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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尼玛卿八昼夜


编者按:


这是一则约30年前的老故事。在以往的采访中,我总是听闻前辈们提及。故事情节之惊险,叙述之生动,被许多人称之为“中国版的Touching the Void”。


1994年,那是中国民间登山刚刚起步的年代,没有户外装备店,没有登山培训课程,也没有成熟的登山法规,只有一群对雪山充满渴望的年轻人。他们想要攀登阿尼玛卿二峰。他们成功登顶了。这本应该是个圆满的结局。但不幸的是,队员们在下山的途中,却接连遭遇意外。故事也就此展开。


在有据可查的资料中,这是中国民间登山历史上的首次山难。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这则故事慢慢被人遗忘,很少再被提起。然而,发生在山上的故事,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难以忘怀。我不知道,这件事在他们心中过去多久才能消化掉。但他们下山后的故事、他们开创的事业,一定程度上再次改变了中国户外。


本文作者为山难亲历者孙平,首发于1995年的《山野》杂志。为了呈现出更完整的视角,后文我还补充了时任山野编辑谢弥青的手记。


在1990~2010年代,《山野》、《户外》与《户外探险》三本刊物诞生了很多精彩的文章。这几年,我零零散散地把几十年的杂志都收入囊中,一一翻阅。时过境迁,刊载这些故事的纸张已经泛黄,觉得很可惜。我希望能重拾这些历史,以表对前辈(作者、编辑,以及先锋者和开拓者们)的敬意。这些饱含一手体验的文章中,字里行间流露着鲜明的时代特征。这是民间登山的历史,而民间的叙事从来都不应该被忘记。



阿尼玛卿八昼夜


撰文/ 孙平

编辑/ 谢弥青



今天,我写下这篇真实的故事,是希望后来的朋友们再次仰望那雄伟的阿尼玛卿雪山时,能够想起一群年轻人在那个夏天做出的努力。


我站在高原明亮而灼热的阳光下,仰望白雪皑皑的雪山。阿尼玛卿II峰,海拔6268米。巨大的冰川从山顶直泻而下,在阳光下折射出一种缥缈虚幻的感觉。雄伟的山体挡住了我全部的视线,峰尖似乎直刺青天。我来了,所有的梦想,都不再是遥不可及。


从海拔4300米的BC(大本营)出发,我们背负建营物资,顺序在冰川上行进,这是我第一次在冰川上行走,内心充满了好奇。冰面上布满了一个个圆柱形的小冰洞,里面的一汪汪冰水晶莹剔透,水中还浮动着一颗颗没有融化的小冰块。傍晚时分,我们在5100米扎下了C1(一号营地)。


太阳落下山去了。整个营地一下子暗了下来,高原刺骨的寒风一阵阵袭来,仿佛从人间一下子掉进了地狱。我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身周的冰雪似乎正冰冷地瞪着我们。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日后的八个昼夜中,我的这种不祥的预感竟成为了现实。



#

第一天,真正的攀登开始了


我提起冰镐,像一名剑客握住他的剑,我抬起脚,踏上冰面,感觉到冰爪刺破冰层陷了下去,将我牢牢地钉在冰雪上。我回头看去,身后留下了一行冰爪印。二十年的生命中,我似乎一直在追寻着这一时刻。


队长,王军标和我二人组成登山组。当我把结组绳连在自己的安全带上时,我就已经将生命交给了队友。从5200米开始,难度陡然增加,明暗裂缝纵横交错,许多裂缝黑黝黝深不见底。中午,队长做了一个也许是致命的错误决定:就地扎营,向上侦察攀登。于是在5300米处扎下了C2。下午,我们在登至5500米后,撤回了C2。



# 第二天,清晨,突顶开始了


可偏偏汽油炉又出了毛病,等吃完饭,已是九时五十分了。还有整整1000米,登顶后是否能撤回C2?我们的心里投下了沉重的阴影。


为了抢回时间,我们的休息间隔从一个小时改为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


我已经很累了,双腿疲劳、麻木、疼痛,渐渐失去了知觉。冰坡似乎永无休止,大脑一片空白,只是凭着本能向上,再向上。我使劲咬住自己的嘴唇,让头脑清醒一些,以保持对危险的及时反应。嘴唇的血慢慢流了出来,又冻在了脸上。


十个小时后,我们终于站在了山脊上,这里的坡度较缓。右手IV峰,左手是II峰。我疲惫地低头观察,一个大雪坡直通峰顶,似乎只有几十米高,一大片乌云正向峰顶靠拢,暴风雪就要来了。如果现在不下撤就来不及了,可没有人愿意放弃。


最后的攀登更加劳累。我们每走三十步就要停下来,抱着冰镐喘息一会儿。王军标的鼻涕流了出来,在嘴唇四周冻成了冰,已然无力顾及了。大风从远方的地平线上无拘无束地奔腾而来,刮得我们东倒西歪之后,又向大地尽头奔去,带起漫天的雪粒。


突然,耳边响起了队长轻轻的声音,“顶峰到了,顶峰到了。”我惊愕地抬起头,雪坡已经变成了一个小平台,往前几米,雪坡陡然隐没,可能是一个雪崖。总算到顶了!


我一屁股坐在雪里,呆呆发愣,忽然觉得早已冻僵的脸上热乎乎的,是眼泪,我在不知不觉中哭了。


匆匆拍完登顶照,我们又急速下撤。风暴已经离我们很近了。


一切都太晚了。借着最后一丝余晖,我们无法补充食物,拼出最后一丝力气刨出了一个雪坑作为掩体。本应该再大再深些,可我们实在没有力气了。夜幕降临了,气温在急剧下降。这里的海拔是6000米,大风呼啸不止。接着,暴风雪到来了。狂风卷着漫天的大雪,向我们扑面而来。我们被冻得全身颤抖,而且又不得不隔半小时站起来整理一次,以免被埋在雪下。我们互相挤奋一起,开始还说几句互相鼓励的话,到后来只能隔一段时间相互叫喊几声,以免睡着了,在零下二十多度的气温中,一旦睡着就再也不会醒过来。


时间似乎也因为严寒而凝滞了。我从未像那一夜那样渴望黎明。



# 第三天,终于天亮了


天地白蒙蒙地一片,不是雾,是大风卷起的满天雪花。大雪使地形改变很大,坡上积满了浮雪。但没有选择,我们只能冒险下撤。没走几步,我感觉脚底猛然一滑,整个身子一下子失掉了平衡。脚下的雪在急剧地翻滚着,我一面将冰镐拼命地插进雪里,一边大喊“保护!”透过腾起的雪雾,我朦朦胧胧地看见王军标也滚了下来,只剩下队长了。我突然感觉腰间一紧,保护住了!可保护绳又立刻松了下来。我知道完了,全都下来了!我的身子翻滚起来,一会儿雪埋住了我,一会儿我又浮在了雪面上。白花花的雪在四周簇拥着我,就像掉在了急流中,不知道会滑向哪里。最后,我的脑袋重重地撞在了什么东西上,停住了。


我睁开眼睛,迷糊中看见王军标正咧着嘴向我走来。我感到了由衷的欣慰。我爬起来,和他一起开始寻找队长。很快就发现队长正躺在不远处的雪里,一动不动,可能是脊椎或内脏受了损伤。我们滑下的是一个60度,100多米长的大冰坡,停在了一块冰壁的边缘。往下看,五、六层楼高的垂直冰壁令人眩目。


王军标决定下山求援,我留下来照顾队长。他拾起一根冰镐,冲我笑笑,转身走了。我目送他翻过一个小冰坡,留下一行足迹。


他没有回到营地,也再没有回到我们身边,美丽而又残酷的雪山永远地留住了他。


我守在队长身边,不时向山下张望,希望能见到救援队的身影。


队长的伤势渐渐恶化。我徒劳地望着山下,冰雪茫茫,寂静中只听到雪花飘落的声音和队长沉重的呼吸。随着时间的流逝,希望也在一点点萎缩。


下午了,我心里明白,救援在今天是上不来了,可再次在6000米的高度上露营是不可想象的。队长挣扎着站起来和我下撤。


我们已然偏离了下山的路线。没走多远,我恍惚中觉得,队长怎么突然不见了。在我一愣神的功夫,寂静中听见“咝咝”的声音越来越急。一低头,只见拖在地上的结组绳正飞速地被拉出去,“滑坠!” 我什么也来不及想,一翻身将冰镐整个插入雪中,用前胸死死压住镐头,在恐惧的等待中腰间的安全带被狠狠地拽住了,猛地拉动了整个身体。我死死抓住冰镐,生怕它脱离冰面。终于,结组绳弹了两下便不动了。我把队长拉住了。


这时我不能动,队长也上不来。于是我脱开结绳,和队长分开了。我在冰壁下拼命地喊队长,一边试图绕下冰壁,没有回应,也绕不下去。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天黑前,我找到了一个水平的冰缝。我敲断了几根冰柱,钻了进去。我坐在里面,没法抬头,不过倒可以把腿伸直。我随手折了根冰柱含在嘴里,看着外面漫天风雪,偶尔也会飘进几朵小雪花。后来我才知道,这样舒适的过夜的地方再也找不到了。



# 第四天,清晨时大雪依然不减


在这样的天气里,随时可能有雪崩,而且能见度极差。躲在我那可爱的小窝里,我慢慢地嚼一块糖,等待雪小一点。一直到十点,雪依然不见小,不能等了,今天必须找到队长。我披挂整齐,一头扎进漫天风雪之中。


我摘下墨镜,依然看不清道路,四周白茫茫浑然一体,高度差根本看不出来。两个多小时之后,我战战兢兢地绕下一块大冰壁,突然发现远处有一个小黑点。我疑惑地走了过去,黑点越来越清晰,是个人!是队长!


队长的双手毫无生气地摊开,早已冻紫。我俯下身去,揭开他盖在脸上的帽子,还有微弱的呼吸,除此再没有别的反应了。我又慢慢地盖好帽子,茫然不知所措。我一个人抬队长下山是不可能的,唯一能做的是找一个像昨天一样的栖身之所,否则躺在雪地里不用半天就会冻死。


我开始向下寻找,没走一百多步,便看到一条又深又宽的冰裂缝。希望能有一条绕过去的道路,一个小时以后,我明了,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因为这条冰裂缝横迂了整个冰川.除非爬过左手的一个山头。可我已经没有力气做任何事了,只能就地守在队长身边。


又是一个忐忑不安的夜晚。


我的衣裤不防水,必须强迫自己坐着,要是躺下来就会全身湿透。在以后的几天里,我一直保持着抱膝坐姿的睡式。队长静静地躺在我身边,眼看着他的生命在一点一点流逝,我却毫无办法。我感到深深的悲痛和莫名的愤怒。



# 第五天,早上雪小了,队长死了


雪花落在队长毫无生气的脸上。我为他轻轻盖上帽子,慢慢站起来,将散落在四周的物品堆在队长身边。此时我异常清醒,把身上所有对生存无用的物品都扔了下来,我清点了一下,仅剩一盒VC片,49粒话梅和花生糖。我身上是一件普通羽绒服,而队长身上的那件是登山专用羽绒服,又厚又防水。我思考了几次,最终还是没有换,尽管这个决定也许会让我付出生命的代价。最后看了眼队长,我提起冰镐走了,再也没有回头。


又到了昨天见到的那个该死的大冰裂缝前。我抱着一丝幻想,希望能出现一个奇迹,一夜之间那个裂缝能变窄些。可什么也没变。


我深深叹了口气,仰望左手的那座七、八十米高的冰坡,现在只有爬过它才能绕过这个冰裂缝,可对我来说,它就像阿尼玛卿雪山一样高不可攀。


我用了七个小时却只爬到一半,身体极度疲乏,而且饥饿。我无力地坐了下来,脑子里什么也不想。坐着吧,睡去,然后永不醒来。我坐在那里,就那样坐了一夜,我用外衣罩住头和膝盖,在里面,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我不愿再看见一丝光亮,或许这样会给我一点安慰,让我渡过这寒冷无情的黑夜。



# 第六天,清晨,雪小了


我拄着冰镐,继续爬昨天的那个冰坡。每走一步就要停几分钟,但我不敢坐下来休息,一坐下我就再没有勇气站起来了。雪不知何时停了。


我低着头,木然地挪动着。忽然,雪亮了,看了半天,脑子终于明白过来,“阳光!”三天来,除了风和雪,我再没见到别的东西,我赶忙回过头,阳光,刺目的阳光直扑我的眼睛,我闭上眼睛,尽情地享受这灿烂的阳光,心中又重新点起希望的火焰。不为别的,只因为我又见到了阳光。


三个小时,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样爬上冰坡的,身体过了一个极限,又被迫向下一个极限挑战,就像登上一个山头后发现还有更高的,连绵不绝,有时我都对自己吃惊,明明已累得不行了,可喘息一会儿,又能走动了。大裂缝已经绕过去了,可我不知道往哪儿走了,远处依然云遮雾罩。


我极力回忆,可一点也想不起上山时见过的地形,我甚至怀疑是不是到了另一座山上。我倍感绝望。冰坡上不能久待,上面全是浮雪,底下是巨大的冰坑,我慢慢地转过身,从来路返回。我该往哪走?我就像笼中鸟,无处可逃。


歪歪扭扭地走了几十步后,我心里一动,鬼使神差地回头一望,山依然云雾缭绕,正在失望地扭口头时,我突然觉得云层有些不一样。啊!下面的云雾像被两只无形手飞速的拔开,就像拉动舞台的幕布一般,向两边迅速退去。我呆住了,只有几分钟,冰川、岩石、草坡、河滩,所有的一切我全都看得清清楚楚。我的浑身一下充满了力量,我重新登上冰坡,整个冰川展现在我眼前。我知道怎么下山了。


我的心中又有了信心,死死地盯住冰川,力图将每一段地形印入脑海,因为一下这个冰坡,就仿佛从直升飞机上落入丛林,不可能再辨清路线了。我总是小心翼翼地绕过大大小小的雪崩槽和冰裂缝,尽量不想生死的问题,在这种时候,无动于衷或许是最好的办法。


热量是活下去的关键,我尽量保持干燥,用外罩遮住脸保暖。食物太少,我给自己定了个限额,每天十颗糖。为了节省热 量,也为了保护咽喉,尽管口干舌燥,我还是尽量少吃雪,实在忍不住,我就用镐尖挑起一点雪、放进嘴里。其后的时间里,这是我行进中的一大享受。当我把雪放进嘴里融化,慢慢咽下去,都不免悲伤地想到,尽管我的脚下都是水,可我还是活得像在沙漠里一样。


雪遮住了一些冰坎,我摔了几跤,墨镜掉了我却完全没有意识到。没有墨镜,眼睛很不适应。雪太亮了、冰裂缝那点微微的暗色也看不出来了。走着走着,身子突然一沉,眼前腾起一阵白雾。我完全没有准备,身子也很放松,我的心一紧,昏昏沉沉的脑子突然瞬时极度清醒,同时两只胳膊也撑开了,撑住了什么东西。耳朵里听到轰隆、轰隆的声音,夹杂着一声清脆的金属撞击声,等到雪雾落下,我才意识到我掉进了一个暗裂缝,幸好两肘刚好撑住两边,脑袋正好露在外面,我向下望了望,下面越来越宽,不知多深,我的冰镐静静地躺在离我三、四米深的一个冰桥上。


我就这样一动不动地待了十几秒钟,然后定了定神,用两时轻轻地压了压,看看两边的雪是否经得住用力,还好。我极缓慢地撑起身子,慢慢提出左腿,跪在雪地上,然后左手一推,左脚一蹬,身子立即向右边翻滚出来,身后的雪在我的猛力之下哗啦,哗啦地掉进了裂缝,在里面来回撞击,发出一阵阵的响,许久才寂静下来。站在裂缝边上,觉得真是不可思议,在如此疲劳的情况下怎么能有如此敏捷的反应。


没有了冰镐,我更有点听天由命的感觉。现在一旦出现滑坠或掉进冰裂缝,那一点办法都没有了,但只要有希望,我就不会放弃。


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饥饿和疲劳一阵阵袭来,我坚持着前进。我得利用我的每一点知识、技术和经验来保存自己。直到晚上七点多钟,太阳依然明亮,我正想着还可以再走一个小时,左腿一空,一下子没入了雪中,直到大腿根。这是一个深深的雪堆,我想拨出脚来,可雪已经完全盖上了,就像掉进了沼泽地一样没办法。我把手臂伸进雪里,摸到了雪鞋,在手的帮助下,将脚拔了出来,然后跪在雪上,用两手开始挖鞋。十几分钟后,将鞋挖了出来。鞋里落满了雪,没法抖干净。我很担心,脚在里面会冻坏的。我直起身,没料想,刚迈了一步左脚又陷了进去,和上次一摸一样,我坐在雪上,连恼怒也没有了,等我刨出鞋子,已然无心前进了,向后退了十几米,在雪鞋踩出的脚印的基础上,整理出一个小雪坑,走了十二个小时后,开始感到烦恼。为什么我一天一天的还是在山上打转,救援呢?


我进入了一种半梦半醒的状态。恍惚中,我似乎觉得一大帮人已向我走来,牵着手、领先的正是雪山乡长的小儿子嘎娃。我摇摇头,知道这是在做梦。可人群的声音却越来越清晰,我听到了马嘶、人叫。我不抬头,怕看到无情的现实后深深地失望。可又感觉越来越真切,连我自己都糊涂了。真的来人了?我悄悄地掀开外罩的一角,眼前绵绵冰雪在阳光下发出灰白的光,除了风声,什么也没有。



# 第七天

 


早晨,我想站起来,可是双腿己适应了弯曲。


我刚站起,又一屁股坐了下去,双腿疼痛不已。我只好用手撑住膝盖,就这么弯腰站一会,然后再撑住大腿根站一会,再直起身站一会,这样才能迈开大步。天气很好,我向下一望,似乎岩石地带已经很近了。我觉得,今大应该能下去。我拿了五颗糖,连着糖纸一块咽了下去。


路途单调而危险。走下雪坡,绕过裂缝,躲开雪崩。有时好不容易左躲右闪绕过几个裂缝,可眼前的裂缝却过不去了。没办法,只能绕回去,从另一个方向重作努力,这种无效的往返极耗体力。走了几个小时,再一回头,直线距离只有一、二百米。阳光灼热,我敞开羽绒服正走着,耳边渐渐响起了《潇洒走一回》的歌声,遥远得似乎来自天边。是从镇上传来的吗?能传这么远吗?可声音太真实了。我使劲晃脑袋,可歌声依然不停地在耳边鸣响,一直伴随我直到获救,白天出现,夜晚停止。时有时无,时至今日,我依然不知它到底是真是幻。


中午,我走到一个圆圆的小台地,它平滑得就像一面镜子,真像一个没有一丝波浪的小湖。


我犹豫了一会儿,不忍心踩进去,破坏了这一份完美。稍后,我哑然失笑,命都保不住了,还有这种心情。走过台地,早已雪盲的眼睛开始不舒服。我坐下来想休息休息眼睛,却不料疲乏悄悄袭来,我昏昏睡去。


不知多久,我突然一个激灵,我今天必须下山啊,怎么能睡觉呢?一看表,一个小时白白浪费了。我有点急了,加快了步伐。可这种时候,着急一点用也没有。我已无法按计划的路线走了。因为四周的冰雪地形看起来全都一样,找不到什么特征,实在累了,我就鼓励自己“今天就能下山了,再坚持一下。”我的眼睛不由自主地想闭上,两腿发软,发自身体最深处的疲乏简直无法抵抗。呆滞的大脑一直在想:“有一碗酥油茶该多好,热气腾腾的端来,我能一口气喝下。不能只有一碗,我能一口气喝一锅。”回想起上山前在藏民家喝茶,我只喝了半碗,现在不禁后悔得要命。


时间过去很长了,尽管走得很慢,在我的左手不远处,终于出现了黑色山脊。只要踏上岩石就好办了,到时就算爬也能爬下去,但只要留在冰川上,就时刻可能碰到危险。现在我大约处在5300米的高度,已经进入了冰川消融区。我像到了黄土高原,四周的冰面极其破碎,裂缝密如蛛网。已是下午六点了,离天黑还有二个多小时,离黑色岩石山脊也就二十多米了,只要越过一个雪坡,穿过一个滚石槽,就成功了。我是多么渴望能躺在岩石上,而不再是坐在雪地里度过今夜啊。


我满怀希望地上了雪坡,雪极松,一踩下去深及大腿,突然左脚一松,整个身子摔到了雪堆里。雪一下子埋到了腰间。我急忙用脚在下面来回探了探,不是裂缝,我松了口气。我想撑起身子,两手刚用力,雪就塌了下去,无奈,我只好又将脚抽出了鞋,轻轻地抽出身子,然后开始挖鞋。我想起一句话:你不能逃避。


这次埋得深,而且雪太松,我刚用手挖出一捧,坑边缘的雪又滑落下来。我埋头干着,不看外面,也不去想时间。渐渐的雪套出来了,鞋帮出来了,鞋面也出来了。我抓住鞋帮,左右摇晃着将它拔了出来,我坐在已经一米深的坑里,看看表,用了五十分钟。命运这种残酷的玩笑实在使人伤心。


这一番折腾让我雄心全无,而且前面的雪更加松软。我决定不走了,就着现成的雪坑稍加整理,蜷曲着身子坐了下去,以前,我是用冰镐垫在底下,冰镐留在了裂缝里以后,我只好就脱下一只鞋垫在屁股底下。不过,不管是镐还是鞋都令人极不舒服,逼得我不停地挪动重心。我用外衣罩好头和膝盖,感到深深的沮丧,一天又一天,每天早上充满希望地出发,到了晚上却发现自己依然还在山上。


坐在坑里,双腿无法伸直,双膝长久弯曲后如撕裂般疼痛。我也不去理它,过一阵自然也就适应了。手指早已好几天没有触觉了。我掀开罩在头上的外衣,清冷的月光立时洒满全身。我抬起头来,深蓝的天幕上,淡黄色的月亮从万里之外静静地看着我。身后,我曾经征服的雪山做然耸立,挡住了半边天空。千万年来,这里只有月亮,冰雪和孤独的风。我仿佛进入了一个永恒寂静的世界。



# 第八天,清晨,我被一只鸟的鸣叫声惊醒了


这是七天来,我见到的第一个生物。我久久地盯着它,看着它洁白的身躯在天空中自由自在地翱翔,在我的头顶上盘旋鸣叫。生命和自由是多么令人向往啊,我哽咽了。


我将最后一颗糖放进口袋,拉好拉链,计划最后的路线。向左走已然不可能,我转而向右,准备横切东山脊,东山脊高达几百米,一条冰川从上面直挂下来,坡度很陡。我要做的是从山腰横着穿过去,越过整条冰川,然后到达岩石地带。


我面朝冰坡,双手尽量摩擦冰面,用没有冰爪的雪鞋在冰雪坡上踹出一个个雪窝。坡度从五十度渐渐增大,最后达七十多度。我的脚一次又一次地滑脱,一点工具没有,我只能让身体尽量下压,然后听天由命。我滑下去,雪在我屁股后面缓缓堆积起来,最后把我阻住。于是我又继续横切。一分钟又一分钟,一小时又一小时,在陡峭的冰坡上我无法休息。冰面也越来越硬,雪鞋要猛踢三四次才能踢出一个仅能容纳鞋尖的小窝。脚不停地打滑,我浑身疲软无力,连弯曲手指都做不到了,实在不行了,我就把脸贴在冰上,喃喃地祈祷。


好多次,我想干脆松开手,滑下去。如果幸运的话,下面是一个缓坡,那就能活下去。不然就让死亡来解脱这无尽的痛苦的吧,为什么不试一试?可我一遍又一遍否定了自己。冰川被一点点越过去了。我不知道走了多长,也不知道还有多长。黑色岩石距我越来越近,终于距我只有不到二十米了。我的心跳得更加厉害了,就要成功了。摹然,一道八十度的硬冰川出现在我面前。我愣住了,没有冰镐、冰爪,我没法从一面竖着的镜子上走过去。从上。下绕也是几乎不可能的。难道离生存只有二十米了,我却永远也无法到达了吗?正在我陷入绝望的时候,耳边传来了几声隐隐的呼喊,我以为是幻觉,可声音越来越近。我紧贴在坡面上,小心地回过头。在陡峭的山脊下,三个黑点正在巨大的冰川上向我移动。我感到一阵兴奋,可是却丝毫没有放松。我并不敢完全依靠他们。


三个黑点到了山脊根部。一番大喊大叫之后,终于建立起了联系,是雪山乡的三位藏胞,在他们的指导下,我坐在冰坡上,一点点向下挪。向左、向右、再向左一点,好了,现在只差最后一个陡坎了。五、六米高,在陡坡左边就是一个大裂缝。我停了一会,仔细观察,我必须沿一个弧形滑下,不然得掉进裂缝。我看不见他们在哪里,我闭上眼睛,把该做的动作又默想了一遍,然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松开了手。


滑动速度快得难以想象,我根本来不及看只能凭着感觉,不停地推雪,突然,一根绳子一下勒住了我,我立刻失去了平衡,头部朝下,向裂缝冲去,在这一刹那,一个人影从地上扑起,死死抱住我的左脚,拉住了我,把我带回了人间。


我抬起头,三张诚恳欢欣,饱经阳光的脸正关切地望着我。我说不出话来,七日六夜后,泪水第二次流过了我的脸颊。


A为孙平等三人登顶后露宿处。B为三人滑坠处。C为汪晓征遗体处。D为孙平获救处。蓝色路线为登顶路线,红色路线为下撤路线。


图为1994年阿尼玛卿登山队合影,从左至右为:邵国强、杨伯伦、徐晓东、周卫丁、藏族马工朗日、孙平、吴潇、王军标、汪晓征、江训涛、周志、老马工。 年代久远,糊图见谅。


  • 汪晓征:许多人都说他开办了国内第一家户外店

  • 徐晓东、孙平:旗云探险创始人

  • 杨伯伦:喀纳斯户外创始人

  • 周卫丁:雪鸟户外创始人

  • 周志:桑温特户外创始人



事后,队员王军标经搜寻无结果,认定遇难。 


孙平随身携带有一卷胶卷,被当地公安部门用于取证。

两年以后,这些照片回到孙平身边。照片记录了山上发生的一些情况。


随后,孙平得到了中国登山协会颁发的阿尼玛卿II峰登顶证书。






编辑手记:

玛卿追思


撰文/谢弥青


1994年8月24日,北京。


中国登山协会的传真机“滋滋”作响,随着送纸机的旋转,一行行黑字无情地映入人们的眼帘:


8月16日由你协会介绍的北京理工大学学生为主的,由天际(极)公司经理汪晓征组织的登山队未经我县公安登协部门准许,擅自进入阿尼玛卿山登山。由于缺乏必要的技术装备和登山经验,且不了解阿峰瞬息万变的恶劣气候,其中3人冒险登山到达3号营地后不顾风雪,强行攀登II号雪峰,造成汪晓征重伤致死,王金镖(军标)下山求救途中失踪,宋(孙)平被困8昼夜的惨剧。


青海玛卿县人们政府

一九九四年八月二十四日


山难,对于从事登山事业几十年的人们来说,早已不陌生了。3年前,梅里雪山17条生命的骤然永诀,至今人们还隐隐作痛,尽管登山者都知道,既然选择了登山,就要有勇气面对死亡。我清楚地记得那个追悼会,没有失声痛苦,没有泪雨滂沱,有的只是人们一次又一次紧握未亡人的手,相互传递着理解和鼓励。


然而生命终究是绚丽而美好的,登山毕竟不是为了死亡。更何况这是我国业余登山活动的第一例山难。面对这份情况并不很准确的传真,回忆起数十天前还活蹦乱跳的几个青年,人们的心抽紧了。


天极商社里。正因汪晓征未按时返回而担心的沙莎,汪晓征青梅竹马的女友,不安地拨通了西宁一个朋友的电话。长途线特有的交流声后,是朋友吞吞吐吐的叙述。都说了些什么沙莎记不得了,只知道自己反复地念叨:“我不信,我不信。”


9月3日,玛卿峰II峰海拔4600米营地。


由青海省登协派出的救援小组连同沙莎等共7人,于8月31日抵达4250米的大本营开始搜索救援工作,至今已是第4天了。


几天来的搜索和观察表明,因近日降雪和雪崩较多,导致山体路线变化很大,在行进途中,发现了许多新的冰裂缝,宽者达5、6米,窄的也有1米左右。两侧皆为刃状山脊,从左右迂回几乎没有可能。仅1日两小时内,前方路线上就发生两次雪崩,雪雾弥散,冰块如滚石般一泻而下。昨夜23时左右,营救人员在大本营听见山上发出雷鸣声,今晨起观察到大范围雪崩的痕迹。(出山后才知道,距这儿不远的塘河地区发生了里氏5.3级的地震。)


鉴于上述情况,经讨论大家一致同意中止营救工作。队长高成学曾独自一人攀至5200米处,试图寻找出前进路线。这些有过多年登山经验的人,都明白这个季节登此峰的危险性,但他们更多想到的是死难者家属的心情,哪怕是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他们也会尽百分之百的努力。


要撤营了,大家心里都沉沉的。营救队员带着沙莎来到了4600米营地,让这个坚强的女孩同晓征告个别。望远镜里,那只是一个小黑点,然而沙莎深信,那是她熟悉的身影,是那个同生人说话会脸红,笑起来憨憨的晓征。数十天来不敢当着晓征母亲的面流的泪,此时奔涌而出:“晓征,你怎么会?究竟发生了什么?”


一、


汪晓征,年方23岁,初次见面,你很难相信他是个商人。然而正是这个看上去纯朴憨厚的小伙子,在读大学二年级时就已承包一家濒临倒闭的蜡烛厂,开始了他的商海之旅。颇有经营头脑的他,很快有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1994年初,他便着手于一个酝酿已久的计划。


晓征爱山,这是真的,兴许和他随父母在青海生活了十几年有关吧。他曾对沙莎说:“我就是为登山而生的,山是我追求的最高目标。”话里难免有一点少年的狂妄,然而你又如何能不认为这其中包含了许多执着的可爱呢?这一年里,晓征做了两件大事:其一是创办了以经营登山及野外活动装备为特色的天极商社。事实上,不久这儿就成了同道者的小沙龙,年轻的心加上共同的爱好,很容易地就贴近了。这次阿尼玛卿登山活动的参加者几乎无一例外都是通过天极商社结识了汪晓征,而后走到一起的。其二便是组织了这次登山活动,殊不料却导致了一个用心血编织的梦的破灭。


我曾仔细阅读过汪的行动日程,训练计划,装备项目表,感觉到这是一个很细心肯动脑筋的小伙子。但是他毕竟太年轻了,少年得意使他不免有些自负,他忽视了登山的两个最为关键的要素:山和人。


7月31日,包括3名大学生和3位公司职员在内6名队员,踏上了开往西宁的火车。至此,连同已奉命先行前往西宁打前站的孙平,他们中无一人亲眼见过雪山,有关冰雪作业方面的知识仅限于20日在怀柔基地,王勇峰的20分钟理论课。而唯一能称得上是有过登山经历的汪晓征,此时正忙于国贸大厦的一个野外活动装备展销。


回想起来,生者无不后怕,作为当初非凡勇气的注释,大约是他们相信阿尼玛卿是一座没多大危险的山。从危险性和难度来看,在登山界阿尼玛卿的确排不上号。但老登山们都说:“世上没有绝对安全的山。”1984年,登协副主席曾曙生和老队员陈建军就险些被雪崩留在了阿尼玛卿。何况又是一队毫无登山经验的人,山对于轻视他的人是残忍的。


按计划他们应该于8月5日到达大本营,15日结束登山活动撤离。这一时间基本符合该峰的登山季节。然而,汪晓征事前计划好的一切却一一泡了汤。起先是一位曾带晓征登过山的前辈因故临时不能前往;然后是因果洛州州庆,买不到长途汽车票,在西宁干耗了数日;祸不单行的是,原定西宁电视台的一名记者,将开一辆吉普车,带上必要装备来大武同他们会合,结果是他们又等了数日;本该塔吉普车来的西宁体育教师江训涛,风尘仆仆地只身赶到,带来的唯一消息是5天后阿峰地区将出现大范围的降水天气。


二、


登山活动8月14日才正式开始。见到雪山的欣喜多少冲淡了一些因等待带来的烦躁,穿戴上陌生的行头,大伙儿都沉浸在新奇的愉悦之中。出发前的合影,连马工的脸上似乎都写上了喜悦。不曾想,这样的合影再也没有第二张了。


6名队员分为两个结组上山。第一组是汪晓征,王军标(中国地质大学研究生),孙平(北京理工大学学生)。另一组是两位公司职员和一名上海交大学生。在他们修路建营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留守大本营的情况:没有一个具备登山知识的人,没有随队医生,没有同外界联络的工具。这便意味着一旦山上发生意外,山下将束手无策。没有后援,是登山之大忌,这些,他们都忽略了。也许,他们寄希望于这是一座安全的山。16日11时,第一结组的3人离开C2冲顶,同时第2结组从C1向C2运输物资。下午16时,大本营的江训涛通过步话机向山上队员报告了根据中、短期天气预报,明天凌晨降水即将开始的消息,劝说他们放弃登顶。但顶峰对小伙子们的诱惑太大了,三人都表示顶峰已经很近了,他们一定能登顶。因为没有海拔高度计,他们无法确定当时的确切高度。18时,已经极度疲劳的3个人扔掉了除报话机以外的所有他们觉得累赘的东西,手牵手准备最后一搏。山下一直用望远镜观察的队员报话说有乌云飘过来了,但没人肯放弃。这是他们同山下的最后一次通话。顶峰距他们最高的营地高差逾千米,不携带任何御寒装备在晚上冲顶,这又是违背登山常规的举动。


晚上11时,大雪准时光临了。C2的3个人熬过了漫长的一夜,并于17日晨7:30分开始下撤。按道理他们应该等一等上面的人,万一出事也有个照应。但据他们说他们三人只有一副可以使用的冰爪,怕雪再下大了下不去。下山途中,一人曾三次落入冰裂缝,幸好缝不太宽。3人跌跌撞撞,傍晚才回到大本营。事后他们说,这也算是拣了一条命。当晚大本营的人员开了个会,白天负责观察的江训涛称他看见3个黑点快速下撤,估计到达C2不成问题。因假期所限,除训涛外其余队员决定明日撤营。无论出自何种理由(据说他们与汪有约在先,时间一到即可先行),这一决定都是错误和草率的,说明他们对登山的严酷性和集体观念的重要性缺乏了解。


这时山上山下失去联系已经24小时了。


两天后,当他们到达大武看见已经先行赶来求救的江训涛时,不由呆住了。然而登山的错误,付出的代价时巨大的。


三、


8说22日,雪山乡3名退伍军人出身的武装干事,仅凭一根牦牛绳,3把藏刀和斧头,爬到5500米处,冒险救下了孙平。山上发生的一切,孙平是唯一的见证人了。


16日下午7时零9分,3个小伙子终于尝到了登顶的滋味。兴奋至极的他们忘记了疲劳,拼命拍照,20分钟内拍完了所有胶卷,而后开始下撤。这时才发现步话机不灵了。因为再判断路线上发生了分歧,直到晚上9点多才统一了意见,这时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考虑到摸黑下撤太危险,他们决定就地挖雪洞过夜。路标是必不可少的安全保障,尤其是在路线不熟悉的地区。据队员回忆,汪晓征事先准备了一些路标,但由于种种原因(大约是没体力向上背),路标都留在了大本营。可以假设,如果他们在途中设立了一定数量的路标,无论是对于下撤时争取到宝贵的时间,或是王军标下山求援乃至孙平重新返回正确路线,都将是至关重要的。


没有任何挖雪洞的工具,3个人用手连挖带掏地弄出一个半人深的雪坑,筋疲力尽饥寒交迫的他们,就这样挤坐在里面。半夜下起了大雪,王军标全身瑟瑟发抖,汪晓征脱下一件薄毛衣给他。3个人搂在一起捱到了天明。


17日晨7点多,雾气刚散去一些,他们开始继续下撤。正如大本营的人观察到的,下撤速度很快。不想在横切一个大陡坡时,孙平一脚踩空,顿时滚了下去。汪、王二人因保护技术的欠缺,被带着一同滚了下去。待终于停住时,孙平发现自己和王军标只是一些外伤,汪晓征却不能动弹了。汪称自己可能是脊椎受伤,孙、王二人于是不敢妄动。3人决定派曾获北京市定向越野冠军的王军标下山求援,孙平留下守护汪晓征。这在当时似是唯一的选择,但不久留下的两个人都意识到了这一决定的错误:第一,山下的“后援”几乎不存在;第二,王体力已经不支,单独行动十分危险。后来的事实表明,当时汪的情况比想象的要好,如若3个人保护着下撤,生还的希望会更大些。自救和同伴间的互救是登山中摆脱困境的第一步,不到万不得已是不应分散行动的。


但,一切都已无法挽回了。


到了下午4时,汪晓征感觉缓过劲了,遂和孙平一前一后保护着下撤。6时许,走在前面的汪晓征突然滑下一个冰陡坎,孙平及时保护住,但汪的身体已在陡坎下面。孙平看不见他,只听他喊了数遍解开结组。这里有一个疑问:如若汪是觉得需解开结组才能免于悬在半空,他应从自己腰间解开才合乎逻辑。这样会有利于上面的人用上方保护拽他上来。孙平事后说当时他也觉得奇怪,经多次核实后,他还是解开了结组。无论这是一个误会还是情急之中的错误,汪晓征的确因之而失去了一次生还的机会。之后便是孙在陡坎上绕了一个多小时无法下去,喊汪也没有回应,天黑后,他只好在一个冰缝里坐了一夜。


次日,当孙平绕下冰坎发现汪晓征时,他躺在雪地上,冰爪相机等物散放在四周,羽绒服脱下来盖着头部。孙平喊他已无反应,但还有呼吸。孙平呆了许久,意识到他们已偏离了路线,即使是救援队上来,一时也难以发现他们,因此必须找一个较好的安身之地。于是他开始四处寻找,但一无所获。在此间,他发现了汪的脚印。由此可以推断,汪滑下陡坎后仍有活动能力,并试图寻找出路,后被一又宽又长的裂缝所阻,只好返回。后经有关人士分析说,汪晓征极大可能是死于长时间体温过低。


当晚孙平在汪身边刨了个雪窝过夜,早晨醒来发现汪已停止呼吸。


此后,便是孙平一人孤军奋战了。在这里,我们实在不能不向这个貌似文弱的小伙子表示敬意。他在亲眼目睹了同伴的离去,完全迷失了方向,除了一包糖没有任何食品补充的情况下,以非凡的毅力独自又熬过4天3夜。关于他在这些天里生生死死的经历,这里就不详述了,值得一提的是,孙平以前没有过任何登山经验,但他充分利用了书本里获得的知识,比如合理分配有限的食品,夜间注意保暖等。加之他个性顽强,乐观豁达,当他独自在山上绕来绕去时,他反复对自己说:“今天一定能找到下山的路。”在雪山上遇险或迷路,能保持清醒的头脑,不放弃任何一次可能获救的机会,是转危为安的重要条件。对于一个初次登山的人,能做到这点是难能可贵的。


遗憾的是在也没有人见到王军标,多方线索表明他极有可能是落入冰裂缝了。这个学业优异,为人厚道,颇有人缘的小伙儿,就这样永远留在了阿尼玛卿。他是刚从外地实习归来,一听说此次活动,当夜打点行装随好友汪晓征而来的。


汪晓征,王军标,两个爱山的青年,终于将他们的生命之火熄灭在了一个冰清玉洁的梦里。


四、


阿尼玛卿的雨季今年格外长,也许那是它为两个年轻生命挥洒的泪滴。


晓征是我们的朋友。临行前他与我们有过许多美好的约定。如果进山前的准备能更具体更周密一些,如果对这座山和本队人员的情况再多了解一些,如果事前的计划能逐项得到落实,如果……痛定思痛,值得汲取的教训太多了。


业余登山活动在我国刚刚起步,这次山难会给这一新生事务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当我接触到了参加这次活动的队员和明年要去登山的队伍,发现他们心中并无阴影,相反,他们更成熟了。当他们表示要将此事作为教训,在今后的活动中,认真地学习登山技术,更稳妥地做好组织工作时,我由衷地为他们的热情所感动。任何悲观和因噎废食的情绪都是不足取的,因为山自有其魅力。


这就给社会及有关部门提出了一个课题,如何正确引导业余登山活动?


汪晓征出发之前曾来过中国登协,请求开一份要求青海气象局为登山提供天气预报的证明。登协副主席王凤桐听他介绍了有关情况后,说象你们这样的条件要登这座山,我们是不赞成的,至少应该请教练讲讲课,进行一些冰雪岩石技术的训练。诚然,为了他们的安全,登协为他们出具了申请气象保障的介绍信。本文开头玛卿县政府传真所提到的“由你会介绍的”大概就是因此所致。


至于“未经……准许……擅自进入”一说,倒是有点扯不清了。因我国尚未有任何有关对国内登山者管理的法令条例。


随着国内登山爱好者的日趋增多,业余登山活动将蓬勃兴起。拥有技术、装备、资料的有关部门,应当给予他们必要的指导,尤其是在选择山峰和路线,确定最佳攀登时间等方面给予具体的帮助。有条件的话应组织登山讲座和野外实地操作,使登山爱好者们掌握相应的技能。此外,在健全有关法规的同时,应加强山区的救援设施建设,因为登山的危险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这也许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晓征曾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建立一个“山难救助会”。我们愿意相信,经所有爱山的和关心登山运动的人们的共同努力,这个愿望是可以实现的。



1994年12月8日于北京



本文首发于《山野》杂志 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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