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哲学史丨施杜里希 :启蒙运动在德国
除了在英国和法国之外,启蒙运动也在德国风起云涌,不过德国的启蒙运动有它自己的特点,这与德国人的个性和德国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整体来说,德国启蒙运动在对待宗教的态度上没有法国启蒙运动那么无所顾忌和激进,这当然也与当时德国的社会背景不无关系,众所周知,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在德国并没有发展为可与法国大革命相比拟的普遍的社会变革。
与论述西欧启蒙运动相比,我们在这里却只给德国启蒙运动留出了较小的篇幅,之所以如此,倒不是因为德国启蒙运动的意义不太大——尽管法国启蒙运动,尤其是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从整体上说对欧洲的历史影响要大一些,而且它对法国人的思想和个性所产生的持久和强烈的影响也是德国启蒙运动无法与之相比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对第一个伟大的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莱布尼茨已经有所认识,是因为我们在下一章里还要专门论述康德,在康德那里,启蒙运动达到了它的顶峰和终结。在莱布尼茨和康德之间的德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可以说并不属于欧洲意义上的哲学家。
与伏尔泰的那种优雅华丽的文笔和卢梭那种革命性的热情相比,德国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文献则显得有些学究气,平淡无奇,枯燥乏味,几近于老气横秋。除了与上述的历史背景有关系之外,这还与德语语言本身有关,作为表达哲学思想的工具,德语在当时还没有发展到像十八世纪的法语所达到的那种精细和完善的程度。只是到了歌德的时代,德语才发展到这个阶段。在此之前用德语写作的哲学家大都使用许多外来词,而且他们为了找到一个恰当的词也是绞尽脑汁。从某种程度上说,康德也在此列。
德国启蒙运动哲学的这个特点也并非仅仅是个弱点。我们在上一章里曾经提到的思想家克里斯蒂安·沃尔夫,正是由于他的学究气,由于他清晰的合乎逻辑的思维方式而被康德称为德国“缜密思想的创始者”。沃尔夫首先在哈勒执教,后来由于受到教会势力的排挤而离开了那里,他去了马堡,并在那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腓特烈大帝上台后,又非常崇敬地立即把他召回哈勒。在康德的主要著作发表之前,沃尔夫的哲学在他活着时和他去世后(他死于1754年)都一直在德国大学独领风骚。尽管他的哲学在个别地方有另辟蹊径之处,但就其内容来说,他的思想基本上是莱布尼茨思想的体系化、发展以及在所有知识领域内运用,因此我们在这里就不再详细论述他的哲学。但是,沃尔夫对德语做出的功绩是我们必须提及的。沃尔夫都是用德语执教和写作,至少在他活动初期是这样。通过他,德国科学和哲学才逐渐学会自由地使用自己的母语。至今在德国仍然使用的哲学术语大部分都是他创造的。
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1712—1786)也间接地影响了德国启蒙运动,他将德国的和外国的学者召集到他的宫廷里,要不是他,英国和法国的启蒙思想也不可能对德国思想产生那么强烈的影响,不仅如此,这位“无忧宫里的哲学家”本人也是德国启蒙运动的主要思想家之一。十九世纪时,人们将他的著作结集出版,加起来有三十卷之多,其中有许多政论文章。他对哲学的理论方面(形而上学和认识论)不太感兴趣,他更感兴趣的是哲学的实践方面。在他漫长的当政期间,他曾经试图将他的基本原则付诸实践,尤其是他的无条件履行义务的道德信条和胸襟开阔的宽容的宗教和文化政策,因此人们称他的统治是“开明的专制主义”。他与1740年发布的指示已闻名于世:“宗教必须宽容,国家应该时刻注意,不要让一种宗教损害另一种宗教,因为每个人都有他自己获得幸福的方式。”腓特烈曾经支持过沃尔夫,也支持过伏尔泰、拉美特利以及其他法国思想家,这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腓特烈在位期间,康德也因此而享有充分的思想自由。关于国家与其统治者之间的关系,腓特烈的观点也是家喻户晓的:“君主是他的国家的第一仆人。”这与路易十四的“L’Etat c’est moi”(朕即国家)的名言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当然,腓特烈在他的那句话里不仅说他是“仆人”,而且还特别强调了他是“第一”仆人。因此,他的统治既是开明政治,同时也是一种专制主义。
从广泛的意义上说,腓特烈的思想特征同时也是康德之前的整个德国启蒙运动的思想特征:他们更为关注的不是建立独创的新哲学体系;他们的历史功绩主要在于强调了实践和道德理性的重要性,并且即使他们的这种观点并没有直接导致革命性的变革,但是它也对德国的思想和实践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些特征也显现在高特利普·埃弗拉姆·莱辛(1729—1781)的身上,或许他是这一时期德国启蒙运动的最重要的代表。他既是诗人,也是思想家和哲学家。尽管当时几乎没有第二个德国人比腓特烈二世与莱辛的思想更接近,但是莱辛却从来都没有真正接近过国王,因为国王一直都对莱辛抱有成见,这主要是伏尔泰从中作梗,因为他曾经与年轻的莱辛发生过争执;其中另外一个原因是,虽然腓特烈能够兼收并蓄地对待那个时代的思想潮流,但是对于自己国家内部的真正重要的思想他却常常视若无睹。
莱辛在柏林的朋友圈子里还有两位德国启蒙运动的重要思想家,他们是摩西·门德尔松(1729—1786)和弗里德里希·尼古拉(1733—1811年)。在与莱辛相关的人物中,最后值得一提的还有赫尔曼·萨缪尔·莱马鲁斯(1694—1768),他是一位针对圣经的启示宗教展开尖锐批判的思想家,并且也是一位自然神论的理性宗教的捍卫者。莱马鲁斯死后,莱辛整理出版了他的《上帝的理性崇拜者的辩护》。
莱辛自己也强烈反对不自由和不宽容,而宣扬人性和宗教宽容,他的理想中的人物智者纳旦就体现了他的这种思想。莱辛认为,这是历史上各民族在宗教的名义下产生的仇恨和狂热所造成的。但是,与激进的法国启蒙主义者不同,莱辛并不是好坏不分一概否定。尽管有那种令人失望的认识,但是他却试图在人类的历史中寻找一种意义。他于1780年发表了他的主要哲学著作《论人类的教育》,在其中,他表达了人类社会由低级阶段逐渐向高级阶段发展的思想。历史上的宗教就是这条道路上的各个阶段。伟大的宗教创始人教导人类,真理必须是逐步才能获得的。宗教和政治作为最重要的教育工具会帮助人们逐步地掌握理性和获得爱。当然这个不断前进的过程是永无止境的(与相信人类的生理器官的不断进化相比,莱辛更倾向于人类灵魂的进步)。人类永远都不可能达到他理想中的终极目标。同样,人类也不可能追求到终极真理。
对德国启蒙运动的概述我还不想就此结束,因为还有一个人物值得一提,他就是克里斯蒂安·托马修斯(1655—1728),他是哲学家和法学家,他的主要功绩在于使德语成为德国大学的课堂用语,他筹建了哈勒大学,他结束了对巫婆的审判,这多半要归功于他勇敢反对这种荒唐行为,总之,他是个真正的“启蒙者”。托马修斯在1690年以前就开始产生影响:他于1687年首次讲课时就开始使用德语。1691年,他同样是用德语出版了他的《论理学入门》。新近的研究者认为,托马修斯是德国启蒙运动的最早代表之一,而且他的思想也不再仅仅是对英国和法国启蒙思想的反映,而是扎根于德国本土的精神生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