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四姑娘山历史溯源考》一文发布后，我欣慰地看到“四姑娘山”重新恢复了斯古拉·旺秀占堆这个失传已久的名字。但在这篇长达2.5万字的长文中，我刻意保留了西方传教士的考察成果。那些活跃在上世纪初四川的外国牧师，同时也是最早进入中国西部，传播科学理念的探险家。他们有个特殊的名字：探险传教士。在那个混乱而精彩的年代，探险传教士带着西方的知识框架与认知方法来到中国边疆，测量山峰的高度，标示相对精确的坐标，为未知的山峰命名，记录下西部的山川风貌。据统计，关于中国西部——尤其是西南地区——最早的人文、自然学科的科考成果中有47%是他们首先发现的（周蜀蓉《发现边疆：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研究》，中华书局，2018年，第13页）。在那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他们发现的成果是空前的，如今这些发现又被埋藏得如此之隐晦。今年夏天，我和山峰历史学者朱镭博（Radium）在一次席间谈及四姑娘山与贡嘎山的百年往事。他发了我一部瑞士地质学家阿诺德·海姆的著作Minya

人类对未知疆域的探索不应只是在地理图景上涉险，还应该在历史文化中追索。比如今天这篇文章。1951年1月9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发了几座山峰的照片，并附文道：“在我国西南边境上耸立着喜马拉雅山，绵延约二千五百公里。我人民解放军现在正向这个方向进军。这是他的主峰——额菲尔士峰，高达八千八百八十公尺，为世界第一高峰。”这段文字和照片只占个豆腐块，却发在了报纸头版，与“人民日报”四字平齐。报纸刊发后，宁波地理学家王鞠侯随即指出了文中“额菲尔士”之名在政治、历史与地理上的谬误。随后他在开明少年杂志上发表了《大小高低》一文，简要地溯源了世界最高峰的地名史，并首度在史料中挖掘出了这座山峰的原始名字：珠穆朗玛。由于鲜有国内学者去往西部山川实地考察，以及近现代地理学——尤其是地名学——的滞后发展，乃至在建国后的数年当中，国人只知有“额菲尔士峰/挨佛勒斯”（Everest），而不知有“珠穆朗玛”。王鞠侯的文章引发了连锁反应。文章发表半个月后，人民日报引用了《大小高低》文中的一整个段落，勘正了前文的错误，肯定了“珠穆朗玛”之名（《我们伟大的祖国有世界上最高的山峰》，人民日报，1951年3月4日）。与此同时，溯源珠峰历史也提上了议程。“政府有关部门不断派人来访问王鞠侯，请他提供有关资料，并陪着他到北京图书馆和故宫博物院，为他查阅资料提供便利条件。”（张继华《为珠穆朗玛峰正名的王鞠侯》，中国测绘，2002第1期）遗憾的是，2个月后，王鞠侯先生在北京病逝了。1952年5月27日，人民日报刊发《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出版总署通报“额菲尔士峰”应正名为“珠穆朗玛峰”，“外喜马拉雅山”应正名为“冈底斯山”》一文。从此，“珠穆朗玛峰（珠峰）”的名字在行政管理、新闻传播、对外交流、教学科研中规范使用，并延续至今。世界最高峰的原本名字追溯清楚了，但国人对这座坐落在中国国境线上的著名山峰尚无深入了解。这座山峰的命名历史溯源至何年代？它与西藏的宗教文化、自然地理有何牵缠？最早的文字、地图记载始于何处？这座山峰的探险历史与学术考察历史如何相辅而成？为何“额菲尔士峰/挨佛勒斯”之名后来居上？国际上对它的研究深入到何种程度？相较之下，国人对世界最高峰的研究果真是一片空白？只有最后一个问题的答案很明确。建国前后，为数不多的关于世界最高峰的学术资料，大多引自欧洲和印度。这对于爱国情绪高涨的中国学者来说，可谓颜面扫地。我不苟同这种被政治影响的学术氛围，但是在当时尚属空白的研究语境中，国内学者若能受此情绪的激励，把尘封已久的古典文献、地方史志与宗教典籍一一激活，并应用在山峰的地学研究中，定会更接近真实的历史。1958年，我国著名地理学家竺可桢委托中国地理研究所所长、北大地理系教授林超，继续调研这座山峰的历史。林超是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开拓者，后来被誉为中国“综合自然地理学”的奠基人。当接到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委派的珠峰历史溯源考证的项目后，这名广东揭阳的地理学家也接下了王鞠侯先生的“珠峰”大纛，一头钻进了中外文献的史海之中。最终，在1958年《北京大学学报》第四期上，林超发表了那篇著名的文章《珠穆朗玛的发现与命名》。这篇2万多字的雄文不仅上溯数百年的古代文献，发掘了世界第一高峰的早期命名与测绘的历史往事，还旁征博引各国学者、探险家的典籍文字。囿于时代背景，字里行间仍不乏政治口号与主观情绪，但这篇文章还是因其严谨的引证和开创性的研究，赢得了海内外的赞誉。可以说，林超只此一文，便把“珠穆朗玛”的名字喊得清晰而响亮。著名教育家黄炎培阅过此文后，致书林超：“此文是有益于世道之作。”如果说，珠穆朗玛的名字源于西藏当地原住民，地图测绘始于300年前的清康熙年间，那么这一地理“发现”的最终一步便是王鞠侯、林超完成的。这是一组跨越千年的时空接力。然而，这只是一座山峰，即便它是中国最重要的一座山峰。在我国西部各省，四川、甘肃、云南、青海、新疆、西藏，像这种历史空白的山峰仍有千座万座。纵然卫星技术已能探寻地球的每一处角落，但那些失焦的图像、残缺的史志、念不齐全的名字、亟待论证的山峰数据仍留给现代人去弥补。与临危受命的前人不同，我们获取这些资料无需任何特权，只需要一步一步地实地考察与访问。如今，得益于极少数民间山峰地理爱好者逐渐补全了川西与藏东南地区的山峰信息，我们终于以一种极其低调的方式，姗姗启动了200多年前阿尔卑斯山域（相当于清朝）早就完成了的庞大工作：看清并认识西部地区每一座山峰的名字、海拔高度、山块脉络等基础信息。等做完了这一切，我们只不过刚好完成了第一步而已。山与人的关联不只是自然科学层面的，还是文化层面的、精神层面的、哲学层面的，乃至超验主义层面的。我们在获取了一座山的基础信息之后，还应像林公那样，在边疆地区的珍贵信息消失前，紧接着追溯其历史文化，寻找这座山峰与这片土地、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亲临过这片土地的人的勾连。只不过，这一次无关政治，只关乎真理与真实。拙作《四姑娘山历史溯源考》正是在这样的情怀下写就的。如果说了解山峰的基本信息是认知山峰的初阶段，那么关于一座山峰的人文地理学，则是这认知之旅的2.0世代：关于山与人的认知，关于山峰历史与人类文化的认知，关于山的崇高性与人的内在性的认知。时至今日，“珠穆朗玛峰”早已家喻户晓，这篇发表于半个世纪前、如今被许多地理学家视为“中国地理百年大发现”的文章却莫名失落了（《中国国家地理》杂志，2009年10月刊）。2023年的秋天，我无意间淘到了《北京大学学报》1958年合订本，在泛黄的纸张与灰尘扑扑之中翻到了这篇文章的纸质版。我在这里将《珠穆朗玛的发现与命名》原文发布，只简单转换了简繁字体、标点符号与文献标注格式。旧文重发的初衷有二：一则诚恐此文再度失落（或许依然无人问津，但至少能被搜索到），二则为了研习山峰历史溯源的经典考证之法，以此寻找地理图景之外那广阔的失落边疆。珠穆朗玛的发现与名称林

Route）。#142013年10月，刘勇、明玛·格杰·夏尔巴、明玛·边巴·夏尔巴，开辟尼泊尔Bamongo峰“切·格瓦拉之路”线路。这是第一个有中国登山者参与的国际登山成就（Overseas;

编者按：2009年11月，严冬冬和周鹏刚刚开辟了幺妹峰的经典路线“自由之魂”。2010年春天，严冬冬陆续在《AAJ》与《Alpinist》等登山界权威刊物上发表了一些列他的攀登报告。这些英文文章也让世界看到了中国阿式攀登与民间登山力量的崛起。大部分严冬冬撰写的英文版攀登报告，都能在vstarloss网站找到对应的中文版。唯有两篇文章，只有英文，没有中文。其中之一就是本文这篇介绍中国现代阿式攀登文化历史的文章。（至少我没找到中文版，如有，请留言。多谢。）我推测这篇文章写于2010年春天。这篇精彩的文章从影响中国“自由登山/自由攀登”文化的几大要素聊起，虽然不够深度，但好在面面俱到、清晰有力。它不仅溯源了中国阿式攀登的历史，还首次明确了我们所谓的“自由登山者/自由攀登者”的定义。我在最近的写作中多次参考本文。后来我索性把它重新翻译回中文，以供大家参考，主要还是方便我个人学习。具体的内容不必多说，且说说这英文编码-中文解码的有趣过程。编码是一种自我保护，如今这保护倒显得无所谓了。严冬冬自己也曾调侃，如果未来有一天他的英文版文章被翻译回来，会是怎样的滑稽：“很好奇将来《山野》或者别的国内杂志会不会把它反编译成中文，如果那样的话我一定不做翻译，让别人来翻会好有趣！（2011/8/20）”嗨，有些多虑了。英文版在国外有没有反响我不知道，至少在国内十年来如石沉大海。当然十年说晚也不算晚。哥们儿久等了。自由登山中国阿式攀登的起源FREE

年代久远，糊图见谅。汪晓征：许多人都说他开办了国内第一家户外店徐晓东、孙平：旗云探险创始人杨伯伦：喀纳斯户外创始人周卫丁：雪鸟户外创始人周志：桑温特户外创始人事后，队员王军标经搜寻无结果，认定遇难。

Tackle，还有另外两个家伙一起尝试攀登四姑娘山主峰，这是一座非常非常困难的山峰。他们错过了最好的季节，没有登顶。但是Alan和我，我们在附近看到了另一座山峰，一座美丽的山峰，叫Celestial

这一词在日本首先出现在早稻田大学山岳会的会刊里，有一个年轻的登山者在会刊上写了一篇关于阿尔卑斯登山的文章。大学山岳会以及它的毕业校友开始将注意力从日本阿尔卑斯推向了喜马拉雅山脉。印度的喜马拉雅俱乐部

昨天突然得知一个朋友在山里死了。我们可能都不算是“朋友”。没说过话。她只是静静地躺在我的微信好友列表里，就这样一直静静地躺下去。她给我投过几篇稿子。邮件的标题总会捎上“问安”，在众多唐突的来信中，显得礼貌而又特别。我看过她的文字，读过她写的几首诗。那些充满想象力的诗性语言，如今都充满了意义。想起来我在中学时代也爱写诗。初二时在小纸片上写了十来首，一笔一划地誊写在新买的大开页笔记本上。就这样到了高三，竟然攒了有五六本。现在想想，那些不过是一些稚嫩的韵脚，和不明所以的形容词。但每一次写得都格外认真。高考前，我还曾对邻桌说，如果以后我死了，这几本诗集是我这辈子留下来的最重要的东西，柜子里的啤酒和闲书，你们随便处理。每次想到这个对话，都觉得莫名地好笑。后来，“诗集”在几次搬家中一本接一本地流离走失。一开始有些心疼，后来竟然惊讶地发现，自己并不太在意。不知道是少年时代的情感，在渐行渐远的生活轨迹中已变得不再那么热烈。还是那些特殊时刻经过时间的冲刷，已变得愈加平淡。诗里的每一个字，却都是斟酌后才下的笔。本子上的每一首诗，都浓缩了我在某个特定时间段的热烈感受。在那一刻，我笃定那些文字曾经是我非常在意的东西。它教会了我把当下最强烈的感受输入进大脑，在脑海中有限的词汇库中，检索出一枚最适合表达当下的词语。那是炼字的时刻，是诗性的时刻，也是最让我沉醉的时刻。十九世纪的英国诗人威廉姆·布莱克写过：“Great

编者按：最近偷登的话题在登山圈再掀波澜。很多朋友跑来问我有什么看法，期待我再度发表观点。很多时候，我不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回答问题的人，而是冷静一下，努力做一个提出问题的人。或许这也是为什么在白银越野赛一文收获十万读者之后，我用半年时间慢慢等待这十万读者离我而去。这个世界之所以混乱，恰恰是因为所谓的答案太多，问题太少。所以，抱歉要让大家失望了，这次我不会（也没有资格）对偷登的话题发表任何评论。——因为，有一个人的观点似乎更权威、更犀利、更有前瞻性。十年前，世界顶级登山者Bruce

Dempster，啊，传奇的Kyle，美国最顶尖的阿式攀登者，和老布在新疆雪莲峰完成一系列经典的攀登成就，拿到了金冰镐，一出道即巅峰，后来和老布一起完成了日乌且峰西壁、爱德嘉峰东壁，还和Hayden

编者按：周六晚上，看到各微信群里流传的救援照片。周日清晨，一觉醒来，事故变成了惨剧。周日中午，再打开手机，发现一些我熟悉的名字都成了遇难者。晴天烈日，冷汗直流。我想说点什么，但又不知道从何说起。直到我看到鲜活生命离去的细节，看到媒体传播和大众舆论的误读，以及那些杂乱无序，纷纷扰扰。我唯一能想到的词，就是悲凉。于是，今天早上，我决定写点什么。从比赛、跑者、产业、政策、舆论传播、灾难报道等视角，一层层剥开它，多维度思考一场比赛怎样变成了惨剧，以及，我们该做些什么？第一层首先，这是越野赛，不是马拉松不要以为这是咬文嚼字。对二者的认知混淆，恰恰就是比赛最终酿成惨剧的根本原因之一。众多主流媒体，以及微博热搜都用“马拉松”将比赛定性。好一点的，会写成“山地马拉松”。这在传播上会简单很多：马拉松是众所周知的概念，普通人多少都听说过，这样就没必要在报道中多做解释。或许，更深刻的原因是：中国各城市的马拉松赛事举办如火如荼，成为了城市名片，参与者为之痴狂，厌恶者深恶痛绝。把马拉松当作这次议程的讨论对象，很容易挑起读者在认知上的情绪对立。在一篇《甘肃死亡越野赛背后：文化+商业的一场阳谋》的文章中，作者为了加强这种对立情绪，甚至回溯了马拉松文化的起源至古希腊，并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这个马拉松起源的神圣版本中，我也只看到一个事故，一个错误的决定而被白白牺牲的年轻生命。而在现代马拉松中，有的赛事的距离和强度有甚于此。”虽然圈内常常把“越野跑是马拉松的最终归宿”当作一种入坑后的自嘲，但马拉松和越野赛是全然不同的两种运动形态。把两个性质截然不同的比赛类型对比，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在马拉松没有大众化之前，前者更接近于竞技形式的城市运动，而后者则是户外与竞技的某种杂糅。甚至，同样是越野赛，随着海拔高低不同，比赛地点不同，距离长短不同，气候的变化，技术难度的门槛，越野赛与越野赛之间形成巨大的鸿沟。这场黄河石林山地马拉松百公里越野赛暨乡村振兴健康跑（好长的名字，后文简称“黄河百公里”），不仅仅是越野赛，而是一场超马越野赛。超马越野赛的起源并不是单一的，但肯定不是古希腊。山地越野跑的文化起源于阿尔卑斯。把越野跑赛事放大到百公里的级别，就有了超级马拉松越野赛（超级马拉松，Ultra

东京新宿街头，人潮汹涌。拐角处，这家二楼咖啡馆倒显得闹中取静。坐在对面的小林尚礼习惯性地抿了一口咖啡，继续回答我的下一个问题。我的搭档何老师，翻译同学，小林尚礼还有我，我们四个人已经坐在这里5个多小时。期间，何老师上了两趟厕所，我续了一杯咖啡，年轻的翻译同学沉浸在三十年前的老故事，故事的年头比他自己都老，而小林——尚在人世的登山者中，最接近梅里雪山主峰卡瓦格博顶峰的人——还不知疲倦。看来，这次采访是个持久战。这是2018年5月的一天，我们和小林尚礼的第一次会面。三十年前的老故事，三天都讲不完。站在明永冰川旁的莲花寺，眺望梅里雪山主峰卡瓦格博。摄影/宋明蔚1990年11月，中日联合登山队抵达云南迪庆自治州德钦县，攀登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主峰卡瓦格博。1991年1月4日凌晨，日方11名队员，中方6名队员，共17人在3号营地遭特大雪崩罹难。这场轰动世界的山难，是当时的世界第二大山难。1991年梅里雪山山难，成为了“梅里雪山”的永久标签。关于山难的细节，人们至今口口相传，被附会演绎成了传奇色彩的故事。有人唾骂他们，有人缅怀他们，但更多的人开始忘记他们。这次事件中相关知情者，也已经有90岁。我采访过的一名日本登山队员中山茂树也说过，再不跟老先生聊聊，说不定这位老先生过几年就不在人世了。三十年过去，“那次山难”的具体细节渐渐被人遗忘。就连雨崩村里知识水平最高的老师们，也会把自己亲历的具体事件和时间记错搞混。雪山脚下的少年少女们，只能在老人的口中，把“登山”当作一种谈虎色变的禁忌。2018年3月，我们走进梅里雪山深度采访数月。摄影/宋明蔚当我们谈及“梅里雪山山难”，并非1991年山难的孤立事件。它只是一切的开始，陆续牵出了一连串的事件：随后两年的搜救，1996年的第三次攀登，1998年明永冰川涌现出的遗体，2001年禁止攀登，偶发的偷登事件，2010年开始成为户外胜地的雨崩村……

Torre）雪坡上，悲痛地抬起头，喃喃地念叨着三个词：“托尼，托尼，托尼。”在这之后的62年里，他从未对遇难搭档的家属透露过半句真相。2.1929年，塞萨尔·马斯瑞（Cesare

Pocket户外传媒集团收购整编。之后，Pocket户外传媒集团摇身一变，正式更名为Outside户外传媒集团。他们想打造一个综合线上流媒体、线下纸媒刊物的户外运动默多克传媒帝国。《Rock

编者按：最近在读麦克法伦的《心向群山：人类如何从畏惧高山、走向迷恋高山》。这是本台版书。它的简中版叫《心事如山：恋山史》。简中版固然也有圈点之处，但大量惨不忍睹的翻译、违反通俗用法的名词（不知道安娜普尔纳便翻译成安那坡那峰，我理解，但把尼采翻译成聂慈石是什么鬼？），让我毅然决定舍弃简中读台版。更何况，台版的封面还是台湾新锐的视觉设计师操刀。这本书的评价之高，被台湾资深媒体人誉为在旅行文学领域内，“几近没有匹敌者的孤峰之作。”如果你是出版社的编辑，愿意引进本书的台版或修订再版重来，请与我联系。台版书的导读由台湾著名作家吴明益撰写。最早知道吴明益老师，是我在2017年做调查报道《勇气故事

编者按：之前我在《Meters山岳书系：用文学来捕捉人类心灵最跃动的一面》一文中介绍过，台湾脸谱出版社和詹伟雄联合推出的meters山岳书系。这套图书无论内容逻辑还是设计语言，都是一气呵成。个人非常喜欢。今天精读了一遍《攀向自由：波兰冰峰战士们的一页铁血史诗》，读到序言导读——从人类登山文化的起源至现代登山运动的崛起，再到波兰“冰峰战士”充满勇气和力量的故事，还未进入正文，便不禁为詹伟雄老师的旁征博引和精彩论述叫绝。今天就把这篇导读文章分享与你。这既是波兰登山者的故事，是世界登山群体的故事，也是人类的故事——这本书对作者伯纳黛·麦当劳女士来说，是一本生命转捩点的书。她从小到大成长在加拿大北方广袤的大草原，不见群山，音乐是她的本职学能。上世纪90年代因缘际会，进入加拿大洛基山脉的班夫文化中心担任主任，主办山岳文化祭，在那里，她接触到来自全世界的登山家，被那些高张力的生命故事所吸引。2006年她决定辞职，矢志要用她的余生，将这些故事写出来。《攀向自由》并非她写作生涯的第一本书，但却是她第一本接近完美结构的非虚构类创作，2012年出版后几乎囊括全球所有山岳或自然文学类的大奖，在她的笔下，许多生命讴歌出最让人心碎的乐章，过目迟迟不忘。这本书对于导读者我而言，也是一本扭转视野的力作，谦逊地说：是这本书触动了我选辑「meters山岳文学经典」的一丝丝抒情雄心。在这本书里，对一位「沙发登山家」英语世界对山岳故事读者的昵称）来说，他不仅可在一定的高度上，睥睨喜马拉雅和喀喇昆仑山间豪迈、酷冷的风光，见识地球大爆炸后原始、粗砺的岩石冰霜表面，还可进入主角人物的肉体磨难和哲学世界，读者一方面遭遇最华丽、璀璨的探险，目不转睛，又必须直面二话不说的坠落死亡或雪崩消殒，无限创伤；你在沙发上不禁抬头凝望，要咀嚼这难忍片刻，却又发现世界与时代的各种力量纠葛，吵吵闹闹地构成这些故事的偌大背景：听到团结工联在格但斯克造船厂的巨大噪音，听到玛丽安．菲斯佛（Marianne

《首登之争：偷登、秩序与登山精神的消亡》发布后，在国内登山圈掀起了大讨论。在原文的评论区，有很多精彩的观点论述，也有很多可笑的逻辑谬误。在此，我精选一部分有意思的留言，在本公众号针对性回复、阐明。让那些真诚且有启发性的多元化观点，继续启发更多人。而对于那些带有逻辑谬误的观点，我也将用逻辑一一捋清。关于首登的价值@晕晕狼：当年日本注册玉珠峰未登峰许可，爬到顶傻眼了，有个铁塔竖立在顶峰，我们伟大的解放军把铁家伙都背上去，啥玩意首登？是很讽刺。无论第一个站在未登峰顶的是藏民还是解放军，这都是一种首登。首登（First

在1978年出版后，这本书引起了广大反响，更于隔年获得传统得主是纯文学英语作家（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V.S.奈波尔）的约翰·列威林·莱斯纪念奖，成为开启山岳文学此一文类的先锋名作，传颂至今不坠。

南乔治亚岛之旅结束后，沃斯利更加渴望自己的极地探险计划，实现“生命所赋予的价值”，但他怀疑自己能否做到。正如他所说：“我害怕未知——计划、训练、筹款以及失败的风险。”

OZTURK本文首发于台版《美国国家地理》字体已繁简转换单位、措辞等已编辑成中国大陆语境将近一个世纪前，桑迪·欧文（Sandy

Stump）曾尝试攀登过两次。这次攀登的素材促成了一部纪录片。安克很擅长塑造戏剧化的故事情节。他第一次出名是在1999年，当时他在离珠峰峰顶不远的地方，发现了早期英国登山家乔治·马洛里（George

Bradley从1999年开始，国外攀登者在白河攀岩，带来了全新的攀登技术和理念，也留下了一些经典路线。这恰恰是白河攀岩多元文化不断融合的过程。比如美籍韩国人Young

挪威皇家海军斯科特是一位普通的英国舰长。像别的舰长一样，他的履历和花名册上记载得一模一样。服兵役期间，他受到上司的赏识，随后参加了沙克尔顿

我一直想把这个故事完整地讲给你听——这是中国最著名的非著名山难。它曾经轰动一时，出动了中国近10年来规模最大的山地救援力量，800余名官方与民间搜救人员，130多辆车次。国内最有影响力的几代攀登者都加入搜救队伍，你会在这个故事里发现熟悉的名字，王勇峰、次落、李宗利、黄春贵、周鹏、严冬冬⋯⋯

对于每个人而言，真正的职责只有一个：找到自我。然后在心中坚守其一生，全心全意永不停息，所有其他的路都是不完整的，是人的逃避方式，是对大众理想的懦弱回归，是随波逐流，是对内心的恐惧。——黑塞《德米安》

曾经有那么一群年轻人：每一次起飞都可能永别，每一次落地都必须感谢上苍。他们必须无所畏惧，但也无所遁逃。——电影《冲天》我眼前的这架墨绿色运输机，显然是经历过战争的洗礼：残缺的机翼，机身赫然印刷着“中”字，就像一个刚打过架、吊着绷带的人。虽然修缮者竭尽全力，但是仍然难以平复它机身上的千疮百孔。驼峰航线纪念馆内的53号坠机。图/小明70多年前，昆明巫家坝机场。曾经那名走向驾驶舱的战士，如果你明知道此行将会一去不返、杳无音讯，是否还会毅然决然地走向那架飞机……有人说，这架曾在二战期间“驼峰航线”上离奇失踪的飞机，背后隐藏着一个半个多世纪的故事。驼峰航线是人类空运史上，最悲壮的飞行。每天不间断地飞行，平均96分钟就有一架飞机坠毁。每一次飞行，按照概率上看都可能有去无返。这架“53号”飞机也难以逃脱驼峰航线最终的宿命，战斗在云霄，然后消失在喜马拉雅山脉南麓。和坠落的600多架飞机不同，这架飞机是驼峰航线上唯一一架被找到的完整坠机。历经多次丛林探索，才得以公诸于世。当然，我们也才有了今天这篇故事。片马坠机2018年10月，为了寻找这架战机背后的故事，我来到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以下简称“怒江州”）的边陲小镇片马。片马镇的必经之路风雪垭口，至今还保留着二战时期的日军碉楼，据说这是53号飞机最后一次掠过天空的地方。海拔4200米的风雪垭口在中缅边境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在军事上被大兵们称为“V垭口”，代指Victory胜利的意思。片马镇毗邻中国—缅甸国境线，是一个常年以手工木材工艺的小镇。小镇不大，纵向分布，从头走到尾，10分钟之内可以逛遍全镇。即使在街边餐馆用餐，餐厅里时刻弥漫着木屑的味道。民国老地图上，片马镇在中缅边境处。图/小明没人会来我们片马，餐馆的老板娘抱怨道：“我们镇上啥也没有，只有一个飞机博物馆。你是来看飞机的吗？”老板娘所谓的“看飞机”，就是片马镇的唯一一处值得观光的地方：驼峰航线纪念馆——也是中国唯一一座驼峰航线的专题纪念馆。要想抵达这里并不轻松：先飞到昆明，再坐车到保山市，辗转到怒江州首府泸水市（原六库县），再包车急转上百道弯路，穿过高黎贡自然保护区，跨过海拔4200米的风雪垭口，才能来到片马镇。驼峰航线纪念馆不像是一个传统的纪念馆，更像是一个足球场大小的飞机陈列室。空旷的场馆内只陈列一架飞机。我是最近一周以来唯一的游客，可以肆无忌惮近距离观察它。我摩挲着飞机的断翼边缘，眼前幻想着几十年前的金戈铁马，硝烟弥漫中，震动的飞机引擎声响彻云霄……1942年5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切断了美军援华的唯一物资运输要道，中缅公路。抗日战争的军备物资一时无法运送进中国境内，“驼峰航线”应运而生。这条西起印度汀江机场，翻越喜马拉雅山脉南麓、高黎贡山脉、横断山脉等几大山系，中途经过云南怒江泸水县、云南驿，最终东至中国昆明、重庆等地的航线，中间山峦起伏，一眼望去，状如驼峰，因此命名为“驼峰航线”。驼峰航线飞机在雷暴天气中飞越喜马拉雅山脉。插画/Roy

岩在攀登前一晚观察线路确认上升方向，雪地里留下脚印避免了摸黑出发时再找路。岩在攀爬时对路线的认知，也让小柳感到惊讶。后来，小柳攀登笔记里感慨，他在跟攀时的攀登效率，还没有岩一个人在前面领攀时更高效。

这是中国登顶死亡率最高的雪山之一，贡嘎主峰。在下撤途中，他雪盲了。耳边呼啸而过的是狂风，嘴里灌满了雪粒，而眼中十米之内只有白色。体能极度消耗，心率升高，呼吸急促，双腿发软，每走三步就要休息十分钟。海拔6800米，他们迷路了。天已黑，如果他和搭档童海军没能找到下方一百米处的三号营地，那么他们会因体能消耗过度而失温、脱水，最终在狂风暴雪中相继耗死在贡嘎山上。

<u>Papers</u>深度调查

度调查，直击人性，记录时代真实探险故事，只收录经典运动探险文库Adventure<u>Papers</u>小明个人微信：NewBeerMing代表作《血牙》《一球入魂》《失忆跑者》《拳坛大佬风云三十年》等

Honnold——完成了酋长岩的首次自由独攀。换句话说，他没有使用任何绳索，没有使用任何保护装备，一个人就攀爬了这座峭壁。一旦失足，必死无疑。

在喜马拉雅山区的这个季节，徒步者既享受着纯净的风景，又要承担着高海拔地区遭遇低温降雪的风险。刘宸君和梁圣岳3月9号从缇普岭村子出发时，就遇到了大雪。昨晚，二人在南池河谷附近的山中小屋中勉强睡了一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