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姑娘山历史溯源考
》一文发布后，我欣慰地看到“四姑娘山”重新恢复了斯古拉·旺秀占堆这个失传已久的名字。但在这篇长达2.5万字的长文中，我刻意保留了西方传教士的考察成果。那些活跃在上世纪初四川的外国牧师，同时也是最早进入中国西部，传播科学理念的探险家。他们有个特殊的名字：探险传教士。
在那个混乱而精彩的年代，探险传教士带着西方的知识框架与认知方法来到中国边疆，测量山峰的高度，标示相对精确的坐标，为未知的山峰命名，记录下西部的山川风貌。据统计，关于中国西部——尤其是西南地区——最早的人文、自然学科的科考成果中有47%是他们首先发现的（
周蜀蓉《发现边疆：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研究》，中华书局，2018年，第13页
）。在那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他们发现的成果是空前的，如今这些发现又被埋藏得如此之隐晦。
今年夏天，我和山峰历史学者朱镭博（Radium）在一次席间谈及四姑娘山与贡嘎山的百年往事。他发了我一部瑞士地质学家阿诺德·海姆的著作Minya Gongkar。他说，说不定里面有些关于四姑娘山的线索。这本出版于1933年的德语作品是他撰写贡嘎山域登山史的重要参考资料。他曾注意到海姆在书中提到了一座叫M.Stubbs的山峰，正如Radium在《贡嘎山域地名考》中写道：“此外，值得一提的还有，海姆当时以探险家斯塔布斯 （C.M.Stubbs）命名的斯塔布斯山（M. Stubbs） 等……它们今天远扬中外的名字足以说明海姆测绘的重要性一斯塔布斯山即今四姑娘山幺妹峰。”
如果M. Stubbs是今天的四姑娘山主峰，那么这个名字显然比“四姑娘山”古老得多，而这座山峰被人类科学考察的历史也大大提前了。当然，我最好奇的部分是，这个名字从何而来？C.M. Stubbs到底是谁？为什么海姆用他来命名这座伟大的山峰？更重要的是，为什么这座山峰被发现、命名之后，这段往事又被埋没了将近一个世纪？
当天晚上回到家后，我抱着姑且一看的心态，翻开了这部出版于90年前的古董书。一个重要的发现就此浮出水面，重要到足以改写这座山峰的历史。在之后的半年里，我多次往返四川，查阅各大图书馆中的史料，实地考察，多方考证。故事的全貌渐渐浮现出来。由于年代久远、语言隔阂等问题，这个发现被遗忘在世界的某个角落，尘封近百年之久。
这是个传奇科学家于战争年代中寻找真我的故事，探险传教士在中国西部寻找真理的故事，来自两个不同世界的学者命运产生交集，共同探索、追寻山峰的故事——“四姑娘山”首次以地理科学的视角被人类发现的故事。壹. 走入华西坝
1929年夏天，在一个月圆之夜，探险家阿诺德·海姆（Anorld Heim）走进成都南郊的华西协合大学校园。恰逢暑假，师生们都放假了，夜晚的校园静悄悄的。“宏伟的校园，参天的树木，芬芳的花坛，精美的京派建筑矗立在我们面前，令人陶醉。”海姆写道。（A.Heim, MINYA GONGKAR, Hans Huber, 1933, P9）
瑞士地质学家海姆此次受雇于两广地质调查所，深入中国腹地的“红色盆地”，调研长江流域的山地结构，并考察石油钻探的可能性。几个月前，这名国立中山大学的外籍教授带着两名助手（张鸣韶、李殿臣，建国后为我国著名地质学家）从广州出发，顺着扬子江来到重庆。他们在这里换乘汽艇，沿着嘉陵江而上，穿过战火纷飞的战区，来到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四川。
此时四川正值军阀混战期间，全川施行防区制。邓锡侯、杨森、田颂尧、刘文辉、刘湘等军阀设立防区，在川内割据一方。各防区相对独立，军长之间井水不犯河水，同时又虎视眈眈地垂涎着省会城市。成都市的主人如走马灯般轮番换人。（罗伯特·柯白《四川军阀与国民政府》，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
1932年二刘之战前夕防区图。
在海姆踏上这片土地之前，军阀杨森一度统辖着这座省会城市，在成都市区施行“新政”：扩大少城公园（人民公园）面积；拓宽市区的道路，修建一条名为“春熙路”的新街道；在成都市区与灌县（都江堰）之间，修通一条全长55公里的公路。（司昆仑《新政之后: 警察、军阀与文明进程中的成都（1895—1937）》，四川文艺出版社，2020年）
海姆的两名助手与大军阀刘湘（居中）合影。海姆摄影。
在军政权力的城市管理之下，“五老七贤”实则掌控着成都士绅阶层的精神世界。五老七贤并不是具体的12个人，而是清末一帮川内精英知识分子的统称。第一代五老七贤有名有姓，大多是儒学名宿、经学大师，在成都各界名望极高。在各路军阀轮番主政成都之际，“五老七贤”既为这座城市的利益与福祉而争夺更多的话语权，同时也是反对城市现代化的重要阵地，比如反对杨森肆意“篡改”古城的道路。讽刺的是，今天成都市区的格局，大多是在杨森新政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司昆仑《新政之后: 警察、军阀与文明进程中的成都（1895—1937）》，四川文艺出版社，2020年）
然而，在成都市区还有第三股微妙的势力。他们游离在流水的军阀与德高望重的五老七贤之外，牵制着成都乃至中国西部的政治格局。这股势力就是以华西协合大学为中心的西方传教士。早在辛亥革命前一年，一座名为“华西基督教协合大学”的大学在成都市南郊外的南台寺附近落成了。这所大学由美国浸礼会、英国公谊会、加拿大英美会、美国美以会以及几年后加入的圣公会等五家差会联合设立，故名“协合”。大学坐落在锦江河畔南岸，田园乡村与孤坟菜地一度构成了这片空地的主要景致。这片开阔的空地也被成都人称为“华西坝”。这一年3月，华西坝上的教会大学正式开学。这意味着中国西部地区第一所现代化的大学正式成立。1913年，美国传教士毕启（Joseph Beech）担任这所大学的首任校长，学校更名为“华西协合大学”（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这一年，毕业于英国利物浦大学的化学博士、传教士苏道璞被英国公谊会派遣到成都。他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位在中国西部地区传道授业的外国化学家。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中，华西协合大学与西南联大如同寰宇中最辉煌灿烂的双子星。与西南联大的“无广厦而有大师”不同，华西协合大学既有云集的大师，也有林立的广厦。大学校园里的建筑出自英国建筑师荣杜易（Fred Rowntee）的设计。在这些艺术品般的设计图纸中，校舍建筑融合了中式风格的歇山大顶、唐破风与青砖黑瓦，也点缀了英国贵格教会最新潮的建筑元素。传统的五脊六兽不再，鳄鱼、猫头鹰、蜥蜴、老鹰与鲨鱼爬上了屋顶上的飞檐。荣杜易的设计图纸手稿之精美，就像是韦斯·安德森电影的分镜，充满了几何的美感与童话的梦幻。等到了施工环节，人称“苏木匠”的加拿大建筑师苏继贤（Walter Small）手持荣杜易的图纸动工执行。以每两、三年完工一栋建筑的速度，在华西坝的空地上建造校舍。在海姆走进华大校园的这一年，校园里的怀德堂、万德堂、赫斐院、广益学舍、懋合堂与钟楼等标志性建筑已成为了师生们讲学办公所在地。其中30多米高的钟楼不仅是华西协合大学的地标，也是当年成都最高的建筑之一。在20世纪20年代，华西坝的钟声传及数里。城南的百姓听声辨时。钟声融入了华西坝乡民的日常生活中。在这栋巍峨的钟楼附近，坝上农田间遍布着几栋孤零零的学舍。置身于校园之中，校舍里朗朗书声、田间牲畜的哞叫，与钟楼里时而传来的悠扬钟鸣，混成一曲别致的田园音韵。海姆还听说，在晴朗的冬日，站在钟楼上可以遥望到天边一座宏伟的雪山。莫尔思夫人(A.K.Morse)所绘的华西协合大学校址。右侧的门楼是成都南门及部分城墙。前方空地是油菜地与坟堆，远方为大雪山山脉。1929年的夏天，海姆来到四川都后，期待继续向西，深入探索川西的高山。然而他发现，诺大个中国，竟没有一副较为精准的山岳地图。当时海姆能拿到大比例尺川西地图还是印度测绘的（《印度及周边国家》1:100万比例尺地图，1922年）。这张地图并不精准，还遗失了许多关键信息。
海姆手上的印度测绘地图应该是这张。
海姆只好回归到最原始的笨办法，向熟悉川西高山的当地人打探消息。他找到了苏道璞博士，一名被他誉为“在中国为数不多以为对高山感兴趣的人。”海姆错了。苏道璞并不是当时对中国西部山峰最有研究的人。事实上，即便把这范围缩小到成都市、乃至小小的华西坝，苏道璞也算不上对山峰最有研究、最有发言权的学者，这个荣誉当属一群名为“探险传教士”的学者。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期间，西南地区的人类学、地理学、民俗学研究，多数是外国传教士、探险家、植物学家、地理学家展开的。（徐益棠《十年来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边政公论》，1942年第1卷第5-6期，第51页。）他们采用西方的知识框架与认知方法来处理中国的未知事物，将未知的物种纳入西方的知识分类体系中，使之成为西方知识体系中的一部分。许多学者认为这是帝国科学主义的体现，但我认为，他们的研究没有那么多政治色彩。他们在一个混乱而精彩的时代，来到了中西方文化冲突最剧烈的边缘地带，深入川西腹地，在微观的村落和景观中寻找尚未被发掘、传播的未知之物。他们既是走进秘境的探险家，也是带着浓重好奇心打量新世界的孩子，就比如华西协和大学的这家“高校户外科考社团”。1920年，在资深传教士叶长青的帮助下，华西协和大学的莫尔斯、赫立德、路门和冬雅德等一行西方学者第一次来到川西探险。他们从灌县（都江堰）出发，沿着岷江来到理县杂谷脑，翻越海拔4800米的虹桥山垭口来到抚边河谷，最终穿越到了懋功，即今天的小金县。在返回灌县的途中，他们又翻越了巴朗山垭口与牛头山垭口。这条路线在今天来看无甚了了，仅仅是川西北的一个角落，但在100多年前，却是一条鲜有西方人探索的荒蛮古道。更重要的是，这一路上，他们利用各自所长，带着前沿的人类学、地理学、地质学、考古学、宗教学、植物学的视角打量着这片秘境中的山川风物。这次探险激起了几名学者再度考察川藏地区的热情。他们在大学讲课之余，频繁聚在一起探讨交流。1922年3月24日，华西协合大学的理学院教授戴谦和、著名人类学者葛维汉、费尔朴、文学院教授布礼士、慕如、李哲士等人又聚集在莫尔思教授家里，像往常一样讨论如何在川西的高山上做野外调查。在这次会议上，大家决定要成立一个新的学术社团：华西边疆研究学会（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这几名传教士成立了委员会，还起草了学会的章程。根据章程第4条，学会期望每名会员至少每三年一次去边疆地区旅行考察，在考察基础上，向学会提交一份书面的研究结果报告，时限为旅行考察之后的六个月之内。每个会员可以提交自己感兴趣的任何主题报告。加入学会的会费只有5元，但会员仅向那些有能力到汉藏边疆探险和考察的非中国人开放（《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1937年）》 第9卷，第225页）。此外，学会章程明确规定会员不得超过25人，且必须居住在华西。这个门槛极高，因此这个由外国传教士创办的学术小团体最初只有11名成员。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主要成员合影。前排右起：杨少荃、莫尔斯、叶长青、布礼士、李哲士；后排右起：曾思孔、徐维理、费尔朴、戴谦和、启真道、葛维汉莫尔思担任学会的第一任会长，副会长是美国地理学者赫立德。叶长青被大家公推为学会的第一位荣誉会员。在四川众多探险传教士当中，叶长青（James Huston Edgar，1872~1936）威望极高，是华西边疆研究当之无愧的开拓者。这名常驻在打箭炉（康定）的传教士，常年无私地帮助中外科考学者和探险家，或是安排住宿，或是提供探险咨询、制定探险计划，或是亲自上阵充当向导。1936年，叶长青在打箭炉去世。100年后，叶长青留下了最知名的遗产，莫过于我们今天所谓的“爱德嘉峰”——四川最艰难的技术性山峰，至今还没有中国登山者尝试它——以至于爱德嘉峰的知名度已经超过了叶长青本人。
1934年叶长青出席学会年会。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成立初期，成员大都以“探险传教士”自居。这些早期加入学会的传教士大多有着探险的欲望，对川藏与西康充满了好奇与向往。莫尔思认为探险精神是人类的天性之一，而这种精神常常能激发传教士的兴趣，也是进行人类学研究必须要具备的精神之一。这些传教士成立学会只是单纯出于对知识的渴望、对未知的好奇，然而正是这个以探索未知为起点的小型学术团体，却成为了世界首个以华西边疆研究为宗旨的专业学术机构。他们重点在川西北、西康、川藏及滇北的羌、藏、苗、彝族地区探索考察，研究内容纵横人文社会科学（民族学、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与自然科学（动物学、植物学、地质学、医学、农学）。学会创立10年后，学会松绑了成员人数的上限，一时加入学会的会员人数激增。据学者周蜀蓉统计，到了1932年，学会成员首次超过了150人，几乎所有的华西协合大学管理层与教授都加入了学会。学会从以传教士为主的封闭小团体，一跃成为国际性的研究机构，后来甚至还吸纳了约瑟夫·洛克这样的世界级探险家。1938年，学会成员更是达到了空前的224人。到了建国前，学会共有543位会员。（周蜀蓉《发现边疆：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研究》，中华书局，2018年，第53页）然而，学会的“荣誉会员”数量极为克制，史上仅有6人，均为享誉世界的顶级学者，如前文中的叶长青，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哈罗德·史密斯教授，汉学家陶然士。偶尔也有例外。1935年，蒋介石与宋美龄入会，并成为了学会的荣誉会员。
川大自然博物馆中的《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样本模具。
几乎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成立的同一时期，《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也应运而生。随着学会的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这套全英文学术杂志也逐渐成为了小有名气的国际刊物。从1924年的创刊号到1947年停刊，杂志共出刊十六卷二十二册，内容涉及川西地形、地质、人类学、原住民宗教、社会风俗、地图。其中最活跃的作者还属叶长青，他发表了20多篇涉及川西藏区与藏东人文地理的文章，如《打箭炉地区山脉概述》《雅拉名考》等文。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篇文章，莫过于美国人类学家葛维汉的《汉州发掘初步报告》（A Preliminary Report of the Hanchow Excavation）。1931年春，在四川广汉的英国传教士董笃宜听说，当地农民燕道诚在清理自家水田沟渠时，发现一坑玉石器。董笃宜找到当地驻军行政长官，请求政府出面阻止村民无规划的挖掘行为，同时拿着出土的玉器来到成都华西协合大学鉴定。几个月后，戴谦和、葛维汉等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的会员，对遗址进行了初步的考察。
1934年3月，汉州遗址发掘现场。葛维汉（前排左一）和林名均（前排右一）。
葛维汉教授后来写道：“燕家宅子附近的一个小山旁，有个大半圆形弯曲地，好似一轮明月，名叫月亮湾......南面较远处有座小山；有三个小圆丘，把它们视作星座，称这些土墩为三星堆。”（D.C. Graham, a preliminary report of the hanchow excavation,《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1934）》第6卷）著名的三星堆遗址考古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1922年夏，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科考队在康藏地区考察。就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成立的那一年，11名创会成员暂时还没有意识到学会日后将改变这片土地的历史。这一年夏天，几名核心成员组织了学会的首次探险活动。这一次探险的路线与两年前大致相似，只不过这次他们带好了探险装备与科考仪器，深入雅州、打箭炉、贡嘎雪山、巴底、巴旺、懋功、威州、灌县等地。为期近2个月的探险结束后，几乎每名成员都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的创刊号上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叶长青发表了《贡嘎山附图说明》（Note Accompanying Sketch of the Gang Ka），赫立德发表了《雪山定位》（Location of Snow Mountains）、《海拔一万四千英尺高的四个垭口》（Four Passes over Fourteen Thousand Feet）。《雪山定位》一文总结了长期以来传教士们在彭州与白鹿顶等地观测到的三片西北方雪山群。在《海拔一万四千英尺高的四个垭口》一文中，赫立德进一步公布了他在川西北实地探险考察中发现的四座高海拔垭口，分别为大炮山垭口（14400英尺）、马尔邦以东的空卡山垭口（15700英尺）、虹桥山垭口（16300英尺）、威州以东的大梁子山口（15000英尺）。“前两个山口较为人知，后两个却几乎没有人穿越过。”赫立德写道，“如果学会成员有兴趣登山，据我所知没有比虹桥山地区更有趣的地方了。学会在可以利用交通工具轻松抵达山脚下，建立一个永久营地，在那里等待好天气窗口，在一天之内登顶，然后回到营地。这将彰显出我们的伟大。对于登山者而言，华西拥有真正的高山资源。”（G.G.Helde《海拔一万四千英尺高的四个山口》，《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1922~1923）》第1卷，第8~13页）事实上，赫立德所谓的“后两个”拥有丰富登山资源的山域，在之后的100年里依旧是一片空白，至今仍保留着数十座未登峰。我大致浏览了《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的目录，也仔细查阅了学会的会员表，却没有找到苏道璞的名字。苏道璞是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的一员吗？为什么海姆刚来到成都，没有咨询学会中对川西地理颇有研究的赫立德，反而直接寻找没有发表过任何科考成果的苏道璞？为什么海姆认为苏道璞是“在中国为数不多以为对高山感兴趣的人”？苏道璞到底是谁？苏道璞一开始并不叫苏道璞。1888年11月，这个名叫Clifford Moragn Stubbs的男孩生于英国纽卡斯尔。7岁那一年，一家人跟随传教士父亲搬到了新西兰。C.M. Stubbs童年时在新西兰的山地环境中长大，并在这里接受自然教育和高等教育。他在大学期间主修化学，还拿到了文学学士与荣誉文学学士。课余时间，他热爱跑步、拳击、网球和山间露营。1910年，22岁的Stubbs回到了出生地英国，在利物浦大学专攻无机化学。也就是在这一年，Stubbs加入了公谊会（贵格会），同一时间认识了未来的妻子玛格丽特。
1913年，苏道璞获得博士学位。
Stubbs起初并不是一名传统意义上的传教士、坚定地追随着自己的信仰。他相信上帝，同时也相信科学。在之后的2年中，他的心灵时常在学术与教义之间徘徊摇摆，直到他遇到了常驻在中国的著名传教士陶维新。在后者的鼓励下，这名年轻的科学家临时申请加入了公谊会中国委员会，准备前往中国内陆一面教课，一面传播上帝的福音。（Charles Tyzack, Nearly a Chinese: A Life of Clifford Stubbs, Book Guild Ltd, 2013）1913年夏天，C.M. Stubbs获得了利物浦大学的理学博士学位。在100多年前的英国，“博士”在英国也是一个极其罕见的头衔，Doctor是个备受尊敬的称呼。也就是在这一年，年轻的化学博士向玛格丽特求婚，二人来到瑞士的马雷科斯度假小屋（Marecottes）享受着阿尔卑斯的高山之美。一个月后，Stubbs与未婚妻分开，远赴中国内陆。这趟为期3个月的远洋航行几乎跨越了半个地球。Stubbs途径埃及、印度、马来西亚，最终在广州登陆中国。他继续北上至上海、南京，再换乘英国商船沿长江逆流而上至湖北宜昌、重庆——根据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英国商船已经获得了长江上游至重庆的通航权——最终来到四川传教士三大著名聚集地中的遂宁。1914年1月底，Stubbs终于抵达了成都。他住在了陶维新在青龙街的家里（现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附近）。他在成都开始学习难以理解的汉语，那是一种介于文言文与白话文、四川普通话与民间方言之间的中文。他与其他渴望融入中国社会的传教士一样，根据谐音给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字：苏道璞。作为华西协合大学的创校教师与学校里为数不多的博士，这名性情温和的年轻教授在学校里颇受欢迎。随着他在学校里的地位与日俱增，他的中文越来越流利，他对四川的风土人情与成都周边的自然地貌也愈加熟悉。他把童年时期对新西兰荒野自然的好奇心带到了中国。他来到灌县的都江堰，欣赏中国最伟大的水利工程，在二王庙里打量着中国最本土的宗教——混杂着民间神话与儒释道信仰的本土道教。他把妻子玛格丽特接到了成都，一起到嘉定（乐山）的峨眉山游玩，在金顶远眺百公里外皑皑的雪峰。在华西协合大学任教的第三年，苏道璞在学校里成立了化学系。他编写的《大学化学实验初级手册》后来成为了中国最早的通用化学教材，一直沿用到建国初期。（Charles Tyzack, Nearly a Chinese: A Life of Clifford Stubbs, Book Guild Ltd, 2013）苏道璞终于在成都拥有了自己的居所，一栋锦江河畔的新房。这栋房子位于华西协合大学校园的最北端，附近种着几棵茁壮生长的槐树。他把这所新房命名为“马雷科斯”。这是他和妻子在瑞士度假小屋的名字。第二年，苏道璞的大女儿露丝出生了。同年，蔡锷率军入驻成都。1918年，华西协合大学的怀德堂落成。苏道璞的化学实验室也搬进这栋中西合璧的大楼。这一年，苏道璞的小女儿珍也出生了。家里虽有两名女儿，但与苏道璞朝夕相处的还是学校里的男孩子。作为五大协合学院中英国公谊会学院宿舍的负责人，苏道璞要对13名大学生与30多名初中男孩负责。在学生的眼中，这名年轻的传教士与其他西方人不太一样。他不喜欢坐滑竿，也不像其他西方人一样享受做轿子的优越感。苏道璞认为做轿子很不人道。他每天从锦江河边的家出发，骑车穿过小天竺街，来到几百米外的怀德堂工作。这段路并不长，但这名化学博士总是骑着他那辆纯黑色的兰铃牌自行车。在成都百姓眼中，自行车是洋人带来的新玩意儿，显得新奇有趣，又被成都百姓称为“洋马儿”。当时成都仅有三辆洋马儿。苏道璞的这辆车架、辐条、轮毂和车把都是墨黑色的。这一路常惹得路人侧目。1920年代华西协合大学的北门。距现在的成都新南门汽车站不远。在华西坝，苏道璞过着两点一线的生活。他的工作与家庭都在华西坝，偶尔远赴遂宁参加一年一度的传教士年会。成都的军政格局与中国各地的战争似乎都与他的生活无关。学术、传教和家庭是他最关心的事情。到了夏天，常驻在成都的传教士们往往会逃离酷热的成都平原，来到距市区七、八十公里外的郊野，彭州的白鹿顶避暑。白鹿顶，这个本不起眼的山谷小镇，也因云集各国传教士而变得洋气十足。100多年后，“白鹿镇法式风情小街”成为了房地产开放商们的最大卖点。苏道璞不喜欢熙熙攘攘的人群，也不喜欢这片专为传教士开辟的国际飞地。他喜欢清净的自然。他在距灌县不远的龙溪村南岳庙找到了一块空地，周围几十公里内都没有任何洋人（现为都江堰市龙池镇龙溪社区）。他计划在这里修建一栋独属于自己的避暑小屋。2年后，苏道璞的南岳庙避暑小屋建成，他再次将这栋建筑命名为“马雷科斯”。即便在今天看来，毗邻紫坪铺水库的龙溪村南岳庙也是游人很少到访的偏僻乡下。而在整整100年前，苏道璞每年暑假都远离外面世界的纷扰，与妻女来到这里独享清幽。也许这栋山中小屋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浪漫。到了夏天的夜晚，小屋里的灯光吸引着森林里的蚊虫和飞蛾。在每年中最酷热的几天里，住在屋子里的人们只能洗冰冷的凉水澡——苏道璞倒是很享受，可是玛格丽特和女儿们未必如此了。或许最让姑娘们无法接受的是，有一天他们还在房子里发现了一条恐怖的长蛇。有一次，苏道璞时隔一年再回到小屋避暑，他发现屋门被撬开了，不少物品都被偷走了。（Charles Tyzack, Nearly a Chinese: A Life of Clifford Stubbs, Book Guild Ltd, 2013）不过总体来说，在山中的时光总是惬意的。当地的村民好奇地打量着这家金发碧眼的洋人。久而久之，他们发现这家外国人还有一些“灵丹妙药”。苏道璞成为了南岳庙当地小有名气的医生，虽然他只是一名化学家。从这点来讲，苏道璞符合传统意义上人们对传教士的想象：学识渊博，善良和蔼，熟悉中国文化，总是尽其所能、不厌其烦地帮助当地人医治简单的病症。等到闷热的酷暑时节过去，华西协合大学就开学了。在苏道璞来到成都的第10个年头，他成为了华西协合大学的副校长。成都也再次换了主人。军阀杨森入驻成都市。杨森施行的“新政”忤逆着五老七贤的老规矩，却无意中迎合了西方传教士的现代化思想。1924年，华西协合大学成为中国西部第一所男女同校的大学，招收了8名中国女学生。其中就有杨森最疼爱的一名小妾。这在礼教氛围浓厚的成都，被百姓当作津津乐道的花边新闻。这名行为西化、思想传统的军阀喜欢踢足球，打网球，骑自行车。他与苏道璞私交不错。杨森看到苏道璞喜欢骑车和爬山，还对他说过，等以后他把华西协合大学到都江堰的路修通，以后你去避暑小屋就方便多了。果然，1925年年初，成都到灌县的路修通了。这条55公里长的成灌马路是成都历史上的第一条公路。从此以后，苏道璞早上从家骑车出发，中午就能骑到灌县，下午就能来到南岳庙小屋。（Charles Tyzack, Nearly a Chinese: A Life of Clifford Stubbs, Book Guild Ltd, 2013）灌县古城曾经繁华的太平桥，已于1952年拆除，原址现为蒲柏河水闸。海姆摄影。虽然战事连年吃紧，但对于成都的百姓与学校里的师生来说，20世纪20年代的日子大概是平静的。军阀、政客与外国人的轶事似乎只是报纸上的新闻，与成都闲适的生活毫不相干。然而在这平静只是表象，军政管理的混乱、中西文化的冲击、民族情绪与多元文化的杂糅，就像把多种不稳定的化学试剂强行塞进了一只火药桶，只要一个火星就能点燃成都。1925年5月，上海一家日本纱厂停发工资，引发了工人的大罢工。期间一名工人被枪杀，10多名工人被打伤。两周后，2000多名工人和学生走上了上海街头，高呼着“打倒帝国主义”“收回外国租界”的口号，上百名学生与工人被捕。5月30日，近万人聚集在上海巡捕房门口，要求释放被捕的学生。英国巡捕开枪打伤13名中国百姓，数十人重伤，百人被捕，酿成了“五卅惨案”。全国各地掀起了反英浪潮，汹涌的情绪席卷着全中国，从东部沿海城市波及到了内陆，也唤醒了锦官城的暗流。一年后，杨森已成为川军第一路总司令兼四川省长。9月的一天，杨森军中的三艘木船被常年霸行长江的英国商轮“万流”号撞沉，致船上50余名中国官兵溺江遇难。“万流”号在英国军舰的掩护下，逃往重庆。杨森得知消息后，扣押了停泊在重庆万县的两艘英国轮船，迫使英方商谈赔偿。这反而激怒了英军。9月3日，英国海军远东舰队强行抢夺扣押的船只，并猛火炮击万县城区达3个小时，发射重型炮弹119枚，城内军民死亡上千人，万县县城几乎被夷为平地。是为历史上著名的“万县惨案”。五卅惨案与万县惨案在一年内接连发生，全国各地的罢工与游行运动再度掀起。这一次，成都百姓的仇英情绪终于被点燃了。一直以来，成都百姓十分排斥洋人的势力、洋人的文化乃至洋人的科技。比如成都民间一度视“照相”为西方传教士夺人眼球的邪术，以为华大创始人陶维新开的照相馆背地里在做着倒买器官的生意。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的会长、华大医学教授莫尔思的解剖手术，更是有违人伦。作为一家教会大学，学校教授的先进思想与自然科学违反传统，华西协合大学也是成都洋人最集中的地方，自然成为了百姓讨伐的重要地点。万县惨案爆发后，10月，成都的工人、学生与百姓来到南城，过锦江，涌向华西坝。原本幽静的农田学舍一下子变得熙熙攘攘。杨森早就派了一队士兵驻守在苏道璞家。然而，不远处的大学校园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大学校长毕启走向人群，极力高呼人潮退去，以恢复学校的正常生活。美国校长的态度和身份反而激化了人群。其中不少人都是华西协合大学的学生。学生们组建了退学团，以退学明志。工人们则以罢工为条件。最终几番狼狈的交涉后，毕启妥协了，并代表校方做出三点承诺：华大周围已修筑的围墙，马上全部拆毁，恢复原有状态，所有校区，任人进出通行，不得借故阻拦；不得强迫学生信教，也不得再列宗教课程为学生的必修科；华大校务，应由华人参加管理。（柯仲生等《成都华西大学学生反帝退学运动》，《四川文史资料》，四川省省志编辑委员会，1963年）1919年，华西协合大学教育学院的首届毕业生，左二为张凌高，右一为方叔轩。从此以后，华西协合大学的副校长依旧是洋人，但校长均由中国人担任，如张凌高、方叔轩。他们都是从华西协合大学毕业的高年级学生。苏道璞在这次事件中的角色反而是亲中的，许多中国人并不觉得意外。这名英国副校长说着流利的中文，刻意与西方传教士群体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关系，反而深受成都百姓与龙溪村乡民的欢迎。他几乎就是一个中国人。（Charles Tyzack, Nearly a Chinese: A Life of Clifford Stubbs, Book Guild Ltd, 2013）华大校长住宅与办公室如今保留在川大校园的一角，与100年前华大教员的住宅风格较为接近。“为什么我们要保留治外法权和扬子江上的炮舰？”这次事件后他反思道。五卅惨案、万县惨案与华大退学潮促使他跳出了学术与传教的生活框架，开始关心这片动荡的土地，关心土地上的人民。这名本无心过问政治的科学家，享受山野时光、沐浴在上帝福音中的传教士渴望为做些什么。他开始频繁参加一些政治社团，呼吁中英两国之间的和平。有一次，苏道璞在家中举办了讨论中英关系的政治会议，并宣读了一封《致中国友人》的声明：“外国人在中国的政治地位建立在多年前的条约之上，而这些条约在很大程度上是使用武力强加于人的，我们认为这种地位的基础就是错误的，是引起民族猜疑和敌意的根源——至于外国军队驻扎在中国，我对此表示遗憾，并非常不认同。我不愿意接受外国军队的保护，并希望利用我们最大的影响力使外国军事力量撤出中国。”（Charles Tyzack, Nearly a Chinese: A Life of Clifford Stubbs, Book Guild Ltd, 2013）等苏道璞利用四年一度的外籍教授休假回到英国的时候，他已经成为了一名和平斗士。1927年，他在欧洲各地奔走疾呼，呼吁西方列强减少在中国的军事武装。他还在英国下议院演讲，呼吁中英两国之间的和平。和平并没有如他想象的那样到来。等他再次回到中国时，北伐战争的战火已经烧到了中国中部。就在同行的洋人纷纷要求江上的英国军舰保护其安全时，苏道璞却拒绝了这种庇护。他独自乘坐商船，在战火中逆着江流与人潮来到湖北、重庆，转乘火车至铜梁、遂宁，最后来到了成都。此时，绝大多数外籍教授已经撤离了四川，学校里只有7名外国人。苏道璞再度被任命为新一届的华西协合大学副校长。这名40岁的年轻副校长拜会了成都的新主人，军阀邓锡侯。而成都的上一个主人军阀杨森，深陷于万县惨案的影响，跌入了政治生涯的谷底。化学楼的楠木椅子上刻有C.M.STUBBS的字样。这批木椅已于多年前变卖拆毁。1929年的那个夏天，苏道璞与妻子再度来到南岳庙度假小屋避暑。这座度假小屋如世外桃源般避开了酷热的暑气与外界变幻莫测的局势。校长张凌高与方叔轩偶尔也会到此拜访。苏道璞夫妇时常带上两名当地的背夫，徒步穿越深山险境，来到两三千米海拔的高山上远眺西部的雪峰——那是他们无法去到的险远之地。有一天，这名对自然充满好奇心的化学博士，带着经纬仪来到直线距离10多公里外的盘龙山顶（海拔3970米）。他在山顶盘龙寺附近观望到一座位于西北方的巍峨雪山。正如他后来对海姆讲述的那样，“在雨雾中坚守了两个星期后，他尽量确定了这座山峰位置：位于其西北偏北方向42公里，海拔6200±100米。”（A.Heim, MINYA GONGKAR, Hans Huber, 1933, P11）苏道璞对海姆讲述这段故事的时候，海姆刚从成都市区跋涉三天来到龙溪村。地质学家与化学家一直聊到深夜，也许只有川西的山峰才是他们的共同话题。海姆被这个故事与故事中的无名雪山深深吸引住了。这名周游世界的探险家对雪山并不陌生，但从未亲临中国境内的大雪山。他决心要寻找到这座山峰。在此之前，这座山峰只是一座隐匿在藏地秘史与当地传说中的嘉绒神山。而在这之后整整半个世纪，这座山峰的名字才正式出现在中国的主流视野中。在苏道璞的南岳庙小屋深夜畅聊过后，海姆得知此前只有极少数人远眺过这座神秘的雪山。第二天，1929年8月27日，海姆雇了6名熟悉地形的当地向导，从南岳庙出发，决定来到这座山峰的脚下，并攀上这座山峰的冰川考察。
灌县的宝瓶口与伏龙关庙。海姆摄影。
从灌县通往龙溪村的索桥。海姆摄影。
海姆从龙溪村南岳庙出发的探险路线在书中并无描述。所幸，我通过海姆一路拍摄的照片信息、照片中的风景，以及海姆第二年发表的论文中的地质取样地（阿诺德·海姆《藏地边缘、西北红色盆地的动力变质作用》，《两广地质调查局·第二卷》1930年），进而推测出了一行七人进山的路线。这次探险考察的过程是这样的——《藏地边缘、西北红色盆地的动力变质作用》论文中的地质考察点。8月28日，在向导的带领下，海姆从龙溪村来到了映秀的水磨镇，经过三江乡，翻越了海拔3000多米高的牛头山垭口，在雨雾中穿过原始丛林。
海姆雇佣的七名当地向导。海姆摄影。
8月29日，海姆等人来到了皮条河边。皮条河是正河的下游。当时海姆并不知道，这条河的源头可以一路溯源至他一心想要寻找的那座山峰。
渡过湍急的皮条河。海姆摄影。
探险队来到河边却发现，原本架设在湍急河流上的小桥被洪水冲走了。当地向导临时召集了50名当地人，合力推到一棵粗壮的大树，再搬运到河岸做独木桥。“我们必须像走钢丝一样渡过咆哮的激流，才能到达河对岸的小山村卧龙关。”海姆写道。
众人合力推到巨木用作独木桥。海姆摄影。
卧龙关虽不及繁华的灌口古城，但也是群山中一处有人烟的村落。他们在一名当地人家里寻得落脚处，要了一些吃食。在如此偏远的山谷中，当地人从没有见过洋人，好奇的山民整日整夜地围观海姆。海姆似乎能感觉到，“我们现在一定离这座山峰很近”。但没有人知道那座山峰确切的地点。他身边的每个人都在吸食者鸦片，吞云吐雾。他们没办法再朝着原计划的方向前进了。然而，据当地人说，附近倒是有另外一座雪山，就在卧龙关西南方的50公里处。这是附近唯一的一座雪山。海姆决定，转而寻找这座名为“大雪塘”的雪山。在卧龙关休息了两天后，海姆等人再次出发了。他们顺着潮湿的河谷南下，来到邓生沟，穿过迷乱的原始丛林，在几乎密不透风的高大杜鹃花丛中砍出一条小路，在大雾弥漫中爬到了海拔4500米的地方。这里位于巴朗山垭口的东南方。他们在一处采药人的棚子旁边扎营。
攀登大雪塘的途中。海姆摄影。
然而这里还没到冰川末端。在海姆的认知中，他渴望寻找的高山，是那种带有冰川的真正的高海拔山峰。他继续在大雾中攀爬，爬向更高处，直到他爬到了“勃朗峰的海拔高度”，即海拔4800米左右。他终于发现了冰川蔓延而下的一条冰舌。在转瞬即逝的天气窗口中，他在云雾里窥见到了海拔5300多米高的山顶。
大雪塘的冰舌末端。海姆摄影。
“显然，这不是我们要找的魔山（Zauberberg）苏道璞峰。它正如这个称呼一般神秘。”海姆写道。海姆早已把苏道璞发现的那座山峰比作了托马斯·曼笔下的“魔山”（Zauberberg）。作家以魔山隐喻这动荡的世界，而探险家以魔山比喻这趟找不到目标的旅程。探险家当时并不知道，《魔山》的作者2个月后获得了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云雾间一窥顶峰。海姆摄影。
阿诺德·海姆成为了史上第一个攀登大雪塘的探险家，但是他并没有如愿找到苏道璞博士口中的那座壮丽雪山。长途跋涉三个礼拜后，他又湿又冷地回到了成都。他写道，“我们总是泡在雨里雾里，也记录下一份珍贵而详细的地质资料，却对这座雪山依旧没有一个正确的认知。”
这趟探险旅程的大致路轨迹。
海姆本以为苏道璞峰和大雪塘峰的考察已经告一段落，直到整整一个月后，海姆一行人来到四川峨眉山考察。日出时分，他在峨眉金顶处远眺。待云开雾散后，“在我惊诧的目光中，我饱览群山的全景——就像是一片更加广阔的阿尔卑斯山脉，无数险峻的雪山林立，只是它们更加雄伟。没有人知道其中任何一座雪山的名字，也没有人把它们记录在地图上。”
峨眉山顶。海姆摄影。
在遥远的北方，海姆认出了大雪塘的轮廓。在大雪塘的左侧，还有一座“冰角”，这让他联想到了瑞士伯尔尼高地的韦特洪峰。然而，海姆此刻的全部注意力反而被另一座雪山吸引住了。在西方100公里处，一座座宏伟的雪山拔地而起，海姆预估这些山峰肯定超过了海拔6000米，“但最高的那座，左侧有一条冰川，却不愿揭开它的面纱。”（A.Heim, MINYA GONGKAR, Hans Huber, 1933, P14）这名探险家想起了他曾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上读过传教士叶长青（J.H.Edgar）的一篇文章。这名常驻在打箭炉的传教士曾把贡嘎山的轮廓素描图发表在杂志上，同时间接地肯定了“贡嘎山为世界最高峰”的流行假说。“我理解佩雷拉将军怀疑贡嘎可能比埃佛勒斯峰还高的说法，在成都平原甚至在眉州可以观察到这座山峰。我印象中贡嘎山高度大概在30000英尺（约海拔9144米）……除非有科学测量依据让我放弃贡嘎海拔是30000英尺的期望。”叶长青在《贡嘎山附图说明》一文中写道。（《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1922~1923）》第1卷，第157~161页）而传教士叶长青——当时在四川最有影响力、最活跃的外国探险家——恰恰就是海姆下一个要拜访的对象。巧的是，当时叶长青就在嘉定（乐山）。也就是说，海姆下山后就能拜会他。“他可以给我一些信息和建议，告诉我如何觐见这座传说中的山峰。”海姆写道。
海姆如愿拜会了叶长青。这次失败的苏道璞峰考察之旅，反而为海姆系统考察贡嘎山域埋了下伏笔。几个月后，由海姆领衔，瑞士地理学家英霍夫（Eduard Imhof）、我国著名地质学家李承三率领的国立中山大学川西考察团，开启了“中国探险队第一次考察海拔最高的未知山峰”的旅程，也一口气命名了中山峰（以孙中山命名）、戴山（以国立中山大学校长戴季陶命名）、朱山（以国立中山大学副校长朱家骅命名）、爱德嘉峰（以叶长青命名）等时至今日我们熟知的山名。不过，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了。（海姆、李承三《国立中山大学川边调查团旅行记略》,《自然科学》第3卷第2期，1930年)这年夏天过后，海姆转而探索贡嘎山域。苏道璞在南岳庙避暑小屋的暑期也已结束，他回到了成都的住所。按照时间推算，也许就在这一年，苏道璞加入了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也许吧。几乎所有的学校高层都加入了学会，更何况这名热爱探索山野的年轻副校长了。如果苏道璞已经成为了华西边疆学会的会员，按照协会要求，他必须要在“旅行考察之后的六个月之内”发布一篇地理学术考察成果。即便苏道璞没有加入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他也有许多机会把这座山峰的方位与海拔高度公布出来，名正言顺地成为“发现”这座山峰的第一人。1930年5月30日这天下午，苏道璞在家门的锦江河畔划船。早在英国上学时，他就喜欢上了皮划艇。搬到成都后，他时常在家门口的锦江上划艇。这天划船回家后，他换了身干爽的衣服，又像往常那样骑往一公里外的华西协合大学校园。（Charles Tyzack, Nearly a Chinese: A Life of Clifford Stubbs, Book Guild Ltd, 2013）苏道璞骑到了赫斐院门口球场（距现在四川大学华西校区西2门牌坊200多米）的时候，几名身穿工人服装的暴徒突然从暗中冲出，重击苏道璞的头部。这名和蔼的传教士跌倒在地，自行车随后被歹徒抢走。他艰难地爬到教学楼门口。一名学生路过，发现了浑身血迹的苏道璞博士，“身受重伤，血流如注，令人心动恻！”（《希望》月刊，1930年，第七卷第六期）人们把苏道璞抬回家中时已是深夜。玛格丽塔哭了。校医简单包扎后，发现苏道璞“腰部腹部腿部共有刀伤七处，伤痕颇深。”（熊正德《忆我们的老师——苏道璞博士》，1984年）他很快被送往市里的四圣祠仁济医院抢救。期间，苏道璞在昏迷中醒来，对加拿大籍医生胡祖遗说，“代我要求学校转告中国政府，不要因为我受重伤，引起中英两国关系恶化。不要让英国政府出面干预，这是我的恳求。”（谭楷《苏道璞：几乎就是一个中国人》）。由于颅内伤势迅速恶化，苏道璞最终在6月1日离世，终年42岁。6月3日，苏道璞追悼会在华西协合大学举行。之后，苏道璞的遗体被安葬了华西坝的洋人坟。大概位于现在成都来福士的对面、四川省体育馆东一门的位置。如今车水马龙的鸣笛声与终日不停的建筑施工，让这里成为了整个成都市最喧闹的地点。不过当年这里曾是一处幽静的墓园，一排排墓碑下是一个个年轻的、衰老的、善良的、复杂的灵魂。苏道璞被安葬后，疑点重重的遇刺案件没有就此结束。事件发生在“五卅惨案”五周年的同一天，这是否意味着什么？苏道璞遇刺事件不仅在西方传教士之间引起了轩然大波，更是轰动了整个成都。此时成都刚刚建市两年，成都第一任市长黄隐亲自下达训文，责令省府通令军警团缉捕凶手，并开出2000元赏银（《成都市政公报训令》，1930年6月13日）。
黄隐下达的训令。
据1936级化学系学生熊正德回忆，在遇刺事件的第二天，三名年轻人来到了附近的修车行，推来一辆二手自行车，并与老板谈好了价钱。苏道璞的“洋马儿”在华西坝无人不识。老板佯装去取钱，出门向守城部队报告。部队逮捕了三名年轻人，并押送到军警团。几天后，证据确凿的犯人被押赴至倒桑树街枪决。草草宣判死刑的行为带着一丝阴谋的味道。苏道璞遇刺案件发生后，华西协合大学为了保护师生日常生活安全，在学校边界重新建起了围墙。居住在学校周围的乡民联名上书当地政府，认为学校加筑的围墙对农田交通造成不便，请求取缔围墙。在舆论界，华大筑墙事件被视为洋人“挖壕筑城”之举。割据成都的几方势力各有居心。一个月后，筑墙事件在成都愈演愈烈，大有借势彻底铲除华西协合大学，收回学校占地校址的势头。（张丽萍《中西合冶：华西协合大学》，巴蜀书社，2013年）最终，这场筑墙风波再次被老校长毕启巧妙地化解。无论苏道璞之死是阴谋还是意外，一名用生命来换取和平的传教士激化了中国人和洋人之间的矛盾，这一点变得格外讽刺。1938年，抗日战争爆发。华西协合大学与临时迁至成都的金陵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在校园里合资修建了懿德堂，又名苏道璞纪念堂（Stubbs Memorial Building）。这栋建筑紧邻钟楼与荷花池，依旧延续着中西合璧的校舍建筑风格。苏道璞曾每天骑车到学校的那条道路——从锦江河畔的住所到小天竺街的这条小路——后被命名为“道璞路”。道璞路几经更名，现名为光明路，就和华西坝上的每一栋建筑的命运相仿。不过在半个多世纪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这些建筑的命运都显得有些微不足道了。即便苏道璞本人再回到这里，也很难找到当年生活过的痕迹。华西坝的变化很大，但又似乎没有变。锦江的河水日复一日地流淌。江边的几株古槐，依然茂盛地生长，如今已150岁有余。苏道璞家楼下的这几株古槐。它们见证过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华西坝变迁。2023年的夏天，我在一个酷暑的时节来到华西坝。我对比着华西协合大学的老地图，寻访了当年苏道璞的寓所原址。那排独栋的房屋如今早已拆除改建。唯有不远处江边的一栋老房子，还保留着当年的气息。不过在周围随处拆除动工的氛围里，这栋危房很快就不存在了。我斗胆推门走进，在陈旧腐烂的味道中，竟发现一道光，还听到了地道的成都方言。原来是住在周边的几名老太，她们闲时便来到这处空房，搓几盘麻将，摆几道龙门阵。她们警惕地看着我说，原来住在这里的人家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搬走了。我效仿苏道璞当年上班的日常轨迹，骑着共享单车，沿着道璞路，来到几百米外的广益学舍。所谓广益，正是“公谊会”之“公谊”的汉意。在上世纪20年代，苏道璞曾是广益学舍的主要负责人。当年学舍环境清幽，楼前种有十余株梅树，梅花盛开时香气袭人，成为广益学舍的标志。后来广益学舍成为了中国文化研究所的重要阵地。国学大师闻宥、缪钺等人曾在这里授课。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在这里求学。鼎盛时期就连李约瑟、海明威、林语堂也慕名而来。1920年代的华西协合大学校园地图。图中65为苏道璞的房子。1943年底，陈寅恪受燕京大学之邀，曾在这里短暂地教学授课，开设“魏晋南北朝史”和“元白诗歌研究”等课程。陈寅恪一家则住在学舍后的一座小洋楼（原广益学舍45号房）。陈寅恪女儿后来认为这是他们在流亡期间住过的最舒服的一处住所，直到12月12日这一天，陈寅恪“突然发现眼前一片漆黑，失去光明”。至此眼疾困扰着陈寅恪最后的20余年时光。如今广益学舍成为了华西幼儿园。幼童在古朴的建筑中穿行嬉闹，浑然不知昔日的大师先贤在这里讲学授课。那是民国学术界最后的风骨。穿过小天竺街，走进川大华西校区北门，我来到了怀德堂。建国后，华西协合大学几经拆分、合并，如今这批中西合璧的楼宇保留在四川大学华西校区，曾经最醒目新潮的建筑成为了成都最隐秘、最有历史感的一片区域：川大古建筑群。这几乎我每次来成都必去的地方。这批古建筑群始于怀德堂。一个世纪前，海姆在一个月圆的夜晚来到这里，他拍下了那个战乱年代中平静的校园。校园被一分为二，怀德堂隔着中轴线，正对懋德堂。懋德堂曾是华西协合大学图书馆（一楼）和博物馆（二楼）。这不仅是中国西部第一家博物馆，此举也开创了中国高校博物馆的先河。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的会员们把在华西探险考察时珍藏的文物，无私地捐献给了懋德堂，如叶长青捐献的史前石器，葛维汉捐赠的在汉州发掘的陶片。当年在懋德堂的一角，保存着每一期《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建国后，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的藏书与文献并入了四川大学博物馆的“葛维汉图书馆”。《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全本的影印本在2014年出版，但书中的研究成果依旧被冷落。这些藏品和杂志现在都已经不在懋德堂了。他们被运到了川大望江校区东门的新自然博物馆。在这栋气派的现代化建筑里，展出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会员们的大部分藏品。
懋德堂的一角。学会会员林则与戴谦和等人在阅览文献。
最后，我漫步到钟楼与荷花池。池塘里的荷花依旧盛开，池塘边这栋30多米高的钟楼曾经是成都最高的建筑之一。100年前，师生们站在钟楼上，在晴朗的早晨遥望到天边的雪山，大雪塘，四姑娘山，甚至还有贡嘎山。当年的哥特式钟楼已于上世纪50年代重建成中式风格。新的钟楼风格略有不同，但高度相似。然而即便我想办法登上钟楼，在四周高楼林立的现代大厦间远眺雪山也已是不可能的事情了。面对钟楼的右手边就是名为“懿德堂”的苏道璞纪念堂。1941年，华西协合大学的化学系师生在校舍大门后，挂上了一块牌匾，上书“所过者化”几个大字，以纪念苏道璞。好题。好字。化是化学的化，也是教化的化。在弥漫着化学药水味的空气中，我站在牌匾下，抬头仰望，穿门而出。所过者化。苏道璞是否是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会员的问题一度困扰着我。他从没有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上发表过文章，也没有在学校做过任何一次边疆主题的演讲。在“葛维汉图书馆”周蜀蓉研究员统计的《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会员表》中也没有苏道璞入会的记录。这张表上记载了从1922年创会至1950年学会解散期间，每一名会员的信息：中英文名字、国籍、职业身份、工作部门、居住地址与入会时间（周蜀蓉《发现边疆：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研究》，中华书局，2018年，第304~327页）。唯独没有苏道璞。直到有一天，我在成都天府人文艺术图书馆花了整整一天，快速浏览《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会员表》的全本杂志，偶然翻到一张纪念苏道璞的专页。这张纪念页上提及苏道璞一生的身份标志：我们的友人、传教士、老师与科学家。另外一行大字赫然写道：Member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会员）。苏道璞遇刺不久后，玛格丽特带着妻女回到了英国。苏道璞的手稿在之后的战乱中失传，包括那座6200米神秘山峰的详细信息。幸运的是，在苏道璞与海姆短暂会面之后、遇刺之前的这短短半年中，苏道璞曾在信中把他观测到的数据，无私地分享给了海姆。“苏道璞在来信中说，苏道璞峰的位置约为北纬31° 10' ，东经103°，位于卧龙关西北20~30公里的直线上。东至岷江，西至小金川。巴朗山垭口位于其东南偏南的方向，海拔5000米的虹桥山垭口位于其西北偏北的方向（海姆注：其方向可能有所偏差。经后期校准，大约在西偏北14°，由于玄武岩的地磁干扰，可能有5~15°的偏差。）。后者以北的山脉也是绝对的未知领域。或许还有可能发现更多6000米级的山峰。赫立德曾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中的《海拔一万四千英尺高的四个垭口》中有过清晰地阐述，并绘制了1：10英里（1: 650,000）比例尺的草图，但其中没有任何关于这座山峰的信息。”（A.Heim, MINYA GONGKAR, Hans Huber, 1933, P12）海拔6200米的M.Stubbs在地图中的位置。A.Heim, MINYA GONGKAR, Hans Huber, 1933.在那个现代光学经纬仪刚刚发明的年代——1920年，瑞士人刚刚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现代的Th1型光学经纬仪——苏道璞观测到的数据（31° 10′, 东经103°）与今天四姑娘山主峰的坐标（31°06′，102°54′）比较吻合。考虑到他朴素的测量仪器、地磁干扰以及仅凭一己之力在极端天气下的测量，这个数据甚至精准得有些超前了。再结合前文中“盘龙山西北偏北方向42公里”与“海拔6200±100米”，我们几乎可以确定这座山峰就是今天的四姑娘山幺妹峰。
盘龙山到幺妹峰的测距正好是42公里左右。
海姆认为这是一座人类首次发现的神秘山峰，就好发现了一片新大陆、一个新的物种。他根据所谓的“新发现者命名”（neu erfundener Name）原则，郑重地将这座海拔6200多米的山峰，命名为“苏道璞峰”（Mt. Stubbs），并“向这座山峰的发现者成都教授苏道璞博士（C.M. Stubbs）致敬。”（A.Heim, MINYA GONGKAR, Hans Huber, 1933）是的，苏道璞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无意间发现了四姑娘山。那么，我们今天所谓的“四姑娘山”的首次发现者是苏道璞吗？这是一次微观层面的地理大发现吗？我们应该像海姆一样将今天的“四姑娘山”重新命名为“苏道璞峰”吗？或许我们要先探究下“地理发现”的定义。地理大发现这一术语源自于15世纪中叶至17世纪末，西方文明发现新大陆、新水域，并开辟了前所未有的新航道。在《地理大发现研究》一书中，川大历史系教授张箭对“地理发现”的定义是：任一文明民族的代表第一次到达了或最早了解了各文明民族均前所未知的地表的某一部分，或率先确定了地表已知各部分之间的空间联系。（张箭《地理大发现研究(15-17世纪)》，商务印书馆 ，2021年，第6~14页）张箭认为，所谓地理发现应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有比较正确的叙述，保留在口头上和记忆中；二是用文字比较准确地记录下来，保留在图书文献中；三是用缩微的图画、几何图形比较准确地绘下来，保留在地图册和地球仪上。“只有做到了这一步（第三步），才能说在地理发现的范畴内完成了对该地域的了解和认识，从而完成了对该地域的发现。”张箭在书中写道。早在《四姑娘山历史溯源考》一文中，我较为完整地呈现出“四姑娘山”的史地文化。四姑娘山，即当地嘉绒宗教文化中的斯古拉·旺秀占堆的历史可以追溯至2000年前的苯教经典文献中。这座山峰的宗教学叙事不仅在当地原住民和苯教法师中口头传唱，也被记录在了古老的典籍之中。正因如此，根据“名从主人”原则，四姑娘山最正宗的名字应是沃日·斯古拉或斯古拉·旺秀占堆。
长坪沟喇嘛寺中的古壁画，墨尔多山神。由于这座据传供奉斯古拉神的寺庙在文革期间被毁，许多关于斯古拉山与苯教的秘密也都随之消散了。日本登山者于1981年拍摄。
然而当地人对这座山峰并没有较为科学地认知，直到上世纪60年代末的中国青藏高原无图区测绘任务与1980年四姑娘山的首登，这座山峰的科学数据才被记录下来。因此，在1970年之前，关于这座山峰的海拔高度、在中国版图中的方位、乃至山峰基本的轮廓样貌，除了生活在雪山脚下的原住民，大部分听说过“斯古拉·旺秀占堆”的人们并不一定真的了解它。它与其说是一座地理上的冰雪山峰，不如说是一个仅存于经文中的宗教符号。如今，这套我亲自梳理、较为确信的四姑娘山近代史被改写了。虽然苏道璞并不是严格意义上发现四姑娘山的第一人，却是第一位用科学的方法记录这座山峰的海拔高度与地理方位的第一人，即张箭教授所谓的“第三步”。但这一步并不完整。如果说“发现”这一动作序列——“用缩微的图画、几何图形比较准确地绘下来，保留在地图册和地球仪上。”——是从苏道璞首先开始的，那么将这个发现在世界范围内公布出来的后续步骤，则是由海姆接力完成的。1933年，阿诺德·海姆的著作Minya Gongkar 在瑞士出版了（ARNOLD HEIM, MINYA GONGKAR, Hans Huber, 1933）。这也许是世界上第一本系统介绍贡嘎山域或川西山峰资料的国际出版物。遗憾的是，由于较高的语言门槛、复杂的世界局势，以及中国尚未发展的地理科学，这部重要的著作远在欧洲出版，在中国却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中的一篇书评不痛不痒地提及了这本书的重要价值，之后便淹没在了时代洪流之中。（Gordon Agnew, Minya Gongkar By Arnold Heim,《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1933~1934）》第4卷，第278~283页）在这部著作的开篇导言中，海姆回忆了他如何拜访苏道璞、寻找那座神秘雪山的失败过程，转而将目标重新锁定在贡嘎山域的故事。虽然贡嘎山与四姑娘山在宗教历史中并无实际联系，但蜀山之王与蜀山之后的命运曾在海姆的两次探险中短暂地勾连在了一起。这名探险家在书中总结道，这座海拔6200多米的山峰，“可能是这片山域中最高的山峰，拥有大面积冰川，位于灌县以西65-70公里、以北10-18公里，可以沿着皮条河，从卧龙关出发抵达。”（A.Heim, MINYA GONGKAR, Hans Huber, 1933, P252）
这注定是一趟艰难的旅途。海姆摄影。
海姆赋予了这座山峰历史上的第二个名字，苏道璞峰（M. Stubbs）。也许“苏道璞峰”并不是这座山峰的原始名字，但至少比40年后的“四姑娘山”之名年代更久远，也更有意义感。自有人类文明以来，无论是海姆书中的贡嘎群山，还是海姆、苏道璞尚未有机会探索的川西北群山，广阔的西部山岳地图几乎是一片空白，鲜有探险者抵达。海姆最后在书中的预言，更像是赠给未来登山者的寄语：“在藏地边疆的这些阿尔卑斯风格的山脉中，还没有任何一座山峰被攀登过。对于探险者和旅行者来说，这将是一片伟大的空白区域，数十座6000至8000米不等的壮丽山峰等待着首登。 当我翻阅完这部90年前出版的Minya Gongkar 时，我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使命感。四姑娘山，或者说“苏道璞峰”，在1929年的那个夏天由苏道璞用经纬仪观测“发现”，又在1933年被阿诺德·海姆昭然于世。然而一个世纪以来，这段故事依旧无人知晓。在中文、乃至英文世界，这仍然是一个极度隐秘的故事。苏道璞的“发现”还差最后一步。这一步，也许将由我完成。于是，此刻，我敲下了这篇文章的最后一个字符。
特别感谢Radium（朱镭博）
对本文的帮助与支持。