪②那个时期的残留物。在这些体系中，思辨精神事实上鄙视地瞧不起详细的研究工作和发现，所以，科学家一定很快转而作出反抗，从骨子里蔑视如此漫无边际的臆想，然后，转向对一般哲学的蔑视。

尽管对待哲学的这种怀疑态度，在某种程度上，能得到如此的说明，但是，目前还缺乏真正的辩护,因为造成愤恨并致使哲学精神丧失信誉的这种观念论思想的傲慢结构早就瓦解了，似乎哲学之树盛开的如此灿烂之花已经凋零，不过，完全不用担心，它们的零星之果还能使充满同样精神的体系发展成为一种名副其实的生活。如今，只要这些体系还会出现，对哲学的这些怀疑就只能是基于草率的判断、对科学最终问题的故意忽视，简而言之，缺乏明确性。因为如果我们发问这些怀疑者，他们有什么理由做出苛刻的判断，我们就发现，这些理由本身已经是哲学理由，而且，在他们给出拒绝的定论时，怀疑者们的做法恰好是：他们寻找所禁止的东西，也就是说，他们寻找哲学化的东西。据说，亚里士多德本人在他遗失的著作中曾指出，所有抛弃哲学的那些人都以这种方式自相矛盾；要不然，他们的抛弃确实是不认真的。一个进行科学思维的人，只要他没有搞清楚哲学的真正目标和意义，他就只能拒绝哲学，因此，不会理解哲学思想的本性。

因此，如果我们希望审视当代生活赋予哲学的任务，那么，我们必须首先对哲学的本性有一个明确的看法。限于篇幅，自然不可能精确而详实地阐明哲学思想的最深邃的真实本质，即，哲学的真正本性最终是由什么构成的；在这里，对哲学努力在人类生活中能够和应该达到什么目标，足以获得一种明确的观念。

正如这些迹象已经呈现的那样，哲学绝不是一门具体学科。它不是与具体学科并驾齐驱，而是在特定的意义上高于它们，可以说，包括了它们。我们这么说，自然不是规定一个次序表或功绩顺序，只是陈述一种逻辑关系。哲学的主题内容是整个世界，而不是世界的某个部分，否则，它就根本没有主题。无论如何，简述这种关系的演变将会表明，哲学不能与科学只有外在关系，更确切地说，哲学与科学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科学的完成仍然依赖于哲学本身的控制。

在萌芽时期，当科学的问题和思想首先在少数人心中产生时，当人们独立于宗教推测——因为宗教推测过程不同于哲学，不是来自理解，而只是来自感情、希望和恐惧——开始反思宇宙的秩序时，那些时候，哲学就是科学本身，或者，如果我们愿意的话，哲学至少是力求走向科学。对于科学精神觉醒之后的几个世纪来说，根本不存在具有不同探索领域的特殊科学，只存在着独一无二的哲学。如果有人追求较高的或理论的观念，或者，钻研远离充满日常世界的为生存而斗争的利益问题，他就是一位智者、一位爱智慧之人、一位哲学家。所以，哲学家与众不同的标志是，不同于其他人，他不仅用他的才智服务生活的实践目的；更确切地说，他的目标是研究问题，借助理解，获得自然界中联系的知识。哲学意味着努力引导心智趋向更完善的知识，因而，它的最高任务和最终目标是获得人在智力上的成就感。但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强调,哲学不仅仅是科学，同时也不只如此；正像传统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样，智者不仅通过他的知识，而且通过他的生活方式，与凡夫俗子隔离开来，因为可以说除了纯粹的技能之外，在生活的各个方面，精神（spirit）总能发挥作用。聪明人的行为被相当特殊的性格所引导和感染。因此，哲学实际上意指不只是追求纯粹智力的完整性；它是以智力完善为手段追求一般的精神满足。

随着知识的不断增长，知识的范围也不断扩大，因此，即使限于一个特殊而狭窄的有限领域，也能为毕生的事业提供充分的资料；这在后亚里士多德时期尤为显见，而且，随着各门具体学科的彼此分离以及与一般哲学的分离，结果，现在出现了（例如）只在各自的特殊领域内实践而不会主动提出一般哲学见解的医生、天文学家和数学家。

但在不同思想领域内的这种学科划分，根本不是真正的分离（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而只是受个人研究的不同天赋所支配的人为的分离，这种天赋迫使每个人进入最适合其思想模式的领域。就具体学科事实上只服务于理论兴趣而论，它们是真哲学推动的结果，并且，只有当完全排除实践目标而追求研究时，如同在医生和法官中间可能容易发生的那样，我们才会面临着依赖于基础截然不同的人类心智努力的各个分支。尽管这些具体学科也可能最终起源于哲学的推动，但的确不能由此推出，它们也有能力全部满足那种推动的条件。如果哲学等同于所有学科知识的总和，那么，当今，就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哲学家，因为对于哲学家来说，这些知识领域数量太多而且纷繁复杂，以致于更不可能共同集中于一个方面；没有人能成就哲学的满足。科学不能剥夺哲学的任务，只能为哲学铺平道路；因为科学本来就是针对部分和具体领域的，而哲学的目标则是整体。今天哲学的最终目标是通过智力完善的过程，达到和谐的精神生活，这并不亚于古代。具体学科促进完善智力，但完整性，即最终的完成，超出了具体学科的权力范围，因为这意味着一种整体的和谐。科学在各个具体领域创造知识，而哲学旨在知识的完整性，从而把科学的结果充实到一个闭合的世界图像之中，并使其纳入到人类整个精神生活的框架内。

因此，哲学真正的任务总是相同的：它的目标在于实现和谐的精神生活，就此而言，是通过智力手段可达到的。因此，如果哲学总是有相同的任务要完成，那么，它的当前任务是什么这一问题似乎将会得到解决。但是，各种哲学努力必须提出的这些特殊任务，不仅依赖于它们试图达到的这些终极目标，而且当然还很特殊地依赖于在这个时代的精神生活中它们所面临的各种情况，它们的使命就在于坚决完成这些特殊任务。因为这种使命必须利用某些手段，才能接近它的目标，而这些情况决定了这样的手段。

正如我们开始所做的那样，当我们继续沉思哲学与具体学科的关系时，只要科学被考虑为是哲学思想的基础和刺激物，我们因此就必须关注今天科学的发展特征。现在，当前科学实践的最显著特征是其广泛的专业化程度。把事实领域划分成不同的学科，在古代就已经开始，只是今天进展到惊人的地步。劳动分工是如此惊人，以致于个体研究者通常必须把他的全部精力都只投入到与所讨论的整个具体学科相比几乎觉察不到的一个小领域。因此，在这里，使哲学面临一种貌似自相矛盾的趋势。因为当具体学科把所有的领域都划分为具体的小领域，把所有大的一般问题都分解为更容易解答的具体小问题时，哲学事业则驶向完全相反的航线，走向一般和综合，旨在使个别统一起来，并从中寻求似乎能使所有分支和边界都消失的观点。

然而，哲学和具体探究的趋势只是貌似相反，因为无论在哪里,只要真正的科学精神能在研究中起主导作用，对当代科学处处如此热情从事的具体问题的研究，就完全代替了对最困扰思考者内心的和使思考者的内心深感焦虑的许多一般问题的关注。对细节的谨慎研究是唯一所追求的，因为这是洞察下列回答的唯一手段：这些回答必须来自大系统的哲学大厦中的构成要素。

因此，哲学当今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阐释和探索这种模式，凭此，所有的特殊研究最终都从属于真哲学推动的目标。从前，哲学直接绘制朴素的世界图像，呈现给没有受过科学教育的人去感知；现在，哲学能够阐述科学为它提供的世界图像。科学因此剥夺了哲学本身冒险从事的但却不能完成的部分任务。甚至今天，确实肯定仍然有一些人有时沦落为哲学初期的智者，他们忽视科学工作，试图直接绘制朴素的世界图像，借此，他们只从自身发展自己的观念。这样一项事业，在上世纪初还能给人留下印象，当今，已经没有成功的希望；这不是从朴素的人的观念世界里发现的，而是科学提供的现象之间联系的知识，它们是哲学必须研究的资料。因此，一方面，当代哲学家面临着早期时代不了解的首先掌握这些资料的困难任务，不幸的是，这项任务几乎不能以确实适当的方式来完成，因为哲学的最高目标不是要求略知皮毛，而是要求得到某些确实领悟到终极奥妙的科学原理的知识；然而，另一方面，他也能够更有信心地开始行动，因为他在掌握这些资料时要确保，他的结论比其他可能的结论有更高程度的可靠性和确定性。

现在，在完成科学图像时，哲学不得不以两种方式来进行：如果我可以使用这些术语的话，那就是向下完成（completion downwards）和向上完成（completion upwards）。前者关注的是获得具体学科依赖的基础。因为每一门学科都从某些原始事实和作为基础的假设开始，然后，检验这些假设，研究不同学科相互支持的关系，把假设打造成一个可靠的基础，简而言之，建构基础总是哲学的任务，而关注这一点的哲学学科是知识论。

在现代哲学中，知识论是一个尤为重要的领域，不仅职业哲学家，而且许多科学专家，都活跃在这一领域，因为其成果对于他们具有伟大意义。这些努力由于反对很多观念论体系的夸张陈述所造成的哲学推测而长期受到压制之后，在后康德初期已经被遗忘了，这些努力的复兴，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上世纪下半叶开始的哲学的再生。五湖四海的探索者怀着令人振奋的热忱，试图促进哲学的认识论努力，因为在他们中间激发了哲学的需要，迫使他们追求更加完备的基础。有人会说，这里已经获得了伟大的成功，几乎在所有头脑清醒的思考者中间，关于许多观点已经达到一定程度的统一。以前经常拥护的某些极端观点，比如，那些名字熟悉的激进的经验论和唯理论，今天认为已经完全被抛弃了，并且，大体上采纳了更加温和的观点。诚然，在今天认识论思想的学派中，仍然有许多混乱，在某些问题上，还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使这些有争议的见解统一起来，并排除那些站不住脚的见解，是当代哲学最迫切的任务之一，我认为这项任务是：我们可以公正地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会提供更接近的解决方案。因为现在到处都提出了越来越精确的不同立场和问题，所以，其结果会更加追求逻辑的严密性，而且，这些观点及其结果被辨别的越清晰，决定最终落在哪个方向上好像也就越明显，于是，各种观点将会在完全自然而然的那些方向上得到促进。当然，我不能详述这种观点，但我只喜欢举一个有关数学哲学基础研究现状的事例。关于数学基础的公理与假设的意义和起源，的确有非常多的争论。但近年来，由于受认识论动机的诱导，这个争论进入新阶段，人们开始以极大的耐心和精妙的逻辑首先确定先验假设的总集实际上是什么，这是数学真正要做的或有义务要做的事情。找出无意间出错的公理，把它们全部收集起来，进行整理，最终使这种最初模糊的情境变得非常清晰，逻辑之光如此明亮地照亮了所争论的问题，对某些很重要的观点达成一致意见，就对知识论最富有意义的一个问题有了接近的解决方案，然后，使对所讨论的问题只有一种正确理解的那些人相信这一方案。

诚然，在一些领域内，关于学科基础见解的分歧更多，而且，在这里，完善基础，使科学大厦的根基似乎与哲学必然要求的根基一样可靠，完成这项哲学任务存在的困难更多。无论如何，哲学将在这种向下完成时自信地努力研究，可能由此希望为科学赋予它的第二项任务创建基础：向上完成，或者，习惯上所谓的形而上学的任务。

我们需要简要地说明这项任务是什么。这就是调整和协调具体学科的成果，能从中产生出一个闭合的融汇贯通的世界观的问题。形而上学是这些世界观的理论。你很清楚，近来，这种形而上学的可能性经常遭到质疑和否定，因为哲学家们在构造一个全面的总的世界观时，不得不脱离严格的经验基础，多少要依靠某些不确定的推测。但就此而言，必须作出的回应是，形而上学绝不要求运用比其余学科的方法更具有推测性的其他方法。它们都始于经验，但在某种意义上，甚至精密科学也一定会超越这一点；此外，这得到了其主要倡导者的认同。归根结底，他们不可能在没有对世界观的某些问题提出很确定的清晰立场之前提下，就简单前行。扩展到超越直接经验的外推不仅是可接受的，而且甚至是科学方法的直接要求，只需要形而上学沿着已经开拓的道路谨慎地前进一小步，由此填平鸿沟，弥补错失的联系，赋予世界图像需要去完善的圆满而统一的特征。

我们试图在世界观中掌握事物本性，科学的方向性思路开始于接近这种本性的个人经验和观点。因此，形而上学沿着这些研究思路稍微更进一步，直到不同的趋势好像汇聚在一起为止。它们必须最终达成一致，因为它们指出的事物本性确实是完全一样的，因为只有一个（而不是几个）世界观能够被认为是真正唯一令人满意的世界观。很自然，必须极其谨慎地追求这些方向性的思路，因为既然继续这种隐喻，这些思路的运行就不很清楚，所以，不能全部确定性地评价它们进一步的进程。然而，最重要的是，我们不应该错误地认为，简单地沿着特殊学科的道路前进，不太留意提醒者立下的路标，就有可能坚持一种完美无暇缺的世界观，而不是平等地考虑所有这些思路。

当代哲学充满了引以为戒的事例，教导我们在没有评价所考虑的所有学科的基础与成果，以及没有完全掌握科学为哲学处理提供的资料之前提下，不可能成功地建构一个统一的世界观。今天，个别学科的倡导者们经常会提出自己的形而上学体系，而且，这个体系几乎总是能轻易地从作为结果的世界图像（即，原创者开始的哪个知识分支）中推导出来，因为他们是片面的，事实上没有公平地对待丰富的现象。比如，如果我们看一下像海克尔（Haeckel）的世界观，就很快发现，诸如此类的世界观提供了对世界的反思，这只能是脑海中产生的，完全只定向于方法、定律和所谓描述性学科的思维习惯，而不太熟悉其他学科的原理，对于创造一种世界观来说，这些原理同等重要或更加重要。诸如此类的问题实际上能通过动物学方法来确定，海克尔的判断总是值得听取的，但在其解决方案的问题上，其他领域详细的基本知识是非常必不可少的,因此，他马上就误入歧途。例如，他在谈到物理学问题的地方，明显经常没有正确了解这门学科的原理，结果，随后的形而上学没有达到必须从物理学的观点利用世界图像的要求；并且，当自然哲学家表达大意是说所谓一元宇宙学证明了时空实在性的见解时，同样显示出对认识论原理的误构，这对他依据的形而上学陈述的有效性来说，也具有致命的后果。

很类似的缺点体现在其他自然科学家的形而上学体系中，例如，赖因克（Reinke）的形而上学体系，他的学说要点在其他方面与海克尔的正好相反。当植物学家植根于植物生理学概念时，他把整个宇宙过程解释为类似于发生在植物身上的那些过程。正如对他来说后者似乎是由某些目的论的力量所决定的一样，他也假定，在这个世界上，宇宙运行的原因被认为，在很大程度上，与他称之为“显性性状”（dominants）的那些目的论的力量一样。根据这种类比，他创建了一种世界观，但当我们试图沿着其他学科采取的思路讨论时，这种世界观好像成为片面的和站不住脚的。同样在赖因克的例子中，例如，当他坚持认为，我们的观念都只是对事物本身的相对正确的复制时，我们也发现需要关注认识论，因为否定这一命题实际上是科学哲学的第一步之一。

如同海克尔一样，我们也在这位自然哲学家的身上发现了没有充分掌握物理学原理的许多迹象，这自然不能说支持了他的体系的完整性。许多哲学家或哲学化的科学家通过试图把自然或精神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都说成是服从一个无所不包的原理，寻找达到一种统一的世界观。这样，对于斯宾塞来说，进化观念是唯一可取的原理，尽管就其本质而言，实际上它只能被成功地应用于某些生命现象；无机界只能以完全被迫的方式服从它。对于奥斯特瓦尔德来说，能量守恒原理起到了同样的作用。现在，这的确是一个全面的普遍原理，但是，这种能量的形而上学——当作奥斯特瓦尔德真正关注形而上学的视角——无法提供一个能真正符合真理探索精神的全面完整的世界观。因为他从化学家的角度片面地理解世界，用能量看待万物的本质，把世界里的所有过程都解释为是纯粹的能量转换，由此，他不考虑他的世界观必定依然没有解决的一系列问题。然而，世界既不能根据植物的类比来彻底理解，如同赖因克无意中试图做的那样，也不只是能量转换时所涉及的一个化学系统。

由自然科学家逐渐形成的这些世界观与（比如说）哲学家奥伊肯（Eucken）的体系相比，是多么迥然不同！他的出发点是人文科学，而且，细心观察他的哲学的人，很快会发现这一点。他不是反对自然科学的世界图像，而是很少留意，因此,他的形而上学只令人满意地叙述了实在的某些方面，不是全部，因而不能被认为是一个完整的回答，不比费希特的观念论更完整，奥伊肯的观念论与费希特的观念论有某种相似性，或不比刚才提到的片面的科学体系更完整。然而，如今，还有一些世界观，它们的作者出色地掌握了迥然不同的科学原理，必须从这些科学原理开始建构一般体系。不过，即使在这里，也有片面的观念阻碍得到真正的完整性。例如，这体现在爱德华·冯·哈特曼（Eduard von Hartmann）的哲学中，他的无意识的形而上学只能被非常人为地调整到貌似包括了所有实在的多样性。

形而上学，几乎与爱和客观性一样，追求根据各门学科提供的基础达到共同目标，对于这种形而上学来说，我们可以看一下冯特（Wundt）的体系；它呈现了一种大体上片面维持的完整性，尽管有人一定会说，在许多观点上，它希望达到最终的深刻性，舍此，形而上学就不能满足好问精神。

但我希望结束这种批判性评论。毕竟指出缺陷是很容易的；我们的时代通常在批评方面很有成效。但是哲学史告诫我们，当诸神构造自己的体系时，能贯穿尖锐批评的那些思想，通常好像被它们所抛弃。我只希望以这种否定的方式证明，今天，仍然面临形而上学事业的任务是何其之多，通过把现存体系中为真的元素和有用的元素结合起来,是否能完成这些任务，或者，是否需要还无人能提出的相当新的观念，或者，是否必须首先发现完全新颖的和令人吃惊的事实，没有事实的知识，最终的解决方案是不可能的——这件事没有人能说清楚。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确定的：即使最初的希望不大，哲学也不能停止坚持不懈地从事完成科学的世界图像的工作。

而且不只是科学的图像。因为一般的世界观必须不仅包含科学的推动力、人类精神的智力因素，而且也包含借助于它们的情感因素；除了存在领域外，这也必须包含价值领域。简而言之，哲学开始不仅与科学，而且还与文化，有着最密切的关系。正是与文化的这种紧密关系，使得今天哲学的作用如此格外地重要，而且如此一般地参与其中，结果不仅对于学者而言，而且对于受过教育的普遍人来说，哲学成为极其感兴趣的一个话题。像在古代一样，今天的哲学又一次不只是一门学科，而同时多于此；它与生活有密切关系，并在许多观点上，形成了它与科学之间的纽带。

大约10年前，我曾说，柏林哲学家狄尔泰表达了在对哲学兴趣极增时他的喜悦，这件事发生在世纪之交，体现为参加哲学讲座的人数骤增。现在，最重要的是，在狄尔泰的见解中，这种渴望哲学启蒙的可喜热潮可追溯为两个原因，并且，这两个原因被贴上了社会主义和尼采的标签。在这里，我们不会探讨，在重新激起人们对哲学问题感兴趣的大量措施中，其他因素所起的作用是否相同——我已经指出，科学已经看到了新哲学精神的爆发，这再一次全力以赴地逼近许多问题——但是当一位有如此非凡历史才能的思想家，特别强调这两种因素的重要性时，肯定事出有因。

事实上，正是总被贴上社会主义和尼采标签之类的这些现象，最明确地激发了大众的自我意识，由此而对哲学感到好奇。它们是与人类生活条件建立了最密切关系的文化现象，它们的分歧最终也对个人生活产生了有力的影响。它们涉及人人都能思考的价值问题：关乎自身，与具体的科学问题完全不同，就其本身而言，实际上，只能强烈地唤醒少数人。甚至对于科学家来说，这是一实践问题，也就是说，与精神和文化生活相关的那些问题，这些问题最终是最重要的，因为它们无论在哪里都是首要问题；毕竟,因为人即使在他思考的范围内,也是能动的存在者，而且，在评价时，不是在理解时，行动总是有它的最终依据，理论在这里只起到次要的作用。因此，在价值领域，在其最重要的诸方面，一定会有精神满足，精神满足是所有哲学的最终目标；总的来说，在这些方面，它是人类的事情，不只是学者的事情。确实，从事文化工作所用的手段总是以智力为特征；在这方面，哲学不同于艺术和宗教，艺术和宗教一定存在于情感领域，而且，如果它们试图转移到理解的领域，那只会自取灭亡。

于是，哲学应当在价值领域（即文化领域）内进行，这项工作又会如何呢？如果像尼采和社会主义之类词语是呼吁为文化福利而战的呐喊，并吸引大众聚集在哲学的自我意识的旗帜下，是真的，那么，我们为了得到哲学必须如何对很多生活问题采取积极态度的标志，只有必须弄清这种呐喊的意义。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志向中，这两个词语表达了两种完全相反的趋势。对于社会主义而言，一句话，社会是至高无上的，在其主要方式中，它倾向于民主理想；对于尼采而言，个人是至高无上的，他热情地捍卫贵族的理想。两者都涉及生活观，谨慎的人可能会认为它们是片面的和错误的；但两者都赞同，它们在面对生活现实和理想时，都在提供指导思想，尽管两者也从相当不同的几乎是相反的方向想象自由。

然而，在纯粹精神的意义上，自由意味着对所有已接受的价值持有完全无偏见的态度，即，独立于所有的权威。这也是一切哲学的前提条件。可以正确地说，在我们这个时代，哲学开始于敬意中止的地方。除了理由之外，哲学精神确信没有别的权威；不管是大多数人的见解，还是最出色之人的见解，它一定同意没有什么因此而得到调整。只是由于这个缘故，从《圣经》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理解至高权威的中世纪思想家根本不是真正的哲学家。

因此，力争精神自由本身已经是通向哲学的重要一步，也是进入哲学的一种好方式。我们能够看到，表达这种奋斗的文化趋势一定非常有利于哲学兴趣的猛增。但文化和一般的精神与道德生活需要这种精神自由，才能得到发展，因为这是所有先进文化和生活质量与设想所依赖的伟大过程的必要条件：自尼采以来，这个过程最好被描述是对价值的重估。现在，这个术语的原创者肯定误以为，这样一种重估好像是突发现象，即一个人尽可能独自介绍和付诸实施的现象；实际上，历史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到处缓慢地和不可抗拒地发生的不断进步的过程，这个过程由于相当例外的个性和诸事件，只能偶尔承受速度或方向的轻微变化，通过一种变化，文化史或一般历史的特殊阶段就会彼此分离开来。因此———即使许多人不愿承认它——构成我们现代世界基础的价值领域，完全不同于孕育了古典文化的那个领域；我们通过整个系列的价值重估时期使我们与这个阶段分离开来，比如,只提到几个例子：基督教的传播、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科学世界观的曙光，等等。

但在价值领域，沿着精神完整（spiritual completeness）的道路每前进一步，都有特定的精神自由作为必要条件；因为只有当我们不受价值的支配时，我们才能目标明确地有创新地面对价值，如果这些价值构不成绝对权威，如果我们在价值方面是自由的，那么结果，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为了权衡价值，就会摆脱价值。因此，如同我所表明的那样，哲学,就其本性而言，意味着自由、解放和独立，正是只有从这种哲学立场出发，我们才能在这种情况下采取最有利的立场想象生活和文化的很多事情，这些事情的解决方案落在了我们这一代人的身上。

但主要问题就产生了：哲学在这些价值重估的过程中能够吸收哪个积极的、主动的部分呢？如果我们回想起最初对哲学的定义，就会明白，哲学在本质上是领悟力的问题；它必须在每一种情况下都借助于理解，才能对评价产生影响，不同于艺术和宗教，因为艺术和宗教直接利于人类精神的情感面。因此，哲学在这个领域内的首要任务在于把文化发展和价值重估的过程转变为有意识的过程，在于辨别其本质和各种动机；因此，如果没有人能够完全清楚在他们的文化中发生了什么，以及实际上真正发生的发展方向和最终目标是什么，一般而言，这就或多或少是本能地或盲目地进行的。然而，哲学意识也马上试图确定这个目标和方向本身。伟大的思想家们不甘于只是理论思辨，他们的哲学也不断地力求成为塑造生活的向导；而且，历史向我们表明了如何能做到这一点。古典哲学学派，比如，毕达哥拉斯学派、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葛学派，事实上，与生活行为的定向联系和与科学探索的定向联系，起码是一样的，而且，苏格拉底的个性提供了一个重新评价哲学家的最杰出的事例。古代这样的例子很多，在现代，不会如此轻易地找到类似的现象，这是值得思考的一个原因，而且，显示了当今生活哲学的困难任务。

现在，如果哲学家试图与他那个时代已接受的主流文化相反，任意提出新发明的价值，将是徒劳的——毕竟，这是尼采所犯的错误之一；哲学家只能表明新的价值，并揭示它们同生活的联系，他不能创造新价值。哲学只能阐明已经嵌入到人性之中的价值，并为它们确定必要的适当发展路径。在真正意义上，新价值的创造既不受哲学家本人即思想家的影响，也不受伟大的诗人、艺术家、宗教领袖乃至发现者的影响，通常所有这些人都被看成是创造文化的真正力量。他们只是唤醒沉睡的价值，把隐藏的价值置于能够被理解的地方，或者，指出通向它们的新道路。然而，哲学家通过探索作为仲裁者的价值和作为评判员的文化来主张权力；艺术家、宗教领袖或其他空想家的那些创造，不是起源于智慧的迸发，还必须在理解的裁决面前能够证明它们的合法性。

毋庸置疑，当前在很多领域内发生的价值重估，特别需要面向最一般的哲学观。这也与今天的精神和物质生活的碎片化与专业化相联系。只不过，我们的纵横交错且多种多样的文化，为了滋养它的存在和坚持它的内在联系，需要具备人类花费大量精力才能创造和维系的许多途径，并且，成为无数人甚至是整个人类的全部毕生的事业。通过这种方式，文化途径变成了这样一个人的生活目标：他的视域狭隘、他失去了开阔的眼界，他对目标和存在意义的设想必定是混乱的，他的生活价值观是虚伪的和扭曲的。在评价我们的现代文化时，通常习惯于谈到它的伟大技术成就，谈到无线电报、飞机等等；但是，人们经常忘记，所有这些东西只是工具，显然不是最终目标，因为目标在本质上总是精神的，它们位于人类的灵魂深处，因为所有物质上的改善，对他而言，只具有重要性，最终，被认为是他的主观精神状态的前提条件。对最终目标的反思，对当代文化中途径、目标和价值之间真正内在关系的考虑，是如此的盘根错节——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实际需求，可惜人们甚至经常意识不到这一需求；这是名副其实的哲学任务。

这不可能通过源于预先形成的形而上学观点的简单方案如此轻易地加以完成，正如叔本华在他终于完全否定了生活的绝对价值时，仍然试图做的那样。这样一种悲观的生活观不可能长久地占据人心。它可能让我们着迷一时，但不可能使我们满意地作为解决很多问题的实际方案。如今的生活观不能立刻以异想天开的方式加以创造；它们只有基于严格的检验，最终意味着基于科学的基础，才能获得长期的赞同。但是，在价值领域内，这样可靠的基础只能由心理学提供，因为心理学的主题在于研究精神生活，也包括价值在内，情感的流露和别的什么都可以最终决定人的思想与行动。基于这种心理学的基础，就产生了真正的价值科学：艺术和审美的哲学，或者美学，以及行为和道德的哲学，或者伦理学。

这些学科处理的几乎所有问题都是在个人的日常生活中起主要作用的问题。现在，伦理学和美学研究长期以来一直在热情地追求心理学基础，因而，人们假设，在这里，哲学应该继续对生活产生极其强大的直接影响。但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美学迄今为止不能对本领域的人所追求的伟大目标做出非常直接的贡献：让美感充满整个生活，以致人们对他的有损大雅的文化零容忍。

但更确切地说，高雅教育似乎同时完全是实践艺术的工作，而不是理论工作。甚至到目前为止，哲学的伦理学为了能够令人欣慰而满意地表明这种影响，真的能够使这些强烈的动机直接展现在共同体的实践生活中。大多数人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敌视科学的伦理学，因为乍看起来，它的结果好像不符合人性的需要。当然，似乎情况只能这样，因为哲学从来不会剥夺人们伟大的高尚理想，而且，在表面上摧毁了这些理想的地方，实际上，反而只能建立更高级和更出色的理想。

但是，由于生活条件极其复杂，伦理学和美学对实际形塑当代生活的直接影响越来越小，是毫无疑问的，这使得有才智的人不能在这个领域内竭力追求需要对实际细节问题有直接可应用性的那种深邃的洞察力；这只达到了似乎远离实践的一般原则和观点，但不能立即实现。

不过，不应该忘记，无论如何，哲学关切对很多生活问题产生的间接文化影响可能是巨大的。实际上，的确如此。因为把上面的普通观点提升到哲学高度，导致了明确的精神格调，并提供了一种最终有益于所有文化事业,特别是，为完善人的审美和道德留有余地的自由展望。科学、道德和艺术，真、善和美，以这种方式，在它们的发展中，最大程度地间接地依赖于哲学。

今天的人类由于其浮躁繁杂的文化，比通常更需要一个主流的统一世界观和坚定明确的生活构想；在它提供这一点的程度上，哲学使它的最后和最高任务更接近解决方案——为现实人的精神和谐做出它的独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