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哲学史丨施杜里希 :邓斯·司各脱
英国的方济各修会僧侣邓斯·司各脱从另一个方面给了经院哲学以致命的打击,以至于在托马斯主义那里神学和哲学之间似乎已经达成的和解又一次破裂了。他大约出生于1270年,1308年他就去世了,才活了不到四十岁。他在牛津讲授神学,后来又去了巴黎,最后他来到科隆,在这里生活和工作了不久他就死了。他是一位广受欢迎的教师,而且他的著述颇丰,这就足以使他在短暂的一生中获得显赫的声名,使他成为最伟大的中世纪哲学家之一,同时代人称他是“精细博士”。
谁要是费点精力去阅读这位“苏格兰的约翰内斯·邓斯”的著作,那么他会发现以上对他的称呼可谓恰如其分,而且他也会同意二十世纪的一位思想家(皮尔士)对他的评价,他称邓斯·司各脱是“中世纪最重要的思辨哲学家,是所有时代思想最深邃的形而上学家之一”。
对于阿尔伯特和托马斯,邓斯·司各脱也是持一种批判的态度,并对他们进行了攻击,尽管在许多方面他还要感谢他们,特别是,若没有他们所做出的杰出贡献,邓斯就不可能对亚里士多德有那么深入的了解,更不可能在这方面超越经院哲学的大师们。但是,对亚里士多德的精神世界了解得越多,他就越清楚地认识到,在注重世界和自然的异教哲学家与基督教信仰的基本立场之间有一条难以弥合的鸿沟。这使得邓斯得出这样一个认识,即神学和(亚里士多德)哲学不可能达成完美的统一,尽管托马斯曾经致力于神学与哲学的结合,并且也相信已经达到了目的。邓斯对那些将神学和哲学紧密融合在一起的人提出了指责。他说,一句话在哲学上是对的,在神学上则可能是错的,反之亦然。从整体上看,在这两个领域内并没有完全的对应物,这主要是因为,神学具有更多实践的特征。他甚至怀疑,从严格意义上看,神学能否被称作一种科学。虽然邓斯并不想用一种非基督教的哲学取代基督教信仰,因为他是教会的忠实的儿子,但是,他在精神上却为此后不久发生的神学和哲学的分离做了准备。
在一般和特殊的关系问题上,邓斯·司各脱与他的教友威廉·奥卡姆的观点基本一致。和托马斯一样,邓斯在共相问题上也是个实在论者。他认为,在每一个事物中,除了存在一般属性之外,还存在其独一无二的特殊属性,与托马斯相比,他更强调事物的特殊属性。他明确指出,个别是更为完美的,个别是自然的真正目的。在这里,邓斯不仅为唯名论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而且还为文艺复兴时期人的个性自由和解放的实现做了思想上的准备。
针对托马斯的另一个思想,方济各修会的反对派曾经展开过批判,而邓斯·司各脱则帮助他们实现了思想上的突破。关于理智和意志的关系,托马斯的观点是,理智高于意志,意志从属于理智。邓斯·司各脱却把这种关系颠倒了过来,在他看来,意志高于理智。意志是自由的,人不完全是某种消极的和惰性的东西,人的幸福在于按照他的自由意志去行动,而不是沉思上帝。这样一种观点对于认识论是非常重要的,邓斯强调了人的主动性、思想的独立性,因而它不同于托马斯的那种被动的和接受的理智。这种观点对人的上帝观念也产生了影响。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模型创造出来的,即使在上帝那里,上帝的意志也是第一性的和占统治地位的。世界被创造成这个样子,因为这是符合上帝的意志的。没有自在的或必然的善(而托马斯则认为有)。善之为善,都是由上帝的意志决定的。如果上帝意欲创造另一种东西,那么,那另一种东西也仍然是“好的”。这也同样适用于人类行为的伦理价值判断。一个行为是善的,因为它是上帝的意志所规定的。如果人完全服从上帝的意志,那么人的意志也是善的。对邓斯来说,上帝的意志与基督教教会的信条是完全一致的。
以上是邓斯与托马斯主义者在思想内容上的几点区别。此外,我们会发现,与托马斯相比,邓斯思想的兴趣也发生了转移,这一点对于经院哲学的发展来说比上述的区别更为重要。基督教关于上帝、世界和人的基本学说是托马斯思想的出发点,他认为,哲学就是用来支持和证明基督教信仰的工具。因此,对他来说,重要的是需要证明的学说而不是证明本身。在很多情况下,邓斯·司各脱针对托马斯以及他自己的教友所提出的批评并不是针对他们的学说本身——因为他与他们的信仰基本上是一致的,而是针对他们求证的方式、方法。可以说,邓斯不像其他人那样思考世界,而是开始思考其他人关于世界的思想。在哲学史上,那些将他们的注意力从思想的客体转移到思想的形式、方法和可能性上去的思想家,往往会对思想的发展带来一次革命性的飞跃。在这方面,康德是一个突出的例子。邓斯·司各脱也是如此,他的批判以及他的注意力不是放在经院哲学的思想内容上,而是放在了哲学求证的方法上,因此,他为哲学内部发生的一次革命性的转折铺平了道路。“科学的求证本身至关重要,它甚至成为哲学的主要事务,因此它从‘经院哲学的’的附属地位中解放了出来。尽管邓斯是罗马教会的最忠实的儿子,但是他却使得罗马教会不得不放弃它对哲学的统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