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帮波兰冰峰战士，毕生追求的不过是巨峰和自由
编者按：之前我在《Meters山岳书系：用文学来捕捉人类心灵最跃动的一面》一文中介绍过，台湾脸谱出版社和詹伟雄联合推出的meters山岳书系。这套图书无论内容逻辑还是设计语言，都是一气呵成。个人非常喜欢。
今天精读了一遍《攀向自由：波兰冰峰战士们的一页铁血史诗》，读到序言导读——从人类登山文化的起源至现代登山运动的崛起，再到波兰“冰峰战士”充满勇气和力量的故事，还未进入正文，便不禁为詹伟雄老师的旁征博引和精彩论述叫绝。
今天就把这篇导读文章分享与你。这既是波兰登山者的故事，是世界登山群体的故事，也是人类的故事——
这本书对作者伯纳黛·麦当劳女士来说，是一本生命转捩点的书。她从小到大成长在加拿大北方广袤的大草原，不见群山，音乐是她的本职学能。上世纪90年代因缘际会，进入加拿大洛基山脉的班夫文化中心担任主任，主办山岳文化祭，在那里，她接触到来自全世界的登山家，被那些高张力的生命故事所吸引。
2006年她决定辞职，矢志要用她的余生，将这些故事写出来。《攀向自由》并非她写作生涯的第一本书，但却是她第一本接近完美结构的非虚构类创作，2012年出版后几乎囊括全球所有山岳或自然文学类的大奖，在她的笔下，许多生命讴歌出最让人心碎的乐章，过目迟迟不忘。
这本书对于导读者我而言，也是一本扭转视野的力作，谦逊地说：是这本书触动了我选辑「meters山岳文学经典」的一丝丝抒情雄心。在这本书里，对一位「沙发登山家」英语世界对山岳故事读者的昵称）来说，他不仅可在一定的高度上，睥睨喜马拉雅和喀喇昆仑山间豪迈、酷冷的风光，见识地球大爆炸后原始、粗砺的岩石冰霜表面，还可进入主角人物的肉体磨难和哲学世界，读者一方面遭遇最华丽、璀璨的探险，目不转睛，又必须直面二话不说的坠落死亡或雪崩消殒，无限创伤；你在沙发上不禁抬头凝望，要咀嚼这难忍片刻，却又发现世界与时代的各种力量纠葛，吵吵闹闹地构成这些故事的偌大背景：听到团结工联在格但斯克造船厂的巨大噪音，听到玛丽安．菲斯佛（Marianne Faithfull）愤怒与不安的歌曲（波兰登山家欧特克·克提卡Voytek Kurtyka说：她就像波兰的历史，所有人都进来，所有人都创造巨大破坏），听到芭芭拉·史翠珊（Barbra Streisand）的低语呢喃（在攀登有「闪耀之壁」称号的加舒尔布鲁四峰时，克提卡听到舞动的绳索唱出了史翠珊的歌声）……
但在身为读者的你好整以暇地跌入沙发之际，且容我来唠叨一些琐碎、但不无章法的一些历史小事，它们有助于我们巩固阅读山岳文学的信念，明白人类在与山遭遇时，那莫名的高亢感受其实其来有自。登山既是一种体能的运动，也是一种自我确证的过程，它们往复在登山家的身心之间，创造了一种非常宽宏的自由体验，这正是十九世纪中叶起登山家们蜂拥寻山、上山、殉山的义理所在。而上世纪1980年代的波兰登山家们，以优雅刚毅的搏战，几近完美地体现了这个过程，这篇导读有责任提醒读者注意这件事。
有纪录的现代登山活动，开始于法国大革命前的1786年，法兰西东南角Chalmonix地方的一位采矿工贾克·巴马（Jacques Balmat），和他的医生朋友贾布耶·派卡（Gabriel Paccard）联手登上了勃朗峰（Mont Blanc，海拔4808米，阿尔卑斯山脉最高峰）。这个随性而起的壮举，透过当时欧陆传媒的散布，让两人获得一笔意外的财富，吸引不少的欧陆人接踵启后。
但是，放眼两世纪多前的当年历史，没有英国人参与的事，怎能热络得起来？巴马与派卡登顶之后，平均每年只有一组人马走上勃朗峰，直到1850的世纪中叶。
当时，维多利亚女皇即位没有多久，两位英国人来到阿尔卑斯山，他们登顶后回到英国，各自出版了游记，一下子掀起了登山的狂风巨浪。数以千计的英国人乘着横越英吉利海峡的蒸气渡轮，接上法国国家铁路的燃煤火车，一下子便来瑞士和法国境内的阿尔卑斯山山脚下，开启了人类登山史上第一个黄金年代。
这两个英国年轻人都具有典型的现代气质，热衷于身体运动，巨细靡遗地记录生命经验，而且善于自我宣传。其中的一个名叫艾伯·史密斯（Albert Smith），他在1851年登上了勃朗峰，回国后出版游记，并在伦敦皮卡迪里圆环埃及剧院策画《勃朗峰攀登记》现场秀，于1852~1858年间演出了两千场，盛况空前。另一个叫做艾佛列·威尔斯（Alfred Wills），他于1854年登上位于瑞士观光小镇Grindelwald顶上的韦特洪峰（Wetterhorn，海拔3692米），并于两年后出版《漫步阿尔卑斯高山》（Wanderings Among the High Alps），一下子就成为畅销书。
在史密斯攀登勃朗峰前，欧洲人并不热衷于她，半个多世纪登顶纪录只有四十次，但待得史密斯号召的英国人涌入，五年内的攀登次数就来到八十八次；在史密斯之前，阿尔卑斯山前二十五座高峰中，只有五座被人类足迹踏上，而且都是欧陆人，史密斯之后三十年间，所有高峰全都留下了人类的印记，而二十座处女峰的首攀中，就有十七座来自英国人。
相较史密斯魅惑人心的现场叙事和华丽壁画，威尔斯的贡献则比较幽微，他是第一个揭示「运动动机」为唯一爬山真理的登山作家，他的书鼓吹为登山而登山，与彼时的当代大儒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所倡议的折衷浪漫主义理念──山是透过一定距离外的视觉欣赏来沉淀出心中真理的，而不是用来攀爬的──针锋相对，但却意外地受到登山社群的热烈拥抱。人们相信：近距离──透过身体的直接接触──体验山，登山家得以获得一种对外在自然的独到贴身知识，这种被后来登山家与文化评论家马丁·康威爵士（Sir. Martin Conway）称之为「冰冷石头似的实在」（cold stoney reality）的切身感，成为晚期维多利亚登山家们争相自我砥砺与训练的目标，更远地启迪了后世登山者对遥远8000米巨峰的嚮往──为了要让身体获得更新、更强的体验，登山家势必得寻找更伟大的自然，置身于更严峻的危险之中。
英国当代山岳文化史研究者艾伦·麦克尼（Alan McNee）指称这群维多利亚时代的登山者为「新登山家」（New Mountaineer）。从外表看来，他们身体强健、精神大胆、具有足够攀登技术，登山过程有组织而且系统化，他们涵泳许多新的知识学门，也陶醉在运动的竞技中，热衷于现代性的各种理念，不觉得使用最新的装备与技术来帮助他登上峰顶，有任何违和之处。从内在的情感层面看，他们非常注重身体与山岳地景直接接触所产生的直接感受，麦克尼称之为一种「触感的崇高」（haptic sublime），以与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在1757年撰写《对崇高与美丽意念起源的哲学探究》时所指称的「情感的崇高」有别。
1837年即位的维多利亚女皇，在位长达六十三年，任内经历了英国与欧洲在科技、人文思潮与社会的重大变迁，「维多利亚时代」几乎等同于「现代化」的代名词，「新登山家」的诞生，隐约与那个时代中新兴的中产阶级价值观有关：更关心审美颤栗（aesthetic sensation）经验中的身体经验，而非精神想像；对成就与倦怠的生理学产生新兴趣，当然也吸吮着各种招牌式的「维多利亚式驱力」（Victorian drive）：热衷社会地位的竞逐、规则的教条文化与系统化、对万事万物进行分类。或许是由于感觉多元丰富，许多「新登山家」都在攀登生涯中成为作家，其中最负盛名的当数女作家维吉尼亚·伍尔夫的父亲莱斯利·史蒂芬（Leslie Stephen），他所写的《欧洲的游乐场》（The Playground of Europe），1871年出版，被视为是山岳体验文学的第一本经典。此外，艾伯特·马默里（Albert F. Mummery）身手矫捷，完成了不少阿尔卑斯山未登峰的首登，他的《我在阿尔卑斯与高加索山区的攀登》于一八九五年出版，也是世纪之交人人争相一睹的畅销书。
全世界有十四座8000米以上巨峰，它们罗列在中国、尼泊尔、巴基斯坦的边境或南北境内，主要属于喜马拉雅山脉，在遥远的西端，造山运动出现了剧烈的纠结而脱离了喜马拉雅轴线，当地人称之为喀喇昆仑（Karakoram，突厥语「黑色砾石」之意），十四座中的四座，便踞居在这道寂寞边境最荒远的地带。
这十四座大山，在这本书中将反覆出现，为了熟悉与方便，先在这裡，依序列出它们的名字与高度：1. 圣母峰（埃佛勒斯峰，8849米） 2. K2（8611米） 3. 干城章嘉（8586米） 4. 洛子（8516米） 5. 马卡鲁（8485米） 6. 卓奥友（8188米） 7. 道拉吉里（8167米） 8. 马纳斯卢（8163米） 9. 南迦帕尔巴特（8126米） 10. 安娜普纳（8091米） 11. 加舒尔布鲁一号（又称「隐峰」，8080米） 12. 布罗德（8051米） 13. 加舒尔布鲁二号（8035米） 14.希夏邦马（8027米）。
就地理位置而言，干城章嘉最东，南迦帕尔巴特最西，簇拥在喀喇昆仑山区的K2、加舒尔布鲁一号、布罗德与加舒尔布鲁二号最北。就发现时间论，在十九世纪中叶之前，英国殖民官员认为干城章嘉是全世界最高的山岳，然而在1849年大三角测量队的最新发现后，圣母峰成为第一高峰，1856年，另一支由蒙哥马利中校率领的测量队发现了K2，干城章嘉退居第三。
十九世纪末，随着地理大发现以及远航世界的想像，在阿尔卑斯山区建立起信心和热忱的「新登山家」们，开始将眼光望向亚洲，第一个来到8000米巨峰山下的，便是英国登山家马默里，他才情洋溢，身手与智慧过人，除了刚出版的著作成为伦敦畅销书，他综合丰富经验而发明的轻量高山帐篷，被视为是划时代的现代登山装备。1895年8月24日，他与两位挑伕在世界第九高峰南迦帕尔巴特峰北面的拉奇欧特山壁（Rakhiot Face）探勘时，一场雪崩袭来，他们瞬间被吞没，年方四十的马默里是这座大山的第一位丧命者，截至1953年奥地利登山家赫曼·布勒（Herman Buhl）首次登上绝顶前，总计有三十一位登山家丧命于追峰道途之中。
从十九世纪初英国人因为休闲和娱乐而登山，到世纪中因为科学理解走上技术攀登，以迄世纪末马默里因为追求巅峰经验而殉山，登山在现代社会中的意义有了重大转变，在他那本堪称经典的《我在阿尔卑斯与高加索山区的攀登》最后一章，名为〈登山的快感与惩罚〉（The Pleasures and penalties of Mountaineering），他这么说：
「真正的登山家是一个浪游者，说他浪游，不是指他在山间旅行，来来去去，走在前人开出的确凿步道，像自行车手沿着英国收费公路骑乘这样，我指的是一种人，他只喜欢去那些没有其他先人到过的地方，当他抓紧某些岩块时，他因这些石头未曾碰过其他人类的指尖而愉快；他踽踽独行爬上冰雪遮覆的岩沟，与眼前的浓雾和雪崩相比，自己灰暗的身影顿时神圣起来，因为这是『地球大爆炸』来万物所见的第一人。
换句话说，真正的登山家是尝试新攀登纪录的人，相对地，不论他成功或失败，他都在拼搏的趣味与欢乐中获得愉悦。那些让人筋疲力竭的赤裸岩块、山脊上方正陡峭的岩阶，以及岩沟裡浮凸而起的黑色积雪，正是他生命呼吸的要义。我不必假装能去解析这样的感觉，也更难去让不信者明白，只有透过感受才能理解登山，它带来巨大的快乐，让血脉贲张，摧毁着犬儒主义的每一道踪迹，也重击着悲观主义哲学的根柢。」
马默里在喜马拉雅山上的消殒，使登山界明白8000米大山是完全和阿尔卑斯山不同的怪物，必须要用国家级的力量来对待，从二十世纪以降，有三个国家分别对三座大山发起史诗般的远征，期望这些倔傲的山巅，能臣服在帝国的科技、兵力与财货权势之下：英国队因其对印度殖民的地缘政治，优先选择了圣母峰（著名的乔治·马洛里参与了三次），美国队瞄准喀喇昆仑山区的K2，德国队则针对南迦帕尔巴特。说来吊诡，这些国家在半世纪内屡败屡战，但第一个登上8000米峰顶的却是法国队，他们在尼泊尔开放外国登山申请的第一年（1950），申请到了攀登道拉吉里和安娜普纳峰的许可，最终在6月3日那天，由领队莫伊斯·荷佐（Maurice Herzog）与他的法国同袍路易·拉荷那儿（Louis Lachenal）登上8039米的山巅，这是人类第一次超越八千障碍，而且是他们第一次攀登就完成目标，但还是付出了惨痛代价：路易的脚趾严重冻伤，全部切除，而莫伊斯则是脚趾和手指都必须截肢。
接下来的故事，便是二十世纪登山史的主要章节了：英国队在1953年成功地由艾德蒙·希拉瑞爵士与夏尔巴人丹增·诺盖登顶圣母峰，完成英国史上最壮烈探险篇章的最后一笔；一个月之后，奥地利人赫曼·布勒登上南迦帕尔巴特峰，一偿德语系山客的夙愿；一年后，义大利队攻克了K2的冰雪防线。在接下来的十年中，世界十四座8000米高山陆续站上了各路国家远征队的脚印。这些动用庞大资源，在偏远的山区动辄雇用超过一千名挑伕，在冰雪山径上布满高地帐篷，队员彼此接力扶持，与夏尔巴轮流运补辎重物资，架设固定绳索，务求最后一刻靠着最强队员登顶，荣耀整个国家共同体的企图心，仍是延续着上世纪末帝国主义在全世界攻城掠地的遗绪。在这种功利主义的攻顶竞赛里，维多利亚时期萌芽起来的「新登山家」逐渐隐藏进时代的暗角，一直到1970年代末，波兰登山队横空出世似地进入全新的「喜马拉雅难题」之中，一群顶着「受苦的艺术家」（the artist of suffering）冠冕的波兰人刷新8000米登山的新纪录，才再度把「新登山家」的内在哲学与信念，带上风云舞台的中心。
所谓的「喜马拉雅难题」乃是：如果全世界最高的十四座山峰都踏上了人类的足迹，那么还有哪些挑战，留待有抱负的登山家来攻克？当时西方登山社群的答案是：8000米巨峰的新路线、垂直大岩壁以及冬季攀登。波兰国家队选择「冬季攀登」作为加入英美法义登山强权行列的敲门砖，而其中的更强者，同时也在「新路线」与「大岩壁攀登」两项课题中大放异彩。
冬季高海拔地区的厚雪、强风、低温，不仅需要更强的体能、绝佳的技巧，还需要一种「受苦的艺术」，譬如能在摄氏零下四十度的雪坡中露宿、忍受三天以上断粮或缺水的身心煎熬，在幻听、幻视、缺乏睡眠的迷离情境中仍能挺进。波兰人在自家国度的塔特拉山群（Tatras）的冬天裡，练就了他们对抗酷寒的本事，塔特拉的海拔虽然不高，但它的地形却十分破碎，岩场上雪不多，但却被裂缝割裂，登山者必须脱掉手套，赤手来爬，波兰黄金年代的大家长安德烈·扎瓦达（Andrzej Zawada）就说：「告诉我你冬天在塔特拉爬了哪些路线，我就可跟你说你到底是强还是不强！」
1980年2月17日，克里茨多夫·维利斯基（Krzysztof Wielicki）与列社克·奇希（Leszek Cichy）爬上迷茫的圣母峰顶，完成人类史上第一次8000米（而且还是世界第一高峰）的冬季攀登，而在接下来的十年中，波兰人陆续完成了另外七次巨峰的首次冬攀，英国登山媒体震惊不已，以「冰峰战士」（Ice Warriors）的称号，来讚誉这群名字唸起来非常拗口的怪客。除此之外，波兰人还在8000米之上开辟了二十四条新路线（第二位的日本开拓了十五条，而英国仅有八条），完成了十三座7000米未登峰的首登，这段时期号称波兰登山的黄金年代，他们总计发起了四十趟七千米以上的远征，成功率达到75％，不仅填补了波兰在世界登山史中的空白，而且改写了「新登山家」可在荒凉山岳中拚搏求生的可能性。只是这样的代价也非常高昂，这十年间有三十一位登山家丧命，包括获首位完成十四座8000米巨峰攀登的意大利登山家莱恩霍尔德·梅斯纳尔（Reinhold Messner）称赞为「世界最伟大」的奇才亚捷·库库奇卡（Jerzy Kukuczka）。
库库奇卡是继梅斯纳尔之后第二位完成十四座大满贯的登山家，波兰登山社群形容他是「一头友善、沉默的熊」、「光靠喜马拉雅石头即可维生的男人」，大满贯路上他只花了梅斯纳尔不到一半的时间（7年11月14天），而且其中十座是新路线，还包含四次冬攀，难度无与伦比。1986年夏天他从K2南壁登顶的新路线，征服许多出挑的雪檐和垂直崩壁，克服多夜露宿，在落石和雪崩间匍匐，被称为形同自杀式的攀登，这条路线迄今无人走上第二次，号称「Polish Line」。完成十四座后，库库奇卡耿耿于怀于第一座爬上的洛子峰走的是传统路线，因此想方设法要从它艰困的南壁（由基地营到峰顶，垂直高度3300米）开出一条新路线，1989年10月24日，他在8200米的岩壁上踩空，一根从加德满都旧货市场买来的七米釐绳索撑不住重量而断裂，他的确保绳伴眼睁睁看着库库奇卡直线坠落两千米下的冰河。他的死讯同时也敲响了波兰黄金年代的晚钟──柏林围墙倒塌，华沙公约解散，波兰开始民主化，除了登山家折损凋零，孕育受苦艺术家们、克提卡比喻为「铁锤与砧板夹击」的苦难社会主义体制也解组了，虽然无尽荒谬，但世事确实如此：「困顿造就举世一流的登山家，繁荣却使人瞻前顾后」。
《攀向自由》主要环绕着三位超级巨星的主角而写，除了几近无坚不摧的库库奇卡，还包含第一位登上圣母峰与K2的欧洲女性汪达·卢凯维兹（Wanda Rutkiewicz），以及2016年世界金冰斧终身成就奖得主欧特克·克提卡，他们个性迥异，被不同的身世推向山岳巅峰，却又在不同生命阶段彼此交织，开张起波兰登山界斑斓多彩、饱含伏特加滋味的生命图谱，是作者写作功力所在。
卢凯维兹于1992年命丧于第三高峰干城章嘉，峰顶之下，她婉拒了随行同伴的下撤恳求，一步步走向吞噬她的狂风暴雪。她的一生充满悲剧与死亡，但绝大多数人却只知道她的香水、迷你裙和谜语一样的鬓影，比她小三岁的克提卡却活了下来，他说他生性胆小、多疑，而且有一种反社会的倾向，因此在库库奇卡与梅斯纳尔的摘峰竞赛中急流勇退，他也不像卢凯维兹一样急于证明自己，得以有馀裕挑选自己喜爱的路线去攀爬，创造出许多高强度攀岩的首登纪录。
1985年7月13日，克提卡和伙伴奥地利人罗伯特·萧尔（Robert Schauer）出发，攀登有「闪耀之壁」（Shinning Wall）称号的加舒尔布鲁四号峰（Gasherbrum IV，简称G4）西壁，四号峰海拔7925米，排名世界第十七，在总计十座的加舒尔布鲁群峰（当地巴尔提语：rgasha为「美丽」之意，而brum为「山」）中虽非最高，但它面向巴托罗冰河的西壁，是一道直挺挺向天际的2500米高大岩壁，任何由冰河西端跋涉过来的登山客，在准备叩关K2、G1、G2与布罗德四座八千巨峰前，都会看到它在夕阳中发散着光芒。原本克提卡的伙伴是库库奇卡，此前四年，他们曾是世界最强的高海拔登山二人组，完成过G1与G2的新路线首登，以及不可思议的布罗德北峰、中峰与主峰十公里纵走，但因为G4高度不及八千，库库奇卡急于抢攻其他八千大山而分道扬镳。
美国《Climbing》杂志总编辑麦可·甘迺迪（Michael Kennedy）赞誉克提卡和萧尔的攀登，是二十世纪登山史上最耀眼的成就，他们只带了四天的食物和燃料，五天的饮水，打算用轻量化阿尔卑斯登山法速战速决，没想到攀岩过程非常艰辛，光滑的岩壁几乎没法插入岩楔，绳距由一般的四十米开到八十米，待得登上北山脊的顶点，离峰顶垂直高差不过二十五米，距离不及两百米之处，他们又接连遇上好几天暴风雪，挖雪洞避难三天。弹尽援绝之馀，两人都觉得死线已过，只好从北山脊的路线撤退，前往7100米先前做高度适应时预藏的备援工具包处，在第九天取得饮水和食物，「这杯茶多么湿润！这三十颗糖多么甜美啊！」克提卡在他的攀登报告〈加舒尔布鲁四号峰的闪耀之墙〉中如斯描述。最后，预定五天的行程用了十一天，在冰雪中露宿十晚，却没有完成攻顶任务，但这趟行程中所动用到的技术、决断、处置以及对恶劣天候的耐受力，都写下了上世纪英国登山家所景仰的极限纪录，足以让后世人对「触觉的崇高」这种身体化知识，留下深刻印象，克提卡如此说道：
「非比寻常的紧张和最麻烦之处，是身体在面对岩石、积雪和云雾时，产生一种惊讶的屈伸调适能力，不可思议地突破难关。这些景象，至今仍历历在目，它们似乎被一种潜藏的、神祕的精神所创造。谁创造了你，如此可爱又静谧的身形？」
《攀向自由》中所描绘的「自由」有多样含义，一种说的是英国政治哲学家以撒·柏林（Isaiah Berlin）所谓的当代两种自由：完全实践自我意志的「积极自由」，以及得以挣脱外力宰制的「消极自由」。波兰登山家在高压的铁幕生活中发现了高山是一片自由呼吸的空间，不仅舒缓了压力，还在走私生意中积累财富，克提卡曾形容说他的生活一边是恶魔（monster）而另一边则是德布西（Debussy），这是「消极自由」戏剧性的体现。另一种自由，是法国现象学家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在《身体现象学》巨作中所说的「体感自由」，简易地说：人在环境中，看似自由，其实并不自由，环境限制了人的行动能力，而人的身体无能跨越障碍，也造成了人的受限感，然而，一旦人类开启了他的身体知识，在自然中领悟了穿越障碍的心法和魔术，他的受限感迎刃而解，这是一种本体论上的存有自由。在这个概念里，崇山峻岭的大自然，既是可以致人与死的天险障碍，又是让人领略自由的灵魂伴侣，它复杂、它深邃，惟有这本书裡波兰登山家的故事，能把它说得清楚。
现代生活中，我们被各式各样的限制綑绑，从维多利亚时期、两次世界大战、东西冷战、全球化到网路连结彼此的后孤寂年代，人们不得不捲入各种共同体的纽带，放弃成为他自己。但是，有一群「新登山者」，他们在山与人对峙、消融、和解的关係中，发现了自由的可能，为此，他们拼死以赴，果敢、大胆、无畏。希望这本书是一只披头四老歌中所说的飞翔黑鸟，引领台湾读者产生对于自身生命的──一丝丝抒情雄心：「黑鸟在夜深人静时吟唱，带着这些沉默的眼神向前看，你的一生，你只等待此刻，此刻获得自由！」
是的，You were only waiting for this moment to be free！我们都置身于历史中。
国内自由攀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