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哲学史丨施杜里希 ：语言行为理论

奥斯丁是牛津大学的一位学者，他认为，语言也可以帮助人们解决真正的哲学问题，语言用法虽然繁多，但是类别却是有限的，对日常语言进行透彻的分析，对语言的各种用法做出细微的区别，这有助于解决哲学疑惑。与日常的实际问题相关联，日常语言所体现的那些区别比“哲学家下午躺在扶手椅上想出来的东西”更为精细和可靠。

奥斯丁之所以享有持久的威望，主要是因为他系统地发展了维特根斯坦的如下思想：语言（除了能够确定和描述原子事实之外）还能够用来表达“请求、感谢、诅咒、祈祷”，语言既有肯定的（affirmative）和记述的（constative）功能，也有执行的（performative）功能：当我说“我向你保证”时，实际上承诺的行为就已经实施了；同样，当我说“我发誓”时，发誓这个行为也就完成了。奥斯丁采用了语言行为（Speech Act）这个术语。奥斯丁和美国的约翰·罗杰斯·塞尔（生于1932年，他进一步发展了奥斯丁的思想）对于细致的划分这种语言行为做了大量的工作。

毫无疑问，人们日常生活中所说得很多话就是由这种意义上的语言行为组成的。说话者并不是简单地表达一种意见或记叙某件事情，而是想表达诸如请求、感谢、提醒、赞扬、批评、警告、指示、鼓励、恐吓等，或者（在某种语境中）直接表述一种行为：任命、提拔、颁奖、发誓、宣判等等。说来也是令人觉得奇怪，语言学家们只是到了二十世纪才注意到这样一种日常现象，并开始对它进行研究。

语言行为理论必须始终考虑到社会环境的因素。一对将要结婚的新人在结婚登记人员面前所说的一个简单的词“是”，实际上并不仅仅是个简单的词，它同时也是一个行为，是一种行为的执行，我们只有在某种地点和处境中才能理解它的真正含义。所以，语言行为理论涉及两个知识和研究领域，要明确地给它们划分界限也是相当困难的：一是社会语言学，它研究语言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比如在语言集团内某一群人或某一阶层使用的社会方言）；二是语用学，它研究语言与语言使用的处境的关系（在空间、时间和社会方面）。从语言行为理论中又发展出一个分支，即所谓的对话分析理论，它假定，说话者的意图、他想要听众理解的意图以及听众实际上理解的意图是一致的。提出这一理论的是美国哲学家保罗·格赖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