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哲学史丨施杜里希 ：宗教改革

人文主义者也已经认识到教会改革的必要性。在他们的文献中，特别是德语文献中——这些文献几乎完全没有世俗倾向，只有神学色彩——除了常常以讽刺形式出现的对教会机构的批评之外，他们还反复地表达了一种愿望，希望在不违背传统的条件下从内部对教会实施改革。但是作为一种学术运动的人文主义只能被一小部分人所了解，而大众的强烈的宗教需求却得不到满足，这种需求在肤浅的宗教实践中以及在学者们的神学中也根本得不到满足。当一个能够体现这种需求并且能够身体力行地表达这种需求的人出现时，这种需求便产生了巨大的力量。

马丁·路德（1483—1546）既不是哲学家，也不是科学家，而且也没有体系化的思想，他是一个满怀宗教热情和非常感情用事的人。他首先反对和抵制的就是，教会企图成为上帝和人之间的唯一代言人，他发现这种情况在赎罪券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也是路德的行为的直接诱因。路德认为，能够领受上帝福音的并不是可见的教会，而是作为共同体的不可见的教会（即全体教民）；他认为应该取消教会的上帝代言人的权利，把它还给普通教民，这就是说，他为个人赋予其应有的地位，这实际上是一种宗教思想的解放运动，它与文艺复兴运动所带来的追求个性解放的运动是同时发生的，只是由于路德笃信宗教的个性，使他在这种新的时代背景下不可能像其他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物那样欢呼雀跃，并离开他的宗教土壤。和奥古斯丁一样，路德心里也有一种沉重的负罪感，他感到个体的人在上帝面前是那样的软弱无能，因此他强烈地渴望获得救赎。但是，路德并不仅仅反对中世纪的宗教传统，他在思想上还返回到奥古斯丁那里，并且发现，（如福音书中说得那样）只有在信仰中，在对《圣经》和对上帝的神圣启示的信仰中，才能找到获得救赎的可能性。因此，路德的学说被称为新教学说。

“要倾听圣言。”对路德来说，天启真理是不容置疑的，它与理性截然相反。他对理性大加责罚，称其为“淫荡的娼妓”。“如果我知道，这是上帝的圣言，那么我就不再追问它如何就是真理，仅仅知道它是上帝之言就令我满足了。在神性的事情上，理性是全然盲目的。”路德对哲学的态度便由此而来，人们不应该把上帝之言与理性、神学以及哲学混为一谈，而应该非常明智地把它们截然分开。由此便产生了他对于在晚期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立场。在他的《致德意志民族的基督教贵族》一文中，路德写道：“大学究为何物……在其中的生活是自由的，但是很少讲授《圣经》以及基督教信仰，只有盲目的异教大师亚里士多德独领风骚。我的建议是，把亚里士多德的书……全部清理掉；此外，他的思想至今也没有人能够真正理解，为了研究它，人们耗费了那么多毫无意义的劳动和金钱，浪费了那么多宝贵的时间……那个该诅咒的、傲慢自大和滑稽可笑的异教徒用他的虚妄的言词迷惑和欺骗了这么多优秀的基督徒，这让我感到极为痛心。这个可耻的家伙在他的书中说，人的灵魂会随着肉体的死亡而消亡。即使我们苦口婆心地规劝他，那也是徒劳的，其实我们的《圣经》对万事万物都作了详细的解释，而亚里士多德却嗅不到它的一点儿气息。即便如此，那个已经死去的异教徒仍然是阴魂不散，他仍然在阻挠和压制着《圣经》的传播。每当想起这些令人痛心的事情，我就无暇他顾，我想，一定是有什么恶魔在从中作怪。”

在路德那里，我们也同样看到对理性和信仰的粗暴反对，这与原始基督教信徒如德尔图良有些类似。但是，宗教改革也重复了原始基督教所走过的老路：他们不可能在最初否定哲学的地方停滞不前。一方面，有必要去迎合和赢得那些受过教育的人士，另一方面，在年轻的新教教会中，人们也越来越感到有必要建立一个稳定的机构和与之相适应的教学场所，特别是用于满足中学和大学的教学需要。墨兰顿（1497—1560）是路德的同行，他接受的是人文主义教育，同时也是一位推崇伊拉斯谟的学者——路德在这方面也受其影响，他融新教精神与博学多识于一身。虽然墨兰顿也有出众的天赋，但是他不像路德那样热情洋溢，倒更像是一个平庸的枯燥乏味的学究。当有人让他“必须任意选择某个哲学家”时，除了选择那个被路德大肆贬损的统领天主教经院哲学的亚里士多德之外，他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答案。当然，他选择的亚里士多德是经过人文主义批判、被净化和改良了的亚里士多德，但是这却像是一场违背自然的婚姻，在其中，路德信仰所蕴含的许多原始力量和深刻的神秘主义思想被舍弃了，或者逐渐变得僵化了。在新教教义中，哲学重新成为神学的奴婢，不久之后便形成了一种僵化的教义学，人们也可称之为新教经院哲学，它以中世纪经院哲学为榜样，也成为不容置疑的教条。

路德原来那充满活力的信仰力量继续产生着影响，在与新教正统观念斗争的过程中，雅各布·波墨的新教神秘主义以及后来的虔信主义运动也以一种非同寻常的形式复活了。

我们不能说，路德的宗教改革为欧洲的自由研究和哲学摆脱一切神学束缚开辟了道路。路德只是促进了对《圣经》的自由研究，除此之外他并不重视其他事物。他称哥白尼的理论“不过是一个企图让人改信天文学的傻瓜偶然产生的绝顶聪明的念头”。毋宁说，精神的解放主要是在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的影响下产生的，尤其是在意大利和英国。某些批评家（如尼采）甚至把路德的宗教改革看作是一种历史的倒退，它阻挠了欧洲精神正在日益走向解放的发展路程。

尽管如此，新教教义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它打破了教会在中世纪所有精神生活领域内的统治，在表面上，它使教育机构从教会的统治下脱离出来并使其世俗化；在精神上，它为良心的自由提出了理论根据。如果没有路德的思想解放运动，那么康德哲学中关于独立道德人格的理论就不可能产生，德国唯心主义以及德国思想史上其他许多重要事件也不可能发生，而且，虽然路德被公认为是哲学的死敌，但是对于哲学史来说，与同时出现的宗教改革家乌尔里希·慈运理（1484—1531）和约翰内斯·加尔文（1509—1564）相比，路德在很大程度上更是一个里程碑和转折点。路德也是德意志民族贡献给世界的最伟大、最富于创造性的语言天才，并且，由于他的伟大而质朴的人格魅力，由于他的行为在政治领域所产生的难以估量的影响，他在德国历史上也占据着独一无二的地位。

众所周知，由于受到宗教改革运动外在威胁的影响，天主教也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省，并作了内部清理和力量集中。伴随着反宗教改革运动的兴起，天主教也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从某种程度上说，它对宗教改革进行了非常成功的反击。在这一过程中，经院哲学又经历了一次最后的辉煌，西班牙的耶稣会会士弗朗西斯科·苏阿雷兹（1548—1617）的著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