怕不怕法国大革命?最后的太后认怂!
撰文|黄大拿
今日何无国事?太监回话说现在国事已归袁世凯,太后您啊就问问家事吧。
《延禧攻略》还没播完,《如懿传》又杀到了。满屏都是皇后、太后。
太后总是受人尊崇,但最后一个太后的命运又如何呢?
中国最后一个太后是隆裕,因为慈禧的“钦点”成为光绪皇帝的皇后,光绪驾崩,宣统帝即位,被尊为皇太后。
由于宣统年幼,隆裕垂帘听政,和摄政王载沣(宣统帝生父,光绪帝之胞弟)一起成为大清王朝最有权力的人物。
怎么看上去,法国大革命和大清朝的皇太后都是风马牛不相及。
但是时代变了……
一
袁世凯的小九九:很想坐江山又不愿背恶名
辛亥革命大幕揭开之后,一时形成革命党在南、清王朝在北的对峙格局。而能够打破这种格局的唯一力量,就是袁世凯。
袁世凯倒向哪方,哪方就会取得胜利。
对峙双方于此当然心知肚明。
清廷一方,固然授袁世凯以重权乃至全权,只求保住皇位。
革命党一方,当日既把推翻清室、将国体由君主制变为共和制视为终极诉求,对袁世凯也极尽游说、笼络之能事。
作为一代枭雄的袁世凯,对此当然乐得左右逢源,既以南制北,又以北制南,最后坐收渔翁之利。
于是,表现在战场上,袁世凯的北洋武装和革命党打打停停,使自己手中始终保持对南北双方都带有挟制性的筹码。
而私底下,却是信使不断,经过几轮交易,终于达成一致,即袁世凯只要不维系清王朝政权,则革命党拥护袁世凯做共和国第一任总统。
《辛亥革命史料》中载有袁之心腹赵秉钧对人说的一段话:
项城(袁世凯祖籍河南项城)虽重兵在握,却力避曹孟德欺人之名,故一面挟北方势力,与南方接洽,一面借南方势力,以胁制北方。在南方者,实力不够,一般党人,每思利用项城,以推翻清室,一时拉拢,尚有途径可寻。惟北方以清室二百余年之根柢,环境恶劣,进行颇不容易。……首先胁迫亲贵王公,进而胁迫清帝,又进而恫吓皇太后,并忖度其心理,诱之以优待条件,达到自行颁布退位,以全权组织临时政府。如此,则袁政府系由清室递嬗而来。
这段话把袁世凯的心事和算盘揭示得清清楚楚。
南北双方对袁来说,既是需要震慑的对象,又都可以拿来利用。
两者比较,袁对南方革命党施展手段相对容易,只要军事上维持高压态势就行了,而北方到底是一个绵延了两百余年的政权,存有一定的根基。更重要的是,袁世凯无意施暴,不想留下用武力欺负孤儿寡妇的千载恶名。
二
太后遭遇逼问:怕不怕法国大革命?
不动武力,袁世凯也实现了自己的目标。他对清廷的手段无非两个字,哄与吓。
首先是以前线军官催饷的电报为凭,胁迫亲贵王公捐款接济军用。
清廷下诏,谆谆教导王公大臣们,“当凛多藏厚亡之戒,效毁家纾难之忠”,然而应者寥寥。当过首席军机大臣的庆王奕劻以贪贿著称,家底丰厚,报效不过十万两,余者更只有区区二三万两。
其次是以所谓优待清室条件作诱饵,最后则是危言耸听,对隆裕太后出之以恫吓。
这一哄一吓的手腕,均在其要求清帝退位的密奏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密奏中,他先以国务总大理大臣的身份,大叹了一番苦经,“无饷可筹,兵不敷遣,度支艰难,计无所出,筹款之法,罗掘俱穷,大局岌岌,危逼已极,……臣等受命于危急之秋,诚不料国事败坏一至于此也”,
又抬出南方,“民军之意,万众之心,坚持共和,别无可议”,接着安抚皇室,“民军亦不欲以改民主,减皇室之尊荣”。
最妙的是最后一段,“读法兰西革命之史,如能早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劫遗也。民军所争者政体,而非君位,所欲者共和,而非宗社。我皇太后皇上何忍九庙之震惊,何忍乘舆之出狩?必能俯鉴大势,以顺民心。”
法国大革命,法王路易十六和王后是上了断头台的,此处分明是恐吓隆裕太后:若不及早退位,清皇室将蹈法王之覆辙。
有意思的是,主旨是恐吓别人,但从字面上看,却合情合理,而又哀惋动人,仿佛时时处处都在替别人着想。
三
“务要保全我们母子二人性命”
反对的力量越来越弱,袁世凯的逼宫则步步为营。
在袁世凯心腹、邮务大臣梁士诒的奔走策划下,驻外各国公使电请清帝退位。
不久,更有所谓前敌四十二将领的联名请退位的电报。在这封以北洋大将段祺瑞为首而签发的电报中,武人们更对清廷发出了赤裸裸的威胁……
最后的崩溃终于来了。公元1912年1月间,《申报》的一篇报道赫然题为“清皇族的哭声”,记述的是隆裕太后于清帝正式下诏退位前召集的御前会议的情形:
(隆裕)询及上海和议情形,及近日国家艰危之种种时,清太后大哭,各王公亦哭,乃纷纷退出。……
私底下,隆裕的表现更为凄惶。
《三水梁燕荪先生年谱》中记录了谱主梁士诒的一段话:
入朝行礼后,隆裕太后掩面而泣云:“梁士诒啊!赵秉钧啊!胡惟德啊!我母子二人性命,都在你三人手中,你们回去好好对袁世凯说,务要保全我们母子二人性命。”
梁士诒时任袁内阁的邮务大臣,赵秉钧为民政大臣,而胡惟德则系外务大臣,都是袁系的重要人物,隆裕向这三位哀哀求告,当然是说给袁世凯听的。
公元1912年(民国元年)2月12日,清廷正式发布皇帝退位诏书。从此,“皇帝”成为一个历史的符号。
著名作家吴祖光的父亲吴瀛一直服务于故宫,他的《故宫博物院前后五年经过记》中记下了一件趣闻:
清帝退位诏书发布后,起初隆裕太后的日常生活和往常一样安排,但等了很久不见有国事上奏,遂问太监曰:今日何无国事?
太监回话说现在国事已归袁世凯,太后您啊就问问家事吧。隆裕久久无语。
自己丢失了一件早已习惯使用的东西当然难免惆怅的,何况这件东西里包含家国之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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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宝良先生著有《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和《中国风俗通史明代卷》,对明代史料的熟谙不言而喻。
但此书却别出心裁,未简单罗列史料,而是回到当日的语境中就“君子/小人、出仕/归隐、忠/孝、生/死、雅/俗”五组概念进行辨析,从而深入明代政治、道德、家族、国家、经济等各个方面,书写了明代士大夫的精神史。可与罗宗强先生的名著《明代后期士人心态研究》互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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